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张春桥宴请美国总统尼克松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又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还说：“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十分清楚，这个决议不仅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且说连遵义会议都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历史事实真是这样吗?不管怎么样，这已经成了我们党的定论。胡乔木1951年6月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党史书的名义再次宣布：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经过4000多位高级干部和专家讨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郑重重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仿佛已成为铁板上钉钉的事实了，谁也动不得。谁若是有疑问谁就是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甚至说你是反党。然而，在20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有权威的党史书(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上，在“确立”前面又添加上“实际上”或“事实上”三个字——这是为什么?

恕我狂言，我认为这表明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理不直气不壮。在今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又有人撰文专门论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主要依据”，据说共有七条(即：从政治上看、从组织上看、从思想上看、从军事上看、从经验上看、从实质上看、从发展上看)——如果历史事实确确实实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话，并且已经过去七十年了，再做这样的文章还有必要吗?我看这篇文章的发表(《光明日报》2013年10月9日)至少说明一点，不论在党史学界，还是在社会上，这个问题都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本着毛泽东倡导而他并没严格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一再重申的“百家争鸣”的原则和方针，我不揣冒昧谈我的一点看法。

       1976年9月12日凌晨，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手拉手向毛泽东遗体告别

我们先看看毛泽东本人的态度和说法。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革命接班人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所谓领袖，亦即任总书记(或其他称谓;不管什么称谓，用现在通用的话说，这里说的领袖，反正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手”)。据毛泽东的侄子、1975-1976年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2008年亲口对我说，毛泽东在临终前遴选接班人时，他最属意和看重的是张春桥，但又觉得张春桥不能服众，于是经过翻来覆去的思考，最终选择了华国锋;就是在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时，他还是想让张春桥做“军师”，即让张春桥辅佐华国锋。毛远新说，毛泽东曾让他向张春桥传达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嘛!”毛泽东说做副手，做谁的副手?显然是做张闻天的了。毛远新还特别向我说明，毛泽东1976年，说话，除了一些平常的生活用语，他的许多话，如一些地名、专有名词，谁都听不懂——张玉凤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他说的“遵义会议”我怎么也听不懂，这几个字是他用笔写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并没有对从胡乔木最早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他的“中央领导地位”提出异议，换句话说，他是完全认可和欣然接受了的，但他为什么又不止一次地说第五任领袖是张闻天而他只是“副手”呢?其中有何玄机?

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说法。

周恩来，1967年7月12日，谈到毛泽东成为我们党的领袖前的五任领袖时，就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参见何方《党史笔记》。何方对“十年”解释说：“这可能是个概数，即使算到1943年中央机构调整也只有8年。”)

在1979年8月25日举行的张闻天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辞，说张闻天“在这次会议(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约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人谈他回忆张闻天的文章时，说：(在遵义会议上)“……因为他(张闻天)起草了遵义会议的决议，而且推举他为总书记。”(见《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载2011年第8期《炎黄春秋》)——胡乔木这样说不是直接违反和否认两个《历史决议》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党卫队

顺便说一下，遵义会议上，大家都拥护和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而他本人并不愿意接任，致使有20多天党内无领袖，即无第一把手。最后，张闻天见实在推不掉才接任。当时毛泽东也是力主张闻天任总书记的。由于张闻天作风民主，后来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戏称张闻天为“开明君主”、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为“开明娘娘”。“七大”以后，毛泽东称刘英为“三朝元老”(参见王林育《张闻天与刘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哪“三朝”?显然是博古、张闻天和毛泽东。可见，从毛泽东自己的讲话中，他自始(他成为党的领袖起)至终即到他逝世前不久(1976年1、2月)，都没有否认过张闻天是一任(或：一代)领袖。

关于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即成为党的领袖的具体过程，有人做了这样的考证和说明：“自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10-11月)后，遵义会议以来接替博古负总责的张闻天开始主动将领导工作让渡给毛泽东，至1940年5月毛泽东已经在事实上完全主持中央事务。1940年至1943年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工作中都成为中共领导者的毛泽东……”(欧阳奇《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轨迹》，《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42页)

我们再来谈谈关于“总负责人”的称呼。既然事实——历史事实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担任总书记，党的历史书上为什么只说张闻天是“总负责人”而不说他是“总书记”?我询问党史学界一位对党史很有研究的学者，他告诉我，1938年张闻天就《救亡日报》记者于该年2月在延安对他的采访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4月12日至14日，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连续发表声明，说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详见《张闻天年谱》上卷第544页、554～555页)是因为这样，党的历史书上只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是“总负责人”而不说他是“总书记”吗?对这个问题，在张闻天身边工作九年(亦有人称他为张闻天的秘书)的何方认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应该称为“总书记”，不应该称为“总负责人”，他不仅著书、写文章谈这个问题，还和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亲自找邓力群(在1987年“十三大”前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时)问过，跟他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明明是“总书记”，为什么不如实地这样说，而称张闻天是“总负责人”。邓力群没法回答，他就把陈云拉出来，说：“这是陈云同志的意见。陈云同志既然这样说了，就这样吧。”(2008年丁东、阎长贵一次造访何方时，听他这样说)陈云是主持张闻天追悼会的，对邓小平在悼辞中称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总书记，他并没有表示不同看法。究竟是根据张闻天本人的声明，还是根据陈云的意见，以及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党史书一直把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称为“总负责人”(或“负总责”)而不称为“总书记”，这仿佛还是一个需要做出一定说明的问题。

        张春桥、许世友

从实质上说，“总负责人”和“总书记”并没有什么区别，但给人的感觉不同。“总书记”似有法定性，而“总负责人”使人觉得是“临时的”或“暂时的”。中国人向来强调“正名”，在这个意义上讲，称“总书记”好，还是称“总负责人”好，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毕竟在党的文件(悼辞也算党的文件吧)中，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对同一个问题说法不同总不好吧。

总之，在遵义会议后被称为“党内总负责人”的是张闻天，不是毛泽东。在这里，顺便说几句不算题外、实际是笔者没有能力回答的问题，这就是：张闻天是什么时候被称为“总负责人”而不是“总书记”的(显然不是在张闻天1938年发表声明以前，也当不是在1979年为张闻天平反开追悼会以前)。究竟是谁提出称张闻天为“总负责人”，为什么这样提出?中央又是如何决定的，以致使党史书上一直这样写下来?然而，又有不少人(包括中央领导人，如前面说到的周恩来、邓小平、胡乔木等)还是不断地称张闻天为遵义会议后的“总书记”。虽然，称张闻天为遵义会议后的“总负责人”这个问题，从党史的长篇中是一个具体的“细节”，但“小中见大”(已经作古的文革史专家王年一非常提倡和推崇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其历史含义、政治含义十分深刻和丰富，如果有热心和有兴趣的学者花力气把这个问题考察一番，写出文章，不消说，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最后，我诚心诚意地想问一句：究竟怎样做算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威信?按照历史事实，如实地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当总书记，就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和威信吗?我认为，非也，非也，确确实实非也!

                                                              写于2013年10月

 本文摘自2014年第2期《炎黄春秋》，作者阎长贵，原题为《从毛泽东劝张春桥当副手谈起》。

晚年张春桥和长女张维维

维维：你好！

    “世纪”成了使用最多的词儿。“新世纪”、“跨世纪”、“世纪之交”，甚至按欧洲人的习惯，说什么新百年、新千年。回顾二十世纪、瞻望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也不少。

    我读过几篇大小文豪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似乎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到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是犯了“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的老毛病，还是加入了“告别革命”的统一战线呢？

    我以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前者的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者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共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红旗插遍了五大洲。那时，人民是多么高兴，反动派多么狼狈呵。

    我也是这欢乐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在第一次大战还没结束，十月革命还没暴［爆］发的时候。那时，还是一个黑暗的中国。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我知道“十月革命”这个词儿是很久以后的事。

    维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出生在一个光明的地方，一个革命发展的时代。傅作义将军的炮火把你从张家口赶到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马棚村。这里好穷呵。我们住的房子是新盖的，又潮湿，又寒冷。怒吼的北风随意大游行，村前的河水早已结成厚厚的冰。我很荣幸，第一个看到你出生，听到你第一声欢呼。穷是穷，但是，共产党是最喜欢孩子的。婴儿的供给标准超过了干部。周围的叔叔阿姨都关心你。我记不得你吃过几个阿姨的奶，恐怕村子里包括农民阿姨的奶都吃遍了。那时，是鱼水关系呵。是黑暗中国的光明的一角呵。

    我为你高兴，你是同革命一块成长的。我们住马棚的时候，正是反革命最猖狂的时候。张家口失守，蒋介石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当总统。但是，不到一年，形势就变了。你一周岁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石家庄。1948年，你又去了济南。1949年，你就到上海了。我们就住在叫庆丰大楼的地方。这座楼里原来住着《大陆报》（英文）、《时事新报》、《大晚报》，三家都是孔祥熙办的。我们就住在孔家的总经理的办公室里，睡在办公桌上。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吧。从这里往东，不远就是黄浦江。这时，江面上已经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军舰了，外滩的高楼大厦回到人民手中了。这一切，当时你还不可能理解。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到青年宫去开会，搭错了电车，一位踏三轮的叔叔把你从十六铺送到淮海公寓吗？ 那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夜不闭户的新上海了。

    我还为你高兴，你和你的妹妹、弟弟一样，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在工厂、在农场、在部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士兵创造的。没有工人作工、农民种地、士兵放哨，这个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一切活动都会停下来。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联结在一起，是最光荣的。头几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是纪念高尔基的，说什么“可以告别苏联，可不能告别高尔基”，他似乎忘记了高尔基的伟大之处恰巧在为工人解放、为苏联革命贡献力量。“告别苏联”，是不是连十月革命、卫国战争都告别呢？我们反对的是苏共领导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大国霸权主义。“告别苏联”如同“告别革命”一样，不过是骗局。

    “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没有纸了，有纸也写不完我想说的话。

    亲爱的女儿，祝你生日快乐！

爸  爸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文化大革命初期，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人曾经并称“五大领袖”。其中，谭厚兰已经于１９８２年去世。筹备这次会议时，宋永毅先生指定我以五大领袖谈文革为题参加讨论。此前，我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三人有交往，这次，我又分别与他们三人进行了交谈。王大宾目前居住在四川都江堰，我还没有机会与他相识。所以本文主要介绍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近况和想法，并就与五大领袖相关的问题作一讨论。

