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武汉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政策，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当时中共中央对此事件做出严肃处理，7月27日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为一“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称：“‘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此后，几乎全部涉及武汉事件的记述、回忆、分析、论说文字，均按此基调演绎、辗转复制、臆断（仅仅是所谓“破坏文化大革命”被悄悄淡去），严重违背了基本事实，出现了对于毛泽东、周恩来和真实历史的一种反动。

历史的实际情况和事件的本质真是1978年湖北武汉军政当局说的那样吗？究竟武汉问题是林彪和江青策划处理，还是毛泽东亲自坐镇武汉、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与中央亲自筹划处理？究竟事件是体现了林彪、“四人帮”反对毛、周，“破坏文化大革命”，还是充分和实质性地显示了反对文化革命的体制性、群体性的力量，对毛泽东为首的文革司令部和文革路线的强烈抵制抗争？这既是个严肃的史学问题，也是一个极其严肃的现代政治学、法学问题。本文在历史事实再考证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澄清事件的事实真相和实质。在重新考证中，大量地引用了亲历者的口述材料。

笔者在文革发生业已40年之后，再来“回到历史”，陈述与廓清事实。基于我们伟大的历史的民族，长期来在热衷于历史讨论的活动里，却总陷于相互追究与政治指责的循环，我们在指责中研讨历史和政治，从而也掩盖历史、戏说政治；一代民众的集体记忆，也被人为地消磁抹去。彼时为了某些历史政治的需要，维护某些历史人物A去指责另一些历史人物B，此时又为了另一些历史的政治需要，反去指责A而去维护B。有时“为了”维护人物A不遭受新的指责，转而去指责已被指责过的人物C；“为了”维护群体Crowd不被指责，反过来去变本加厉地指责乃至压制一再镇压过的群体Group。我们几乎很难站得更高地理性地来辨认和总结历史悲剧，也更难从现代政治与政治民主的角度，看待业已发生的和应该吸取的教训，我们还站在前一时代的政治学圈子里争辩历史；要从历史人物与各个群体的心态及其不可违背的政治文化环境，学理地看我们民族、政党、军队的整体悲剧，似乎显得太早了一点。

40年过去，整个民族似未从历史的阴郁投影下走出。我们难以超越历史。本文也仅仅是试图站在投影之外来述说历史的事实，以纪念文革发动的四十周年。

一、周恩来代表中央主导处理武汉问题

长期以来，官庭与坊间诉及1967年的“武汉事件”，隐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及文革决策者毛泽东，和操作者周恩来处理问题的既定方针，特别是掩藏周恩来的初衷、活动和主导作用，夸张扭曲为林彪、江青预谋的——甚至被称之为“小爬虫”王力的破坏活动作用，这种违背历史真实的价值取向是极欠公正严肃的非学术行为。1967年7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对处理武汉文革的问题，已有既定的原则精神，他们亲临武汉、亲自接谈，劝导部队干部；在发生“7.20”事件之后，周再赴现场，与毛泽东商议处理，组织毛的转移、营救王力，返京后以中央名义召集武汉军队要员到京学习集训、召开中央常委会议批判陈再道和事件之“叛逆行为”。这些，都不是王力和谢富治能够办理的。

1．周恩来7月18日讲话的出台

实际上，在着手准备处理武汉问题时，在具体解决武汉问题、处理武汉事件与事件的善后中，周恩来始终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是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代表毛泽东和中央对解决武汉问题的表态，表达与贯彻对处理武汉问题的基本方针，接踵而至的“7.20事件”，针对反抗的也正是这个讲话的精神实质。

7月13日会议上，毛泽东并未明确解决武汉问题的具体办法，仅仅是商议去不去，毛就全国形势和军队讲了一些大道理，并未谈武汉具体事宜。在7月9日前，周恩来还持文革碰头会定的在京解决的意见，并未去提出什么解决方案；之后，也无明确要求和精力，起草处理武汉问题意见。特别离京前夕，他还信告李富春等“我有任务离京两三日……”[1]，并未准备久留武汉。王力说[2]：“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中央讨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可见，按当时运作和周恩来的惯例，他对于复杂的局面并未主动请缨——由自己出面、主持解决问题，至少到了此日，周才同意参加解决和主持问题。写提纲做总结至少是此后的事。

据记录杨成武回忆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7月17日深夜“（杨）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泽东”，并说“……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史无前例么，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3]杨成武拿给毛泽东的讲话稿，应是16、17日周恩来斟酌、亲自用毛笔草拟的。其背景与价值判断，来自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数月来周对武汉情况的掌握，以及解决其他省市问题的原则经验。

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旨意和自己认识起草讲话稿，当然没有认为中央意图会有什么问题。如果说他真正反省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有问题，可能是在独立师与“百万雄师”反弹闹事之后。他在主持绝大多数的（各地问题）接见、谈话、决策、起草文件，绝非林、江。他和毛泽东一样十分自信：到武汉是可以既排除来自右的、抵制文革的干扰，又能够排除来自“左”的、无政府主义的干扰的。对武汉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对历史的搭档面对面商量、就地起草讲稿、实地处理问题，远在京城的林彪和江青实在是鞭长莫及。

王力《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4]是这样说的：“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誊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总理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的讲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周总理传达的中央方针更厉害，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没有说……”。在公开出版物，王力也申辩说[5]：“主席和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讲得就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主席一条也未改变”。

王力陈述的中央精神，在杨成武的回忆里也同样披露，集中在毛、周讲话里体现出来。

要历史地理解当时中共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周恩来于7月18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会议的总结讲话，是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他谈了湖北的形势与问题，肯定了军区在支工支农中的成绩。对于运动问题，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廿多个省的前面。……（中央）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他诚恳地批评军区：“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象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象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6]。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

在谈了形势与原则问题之后，他以个人名义谈了中央对解决武汉问题的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7]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8]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以上一至四条均是后来湖北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公开反对——双方最有争议的原则问题。后人看“武汉事件”，当然要看当时冲突焦点与争执的实质，而非表象和支流的东西，甚至把他们实际上是对毛、周的愤怒，变换成反对林、江和王力！

    2．周恩来对武汉和周边文革问题的认识过程

7月14日赴汉前的3个月，周恩来对武汉存在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表示态度；但7月18日他的总结讲话说:“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这个“当时”指的就是“‘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讲话披露出几个月来，中央对武汉问题有倾向性认识，军区的指导思想有问题，没有轻易表态是相信军区，在观察和等待军区转向，先解决周边问题以影响武汉。需要强调的是，周恩来在主持文革碰头会，在代表中央处理多个省市的问题，这些看法并不简单是文革小组几个人的认识。从本质上看，这些地方问题与湖北武汉并无二异，都是军队介入以后，造反派与军队矛盾、两派冲突加剧，我们从他处理的有关问题中，可以管窥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各地运动的基本倾向。

4、5月，周恩来主持解决四川以及重庆问题的系列谈话、会议，批发文件。

6月份，是周恩来解决河南军区问题的一个月。此前，主持河南第一次进京汇报团会议，讲话，并决定派出中央医疗队救治造反派伤员，并调查社会情况。6月4日，接见河南部队领导并讲话。6月13、14日，第二、三次主持接见河南代表；6月23日，接见河南部队领导并讲话。频繁的接见、听汇报、表态仅仅是一个方面，政府总理周恩来始终与群众接触，倾听实情和群众意见，提携拥戴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干部，调教造势文革的底层平民群众。解决河南和四川问题是当时观察湖北问题前途的一个最直接的视窗；在6、7月，武汉的军队、干部和群众的各派，都把是否会走河南、四川的道路看成十分敏感的大事。研究和解决河南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周恩来试图解决湖北问题的倾向和决心。

周恩来对与湖北问题有相似背景的各省问题，不厌其烦地耐心做工作，协调群众与群众，群众与军队、干部的冲突；文革的决策者们认为已经对湖北武汉的问题解决，创造了条件。

中央《六六通令》发出，武汉的武斗不但没有降温，其规模到6月中旬反迅速扩大，“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武汉造反派学校、工厂、广播站采取了武装扫荡，试图在武装镇反的前提下，一举清除造反派，实现夺权。“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口号，十分鲜明地表现了这个态势。6月17日，有组织的武斗队伍在汉口中心地带与造反派激烈冲突；6月23-24日，数千“百万雄师”血洗无线电厂“工造总司”，攻打汉阳轧钢厂，攻打水运工程学院、武昌险峰大楼、铁四院。并围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大楼，形势极端危急，长办造反派于25日深夜要求发放单位民兵枪支自卫，“长办联司”头头想不出办法压服下面，只有给周恩来发电报，说长办形势危急，许多人要求启封武器，请求总理指示。当晚（周从1966年一直支持的）“长办联司”收到总理办公室七字回电：“那个东西不能动”。周十分清楚6月下旬武汉危急局势和实质；“7.18讲话”就指出：“‘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安全，武斗是部分人策划的极端行为，周遵循了政治家的起码原则。

26日，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电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后来许多议论乃至研究文革历史者，说该电是康生或陈伯达个人指示所为，是指责压制军区的作为。其历史根据和政治逻辑何在呢？[9]周从4月起就搬到钓鱼台办公，主持碰头会，签发文件；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和决策。要求军区切实制止“百万雄师”挑动武斗，也是一个政府理应做出的起码政治规范。周恩来在河南问题上，就严肃批评了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挑起残酷的武装围剿。况且陈再道在7月初电话汇报周：两派武器业已收缴，形势缓和，军区按“6.26”电话精神已组织群众代表，准备进京会谈。当时陈也正确的将该通知视为中央的通知（而非文革小组个别人的批评），且是向周总理回报执行通知的情况。而7月10日，周在完全知晓电话通知和全局情况的前提下，告诉武汉代表不要来北京了。

到了七月，周恩来处理武汉问题的思路，或许已在频频的河南汇报、接见、对话中形成。他原意叫武汉军区组织各派群众进京汇报和谈判，如同河南模式。即便是没有后来的“武汉事件”显示出陈司令很难有政治能力控制武汉局势，周恩来准备留给武汉的，基本上就是解决河南问题的模式，1967年7月18日的讲话，和对河南的八次讲话（周恩来到场讲了6次）原则完全一样！毛泽东与周恩来无非坚持要求陈支持“三钢三新”，让他们认定的革命左派——造反派群众拥护“已经认错的”一位军队老同志嘛！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基本倾向，是今天把文革作为历史来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的不应回避的问题。

7月13日当天，周恩来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称：“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而湖北及比邻的川、湘、豫、赣数省，是当年两派群众武斗特别剧烈，也是中央明确要支持的革命造反派与部分军队干部冲突激化的地方。

周恩来确确实实、时时把握毛泽东当年文革的一个意图，要让革命造反派在这场斗争里得到支持、锻炼和壮大，不能让造反派吃亏。这一基本取向，决定了他处理湖北周边地区和武汉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态度。

3．周恩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准备

为掌握和处理种种问题，在当时的政治原则下，周恩来有着他的规范的信息渠道。

1967年元月武汉批斗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周恩来就密切掌握武汉情况，南下学生向他办公室汇报，周还做出有关指示；并于元月29日凌晨接见过他们联络的“斗争王任重指挥部”造反派，听取关于武汉批王、夺权、群众组织情况的汇报[10]。武汉的信息是通畅的。毛、周都研读小报与各种资料。周恩来有自己非常完善的信息系统。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合署“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对外承担接待任务，特别是国务院的信访室在原有基础上，也增调了部队人员，研究群众来信，提供总理秘书或直接送周恩来。周在郑州与武汉地区的多位联络员，就与各派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收集与递交各派群众的材料。文革记者站和办信组提供的大量信息，均要送达几个常委和江青，周恩来亲自同意调配记者、过问记者站工作，指导他们工作。他专门对记者站同志说，中央领导是将各军区汇报和其他渠道汇报的情况结合起来，两边对着看，分析与作出判断的。他的判断并非听信某些群众倾向，而是在看了军区的汇报后作出的。[11]联络员也将周恩来的意图和要求，中央规范与制约群众的愿望，传达给群众。在6月、7月，总理联络员就多次与武汉群众接触（在汉或北京）。

在7月15-17日的汇报过程中，周恩来调查信息、证据十分充足。后来军区支左办公室在揭发里，就指出：“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的很”。为证实武斗挑起的真相，周将一派组织武斗的“调令”都向军区领导呈示出来了（这是造反群众并不知道的）！争论的焦点是工人总部的翻案问题。周要求军区释放工人头头朱洪霞，在摆事实的调查材料里，就有朱的材料，长达一万字，说明周恩来对于解决武汉问题，是早有自己的调查研究与思想准备。而这些材料，都不是王力一行带到武汉的（也不是江青提供的），据办事组张根成的回忆，他与谢富治、王力6月下旬离开北京，根本没有去武汉的任务，更没有任何涉及武汉的文字材料。

关键的是，在7月6、7、9三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到毛泽东处开会，至今任何研究未曾披露毛、周商议的内容；但毛泽东就在此时给周提出南巡武汉，也完全可能涉及到毛泽东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的基本原则，周就紧接其后（10日）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指导湖北武汉文革运动的精神，应与当年其他省市问题的处理原则无二：批评部队在支左工作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造反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团结对象”。大联合夺权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在武汉“7.20”事件发生前夕，最高决策层内部思考讨论的和公开的表态都是如此。在6、7和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实际上他们已经商议、统一了行止取向，在13日会上，周很快就不再做无效的说劝，断然地当场布置出发的一切要事。1967年异乎寻常出现党政军高层大队伍随同毛泽东南下武汉（毛、周共赴东湖南巡，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毛泽东“御驾亲征”解决一个地方的问题，在文革里也是唯一的一次）。周恩来的关键任务，就是配合毛泽东，将作为一个主角出面解决武汉问题，而不在仅仅保护毛泽东安全的层面上。

在周恩来的准备里，还涉及到军队和保卫问题，他都亲自考虑和安排了。如周恩来讲要谢富治来，因武汉部队是谢的老部下，是意味深长的。周在14日一见到谢富治，就道出军队序列渊源，谢反而未曾注意；毛、周毕竟是率兵多年的最高军委领导，毛泽东认为解决问题，部队是关键，无庸置疑，周在去武汉前，军委的毛周决策核心已经研究过武汉部队问题，这大概也与确定倚重武空，由刘丰负责毛泽东安全有关。又如，周亲自安排将东湖宾馆工作人员里的“百万雄师”的用造反派工作人员换下来。后来悲剧性事实也说明，个别工作人员，就在20日凌晨带路去冲击了百花二号——找谢富治论理。

    实际上，周恩来对武汉问题还做了大量艰巨的善后工作。事件之后，他与毛、林频频联系，商量处理原则与方案、落实军区领导的任免、组织军队干部集训、保护部队干部、组织维护武汉的新秩序；面对因反击“7.20事件”而滋增加剧的“揪军内一小撮”浪潮、两派对立加剧局面，他在致力维护中央政府权威和秩序同时，促成毛、林抛出武汉英雄的王力以平“军愤”。特别是在8、9月文革航船大大转向之后，周陪同谢胡一行到武汉，阿尔巴尼亚战友实地考察文革的胜利成果；他极为诚挚地就地安抚和调教了在“7.20事件”后取得新的地位的武汉军民，毛泽东关于支持、提携、告诫革命造反派的意图，得到体现。

二、武汉“720事件”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抵制

1967年7月17日，湖北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不经意说了一句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话：“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12]话虽出自原来属于公安内卫部队的一个基层军官，却天才地预见了2天后的武汉的政治变动大势！我们的回顾，不仅仅是历史政治事件本身，也涉及十分有趣的群体心理活动，文革的“派”与“观点”的歧义，似乎磨灭了“官/民”的分层，运动触及各个阶层的人物，上下众生无不卷入观念与灵魂碰撞，官员几乎和学生一样情不自禁和不同程度地，用文革惯用的思维方式或相近的表达方式，在思考与表述；各类群体心理也包括了军政官员、中下层干部，并不仅仅是普通工人、学生。

1．“7.20抵制”的思想由来

实际上，湖北省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领导思想上较早也较深地——同样以文革的思维方式卷入了武汉运动。早在2月16日，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以师党委名义致信中央军委（送在京的陈再道司令、钟汉华政委转呈），云：武汉地区局势紧张，有一个地下黑省委，控制部分造反组织；军区情况复杂，唐(副司令员)、吕（政治部副主任）自杀身死，李副司令等有接管两级军区的计划；张体学（省长）幕后指挥搞假夺权，造反派组织互相打砸抢。据说军区将29师（8199部队）调市内，却未与独立师通气。“社会上流传‘血染武汉’的谣言，说有兵变的危险”。他们在部队中散布“两级军区都有问题，不能信任，时刻有兵变的可能”；“在两级军区瘫痪的情况下，我们师的担子很重，不能按常规走路，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反革命暴乱和兵变”。陈、钟首长表扬了这种时兴的风声鹤唳无限上纲的猜想。[13]要注意的是，防止“反革命暴乱和兵变”的说法，首先是独立师在“7.20”5个月前提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陈、钟首长当时也曾电示某几个常委要团结起来，暗示其他常委是坏人，在军区常委内造成了事实的分裂。

7月10日周恩来通知陈再道，中央决定就地解决武汉问题。陈、钟召开了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陈再道作了指示，给军区支左工作定调子，统一口径：“一是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二是“百万雄师”是客观存在，是革命群众组织，对他们要帮助、教育、提高，我们赞成这个组织，支持这个组织；三是……各单位要把对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的看法的材料准备好”。并一再强调对外口径一定要一致；他的准备与中央的意向大相径庭。但独立师领导和军区的一些中层、政工干部，分析了全国情况，对于即将到来的情势，却并不乐观。11日，独立师就在师里详细传达了军区会议精神，还集中讨论了三天，并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讨论、统一认识。独立师负责支左与军管，深深卷入运动，他们对于公检法军管、逮捕造反派、顾问并支持“百万雄师”武斗，负有具体责任，当然对于即将到来的与中央“摊牌”，决定自己支左工作是非“政治命运”，精神十分紧张。

陈再道后来在12月1日的检讨中也诚恳地承认：“7月9日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麽！‘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所以这个就是你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做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就把保守势力搞起来保自己”。

这点，周恩来在7月18日的报告里就明确指出了：“‘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认识上的冲突在几个月里早就形成与积聚了，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谢、王到汉2天（16日），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明眼人都明白，“百万雄师”情绪的把谢、王看成脱离工农兵的“钦差大臣”（造反学生是“臭知识分子”）。这里，他们采用毛早年批判本本主义和王明的话语批评王力的“工作方法”，针锋相对的正是毛泽东1967年的文革路线！

17日凌晨，谢、王到“百万雄师”总站，严厉指责他们确实十分反感的这一派群众；其头头也不客气地顶嘴道：“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这次是他们与中央代表的第一次接触，就显示出“百万雄师”对中央意图的疑惧，预示了决裂和对抗，[14]谢、王丢失了缓和保守派情绪的唯一机会。尽管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周恩来15-16日在军区的讲话精神，但已经十分敏感：由谢、王等文革要员代表中央，决不会倾向保守派的。

调查记载：19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对“百万雄师”讲话，“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15]讲话反映出部队对于全国形势认识，与中央文革十分疏离；军区担心对问题一个个的处理，将不利于武汉，担心“犯方向路线错误”，因政治恐惧而对河南方案造谣。中原问题相互沟通、影响，这点周恩来7月18日就在军区公开说了：“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

实际上，武汉部队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研讨了内蒙、成都和河南军区的问题，研究了中央的态度，对解决这些地区所谓“保守派”的方针政策，表示极不理解和极其不满。当时最担心的是湖北走四川、内蒙、河南的道路，引致军队和保守派前景凄凉。这些忧虑后来以大量对抗性言论、标语——甚至谣言表示出来。独立师明知道前景不妙，爆发了对中央决策的反抗，是退无可退，铤而走险的（明明知道对内蒙军区反抗闹事的批判压制）。独立师蔡炳臣政委纵容部下“炮打”中央，是经过思考的暴力性抗争。当时与“百万雄师”共同奋斗的一些大中学校红卫兵，通过调查分析，在7月初也提出形势和前途的报告，他们冷静地看到全国运动的走势，对即将到来的两方谈判和中央表态，并不乐观。

独立师对武汉运动的认识，也来自长期的负面宣传。战士邹顺驹在事后回忆[16]：“平常他们……在各种场合下，向连队的战士们大量灌输恶毒污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舆论，把三新二司的学校和他们所在的民众乐园描写成恐怖世界，人间的地狱，渣滓洞的宫殿，把三新二司的革命小将说成混蛋流氓和杀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说6.17大血案，解放军去制止武斗的一个加强团的人被民众乐园的牛鬼蛇神杀了一大半，邱少云生前的英雄连队死的只剩十几个人，一个空军女广播员被三新二司拉进民众乐园脱光了衣服，开腔破肚，割了脑袋，说他们杀人放火，抢友好商场，抢粮店等等”。

邹某在事件后的这个揭发是真实的。在独立师，有人利用传统政治的说教，散布谣言妖魔化造反群众，强化了独立师指战员的心理对抗，调动了体制性的对抗。

这些情况，已充分说明在周恩来到武汉和事件爆发之前，部队与“百”派群众中业已高度积聚了对中央处理其他地方类似问题与中央文革的极端不满。这同时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心理问题—人们以为法国古斯塔夫 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仅仅是批评雅各宾群众狂暴的——适用今天清算造反派的理论著作，其实该著针总体的群众政治狂飙里的群体心理，而非专对“派”与下层群体；该书也概括了被虚幻谣传暗示、挑动的“法国现象”：“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17]

事件当天，独立师一些中层干部和指战员讲话，就更深刻地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共中央的文革路线，有着从感性到理性的反抗：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在20日被抓走游街，车上军人对他说“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言简而意赅。要注意，讲话的仅仅是一个基层指战员啊。后来张被带进8201师部，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就对他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

在社会上，群众的言论也十分说明问题：“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甚至“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这哪里仅仅是几个普通军人和群众，针对小小的头脑发热的王力，真是一反到底，简直是今天批判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文论了！

这些言论映射出军队不愿意作为文革司令部的驯服工具，要叫板要较真了！他们对周恩来传达的中央精神造反也是直言不讳的。以8201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绑绑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呼吁》顶头是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百万雄师”也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有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传统的政治文化，在事件的发生与深入里，起到最关键的作用。这是体制性的与群体性的浩大反抗。在部分军人和自觉的“百万雄师”的理念中，文革当然是一场镇压反革命、牛鬼蛇神的运动，就是要压制和镇压造反派，他们的方向全然没有错，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

从群体心理来看，“有意识的行为，是主要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18]；而在“720”非常时期里他们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的群体性行为，也是传统的长期性固有的利益与动机的必然结果。有意思的是，熊彼得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谈到民主政治时，就述及勒庞的群众心理研究，告诉人们“人在群集影响下其行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激动情况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而且“群众心理现象绝对不限于在拉丁市镇狭窄街道上暴动的暴民。每一议会，每一委员会，每一由十几位60岁开外的将军组成的军事会议，无不流露出暴民闹事时那种十分触目惊心的特征，特别是流露出责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对非逻辑影响的较多的敏感”。他述及的法国现象或许对我们思考文革中的泛群体心理现象有惊人的趣鉴。从抵制文革的思念、舆论到以下具体的抵抗，无不如此。

2．汇报过程里的抵抗

周恩来和谢、王到汉后，军区与独立师某些领导就有泱泱不乐。未通知陈再道到机场接总理，使陈寒心。安全保卫问题上又产生猜忌——张根成说，“总理把8201部队（独立师）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大家一开始就发现蔡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好象不相信他们”。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提出多项建议加强宾馆保卫，如调8199部队人来；钟汉华政委一律不采纳，并说“8199部队与8201部队之间有矛盾，还是不调8199好”。钟政委后来检查（12月1日）：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东湖，保卫科长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我说29师和独立师有矛盾，就不了了之。

更突出的是，军区领导对周恩来的讲话和谢富治的指责意见很大。钟政委事后检查说[19]：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由于我们反动的立场，就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的反革命决心不变，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钟汉华这个“逼”字，用得再好也不过了。特别是后来就发生了会场外的“逼宫”。

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后来披露军区向总理汇报的实情[20]：“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同志们，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

另方面，周恩来在17日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思想工作；但陈再道不知周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毛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顿时十分抵触，不满周讲话，当场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又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嘛。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以至愚钝、傲慢与率真地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对于这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周也气的得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21]

这一内幕，可名曰：“陈将军问鼎东湖”。陈的不满除了现实运动外，话中有话，似乎，在文革认识冲突背后，有一个深刻的未曾抚平的心理创伤：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历史冲突。或许，陈与周四目对视之时，脑海里既难有“工人总部”也没有“百万雄师”……！

后来15军王新政委揭发陈煽动下面干部在会上给总理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军区王步青副参谋长也揭发钟汉华埋怨军区整理的材料没有及时送交总理和汇报。

陈再道后来也检查说：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

3．中央精神被透露——部队如何出现反弹

周总理讲话精神在18日当晚就被泄露了：在独立师迅速传达，后又传到社会上。

独立师干部事后揭发：18日夜，军区会议精神由8201部队的蔡政委回去决定传达到该独立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蔡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群情激愤；牛、蔡二人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祸水引向王力。

蔡又向8201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实际上，关于王力的政治谣传，在15、16号已经在社会上散布。

独立师事后揭发[22]，18日常委开会研究决定，19日上午各团级干部参加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深夜，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蔡炳臣家开会，第二天突然扩大了传达范围。周叫管理员阎保国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了会议。

后来的追查揭发说[23]：“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19日上午，除了造反派播放王力在水院讲话录音，并没有两派的任何人在街上宣扬什么“四点指示”，似乎群众都不知道什么。最先提出问题并发难者，就是独立师的人！

其置疑所谓“四点”之时，王力恰在军区正式传达总理讲话精神！今天心平气和来看历史，当年独立师蓄意宣扬“指示”，来自部队内部传达，还达不到什么蓄意栽赃造反派的程度，但40年后的场外者，总不能限于“东湖纵火案”式的“捉贼”愚弄来看问题吧？！
    调查[24]记载：19日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相继退出回到师作战部，牛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6时左右，8201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8201的工作。后来8201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区大院做工作，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已经有200多独立师的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六台宣传车倾巢而出，大喊大叫，半个晚上跑遍了武汉三镇……对此异常行径，独立师的干部提出疑问和意见——19日晚12时许，六团翟团长曾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19日下午独立师再次传达，周忠对副参谋长贺言生说：明天在机关勤杂人员和直属分队传达周总理指示……晚饭后周忠突然要提前传达，首先由周忠传达，未传达完就哄起来了，然后蔡炳臣接着传达。22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动员，后讲不下去，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完，院里就哄起来了，要去冲军区。（按：当时冲击军区，一是要阻止军区领导公开检查，二是要面见谢、王申述）独立师的战士邹某回忆：19日晚上，（师370）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大批工作人员便杀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军区后勤政委于某在夜12点带领3个人到370医院传达军区的指示，遭到工作人员的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反映出了当时部队的情绪。