              五大领袖的由来

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出现了天下大乱。原有的政治秩序受到冲击。一批原来不知名的人物突然登上政治舞台的前沿。其中，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和其他六位同事，于５月２５日在校内联名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些什么？》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决定在６月１日向全国公开广播，并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因此担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在文革初期因为批评工作组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毛泽东决定撤消工作组，批评刘少奇以后，他们得以翻身，分别成为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和地院“东方红”的领导人，并且在１９６７年担任这四所大学的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毛泽东在1967年初对他们五人就有了“五大领袖”的说法， [1]到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他们五人，当面称他们为“五大领袖”。 [2]而这次召见，标志他们从此将退出历史前台。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近况

聂元梓出生于１９２１年，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共，是三八式老干部。她从１９６８年起受隔离审查，１９６９年出席中共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后，继续受审查。１９７８年被逮捕，１９８３年由北京市中级法院判有期徒刑17年， 剥夺政治权利4年。１９８４年保外就医，１９８６年假释。自１９８４年以后，她一直要求官方解决她的生活来源。按照离休干部标准解决她的生活待遇。经过她多年申诉，并且找到一些老关系的帮助，直到１９９８年，北京市民政局开始给她发生活费，当时每月６００元，现在提高到１０００多元。后来又让她享受退休职工的医疗待遇，医药费报销９０％。２００４年给她安排了一套小三居住房，晚年生活有了保障。

蒯大富出生于1945年，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１９６８年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1970年，清查516，他被押回清华受审查。1973年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刑满释放。后和一位山东籍女士结婚，移居山东。９０年代到深圳，和朋友合伙办公司。近年官方同意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深圳落户口。虽然他本人早符合在深圳居住五年以上、每年交税１０万元以上的条件，但还没有同意让他在深圳落户。但经多年申请，山东方面两年前给他办了护照，允许他出国旅行。他也到泰国旅游了一次。前年，他曾经接受记者田炳信的采访，但嘱其不要发表。去年田炳信发表了他们对话的内容。官方为此找蒯大富谈话。大意是这些年我们对你不错，你为什么接受采访。蒯大富说，你看，对话里我说了：“朋友间聊聊天可以，任何媒体上都不要发表。” [3]他目前经济收入不错，但政治上还是感到有隐形的压力。

韩爱晶出生于194６年，1964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三系（飞机设计系）。他在五大领袖中最后一个退出政治舞台。１９６９年选择了湖南株洲的一个企业。１９７０年清查５１６被押回学院受审查。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目前他在深圳一家朋友的公司担任管理人员。买了房子，收入水平不如蒯大富，但生活没有问题。政治上不如蒯大富引人注目，但也有隐形压力。一年多以前，官方传唤刘晓波、余杰，本来与他们毫无关系，但还是给他们的心理投上阴影。

因为他们都是文革中的名人，所以不断有人要采访他们，请他们口述自己的经历，撰写回忆录。

在撰写文革回忆录的问题上，聂元梓动手最早，态度最积极。她在1990年代就先后与两位作家学者合作，撰写个人回忆录。书稿在上世纪末完成，但出版过程颇费周折，有的出版者原想拿这本书赚钱，和她订了合同，一看无利可图，就无限期拖延。有的出版者认为她写得不到位，想让她修改，她又没有能力深化。但此书的电子文本早已在文革研究界流传。直到2004年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推出。在此过程中，医生曾建议她动手术，并说，如果不手术，脊椎神经受压迫可能全身瘫痪。但她表示，回忆录出不来，绝不手术。此书出版后，读者对她的印象有很大改善。但也有一些行家认为，她的记忆偏重于洗刷个人的冤屈，对重大历史细节的回忆和揭示较为薄弱，有些情节不够真实。

 韩爱晶近几年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文革的回忆与研究。他每周上两天班，其余时间用于阅读、调查、搜集资料与思考。今年，他已经完成了一篇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全过程的回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的态度。他对细节是很认的真，记述也十分详细。目前他还写出了一些手稿，何时发表，如何发表，还没考虑好。他表示要做一个文革的研究者。我曾经和他说，你可以是历史的研究者，但首先是历史的当事人。建议你第一步先把自己亲历亲见的事情写出来。第二步再调查其他的知情人，当事人，互相比较核实。你的回忆录发表以后，自然会有许多知情人和研究者要和你讨论，一些弄不清和不准确的事在讨论中可以澄清。但他对写作看得很重，不想轻易出手。他对现实的看法比较接近于国内的新左派。对官员腐败，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极为反感，由此对现行政治保持距离。他的基本情结，还停留在1966到1968年。这可能是一些文革中群众组织领袖共同的心理特征。

蒯大富这些年一直忙于生意。公司有二十多个员工，由他主持，业务比较忙。几乎每天都有商业上的应酬。他觉得，自己出身贫寒，希望惟一的女儿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过富裕的生活。但他从事的行业，竞争日趋激烈，钱越来越不好挣，所以，他目前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继续实现自己的挣钱计划。海内外关于文革的已知他也注意搜集和阅读，对于朋友们建议他写回忆录，他总说是等退出公司再说。他们生性喜欢热闹，不拒绝和各界名流接触。喜欢谈论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笑话、顺口溜，有时给人一种游戏人生的印象。

他们共同的希望：一是厘清史实，二是澄清责任。

厘清史实的意义，不只是关系到他们个人形象，也关系到历史记载的完整。他们都是文革的重要当事人。他们当时许多活动，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相联系，和文革中的重大事件相联系。他们的回忆，是还原文革领导层真实状况的重要参考。韩爱晶整理的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全过程的回忆就是一个证明。蒯大富向我回忆了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批斗结束后又由江青打电话让蒯大富放回王光美。这些情况，目前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

他们在文革中又担任过一个阶段的大学领导人。文革中大学里的斗争和冲突有一些记载，但日常运行状况是历史记载的薄弱环节。比如韩爱晶谈到他担任北航革委会主任期间，组织三结合班子研制成功无人驾驶飞机发动机，目前于史无载。

他们又是文革当中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讲述的群众组织的形成过程、活动方式以及和政权的关系，和周恩来、中央文革以及北京市革委的关系，都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

通过与他们接触，我感觉国内传媒对他们的描述和他们真实的经历差距甚远。况且，国内公开媒体有关他们的信息十分有限，流传较广的《文革时五大学生“领袖”今安在》等文章，和《文革闯将封神榜》等书籍，都是一些记者在八十年代撰写的，宣传意味很浓，谈不上客观真实。所以，他们厘清史实的愿望是合理的。

澄清责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１９８３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判刑时，你们都拒绝接受审判的结果。

聂元梓去年11月6日对我说：文革问题再严重也是路线性质，不属于触犯刑律。如果按刑律处理，那么AB团你们该枪毙多少次？政治斗争不应当刑事处理。她在1986年的申诉书里也说：“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 [4]她还再三说明在文革初期一些具体问题上她与江青和中央文革有分歧。

蒯大富、韩爱晶至今不回避他们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好感。

蒯大富说：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可法庭辩论时，检察官、法官都被我驳倒了。我说《刑法》第90条列明：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你能证明我有这种动机和行为吗？当时是1983年开庭，审判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那时才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是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者，怎么可能反革命？我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 [5]

韩爱晶在12月27日对我说：当时就是要跟着毛主席反修防修。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给自己个人的人生目标的定位，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建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为理想的未来社会献身，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个思想非常明确、非常坚定，而且影响一生。文化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一个过程，当时的想法就是好好跟着毛主席干。他是虔诚地相信毛泽东的理论信念的。现在，他除了为自己没有信守毛泽东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动手打了彭德怀的耳光而自责外，自认为在北航较好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思想。他首先以民主的方式复课闹革命，他主政时期研制的无人驾驶飞机发动机至今还在使用。他当革委会主任期间没有任何多吃多占，甚至没有拿过一分钱公款，完全靠家里每月提供的３０元钱生活。北航也没有分裂为两派。他认为，自己是跟着毛泽东革命，革命失败了，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小兵或者说是一个失败的将军。

             如何评价他们的历史责任

一些朋友听说我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有接触，往往问我：他们对文革有没有反思和忏悔。他们对文革不是没有反思。聂元梓对我说：“形成文革不是一天的事，谁也阻挡不了。文革不可避免，除非五四时候彻底民主化，彻底反封建。不要怕讲文革。形成文革的因素每个人身上都有。发动者负主要责任，被发动者也有责任。彻底反思现代迷信，每个人都有责任，领导和群众都要反省。应当总结文革教训，不应当回避。”

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大众传媒中的形象是不真实的，是被歪曲和丑化了的，对他们的刑罚与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不相符的，司法正义要求罪罚对称，所以他们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而且，我发现，和他们有直接交往的人，多对他们抱同情的态度。这些人大多同他们没有利害关系，甚至在认识他们以前已有不良印象，但接触之后都变为理解同情的态度。原因很清楚，对文革承担主要责任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名誉因为当政者的需要受到精心的保护，而他们这些毛泽东的追随者却承担了过度的责罚。他们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被抛弃，在清查516过程中都是审查对象，邓小平主政彻底否定文革以后，他们又被判刑。在台上活跃了两年，阶下囚却当了十几年。这无疑是命运的悲剧。从做人来讲，他们现在是平民百姓，为人基本上是平和的，的确不是头上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妖魔鬼怪，有的保持着一些当今稀缺的优点。比如，韩爱晶对某些人在管理国有资产时大肆洗钱，中饱私囊就十分气愤，他到深圳本来有可能参与其中发财，但他出于信仰不肯与之合流。

　　评判文革中群众领袖的历史责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整个社会有如巨大的绞肉机，人要想同时保持自身的平安和清白是极其困难的。以人权为尺度，所有人不外四种情况：一，整人者；二，挨整者；三，既没整人也没挨整者；四，既整过人也挨过整者。整人意味着不义，挨整意味着无辜。既没整人也没挨整的情况比较少见。既整过人也挨过整的情况十分普遍。

五大领袖都属于既整过人也挨过整者。但他们当时名气大，影响大。有些人在文革中受害，虽非他们直接所为，但和他们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比如，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矛头所向本来是陆平等三人，这三人又和北大社教中的恩怨有关。聂元梓等七位签名者中的六人在社教中挨过整，所以是事出有因。毛泽东把这张大字报抬得那么高，早已超出了聂元梓的想象。这张大安报公开广播后，导致许多学校的领导干部挨批挨斗争，哪是聂元梓始料所及？