事件发生后，独立师干部揭发说：“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在一天之内将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贯彻下去，在传达时，按其所需断章取义，尽力歪曲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挑起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对首长的不满……”

另一个很关键的参考情况是：也就在19日陈、钟军区首长已经按中央调子认错，起草、印刷公告，去释放造反头头时，军区有人让另一群众组织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接去，告之：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听话者决心要找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亲自反映“百万雄师”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意见。不过后来与独立师人员在军区食堂共同商议的具体行动是找王力、谢富治理论；随后，军、民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

4．关于事变引发的责任追究

对于周恩来18日在军区的讲话，军区擅自同意向下传达，部队部分领导故意挑动战士和群众的愤激情绪，是一个长期被忽视或有意掩盖的关键问题。官庭文革研究和种种坊间舆论总是说王力在水院泄露了“四点指示”、造反群众宣传了“四点指示”，激怒了对立面。

实际上7月18日（已是19日凌晨），谢富治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王力接着谢富治发表激情和煽情的讲话，也没有传达四点指示；而是几个方面：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从讲话全部内容看，王力在群众中没有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内容，精神大意是在中央的原则中的。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这些讲话精神显然是安抚与引导群众的；尽管头脑发热的王力支持造反派的情绪锋芒毕露，也实际上促使了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抗议与对抗。笔者的一个同学，当时在“百万雄师”总部负责两派谈判和辩论材料的整理，他们在19日下午才从街上大标语知晓有什么“四点指示”，遂打电话去中央文革落实真伪，接电人回答不知道这个精神。他们便判断“四点”是王力伪造的。

陈再道后来在回忆里说王力在17、19日两次把毛主席在汉谈话记录给北航红旗的人看，“这些人不仅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武汉造反派，而且卖力地兜售王力的黑货，进行煽风点火，武汉造反派则到处张贴大字报和大标语，表明谢富治、王力是支持他们的”。陈再道的根据不知是什么？他仅仅是一个当事人和证人，他审查过王力和北航红卫兵吗？他参加“两案”审理部门、中纪委关于王力问题的研讨吗？从18日到22日，北航随谢、王到汉的红卫兵，没有任何机会，也没有在任何场合或私下与武汉造反派（乃至北航联络站人员）通气，泄露中央的精神；尽管他们倾向于造反派，但是当时有严肃的纪律规定，他们不能向地方群众透露中央指示精神，或私自传播倾向性的话。实际并不存在王力通过北航学生泄露中央指示精神的问题，这一点纯粹是捉刀人自己的想象。

此外，是否造反群众会自造“四点指示”？按照史实和文革第一年的通例，造反派仅仅是虔诚地“奉旨”冲杀，还不具备自吹口哨壮胆那样的——生造“圣旨”的需要和胆量。

对于这点，钟汉华后来检查[25]反倒是比较准确的：“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钟政委同意独立师传达总理讲话精神，是7月18日晚，总理讲话后仅仅几个小时！这个检查是在“武汉事件”以后批判陈、钟的高压下做的，措辞未必科学准确；但后来钟汉华并未公开否定它，没有为自己公开表白洗刷，说明他清楚应该承担最先违反党纪、军纪的那一部分责任。

不过，在1967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对于武汉军区的主要领导是非常宽容的，周恩来主持举办湖北军队干部学集训班，查清事件前后情况，军队干部揭发、批判陈、钟，他们自己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以后，毛、周并没有追究他们个人责任，陈、钟安全、宽松地赋闲在京。毛周辞世之后，陈再道不再承认自己责任——作为大军区司令员，支持一派群众搞武斗，镇压一派群众，抵制毛、周解决武汉问题的指示，则是另一回事了。社会上并不知道，研究者也不知一个内情：在1980年代，武汉军区对他的“武汉‘七. 二О’事件始末”涉及一些在军内有争议的问题，军区政委严政说“他那是错误的，由他自己负责，我们党委不知道”。当时陈的秘书（该文的实际撰文者）要在《长江日报》发表，被市委婉拒；武汉军区善后办党委就该文在《武汉文化报》连载问题反映给省委宣传部，宣传部责令停止转载。[26]

文革以后，中纪委在审查谢富治问题的报告（中发[1980]77号，1980年9月）“四、紧跟林彪、江青等人，参与制造武汉‘七. 二О事件’，反军乱军”一段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赴武汉，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做了明确指示，交代谢富治、王力等人，对群众组织不要作倾向性的表态，要协助武汉军区做好部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要实行大联合。但是谢富治同王力等人七月十四日到武汉以后，背着军区党委，私下四处活动，支一派压一派。七月十八日深夜，他们到武汉水利学院，公开吹捧‘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宣称‘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而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当成‘保守派’，致使矛盾更加激化。这就酿成了所谓‘七. 二О事件’”。对于此，该报告文件的附件十一“谢富治参与制造武汉‘七. 二О事件’”里有王力自己在对中纪委的交代证言（1979-4-13），他也承认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谢富治和王力到水运（系‘利’之误）学院大讲支持与‘百万雄师’对立的‘钢工总’‘钢二司’……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都是支持一派，反对代表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另一派，激起了武汉爆发‘七. 二О’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在武汉问题上，我违背毛主席路线，谢富治和我是一个路线”。张根成证言（1979-11-16）里也说王力在群众中讲话，“这样导致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百万雄师’冲了军区”。

中纪委审查结论和（尚存）当事人自己，都认为是谢、王的讲话引发了“七. 二О事件”。然而都是文革时期那种时兴的不经论证和推理的——一步到位的判断或待罪之人简单化的低头认错。

不过，据悉中纪委对王力本人尚无有关文字结论；中纪委对谢的审查结论和附件材料里当事人王力与随行人员（文革小组、北航红卫兵）的交代、证言中，也没有去指出和追究王力等是否在群众中泄露了周恩来的“四点指示”，目前社会上和一些文章中对于他的这些指责，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王力后来在公开出版的反思录里，虽然从1979年的交代退下来，不去说自己在被审查中业已承担的：支一派、反对一派——“违背毛主席路线”引发事件的责任，但也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泄露了总理指示，而是强调政法部门不再追究他在武汉问题里的责任，自己讲话没有超出毛、周讲话的原则。

当事人兼证人陈再道同志，在中纪委也留有证言：（谢、王）“私自把总理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三钢’、‘三新’，把他们封为‘革命左派’，把‘百万雄师’和其他群众组织打成‘右派’和‘中间偏右’。他们这样倒行逆施，激起了湖北、武汉党政军民学数百万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义愤。七月十九日深夜，一场百万群众自发地揪斗王力，进行说理斗争的正义行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七. 二О事件’的真相”（1979年9月11日）。至于周总理的方针是什么？陈再道今天是否可以公开承认依然反对这个方针？他没有在证言里说。但是为什么“透露”了以后会激起“数百万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义愤”？群众是反王力还是其他？他是欲言又止的。何况，历史事实并不仅仅如此，至少，暴力抗议——揪斗王力就并非“自发”，难道到了1979年，还不明白吗？

三、抗争肇事者的想法、内心矛盾及其问题的实质

1．“720”抗争中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言行

抗争行动挑起和推动，始终在省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组织与配合下进行。在19日独立师舆论大哗，掀起抗争浪潮后，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立即呼应参加了揪斗王力，与中央来人“谈判”的斗争。

据当事人回忆[27]，19日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非决策人），赶到联络总站，总站头头杨道安叫“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和头头孙德洲主持，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按总站的策划，他们的初衷确实是：要求谢、王首长接见，和王力谈判。20日二时，在军区会议室，由独立师作战科长孙某召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开会，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子夜，冲击报馆北门的武昌“武汉公安”，持有区公安局军管会王福（独立师干部）的介绍信。东湖“园艺军”控制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和北门。

独立师干部后来揭发：在冲击中，独立师“警卫人员曾陆续多次向牛蔡报告过冲击情况，而牛蔡无动于衷，不向军区报告，也不积极设法制止……牛到时，暴徒们正在围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并不采取果断措施营救中央首长，只向执行警卫的人员说：‘我们的宣传车和部队马上就到’。……围攻、绑架王力同志。牛却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牛师长于八时许又来到军区大院……装出一副保护王力同志的样子，实际上亲自参加了对王的批斗，向王力施加压力。当‘百万雄师’不断地广播所谓中央来电时，王力要牛去制止…牛反而带回一张外面谣传的四点指示的纸条，强迫王力同志表态，被拒绝后，牛又带去一军人，气势汹汹地要王力对其四点指示或签字承认，或声明辟谣”。军人和群众要求王力澄清事实的争辩，在文革那种特殊环境下演变成为群体性的暴力抗争；王力在军区大院被批斗。当时，“余立金找到蔡，要蔡设法保证王力的安全。蔡从东湖返师部后，在作战室正给军区大院的牛打电话：‘余立金找我，要我们保证王力的安全，我想人在军区大院，首先应由军区负责，我们没有兵力。’”20日晚八时许，机关部分干部看到了所谓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特急呼吁”宣言书后（实属5团8连三个战士盗用全体指战员的名义撰写、“百万雄师”工人铅印的），曾积极建议，立即发表声明辟谣，蔡却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一分为二嘛！’后来，又有干部多次提出类似要求，蔡仍置之不理”。

21日上午，蔡指使郝文德将“百万雄师”捏造的中央来电通知各部队，继续扩大事端。

在配合性的武装围剿事态发展之中，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密切分析形势、商议对策：

调查记载[28]说：20日当晚，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的会议，拟出一个十分具体的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

2、“全面夺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

21日上午，“百万雄师”在3506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下午，“百万雄师”开会，又将揪王力“临时联合代表团”改为“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晚上，“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还进入蔡炳臣办公室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部队干部揭发[29]：次日周忠和蔡到六团某连，有的战士问周开枪可不可以？周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一我们8201为核心。

部队干部揭发[30]：21日上午，蔡向机关干部探问对事件的看法，当大家就已经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时，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深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个决定，强调“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针对干部的怀疑，22日晚又经蔡口述，传达了四条紧急命令，再次规定要坚信师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传车约50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

23日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广播王力等回到北京的消息，秘密制订计划，甚至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百万雄师”头头还召开会议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

但是迫于被动局面，次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全市游行，呼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算是对“7.20”的一种变相表态；同时坚持呼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笔者在“百万雄师”负责谈判材料的学友现在告知：当时一些搞文字工作的大学生，虽然痛恨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争，但也不同意军人和群众冲击军区与宾馆的卤莽行为，他们曾请示军区，接电人指示不要上街，仍埋头整理谈判材料；23日广播谢、王回到北京消息，他们再次请示,军区仍说要派代表上北京谈判，抓紧材料整理。到26日广播天安门广场集会，林彪出席，他们才觉得大势已去，停止了材料工作。他也随一些“百万雄师”工人群众，开始逃亡农村。[31]

    就24日的变化情势，研究者王绍光一针见血指出：“百万雄师”对陈再道个人的命运并不大关心，但他们不能理解，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对待由大多数“纯洁”、“可靠”的人民组成的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和林受到了蒙骗。……但大多数人现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态发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按：军队和群众的头头心里自然明白这点）……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明天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7月19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

从他们的实际狂暴行为和这些言论与心态反映出用暴力与愚昧抗争文革路线的历史悲剧。同时，也是一个群体心理值得研究的实例。《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中译者序恰当地提到：“在群体中间……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按如所谓“无造反精神”）的感觉之后，会产生出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

3．抗争的矛头实质已指向毛泽东与中央

“7.20”的抗争行动，单纯是针对王力与中央文革的吗？是武汉军民反对林彪、江青吗？从上述典型言论的现象和实质看，当然不是。

请注意系列极其微妙却又深刻的事：张根成回忆20日15点左右他被抓进8201师部后，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显然，在1967年独立师的干部看来，总理与中央文革完全是一回事。蔡炳臣政委进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并有针对性地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按：指总理讲话稿和其他关于处理问题的文件）”？又叫把被撕下的领章帽徽还了张。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忙眨眼示意不要讲，那人不明蔡意，还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张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不是造反了吗”？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又盘问张，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由于部队卷入政治斗争，独立师的这些典型话语，不也就是“问鼎东湖”杯葛文革吗？ （相关文字载于《东湖风云录》 P228-229）

张的这段回忆十分重要，披露了8201师、团级干部的一些认识与心态。他们的率直的矛头所指，显然并不只是王力个人，而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人已经明显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不满。当时，“百万雄师“的头头明明知道矛头业已针对中央。批斗王力时，军区叶明副政委要29师张政委让揪斗王力的头头放了王，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现场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使不知此情的师政委大吃一惊。（张昭剑2002年给杨先财、石仲泉澄清当年事实真相的信。此前，毛泽东在武汉的绝密消息，已由军区人员专门在19日告诉了“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

8201部队在直接触发“武汉事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从层面上看，该部原来是地方公安部队，习惯于按照传统思维定式看文化革命，将造反群众看成必须专政的牛鬼蛇神，而他们的认识又始终得到军区领导的支持；在支左中，8201的一些干部参与“百万雄师”的组织领导工作，而且更可怕的是，8201的部分干部参与组织了6月的一系列大型武斗，他们把部队的观点和命运与“百万雄师”结合在一起了。8201在支左前提下，非常深入地陷进武汉和军区的文革政治纠葛。他们自发自觉地投身于抵制文革路线的行动，其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讨刚刚开始。现在的文字研究和个人宣示，都是高度和热情地肯定了8201抵制中央文革的方面，把事件看成是一次伟大的抵制，不想面对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民族的悲剧，独立师在“武汉事件”中的作为也是一场军队悲剧的事实。撇开文革当时的路线是非问题，蔡政委牛师长本人，他们的一些下属，在事件中严重违反了当时的党纪和军纪，违背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独立师用暴力支持武装镇压群众和“百万雄师”暴力冲击军区、（中共中央领导人下榻）宾馆的行为，从现代政治学和法制和法理上，依然是无法说通的；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后毛泽东时代，都不应该存在以破坏法制为前提的对抗秩序的“造反”有理。

此前，内蒙军区干部战士在政协礼堂闹事，抵制中央有关精神，殴打政委吴涛，周恩来就下令逮捕了肇事者。周恩来对于受到中央文革压制的所谓保守势力的强力抵制与反弹，早在内蒙问题处理进行过程中已经有所体验，对类似问题也十分清楚。7月4日他在接见河南问题会谈军队干部时就谈到：“现在就是解决哪个省的问题，那个省的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起来都到这里来，内蒙搞过，四川搞过，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线都断了。东北那边向你们学习，马上成立三个小组，显示你们的力量，说服吗！不回去，……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诉军委了，抓几个头头。总有人在后面挑动，压中央，内蒙开始地方上动员，八九千人到京说服回去了。又煽动军队来。最后几个军队的坏头头，已暴露出来了”。他在北京严正警告的问题，旋即在武汉重演，时间仅仅过了半个月。

但是，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似乎没有估计到：就在他总结讲话、在他带领陈、钟去见毛泽东后几个小时，军区就擅自同意了在独立师上下传达讲话要点；似乎没有估计到他刚刚离开武汉，王力就在没有做通军区和“百万雄师”工作的时候，迫不及待、热情洋溢地在造反群众中显露了中央对他们的支持；也没有估计到他总结讲话后刚刚一天，军区就会有人专门告诉“百万雄师”——毛泽东就在东湖的秘密，要他们去宣示愿望。由文革的这层“败事有余”的领导干部的思维、行为模式，直接释放、催化了各派群众的行动力量。

周恩来在救出王力后，准备返京时，在东湖边与“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同学就谈到武汉事件的实质：“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32]这就是周在7月22日对事件严重性的认识。

7月25日周恩来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武汉问题直接影响到河南），也谈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26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7.20”事件，参加会议还健在的同志至今仍记得，他严正地指出该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的正式表态。听了常委会开始的这一宣判，对自己命运已有思想准备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也几乎当场瘫倒在地。

以上仅仅是当年的认识和事实；我们仅仅是试图恢复历史的实况与点明实质。

“武汉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抵制文革的思潮，是一个应当认真清理的文革异端思潮。

它是对文革不同意见面对面斗争的对抗性延伸，思想分歧外化为临时权力集团——军队并扩散在社会上，以剧烈、暴烈形式出现的政治抗争。军队将不愿意听党——毛泽东的话了！在党内无法秩序和制度解决的问题，就将在社会上暴烈地进行。这是多次历史事件业已证明的问题。

在深刻全面反思形成文革的社会形态、社会心理、传统体制之后，应该看到，武汉的事件是我们非法制国家和非现代政治文明，以及军队与党和国家关系的整体悲剧；也是毛泽东依靠军队发动文革、军队参与政治斗争、军队又反抗文革的一个历史悖论的悲剧。

1967年的武汉事件，完全可以联想起一个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东湖弄矛，意就在毛公！今天，笔者与“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反思历史，我们心平气和地谈到一个不可争辩的实质：这样实际上是反对的毛泽东；他坦然承认笔者的判断。相反的是，历史的蓄意扭曲，把矛头所向的毛泽东隐藏“保护”起来（说成是反对林彪、江青、王力），实际上把攻击毛的倾向保护起来，实际上是保护、承认、赞许、肯定了这种对中共中央的造反，从而就既颠覆了文革又颠覆了毛的合法性，创下可以问鼎威逼中央最高党政领导，可以利用军队干政的先例；同时，对于中共公开号召的群众和平运动，动用专政工具镇压有理（66年5月到67年3月的运动），对于这种镇压的和平抗议无理，组织体制性群体进行武装镇压有理，鼓动他们暴力抗议中央有理，类社会法西斯情绪甚嚣尘上。史学舆论从（文革）开始提倡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后来提倡的恢复党内民主和现代政治民主的字义层面，迅速堕落下来。这可能是身居要职的史官舆论制造者没有一下意识到的政治学与法理自身的抵牾。

1967年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反抗，既是对人，也更是对事——文革的路线和方针，反对王力仅仅是一个手段，一个现象，实质是对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理论、方针的深刻怀疑、暴力反抗。[33]这个事件，给文革的走势击响了警钟。

在毛泽东、周恩来身后，由毛周建立的——毛又没有能轻易改变的体制，对“7.20事件”平反——接踵而至大规模对这段历史“拨乱反正”，整肃了文革的造反群众，塑造重写了乃至歪曲了文革的历史事实；同时，压制反抗传统秩序的民众，反对那个“该死的文化大革命”，可以“不择任何手段”，再次张扬与合法化了反抗文革的传统暴力倾向。游民文化的暴力崇尚合法化了。

顺便要说一个公道话：当时武汉的造反群众是以激进的造反学生为先锋的，他们那时深信公开宣传的文革理论，完全仰仗中央决策、部署来解决问题，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发起对另一派群众的武斗和挑起“武汉事件”。至于1967年春夏的武汉血腥武斗，这里不需要再详细重提，“7.20”的事实已经证实了几月来的真相，一个有组织的乌合群体既然能够在毛、周眼皮下施暴，对人民群众实行准军事的规模性残酷镇压，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实了。

当然，全面地分析总结“武汉事件”的历史教训，还只有在回到历史真实和实质的基础上，才能开始进行。

此身还在梦中，此身还在狱中

似乎躲进了船舱，似乎迫近了黎明

似乎又一次触及噩梦

噩梦里的水鬼吞吃了星光

鬼判恐惧你论辩的机锋，阵阵冲动

阎罗筹划构陷你的罗网，法槌声声

白昼，白昼是什么？

群鬼并未逃亡，群鬼——

循国徽上行，沿途布设凶险

听国歌豪咏，顺势注入血腥

山水间潜藏多少疑惧？

今生梦镜从容，梦镜折射出的纠结

一一理清

血脉流布，情系族群，大地和牧场

流布内外宇宙，垂怜片瓦孤星   

烈火烧着了鲜花和骏马

瞪大眼睛，冲，冲，冲！

拯救濒危的人性

拯救蒙难的正义与法理的钵瓶

焚膏继晷

光耀头颅方正

庭堂岁月残冬一样冷凝

血汗和海水同时陷落

在一口幽深的井中……

                           2015．09．24．初稿

                           2015．10．28．改毕

1979年，粟裕在中国地图前留影

北京碧波荡漾的什刹海旁边，有一个被分隔开来的普通四合院，院里住着两户人家，前面的男主人是罗荣桓，后院则是粟裕。

两家比邻而居，和睦相处。两位男主人辞世后，家人依然平静地住在此处，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这当然不是普通的人家，也不是房管部门随意的安排。罗荣桓搬进来的时候，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粟裕住过来的时候，则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不久又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

这两个湖南老乡，一文一武，虽很少一起共事，打天下的时期，“红军队里每相违”，大多分处不同的战略区，并不很相知，却因后半生做了远亲不如的近邻，成为人生难得的有缘人。

其实，两人有缘的还远不只半辈子邻居，他们的经历与资历也大体相当，可谓半斤八两，难分伯仲。

粟裕1907年8月生于湘西的会同，罗荣桓则于1902年11月生于湖南东南部的衡东，一东一西，远隔千里，两人相差五岁。

一般而言，年龄稍大，往往意味着更容易积累资历，但对粟裕来说，罗荣桓似乎是个例外。

1923年，二十一岁的罗荣桓开始了“造反”经历，在长沙参加反日、抵制日货活动。

这年，粟裕十六岁，刚念高等小学，可谓“乳臭未干”，却也“人小鬼大”，在会同参加罢课，抗议军阀欺压老百姓。

此后两年，罗荣桓与粟裕分别在青岛大学、常德二师念书，不过圣贤书倒没读进去多少，大部分时间在搞第二职业：参加学潮，反帝爱国。

1926年，罗荣桓收拾好行李，走出了校园，但“毕业即失业”，只得回到老家衡东，当了一个愁闷的待业青年。官逼民反，他很快参加了农民运动，和农民兄弟们打成一片。

粟裕还是做他的学潮活跃分子，支援北伐，声援工农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这年11月，他还领先罗荣桓一步(七个月)，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似乎人人要过一道坎，或平步青云，或身首异处，抑或碌碌无为。

粟裕与罗荣桓都把握了人生的机遇，迎来了一个铁与血的时代。

这年，中共相继发动三次大起义，创建自己的武装。他们两人都加入了中共，分别参加了最早的两大起义：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

罗荣桓比粟裕更幸运的是，他参加的秋收起义，尽管晚于南昌起义一个月，但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来领导”，对罗荣桓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是罗荣桓后来深受毛泽东信任与不断提拔以及代表秋收起义“山头”，最后授衔元帅的重要原因之一。

“激流归大海。”1928年，粟裕与罗荣桓殊途同归，分别跟随朱德、毛泽东相聚在井冈山。

这年4月，罗荣桓上了一个台阶，做了工农革命军(红四军)三十一团的营党代表。粟裕还在原地踏步，不过转行做了军事主官，成为红四军二十八团的连长。

1929年，红四军先后召开了两次著名的代表大会：七大与九大。毛泽东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起伏，不过有惊无险，部队最高指挥官——前委书记一职先失而复得。这两次大会粟裕都参加了，耳闻目睹了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全过程。罗荣桓则只参加了后面的红四军九大。

两人这一年又开始平级，成为团级干部，而且“专业”也一样，粟裕重新捡起了政工的老本行，做了红四军二支队政委，罗荣桓则是九支队政委。

不过，因为是秋收起义的老人马，毛泽东重新成为前委书记后，吸取红四军七大自己的票数不多，前委书记选举中惨痛落马的教训，推荐罗荣桓做了红四军前委委员，比粟裕多了一个头衔。

这虽然似乎是虚职，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资历积累。1930年，两人又进了一大步。

罗荣桓的跨度要大一些，先是做了二纵队党代表(师级)，因为毛泽东、朱德上了一个台阶，成为红一军团的军政最高首长，原来的红四军就交给了罗荣桓、林彪这一文一武打理，因此罗荣桓很快接替毛泽东在红四军的职务——政治委员(即党代表)、军委书记，成了军级干部。

粟裕的速度也不算慢，紧紧跟了上来。到年底的时候，做了红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不久，又改任六十四师师长。

这一年，他二十三岁，正是当代青年在大学校园卿卿我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校外四处投递简历，为一张饭碗奔波劳碌，乃至泪眼婆娑的年纪。

一年过后，两人还是老样子，但也有不大的变化。

罗荣桓的军委书记一职被林彪接了过去，成为二把手。粟裕则转任红四军参谋长，做了三把手。

两人开始在一个锅里吃饭，有了一段短时间的共事。后来的邻居缘分，大概从这里就开始结下了。

1932年，两人依然保持原来的级别，不曾“进步”，具体职务则有些异动。

罗荣桓经已跃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提议，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则在年底成为该军团教导师政委。

以后的两年，毛泽东开始第二次倒霉，随着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御驾亲征”，来到江西，他被彻底晾了起来，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

深受毛泽东信任的罗荣桓自然也遭到牵连，被调离了主力红军，到地方上的江西军区做政治部主任，很快又改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等闲职，在长征出发前才重返主力部队，当了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因该军减员被撤销，罗荣桓不久又回到巡视员的岗位)。

粟裕倒未受到多大影响，相继成为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再次与罗荣桓平级。

1935年后，因为一个跟随毛泽东万里长征，一个留在南方丛林“自生自灭”，两人开始有了较长时间的差距。

随着毛泽东东山再起，罗荣桓很快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开始从闲职重新起步。到两年后的1937年7月，他又被重新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粟裕的官运则开始卡壳了。因为不曾跟随主力红军长征，长期远离中央，音讯不通，生死有命，职务自然也就停滞不前。

红十军团失败，番号自行消亡后，粟裕这个军团参谋长自然也就自动解职了。他将余部组成了一个挺进师，重新做了师长，一干就是三年。

当然，这时候的中国，兵荒马乱，有枪就是草头王，七八杆枪就敢自称司令的不少。如果粟裕将番号夸大一点，自封个军长、司令，也未尝不可。估计后来毛泽东或许也只得来个“追认”。

当年贺龙在湘鄂西，几起几落，常常是八九十个人就扯起一个军的旗号，人数虽少，他这个军长级别可不低。

但世殊事异，贺龙可以这样做，粟裕则不能。

革命不是为做官，这是当时比较坚定的革命者的基本常识，以粟裕谦逊低调的为人，也注定不会如此“野心勃勃”，没有一点组织原则。何况以官衔职务论才干、贡献，毕竟是后人才有的荒唐做法。

尽管如此，红军时期的罗荣桓与粟裕，在履历上还是基本相似，级别也是相当的。

抗战伊始，两人依然因与参加长征与否带来的惯性，一段时间里差距较大。

罗荣桓1937年8月结结实实跨了一大步，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政治部主任)。

这时候的一一五师，其实就是红一方面军(含陕北红军)。也就是说，罗荣桓这一职务等同于早先王稼祥的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

因为王稼祥升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原来在方面军的职务就空缺出来，毛泽东指令罗荣桓接替。

粟裕虽然可以“天高皇帝远”，不用担心“伴君如伴虎”，但职务上就无法相提并论了，这年10月他在挺进师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做了司令员。

这个司令员听起来够威猛，但含金量的确不足，没几条枪，级别自然也上不去，还是过去的师级。

1938年，罗荣桓又进了一步，做了一一五师政委，按国军的级别，上到了师级。

粟裕则成为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新四军虽然有军的番号，但其实仅相当于一一五师的级别，因此这时候粟裕是副旅级。

不过，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很快去了延安，由粟裕代理司令。粟裕与罗荣桓相差了一级，悬殊依然不是很大。

到了1939年，粟裕进了一小步，成为新四军江南(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指挥为陈毅)，掌管两个支队，已经跃居副师级行列。

1941年后，进入山东的罗荣桓成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朱瑞为书记的山东分局领导之下，开始实际指挥一一五师(实为一个旅)与山东纵队。

粟裕也进步不小，先是做了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中区书记。不久，又成为一、六师两个师的师长，管辖大江南北的苏中、苏南广大地区。

1943年，罗荣桓成为全山东的一把手，开始真正独当一面。毛泽东先一年将老资格的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纵队(下辖一一五师等部)司令员徐向前召回延安后，又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人先后调回，罗荣桓成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

粟裕则在1944年成为苏浙军区司令员，指挥苏南、浙西、浙东各部。

苏浙军区与山东军区相比，后者和整个华中新四军是相当的。

不过，到了1945年，两人虽然在党内一个是中央委员，一个是中央候补委员，但在军职上又开始平级。

罗荣桓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粟裕则因谦让张鼎丞做司令员，只担任了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华中军区与山东、东北等军区平级，是当时的七大军区之一，毛泽东在1945年11月曾给这七大军区布置组建野战军的任务：华中军区粟裕五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七万;晋绥军区贺龙三万;晋冀鲁豫刘伯承七万;山东军区陈毅七万;中原军区李先念三万;东北军区林彪二十万。

因此，粟裕这个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在隔了好几年后，终于赶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

解放战争开战后的第一年，对弱势的中共而言，是最为艰辛的时候。粟裕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负责战役指挥，在军职上与罗荣桓已经完全相等。

罗荣桓则在这年远赴苏联就医，做了肾脏切除手术，一年后才回到东北。

1948年，粟裕先是独立主持华野总部，指挥华野主力(西兵团)作战，并一度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十纵、十一纵、十二纵以及陈谢部队。不久，被毛泽东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在粟裕谦让之下，只担任了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前委书记，开始实际独立统率一个方面军。

罗荣桓这年成为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兼野战军政委，但实际负主要指挥之责的人，显然是司令员兼前委书记林彪。

从这一点上说，粟裕虽然谦让了方面军正职，但仍然首次超过了罗荣桓。

1949年春，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南下，罗荣桓又因病留在了天津治疗，随后到了北京，从此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但他仍然被毛泽东安排为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未到职)。

这年9月，罗荣桓以第四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粟裕则一直主持三野及华东军区工作，9月也来到北京，以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军委委员。

在这次新当选的二十八位军委委员中，粟裕排名位置靠前，居第十五位，而罗荣桓不是军委委员(以前也不曾进入过军委)。

也就是说，粟裕这一时期的军内职务，再次超过了罗荣桓。

在9月30日这天，各大单位的代表团团长给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的时候，这两个老乡又一次“共事”：在毛泽东、朱德、贺龙之后，粟裕第四个铲土，第五个是二野的刘伯承，随后罗荣桓代表四野第六个铲土奠基。

1950年，罗荣桓留在了北京总部，成为总政治部主任。

粟裕则继续到前线，担任攻台作战总指挥。7月初又被毛泽东“钦定”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和罗荣桓的先后副手萧劲光(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萧华(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起，出兵朝鲜。

他因病不能成行后，很快第一次出国，到苏联治疗。1951年回国，被任命为第二副总参谋长(因总参谋长徐向前未到职，粟裕实为第一副总参谋长)，即便不算粟裕军委委员的军职，与罗荣桓的级别也相差有限。

1952年，全军开始干部评级工作，正式确立军队干部等级制，并着手授衔的准备。

次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1953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

从这时起，元帅、大将人选已在中央书记处的考虑之中，也就是《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说的“军衔鉴定”工作。

最后在人选既定的情形下(即贺龙1953年透露的内定)，为使职务与军衔相匹配，罗荣桓于1954年6月被增补为军委委员、军委副主席，随后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从而在1955年9月顺理成章授衔元帅。

这一点，似乎与王树声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1954年1月前，曾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职务并不高，仅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因中央书记处决定授他大将衔，因此他在短期内，相继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

正因为此，认为自己资历不够，被毛泽东称赞“是个老实人”的罗荣桓深感不安。

得知中央准备授予元帅军衔后，他再次表现出高风亮节，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罗荣桓的请求无疑是诚心诚意的，但他的授衔与否，显然已不是个人的荣誉与待遇问题，而是代表了秋收起义以及全军的政工队伍，因此这一请求也就未被毛泽东批准。

   编辑：zhongkang😎日期：05-12
       来源：名将粟裕珍闻录
       作者：张雄文

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与粟裕在华东战场上并肩作战

毛泽东、朱德之外，最高统帅部里还有一个粟裕的知己：刘少奇。

刘少奇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与第一个接班人，曾在二十余年间受到毛泽东格外的倚重、信任。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之所以笑到最后，最高领导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得以最终确立，都有刘少奇殚精竭虑的汗马之功。

刘少奇也因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全党二把手。

但毛泽东的信任似乎有一个前提，这位二把手不能插手军队，或者说拥有自己的“山头”与“嫡系将领”。这也是后来两人不幸翻脸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的自信之源。

因此，刘少奇虽然曾做过新四军的政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乃至中央军委副主席，但还是没有机会在军事上成就亮点，未能成为后来的三十六个军事家之一，头上也就只有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桂冠。

刘少奇与粟裕的认识较晚，是在“皖南事变”前夕的1940年。后来，刘少奇对粟裕的信任与推举也是不遗余力的。

这年10月，粟裕和陈毅取得黄桥战役大捷后，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当年长征的红军主力与南方丛林的游击队，六年后终于再次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喜欢舞文弄墨的陈毅在诗里记叙的一件大事：“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粟裕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的身份，在江苏海安主持大会，纪念这一非凡的胜利，并欢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以及他带来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等人。

不久，两支部队奉命统一指挥，成立了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陈毅任代总指挥(总指挥叶挺未到职)，刘少奇为政委。这便是后来新四军新军部的雏形。

陈毅升职而去，粟裕也跟着前进了半步，开始独立打理江北指挥部。

但这时候，初来乍到的“中央大员”刘少奇，更多倚重的是早负盛名的陈毅，不仅三个月前就决定将苏北各部队(包括八路军南下部队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队)由陈毅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而且不久后他还向毛泽东提议，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以陈毅代军长”。

粟裕虽然刚创造了黄桥战役以少胜多的军事杰作，被刘少奇称为“有伟大的决定意义”，但他到底还不是军事主官，其运筹帷幄的实际内情并不为人知晓。因此，刘少奇并未对他留下后来的“黑马”印象。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成为华中战略区的一把手，一师师长粟裕正式成为他麾下的战将。

刘少奇在新四军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后的1942年3月就奉毛泽东之命返回延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之一(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但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敏锐地看出了粟裕的出色才干。

离开新四军前的1月20日，他在华中局扩大会议总结工作时，给予了粟裕和他的一师非同一般的评价。

他称赞说：“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③随后，他还具体列举了一师一些战例以及其他许多工作的成绩。

这时候，苏南的新四军六师打得不够好，有不能立脚之势。刘少奇当即向毛泽东提议，由粟裕统一指挥一、六两个师。

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粟裕也就独挑大梁，成为唯一同时指挥两个师的师长。

刘少奇经过九个月长途跋涉的“小长征”后回到延安，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其间，他对粟裕还赞不绝口，高兴地说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工作时发现两个人才，“一是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他是农村工作的专家;二是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是新四军7个师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个师长。”

毛泽东原本和粟裕有井冈山同吃红米饭的渊源，刘少奇又如此力荐这位“黑马”，自然印象就更深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由刘少奇代理其中共中央主席一职。从这时开始到第二年春天，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刘少奇决定让年长粟裕九岁，曾参与组织福建西部农民暴动，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老资格领导人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

华中军区管辖原来新四军的区域，与陈毅任司令员的山东军区平级，刘少奇此举，无疑是对粟裕相当的信任与重用。

粟裕认为，由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更有利于工作和团结，因此向华中局建议，改任自己为副职，张鼎丞为正职。

在华中局未同意的情况下，粟裕直接致电中共中央，陈述自己这一建议和理由。

刘少奇接到电报后，认为粟裕担任正职是适当的，也依然坚持原来的决定。

10月27日，华中局根据刘少奇的批复，再次宣布华中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在执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华中局和陈毅提出新四军除三师全部调往东北以外，其余都部分抽调去山东或东北。这样，不管是调往山东、东北的部队，还是留在华中的部队，都将打破各部原有的完整建制。

粟裕认为，这不利于部队的建设和作战，而应尽可能保留主力部队的原有建制，以保持传统的作风和战斗力。

因此，他多次向陈毅和华东局(华中局改称)建议，但没有得到同意。粟裕再次直接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出于对粟裕的信任，从谏如流，支持粟裕的意见，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回电说，“其(粟裕)提议是有理由的”，“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①。

1948年5月，毛泽东调离陈毅，让粟裕接任其职，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坚持谦让后，改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这一决策的运筹过程，除了战局需要与毛泽东的信任外，刘少奇的及时建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与《传檄到中原》两书，曾披露陈毅突然被调离华野的真实原因：“中央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

这个人是指刘少奇。

饶漱石早年在东北期间，就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深受其信任。刘少奇曾在华中局会议上说：“饶漱石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优秀学生!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因此，他离开新四军前，郑重向毛泽东推荐饶漱石接替自己的职务，使之成为华中局与新四军的一把手。饶漱石也由此成为华中以致后来华东战略区与东北高岗、西南邓小平、西北彭德怀、中南林彪同列的人物。

尽管饶漱石很不地道，后来翻脸不认人，妄图拱倒有知遇之恩的刘少奇，但他们曾经关系密切，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共建政后，刘少奇虽然短时间兼任过军委副主席，但主要工作在地方，不分管军队的具体事务，不久又相继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因此与从未脱下军装的粟裕交往不多，但他并未忘记这位老部下。

1955年全军授衔，在粟裕早已提出辞帅并获毛泽东批准后的9月9日，负责决定元帅人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召开会议，有关元帅军衔授予问题成为议题之一。两天后的晚上，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再次专门讨论元帅军衔授予问题。

会上，刘少奇提出对陈毅授衔元帅的异议。

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为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标准，陈毅显然也可以不授衔。

而如果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以及华东野战军(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衔元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将再次成为当然人选。

显然，刘少奇在给粟裕争取授衔元帅的最后机会。

但这两次元帅人选最后确定的会议，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均因正在北戴河疗养而未参加，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致函，主张给陈毅授帅，认为给陈(毅)授帅，对陈(毅)现在和将来的工作都没什么影响。”

因为周恩来的坚持，刘少奇的异议未被书记处通过，粟裕也因此与军人的最高荣誉——元帅军衔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

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1969年11月，刘少奇这个被毛泽东培养了二十余年的接班人，没能等上“接班”的风光日子，在饱受迫害中悲惨地辞世，粟裕也失去了一位伯乐。

 编辑：zhongkang😎日期：01-19
    来源：摘自《名将粟裕珍闻录》
    作者：张雄文

    文革中高层的很多情况，多年来，已公开披露了不少资料，使人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多的客观全面的认识。但，之中，因种种原因，也仍然有一些高层内幕的详情细节尚不为人们所知，使人们对那些东西只能妄加猜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料出现，越来越多的细节口耳相传，以求真实全面地了解文革历史。

　　这里，是对文革中十个高层人事问题的一些看法与疑惑，仅供有兴趣者参阅。  

　　（一）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总参谋长罗瑞卿首当其冲被撤职审查？

　　文革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已被国内外都认为是毛泽东选定的中央政治与军队首脑接班人的第二梯队主要成员。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外出视察，都要带上罗瑞卿，甚至回韶山为其父母坟地扫墓，也叫上罗瑞卿同去。

　　然而，１９６５年底，罗瑞卿却就做了文革第一个遭遇整肃的中共高官，随后还被划入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

　　现在能看到的各种资料，都说是因林彪想拉拢罗瑞卿未成，转而让毛泽东同意整掉罗的；而毛泽东因为要借助林彪来搞文革整刘少奇等，不得不违心地满足了林彪打击罗瑞卿的要求。

　　罗瑞卿平反后所说的一些讲话中，也只讲了林彪想拉拢他（在罗瑞卿看来），所导致的林对他不满的一些事。

　　但是，当时，不要说林彪凭其地位影响，有没有必要拉拢一个从红军时起就历来比他地位影响要低的部属，以壮其力量之事确否，或林彪敢以打倒罗瑞卿为条件去同毛泽东谈交易之事有没有可能，只从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及其统帅性格，能否出现真要这样去讨好“借助”林彪的情况，都是大有可疑的。

　　况且，从权力角逐游戏规则的平衡术来看，照理，林与罗虽级别地位不同，但都是毛的部属，而部属之间有矛盾，作为统帅一般是不会很偏袒哪一方的，除非某一部属有重大损害统帅本人的问题。

    那么，毛泽东是出于何种原因，决定要整或同意整罗瑞卿的呢？具体详情细节是些什么呢？

　　（二）贺龙到底是因什么原因在文革中挨整的？

　　贺龙是十大元帅中，在文革中唯一突遭整肃并惨死于囚禁中者。

　　另一名元帅彭德怀虽也是在文革中被囚致死的，但彭是因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老问题再次挨整所致，与文革高层斗争已无关系。

　　然而，贺龙在文革初，却还是很风光的，他还陪毛泽东一道检阅过百万红卫兵。

　　１９６７年初，贺龙突然失宠，并真正被打倒了，还失去了自由与正常生活条件，给囚禁了起来。

　　其他那些元帅们，除林彪在台上，彭德怀被红卫兵批斗，罗荣桓早已去世外，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人虽也受到一些大字报冲击，但尚无大难。就是所谓“二月逆流”即几位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事件，也没使毛泽东真正以此整他们。

　　但这贺龙为何却栽了呢？而且还栽得那么惨（他实际是活活让囚禁生活给整死的）？

　　现在能看到的说法是：林彪要整贺龙，而当时又传出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流言。

　　然而，林彪要整贺龙究竟是为了什么？

　　标准答案是“篡党夺权”！

　　只是这答案未免也太标准了，没有具体细节，没有具体证椐，实际等于没说。

　　而且，也有些可疑：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便倒了台，可是为何贺龙却并未因此受益，相反，直到１９７５年才首次为贺龙部份平反？

　　贺龙在中共历史上，除了作为一位军事诸侯参加了南昌起义，创建并领导了红二军团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那支力量最小（不足万人）的红军方面军部队外，他在解放军系统中并没有多少部属和势力。解放后，他虽也评了元帅，也是军委副主席之一，但他的工作重心很大程度，却是在他喜欢玩的部门即国家体委。

　　他的这些情况，表明了他既不会成为林彪篡权的重要障碍（如果林彪真在篡权的话），也更不可能因什么子虚乌有的他领导的“二月兵变”阴谋之事出现，而遭到毛泽东的疑忌，被毛泽东整肃。

　　所谓“二月兵变”的流言最开始是出自于红卫兵的小报，而起源又因要批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这李井泉不仅曾是贺龙的部下，更是西南所谓“三线”战备系统工程的总指挥。当时，那个神神秘秘的“三线”（肖铁 按：一九七零年之前，毛泽东一直狂想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战争就在中国大陆进行。根据他的这一狂想，当时中共中央制定了新的国土战略。即：东南沿海、西北边疆为第一线，浙西山区、闽西山区、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山区为第二线，而把陕西南部、四川全省、贵州全省、鄂西、湘西作为第三线，也就是大后方。另外，把北京西山及太行山一带划为小三线。）则被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当成搞政变搞阴谋的事了。既是搞政变的军事阴谋，当然少不了有贺龙的份了。

　　可是，对这些流言，毛泽东还不知道其真伪吗？事实上所谓“二月兵变”一事，也从来没有作为官方的什么证据过。

　　但，贺龙究竟是由于什么具体原因而惨遭挨整的呢？

　　在贺龙的平反追悼会上，周恩来沉痛地对贺龙夫人薛明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

    究竟是什么事，使周恩来也无法保住贺龙？

　　（三）毛泽东为何突然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整下去？

　　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位秀才，在文革中是有过红极一时的经历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他们，在文革初期，用他们那很受毛泽东赞赏的笔杆子，确为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立下过汗马功劳。仅戚本禹写的那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就让刘少奇读了气得吐了血。王、关、戚三位也凭其笔杆子才干，在文革中晋升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然而，没有多久，王、关、戚却很快从高位跌落了。还是文革高峰中的１９６７年８月，毛泽东就让杨成武带人将王力、关锋给抓了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对其“以观后效”的戚本禹，没过多久也被囚禁审查。

　　最令人不解的是，１９６７年７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还联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盛大的“百万军民”大会，热烈欢迎从武汉“七·二○”事件中安全脱险的王力、谢富治回京，以示声讨有叛逆行为的武汉军区的陈再道上将。

　　可是，十天之后，被中央文革视为十恶难赦的陈再道，却被毛泽东特批“同志”称呼，并没被打倒，仅送去学习而已。可是，文革“功臣”的王力、关锋却在同样是十一天之后的８月１０日，在莫名其妙中倒被关了起来。

　　现在公开的资料中说，是由于当年８月７日，王力对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个著名的“八·七讲话”，之中，观点极左得很。另外，则是王力、关锋在当年当期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有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因而，印起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毁我钢铁长城”。

　　当时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其回忆中，也说了周恩来让他将包括上述内容的材料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批阅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在看了材料后，让杨成武在毛泽东住地等一天，然后，第二天，毛泽东才作出抓王力、关锋的决定。开始，毛泽东的命令中，还包括了抓戚本禹，但在向杨成武下达他的决定令后，中途，又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让杨成武在命令中去掉了戚本禹的名字，说：对戚先再看看，以观后效。

　　决定王、关、戚下台的情况细节，应该还是比较清楚了。

　　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毛泽东决定让王、关、戚下台呢？

　　如果说是因对上述王力的“八·七讲话”与《红旗》杂志上的“揪军内一小撮”的观点言论不满，按常情，毛泽东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指责纠正就是，也可以撤去他们的一些负责职务，也完全属执行正常工作纪律。但，一下子却将他们三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上述理由似不够充分。毕竟，王、关、戚都是协助他毛泽东、为文革进行而推波助浪的干将，是属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人，何况，十天前，中央还将王力作为一个文革大功臣而举行过盛大的欢迎大会呀！

　　周恩来托杨成武送给毛泽东的材料中，究竟还有些什么内容？是否还有些杨成武现在也不能说的东西呢？

　　为什么毛泽东在看了杨成武送来的那些材料后，不能马上作答，而需要他思考权衡一整天？

　　当时毛泽东能宽容有反中央性质的武汉“七·二○”事件的首要陈再道，为什么他却会下如此大的决心，对王、关、戚采取一杆子整到底的断然措施？

    为什么毛泽东对处理戚本禹还是有些犹豫不决？

　　（四）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０日对杨、余、傅的突然打击。

　　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０日，在军队的一次大会上，林彪直接出面，宣布了军委的三个决定：（１）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并予以审查；（２）审查北京警备区司令傅崇碧；（３）逮捕法办空军政委余立金。

　　指控杨、余、傅三人的共同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与“搞右倾翻案风的小爬虫”。

　　现在已知道，傅崇碧是因为一些包括鲁迅文稿等档案材料的存放问题，无意中得罪了江青所致；而余立金则是因与空军司令吴法宪有些矛盾，而加上又有人检举证明他在“皖南事变”中有叛徒行为，而林彪是支持吴法宪的，故顺势将余立金撸了下来。

　　相对来讲，整这两个人还是顺便的“小事”，真正的大事是将杨代总长给撤职、审查。

　　在文革开始端掉总参谋长罗瑞卿后，就由杨成武担任了代理总长。文革的头两年中，毛泽东看来是很相信杨成武的，到哪儿去视察，都带上杨，他有什么指示，也经常由杨负责代为传达，并且，杨经常以中央领导人之一的身份处理地方与军队内的文革问题。然而，为何却突然一下子又给打倒了，还被囚禁起来（长达六年！）？

　　对此，杨成武在说到这事时，也只说是林彪想拉他，他却并不想做林彪集团的人，而只愿服从毛泽东指挥，因而，得罪了林彪，才招来此祸。如同罗瑞卿总结的那样。

　　但是，这些说法，却不能解释一个重要事实：即在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前，任何重大的人事任免，均须由毛泽东才能决定，而不是由林彪所能说了算的。没有毛泽东的同意首肯，谁敢撤杨代总长的职？！

　　毛泽东为何要撤免杨成武，还将杨打为阶下囚呢？不知道。

　　现在没有什么资料披露这方面的情况，连杨成武在回忆中自已都没说清楚，或是不愿意说。

　　当年，给杨成武安的另一个大罪名，是所谓“借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之名，大树（杨）自已的权威”。这个罪名，当然是属于“莫须有”之列，当时就是连老百姓也都不相信。因为，人们起码的常识都知道，仅凭他杨成武头上还始终顶着个“代”字的总参谋长之份量，哪里够得上“大树”自已的份儿！杨的上面离毛泽东的地位还差多少级台阶呀？！杨成武有这胆吗？！

　　这罪名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让杨成武垮台了呢？

　　（五）毛泽东为何突然要整倒陈伯达？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在文革中期召开。陈伯达在这次大会上，以中央文革组长的“功臣身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成为中共最高领导机构的五人常委之一。当时，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组成的中央常委，被称为最革命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将要领导中国人民若干年，以早日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仅仅一年多时间，１９７０年８月，陈伯达就从这个最革命最强大的“司令部”中被开除出来，而且还被冠以一个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一落万丈堕入到那可怕的秦城监狱。

　　导致陈伯达倒台的公开原因，是陈伯达于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小册子，在会内到处宣传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天才，由此，鼓动到会的中央委员们拥护毛泽东出来做国家主席。结果，毛泽东不但不称赞陈伯达，反而怀疑陈想与林彪集团结盟，搞什么阴谋，因而，“龙颜大怒”，亲自动手又写了一张内容极夸张、语气则愤怒至极的大字报（也是文革中毛泽东写的第二张大字报），指责陈伯达有“炸平庐山之势”，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们”，不懂马列，是“政治骗子”。

　　结局是，庐山会议一结束，陈伯达便被关了起来，没有任何过渡形式。

　　毛泽东的疑心，固然是陈伯达倒台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大师级人物，难道就凭陈伯达那些充斥了书呆子气的活动，而对其施以如此沉重的打击？甚至连给其稍稍过渡一下（如撤职、降职等）的喘气机会都没有，便直接将他从“最高的司令部”而打进监狱？

　　从延安时起，陈伯达就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对于陈的书呆子气，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早已熟知，为何对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举动，毛泽东会发这么大的火？而且至毛泽东在六年后的１９７６年去世，毛泽东都始终没有作过对陈伯达可以网开一面的批示。而在１９７４年后，毛泽东对罗瑞卿、杨成武都给予了宽恕，放出来，安排工作。

　　陈伯达到底还有些什么事，惹得毛泽东至死也不愿原谅他呢？

    陈伯达在自已的回忆中，对此，他也莫名其妙得很。

　　（六）康生称病内情有没有其他玄机？

　　康生注定是一个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谁让他从进入中共领导层后，就长期从事领导特科、情报、锄奸、安全、审干方面的工作！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已众所周知，毋庸多言。

　　但，自陈伯达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倒台后，康生便不太在公开场合露面了。１９７３年的中共“十一大”上，他虽坐着轮椅出了一下面，并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之一，但之后的批林批孔运动，已基本没有他指手划脚的痕迹了，直至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去世。

　　文革十年，康生在中途却似乎歇了下来。

　　现在资料都说，那是因他病重所致，无法再在政治舞台上演“党阀”主角了。

　　但，在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西省委书记之一的刘俊秀有一个多少多少“想不到”的讲话，被揭露出来，并遭批判。其诸多“想不到”之中就有一条：“想不到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老会从此甩手不干！”

　　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令陈伯达倒台的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庐山会议。

　　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似乎揭示了另一个历史真相：康生在文革后期主动隐退，并非全是疾病所致，而有可能与陈伯达的倒台有关。当然，不是他康生本人受陈伯达问题牵连，因为，在中共“十一大”上他仍任要职。

　　也许，是他对毛泽东将他为数不多的“文革战友”陈伯达整下台这一做法很不满，“兔死狐悲”，因而称病告退，“甩手不干”了的。

　　但，这个观点目前尚无其他资料可佐证，而仅仅有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

　　不过，刘俊秀时任江西省委书记，他说的东西应该不会全是空穴来风。

　　另外，毛泽东与康生的关系，显然比与陈伯达的关系要深一些。

　　自在延安时，康生在毛泽东与王明的较量中，就敏锐地不再支持王，而坚决转到毛的这一边起，康生就成了毛泽东的一员能干与甚至可以推心置腹谈私下话的特别助手（当年，江青就是由康生出力撮合给毛的，并且在其他政治局同志不赞成此桩婚事时，康生则极力支持了毛），而康生的工作性质，更使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康生比毛泽东还小五岁，但毛泽东在文革时的公开场合下，有时都称之为“康老”。可见二人关系的特殊。