单正平在《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 [6]讨论过文革中的几种犯罪类型：一是对任何违背领袖意旨和意识形态教旨的人予以剥夺生命的惩处；二是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家庭的集体屠杀；三是在全国普遍施行的“造反”——冲击政府机关，抢夺武器，临时夺取政府权力等等；四是抄家或“打砸抢”，当时称为“破四旧立四新”。此外，他把文革中造反派之间武斗，为此死了不少人，造成很大的经济和财产损失视为特殊历史条件下和一种犯罪。单正平把这五种情况都归结为国家罪错，认为最终责任人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他的分析，比起把罪责单纯归结林彪、江青集团和造反派，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其实，文革初期包括中央和地方一些党政领导，甚至包括后来被整死的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都参与过对所谓阶级敌人的迫害。他们也是毛泽东共产党阶级斗争主张的实施者。

五大领袖在文革得势期间，在三、四、五项有不同程度的活动。他们够不够刑罚，要看他们的具体责任。当时对于五大领袖以推翻政权、颠覆政府来论罪，显然不符合事实。他们是毛泽东在其执政的特殊阶段所依重的政治力量。当中央书记处的职能被中央文革及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以后，五大领袖及其领导的群众组织成员，经常充当中央的特派员。他们实际上在直接或间接地执行着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政治意图。他们在主观上是要维护这个体制而不是颠覆这个体制。聂、蒯、韩在文革中的造反行为，适用于单正平对“造反”的分析：“表面上看党政机构似乎是受害者，但‘造反有理’的口号是毛泽东发出的，是他以党和国家领袖之尊动员‘红卫兵’在他的领导下造政府的反。当时，各级政府被毛泽东及其高层助手当作‘夺权’的对象，并不意味着这场夺权造反是平民反抗国家机器：事实上，在夺权的高潮时，毛泽东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最高权力，指挥着造反派为他夺取省以下国家机器的控制权。因此，夺省以下党政机关的权实际上仍然是国家行为的表现。” [7]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采取了政治运动的特殊形式，不是利用各级党组织掌控运动，而是利用群众组织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这样，就出现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之争，甚至升级为武斗。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目标达到以后，重建秩序成为新的政治目标。此时的聂元梓、蒯大富，无力控制北大、清华校内的两派对立和武斗。毛泽东抛弃他们是必然的。但他们对武斗死人是否应当承担刑律责任，则要看是否具体参与：是否亲自动手，是不是亲自发令。蒯大富在工宣队包围清华时说过可以武力抵抗的话，有一定责任。但他作为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对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校的决策并不知情。当时定罪专门选择对他不利的证据，不采信对他有利的证据。

下面以聂元梓为例，看看对她的刑事判决是否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1982年10月1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和1983年3月10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的判决都有五条罪状：一、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二、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三、煽动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四、诬陷、迫害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五、诬陷、迫害北京大学干部、学生。

前三项罪名，显然站不住脚。上海市夺权，即“一月革命”，是毛泽东的决策。彭真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被定为反党集团。朱德挨批，也可追溯到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1966年5月23日批判朱德的会议记录已经披露出来，刘少奇主持，林彪、陈毅、周恩来都有发言。 [8]聂元梓在文革初期的行为，不过是追随当时中央决策而己。

后两项应当说聂元梓有一定责任。她在1966年批判过常溪萍。起因也是常1964年参加北大社教与聂的恩怨。这是她的错误。但她的律师在法庭上提出，常溪萍遭到残酷迫害以致含冤死去是1968年5月25日，其间相隔一年多，常的直接死因是1968年上海市的迫害。至于迫害北大师生，特别是邓小平最关注的邓朴方受迫害，多方证明聂元梓并无直接责任。刘贯一在1985年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其中引用了一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时间是聂刚判刑不久：

记者问：“聂元梓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负责人说：“我们不主张判刑。”

记者说：“那怎么判那么多年？”

负责人说：“彭真同志讲：‘这样的人不判刑什么样的人判刑？’我说：‘那判十年吧。’但彭真同志却说：‘不行，判十七年。’我表示不好执行，认为没什么依据，对彭真同志说：‘林、江主犯判十七年，这总是追随吧。’但彭真同志不同意，说：‘那有什么标准！’”

就这样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下达政法委员会执行的。

 这位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虽然有待核实。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有关两案审判的信息，可以确知这些人的定罪量刑都由高层领导人决定，（比如江青，原来高层主张判死刑，陈云不赞成，改成缓期执行。）判什么人，定什么罪，并不是由法官或合议庭来决定，而法院不过执行高层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或妥协结果。当时审判的数百人，誰判刑，誰不判刑，判誰多少年，都是中央领导人决定的。审判结束后，蒯大富对法官表示感谢，不是因为法官能够据实量刑，而是因为法官努力使他文革受审查的时间折抵了刑期。否则，他可能要多关八年。蒯大富是很明白的。韩爱晶坦言自己是卷入党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蒯大富在审判张春桥时出庭的证词，至今为韩爱晶否定。聂元梓则反问：邓小平说，什么时候看见儿子就想起聂元梓。他们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就是报复。1966年，政治局开会讨论516通知，你是总书记，你没有反对，有没有责任？她还说：一批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现在生活困难，二七厂徐凯连退休金都没有。没有生活来源。怎么也得给一碗饭吃吧。河南有一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没犯死罪，总得给基本生活条件。

 中共建政以后，政统保持至今。历次政治运动中参与整人的积极分子，大多都受到保护。像反右派运动，后来基本上改正了，但整人者从来无须承担责任，甚至不曾要求他们道歉，有官职的照样做官。只有文革例外。特别是造反派这一批文革特殊阶段的积极分子，受到政权的特殊对待。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挨整，周恩来通过清查五一六有意扩大了清查范围。文革结束后，从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到登记在册，他们又一次挨整。政统虽然没变，最高权威却调整了。核心人物从毛泽东变成了邓小平。反右派斗争，邓小平是领导者之一，所以反右派的积极分子受到保护。文革前期，邓小平受批判，自然要否定这一阶段的运动积极分子。两案审判也好，清理三种人也好，其准绳就是确立邓小平的政治合法性。在清理三种人过程中，文革初期参与过打人的一些高干子女，因为与邓小平的沉浮同步，则被视为可信任的子弟，受到保护。当时的审判虽然申明要实行法制，宣布只追究被告的刑事问题，不追究其他问题。其实，审判实际上还是政治行为。

近几年，关于是否存在“人民文革”的话题引起了讨论。当时一些造反派冲击当权派，甚至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感到失控的行为是否可称“人民文革”，本文无意讨论，但我认为，就五大领袖在文革初期的造反活动来看，虽然具体情况各异，但都是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他们最初都是毛泽东政治主张的真诚信奉者和追随者。他们曾经为个人权利受损抗争，后来为适应毛泽东不同阶段战略部署的需要而成为政治新星。他们的造反活动，没有改变这个体制的意图。蒯大富和韩爱晶，至今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给以相当程度的肯定，对于他们这五大领袖而言，称为“人民文革”是不适宜的。

一，引  言

    如果史料能逐年积累而非加速流失，人们的观点能百家争鸣而非一言堂，那么，时间差对于恢复民族的历史记忆来说，未必全是坏事。甚至可以说，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全面审视和深刻理解，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时间距离（比如说远隔四十余年），甚至一定的空间距离（比如说远在美国纽约）。我不敢说这是否是个规律，但起码，这是我此时此刻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

    做为一代文革经历者，我们已经步入老年早期。纵使当年大名鼎鼎的文革明星，不论观点派系，也大多数烟消云散，其中不少人已经做古。但作为当年内蒙造反派的普通成员，四十年来我时常回忆和反思那场运动，许多人物事件仍然记忆犹新，无法淡化，难以忘怀。特别是我的老朋友，被称为“内蒙聂元梓”的高树华老师，刚刚六十二岁，两年多前含冤去世，壮志未酬，留下许多文稿托我整理加工。他的突然去世，勾起我许多联想。因此，想借此机会，从社会运动和角色互动的观点出发，对内蒙文革旧事加以梳理，试图总结成几个略带新意的命题和论点，同与会朋友讨论分享。

二，“路线斗争”与“民族斗争”交叉互动

这个话题涉及到对内蒙文革的宏观分析，属于所谓“宏观社会学”观察方法。我们都知道，文革发端於毛江“文革左派”同刘邓“走资派”之间的所谓路线斗争，或者说贴了政治标签的权力斗争。在争夺话语权和宣传阵地上，表现为上海《文汇报》同北京《人民日报》之间的较量；在争夺政治领导权方面，则表现在马拉松式的前门饭店会议上 (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连续斗跨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唐、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

    在同一个前门饭店会议上，最后一场斗争围绕着乌兰夫进行，耗时43天。虽然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后来的文革左派狼狈为奸，给乌兰夫生搬硬套了若干条所谓的“修正主义罪证” （例如在牧区实行的“三不两利”政策等等），但真正打倒乌兰夫及其家族成员的杀手锏，是所谓“民族分裂罪行”，强行制造了一个“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1] 。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时间（毛泽东反对一切帝修反的歇斯底里高潮）和特殊空间（中蒙中苏边境，国防前沿），中共领导层几乎全体一致给乌兰夫往民族矛盾上拉。因此，官方规定的内蒙文革斗争目标，自始至终有两个东西交叉互动：一个是和全国相同的所谓“反修防修”；另一个则是边疆特有的所谓“反民族分裂”。前一个比较虚，后一个更具体，更紧迫，更要害。

    基于此原因，乌兰夫被斗倒之后，不但失去权力，而且失去自由，被事实上软禁在海军大院。而这一切，发生在文化革命尚未正式开始之前。因此，到66年6月文革正式开始之前，遭到清算的乌兰夫及其家族和亲信，已经完全成为死老虎，明摆着的“阶级敌人”。从党政军负责人到普通群众，已经找不到不声讨乌兰夫，不同乌兰夫划清界限的人了。虽然毛泽东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活动中（1966年某月某日）破例开恩，让乌兰夫也陪同上了一次天安门城楼，从而有谣传说毛要保他。但事后证明，那只不过是毛领袖又耍的一次手腕而已。