　　陈伯达那个书呆子做做事可以，但他一直就不可能与毛泽东建立像康生有的那种亲密关系，所以，毛泽东在批陈的庐山会议的大字报中气愤地说：“我与他（指陈伯达）共事几十年，从来就没有很好地配合过！”

    因而，陈伯达触犯了毛泽东，毛当然就会极为不满，但康生若在毛面前耍一点小脾气，毛泽东则可能会以大度之态处置对待。康生在毛泽东面前似乎有这个本钱。

　（七）林彪事件

　　林彪问题是文革中最令人震惊、至今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最大事件。

　　这些令老百姓们疑惑不解的问题，大致有：

　　（１）像林彪那样一个已身患重病怪病而大部份时间只能坐在黑房间里的人，一个连文件都不想看，而只能勉强让秘书先读给他听听而已的人，一个甚至要在颠簸不停的汽车里才能睡着觉的人，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五·一”晚会上连稍坐久点时间都不舒服而要离开的人，一个因病而几乎对生活都没有多少兴致了的人，会不会还能对高层权力有着疯子一样的欲望？

　　（２）林彪篡党夺权、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证据，如果，排开那些只有工作职责联系上的关系、矛盾，而不是用现在的观点来推断的事，还有些什么可以更有力可以说服人的证椐呢？

　　在有关林彪罪证的材料中，除了那些描摹古人话语如“克已复礼”之类的条幅外，还有两样东西被列为重要证据：

　　一张林彪亲笔写的手令，内容是“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

　　还有一张则是从黄永胜处缴获的纸条，内容是“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几个字。

　　“宇驰”即周宇驰，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立果”则是林彪的儿子，时年２７岁，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至于这孤零一张“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的字条，究竟要办的是什么事？是不是就肯定就如罪证材料中所说的“搞政变”的命令？

　　而那“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的纸条，可以理解为黄永胜准备执行林彪的“一号命令”。但是，我们现在已知道，那所谓“一号命令”，也就是准备与苏联打仗，而要将中央一些老同志（包括正在“审查”的一些老同志），如陈云、朱德、李富春等人，与有“问题”的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等人，安排离开北京到外地去的那回事情，并不是林彪搞政变的命令。

　　（３）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与他那帮少壮军人、所谓的“联合舰队”们，搞的那份《５７１工程纪要》，确是对毛泽东本人与文革等很多中国现实问题，进行了抨击，确也具有１９２４年间日本青年军人推翻文官政府而搞军国主义政变的那股味道，他们也确将日本海军的“江田岛”精神奉为楷模。

　　但，他们在《５７１工程纪要》中所表明的很多观点，实际与下层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青年人想法一个样，只是在改变社会的具体做法和设想上有区别。

　　但，林立果等人的行为，与他父亲林彪及其集团有没有直接联系呢？

　　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全貌材料。

　　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这一文件，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行动纲领与指令，而基本都只是一些政治抨击与观点的集合。林彪垮台后所下发的其罪证材料中，说《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５７１”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恐怕有点牵强。

　　（４）“九·一三”那天，林彪究竟是如何登上三叉戟飞机的？他究竟是不是想叛逃？这飞机究竟原先是打算飞哪儿？

　　只有事情的动机才能说明事情的性质。

　　椐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豆豆）说，是他哥哥，在其母亲叶群的协助下，将林彪强行弄上飞机的。

　　而林彪飞走后，其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却毫无所知，还协助周恩来采取空中管制措施等。这，像是一个在搞政变的样子吗？

    不知要到何时，才能有些什么资料，可以帮人们清晰地解开这些谜团。

　　（八）毛泽东是如何选定王洪文当中央副主席的？

　　在１９７３年的中共“十一大”上，时年３９岁的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竟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成为了中共第三号领导人，并即刻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对此，相信包括当时全国造反派成员在内的所有人，以及国内外所有的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们，都一定个个瞠目结舌，大出意外，惊奇万分。

　　王洪文究竟是以什么条件，成为了毛泽东再一次选定的中共领导的接班人？

　　或者说，毛泽东是以一些什么标准，选了王洪文来做他百年之后的继承者的？

　　是想选一个造反派头头，以便保证以后能将文革开辟的这个新政治格局延续下去？

　　但，为什么全国除上海以外，却又没让其他省（区）的造反派头头们也照此体制格局，也一一安排做省（区）委书记、副书记？相反，当时，很多造反派头头不仅没有进入掌权者行列，而且还被关在监狱里，或戴着“反革命”“５１６分子”等罪名，尚在另册。既只选了一个王洪文做接班人，而并未让全国的造反派头头都一一在各省各地接班，以形成一个造反派掌权的体制，这就说明，“造反派头头”并不是毛泽东的选拔标准。

　　是想选取一个有魄力能担大梁的人，以保证毛泽东百年之后，中共领导能顺利交接班，而不会处于一个“血雨腥风”的环境中，且能将毛泽东开创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王洪文在上海造反时，为保持已由造反派一统的安定局面，他率领“工总司”在总体文质彬彬氛围的上海，就敢以武力断然镇压反对派“上柴联司”。那一幕，当时毛泽东不仅通过电视直播全部目睹了，而且，对王洪文在此事中的果敢决然性格，给予了很高评价。

　　但，这只是王洪文能入选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还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象有王洪文这种能力的造反派头头，全国能找出不少。

　　关于毛泽东如何选定王洪文的详情，至今未能看到全面资料，而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散落在各种书报上。

　　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后，其短处显现很多，因此，１９７５年，毛泽东便让他退了一下，而让邓小平出面主持中央工作。但，对王洪文仍寄厚望，找他深谈，要他多读书，不要与江青等人混得太密，要注意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处理好关系，告诉他已是中央的领导人了，而不仅仅是上海的书记，不要搞“上海帮”“四人帮”等等。

　　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这一次选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又一次看错了人。

　　历史也已提供机会让王洪文自已证明，他显然不具有做统帅当领袖的才干。

　　如果王洪文真有几刷子有几手的话，中国的历史则将是另外的一些画面了。

蒋经国、金正日都能顺利接班，而王洪文却反成了阶下囚，这之间，不谈政治性质，应该还是有个能力问题。

　　（九）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中，究竟要定谁接任中央主席？

　　毛泽东有没有一个临终遗嘱？按当时那种情况看，列宁、斯大林、胡志明去世都有遗嘱，毛远新又天天守在他身边，毛泽东无疑也会有一个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临终遗嘱的。只是，至今，中国的老百姓们一直没能看到那份东西。西方港台的媒体上虽然经常抖出一些毛泽东“临终遗嘱”之类的文章，但，其可信性其文风都令人不敢相信。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当主席后，官方公布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说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接班的“临终嘱托”，给人一种似乎是毛泽东临终遗嘱的意思。但，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你办事，我放心”那纸条，从逻辑上讲，不会是毛泽东的临终遗嘱。

　　但，不知为何，官方至今也没有公布一份正式的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以正视听。

　　毛泽东在其临终遗嘱中，有可能会指定谁做他的接班人呢？应该是王洪文。

　　这个判断也没有直接证椐，只有一点间接的信息。

　　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央发下来的批判材料中，有毛泽东早就批评“四人帮”的一些话语。其中，有一段批江青的话：“江青有野心”“她想要王洪文去做（人大）委员长，而自已当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不可以理解为：王洪文本是安排当党的主席，江青却想自已坐上去，而要王洪文去改做人大的委员长。

    当然，这只是从逻辑上的推断，至于毛泽东究竟指定谁当他的接班人，还待真正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布之日，才可下结论。

　　（十）倪志福为何能成为当代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

　　倪志福在中国政坛这三十多年的历史中，虽不说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他却默默地创造了一项纪录：自在文革中崛起三十多年来，历经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直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倪志福竟然就一直稳居政坛高位，安然无恙，始终是一个政治上的不倒翁。

　　这在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中，是绝无仅有的。

　　从文革中召开的中共“九大”起，又经历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共七届中央，他一直担任了中央委员；其中，十届时是政治局侯补委员，十一届、十二届则是政治局委员。文革也罢，“两个凡是”时也罢，改革开放也罢，老倪他却始终没有入过另册，而总是每个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倪志福原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发明了当时著名的“倪志福钻头”，因而成了“全国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文革前在本厂技校大专毕业，晋升为工人工程师。文革开始时，倪志福仅３３岁，不可避免会卷入到造反的工人运动中。

　　尚不清楚老倪在首都当时是搞的什么群众组织。只是我们知道，另一个著名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曾是做了保守组织（首都革命工人捍卫团）的头儿，加之时传祥曾与刘少奇握手的照片太惹人注目，结果竟被整死了。

　　倪志福却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以工人代表的身份登上了政坛，也从此告别了他的工人生涯。

　　在１９６９年的中共“九大”上，他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１９７３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更与王洪文、陈永贵一道，进入了政治局，当上了政治局侯补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１９７６年４月发生的第一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时，倪志福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总工会主任。当时镇压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的“四·五”事件中，首都工人民兵充当了打手。四人帮垮台后，工人民兵总指挥马小六等被整肃，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被审查。但，这些却竟然与倪志福无关。

　　四人帮的垮台，不仅没有给倪志福带来厄运，相反，他还在华国锋执政的中共“十一大”上，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１９８０年华国锋下台后，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那四位同样也是在文革中崛起的政治局委员或副主席，也一道以主动辞职的方式下了台。但，倪志福却又留下了。并且，在胡耀帮主政的十二届中央里，仍保有了政治局委员这一要职。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倪志福虽不再在政治局有职务，但却以老同志身份做了两届、十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仍在发挥党和国家领导的老同志的余热，不时出席一些中央级大会。

　　邓小平复出后，对那些在文革中做过造反派，或是“坐直升飞机”提拔上来的领导干部，历来极为反感，甚至深恶痛绝。所以，文革中提拔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侯补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姚连蔚、孙健等人，便被先后一一撤职处份，打回原地。

　　但，奇怪的是，邓小平却没有抹去倪志福，还留用他继续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十三届政治局里虽没有了老倪的位置，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留给了他一席，并且任了两届。

　　如果说毛泽东要起用倪志福，是因文革原因；而华国锋也重用了倪志福，是“凡是”派的需要；那么，坚决否定文革的邓小平，又是什么原因对在文革中崛起的倪志福也能另眼相看呢？

　　倪志福真是一个谜。

现代心理学认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属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并非纯理性的，人们同时还受情感、欲望、意志、直觉、理想、幻想、灵感、潜意识、习惯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不自觉的、自发的、偶然的、非逻辑的精神现象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动。[1]

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晚年毛泽东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热点。然而，海内外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层面，诸如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而对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现象及其政治结果，至今还缺乏充分的讨论。就毛泽东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这首先是因为，作为“文革”中唯一的“伟大领袖”，他的非理性对历史进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长”的总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年的毛泽东身上，种种个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现得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等，往往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从而大大加重了“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灾难程度。其实，毛泽东自己从不讳言、更自傲于他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开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2]

作为20世纪最大的独裁者之一，他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中华民族甚至是整个当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显然，对毛泽东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从理性层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层面的辨析。本文是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因素

在社会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和程度内，人的情欲和性欲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由于人的情感和性欲，产生了血亲和婚姻等重要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对处于社会峰端的政治领袖的影响往往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无道而直接导致国家衰亡，或因专宠后妃造成后宫干政，陷整个王朝于混乱中，此类实例不胜枚举。

从这个角度去看，人们很可能会自然地想到江青。她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虽然毛有时会批评她，但总体来看，毛对江青的行动是相当放纵的。为何如此？是因为她受到毛的宠爱吗？事实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干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欲方面失宠。

江青为何在“文革”中能横行霸道？

1949年江青35岁时，虽然风韵犹存，但她与毛在中南海丰泽园中已分居两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顾了。这当然与毛泽东一贯在婚姻上有始无终、喜新厌旧的特点有关，但也与江青的妇女病不无关联。那时江青得了严重的子宫颈口糜烂，后来又被诊断为子宫癌，而不得不去苏联治疗。面对性欲极为旺盛的毛泽东，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地失去了毛在性关系方面对她的依恋。毛泽东碍于其“领袖”形象而不便离婚，但又想满足婚外性欲，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认。当然，这种默认也自然伴随着丈夫对其名义上的妻子的某种补偿。以毛氏夫妇的地位，在一切生活开支均可由国库支付的情况下，毛若对江作金钱上的补偿，并无实质性意义，最可能的就是在政治地位和权力方面作出补偿型承诺。据陈小雅考证，毛江之间的夫妻关系的演变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据在毛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文革”中的回忆：“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3]

为了适应这个调整，江青对外也大造舆论，宣称自己和毛泽东早已没有“夫妻生活”，他们的关系只是“政治夫妻”；对此，毛泽东也不讳言，予以配合。[4]

“文革”的发端：毛泽东对“李慧娘”一剧的反感从何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自己放荡的私生活的态度是极端虚伪的。一方面，他在性关系方面极端放纵，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盗名，维持“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因此，他对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会无端猜疑，甚至恼羞成怒，兴起风波。1963年，文艺领域里“批鬼戏”的风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先声，这场风波的发端与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关系。

1963初，经工作人员提议，毛为了消遣，调新编昆曲历史戏“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该戏的内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杀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无巧不成书，在毛看此戏之前，他的一个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恋爱的男青年结婚，但是毛不肯批准，为此她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刚发生了这起不大不小的宫闱风波，偏偏安排毛观看的是如此剧情的“李慧娘”，毛马上下意识地认为，此戏是在影射他同样是骄横淫逸的私生活。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观戏的李志绥回忆：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征逐歌舞，游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犹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贾似道报仇的情节。当时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于外。但我学会了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高挑，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了毛不准机要员和她的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马上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所有“鬼戏”的批判。一方面，他让江青找上海的柯庆施在《文汇报》发表罕见的长达1万3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驳‘有鬼无害’论”。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戏“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 [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还正式发出文件，指责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题材。[14]就这样，因毛偶然看戏时毫无道理地怀疑该戏“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酿成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导火索，还为后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提供了从“影射史学”入手进行上层政治斗争的范例。

江青奉命打击叶剑英，毛泽东为何“撤火”？

70年代初，各地的掌权者，尤其是军队干部，纷纷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友“开后门”，安排入学、参军。这股歪风邪气成为全国民怨沸腾的一个焦点。1974年初，毛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原本意图是，帮助江青等毛的嫡系帮派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手里夺取更多的国务院和军委的掌控权。1月24日、25日，江青和迟群、谢静宜等人连续召开了军队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会上江青公开点名叶剑英“开后门”送子女参军上大学的问题。之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又在《人民日报》和地方报刊上登出一系列高校清查“开后门”学员的文章，比较有名的有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的“一份申请退学报告”等[25]。当时江青等人抓住这一问题，向确实有腐败问题的叶剑英等人开刀，既能赢得民心，又可在军内扩充势力，甚至可能在毛的支持下对军队大权重新洗牌。面对这样的压力，叶剑英在1月30日向毛泽东写了关于自己的“严重错误”的“检讨”。

但是，在“走后门”问题上，毛泽东却出面帮叶剑英的忙，妨碍了江青等人打击叶剑英、插手军队事务的盘算。毛在2月15日给叶的复信中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26]毛的说法显然又是强词夺理，故意曲解。江青、迟群所批判的是“走后门”这种方式，并没有给“前门”或“后门”进来的人定性。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后来成了“开后门”之风的护身符，对全国性的党风腐败起了极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毛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27]显然，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说，“我没有办法”，不得不“开后门”送她们上大学，显然是因为与这些“女友”之间有约定的“权色交易”。据当年北大历史系的范达人回忆：“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3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3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3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后来这些女孩子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28]据范回忆，这类和毛直接有关的神秘女学员，北大还有好几个。另据中共资深干部沈容回忆，毛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29]

显然，毛自己因为有“权色交易”，带头“开后门”送了为数不少的“女友”上大学，所以他无法抓“元老派”“开后门”的把柄、借此整倒他们。像当年为“女友”任凭林彪排挤听命于毛的肖华、杨成武一样，这一次是为“女友”而“放”叶剑英“一马”。当然，在这件事上退让，并不意味着他就不想打击叶剑英。两年后，他还是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叶剑英“生病”，“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30]然而，这时候才剥夺叶剑英的军权，为时已晚。叶已经赢得了在军内苦心经营两年的时间，他“病退”前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资历尚浅的陈锡联根本无法压制或者忽视。毛死后不久，他生前竭尽全力扶持的“文革”派就栽在叶剑英势力的手里。毛若再世，当悔之莫及。

“毛办”“负责人”：“陪睡丫头”张玉凤

谈到毛在“文革”时期的私生活，就不能不涉及他与其晚年的“宠妾”张玉凤的关系。据李志绥回忆，1970年毛与林彪发生摩擦，结果导致来自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失宠，此后张玉凤正式调入中南海。在她陪伴毛度过其风烛残年的最后6年时光里，张在中国政治尤其是宫闱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她从毛的生活秘书变为“机要秘书”，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此柜里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材料反映了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人的“生死簿”。在高层政治斗争中，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泽东的家人，获得了实质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锦云能进入毛的房间，而且只有张才听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讲话。而毛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文件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以至于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1]几年前张玉凤的一则回忆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了毛之后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了记录。该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32]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毛的这一荒唐昏乱的身后安排，当作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临终前对自己的宠妾的一种表面性的政治安慰（看起来更象是毛当着张的面所做的临终授命），因为这种安排绝无可能实现。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张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她含而不露的政治企图心，否则她为什么不当面拒绝毛将她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安排？这一安排也有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结果。

从1970年到毛去世，张对毛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陪睡丫头”（江青对张的蔑称）的范围。张实际上扮演着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着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对她的依赖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实上从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只剩下一个徒具虚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张玉凤的真实地位，对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层政治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那时，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讨论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33]由于毛晚年根本不愿见江青，江青曾不断地对张“巴结”、“献殷勤”，即便如此，张和江的关系仍然不和谐。一方面，她们之间的“大妇”和“小妾”的争宠夺利关系极难缓和；另一方面，张也是个醋劲十足的泼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为怠慢了毛的一个“客人”而与毛互相骂“狗”，大吵一场，结果曾一度被毛赶出中南海。这个“客人”其实是毛以前的一个文工团“女友”－－陈姓女士，此人后来去香港后在报刊上披露了这一内幕。[34]从目前极为有限的已公开披露的材料来看，张玉凤（包括孟锦云）都未在毛面前为江青美言。例如，孟锦云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和她（指张玉凤）慎重地谈过与江青公开离婚的打算。[35]另据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张玉凤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张保管的毛泽东的几百万稿费发生严重冲突。江青甚至公开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36]“文革”中毛对江青最严厉的批评（即批评“四人帮”）正是发生在此次冲突之后。不难猜测，张玉凤在毛严厉批评江青一事上很可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另外两个年轻女人——毛当时的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容－－也时常离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唐、王两人当时比较认同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又与江青有私人矛盾，于是就利用毛的联络员的身份，在极为封闭孤独的毛面前讲了许多江的坏话。当然，王海容同时也在背后大骂张玉凤。[37]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总结毛泽东的治国方式时，使用了“在榻上乱天下”的比喻。此语有两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欢在床上办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视女人为工具”，表现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纵的生命的一个环节。”[38]确实，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在情欲横流的温柔乡里，然而，他也为情所累，会不时地陷入和引发与他身边的女人之间的“战争”。例如，1976年5月11日，不知因为什么无聊的事，毛与张玉凤大吵一场，结果导致心肌严重梗塞。当时虽然抢救了过来，但此事大大地缩短了毛的寿命。[39]毛生前虽然“妾嫔”成群，但死后尸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监狱，最后以自杀终结生命。对于“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报应和嘲讽。

【注释】
　　[1]有关本文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定义，可参考下列中英文着作：Richard

[2]Wolin. The Seduction of Unreason ： the Intellectual Romance withFascism ： From Nietzsche to Ppostmodernism.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John Dunn. The Cunning of Unreason ：
　　Making Ssense of Politics， New York ： Basic Books， 2000； JonathanBaron. Rati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吴宁《社会历史中的非理性》，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胡敏中《理性的彼岸：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夏军《非理性的世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
　　[3] Edgar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1. p.175.
　　[4]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508-509页。
　　[5]陈小雅，《中国“丈夫”：毛泽东情事》。香港：共和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337-338页。
　　[6]黄峥，《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7]巴人，“毛泽东震怒——震动高层的’窃听事件‘”，《北京日报》，2007年6月19日。
　　[8]最后的处理自然是对那位来自农村的姓刘的录音员最重。据李志绥回忆，刘某被立即送去陕西劳改。据北京的知情者告知：直至“文革”结束，此人都未被“解放”。
　　[9]同注[3]，第354-355页。
　　[10]同注[3]，第354-355页。
　　[11]同注[3]，第354-355页。
　　[12]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同注[3]，第388-389页。
　　[14]梁壁辉，“驳’有鬼无害‘论”， 载《文汇报》1963年5月6日。
　　[15]“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2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
　　[16]郭金荣，《毛泽东的黄昏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第161-164页，第195-198页。
　　[17]同注[3]，第343页。
　　[18]《反叛的御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和他未完成的回忆录》。香港：《开放》杂志社，1997年，第29页。
　　[19]丁抒，“毛泽东和他的女译电员”，载香港：《开放》杂志，2000年4月号。
　　[20]“文革”开始后，由于原来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罗瑞卿、贺龙等人先后被打倒，经毛泽东的批准，军委成立了一个由叶剑英、杨成武和肖华组成的“三人小组”，处理军委日常事务。这对于林彪集团，事实上是一种制衡。
　　[21]同注[3]，第464页。
　　[22]张云生，《毛家湾纪事：林彪秘书回忆录》。香港：存真社，1988年，第87-88页。
　　[23]黑雁南，《十年动乱》。香港：星辰出版社，1988年，209-210页。
　　[24]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第672-677页。
　　[25]同注[3]，第508页。
　　[26]《人民日报》，1974年1月18日。
　　[27]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430页。
　　[28]《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内幕》。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653-654页。
　　[29]范达人，《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19-20页、39-40页。
　　[30]沈容，《红色记忆》。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206-207页。该书作者在网络上发表她全书摘录时的标题是“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
　　[31] 见中共中央1976年2月2日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文件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当时叶剑英并未请病假，而是毛泽东“钦定”他“生病”，从而夺了他的军权。
　　[32]同注[17]，第46页。
　　[33]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5年8月号。张玉凤的这一回忆现在越来越被研究者们认为是真实的。
　　[34]同注[17].另外见郭金荣的《毛泽东的黄昏岁月》，第119-120页。
　　[35]凌锋，“有关张玉凤的补遗”，载《闲话毛伯伯》。香港：《当代》月刊出版社，1993年，第80-81页。
　　[36]同注[15]，第185-187页。
　　[37]见“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中发[1976]24号，1976年12月10日。
　　[38]同注[3]，第561页。
　　[39]余英时，“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载《反叛的御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和他未完成的回忆录》，第84-87页。

（作者任教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本文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四期）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

编者按：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文革”很长时期，在党政军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笔者一直认为，如果“一打三反”运动的发动和开展，不是出于毛泽东的话，那这一决策的最初出台，应在周恩来身上。况且，即便毛泽东曾经有过类似指示，但在实际执行上，一系列强硬操作指挥实践者，镇压毫不手软，也是周恩来。

1963年过年，遇罗克全家合影

关于遇罗克被处决的不同说法

遇罗克事件被报刊披露后，关于遇罗克的被处决，最早是笼统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一语带过。或者说，明知事实不是如此，但在表述时，作些省略，让人读来仍好像是处决命令是“四人帮”或同党下达的。

金春明等人1980年代末期编着出版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一书中的“《出身论》事件”条目中，谈及遇罗克被处决是如此说的：

1967年4月，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作者于1968年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逮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1980年平反昭雪。(《“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第157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7月。)

这种表述读来给人的印象，似乎遇罗克是因戚本禹的表态而遭处决的。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是隐去了真相，有混淆视听之嫌。

后来，渐有不同说法。发表《出身论》与并为此创刊《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所披露。牟志京称：“除关锋、陈伯达、戚本禹外，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曾作了一篇关于出身的长篇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然后笔锋一转，直接谈及遇罗克的处决：有内部消息讲，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这虽未能从其他途径再经证实，却是合乎逻辑，并能解释刑定15年到死刑的突变的。(牟志京：《〈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见徐晓、丁东、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3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

牟志京这里写得曲折隐晦，没有直接写明是谁作出的处决决定，自有其不便写明的苦衷。仔细分析这段话，导致遇罗克被处决，有两个关键性人物，一是“高层人物亲自指示”，二是“重要人士受托办理”。这“高层人物”指谁?这“重要人士”又指谁?似乎谜一样费猜。不过，只要认真一分析，还是容易找到答案。笔者以为，牟志京前者影指的是周恩来，后者影指的是谢富治或吴德。因为当时身居高层有决策权，“文革”后报刊及公众又不便直接指名责难的，只有周恩来(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陈伯达此时已是千人骂、万人批的角色，若真是在遇罗克处决上作过指示，早就直接指名，而且会为之记上一笔罪证)，谢富治、吴德都是当时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受托办理”，也是情理之中。

再以后，笔者看到有海外著述，直接讲当年遇罗克处决令是周恩来签署的。不过未提供相关证据。比较有说服力的是胡平的说法。胡平在其著述《评“晚年周恩来”》中说：

还有遇罗克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胡平：“评《晚年周恩来》”)。

在读到笔者此文的初稿后，胡平又传来电子邮件，其中写道：“我一位北京的诗人朋友告诉我，他认识吴德的儿子，吴德儿子对他说，是周恩来说的要杀。”“除了周，大概没别人。遇罗克和当时同被枪决的人不同，他当时影响很大，估计他的案子是中央定的，不可能只是北京市一级的领导人定的。”这个说法，也与牟志京“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的说法相吻合。

不过，笔者经研究认为，遇罗克实际上起码被两次签署了处决令。这就存在第一次处决令是谁，第二次处决令(1970年3月5日真正执行那次)又是谁的问题。

遇罗克其实被两次签署了处决令

遇罗克被处决于1970年3月5日，导致他被处决的，是“北京公(检)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哥哥遇罗克》文章开头引录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的那份《再审判决书》中提到过这份“判决书”：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份材料提到，遇罗克“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按其所说，遇罗克早在1968年1月已被判处死刑，这是他第一次被下达了“处决令”。不过，笔者以为，这个时间存疑。因为遇罗克是1968年1月5日才被捕的。遇罗锦文章中说：“1968年1月5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人狠狠地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而且他们后来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抄录的审讯遇罗克的笔录问答，最早的“预审”记录也是1月5日。1月5日被捕，当月(也就是说在10多20天时间之内)即判死刑立即执行，从逮捕到判死刑，似乎时间太短，有些说不过去。