    由于文革开始时，根本不存在公开的“保乌”势力，所以，从六月到九月的三个多月中间，内蒙文革的斗争焦点，主要围绕反不反工作组，反不反本单位的当权派而展开。而工作组和本单位当权派的后台，也不是统治内蒙长达十九年（1947－1966）的乌兰夫及其亲信，而是在前门饭店会议上的“反乌功臣”，号称“内蒙左派书记”们。他们以自治区和盟市两级的汉族高干为主，仅有一两名象征性的蒙族干部（例如军区副政委吴涛 [2] ）。

    表面上看，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建立的一年多当中，内蒙文革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起码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院，蒙族同学占多数，明显站在造反派一边，与汉族造反派一起，先反工作组的镇压，接着反自治区党委的“资反路线”，又反“二月逆流”，最后迎来毛、周主持制定的中央处理内蒙问题八条决定，即所谓“红八条”，正式承认了以呼三司为主的内蒙造反派的“正确性”。

    但是，从中央煞费苦心地筹备内蒙革委会，到仓促决定头脑简单、对民族政策毫无知识的滕海清出任一把手，到迅速调派27军和69军进驻内蒙战略要地等等一系列动作，不难看出在所谓“路线斗争”的背后，仍然深藏着中共决策层的心腹大患－民族斗争，或者所谓的“民族分裂危险”。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所谓“反修防修”“反对民族分裂”等等耸人听闻的斗争口号，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样荒唐可笑，都是毛泽东这个新时代的唐吉柯德，向历史车轮发起的挑战。果然，从后来披露的历史资料看，滕海清在北京接受圣旨，快速空降内蒙时，是带着深刻的民族偏见而来的。偏见的根源既有他个人的粗暴和无知，更有中共高曾对他的面授机宜。因此，他内心从来没有信任过任何一个蒙古人，就连他的老搭档吴涛将军也不例外。

    滕海清的偏见无知，加上中共高层（毛、林、周、康、江、谢等）对内蒙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坚持误导，基本上种下了后来走火入魔的“内人党冤案”的祸根，为一系列错误奠定了基调。至于那些枝节性的诱发事件，例如从206专案的沉渣泛起，乌兰巴干个人讲述的演绎故事，到“群专”逼供信打出来的种种所谓“确凿证据”等等，统统都是“民族斗争”路线主导下的必然结果。

    如果按照官方十年文革的时间划分，“内人党”冤案肯定属于文革的内容，但是，如果按照刘国凯的三年文革论，那么，“内人党”案件基本上发生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1967年11月）之后到中共九大召开（1969年4月）之后的一年半时间内。虽然从时间上勉强可以归入文革阶段，但同群众运动已经没有什么关系。那场迫害蒙族同胞的大疯狂，基本上是中央到地方，从军外到军内，从政府各部门到基层厂矿、部队、单位、学校、农村牧区，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的的国家政权行为，跟文化革命中典型的群众运动没有什么共同特征。表面上看，似乎也有群众参加，有标语口号，有批斗会，有隔离审查等等，但是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派性的介入。因为有滕办和革委会核心小组的直接指挥，因此它应该属于“领导运动”而不是“群众运动”，是“领导闹事”不是“群众闹事”。当然，毛泽东批评“扩大化”之后，受害者大批上访告状，才真正出现了短时间的群众闹事和无政府主义。那属于“内人党”运动的后遗症，不是冤案本身。

    官方的文革史，往往将文革期间的种种坏事，一股脑儿地推给红卫兵和造反派，而且还简单地把红卫兵等同於造反派，于是在没有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当中，制造了许多时间、观念和事实上的混乱。挖“内人党”这件事也不例外。即使图们和祝东力的《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书，也有抹黑造反派的痕迹，虽然当年的图们，也属于内蒙军区造反派的一员。

    那么，究竟有没有造反派，充当挖“内人党”的打手和急先锋呢？当然有，比如内蒙军区造反派头头马殿元，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他不但坚决主张和即将参与军区政治部的挖肃，而且赤膊上阵，亲自动手打人。当造反派老战友高树华当面批评他搞“逼供信”之后，他还反骂高是“右倾保守”，“同情坏人”。运动后期，马因为手上有血债，被送到石家庄高级步校隔离审查，据说因精神失常而跳楼自杀。但我认为，马殿元的例子只是个案。既非造反派的组织行为，也非造反派头头的普遍现象。反之，就我接触的情况，多数造反派，都对挖“内人党”的走火入魔，表示怀疑、反感，甚至公然对抗。特别是那些独立思考能力比较强的人。例如内蒙党委“红旗造反团”的那松巴雅尔和白彦太，分别成为内蒙革委会常委和委员。在第一个“内人党徒”特古斯被揪出之后，他俩就公开在会上发言，表示“特古斯是革委会委员”，不经司法程序而任意逮捕，破坏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威信和工作成效。结果，他们的发言被滕海青打断，后来怀疑他们也有内人党嫌疑。 [3]

    其他进入常委会的造反派领袖，例如高树华、王金保、王志友等，也对内人党案表示过疑义。但是，恰恰因为内人党案件是一道圣旨，任何人也阻挡不住。再加上，真正的实权并不掌握在造反派手中，因此，他们的声音才微不足道。假如挖肃运动不是党政军系统的有组织行为，而是群众运动的自发活动，肯定会触发严重的派系斗争，既有造反和保守两派的分化，也会有以民族成员为标准的观点分化。可惜，在整个挖肃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分化。

    这里顺便谈谈“内人党”冤案造成的伤亡人数问题。汇集我目前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大约有三种说法：

    1，第一种说法来自官方，是图门、祝东力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34万6千多人受到关押迫害，1万2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 [4] 另有8万7千180多人致残。

    2，第二种说法来自反对派运动。例如流亡海外的蒙古族学者巴赫认为：逮捕关押了80万人，多达50万人致残，5万人被拷打迫害致死。 [5]

    3，第三种说法，来自於半官方的学术研究机构。根据內蒙古大學編写的《內蒙古自治區史》中記錄，有2万7千900余人被迫害致死，有12萬多人被迫害致殘。 [6] 但资料没有提到被关押者的总数，相信应该在50万人以上。

    综合三种说法，我个人倾向於第三种，即关押50余万，致残12万，死亡两三万。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共官方在披露所谓“黑暗”数字上，向来人为缩小，习惯于遮遮掩掩，例如五八年的右派数字，60年代饥荒死亡人数等等；第二、而巴赫先生所说的80万人被关， 50万人致残的说法，与我当时做为内蒙日报记者所目击的情况有差距，因为当时全自治区的蒙族人口总数才两百多万，80万人占三分之一还多，似乎比实际情况有夸大；第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现代史研究所，有一批功底扎实，态度严肃的学者（以郝维民为首），他们有条件也有能力下功夫，做一番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因此有可能得到比较真实的数字。即使这个中间数字，已经占到蒙族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多，迫害比例之高，在全国是罕见的。

    然而，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中共重新启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上层精英，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的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复兴意识开始抬头，海外的蒙族民主运动形成组织，一个货真价实的“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已经宣布成立多年。总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三，“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两条脉络

    关于文革的分期问题，我基本同意刘国凯有关“人民文革”的论断，也同意他的“文革三年论”。此处不想过多涉及“人民文革”的定义分歧和相关争论，只想以我对内蒙文革的亲身经历，和以记者身份所广泛接触的资料，来旁证“人民文革”的真实存在，以及它与“官办文革”的交叉互动过程。

    我认为，“人民文革”在内蒙不但脉络清晰，而且在短暂的几个月内（1966年10月至1967年四月），几乎曾经扮演群众运动的主导角色。当然，这里所说的“人民文革”，是指在文革大框架之内，有限度捍卫民众自身权益的有组织活动。或者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打者红旗反红旗”。 从1966年春夏之交到七八月份，各高校的文革主要围绕“保党委保工作组”还是“反党委反工作组”而展开，总体形势是保守派占优势，有组织、有后台，相比之下，造反派只是被动防守、零星孤立、各自为战，其主要精神支柱是不定期发布的“两报一刊”社论和毛领袖的最高指示。这一阶段，仍然以官办文革为主导，人民文革尚成不了气候。

到八九月份，文革由学校发展到社会，一方面是红色恐怖风暴残害所谓黑五类，另一方面是各单位的党委普遍把敢于率先贴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从而制造了社会上的大批冤假错案，为随之而来的造反派大串联提供了土壤。

    从九月份开始，三大原因促成造反派由无组织变成有组织：一是批判血统论和资反路线；二是跨单位的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合法化；三是全国范围的免费大串联。虽然中央文件一直把大串联限定在大中专学生中间，但工人和机关干部的大串联仍然数量庞大，无人干涉，我的感觉他们和学生数量相当。短短一两个月，运动初期被党委和积极分子们压制的落后份子、反党嫌疑、黑五类们，迅速组织起来，成为造反派重要力量。其势头之猛，在中共历史上罕见。按照社会学关于群众组织和社会运动的理论，只要有魅力型领袖，共同的利害关系，阶梯式的权力划分和有效的奖惩制度，一个组织的战斗力就可以长久维持。

    内蒙古几大造反派组织的诞生和成长，例如教育系统的呼三司、铁路系统的火车头、军工系统的河西公司“八一八”，文化系统的“鲁迅兵团”，党政系统的“红旗总部”，部队机关的“红色造反团”等等，都符号社会学总结的这些特征。即使保守派组织“一司”“二司”，“红卫军”“无产者”等等，也符合上述特征，只不过它们的壮大和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背后往往有当权派（特别是王铎和王逸伦）的策划与支持。

    从1966年冬到1967年春的几个月内，呼和浩特地区的党政机关全面瘫痪，就连公安系统，也分成誓不两立的派别，分别办案，各自为政。这种形势，客观上为“人民文革”的立足和发展提供了有限的空间。许多有明确诉求目标的跨行业跨地区组织，开始成立并筹备活动。例如上山下乡知青、临时工合同工、复员专业军人、下放农村的工人、铁路工人、石油工人、三线军工企业等八大组织。从宣传材料看，他们大多以自己的行业特征为号召力，强调本系统群众所遭受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不公正待遇。到1967年春节前后，正当八大组织在北京酝酿成立全国总部的时候，被江青周恩来等断然宣布为非法，其头面人物遭到逮捕。尽管如此，这些系统的造反派们，仍然锲而不舍，各自在本地区坚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组织抗争。以上八大组织的产生和覆灭过程，如果不归类到“人民文革”，我很难想像它们如何被归类到“官办文革”的范围。