不过，1968年遇罗克第一次被判处死刑，似乎是确实无疑的。徐晓在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出版写的《编前的话》中也披露：

1995年，牟志京从美国回京探亲，我们曾有过一面之交，那次他讲到，遇罗克被判决后之所以没马上执行，是因为他出奇不意地表示，要交待自己参加“5·16”的问题。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只是执行又延迟了近两年。遇罗克这样做，是出于他性格中一贯的幽默感，还是出于策略，想使事情发生转机，我们现在谁也无法考证。

这里讲的，都是遇罗克被捕不久后的“第一次处决令”。这个处决决定来自谁，从各方说法来看，一直指向周恩来。尤其胡平引用吴德之子谈及遇罗克之死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原话：“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但遇罗克真正被执行处决，是近两年后的1970年3月5日。致遇罗克于死命的，是上文提到的“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应该说，这是遇罗克遭遇的第二次处决令(其间是否还有一次，亦存疑)。笔者获得的那份原始文本，似乎可以找到究竟是谁最后签署了致遇罗克死命的1970年3月这次“处决令”的答案。

一份供“革命群众”讨论的处决者名单

这是一份由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原文如此，材料上印的是“公法军管会”，而不是通常的“公(检)法军管会”)，于1970年1月9日下发给北京市各单位，由单位革委会和“工宣队”、“军宣队”组织“革命群众”讨论并最后提出所谓“处理意见”的“内部材料”。实际上是一份由当局已定罪定刑的待处决者名单及“罪行”简介。

这份事先公布的20人“处决者”名单，其中就有遇罗克。

在20人名单及“罪行”之前，有一个“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的简短《通知》。按当年惯例，《通知》正文之前，有一段与内容相关的毛泽东语录。这里按原格式照录于下：

                                    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通   知

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〇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

《通知》所说的“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后，“提出处理意见”，其实不过是当局愚弄老百姓(或者说“娱乐老百姓”)的花样而已。实际上，这20人将被处决的决定早已作出，这20人早已被分别关入了“死刑号”(犯人称之为“枪号”)，只等着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会”之后执行枪决。而且，任何“罪犯”，不是法院正式审判后定罪定刑，而是由“革命群众”讨论定刑，本身就极为荒唐。

20人的身份和“罪行”

这份拟“处决者名单”20人，分为17桩案件。其身份和“罪名”分别如下(以下各“罪行”、“罪名”的表述，均来自原件。)：

1、杨淑辰，女，48岁，北京通县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2、唐志强，男，25岁，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3、宋惠民，男，49岁，山东省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4、邓振铎，男，26岁，北京市海淀区人(职业不详)，此次被捕判刑前亦曾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5、尉尤山，男，45岁，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材料上称其为资本家、国民党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6、王宗海，男，52岁，山东人，资本家，住北京东城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7、刘镇江，男，40岁，北京市人，“军统特务分子”，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

8、于江林，男，40岁，北京市昌平混凝土构件厂合同工，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刘、于二人系编号为7的同一案件);

9、宗福海，男，32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0、侯庆龙，男，28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同上(宗、侯二人系编号8的同一案件);

11、元令秀，男，34岁，山东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

12、孙  义，男，32岁，河北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元、孙二人系编号为9的同一案件);

13、遇罗克，男，27岁，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4、王佩英，女，54岁，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5、李定一，男，44岁，河南省人(职业不祥)，右派，并因此多次被拘和“劳教”，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6、唐赞义，男，32岁，北京煤气热力公司调度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7、李世安，男，43岁，北京木城涧煤矿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8、马正秀，女，38岁，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罪被处决)，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9、王步云，男，60岁，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小学合同工，此前其兄被处决(罪名不祥)，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20、张长利，男，22岁，北京市平台区芦沟桥公社农机厂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这20人，17男，3女，从年龄看，50-60岁有3人，30-40岁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

仔细分析这份名单，其中元令秀、孙义、王步云、张长利等4人其实应当算做刑事犯，元、孙两人实为一个盗窃团伙的首犯及主犯，材料上注明的罪行主要为：“窃得电动机6台，自行车195辆，缝纫机4架等大量财物，价值3万余元”(3万余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至于说其盗窃目的是“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甚觉荒唐。王、张两人，则是杀人犯，前者1966年7月用菜刀砍孙某20余刀，“重残一人”;后者1968年1月用铁棍致死1人。至于说两人伤人杀人均带“阶级报复”性质，称其“反革命犯”也相当勉强。

20人中，排名第一的杨淑辰，从提供的材料看，“罪行”很严重，带有“间谍罪”性质，“1966年充当外国特务”，“仅1967年3月杨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4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抓获”。不过笔者却认为，杨“出卖”给外国驻使馆人员的“情报”，很可能是当年于街头随处可见的文革传单、小报等资料。因为以杨某那种身份，一个地处北京郊县毫无背景地位的普通中年妇女，短短一月之内(1967年3月)就能获得并提供“数百份”“机密情报”，根本无可能。哪怕是美国中情局或苏联克格勃的超级间谍、情报高手也做不到。当时驻华的外国使馆人员及海外媒体记者，几乎每天都在北京的大街上收集文革小报、传单等材料。杨因此致祸，极有可能。

真正与“间谍罪”挨得上边的，是排名第6位52岁的王宗海，该材料称，1960年底，被台湾“蒋匪组织委任为‘北平联络专员’，向特务组织密报我重要情报，并发展特务组织1人”(不过，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待考)。

另外，唐志强、宋惠民、邓振铎三人均被定为“叛国罪”。宋、邓二人是已成功偷越出境，后被引渡回国。25岁的北京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唐国强，是1967年7月20日“化装成外国人”“到外国驻华使馆投靠，当场被抓获”。

名单上排名第7的刘镇江、于江林均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罪行”是1966年春，合谋组成“国民党党政军警张家口联络总处”，并附设“国民党京绥张家口(检)查总站”，下设“宣化联络分处”、“涿鹿、蔚县、怀来联络组”等。

其余包托遇罗克在内的9人，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犯罪”。即其仅仅是按自身所思所想，写了为当局所不容的文章、书信、日记等，即此获罪并遭极刑。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位38岁的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马正秀，显然是这批人中难得的一位知识女性。从材料上看，仅仅因为“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1967年8、9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就被处以极刑。这位马正秀的情况，与遇罗克极为相似。可惜“文革”后从未见过这位“文革思想者”的相关平反及经历事迹文字披露，实为可惜。

(附记：何蜀读到本文稿，给笔者发来关于马正秀的一则资料，是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文中的记述。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1940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在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过作品。共和国时期，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艾芜帮其在北京找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68年，工宣队进驻该出版社后，赵从4楼跳下自杀身亡。其妻子马正秀已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少奇，拥护彭真，又写出打倒什么人(估计是材料上所写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赵自杀时，马正在狱中，工宣队进驻，赵深觉大祸临门，所以自杀而亡。马正秀于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中院平反，称撤销原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云云。)

加在遇罗克头上的“罪行”

遇罗克在这份“名单”上排列第13位，从案件序号来说，列为第10位。个人及家庭相关背景材料以及当局为之强加的“罪行”，全文抄录如下：

十、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分析这段文字，除了强调遇罗克本来就“出身反动”(“资本家出身”、“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这种所谓“阶级根源”外，当局加在遇罗克头上的“罪行”由4个部份构成：其一，1963年以来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及“反动言论”;其二，“文革”中以《出身论》为代表的10余篇“反动文章”;其三，网罗“反坏分子4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即“手榴弹事件”);其四，“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不过，最关键的是第三、四部份，即：“《出身论》事件”及“手榴弹事件”。这也证实了一直以来坊间(包括遇罗克亲友)关于遇罗克遇难起于《出身论》，死于“手榴弹事件”的传言。而“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一语，也为遇罗克在强大的专制力量和国家机器面前，同样敢于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甚至不惜献身的勇气提供了实证。

遇罗克被执行处决前后

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1970年1月9日公布的这份拟处决者名单是20人，不过，同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后执行枪决的，却只有19人(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370页)。至于其中哪一位被“刀下留人”，侥幸逃生(当然也有可能在以后年月被处决)，要通过与那份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或当年张贴于街头的《布告》一一核对，才能获知。可惜手中无这类资料可作核对，其背后原因更是一无所知。

不过，遇罗克与名单上的另外18人，于3月5日一起被处决，其被列入处决名单时，却不是与这批人同在。

这有曾为遇罗克狱友的张郎郎文章为证。张郎郎在那篇《我和遇罗克在狱中》文章中回忆道：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十几斤重的大黑铁环，像李玉和当年用的一样，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我举手投足，全“哗哗”地响。我们趟着铁镣，很有点悲壮的劲头。自然想起“带镣长街行”的歌，然而那是夜半时分，是在北京看守所院内，连“告别众乡亲”的场面都没有。跌跌撞撞地走到二十三筒、二十四筒小院。犯人们管这儿叫“枪号”，官称“死刑号”。每个人被关进一个木头盒子一样的单人牢房，我坐下来喘着，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每个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打开门，一一登记犯人的姓名、年龄。刚刚关上我的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过去打开他的房门，一个熟悉的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张朗朗：《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55页)。

曾经与遇罗克在一个狱室相处甚久的张郎郎，一下子就听出这是遇罗克的声音，也当即领悟到聪明而机智的遇罗克是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新来者”明白眼下处境的危险(“上一批的几十人都去见马克思了”，意即已遭处决)，以及暗示可以采用的暂时逃脱死刑的绝妙方式(“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以说，遇罗克正是以这种巧妙方法与当局周旋着。

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那份《通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处决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可见，这次拟订处决名单之前，已召开过类似的公审公判大会，处决过一批被认为的“反革命分子”。这份《通知》发于1970年1月9日，张郎郎在“死刑号”中偶遇遇罗克，是一个月之后2月9日的事。“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遇罗克语)。说明遇罗克在此前曾经进入“上一批”的处决名单，仅仅是因他提出“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才得以暂时“刀下留人”，未被处决。至于是不是牟志京提到的交待“5·16”问题那次，尚无法证实。因为从1968年到1970年近两年时间，一个已经下达只等待执行的死刑判决，不可能仅仅为一个“5·16”问题拖得这样久。所以说笔者认为遇罗克自己说“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说不定是指其间的另一次处决情形，也即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通知》中提及的前一次“公审大会”被处决者。

2月9日深夜被从其他监狱或囚室与张朗朗一起转到被称为“死刑号”的北京看守所“二十三筒、二十四筒小院”的这一批未决犯，很可能绝大多数就是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1月9日提交的20人处决者名单上的那些人。张郎郎不在这份令人心颤的名单上，真是万幸。也才得以给后世留下那些关于狱中的遇罗克被处决前后种种情形的珍贵记录。

不过，遇罗克2月9日夜间在说这些话时，他并不知道一个月之前的1月9日，他的名字已再次上了这份可怕的“处决者名单”。

这次，奇迹没能发生，当局没被他“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所惑。张郎郎沉痛回忆道：

“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提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们知道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张郎郎：《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56页)

张朗朗这里所说的与遇罗克“一起被拉走”的“许多人”，显然正是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1月9日提交的20人处决者名单上除遇罗克之外的其他18人。

遇罗克死于“一打三反”运动

笔者认为，这次遇罗克用“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的老法子，没能再次“延缓屠刀落下的速度”(张朗朗语)，除当局不愿再次“上当”的因素外，其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已在全中国大规模展开。

关于中国“文革”时期的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大陆内多数“文革”专著，如高皋、严家其的《“文革大革命”十年史》、金春明《“文革大革命”史稿》等均未论及，甚至连提也未提。其他“文革”著述中论及或提及者也极少。可见，这个课题尚未引起专家学者的足够重视(包括海外学者)。笔者以为，这场持续时间不长(不到一年)的运动，不仅危害极大，而且影响深远。可以说，其开了如像遇罗克、张志新这样，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思想罪”就不仅让人失去自由，而且失去生命的先例(此前虽有但比较少)。不仅“文革”中一大批思想者遇难于“一打三反”运动，而“文革”结束后的1970年代末期，如吉林的史云峰、上海的王申酉等著名思想者，也遇难于“一打三反”运动的遗毒。因为1970年1月中共中央发的那个《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多年来一直成了各地逮捕和处决“反革命”的依据。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国内有些资料性辞书类书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以及金春明、黄裕冲等人编着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等有所记载和披露。这里，仅录上述《国史大辞典》中的“一打三反运动”条目：

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通知》。这3个文件相继发出后，全国随即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群众性运动。简称“一打三反”运动。同年8月，中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后，这一运动逐渐停止。一打三反运动打击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但是当时全国处在混乱状况中，没有法制，办案依靠“公安六条”，加上派性严重，造成许多冤假错案。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张志新所谓“现行反革命”案(被处死)便是其中一例(张晋藩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67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

从这个“条目”可获知，所谓“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统称。其依据是中共中央1月至2月连续发出的3个文件。不过，从当年的实际动作和“运动成果”来看，所谓“三反”不过是陪衬，或者说虚晃一枪，“一打”才是问题核心，是真正要义。各地雷厉风行，不遗余力开展执行的，乃是“一打”——“打击反革命”。因为“一打”显然是政治问题，是各级掌权者执法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三反”乃经济问题，似乎无关大局。所以，到后来，“一打三反”运动直接演变成“一打运动”。从以上条目也可看出，统计出的运动成果，是“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万多名”。

关于中共中央1970年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具体内容，该《国史大辞典》的相关条目中亦有介绍。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的主要内容有：①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②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③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④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⑤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⑥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指示》下发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击反革命分子”运动。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次运动中有一些案件属于冤、假、错案(张晋藩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67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

而中共中央发出该《指示》的背景，在金春明等人编着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的“一打三反”条目中有所交代。“中共中央认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求全党：‘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

看来，当年中央决策者之所以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打反”，是为应付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似乎认为战争(尤其与苏联的战争)在即，为了不让国内的“反革命分子”成为“帝修反的别动队”(换句话说，为敌人当“内应”)，有必要于国内先来个严厉打击镇压，以防患于未然。这就是当年大规模“打反”的大背景和动因。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1月9日那份《通知》中也着重提及这个背景：“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中共中央这个《指示》一下，各地立即以搞政治运动的态式，展开了大逮捕大处决的浪潮(其中亦包括早已被捕入狱且被定刑后又临时加重判决改为死刑者)。

处决权在省、市革委会主任手里

从1962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好转，到“文革”前，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比较难得的一段好时光。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相对安定，从1963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各地捕人及杀人数，都呈逐年降低趋势。以山东为例，从有统计数字的1953年到1990年近40年中，山东全省“改犯数”(即当年被捕判刑在监者)，以1958年为最高，达55206人，1966年最低，为2436人。至于“反革命案件”，数据如下：“1958年，全省审结反革命案件48894件，给予刑事处分48330人。其中判处死刑、死缓889名，无期徒刑917名，管制23590名，徒刑21205名。”而到“文革”发动1966那年，则大幅降低，“1966年审结的1350件反革命案件中，历史反革命占32%，反革命倒算占13%，打击报复占12%，会道门占9.8%。”(《山东省志·司法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399，400页，第759页)1958年山东全省审结反革命案件48894件，到1966年全省仅审结1350件，不足20分之一。而且其中“历史反革命”占32%。

至于死刑判决，1960年代以来各地司法当局都掌控得比较严，尤其是中央将死刑核准权，由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后，被真正执行死刑的，更是大幅减少。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1968年4月29日著名思想者林昭在上海被处决，应该是个特例)。“文革”初期1967年2、3月间，一些地方，如四川、湖南、湖北等省，曾由军方主持，搞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反”，一些省抓了数万至10万以上的“反革命”。不过，那完全是针对造反派而为，几个月后又在中央干预下释放并全面平反。

真正针对“反革命”，尤其是“现行反革命”而展开的大规模逮捕和处决行动，是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之后(此前一些省市如北京市已宣判过一批，大约是1969年10月中央发出战备令和城市疏散令之后)。

此时针对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处决权，已经从中央(原最高人民法院)重新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仅处决执行前后报中央备案而已。上文提到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第五项内容即专门对此作出规定：

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既然中央已将处决权下放到了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因此处决名单的拟定，以及最后处决令的签署，实际权力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手里。当时的运作程序一般是先由地方革委会下设的，代行各地公、检、法职权的“人民保卫组”或是地方公检法军管会拟定名单，交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常委或是“党的核心小组”讨论批准，最后由革委会主任签字定夺。

由此可以说，1970年3月5日，导致遇罗克遇难的“第二次处决令”，即对遇罗克等19人的处决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从职位上说，应该是由谢富治签署。因为此时谢富治的身份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而且兼任着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无论全国，还是北京市，整个政治形势已经显著变化，普遍的处决行动已然展开或即将全面展开，当局不会将遇罗克要不要处决的问题，再去找周恩来直接签署(若第一次“处决令”是周作出的，他已签署过一次了。)当然，笔者上文又提及吴德，是因为谢富治此时已癌症病重，是否是由吴德在代行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职权。牟志京文章中称“重要人士受托办理”，很大程度是影指吴德。谢富治恶名昭著，其时已是可以点名指责者。

需要提及的是，当时除北京和上海市外，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几乎全部是军方将领(即当地驻军最高首长)。这有点同1950年代初的“镇反”运动相类似，主持大逮捕、大审判、大处决的都是军方负责人，搞得特别“左”，特别过火。

“一打三反”运动与周恩来

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的指示下发后，北京市首先作出了表率，一场声势空前，深挖细查“反革命”(尤其是所谓“现行反革命”)的运动，即在全国迅猛展开。从1970年2、3月开始，到当年年底这半年多时间里，“一打三反”是各省、市、自治区工作重点，大清查、大逮捕、大处决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抓“反革命”，挖掘“反革命集团”成风(不知是否像过去搞政治运动一样下指标)，尤其一些县、市，怕落后了，没有“反革命”也要生拉活扯挖出“反革命”来，且动辄整成“反革命集团”，牵连十数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笔者收集有当年家乡某区“一打三反”中一个案件的整套原始材料。几个年轻人(本是好朋友)，平时爱聚一聚，讲点闲话，听听半导体收音机，偶尔放唱片听音乐。运动一来，其中一人被人举报“收听敌台”，即成对象，被请进“学习班”(实为隔离)，并成立专案组办案。随着“深入”，案情越闹越大，成全区重点之一，涉案者如“滚雪球”一般，卷进数十人之多，不仅朋友，连朋友的朋友亦未能免。仅仅因为传看过一本书，参加朋友婚礼时听过一次唱片(那时的婚礼极简单，就是吃吃糖果，借个电唱机放唱片，添点气氛，而且是公开发行的“红色唱片”)，也成“集团成员”。仅仅为之修理过一次收音机，也被打成“集团”的“黑技师”。这种“打反”，真是冤狱遍地，荒谬绝伦。

直到当年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船，毛泽东要趁机收拾林彪集团，于10月开始搞“批陈整风”，全党全国政治斗争目标和内容陡然转移，“一打三反”的势头才逐渐减弱，至直完全停止。否则，弄出来的冤案更多，对国人的危害更大。这场不到一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前面提到的《国史大辞典》给出的数据是：“1970年2月至10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万多人”。笔者手中无更确实材料，不能说这是一个缩了水的数字，但起码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因为还有比这大几倍甚至10倍以上的对象是没被正式逮捕，却是以拘留，或是以“办学习班”隔离审查名义被“打击”的“反革命疑犯”。被正式处决者，过去看到一个材料，说是2万多人。曾经有说法，说以往“镇反”，中央给各地下达的处决数，不能低于捕人数的十分之一。按28万捕人数计，其十分之一，在2-3万人之间(笔者估计，其中起码有一万人是遇罗克、张志新、马正秀这样纯粹的“文革思想者”)，倒是符合这个比例。

最后一点，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是按谁的指示发动起来的?笔者也算研究“文革”，从“文革”最初发端到终结，其一系列重大举措和转折，如“大串连”，“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建革命委员会”、“清队”、清查“五·一六”、“上山下乡”、“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再到“批林批孔”、“批《水浒》”，一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些，毛泽东本人都有过指示，人们可以从毛泽东指示或讲话中找到依据。唯独这个“一打三反”运动，毛泽东“文革”讲话、文稿中却寻不到半点依据。

“文革”很长时期，在党、政、军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笔者一直认为，如果“一打三反”运动的发动和开展，不是出于毛泽东的话，那这一决策的最初出台，应在周恩来身上。况且，即便毛泽东曾经有过类似指示，但在实际执行上，一系列强硬操作指挥实践者，镇压毫不手软，也是周恩来。

这个判决是反正义、反法律的，是中国反民主的黑暗势力对我和孙德胜所作的卑劣的政治迫害。我们是完全无罪的。

法律深处流淌的是主体、尊严的声音。“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然而，你们的这一判决却践踏公义、违反人性、破坏基本的程序正义。你们对堂堂正正履行公民政治权利的我们所制造的这一政治冤案，乃是将本当用于匡扶正义、保障人权的司法机构，颠倒用于构陷无辜的公民，用于碾压人权，用于践踏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宪政民主事业。你们的行为犯罪意图十分明显，情节特别严重，实属恶中之恶。

你们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刑律。未来民主法治时代的法庭，将用公正的方式审判你们的罪行，将用人道的光芒照耀你们那久已被野性、贪欲、恐惧和仇恨所淹没的人性。没有正义和赎罪，就没有有尊严的仁慈与宽恕。

中国土地上所有的暴君、所有的压迫者以及所有的反民主黑恶分子们，我要用一位屡遭政治构罪和饱受酷刑折磨的不屈的理想主义者愤怒的预言，惩罚你们那被极权主义思想所毒化、至今仍不思悔改的灵魂。在经历了极权主义酿成的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后，你们依然持守其衣钵倒行逆施，不择一切手段的维护权力私有和全面专政。我相信，万古千秋的人类都会用悠悠之口谴责你们的冥顽不化和天良沦丧、谴责你们不以为耻且自我美化的丛林野性和政治兽性。

“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历史就是我们民族的自然法法庭。参与本案的郑昕、罗成、鲁肖法官，王宇、刘力骏检察官，以及躲在你们背后的那些视现代民主为万丈深渊的维稳集团官吏们，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你们将永远无法逃脱历史法庭对你们罪孽深重的鞭挞。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的这一可耻的政治迫害，是不可能达到压制中国浩浩荡荡的民主浪潮的政治目的的。相反，它将帮助世人更加认清你们反民主的本质，将有更多的公民由于愤怒或觉醒而勇敢的站出来，山峰般崛起，加入到我们的行例。我们的自由民主运动，将会在不断地打压、淬火中变得越来越强大，直到有一天，这一代公民用自己的双手，将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大厦矗立在这块曾经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未来属于主权的公民和主权的人民，世间万国无可逃避。

在此，我要向过去两年中排除各种风险和阻挠、无畏的为我提供法律辩护的陈光武、张雪忠、张磊、李金星律师表示真挚的谢意，四位律师对我的帮助之巨非语言所能表达。我要向一直坚韧、无私的致力于营救声援我的隋牧青、蔺其磊律师，笑蜀、郭春平、赵红伟先生，尊敬的傅希秋牧师、张敏老师，向心灵饱受煎熬、越来越坚强的我的姐姐杨茂平、哥哥杨茂全，向众多用各种方式参加呼吁、救援、围观活动而我无法在此一一列出名字的维权运动和自由阵营的同道战友们，以及用各种方式传播信息、表达支持、发出抗议的正直善良的同胞们和国际友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普天下兄弟姐妹的支持和帮助，让我感到仿佛生活在人道、仁爱的温暖海洋中，时常忘却了铁窗的冰冷、厚墙的困厄。

我还要特别的向我的妻子张清清表达我深沉的感激之情。2012年7月底，在与北京的民运老战士们聚餐时，我曾被问及家庭状况，当时我回答说：“我对我妻子的感情是神圣的，因她在我危难中尽力呼吁营救，面对各种威胁绝不退步。”亲爱的夫人，今日我将对你深沉感谢公开讲出，意在表达和传扬我对你十年来在特殊考验下展示的抵抗、坚守、忠贞品质的高度尊敬。尤其是你在2006年9月至2008年12月间为我所做的一切，让我永世不忘、永世感激。“永恒的女性，引领人类上升。”亲爱的夫人，我也深知你身为母亲在新大陆抚育一双儿女的艰难辛苦。我在祖国大陆为民主不断的坐牢，女儿和儿子的教育，这一我最为看重的家庭事务，都要有劳于你了！

朋友们，该结束了，我要迎接一个新的开始。无限的传奇和机遇，理想的灿烂和辉煌，正在前面等待着我们。

       杨茂东（郭飞雄）

  宣判日

郭飞雄：

1988年7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分配到武汉市职工医学院（该校后来并入江汉大学）工作。

1991年南下广东，从事多种职业。

1993年至2001年主营民间出版，后以写作谋生。

2005年4月底，因为申请反对日本右翼的“五四”抗议游行，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刑事拘留15天。

2005年7月，作为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南下广东参与了南海、佛山、番禺等地的民间维权工作。7月底，参与太石村罢免事件，提供法律咨助，他在第一时间在个人网志上向网络读者们提供太石村事件进展信息。9月13日晚被广州番禺公安局刑事拘留，并进行了绝食抗争。系狱期间，他就囚犯被强制劳改上书广东当局。2005年12月27日被公诉机关决定“不予起诉”而获释。

2007年11月12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裁定“非法经营”罪名成立，判其有期徒刑5年及罚款4万元。在广东梅州监狱服刑。他的妻子和一双儿女于2009年4月到达美国，并取得政治庇护

2013年8月8日23时被刑拘，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随牧青律师认为“郭飞雄此次被逮捕的直接原因是他参与了今年（2013年）初《南方周末》的维权活动。”[2] 

2015年11月27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两项罪名，判处我有期徒刑六年。

编者按：

“树典型”，是古已有之的把戏。

忠臣、孝子、节妇、义仆被表彰了上千年，只有给弱势群体树立个标准，做起君、父、夫、主才稳当，才过瘾。为此，从朝廷到家族绝不吝惜荣誉和财帛，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君不见，为了做典型、学典型，倒悬国门的，举家仰药的，法场换子的，断臂的，从井的，卧冰的，割股的，轰轰烈烈，史不绝书。