    另一个更为明显的“人民文革”例证，是震惊中外的“石拐沟煤矿工潮”。发生在1969年夏秋之交。当时处于“内人党”平反之后的另一次无政府状态。矿务局革委会在情理过期文件档案时，发现有一份煤炭部文革前下发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矿工人的附加工资（井下工每人每月增加6元，井上工4元）。但乌兰夫当时以内蒙财政没钱为理由，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消息传开后，全矿五万多职工向革委会施加压力，要求补发这笔钱。因为累计数量庞大（一千几百万），矿革委会不敢做主，于是触发了长时间的罢工潮。据说全矿职工家属特别团结，原来的两派也捐弃前嫌，再度携手，并肩战斗。

    在数万工人和家属昼夜围攻之下，最后革委会主任杨秀（领导干部）和副主任吕华（工人造反派代表）同意在提款文件上签字，而另一位副主任（军代表）拒绝签字。最后款是提了，钱也分了。数万矿工和家人的确痛痛快快过了几天大年。

    然而好景不长。中央1969年底对内蒙实行全面军管，到70年春，利用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的机会，军管会对革委会实行突然袭击，由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大礼堂，当众逮捕杨秀和吕华。宣布周恩代表党中央来对煤矿工潮的定性：“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主义妖风，是性质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后来杨、吕二人被判处死刑缓期，补发的款项，再分期从工资中逐渐扣回。

    如今回忆那场风潮，我们不得不把它归类到“人民文革”中去。说它是“文革”因为它打着批判刘少奇、乌兰夫修正主义路线的旗号，要求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说它是“人民的”，就是因为它的利益取向，同中共的利益取向背道而驰，因此最让中共头痛，最让周恩来痛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文革”始终在官方文革的夹缝中生存，只在局部地区或者短暂时间内，展现其影响和力量。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它的存在和意义。因为说到底，在中共一党专政之下，人民意识的普遍觉醒，政治迷信的最后破除，总要有个缓慢过程。任何质的变化，都需要建立在微小的量变基础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对“人民文革”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造反派”与“保守派”壁垒分明

    内蒙文革另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自始至终，造反派与保守派两个阵营，起码在自治区一级，基本上阵线清晰，壁垒分明。即使个别组织内部，有重组和改名的情况，例如我原来参加的组织叫师院井冈山，属于造反派当中比较激进的一个，后来在本院大造反组织“东纵”的说服下，集体加入他们的大山头。另外，保守派的“抗大兵团”，最后众叛亲离，剩下寥寥几个骨干份子，跑到社会上重组了“无产者”，成为内蒙军区依靠的对象。但总体上说，既没有哪个组织自行分裂为新组织，然后斗得你死我活、互相残杀；也没有哪个组织公开宣布解散，然后投诚到对立组织方面去。

    造反与保守的搏斗，可以分四次高潮来观察。第一次高潮，是六月初的大字报运动，率先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基本上构成了后来的造反派。而用大字报反击“右派进攻”，坚持“保卫党组织”的人，构成后来保守派的骨干。

    第二次高潮，是工作组工作队进驻以后，其灭火队的面目逐渐暴露，开始整造反派黑材料的时候。于是爆发反工作组还是保工作组的两派斗争。随着红卫兵和战斗队的成立，两派阵线趋于分明。

    第三次高潮，是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文革之后，屁股坐到保守派一边，对造反派开始武力镇压。这时，围绕拥护还是反对军方，又爆发了更大的派性冲突。 由于军队有武力做后盾，因此保守派空前壮大。

    第四次高潮，是中央发布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之后。虽然造反派士气大振，随着中间派和游离派的加入，人数也迅速膨胀。但保守派面临灭顶之灾，也没有马上瓦解。反而在军区的暗中操控下，一度变得更加嚣张，几近疯狂。闹得滕海青无法下飞机，无法吃饭睡觉。只有在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抓捕了几个军区领导人之后，才使形势得到控制。

    我至今想不透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内蒙文革两派的壁垒分明？我能想到的可能原因，大致有这么三条：

    一是乌兰夫势力被清除得比较早，也比较彻底。而新的掌权人物相对说来都没有什么盘根错节的传统势力。

    二是内蒙与北京地理位置接近，方便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前来串联。首都各大造反派组织，几乎都在呼和浩特常设了联络站，而且也是一边倒地支持以呼三司为首的造反派。

    三是中央两报一刊驻内蒙的记者站和联络员，自始至终同呼三司站在一起。他们经常扮演中央文革派同内蒙造反派之间的联络角色。由于这些原因，内蒙造反派消息比较灵通，头脑也很灵魂，基本上步北大清华北航等造反派的后尘，很少犯方向路线方面的错误。

    而紧跟党委和军区领导人的保守派们，则处处循规蹈矩，按照传统的共产党思维模式办事。而这次文革的发动和进入高潮，恰恰是毛泽东打破传统办事方式的结果，起码是一个“大胆尝试”。所以，保守的领导人和保守的群众落后於形势，继续沿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老皇历，因此屡犯方向路线性错误，就成为必然结果。当然，我们说他们处处被动，仅仅是指从1966到1969年那个短短的历史时期。如果说把历史的进程拉长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或许保守派并没有错，而是始终坚持了“相信和紧跟顶头上司没错”这个共产党政权下千古不变的信条。反倒是造反派被“卸磨杀驴”，充当了另一次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唯一不同之处在於，右派上当是上了毛泽东本人“阳谋”的当。而造反派吃亏，是吃了邓小平“反攻倒算”的亏。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当时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恐怕没有谁能料到，毛死之后邓可以翻案，更没有料到邓翻案的实质，并非是用邓的正确，去取代毛的错误。反而是用邓的新错误，取代毛的老错误。此是后话，暂不细说。

    继续分析内蒙文革中保守和造反两大派别的壁垒分明。这种自始至终的一贯性，起码导致了日后事态发展的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中央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压倒性一边倒，基本上给造反派及其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打了一百分，而给保守派和他们的后台“二王”，以及内蒙军区的将军们打了零分。查遍所有中央八条决议，找不到号召“大联合”的只言片语。而主张两派“斗私批修大联合”，是其后中央处理许多省区两派冲突的重大原则之一。中央在处理内蒙问题上的一边倒态度，对于造反派固然是喜讯，但对受到蒙蔽的保守派群众和广大军人，却是灭顶之灾和晴天霹雳。从而导致了他们顽固而持久的抗争，甚至大闹中央和中央军委。直到中央对内蒙军区领导人采取隔离措施，才使形势渐趋稳定。

    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埋下了日后保守派反攻倒算的长远祸根。中央八条下达之初，由于中央文革派，特别是周恩来本人，不但对内蒙造反派全力支持，甚至个人感情上比较偏爱。秉持上意，滕海青到达内蒙之初，做出了若干支持造反派、打击保守派的重要决定。例如，追认二月逆流中被解放军枪杀的造反派领袖、师大外语系英四学生韩桐为烈士，由当时的中央内务部（现改为民政部）部长曾山（现任副主席曾庆红的父亲）签署烈士证书；立即逮捕杀人凶手、内蒙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并速审速判柳青死缓两年。另一名被保守派打死的师大外语系俄四学生欧阳儒臣，也被追认为烈士。而打死欧阳的保守派“红卫军”的头头张三林，也被下令逮捕，从快从重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当然，在短时间内，这些决定对于稳定内蒙大局起过重要作用，也着实让造反派们高兴过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周毛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抓之后，天地再次翻覆。不但韩桐和欧阳的烈士证书宣布无效，革委会和造反派给韩桐立的墓碑被砸烂，而且杀人兄手也不再是凶手。柳青出狱之后，恢复一切军官待遇，被送到石家庄干休所养老。张三林出狱平反之后，则被复出掌权的王铎、王逸伦看中，提拔到政府当官。原本出身於橡胶厂普通工人的张三林，恐怕以前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好事。当然，张三林的发迹，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相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保守派的核心人物，在改革开放年代，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提拔和重用。

    如果说，上面所讲的这些个人案例，都仅仅涉及少数头面人物和核心人物， 对普通老百姓影响不大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大清查”运动（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则使广大造反派领袖和骨干人物遭受了一场真正的“灭顶之灾”。从首都造反派的八大领袖（有的说十大领袖）、上海造反派的掌权人物、到各省市、自治区、市地县和公社，各级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尤其是通过三结合进了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们，统统成为清查对象。据说逮捕判刑者数以十万计，开除党政公职者数以百万计，遭到隔离审查、内查外调、需要“说清楚”者总数，则上千万。历时之长，打击面之广，株连人数之众，远远超过文革中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打击和迫害。更何况，十年动乱中，大多数迫害都是中共组织和革委会授意的政府行为（例如“内人党”冤案），属于造反派自发组织的迫害打击行为少之又少。而邓小平复出之后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和打击迫害，可是百分百的党和政府行为。

    以内蒙为例，虽然上文提到，内蒙造反派在政策和策略方面特别小心谨慎，基本上没有让保守派抓到任何致命的把柄，这也成为中央文革和周恩来个人对内蒙造反派特别信任的原因之一。然而，内蒙造反派并没有因为自身的干净而逃脱被清算的命运。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因为内蒙造反派相对干净，导致了中央处理内蒙问题时过分偏袒了造反派，过分打击了保守派，反而埋下祸根，造成日后清算造反派时，更加严厉、狠毒，几乎赶尽杀绝。例如：结合进内蒙革委会的那些常委和委员们，郝广德、王志有、李锋、王金保、那顺巴雅尔、贾国泰、李金保等等，无一例外进了班房，最后获致长短不等的刑期。因为从他们身上，难以找到打、砸、抢和个人迫害的具体例证，就找别的借口抓捕判刑。例如原呼三司司令郝广德，无法以造反派领袖入罪，只好以“破坏军婚”判刑；那顺巴雅尔，以“偷税漏税”判刑。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我的老师和朋友高树华（内蒙师大造反派组织“东纵”领袖）。先是两年多的隔离审查和巡回批斗（注意，这是在所谓文革“正式结束”好几年之后），接着是三年多的正式逮捕和准备起诉判刑。但查来查去，实在找不到任何可以入罪的“罪名”，连“男女关系”方面的稻草也捞不到，检察院认为实在够不上起诉条件，但清查办的领导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办案人员罗织罪名，判他十年。