卢弘同志讲述的故事，是“树典型”的文革版。名目变了，叫做“活学活用”、“一心为公”、“支左爱民”等等，愚弄大众的本质未变。所以，根据“形势需要”对典型的原型有拔高，有增隐，有编造，甚至丧事当成喜事办，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典型”中最荒唐的是刘学保。他看到魔术师怀里变出个火盆，就生把火盆往怀里揣。他根本不懂：“组织骗”与“骗组织”是性质绝对不同的两回事，就象“高干子弟行骗”与“冒充高干子弟行骗”的区别。他坏了规矩，所以最终进了班房，而不是干休所。当然，如果文革不结束，这种“英雄”，不知还要英武到何年何月。

真善美，不能靠政权的“树立”，而要靠积极、进步、开明、健康的社会机制下人性正常的升华。

在“文革”的“大破大立”宣传中，军报连续推出许多“英雄人物”，作为“正面典型”来反复宣传，并通过对他们的宣传、评价，往里注入渗进自己正要鼓吹提倡的东西，为此他们不惜将某些一般言行加工拔高和利用改造，借题发挥，或索性制造、编造出一套又一套“英雄行为”、“先进思想”和“时代语言”。

                                   王 杰

典型宣传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将本来是在意外事故中偶然丧生的人物，说成一个英勇献身的“英雄人物”，将其树为“重大典型”来大吹特吹。

例如“文革”前夕大肆宣扬的王杰，原是和民兵在一起进行爆破训练时，由于不慎使炸药突然爆炸而不幸牺牲，所在部队最初将此事作为“事故死亡”上报并请示处理办法。部队出了事故死了人，当然是一件糟糕的事，不仅所在单位的“四好”一下吹了，还得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这时有人“活学活用”了毛主席的“辩证法”即“变正法”教导，灵机一动地将此事来个反戏正唱，经过有关方面特别是军报某些“笔杆子”的加工创造，结果就宣传并树起了一个因“活学活用”而“舍己为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杰出典型，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宣扬鼓吹了好几个月，使那个出了事故死了人的部队，不仅保住了“四好”荣誉，还出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英雄人物，反使大家都因他的牺牲大沾其光。事后我才知道，这次宣传正是按照林彪的直接授意进行的，事发并上报以后，林彪于1965年11月5日指示说：“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军报就据此指示，借宣扬王杰的机会，宣传了军队在林彪倡导“活学活用”后的“伟大成果”，将本来的一件坏事，反过来吹成了一大好事。

                                  刘英俊

也许是“好事”年年有，唯有“文革”多，就在“文革”运动全面展开时，黑龙江佳木斯的驻军部队，又出现了一个叫刘英俊的新典型。刘英俊为救护孩子拦惊马而献身，确是舍己为人的英雄行为。部队里组织人写出了稿子，要报道这一英勇事迹，并为此与军报进行联系。刘英俊所属部队23军搞报道的同志我都认识，他们来军报后向我说了一些其他情况，说是刘英俊在本连队曾被人认为是一个“后进战士”，即他有过一些牢骚怪话，还曾顶撞过某位领导，因此不太受人欢迎和注意，直到他因为拦车救人而牺牲，才开始对他进行表彰和宣传，认为他为本部队增了光。不过一旦需要宣传他，所有负面的东西不仅一点不见，反而被说成是一直“先进”和一贯“优秀”的“活学活用”出来的“英雄典范”。军报的宣传就是这样的。

对于刘英俊的宣传，军报一开始就大搞借题发挥和移花接木。报社派人将刘英俊的英雄事迹、成长过程及其思想道路，作了很大的发挥与提高，特别是加进了许多根本不是刘英俊的事或他说过的话，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文革”时代色彩的突出典型。1966年7月13日，军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生动详细地介绍了这位“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又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同时用“毛主席语录”中的话，配发了以“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为题，画着刘英俊拦惊马场面的大幅美术作品。在当日的社论中，军报的 “笔杆子”们在林彪语言的基础上作了新的发挥创造，第一次出现了四句最时髦最响亮的政治口号：“认真学习最高指示，坚决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尽管这几句“精彩语言”既不是出自刘英俊口中，更没有出自他的笔下，他生前也根本没听说过也不知道有这些说法，但是在对他的宣传中，却都强安到这个已逝的年轻战士头上。

军报在对刘英俊的宣传上，真是下了大功夫。从7月13日刘英俊的名字第一天见报，发表第一篇名为评介刘英俊、实是推出四条新口号的社论开始，每天都以一版突出地位和各版整版篇幅，连续发表关于刘英俊的言论、报道、反应文章和刘英俊的手迹、文物及学习他的活动的各种照片图片等等。直到8月10日又出了一个新的英雄典型，对刘英俊的宣传才基本收场。所有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刘英俊的事为“载体”，强加进军报本身正极力宣扬的各种最新精神和提法，实际上都是借题发挥甚至别有用心的。这种做法早已是军报的“优良传统”，这次仅仅是“发扬光大”而已。

                                  蔡永祥

1966年10月31日，军报又从一版到二版发表了一篇本报记者、通讯员采写的重大报道，说是在杭州钱塘江大桥守桥连队出现了一个“文革”的“忠诚保卫者”蔡永祥，“一心为公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报道说，当年10月10日凌晨2时34分，一列载有大批大串连红卫兵的列车就要开到时，正在桥头警卫的蔡永祥，忽然发现桥南铁路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就在列车已经驶近时，他奋勇上前全力抱起了那根大木头，使列车顺利通过，“红卫兵保住了，钱塘江大桥保住了!”只是蔡永祥也“壮烈地牺牲了!”同天报上发表了军报为蔡永祥写的第一篇社论：《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整个11月、12月都是对蔡永祥的先进事迹和向他学习的活动的连续报道。当时照例又选发了蔡永祥的日记及其手迹，那日记手迹当然是挑了又挑精选出来的片断，至于已被排成铅字的“日记”，其文字的通顺尤其是思想的敏锐，又富有理论色彩和指导意义，显然并非完全出自一个普通战士笔下。

“文革”以后，我曾到过仍驻在钱塘江大桥头的蔡永祥所在连队。那里不仅建有蔡永祥的“英雄塑像”，还有一座纪念馆，里面全是对蔡永祥事迹、生平的介绍，陈列着他的日记、文物等等，还有全军全国学习、纪念蔡永祥的活动报道和照片，当然更有军报对他的宣传评价。不过我去时这个纪念馆早已封闭了。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蔡永祥的英雄事迹宣传了不久，就偃旗息鼓甚至不好再提了。原来当时那个对“文革”运动“怀有刻骨仇恨”，居然在铁路轨道上放上大木头的“阶级敌人”一直没有找到，连那个“大木头”也不知哪儿去了。事件发生时正是凌晨，在场的只有蔡永祥一个值勤战士，他怎么知道即将开到的火车上坐的都是红卫兵、那火车后来又按时“顺利通过”？蔡永祥的英雄行为到底是谁又是怎样发现和被确认的？他当时推断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别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几乎一切都是无从查究的“无头案”，所以不得不停止宣扬和不再提起这个“文革”的“忠诚保卫者”的“英雄事迹”了。

                             吕祥璧  李文忠  门合

对蔡永祥的宣传到1966年底才停息，紧接着1967年春季又出现了一个“为保卫红卫兵安全，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吕祥璧”，因此他将像“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等同志一样，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里，永远激励和鼓舞着亿万人民。”引号中的话都引自军报1967年5月31日社论。这一社论的标题就是后来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林彪的一句名言：“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论中除了大段引用林彪的指示外，说吕祥璧如何“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说他“为我们作出了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榜样”等等。不幸的战士吕祥璧，成为不到一年内的第三个被军报宣传所利用的牺牲者。

吕祥璧抢救红卫兵的事才过去几个月，江西又出了个事故。一批红卫兵正过一条江时，忽然翻了船，照例又是部队赶去抢救。有一个叫李文忠的战士，在抢救红卫兵时溺水牺牲了，这当然又成了英雄。军报很快为他掀起了又一个宣传热潮，连续发表社论和消息，将李文忠树为“支左爱民”模范，不仅一如既往地说他如何“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又在社论和报道中将他的事迹和思想，总结概括出几句顺口溜式的新口号，这就是曾流行一时的“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在宣传李文忠两个多月后，西北地区又出了一个叫门合的部队基层干部，他在帮助民兵和农民试射防霜冻土火箭中，因意外爆炸事故而牺牲。据说门合在炸药就要爆炸时，迅速“扑向炸点，牺牲自己”，掩护了在场的群众。军报将门合宣传为“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的典范，又说他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榜样”等等。上面引述的这句话，是当时由军报“笔杆子”和某些“左派理论家”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据说是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的新提法，远在西北地区基层工作从不接触理论研究的门合，根本不知道也从来没听说这一最新时代用语，但是却成了实践和体现这一时新理论的“光辉榜样”。

                                  刘学保

在军报当时宣传出的“英雄人物”中，有一个一直活在人世间，他就是1968年4月24日见报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当天军报一版头条发表了记者、通讯员合写的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因此对刘学保的宣传，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与血腥气。

通讯中介绍说，刘学保原是兰州部队才当兵一年的新任副班长，正在甘肃一个山区林场参加“支左”。据说他当时看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特别是“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认为“阶级敌人”一定要作“垂死挣扎”，他便“高度警惕”和“严密监视”着林场内一切他认为或感到可疑的人，结果认定了其中一个为企图破坏“文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革命分子”。1967年底的一天，刘学保发现这个“反革命分子”正要爆炸一座“新建”的大桥时，他就一边祷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最高指示”，一边“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那个“反革命分子”猛扑过去，经过一场“激烈搏斗”，他终于用自己带来的短刀和斧头，将那家伙连砍带扎“砸烂了他的狗头!”这时他又见到大桥下的炸药包正在嗤嗤地冒着烟火，随时都会发生爆炸，就又背诵着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冲向大桥，取下炸药包，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激荡着山谷的夜空，火光映红了大地，刘学保被震倒在河滩上……”，当人们得讯赶来时，刘学保“微笑”着要大家“不要管我”等等，结果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大桥完好无损，被刘学保砍死的“阶级敌人”罪有应得，他立即成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巍巍高山”式的“革命英雄”。

就“文革”中军报所宣传的“英雄人物”来看，刘学保的事迹格外富有戏剧色彩。事实上，它真的是一部纯属虚构的，由他本人自编、自导、自演的丑剧、闹剧、惨剧。刘学保是一个极其残忍的杀人凶手，一个卑鄙恶劣的政治骗子，被他“砸烂狗头”的那个“阶级敌人”李世白，是一个老实本分和勤劳的林场老工人。事实真相是，1967年12月17日晚上，刘学保偶然看到李世白外出，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刀子和斧头，悄悄跟了上去，等李世白走近一座已不通车连行人都没有的破旧废桥时，刘学保突然扑上去用斧头朝李世白当头砍去，连砍几斧后又用尖刀往要害处连扎几下，使李世白死于非命。之后刘学保跑到桥下河滩上，将自己带来的一个引爆雷管拉响，炸伤了自己的左手表面，接着大声呼叫“抓反革命啊!”待有人来后他见人就说自己是如何为“保卫大桥”与“阶级敌人”李世白激烈博斗并战胜了他，最后终于保住了大桥的“英勇事迹”。他所属部队领导机关听说后，很快将这事报了上去，军报迅速组织了报道。此后刘学保不仅连升几级成为部队营级干部，还当上了兰州军区的党委委员，直至被“选”为“九大”代表，神气活现地到了北京，进了神圣的人民大会堂，多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与此相反的是，李世白一家突然成了“反革命家属”，被赶出林场，儿子因喊冤被抓进监牢，老妻被迫改嫁给一个疯老头，其余孩子都流落异乡改名换姓苦度岁月。

然而历史无情人心是镜，天网恢恢法理难容。当年人们就对刘学保的“英雄行为”产生过怀疑，许多干部群众都曾公开表示，说李世白企图炸桥没有证据，刘学保根本不像也不是所谓的“英雄”，军报也收到了认为刘学保不是“英雄”、李世白也不是“反革命”的读者来信。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这些怀疑者反而都受到了追查、重压和惩处。直到“文革”以后，这事才被重新提起。当地的党政机关特别是政法部门，经过了反复调查核实和技术鉴定，终于查明李世白确实是无辜的冤死者，刘学保的所谓“英雄事迹”完全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为此，林场所在的甘肃省永登县召开了公审大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接着公开为李世白及其全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及其应有权利。这些都登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法律与生活》等报刊上，军报自己也不得不作了相应的报道。不过并未为此表示过自责和内疚，更绝口不提刘学保的犯罪与军报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刘学保实际上是在包括军报在内的舆论工具的宣传蛊惑和煽动教唆下，从一个二十来岁的普通战士，变成了杀人凶犯和政治骗子的。不知后来刘学保本人有所悔悟没有，我只知道对刘学保等人起过煽动教唆作用的军报的那些“笔杆子”们，对于自己做过的事写过的文章，至今几乎从无悔意。不仅如此，他们还照常升至高位，如今有的已经离退休，正在安度晚年。而受过他们“教育”的刘学保之类的人物，也许正在“安度”着无期徒刑。

我写下这些，将他们的“历史功勋”立此存照。

卢弘，又名洪炉，原姓郭。江苏泰兴人，1931年出生，十三岁时参加新四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从事宣传、文化、新闻工作50年，在《解放军报》社工作近30年。创作过大量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创办和主编过《炎黄春秋》。

花费30多年时间搜集整理和研究有关资料，呕心沥血写成《军报内部消息》一书在海外出版。

★论选举★

　　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６６７页】

★论国家★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由少数人组成国家，五亿人统统变成国家哪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工人、农民？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８０页】

★屁有香也有臭★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 年８月版，第三十七页】

　　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 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７５页】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８１页】

★引蛇出洞★

　　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

　　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然后让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认识他了。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４月６日）】

★超过秦始皇★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５８、５、８】

★拉屎拉尿★

　　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３月五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版，第４２页】

★有屎拉出来★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３０５页】

★坏事登报一定灭亡★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

★臭菩萨★

　　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左左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日），《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５４２页】

★日本占地越多越好★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在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在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在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在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第182页】

★感谢皇军★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7.10】

    “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

                                          【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1955年10月15日】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

【1959.8.17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年）第260页。】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战争。”

【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1964年8月22日】 

★学文科的最差★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　１９６４、８、２４】

★操娘★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 年八月版，第４３５页】

★节粮问题★

　　节约粮食的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党内通信（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９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 ２９３页】

★屁股★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１９６４、５、１１】

★绿林大学★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５４９页】

★考试要一概废除★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考试可以抄★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春节谈话纪要（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 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４６０页】

★上学太累★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和王海容同志的谈话　１９６４、６、４】

★考几何我就画个蛋★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论哲学★

　　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也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

　　中国人是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三个两个，甚至十个八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０日】

　　哲学讲半个钟头就行了，讲久了反而讲不清楚。

　　　　　                                  【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１９６４年３月】

★评古典名著★

　　《西厢记》里的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大家都是知道的。她是个青年人，是奴婢，但她很公正、勇敢，敢于冲破老规矩，帮崔莺莺、张生那么大的忙，当时那是不符合宪法的，是违反婚姻法的。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

　　孙行者是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习他呢？孙行者反教条主义，敢作敢为。猪八戒是自由主义，但有修正主义，老想退伍。当然，那个党不好，是第二国际，唐僧相当于伯恩斯坦。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４月６日】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人民日报》１９７５年９月４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引述】

　　诗经大部份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
　　　

★没有就去抢★ 　　

      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8.18】

★谁打倒谁★

　　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０日】

★论武斗★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 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打仗靠流氓★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

★小平耳朵聋★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10月】

      被错看成《红都女皇》的《江青同志》封面

轰动一时的《红都女皇》事件，是一个政治谣言。证明这一点，不需要人证，也不需要物证，逻辑足以为证：一本1977年才在美国出版的书，毛泽东不可能1973年在中国读到，并作出批示。

引言：维特克其人

维特克生于1938年，本科就读于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维特克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现代中国在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维特克娘家姓希特(Heater)，前夫是汉学家魏大可(Charles Witke)，维特克之姓当来自前夫。与魏大可离婚后，她嫁给了著名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这段婚姻最后也以离婚结束。

维特克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极具杀伤力。张爱玲在1977年初版的《红楼梦魇》里，曾提及几年前在柏克莱见到一位“漂亮的教授太太”，她研究中国人的侠女崇拜，想听听张的意见。张对她的漂亮长相印象深刻，说“面貌是差不多的影星都还比不上她”。(1)这位太太有许多名字，其中一个是维特克。

1965年，夏志清先生的胞兄夏济安在加州伯克莱大学教书。夏先生眼高于顶、性格内向，五十还未结婚。他的女弟子中有一个长得特别动人，对夏先生既崇拜，又亲近，经常环绕于左右。一天，这个女孩来他办公室谈话，夏先生情不自禁，当场向她求爱，不料得到的却是一声坚定的“NO”，夏先生自尊心大受打击，立刻脑溢血发作，几天后便“英年早逝”。这个女孩就是洛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2)

谣言与政治：“两本书”的“混淆”

1972年，已是美国纽约州宾汉姆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维特克访问中国大陆并对江青进行了长达六十小时的采访，1977年，维特克根据采访记录出版了英文版《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一书。(3)

1973年，风传有人在香港出了一本《红都女皇》，书进入大陆，在党内高层引起地震，成为打击江青集团的政治武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本书就是维特克江青传的中文版。

据朱和平回忆，朱德读过《红都女皇》后，感到事态严重，将书呈送毛泽东。(4)有亲历者告诉笔者，叶剑英也拿到此书，并让她抄录。(5)另一说法是，有关部门从香港得到《红都女皇》，审读比对后得出结论，此书就是维特克写的江青传的中文版，随即呈报中央。据说，毛读后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6)

文革后，曾全程陪同维特克访问中国大陆的张颖辟谣，说《红都女皇》和《江青同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谣言源于两本书的混淆。在《外交风云亲历记》中，张颖写道：“当时香港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子虚乌有。”(7)按此说法，《红都女皇》一书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与《红都女皇》谣言传播同时，中国政府正通过驻联合国大使黄华与维特克谈判，希望她不要为江青写传：“1974年1月，何理良(黄华夫人——笔者注)再次强烈要求我不要出版完整的传记内容。问我是否记得‘五月通知’(1973年5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并提出给我钱换取我照他们指令办的承诺。我自然拒绝了。”(8)

“某些中国高级官员想要禁止的。”维特克继续写道，“正是他们的美国对手渴望知道的。国务卿基辛格办公室秘书，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派了代表，通过朋友和合作伙伴直接或间接地向我索取那些会谈记录和我个人笔记复印件。”维特克没有同意合作。(9)

30年前笔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写博士论文，读过英文版《江青同志》。联想到文革中《红都女皇》传言，曾深感困惑：那些下三滥的流言，怎么会以维特克江青传的名义登堂入室，成为朱德、叶剑英等人的案头读物，并引起毛泽东的震怒。

从任何意义上说，维特克的《江青同志》都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绝非地摊文学可比。然而国人感兴趣的，似乎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坊间的谣言。自维特克访问中国大陆以来，各种版本的“红都女皇”故事在民间流传，正式出版的《江青同志》却无人问津。此书近30年后才有中译本，至今仍没有一篇像样的评论。

把党内矛盾捅到海外，再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反馈，影响国内政治，《红都女皇》开了先例。(此前所谓粟裕、彭德怀“里通外国”，纯属栽赃陷害。)这一手法文革后逐渐普及，如今已至炉火纯青。薄熙来、周永康“联手政变”，“江泽民病故”，温家宝家族拥有“巨额财产”，皆是例证。可以说，利用境外媒体放风，影响操纵国内政局，已成为党内高层斗争的一种定势。

与其说中国人关心政治，不如说中国人喜欢谣言。在中国，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它不仅可以杀人，还可以灭国。从山中狐狸传话，到河里石头显灵；从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张三一言的“在专制制度下，人民有造谣的权利”，皆是改朝换代的先声。古人云，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回顾文革，如果说“约法三章”是对江青集团的前哨战，《红都女皇》则是对它的致命一击。

轰动一时的《红都女皇》事件，是一个政治谣言。证明这一点，不需要人证，也不需要物证，逻辑足以为证：一本1977年才在美国出版的书，毛泽东不可能1973年在中国读到，并作出批示。

维特克的阴谋论

1972年8月10日，周恩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10)

深受《西行漫记》影响的江青当然愿意见。于是，在外交部安排下，维特克对江青进行了60多个小时的采访。据张颖回忆，十几万字的谈话记录整理好后，分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阅。张、姚一字未改，退给江青。周阅改后认为问题太多，不宜外送，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

反复考虑后，周恩来向江青建议：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复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以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江青坚决反对，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11)

1972年底，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12)

“已经请示毛主席”七个字是关键。毛泽东显然不满意江青的谈话，所以命令工作停止。如果真有什么“批示”，应该就是此时毛的反应，周恩来无疑是知情人。

阴谋论假设是：国内工作停止，国外并没有。没送给维特克的记录，暗中送给了香港某地摊文人，遂有《红都女皇》一书在香港横空出世。至少，按照张颖两本书混淆的说法，人们有理由这样猜想。

1992年，宦国苍在美国《时报周刊》发表文章，重提《红都女皇》事件。文章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采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情况。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13)

对维特克的阴谋论，张颖表示极度蔑视：“维特克教授的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而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14)张颖“高度”评价维特克的学术能力：“她既不能听又不能讲中文，中文报纸也看不大懂。近代史她知道些，当代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可说一窍不通。”(15)

在《外交风云亲历记》一书中，张颖否认中国政府曾高价向维特克收买版权：“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最近我又与那时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与维特克有过接触的人士核实，他们也不知道这种谣言从何而来。我想如果用头脑思考一下，就知道这种谣言绝对是无稽之谈。”(16)

笔者部分接受张颖对维特克阴谋论的反驳，因为后者除推理外并无证据，但买版权一说却绝非“无稽之谈”。此事不仅维特克在《江青同志》序言中提到，也被华国锋证实。1976年10月12日，华在接见马天水时说：“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17)华在另一次讲话中称：“美国记者维特克，是情报局的，江青和她谈话，讲了很多下流的话，对毛主席有很大的污蔑。”(18)与维特克一样，华的指控也没有证据。

周恩来绝地反击，以求自保

在追查谣言过程中，人们曾问《红都女皇》的资料从何而来。张颖否定了接待人员泄密的可能性。联想到当时全国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背景，不排除它是江青的政敌所为：他们以此向江青发难，借毛泽东之威打压江青集团。

一般认为，《红都女皇》谣言源于两本书的混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混淆？谁又希望它们混淆呢？雨果说：“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砸人的是真正的恶人。”是有人授意炮制了《红都女皇》？还是“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砸人”？如果是前者，谁的授意？如果是后者，谁又是那个“真正的恶人”？

无论答案如何，能从《红都女皇》谣言中得益的，只有林彪军人集团和周恩来官僚集团，但当时林彪已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押，他们的残余党羽并不控制外交、情治系统，无力导演这么一场大戏。有动机、也有能力导演此剧的，非周恩来官僚集团莫属。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安排采访、谈话泄漏、坊间流传，到送交朱、叶案头，直至最后上呈毛泽东，都需要有人运作。更有趣的是，这边忙着传播伪书，那边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却在与维特克谈判，要她不要出版真书。如果说《红都女皇》事件是谣言，那也是一个国家级的谣言；它动用了国家机器。

当时掌握国家机器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毛当然不是谣言的作者；同江青一样，他也是受害者。不仅如此，毛的“批示”还成为谣言的一部分，在民间广为流传。一生之中，毛这是第一次被人玩弄，玩得很惨，到死也不明真相。猫真的是老了。

有人说，周恩来不是那样的人，不会做那样的事。的确，以周之性格，他不会策划《红都女皇》事件，正如林彪不会制定“5·71工程计划”一样。但林彪不做，不等于他儿子不做；周不策划，不等于他部下不策划。泥人尚有土性，唾面自干不符合人性。周服毛泽东，但不服江青；从心底里，他讨厌这个女人。如果周没有参与谣言，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不敢；不是没有动机，是没有魄力。江青是毛泽东的影子，只要毛在一天，周就不会冒险造次。一旦毛撒手人寰，别说周，就是华国锋那样的“老实人”，也容不了江青。(19)

回顾文革，清查“5·16”运动和追查“红都女皇”谣言，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周恩来绝地反击、以求自保的杰作。平心而论，周政治上无意害人，但一旦被迫出手，其谋略之深，手段之辣，康生之流望尘莫及。(1931年轰动上海的“海棠村灭门案”，顾顺章一家九口被杀，即由周一手导演。)

1967年，打倒刘少奇后，极左派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抓“中国最大的走资派”，矛头直指周恩来。这时周向毛泽东汇报，说现在有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组织，叫“5·16”，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红旗反红旗。当年9月，毛批示：“‘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20)有了尚方宝剑，周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查“5·16”运动，造成文革中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广的一场冤案，牵连人数达千万以上。事后知道，“5·16”一案纯属虚构，除北京几个中学生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全国性的反革命组织”。

同样，林彪事件后，军人势力下降，周恩来权力上升，引起毛泽东不安。在毛默许下，江青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在外交部批“投降派”，在文艺界批宋江，在党史界重提“伍豪启事”，目标都是周恩来。面对威胁，周或他的部下不愿坐以待毙，有意泄漏江青-维特克谈话内容和毛的“反应”，给江青制造“新闻”，上点“眼药”，当在情理之中。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国展开了追查“红都女皇”谣言运动。

自己造谣，又自己查谣，是《红都女皇》事件的蹊跷之处，也是谣言制造者的高明之处。查谣从外交部系统开始，参加接待维特克的工作人员首当其冲。通过全国性查谣，江青见维特克被毛泽东训斥的故事变得家喻户晓。此种手段，有些类似当今演艺界明星自编自导的绯闻。不同的是，明星只是利用媒体造谣，并没有能力动用国家机器查谣。

江青不是《红都女皇》谣言的制作者，但无疑是最积极的传播者。被谣言激怒，江青狂热地在全国范围内追查谣言。她至死也不明白，谣言止于智者，不止于权力；在全国范围内查谣，无异于在全国范围内造谣。

文革后期，人人自危；朝秦暮楚，老鼠跳船。康生临死前通过王海容、唐文生揭发江青，材料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得知王、唐二人接近邓，毛大为不快，用当年批陈伯达的口吻批评王、唐，说他们是“小老鼠”，“看到我这条船要沉了，就溜走了”。(21)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邓小平也是周恩来官僚集团一员，虽然他与周有矛盾——毛用他们相互制衡，但在对待江青的态度上是一致的。

更可能的是，周恩来什么都没做，也根本没有什么《红都女皇》。他给毛泽东看的就是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记录。毕竟，记录送到国外发表之前，周有责任向毛通报。在上海被美国水兵调戏，与毛“共同指挥西北战役”，这些情节足以使毛震怒了。不需要再派人到香港去编一本《红都女皇》，从江青六十小时的谵语中摘录几段就足够了。所谓香港出书，传回国内，引起毛震怒，只是民间演绎出来的故事，口口相传，成了“事实”。

江青是毛泽东的影子

江青的问题不是坏，是蠢，而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愚蠢加权力，是天下最毒的毒药，也是江青悲剧的根源。武则天有权，但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一生功业和罪孽可以相抵。相比之下，江青就没有那么幸运；她承担的恶名，远远超过了她的罪孽。

细读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满篇看到一个“蠢”字。这是一个倔强而虚荣的女人，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却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她偏执、多疑、有被迫害幻想，声称林彪“不仅设计了许多计划暗杀毛泽东，而且想除掉所有政治局的同志。他的人画了我们住所的草图，策划攻击和爆破，一次性杀死我们。”她告诉维特克，在那段时期，林彪秘密地控制了毛和她的住所，在食品里逐渐添加有毒物质，他们生病了，并不知道病因。她的病逐渐发展到神经系统，影响大脑和记忆，直到最近才恢复过来。(22)对底层民众，江青不乏同情，曾救过两个死刑犯的命。他们通奸杀人，并不知道这是犯法。(23)

在书的结尾，江青开始谈武则天、吕后，说原始共产主义就是母系社会、女人做主。毛泽东看出端倪，说：“江青有野心，她想让王洪文做人大委员长，自己做中央委员会主席”。(24)随着毛健康情况恶化，江青不思退路，反而准备接班。此时的她已不是狂，而是妄了。被权力陶醉，江青陷入幻觉，忘记自己只是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消失，她也将消失。

毛泽东对《红都女皇》有过批示吗？

据朱和平回忆：有一天，朱德秘书送来一封关于江青的信。“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江青胡乱说话，影响竟然跑到国外去了。因为她是主席夫人，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问题反映到这里来。爷爷觉得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画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据说，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气愤难抑，写了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25)

军科院教授范硕少将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中说：《红都女皇》出版后，中央命令外交部不惜重金，买下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大怒，遂写下那条批示。范硕坚持自己曾看到过毛的批示。(26)

叶永烈的《江青传》实现了穿越。他说，“当毛泽东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后，曾颇为震怒”。(27)他不知道，毛去世时，维特克的《江青同志》并未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有更具体的描述：“该书送回国内，毛泽东阅后，十分气愤，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批件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感到处理江青的条件仍不成熟，只好‘暂缓执行’”。(28)

尽管有以上各种“证据”，笔者仍对毛泽东的“批示”存疑。这不仅因为《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没有收录这一批示，更因为它不合逻辑。凡天上事，必有规律，凡人间事，必有逻辑；规律在万物之中，逻辑在人心(性)之中；它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律。中国传统治史注重证据，却忽略了逻辑的力量。胡适说：“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29)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严谨，也是逻辑的欠缺。没有逻辑作为工具，国人只能堆砌史料。

事实胜于雄辩，逻辑强于事实；事实可以伪造，逻辑不行。

如果毛泽东有批示，

1)为什么1976年打倒“四人帮”时华国锋不说？他做的就是把江青撵出政治局。

2)为什么1981年公审江青时不说？当局那时急需要把江青与毛泽东切割。

3)为什么除范硕将军外，再没有人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么重要的批示，不可能只传达给范硕一个人。

结论：毛泽东对《红都女皇》的批示并不存在，它只是善良的人们编造出来的另一个美丽的故事。

根本就没有《红都女皇》这本书

至今仍不知道，是谁出版了《红都女皇》；人们甚至不知道，《红都女皇》这本书是否存在。迄今为止，尽管有许多关于《红都女皇》的文章，却没有人——除张颖外——读过这部影响深远的书。非常可能，流传了四十年的这本书，其实并不存在。

为考证《红都女皇》谣言的来龙去脉，笔者查閱了普林斯顿、哈佛、哥大、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皆未发现此书，因而怀疑整个事件是条乌龙；在得知严家祺、丁凯文、余汝信等文革史专家也没找到此书后，怀疑进一步加深；最后，笔者向文革资料权威宋永毅求证，得知他曾专门查阅过香港图书总目录，根本就没有《红都女皇》这本书。(30)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红都女皇》是一个极品谣言。谣言在文革后期流传如此之广，几达家喻户晓，以至于几十年之后仍有人认为自己读过此书，其实并未读过。在这一点上，我与朋友笑蜀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都坚信自己看过《红都女皇》，记忆中书也一模一样：小开本，印制粗糙，约八、九万字。直到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找到这本书，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记忆错误：我们读的书是《红都女皇事件之谜》，198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乐欣。

值得一提的是，乐欣1986年的《红都女皇之谜》和张颖2004年的《外交风云亲历记》，系出自一人之手。书中情节、段落甚至引语一字不差，张颖若不是作者，也是材料提供者。问题在于，既然记录稿已经封存，张颖又怎能在书中大段引述江青-维特克谈话细节？乐欣的版本是，某位接待人员在花盆里藏了一份记录，《外交风云亲历记》没有这一情节。更令人费解的是，张颖声称“读过”香港版的《红都女皇》，但对其内容、出版社、作者却只字不提。隐约之间，我感觉她没说实话，似乎有某种难言之隐。当然，不排除记忆错误。我们可以记错，人家为何不可？

为什么《红都女皇》谣言流传至今？因为这是一个好故事。一个好的谣言，必须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有根无据，闻风杀人。维特克采访是根，《红都女皇》是据。在政治不透明的时代，谣言只要符合民意，往往比真话更有力量。维特克采访江青，写《红都女皇》，引起毛泽东震怒，批示：“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故事，笔者清楚地记得，在文革后期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没有人不喜欢这个故事。

只要人民喜欢，谣言就会成为故事，像神话一样世代相传。典型的例子是“让领导先走”和“我爸是李刚！”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对现实不满的人编造的谣言，但因为迎合大众仇官仇富心理，所以在民间不胫而走，成为不争的“事实”。真实情况是，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烧死284名学生；“让领导先走”，是演出开始前主持人说的话：“演出结束后，同学们先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并非在失火之后；同样，“我爸是李刚”也是肇事者李启铭投案时对警察说的话，并非对围观的群众。(31)

作为《红都女皇》事件权威，张颖认为谣言源于两本书的混淆，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四十年来，无人读过《红都女皇》这本书，书却活在人们记忆中，好像人人都读过。

不仅谣言可以骗人，记忆也可以骗人。人总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而心理出于自我保护，总是删除那些不愉快的记忆。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以三个结论：

1)《红都女皇》事件是一个政治谣言：

2)所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示是伪造的；

3)根本就不存在《红都女皇》这本书。

“那我手抄之蓝本，是神马呀？”朋友不解，她曾在1975-76年间为叶剑英抄录《红都女皇》。她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每每见面，叶出口的第一句话总是“有消息么，他怎么样了？”

“就是手抄本，不是书。如果你手抄之蓝本是一本正式出版物，那就更好玩了：只能是有人在小范围内印了一本书，专供叶、朱、毛等人参考(上当)，就像袁克定的《顺天时报》。书在达到目的之后被销毁，没有留下痕迹。再仔细回忆一下，你抄的是不是一本书？”

“我只记得那房间、那不甚明亮的光线……”(32)

注释：

（1）宋希於：《她，美女，<</span>红都女皇>的作者》，羊城晚报，2013年6月30日。

（2）唐翼明：《维特克女士》，新浪博客，2011年5月1日。

（3） 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Boston-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7。

（4）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5）亲历者与笔者的谈话，2015年1月16日。

（6）维特克：《红都女皇——江青同志》，范思译，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中文版说明。

（7）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181页。

（8）维特克：同上书，第13页。

（9）同上书，第13页。

（10）张颖：同上书，第195页。

（11）同上书，第315页。

（12）同上书，第318-319页。

（13）同上书，第179页。

（14）同上书，第179页。

（15）同上书，第208页。

（16）同上书，第330页。

（17）华国锋：引自《丁凯文谈维特克采访江青风波》，《记忆》第64期，2010年12月12日。

（18）华国锋：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版。

（19）文革中，毛泽东曾多次称称华国锋是“老实人”。

（20）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

（21）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22）维特克：同上书，第364页。

（23）同上书，第254页。

（24）同上书，第461-462页。

（25）朱和平：同上书，第257页。

（26）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华文出版社，2002年。

（27）叶永烈：《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73-473页。

（28）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0-851页。

（29）胡适：引自汪金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读胡适的两封佚信》，新浪博客，2005年6月27日。

（30）宋永毅与笔者的谈话，2015年1月16日。

（31）见刘源在张木生《读李零，思国运》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32）亲历者与笔者的微信，2015年1月19日。

                  2015年2月2日于普林斯顿

左起：1921年周恩来、李福景与常策欧合影于伦敦。 李福景家人提供图片

2010年9月间，大学新学期开学不久，我接到了一封电邮，来自北京中国科协的王翠玉老师。王老师帮助我们安排大学生每年暑期到北京实习有好几年了，我们常用电邮来往。不过暑期刚结束接到的这封电邮，就有点意外了。原来她有事相求。

她写道：有位国内知名的研究恒星物理和银河系的天文学家，叫李竞，已是81岁了，今年暑期还接待了贵校在北京实习的学生到家里做客。他的父亲曾在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就读，英文名 F.C.Lee，中文名李福景，入学年份1919年至1920年。这位科学家希望能查找其父当年在港大读书时的资料。

要找90年前的学生档案，真不知还有没有，因为香港大学校舍在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曾经被日本军队占据，学校也停办了几年，主楼最后还被大火烧了个通顶。我一方面回邮王翠玉，我尽力而为；另一方面与系主任关国雄教授一拍即合，他即发信给大学教务长和档案中心求助，请求打开学校的档案库，让我翻查里面的陈年资料。

大学档案中心主管 Stacy Belcher Gould女士很快就回信，表示无任欢迎，虽然不肯定档案库里，有多少对我们有用的资料，但非常乐意提供协助去翻查，只是希望我们如有所获，也给一份他们保存。她请我与她的助手 Cheung Mo Ching张慕贞女士联系。

档案中心在大学主图书馆二楼（1/F），面积不大，约150平方米，被一组可走轨移动的铁皮档柜占据了大半空间。正如 Stacy信中说的，中心内不设阅览室，只有沿通道靠墙边摆放一列书桌，供查阅人使用。我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耗在那里两三个小时。张慕贞很热情也很细心，一见面就知道，她是那类最乐意助人的人。

张慕贞告诉我，她查过工学院早年的学生登记卡，可惜缺了不少的年份，包括1919年入学的；也查过离校的学生登记卡，没有发现有叫 F.C.Lee的。学生登记卡是学生入学注册后填写的一份记录，包括学生姓名、年龄、注册号、父母或监护人姓名、入学考试年份和入学注册年份，卡的右上方还有一个方框供粘贴学生的相片。卡的下半部份是学位颁授年份和学生参加实验、实习和学生会组织的记录，背面（准确地说，这面才是学生登记卡的正面，因为上面印有大学的校徽和校名）则是学生的历年考试结果。

离校的学生登记卡，都收藏在一个白纸盒里，按学生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排放。我不死心，又逐一地把离校的学生登记卡中所有以 L开头的姓名重新翻查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我只得相信，档案库保存的离校的学生登记卡并不齐全。张慕贞提醒我，不少学生战后改了名，李福景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名字呢？

第二天，张慕贞一早给我电邮，字行间充满喜悦。她说从大学录取委员会（ Matriculation Board）在1918年10月10日及1919年1月4日与8日的会议记录中，发现两处提到了 Li Fu Ching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你要寻找的人了！

《大学录取委员会会议记录》（ Matriculation Board Minutes），是一本用硬皮装订好的当年档，收集了录取委员会从1913年10月8日第一次会议到1941年期间的会议记录。在1918年10月10日的第53次会议，是关于一次特别入学考试的结果，其中在复考英文（ Referred in English）栏下有 Li Fu Ching的名字，其考试号是17。复考生被允许入读，但同时要上入学试的英文课，并须通过在12月举行的英文考试。在1919年1月4日与8日的第55次与56次会议（用了同一份会议记录），跟进了12月的考试结果，在通过英文复考的名单下，又出现了 Li Fu Ching的名子，其考试号是63。

我真佩服张慕贞，这么快就在茫茫的档案文海中，捞到了 Li Fu Ching这根针。我也欣赏当年录取委员会，用 Referred这个字眼的心思，我也得小心翼翼地翻译为：复考。我想，如果不是要复考英文， Li Fu Ching这个大名恐怕不会一而再地留在这么重要的会议记录中呢。我马上把这个发现写给王翠玉，请她询问李竞老师， Li Fu Ching是否是他父亲用过的英文名字。

王老师很快就回邮。她写道：“李竞老师已经确认 Li Fu Ching即是其父的英文名。李竞老师通过我们转达对贵校及你的谢意。李老师知此即可”。

我也很高兴，因为还了这位老人的一个心愿。不过，我没有“知此即可”。这件事挑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去追寻工程学院早年校友的踪迹。

从李竞老师处获知，李福景先生在港大读了一年，第二年即1920年，就远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继续求学。当时是甚么原因驱使李福景转校的呢？

一天，张慕贞给我看一份影本，题目是《周恩来、李福景关于留法勤工俭学之境遇致严修信》，信的抬头是“严翁老先生大人”，落款是“学生周恩来李福景同启，十年（即1921年）一月二十五日寄自伦敦”。我一看就认得是周恩来的笔迹，精神为之一振：李福景与周恩来一起去欧洲的吗？信中确实写道：“恩来福景离国之期为去岁十一月七号，海行三十六日抵法之马赛。”“福景在法停留一星期便渡海来英，恩来因患小恙延至本月五号始抵伦敦。”李福景果真与周恩来在1920年深秋同船赴欧的。此李福景是彼李福景吗？我一方面又发电邮给王翠玉向李竞老师求证，另一方面立即上网寻查。这一查，查出了当年天津南开人津津乐道的“三剑客”的一段往事。

说的是1914年至1917年间，在天津南开学校求学时的三个最要好的同窗诤友，他们是周恩来、李福景和吴国祯。其中吴的年纪最小，1914年入学时才11岁；周比吴大5岁，高一年级，而李居中，比周少两岁。三个少年志趣相投，课余谈天说地，经常出入成三。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开始搞学生运动，1914年与张瑞峰、常策欧等组织了“敬业乐群会”，首任智育部长，续任会长；1915年在会内增设童子部，特别吸收15岁以下同学参加，先后由李福景和吴国祯任部长。

辛亥革命刚过几年，开明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宣导学生排演话剧来训练口才，学生也热衷于演出新剧宣导新文化。周恩来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南开新剧团，男扮女装饰演新剧《一元钱》的女主角，成为当时京津戏台的一时佳话。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不足百日即亡，周又自编自演了另一台讽刺时弊的街头活报剧《一元钱》，不但饰演了剧中的村妇，还拉上李福景扮演剧中的政客。旁人笑称他们为“三剑客”，他们彼此也惺惺相惜。且看周恩来在1916年10月，在他主编的会刊《敬业》第五期上登载吴国祯日记时，亲自写的一段按语，足见周对两位兄弟的器重。

他写道：

“既入南开，处稠人广众中，所交益多……相勉以道德，相交以天真，相待如兄弟者，仅得二人焉。一曰李新慧（福景），一曰吴峙之（国祯）。新慧年长峙之三龄，聪敏异人，非同凡俗。峙之年十有三，入南开方十一龄耳。彼时吾一见即许为异才。逮相识既久，始知峙之之才，纯由功夫中得来。盖幼秉异资，复得家庭教育，锻炼琢磨，方成良玉。读峙之家训，阅峙之日记，知峙之修养之纯，将来之成就不可限量，盖叹世之子弟不可不有良好家庭教育作基础于先也。不仅此也，吾之处新慧、峙之，既一秉诚心矣。而吾每睹新慧，辄令余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愿作竟日谈，何可一日无此君之慨。及晤峙之，则促膝论道，抵掌论文，欢愉快乐中寓庄严之气象，心神为之清朗。故二君虽幼龄于余，而实余之益友、诤友。”

不过，这种手足情谊仅存于少年懵懂之时。当三人走出南开学校时，已各自有主见，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周恩来、吴国祯投身政治，一个追寻共产主义，一个信奉三民主义；而李福景不再沾指政治，一心求学工程技术，以技术立身效国，所以他1918年报读了香港大学工学院。为何他后来又转到英国去呢？这还是与周恩来有关。

     周恩来（右）在南开学堂读书时与李福景（左）形影不离（照片摄于1915年）。

周恩来1917年毕业南开后，东渡日本，报考大学不成，至1919年春，得知南开学校创办大学部后回到天津，碰上了“五四运动”。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以德国战败而结束，中国作为参战协约国之一，也算是战胜国了，有份出席1919年1月18日的巴黎“和平会议”。可是，那积弱已久的旧中国，被人欺负到直剃眼眉，不但未能“乘胜”争取废除外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反而被列强众国强迫，要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4月30日巴黎和会，商订了那份欺压中国的《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从巴黎发回电报，谓外交已失败，如不签约，连庚子赔款也得不到。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和《国民公报》上撰文呼吁：“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开会，企图阻止政府签约。身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的消息转报学生。北大学生当晚在法科礼堂召开了学生大会，发动5月4日天安门学界大示威。

是日星期天，北京三间大学三千学生齐集天安门，高悬“还我青岛”的血书，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和时任驻日公使章宗祥，三人均曾留学日本，媚日求利。学生派出代表要求会见四国公使，除美国使馆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于是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游行至赵家楼胡同曹宅，学生遍寻不获曹汝霖，痛打了正在回国述职寄居曹宅的章宗祥，并火烧了曹宅，史称“火烧赵家楼”事件。

话说曹汝霖当天躲过了入屋寻他的学生，在北京东躲西藏了一阵子，最后避到了天津租界当寓公。曹的儿子也随之进了南开学校读书。为免儿子受奚落，他找到校长张伯苓，表示愿捐一万大元给南开。当时南开正筹建大学部，张伯苓因资金短缺而处于窘困之中。正如校董严修说的，南开是私校，得不到政府的钱，只能靠募捐。张见曹捐款，不免心动，要聘请曹为南开校董作答谢。

这件事给回到天津的周恩来捉了个正着。他回到母校，先找他的恩师严修，续找校长张伯苓，力劝他们拒绝曹的捐款，并发动南开同学开展拒款运动。张伯苓顺从了民意，不再接受曹的捐款，还收了周恩来入读南开大学。周恩来名义上是大学生，实际上投身社会运动，先是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继而担任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最后与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包括后来成为他终生夫人的邓颖超）创立了“觉悟社”。

1920年1月29日，为抗议天津警厅查封学生联合会，周恩来和三位学运领袖走进省公署辕门去请愿，反被扣押至7月17日达半年。在羁押期间，周恩来被南开大学开除，他倒不在乎失学。出狱后，周恩来与部分“觉悟社”成员到北京找李大钊先生，请教青年运动的出路。李大钊建议周恩来到欧洲去学习。时逢蔡元培任会长的留法华法教育会，正物色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南开大学校董严修当即推荐了周恩来和李福景（李的父亲李金藻也是南开学校的校董，与严修和张伯苓相交甚深），获得了张伯苓的赞同，为他俩争得了赴欧留学的名额。严修还以“范孙奖学金”的名义资助了他们出国的费用。

于是就有了历史的这一幕：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和李福景随第15批赴法学生团共197人，登上了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远航欧洲。

他们到了伦敦后分手，周恩来问李福景何去何从，李再次回答：“到英国学习土木工程”。而周恩来被问及他又有何打算时，周说：“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本此目标，选择课目”。从此，周恩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靠“范孙奖学金”在欧洲游历了四年，考察工人运动，组织青年共产主义小组。由于周在欧洲居无定处，他的那份“范孙奖学金”一直由李福景转交，是严修每年两次把钱先交给李父李金藻，再寄去给李福景的。据说当时有人向严修告状，说周拿了钱不上学。严修先生很开通，他用四个字去回应：“士各有志”。他认为用他的钱去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行，不是干坏事就成了。

周恩来一篇写于1918年的日记。“有生以来沾着这个‘情’字，至于赤子之心……”这句话的其余部分，被一条粗重的乌黑墨迹掩盖住了。

周恩来一篇写于1918年的日记。"此心之伤实历两月。每当月夕风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念吾家，想吾慧弟，尤难受也！”

李福景入读曼彻斯特大学后，第三年和第四年都得到了大学的奖学金。他把自己的那份“范孙奖学金”也送给了周恩来，作为对兄长的支持。李福景1925年学成后回国，先后到了津浦铁路局和北甯铁路局当工程师，修筑铁路支线。周恩来也在1924年9月回国到了广州，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任国民党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他们延续着少年挚友之情谊。说来真巧，他们的夫人，即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李福景的夫人柴志兰，也是同校姐妹，都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邓颖超是高两个年级的大姐。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李福景一家掩护着每次到天津的周恩来，周恩来化名王先生住进了他的家。李福景父亲李金藻先生是当时的天津图书馆馆长，是当地的名人。蒋介石的特务再厉害，也不会想到他家里出入着一个共产党的大人物。1928年夏，周恩来和邓颖超要到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也是经过在皇姑屯机务段工作的李福景安排，摆脱了日本特务的跟踪，顺利地通过长春和哈尔滨到达了苏联。

1928年，东北军阀张作霖乘坐专列在皇姑屯被炸死后，东北铁路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正在皇姑屯工作的李福景慌忙地逃离了东北铁路，凭着曾经留学英国的关系，进入了英国公司开办的林西开滦矿务局当工程师，做煤矿坑道的设计和施工。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福景出任东北抚顺矿务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华北煤炭管理委员会主任工程师。他还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北平美援办事处主任，专管分发美国援助的军需品和物资。从不沾政治的李福景为啥竟捞上了这份油水美差的呢？原来是他昔日南开小弟弟吴国桢把他给拉了上来。吴国桢已是权倾一时的国民政府高官。

李福景很快就发现这份美差后面的危局，因为此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北平已经被共产党军队围城了。他正踌躇不安是否买机票跟随国民党逃奔台湾时，收到了周恩来派人捎来的亲笔信，希望他留下来，保管好手上掌握的物资，等待北平和平解放。李福景作出了人生最大的一次政治选择，接受了兄长的忠告留了下来，把手上的美援物资转移保管好，最后交给了人民政府。解放后，李福景在开滦矿务局工作。1956年李福景被调入北京，任煤炭工业部科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主任工程师。

周恩来与李福景（右一）的情谊维持了一生，照片于1959年摄于中南海，隔年李福景去世，身后事也由周恩来打点。

他们之间的故事，在网上流传的是1958年的一天。作为一国之总理，周恩来与时任副所长的李福景开会后，一同到天津看望了住在云南路聚英大楼的李母刘琴佩。他没忘记李家待他如子女，自家缝制的内裤和布袜，李福景有一份，他也有一份；他也没忘记那天是老人家的生日呢。周恩来带着花篮去给老人家祝寿，老人家笑呵呵：“你送这个太不实惠了，还不如送盒槽子糕呢。”

李福景一生烟斗不离身，1960年10月3日因肺癌病逝于北京。周恩来亲自到嘉兴寺殡仪馆出席祭仪，献上花圈，并吩咐秘书用他个人的钱来为李支付从住院到殡丧包括骨灰盒的所有费用，为这位从小玩到大的莫逆之交送最后的一程。

至于，此李福景是否彼李福景的问题，我后来与李竞老师见面了，看到他手上保存着他父亲与周恩来当年赴欧的通行证。

       吴国桢先生

至于，“三剑客”之吴国祯，他是另一个传奇人物：1917年未等南开中学毕业就提前进入了清华大学，1921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回国后进入政界。1932年被蒋介石相中，当了他的私人秘书，同年出任汉口市市长。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出任陪都重庆市市长，1943年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出任上海市市长，1949年出任台湾省省长。追随蒋介石20年后，终于无法忍受蒋的特务政治，1953年辞职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

吴国祯离开南开后，与李福景再无见面，与周恩来重逢在20年后之1937年。网上流传着他们那次重逢又离别的几个故事。

话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周恩来作为八路军联络官员来到汉口。身为市长的吴国祯设家宴招待他，办了一桌值16元的酒菜，只请了几位南开同窗好友作陪，大家喝酒叙旧，很是快慰。席毕，周恩来相约大家再聚，他对吴说：“我得还礼。但我的住处不如这里舒适，可否借你家，由我订菜，请今天在座的各位再来叙旧”。

到了那天，大家发现周恩来订的是汉口最好的厨子——银行公会的厨子，做的最贵的酒席，一桌36元。在座的一位任职外交部的同学好奇地问周：“你每月薪金多少？”周答：“5元。”大家更惊奇了：“你怎么付得起这顿饭钱？”周笑了：“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那位同学又问：“那你身上穿的名贵大衣，难道也是组织供给你的？”周答：“是的。”大家追问：“那有甚么不是组织提供的呢？”周和盘托出地解释：“我们是共产党人，共用一切。我甚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

饭后送走了其他同学，周恩来才有机会与吴国祯细谈。他问吴：“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吴答：“满意。”周说：“我看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吴听出了周的弦外之音，忙兜圈地回应：“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我也一样。”周明白了，遂告辞离去。

1938年10月日军兵临汉口城下，政府机关已基本撤离，身为市长的吴国祯留守到最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吴国桢：“我们一道走好吗？”吴应：“好呀，你来吧，我有车。”周说：“我的意思是你跟我们走！”吴回：“不行啊，我这里还有一大帮人。”这两位昔日好友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

尽管彼此信仰不同，我相信，他们之间仍维系着一重特殊的关联。君不见周恩来当年在蒋管区出入自如，怕是处处被吴市长关照吧。吴国桢著有一本回忆录叫《夜来临》，里面也许能透露出些许的玄机和秘密呢。

Li Fu Ching，一个在大学陈年档案中的学生名字，竟活灵活现出了一段中国近百年的风云人物故事。这已经挑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要从那几箱工学院战前档案中找寻当年的故事。