    事有凑巧，正在僵持之中，高树华的一封申诉信，送到胡耀邦的案头。那时，刚刚复出的胡耀邦，正负责全国落实政策的工作。他对高树华这个人印象颇深，因为1969年春天中共召开“九大”期间，高树华做为九大代表，和胡耀邦在同一个华北组学习讨论，有过多次私下交谈。胡问高如何看待共青团组织，高因为长期担任团委工作，所以对共青团肯定较多，而且认为应该加强团的工作，以便恢复文革之后的社会秩序。他的观点，正中胡耀邦的下怀。大组讨论会上，高大胆发言，支持胡耀邦当中央委员。他的发言，后来遭到江青的当面训斥，胡当中央委员的事也没有成功。但胡耀邦对内蒙这个造反派青年，留学了深刻印象。

    胡耀邦读罢高的申诉材料，立刻给内蒙古书记周惠打电话，怒斥周惠，为什么仅仅因为高是造反派，没有罪行也抓住不放，关押审查五六年，还坚持无罪重判？正是在那段时间，主持落实政策的胡耀邦表示，全国的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的八百万人。胡耀邦说：“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娃娃，紧跟有什么不对！劝你们少抓，该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 [7] 。正是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之下，以“和稀泥”著称的周惠，才不得不给呼和浩特司法部门下令，让他们“实事求是”，尽快 给高树华结案。于是，高树华才以“免于起诉”的判决，最终走出监狱大门。

    然而，大大小小的邓小平们，对胡耀邦的“宽宏大量”和“怀柔慈悲”并不认同。他们利用手上的权力，千方百计剥夺造反派们的生存空间。高树华出狱之后，被勒令在工厂“劳动改造”，每月只拿几十块钱的生活费。到他去世前的2004年，生活费刚刚长到190元。他为了谋生，不得不下海经商，或者到处打工。虽然他的俄语和文学造诣很深，但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之下，没有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敢於聘任他。长期压抑和处处碰壁之中，终于导致积劳成疾，以62岁壮年英逝。其他几位造反派领袖的命运也大同小异，例如王金保、李锋、那顺巴雅尔等人，都在遭受牢狱之灾以后，五六十岁含冤去世。

五，“政治立场”与“个人恩怨”微妙平衡

    如果说，以上所总结的几个内蒙文革特征（路线斗争与民族斗争、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保守派与造反派等），基本上属于所谓“宏观历史”的考察角度，那么，我想总结的内蒙文革的第五个特征，将从“微观历史”的角度入手，看看个人关系在内蒙文革中所扮演的某种角色。

    总所周知，从二十世纪末期开始，历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是日益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开始关注人际交往和关系互动这类“微观”事件，对宏观历史事件的重要影响。因此，我想试用这一方法，专门探讨造反派领袖高树华，和乌兰夫之子力沙克（后改名乌杰）之间的私人关系，及其贯穿於内蒙文革始终的重大影响力。

    要到个人关系，其实胡耀邦对高树华案件的干预，也已经带有个人关系的色彩。因为，假如没有高树华和胡耀邦在九大期间的个人交往，没有他们在“共青团”问题上的共同语言，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高树华给胡写信的冲动和愿望。即使写了，也不见得胡耀邦会亲自过问；即使过问，也不见得会那么快、那么热心地直接打电话干预。

    然而，如果深究，高和胡的关系，严格说来，主要还是工作关系，或者说上下级关系。其关系中的私人成分，远没有高树华同力沙克之间，那么深厚持久，那么神秘隐蔽，那么充满戏剧色彩。

    力沙克是乌兰夫的三子，原在苏联留学，专业核物理。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力回到内蒙，1962年到师范学院教俄语，和高树华同事，曾经和高分配在同一个单身教工宿舍。由于共同的文学和语言爱好，于是成为朋友。两年之后，力调去参加四清，每月的工资由高送到力的家中。力的母亲云婷是乌兰夫前妻，当时同长子布赫同住。由于经常走动，高有时候也帮助云婷老太太做些家务，因此也和布赫、以及布赫的妻子珠岚等人熟识。

    前门饭店会议之后，特别是文革风暴一来，乌兰夫家族的成员全部成为黑帮份子，纷纷被软禁、隔离或者正式关押，力沙克也被关进师范学院的牛棚。高树华虽然因为贴第一长大字报而成为造反派的核心人物，但处境险恶，身世沉浮。直到66年十月批评资反路线以后，才处境好转，基本控制了师院内部的局面。十一月大串联开始。力沙克通过管理“黑帮队”的外语系学生，要求单独见高树华一面。原来他想求高树华，念私人交情，帮他逃离看管，回上海看看久无音信的妻子杨珍云。

    这个棘手的要求，逼迫高树华在政治立场和私人关系之间选择取舍，或者谋求平衡。要知道，内蒙文革爆发以来的许多斗争回合，都围绕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议题：那就是高树华造反的“后台老板”究竟是谁？高树华究竟是不是乌兰夫黑帮份子？从院党委到内蒙党委，从工作组到工作队，都一口咬定是，而且突破口就是高树华和力沙克的私人关系，因此一定要把高树华打倒。而支持高树华的造反派也一口咬定否，并反击保守派的攻击，认为那是诬陷高树华，将贴大字报的造反派往黑帮线上生拉硬扯，是政治迫害。

    在此关键时刻，如果高树华不念私交，又缺乏政治智慧的话，他肯定会一口回绝力沙克的要求，让他按照“党的政策”或“组织程序”去一级一级递交申请。但高树华的聪明和高尚之处在於，他选择了一个虽然也有风险，但基本上稳妥的“私自逃跑”策略：他同力沙克定立约法4章：1，绝对保密，不向任何第三者透露；2，商定好逃跑的路线和方法；3，给力准备好一套伪造的红卫兵证和红卫兵袖章，路上零用的20元钱；4，第二天夜里，高亲自用自行车带力到火车站，送他上车。并嘱咐他逃出内蒙之后，千万不要再贸然回来。何时安全了，高会派人通知他 [8] 。

    第一次的“逃跑”十分成功。但力没有完全遵守约定的计划。他在上海住了半年，就放松了警惕，到1967年夏天，粗心大意地返回内蒙。立刻第二次被抓，受到外语系学生的监管。他再次给高树华写信，要求帮他再“逃跑”回上海，但是遭到高树华的断然拒绝。

    据高树华自己回忆，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形势已经完全大变，此时的师院，已经不是66年冬天的无政府状态。自治区一级的革委会筹备组己经成立，高树华是筹备组成员之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功能逐渐恢复。内蒙师院处于军训阶段，校内有军代表驻守，行政管理和审查比较严格。全国的大串联已经停止，红卫兵证不再有用。

    力沙克对高树华拒绝第二次帮忙，很是生气。他可能以为，高树华当时在内蒙的地位如日中天，大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据高自己回忆，其实力完全错估了高的个人能量，更对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懵懂无知。这个时候要求高帮忙，高无论如何难以插手。如果走非法渠道，几乎没有可能。如果循正常渠道，等于公开把高自己挂在乌兰夫的线上，正好证明那些反对高树华的人一贯正确。因为此时，从中央到内蒙，正处在新一轮揭批乌兰夫黑帮的高潮之中。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乌兰夫家族一一平反，全家人庆贺大难不死。云婷老太太还专门请高树华到他们的新居，与乌兰夫的众子女一同聚餐。1975年春，高树华在北京参加四届人大期间，同力沙克（改回原来的名字乌杰）再次重逢。乌杰告诉他，“总理病很重，主席身体也不行了，今后是邓小平主事，到那时一切会好起来。”

    高半开玩笑地问：“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可能被划到江青这边，到时候你会不会拉老弟一把？”

    乌毫不犹豫地说：“你不会有事的，我们都知道你的观点，你不会有什么事的。” [9]

    两年以后，高树华被隔离审查。其妻宗馥华投诉无门，想起高和乌1975年的谈话，于是趁去北京出差机会，给乌挂个电话，希望能见他一面。乌的答复很勉强。宗于是打消同他见面的念头，再也没有同他联系过。后来还是胡耀邦的电话起了作用。高树华得以恢复自由，枉受五年多牢狱之灾，还丢了公职和党票，成为孑然一身轻的自由职业者。

    1995年秋，高树华出差期间，偶然与布赫在北京的内蒙宾馆不期而遇。布赫态度友善，拉着高树华想拉几句家常，并且说全家人经常谈到他。乌杰也总想见见高，希望再打电话到宾馆，能和高约个时间。此时，布赫己经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几个贴身保镖，急着催促首长，赶快离开人多眼杂的宾馆大厅。而高树华本人，也没有心思同首长深谈。

    高当时的心情是：“这年，我已54岁，早该‘知天命’了，我不再似当年毛头小子那般幼稚。我深知，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交往圈子，俗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断续相识多年，我却不沾乌兰夫亲属这个圈子的边，主观客观皆然。……文化大革命，我是乌兰夫黑帮份子、乌兰夫的第五纵队；清查中，我又成了反乌兰夫的罪人。当权者两次进攻，都找错了对象。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而已。

    “我已经领教够了，领教得通体透彻，无怨无悔，死也瞑目了。眼下，肥皂泡早已破灭，故事何不赶紧结束。当晚，我断然搬出内蒙宾馆，中止了同乌家这场梦一般的来往。” [10]

    通过高树华和乌杰个人恩怨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总结出三条对今后内蒙文革研究不无裨益的特点或者规律：

    第一是高树华在“政治路线”和“个人恩怨”之间，保持了巧妙的平衡，显示了难得的人性本色。做为造反派领袖，他坚定站在毛路线一边，始终充当冲锋陷阵的角色。但做为血性男儿，他并未丧失人性。据我分析，他在决定帮助力沙克“逃跑”的时候，并非没有衡量过风险，当时形势险峻，一旦他的计划泄密，即使仅仅在造反派内部泄密，对他也是巨大的风险甚至灾难。但是，他或许内心深处也不认为力沙克是坏人，或许仅仅出于朋友义气，两肋插刀，总之，最后还是人性占了上风。