作者：郭大江

习仲勋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批斗。（网络图片）

一份在“文革”期间由“陕西师大八一战斗队批习组”整理的批斗会议记录，详细记述了习仲勋当年被批斗的全貌，看了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地点：西安医学院）

到会的对质人有安志文(安子文之弟、国务院副秘书长)和陈煦(习仲勋秘书)。大会在“打倒反党分子习仲勋！”的愤怒口号声中开始。

革命群众：高岗问题揭发后，你为什么撕掉李立群(高的老婆)揭发高岗的材料？

习仲勋：没有，没有。

安志文：在高岗问题揭发后，李立群写了揭发材料，让习仲勋看，习大发雷霆，当场撕毁了揭发材料，又指示李立群写了一个假揭发，这个揭发我看过。

习仲勋：我是撕了李立群的揭发材料，因为我看材料中牵扯的人太多，有彭德怀、贺龙……。我对她说，我们自己揭发自己的问题。

革命群众：目的何在？为什么又指示写假揭发？

习仲勋：我保护彭德怀，当时看中央也没有揭发彭的意思。以后李立群写揭发，不是我指示的。

安志文：习仲勋叫李立群写了一个假揭发，送交杨尚昆。

习仲勋：没有这回事。

安志文：你找高宝娃(高岗的儿子)给李立群送过什么东西？

习仲勋：没有送过什么东西，因为李立群经常到我那儿来，不需要找高宝娃送。

安志文：有这回事，李立群揭发材料上都揭发了。

革命群众：第二次的假揭发是不是你指示的？

习仲勋：是我指示的，不是写假揭发，而是叫李立群揭发我们自己的问题。

革命群众：高岗问题揭发后，你与他都进行了什么活动？

习仲勋：高问题揭出后，中央指示我与高联系，作些工作。我说过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革命群众：说过什么话？

习仲勋：我觉得把高岗的问题处理得重了，同情高岗。高岗说他的问题很严重。我说，你的问题还有张国焘的严重？张国焘都没有杀头，如果杀你的头，死我和你死在一起。你有些问题不属实，不要怕。还说，李立群揭发了你的问题。

革命群众：你是否替高岗给毛主席写过信？

习仲勋：写过，是我的主意。

革命群众：你的什么主意，你为高岗打听过什么消息？

习仲勋：毛主席在杭州向苏联大使尤金说：我们党内出了问题，有大阴谋家。高叫我打听这个大阴谋家指的是谁？我没有打听过。

安志文：他向高岗说，一定要设法通过师哲(当时，给毛主席当翻译)了解这件事。师哲当时在中央工作。

革命群众：你给高岗说过东北要公审高岗没有？

习仲勋：说过，我给高岗说：东北有人提出要公审你。

革命群众：你与高岗还搞过些什么鬼？

习仲勋：高岗被管教时，他叫我能不能从XX、陈云、彭德怀那里摸中央的底？叫他们给主席说说，看能不能减轻他的罪？

革命群众：你怎么干的？

习仲勋：没有，陈云那儿不能去，因为他首先揭发了高岗的问题，彭德怀当时矢口否认他与高的关系，他那儿也不能去。

革命群众：你在高家与高谈话时，为什么不让李立群参加？

习仲勋：没有不让李立群参加。

安志文：当李揭发高问题后，习在高家时，把高叫到保姆房子关起门来密谈，不让李立群参加。

革命群众：为什么谈话要避开李立群？

习仲勋：我到高家与高岗谈话对，一般情况下李立群都不参加，这是常事，没有不让李参加。

革命群众：高岗死后，你见高岗他哥高崇义为什么要哭？说过什么话？

习仲勋：我没哭。高岗死后，高崇义来北京，我说现在来看不上人了，到坟地去看看，你回陕西去，生活上有人招呼你。

革命群众：高岗死了，看他们对西北人民咋交待？这话你说过没有？

习仲勋：这话是我与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反党分子)、李立群谈中央红军到陕北情况时，说把高岗问题处理得那么严重，看他给陕北人民咋交待？

革命群众：说这话目的何在？

习仲勋：目的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革命群众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革命群众：你对高老虎(高岗之子)说过啥？

习仲勋：李立群说高岗的大衣、猎枪在，给高老虎，我说：猎枪也能打死人，不要拿，到东北去，需要时，我有一枝给他。

革命群众：你的猎枪就不能打死人？还说了些什么？

习仲勋：李立群担心高老虎以后的工作问题，她硬说高岗是他的秘书逼死的，要上告中央。我说：我们都跟高岗犯了错。

革命群众：你对高老虎说：你拿猎枪，人家会说你要当刺客。这话为什么不承认？

习仲勋：没有说要当刺客。

安志文：李立群的揭发材料上有这件事。

习仲勋：(张口结舌。)

革命群众：你为什么叫杨芝芳(高岗前妻)给李立群作工作？为什么动员李立群到西北去工作？

习仲勋：动员李立群到西北工作，是因为这里有熟人，如马文瑞等，好照顾她，不是怕暴露我的问题。

革命群众：欲盖弥彰，你是想将李立群调离北京，进一步控制她，以免揭发你的问题。

革命群众：你反毛泽东思想都表现在啥地方？

习仲勋：以前与高岗一起反党、反毛主席。以后就是策划编反党小说《刘志丹》……。

革命群众：你学毛选不？你为什么不给下级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习仲勋：也学，不经常。毛主席指示每次都传达了。

陈煦：习从来不读书，不学习，不看书。并说：只要有实际经验，处理问题自然合乎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观点。习很少传达主席指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贯的。

习仲勋：过去在工作中实际是这样的。在工作中很少看主席的著作。五四年以前，政治局决议，毛主席指示都传达了。在五四年我主持文委工作时，有一次传达毛主席在政治局讲话后，邓小平责备我说：“仲勋，你给干部传达些什么？这样好不好呀？考虑了没有？”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向下传达主席指示了。

革命群众：你为什么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

习仲勋：我当时认为邓小平的话可能是对的，同时他是党中央的秘书长，相当以后的总书记，是我的直接上级。

陈煦：习还说过：高岗一贯未犯过错误，经常宣扬高岗。

革命群众：你为什么宣扬高岗？怎样吹捧高岗的？

习仲勋：三三年在陈家坡会议上，提议让高岗在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作政委。三四年高岗因在甘肃正宁县南雨村强奸妇女被撤职，由张秀山代替。张秀山当政委打了败仗，大家让我当政委，我说高岗有经验，还是让高岗当了政委，三五年高岗去西北工委时，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我在信上说，你给我们留下这块根据地，以后不管怎样艰苦也要保住。

革命群众：这是篡改历史，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革命群众：你的反党野心表现在什么地方？

习仲勋：三七年吹捧高岗为了向上爬，抬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高走后自认为是西北的领袖，西北的山主。五二年到中央就和高饶反党集团混在一起。五五年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检查，两次都未过关，第三次蒙混过关，当时把关的是邓小平。五九年上海会议叫我当副总理，反党野心又抬头了。支持李建彤写反党小说《刘志丹》，为此开过一次座谈会，我系统讲过一次话，讲把刘志丹写成成熟的革命领袖，写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虽然没有讲写高岗，实际上高岗是用了化名，写了高的事实我是同意的，这就是为高岗翻案，用死人宣扬活人，宣扬自己。五八年到西北来，□□批准的，到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回到北京。一方面了解大跃进情况，同时宣扬自己，扩大影响。

革命群众：你在攻击三面红旗方面都搞了些什么？在铜川都讲了些什么？

习仲勋：在铜川一个农村大队说：“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民比外国的工人都好，要是在外国早就造了反了。”“外国”是指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铜川矿上讲：①政治工作差，②口粮差，配备杂粮多，③人口流动大。李启明同去，叫我给中央煤炭部反映。

革命群众：这是在作反革命舆论，煽动群众闹事，搞匈牙利事件。

革命群众：你说过“高岗把情况估计错了，他没你在西北影响大”这句话有没有？

习仲勋：说过“高岗没有我在西北影响大”，当时陈煦、薛和X在场。

革命群众：四四年在高干会上说过啥？

习仲勋：(吱唔)

安志文：四四年绥德分区学习小组的组长是李井泉，副组长是习仲勋，他在小组上讲：在“左”倾路线影响下，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只剩下陕甘宁边区，并说，我们从实际中摸索出一条正确路线。

习仲勋：我，我说过。

革命群众：你都写过哪些文章？

习仲勋：在西北写过“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革命群众：是怎样写成的？写了些什么？

习仲勋：我指示，陈煦执笔写的。

陈煦：我写了第一稿习说不能用，后来赵守一、习仲勋等讨论拟出提纲我写的。名义上纪念党成立三十周年，实际用大量篇幅宣扬陕北党的正确领导，宣扬了高岗和他自己，篡改党史，否定毛主席正确领导。这篇文章和高岗在四二年高干会上论调一样，对西北干部影响很深，流毒很广。

革命群众：是不是这样？你给陈煦说了些什么？

习仲勋：是这样，给陈煦说些什么，不记得了。开始陈写，以后我口述拟了一个提纲，在文章中突出了高岗。

革命群众：你给陈说过什么？你到底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高岗走？

习仲勋：确实记不清楚了。意思是陕甘边区执行正确的路线，就是毛主席的路线，现在看来是反对毛主席。

革命群众：你在什么地方蹲过点？

习仲勋：去北京后，六一年四月──五月，在河南长葛带了一个工作组，主要调查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

革命群众：在长葛讲了些什么黑话？

习仲勋：主要是反三风，给中央写了报告：①食堂不能办，②炼钢铁浪费劳动、燃料。

革命群众：说你放的毒。

习仲勋：说过大炼钢浪费，摊子铺得太开，不爱护群众积极性，对人民生命不爱惜。说过：我看到一家秤上没有秤锤和秤钩，都拿去炼钢了，把耕犁也炼了铜。……

革命群众：你怎样支持农村的自发势力？

习仲勋：赞成自留地。

革命群众：你给邓小平的报告中写道：农民夜里在自留地里干活，真是披星星、戴月亮。过去夜里干是我们命令的，现在完全是自愿。两个夜战不同，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一种新气象。写过没有？

习仲勋：写过。

革命群众：你在长葛说：“县委干部说，上面的政策不要说群众不信，我们也不信。群众说，政策是老婆的牙，活落的很”。说过没有？

习仲勋：说过。

革命群众：你这是假借群众，干部之口，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方针政策。

革命群众：把三反分子习仲勋带下去！

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习仲勋！

             (陕西师范大学八一战斗队批习组整理)

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与粟裕在华东战场上并肩作战

毛泽东、朱德之外，最高统帅部里还有一个粟裕的知己：刘少奇。

刘少奇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与第一个接班人，曾在二十余年间受到毛泽东格外的倚重、信任。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之所以笑到最后，最高领导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得以最终确立，都有刘少奇殚精竭虑的汗马之功。

刘少奇也因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全党二把手。

但毛泽东的信任似乎有一个前提，这位二把手不能插手军队，或者说拥有自己的“山头”与“嫡系将领”。这也是后来两人不幸翻脸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的自信之源。

因此，刘少奇虽然曾做过新四军的政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乃至中央军委副主席，但还是没有机会在军事上成就亮点，未能成为后来的三十六个军事家之一，头上也就只有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桂冠。

刘少奇与粟裕的认识较晚，是在“皖南事变”前夕的1940年。后来，刘少奇对粟裕的信任与推举也是不遗余力的。

这年10月，粟裕和陈毅取得黄桥战役大捷后，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当年长征的红军主力与南方丛林的游击队，六年后终于再次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喜欢舞文弄墨的陈毅在诗里记叙的一件大事：“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粟裕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的身份，在江苏海安主持大会，纪念这一非凡的胜利，并欢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以及他带来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等人。

不久，两支部队奉命统一指挥，成立了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陈毅任代总指挥(总指挥叶挺未到职)，刘少奇为政委。这便是后来新四军新军部的雏形。

陈毅升职而去，粟裕也跟着前进了半步，开始独立打理江北指挥部。

但这时候，初来乍到的“中央大员”刘少奇，更多倚重的是早负盛名的陈毅，不仅三个月前就决定将苏北各部队(包括八路军南下部队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队)由陈毅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而且不久后他还向毛泽东提议，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以陈毅代军长”。

粟裕虽然刚创造了黄桥战役以少胜多的军事杰作，被刘少奇称为“有伟大的决定意义”，但他到底还不是军事主官，其运筹帷幄的实际内情并不为人知晓。因此，刘少奇并未对他留下后来的“黑马”印象。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成为华中战略区的一把手，一师师长粟裕正式成为他麾下的战将。

刘少奇在新四军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后的1942年3月就奉毛泽东之命返回延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之一(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但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敏锐地看出了粟裕的出色才干。

离开新四军前的1月20日，他在华中局扩大会议总结工作时，给予了粟裕和他的一师非同一般的评价。

他称赞说：“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③随后，他还具体列举了一师一些战例以及其他许多工作的成绩。

这时候，苏南的新四军六师打得不够好，有不能立脚之势。刘少奇当即向毛泽东提议，由粟裕统一指挥一、六两个师。

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粟裕也就独挑大梁，成为唯一同时指挥两个师的师长。

刘少奇经过九个月长途跋涉的“小长征”后回到延安，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其间，他对粟裕还赞不绝口，高兴地说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工作时发现两个人才，“一是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他是农村工作的专家;二是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是新四军7个师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个师长。”

毛泽东原本和粟裕有井冈山同吃红米饭的渊源，刘少奇又如此力荐这位“黑马”，自然印象就更深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由刘少奇代理其中共中央主席一职。从这时开始到第二年春天，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刘少奇决定让年长粟裕九岁，曾参与组织福建西部农民暴动，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老资格领导人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

华中军区管辖原来新四军的区域，与陈毅任司令员的山东军区平级，刘少奇此举，无疑是对粟裕相当的信任与重用。

粟裕认为，由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更有利于工作和团结，因此向华中局建议，改任自己为副职，张鼎丞为正职。

在华中局未同意的情况下，粟裕直接致电中共中央，陈述自己这一建议和理由。

刘少奇接到电报后，认为粟裕担任正职是适当的，也依然坚持原来的决定。

10月27日，华中局根据刘少奇的批复，再次宣布华中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在执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华中局和陈毅提出新四军除三师全部调往东北以外，其余都部分抽调去山东或东北。这样，不管是调往山东、东北的部队，还是留在华中的部队，都将打破各部原有的完整建制。

粟裕认为，这不利于部队的建设和作战，而应尽可能保留主力部队的原有建制，以保持传统的作风和战斗力。

因此，他多次向陈毅和华东局(华中局改称)建议，但没有得到同意。粟裕再次直接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出于对粟裕的信任，从谏如流，支持粟裕的意见，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回电说，“其(粟裕)提议是有理由的”，“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①。

1948年5月，毛泽东调离陈毅，让粟裕接任其职，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坚持谦让后，改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这一决策的运筹过程，除了战局需要与毛泽东的信任外，刘少奇的及时建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与《传檄到中原》两书，曾披露陈毅突然被调离华野的真实原因：“中央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

这个人是指刘少奇。

饶漱石早年在东北期间，就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深受其信任。刘少奇曾在华中局会议上说：“饶漱石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优秀学生!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因此，他离开新四军前，郑重向毛泽东推荐饶漱石接替自己的职务，使之成为华中局与新四军的一把手。饶漱石也由此成为华中以致后来华东战略区与东北高岗、西南邓小平、西北彭德怀、中南林彪同列的人物。

尽管饶漱石很不地道，后来翻脸不认人，妄图拱倒有知遇之恩的刘少奇，但他们曾经关系密切，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共建政后，刘少奇虽然短时间兼任过军委副主席，但主要工作在地方，不分管军队的具体事务，不久又相继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因此与从未脱下军装的粟裕交往不多，但他并未忘记这位老部下。

1955年全军授衔，在粟裕早已提出辞帅并获毛泽东批准后的9月9日，负责决定元帅人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召开会议，有关元帅军衔授予问题成为议题之一。两天后的晚上，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再次专门讨论元帅军衔授予问题。

会上，刘少奇提出对陈毅授衔元帅的异议。

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为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标准，陈毅显然也可以不授衔。

而如果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以及华东野战军(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衔元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将再次成为当然人选。

显然，刘少奇在给粟裕争取授衔元帅的最后机会。

但这两次元帅人选最后确定的会议，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均因正在北戴河疗养而未参加，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致函，主张给陈毅授帅，认为给陈(毅)授帅，对陈(毅)现在和将来的工作都没什么影响。”

因为周恩来的坚持，刘少奇的异议未被书记处通过，粟裕也因此与军人的最高荣誉——元帅军衔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

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1969年11月，刘少奇这个被毛泽东培养了二十余年的接班人，没能等上“接班”的风光日子，在饱受迫害中悲惨地辞世，粟裕也失去了一位伯乐。

 编辑：zhongkang😎日期：01-19
    来源：摘自《名将粟裕珍闻录》
    作者：张雄文

刘亚洲上将，父亲刘建德是老八路，他的夫人李小林，岳父是曾担任过国家主席的李先念。

毛泽东的整人手法

毛泽东作为执政者的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行为方式，即整人方式两个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

毛泽东的这种整人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

1987年整胡耀邦时，中共高层开了所谓“民主生活会”，其间绝大多数与会者故伎重演，再次施展那种从先主席那里学到的整人伎俩：联手围斗挨整者，扣帽子，打棍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肆揭老底，硬是把这位“红小鬼”出身的总书记整得凄凄惨惨乃至“失声痛哭”。

1989年整赵紫阳时，又有许多中共高层人士故态复萌，纷纷表示要与现任总书记划清界限，并一致声讨他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硬是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开成了一个批斗会，一个鸹噪四起、格调低下的批斗会。直到十六年后赵紫阳去世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心怀禁忌，不敢去赵家灵堂吊唁，不敢去八宝山告别，不敢去为他们的这位老同事、老领导送最后一程路，硬是把绝情的事做到了底。

毛泽东数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也就是这位党主席身边的那些党中贵要，大都做过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

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这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不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仅大都曾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整得检讨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还有一些人如刘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经历，既有过作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告饶不止的挨打者的经历。他们既做过“胯夫”，也做过“胯下之夫”、毛泽东的“胯下之夫”。也正因此，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耻辱，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他们都几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过毛泽东所给予的耻辱。

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横道”这个古语，不能不认为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生态，是相当险恶的，也是相当丑陋的。

毛泽东让邓小平当上了“反右”运动的副统帅，不管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事实上就是让邓小平为这场运动，不仅要做出仅次于他毛泽东的事功，还要承担仅次于他毛泽东的责任。日后若要追究这场运动的历史责任，第一个要追究的当属统帅毛泽东，第二个要追究的就属副统帅邓小平了。也就是说，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共进共退、共荣共辱：若是肯定“反右”运动，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后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运动，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后者。

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与他的老战友宗凤鸣议论过他们的老首长邓小平，就此公硬是不给“反右”运动平反之事做过一番评论：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赵紫阳还多次谈到：邓小平定下的事，你就得执行，不能反对。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赵紫阳所谓邓小平的“这样性格”，颇得毛泽东的某些遗风，即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遗风。

毛泽东整人的另一套手法：隐身幕后别人当打手

毛泽东整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使自己隐身幕后，而把别人推倒前台去大打出手。例如，整刘少奇时，他把周恩来推到前台去主持其事；到了整周恩来时，他又把邓小平推到前台去做重量级打手。他这样做究竟是怎么想的，不得而知；但有什么样的后果，则是确定无疑的，即能让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位于前台的人替自己分担尽可能多的整人责任，并因此而能为自己的身后事埋下许多伏笔。

这个党若要继续维护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的形象，就得设法掩饰这些人曾如何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同时也会连带着设法掩饰毛泽东曾如何指使这些人去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这就会淡化乃至抹煞那段历史，那段由毛泽东领着这些人共同创造的十分丑陋的历史；同时也会模糊乃至掩盖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这些人在中共高层政治角逐中不时作阴阳变色的真实面目。

李锐先生曾多次谈起他所亲历的一件事：

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李锐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可惜啊，这两份原稿都给烧了，没有啦！

李锐先生还谈了有关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当年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结束后，两案专案组机构随之撤销，而原本由两案专案组搜集并保存的大量资料也就转到我们中组部保管。在这批资料中，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既有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上述他给刘少奇做结论的原稿；也有涉及其它领导人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他们背地里相互打小报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

邓颖超深知这些资料一旦披露，就会极大地损害周恩来在世人心目中已经形成的那种正人君子的形象，于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销毁，并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后如愿以偿，迫使中央同意烧掉这些资料。可以说，邓颖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维护其夫君周恩来的形象。

李锐先生说：

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到此处，我们则看到：毛泽东虽然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却留下了许多属于别人的墨迹，比如上述那个属于周恩来的墨迹。毛泽东这是让手下人替他背黑锅，一是不留下他干坏事的纪录，二是可防范手下人说出他干坏事的真相。可以想见，周恩来即便是死在了毛泽东的后面，也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人的许多详情，尤其是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刘的这一详情，相反倒会竭力去掩饰这一详情。不过，周恩来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泽东的前面，其遗孀却活到了毛泽东的身后，并做起了周恩来假如还活着也一定会去做的事，即一定会去竭力掩饰他所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其中就包括那些他替毛泽东当打手背黑锅的事。

可以说，其遗孀邓颖超做得很努力，也很成功，不辱夫命，真的抹掉了许多有关周恩来的那些见不得人事的历史记录，至少销毁了上述那份由周恩来亲笔拟定刘少奇罪名的原稿。

1973年毛泽东整周恩来这件事

毛泽东知道，要整像周恩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仅靠“四人帮”那些人是压不住台的，也得要有与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于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投向了这个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自是会深知毛泽东的用心，深知毛泽东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验他。于是，他为了毛泽东，也为了他自己，断然出手，将整周恩来的事做得尽职尽力。1973年毛泽东主使中共高层整周恩来的事；在纪登奎当时很顾忌的那些还活着的人中，就包括邓小平。

邓小平为什么对于“文革”抱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讳莫如深地总不让彻底搞清“文革”。因为，他在这场运动中，既受过严重的伤害，也有过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举动，也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文革”问题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为传媒深入报道的话题，也不能作为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晚年毛泽东浸泡在整人的污泥浊水中“不亦乐乎”

晚年毛泽东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整人。因此可以说，大多数时间都浸泡在整人的污泥浊水中，“不亦乐乎”地感受着他“与人斗”的肮脏与恶臭。并且，他还把他身边的那些人，那些执政党高层大员们，也都拉下这污泥塘中，陪着他一块儿嬉戏打闹，闹得一个个都成泥猴模样。先是看着刘少奇是在如何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继而看着周恩来又是在如何往刘少奇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再而看着邓小平又是在如何往周恩来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

正是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构成了晚年毛泽东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并因他蓄意拉人下水而又连带地构成当时整个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又因其非常丑陋而成为毛泽东刻意设局加以掩饰的历史迷案；并又因其负面连带效应而又成为此后历届中共高层都要想方设法加以掩饰的历史沉案。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流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就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显才智的周恩来总理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魔力是无与伦比的。又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为刚勇的彭德怀将军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势是不可抗拒的。

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坏事就应受到贬斥，即便死了也应受到追诉，以使他遗臭万年；同理，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好事就应获得褒扬，即便死了也应获得追认，以使他流芳百世。就是要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邪恶的东西，但最终还是邪不压正的，还是要讲公道常理的。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病态的东西，但仍然保有健康的根基，保有再度复兴的可能。因此，若要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复兴中国传统历史记述，“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2005年1月2日，时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的刘亚洲将军，在成都空军昆明基地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名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以下为讲话全文。

同志们：下午好。

今天，本来是要到大礼堂给大家讲话的，但我嫌那个地方太大。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主席台上，你们在下面正襟危坐。那样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太大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大教室，就是想拉近与同志们的距离。我不是做你们大家已经习惯的、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思想。我就那么一讲，你们就那么一听，也不要记，也不要录音。讲错的地方我自己负责。与其他领导同志给你们做的报告相比，我讲的东西起点低，没高度、也没什么深度，不像他们的报告又是“高举”，又是“深入”的，气势恢宏。我总是从小处着手。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信念问题，第二个是道德问题。

一、信念问题

马丁·路德·金讲：“我有一个梦。”和他一样，我也有一个梦。强军梦和强国梦。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这不仅是梦，已变成我的坚强的信念。我们都是军人。和我相比，你们都是年轻的军人。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讲课的时候，曾经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说，军队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是你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同志的。你们是军队的明天，因此你们也是军队的太阳。我非常热爱这支军队。我十五岁参军，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了。我已经为它奉献了青春。我必将为它奉献终生，虽然我不敢讲是否能为它奉献子孙。我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爸爸就是个老军人。1939年，他和家乡的六个青年农民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惨烈的孟良崮战役中，其他六个人都在这场战斗中战死，只剩下我爸爸一个人。两年后，我爸爸担任了营教导员。打淮海战役，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一八七团在王塘阻击邱清泉兵团。仗打得真残酷。最后守王塘的连队只剩下六个人。敌人潮水般涌上来。爸爸打开了随身带了十年的一个小包裹，里面有奶奶给他做的一双布鞋。他舍不得穿。他背了它十年，走了万里路。在这最后的关头，他想把它穿上，一试，才发现两只鞋都是左脚！爸爸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他笑了，我却感到心酸。我们的军队是多少由我爸爸这样的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呀。多少先烈为了今天，在我们前头倒下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大放异彩。军队的地位依然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六五减去一”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既然非来不可，早来比迟来强。“六五减去一”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最近大家在学习“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十三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辉煌成就。这个“十三年”从什么时候分野？从“六五减去一”。可以这样说，没有“六五减去一”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没有军队，“六五减去一”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这十三年的辉煌。6月4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许多清场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谣言像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六五减去一’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这个班是没有的。军队是经得起考验的。军队为了“六五减去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昆明基地政治部詹本发主任谈到这个问题。在北京当兵是很难的。“六五减去一”时，北京有的人在阻挡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是下了毒手的。残害解放军的行为令人发指。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伤然后活活地烧死；三十九军的班长崔国正在崇文门烧死吊起来；六十五军的班长李国瑞在阜城门被烧死后吊起来。后来杨尚昆主席接见了三个烈士的家属。这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杨尚昆主席就注意到了。杨主席说，这三个烈士的姓名中都有一个“国”字。你看刘国庚、崔国正、李国瑞，就是死的最惨的三个烈士，名字中都有一个“国”字。杨主席讲，说明他们是为国家尽了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中国军队在“六五减去一”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稳定了江山。这是军队在新时期所做的一次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