    从高树华的这个事例，使我联想到文革两派与人性多少之间，似乎也有某种联系。由于造反派多数人由文革前受到压制的弱势群体构成，其中不乏所谓调皮捣蛋份子，落后白专份子，和党团组织闹对抗的份子等等，而这些人当中，恰恰包括了许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比较有头脑的人。他们虽然也喝了不少狼奶，但相对於喝狼奶更多的那些革干子女，党团员积极份子，他们喝人奶的比例仍然偏高，因此，面对复杂政治局面时，稍微还能做些独立判断。

    第二，个人秘密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例如高树华的这个秘密，一直深藏不露，只有他和力沙克两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即使他的家人和最亲密的造反派战友，都毫不知情。其保密之成功和彻底，可以从内蒙文革的整个历程得到验证。文革前期的院党委、工作组、工作队、保守派，文革后期的革委会、核心小组、滕海青和高锦明本人，直到师院造反派内部分化出的“揪乌联队”等等，都曾经长期怀疑高树华与力沙克有特殊黑帮关系，而且千方百计要揪出他这个“乌兰夫的别动队”，但一直没有成功 [11] 。高的许多造反派战友，私下里也有人曾经怀疑高和力有某种特殊关系，但也仅仅局限於怀疑，从来没有抓到过任何真凭实据。直到高生命后期撰写回忆录，才透露了这段秘密，再现了这一历史的真实。如果高树华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那恐怕这段历史悬案，将永无澄清的可能。

    第三，共产党整人之没有原则和标准。从高的例子不难看出，中共整人手法灵活多变，为所欲为，从来不讲原则和逻辑。要按说，在乌兰夫家族倒霉的时候，你怀疑高树华和力沙克的关系，揪高树华有理。那么，乌兰夫平反之后，就应该承认当初揪高树华是有错的，起码高树华没罪。但是，因为他是造反派的头头，必须斗倒斗臭，所以，倒打一耙，给高扣上“迫害反对乌兰夫”的罪名，不管原则逻辑，没有标准尺度。所以高树华自己写道：“当权者两次进攻，都找错了对象。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而已。”

    从高树华和力沙克私人关系的小事情，可以进而推展到中共治国安邦的大政策。例如五十年代的“化私为公”和九十年代的“化公为私”，本为性质上截然相反的两件事。你要肯定前者，就得否定后者，反之亦然。但共产党就能耍赖，偏偏要把两者说成都对，都有理。对此，秦晖教授有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说：“转型国家先把老百姓的东西据为国有。假如如今在私有化过程中，用公正的办法解决还好。不但你现在的私有化让人觉得可以接受，当年的国有化也算是有了个交代——当年我是一片好心，为理想而搞的国有化。现在看看国有制效率不行，公平地还产于民，于前于后都不为一己之私嘛。但是，一旦国有财产被看守者悄悄瓜分了，问题就出来了。现在的私有化像是分赃，那么当年的国有化就像是抢劫了。” [12]

    总之，一味迷信权力，不讲任何规则、道德与逻辑，在当今中国早已成为普遍而严重的问题。从这方面看，文革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和成熟。不让讲话，不许争论，只由官方一个声音发言，最终将导致悲剧重演和历史的倒退。

注释：

“天安门事件是主席亲自抓的……，开始北京民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当暴徒]

搞反革命暴力时，我们就要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我们]

拿起棍子[但没用坦克和机枪——作者注]，中央[毛]明确交待，可以还手。”

       ——姚文元1976年4月26日谈天安门事件 [①]

在某些方面来说，先前学界对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晚年的理解，要比其它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共高层政治的现实。“文化大革命”的包袱确实让中央政治局乃至全党陷入尖锐的分裂与冲突之中。这一时期的历史主角大体可分为三批人马：一是被称为“四人帮”的激进分子——这一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出自毛本人的误导。二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为其杰出代表，尽管周与邓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 [②]三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批人物，既是文革前中共体制中的骨干，又是文革受益者。他们在这一时期的作用极其突出。但其突出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原先的革命资历甚低，而非由于特殊的政策走向或集体利益使然。这些人物之外，当然还有最为关键的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他一向超然于各派斗争之上，但也经常根据形势的需要，不忌反复地出面支一派，打一派。尽管到了晚年，重疾缠身，但他对形势的掌控与主导，其实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加介入。即以这一时期为例，1975 年温和政策的决策者毕竟是毛，而不是周和邓，正如他先前是发动天下大乱的文革始作俑者一样，“四人帮”不过是跟着起哄的追随者罢了。

虽然学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理解，大体不差，但就其研究细节来说，却与事实相去甚远。个相屡屡失真，总相必然偏离。在现存的党史中，便不乏以讹传讹，愈演愈烈的弊端。人们对于1976年4月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通俗认识就是一个例子。根据这些说法，极左的激进派要么是经过精心盘算，要么就是出于自身愚蠢，居然敢对尸骨未寒的周总理发动批判。他们又与华国锋及其它文革受益者勾结，共同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因为勾结的双方都体会到深得人心的邓小平的威胁，故不得不联手应付天安门危机，尽管极左派并不满意华的高升。这一勾结，直到镇压之后，“四人帮”还处于陶醉情绪时，双方的同盟关系才告破裂，这是由于华一心想巩固自身的地位，而“四人帮”又难与其它“文革”受益者和睦相处。对于这类说法，我们未敢苟同。鉴于现有史料诸多空白，又自相矛盾，要对天安门事件中高层决策的来龙去脉彻底清理，显然不可得。但也无妨我们在此尝试有别于前人之说的历史重建。

引子：周恩来的葬礼，清明节来临，南京事件

4月初天安门广场上大规模的自发游行示威，无疑是中国百姓对中共当局的首度挑战。导致这一严重事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多城市居民感到他们所爱戴的总理没有得到应有的哀荣，人们也觉察到上层对于周一生的功过评价存在着斗争。清明节本是祭奠先人的扫墓日，随着清明的临近，形势越加严峻。紧张局势始于一月初总理去世随后，当局限制人民的悼念活动。其中最声名狼藉的有“五不准”：不准带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举行悼念活动，不准挂总理像。但民众对此置之不理。1月15日，追悼大会刚结束，中央就决定全面停止悼念活动，这就更加激化了群众的不满情绪。 [③]

群众的不满又不免与1975年底展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起来。他们的不满，不仅是“批邓”，也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乃至于对于毛泽东的信仰发生动摇。从上层到地方的极左派执意批邓，以捍卫毛的文化大革命，而群众则浸沉于他们丧失了代表温和和正义的周总理的悲痛之中。人民悼周，左派批邓，这就构成了尖锐冲突的局面。其实，极左的四人帮未必希望总理早逝。他们认为在此批邓的节骨眼上，周的不合时宜的弃世，必然冲击 “批邓”的政治运动。当局急于结束悼周活动，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尽快开展批邓。总之，随着运动在2、3月份不断升级，人们很自然地把对于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的批判，认为是对周总理的批判——尽管事实上周并未积极参与1975年的政策，而邓小平的整顿决策原本基于毛的授权，有些甚至是出于毛本人的授意。妙的是，最早把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右倾”联系一起的，反而是极左派。他们掌握官方媒体，偶尔对周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④]人们对此，未必尽知个中原委，但总本能地感觉到官方批右倾必然会损及周恩来的身后之名。 [⑤]引发天安门事件的初始原因，虽说是1月间对群众悼周的悲痛之举突遭打断，但此一情势很快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派系斗争纠缠起来。 [⑥]许多地区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呼声。政治局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其中一条就是关于如何开展“反右倾”运动，多数成员不主张采取当年红卫兵大串联的那套文革方法，而要把运动置于党委控制之下。3月24日，毛主席批发了这一决议。 [⑦]然而也就在这一天，南京事件爆发，对于稍后的天安门事件构成了重要影响。

24日那天，南京医学院的学生在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献上了当地悼念总理的第一个花圈。这一行动本身并无独特之处，北京从3月中旬就开始了类似的悼念活动。问题在于，一位摄影师记者取走了花圈上的挽联。他未必出于恶意，但流言则说他是受了“上海帮”的指使。第二天，学生们为此在南京市区贴出了“誓死捍卫周总理”的标语。何其巧合，当天上海的左派《文汇报》也发表了头版文章，声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文章虽未点名，但读者心知肚明，这是影射周恩来。与此同时，当局又下令禁止人们前往雨花台，这无疑是火上加油。此后几天，学生不顾禁令，继续游行示威，并张贴批判《文汇报》的大字报，从3月28日起，还点名批判张春桥和江青。这些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触发了其它地区类似的活动，特别是华东地区。 [⑧]鉴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形势愈演愈烈，王洪文在观察了两天之后，于4月1日，代表中央下令江苏省委清除大字报，并制止反革命言论。按邓小平下台后，虽有华国锋出任代总理，大约还是王洪文替代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4月4日，部分原因是由于地方当局的敷衍， 仍允许群众前往雨花台祭悼，这一地区的秩序大体恢复。但在北京，则事端迭起，形势反趋恶化。 [⑨]

虽然当局封锁新闻，但人们通过口头传播及开往各地火车和汽车车身上显目的标语，南京事件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北京和其它地区。由此揭开了天安门悲剧的序幕。值得一问的是，4月初之前发生的这些事端到底意味着什么、谁应为之负责？学者都说这是《文汇报》惹的祸。它在3月25日的文章里，明确把周总理与邓小平的政治错误拉扯一起，人们反因此误以为周邓关系密切，也误以为邓的复出是由于周的提携。 [⑩]我们在下文中会提到，在高层政治的漩涡中，邓小平当然是天安门事件的焦点，尽管他与事件本身并无直接干系。而在下层，邓岌岌可危的处境显然也是一个因素，但他对局势发展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不论是南京事件、或稍后的天安门事件，以及其它省市的类似示威活动中，邓的名字只见偶然提及。 [11]其原因当然是由于邓已挨批，群众的悲痛情绪反而集中在周身上，实质上是抗议毛和极左派对于周的不公正的待遇。“四人帮”对于周总理的敌视自然引起群众的愤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抨击极左派时，依然使用了极左的文革语言。南京反对张春桥和江青的标语远远超过了几个月前零星的批评。其严重程度连讨厌“四人帮”的其它中央领导也难袖手旁观。正如汪东兴在逮捕“四人帮”之后说的： “（天安门事件）攻击主席，攻击党中央，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有的同志说是对四人帮不满，是有的，但那时也分不出，他们还在台上嘛！” [12]

谁应对这种失控局面负责？迄今无论中西学者都把帐全算在江青一伙身上。根据此说，《文汇报》谤周的文章、先前对总理的种种大不敬，以及他们在天安门危机中的表现，都是“四人帮”有意制造政治分裂, 藉机把邓小平赶下台。 [13]在某一程度上说，中央的极左派当然要对这种局面负责——他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批邓”，调门甚至高过毛本人设定的界限，一方面又完全蔑视人民大众对周的感情。然而，尽管当时人们认为张春桥是《文汇报》的后台老板，但我们迄今并不甚清楚谁应对此挑衅的文章承担具体责任。换言之，这篇影射总理,引起众怒的文章到底是出于北京方面的策划,还是上海当地宣传干部头脑发热的自发产物？需知1973年邓小平复出时，上海就有此先例。当时上海的激进派领导仍按“文革”那一套思维，私下批评邓小平是走资派，以至于张春桥不得不出面制止。 [14]再说，当时除了上海之外，其它地方的报纸并未转载。由此看来，这一闯来大祸的奇文恐怕是出自地方手笔，而非中央。

此外于4月初在杭州出现的活动，亦可旁证《文汇报》擅自诋毁总理的文章源自上海的当地领导。按杭州情势的严重程度大约仅次于北京和南京。杭州群众显然受到南京事件的感染，但似乎更关注邓小平的命运。他们张贴大字报呼吁邓小平不能下台，并赞扬他贯彻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政策。 [15]最堪注意者，是杭州群众在普遍反对极左时，其主要矛头却是指向地方领导人，特别是上海的第一把手马天水。他们要求打倒野心家马天水，追查他所散布的政治谣言——显然是指他在1975年6月向“四人帮”密报邓小平企图拉拢他的事。马天水既是《文汇报》的顶头上司，自然要为诋毁总理的举动负责。 [16]

当然，最终的责任毕竟还是人所熟知的源头——毛主席。简而言之，毛对于周，一向不大感冒，这就怂恿了那些批周的领导人。周在生前，屡遭毛的奚落；周在死后，也只见毛的冷漠。毛拒绝出席周的追悼会，就是这种冷淡的体现。他不但拒绝了40名元帅和将军联名请求他在追悼会上露面的建议，还说，他们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文化大革命”。 [17]犹有甚者，毛还反对在悼词中把周说成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武断地认为周不但自己反对文革，还影响其它人也反对文革。他说，“总理是反对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一小批，还有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这里真是再明白不过地显示出毛泽东深重的文革情结。对毛来说，未来的政治比过去的恩怨更重要。之所以压制悼周活动者，未必是计较个人的恩怨， 而是考虑自身和中国的未来。因此，他在一份动态反映上批了6个字，“悼念虚，复辟实”。为了让人明白无误，他还让其侄子兼联络员的毛远新向政治局传达了这一指示。 [18]

天安门广场事件

以上所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背景，大抵有此数端：群众执意悼周，而毛则设限低调。邓小平失势后，政局急剧左转，引起人民广泛的不安。毛泽东本人则在林彪事件后，威望日渐低落。而被视为总理对头的“四人帮”更招来积怨高涨。以下将首先回顾广场事件，然后转入我们分析的重点，即中共的高层政治，藉此以观当局如何应对天安门危机。

天安门事件的轮廓倒也清楚明白。在3月19日，首先是一批小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献上了全国第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也预示着清明节的临近。这只花圈，和随后送去的，很快就遭清除。北京市公安局还奉命要把上广场送花圈者都记录在案。显然，花圈触动了当局的神经。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就汇报说“这些花圈是阶级斗争的严重反映”。到了3月30至31日，“南京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花圈数量激增。天安门广场上张贴的诗词里充满了反对“四人帮”的情绪。涌入广场的人数也开始剧升，从3月底到清明节前夕，共达到了一百多万。在这段时间里，当局的态度基本上可谓是谨慎从事。一方面，于4月2日在广场一隅设立了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和北京卫戍区的联合指挥部，并发布指令，谓清明节是旧习俗，要求各单位阻止职工上广场。同时又宣布南京事件是一场“反革命事件”。但另一方面，当局并没有对广场上的群众采取大规模打击行动，只除了审慎地逮捕了少数闹事者，并移走了若干花圈外，并无其它乱象。因此，4月3日那天，尽管是个情势紧张的星期六，广场上仍颇有秩序可言。 [19]

清明节这天恰逢周休日，大约一、二百万人涌进了广场。带来了更多的花圈、诗词、传单、小字报，以及即兴演说和喧哗。局面益愈紧张，人群中发生了零星的打斗，有些公安人员维持秩序受伤。走上广场的绝大多数只为表达他们对总理朴素的感情，但也有不少带有明显的政治气味，把周恩来和时下反击右倾翻风运动联系起来。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四人帮”的指斥，主要是针对后者反对总理的行径，而非针对具体的政策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广场上出现过数串“小瓶”，但公开提到“小平”的却很少，甚至比不上外地。这表明，尽管大伙拥护邓小平，但在此时情绪激昂的广场上，人们还是自觉地遵守政治上的界限，不敢公然反对当前的批邓运动。如在南京一样，广场上最具政治敏感性的举动，不外是或明或暗地攻击政治局里的极左人物，尤其是江青与张春桥，还有姚文元，但似乎无人针对王洪文。 [20]

当然更加敏感的问题，是对毛主席本人的不满。广场上的愤懑，不仅间接地触及当前的政治运动，还触动了毛生平最感自豪的文化大革命。个别少数的大字报与演说，尽管没有指名道姓，显然是冲着毛泽东而发。比如有一幅十分醒目的标语，即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怀念，对极左人物的痛恨，与对毛的大不敬。它说：“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意指毛泽东），更不要那拉氏（江青）。”当夜幕降临后，灯光之下，人们放眼所见的是层层堆满于纪念碑前献给周总理的花圈，正对着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肖像。这就构成了一幅象征周、毛对抗的巨大画面。这种画面在周恩来生前，当然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这一严重的挑战，政治局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正如汪东兴七个月之后解释的：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没有错，但攻击政治局委员就成问题，攻击毛主席则更是大逆不道。 [21]

于是，政治局决定在清明午夜过后搬除花圈，清理广场。当晚滞留在广场上的少数人群也遭拘留。到了5日清晨，所有花圈和大字报果然都消失了。由于当局事先未加解释，丢失花圈的消息便迅速传播开来。早上8点，广场上聚集了近一万名激愤的人群，后来的人数更是成倍地增加，很快就发生了官民的对峙和摩擦。人们挤满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要求还我花圈，并掀翻了一辆高音喇叭广播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警车。下午5时许，群众又捣毁和点燃了联合指挥部。整个事件，根据现场目击者罗杰·嘉赛德的报导，直到此刻，警察和民兵都还非常克制，没有进行逮捕。到了灯光亮起时，群众已逐渐减少。6点30分，北京市长吴德播放讲话，谓有一小撮坏人利用清明节制造政治事端，呼吁“革命群众立即离开，不要受到蒙蔽。”吴德的讲话反复播放后，人群进一步减少，只有数百人仍滞留纪念碑周围。晚间11点左右，警察和民兵终于冲进了广场，对人群进行一阵短暂的毒打，并把受害者拖上卡车拉走。之后宣布广场戒严，但并未严格执行。次日至广场向周恩来表忠的人数仍达数千之众。他们照样献上一束花圈，但这回民兵并未干预。有些人也照样声讨江、张、姚（也还是未提王洪文），但气氛已较日前平静，当局亦未进一步的镇压。总之，大规模群众的抗议已遭瓦解，天安门及其周边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 [22]

在转入讨论党的高层如何回应及处理危机之前，我们有必要简略考察一下，是哪些社会与政治力量实际推动了天安门事件。嘉赛德认为，其中有为周恩来鸣不平，有对毛泽东的反叛，有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以及对镇压者的抗议。嘉赛德和其它观察家都认为，几乎中国所有社会阶层的代表，包括最贫穷无告者，都参预了这一抗议活动。而来自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三总部的花圈，乃至身着贵服的高干出现，也意味着高层势力的影响。 [23]的确，三周之后，4月26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干部谈话时说：“为什么这时要爆发天安门事件？（即使）没有悼念总理为借口，也要爆发……我看一是批邓深入了，打中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痛处。一是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和资产阶级法权有关。”他继续说，尽管广场上工人阶级最多，但知识分子才是“最野蛮的”真正闹事者，尤其是科学院、七机部、外交部的那些人。他也特别提到了高干子弟。 [24]姑且不论其社会根源，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群众的组合，就像南京等地一样，既有对上层政治一无所知的老百姓，也有略闻上层内斗气味、却未必知其真正底细的人。但这两类人的共同之处，就是一致缅怀他们熟悉的总理，一致痛恨极左人物。

不管工人和知识分子在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姚文元所持天安门事件“总要爆发”的估计，在我们看来，未必站得住脚。试想，若无悼念总理这样名正言顺的藉口，若无当局压制悼周活动因而激起普遍的愤慨，那么，就算民众对文革日益不满，在寻常情况下，这种大规模情绪的大爆发，有可能说发就发么？更具体地说，正如我们下一节要探讨的，假若当局遵守北京市委与群众达成的默契，让花圈在原地保留数日，待得群众情绪平和之后，则流血事件未尝不可避免。再说，尽管不少人藉机发泄他们对时政不满，但绝大多数群众并未公然挑战当局的批邓运动，这说明民众本在自觉地克制。如果当局稍安毋燥、妥善疏导，亦未必引爆天安门事件。毕竟引爆这一事件的导火线，是关于周的问题，而非邓的问题。至于中上层机关干部的作用，姚文元的说法亦有夸张之嫌。当时有一椿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参加追悼活动的单位逐渐升级，先是小学生上街，后有中学生，最后才是中央政府机关。这说明机关干部也在谨慎地解读当局的容忍程度。更关键的一条是，并无任何迹象表明高层领导曾在背后操纵事件。广场上的抗议活动，确实是来自基层民众，也许正如张春桥所说的“匈牙利事件”。但邓小平并非纳吉，其它高层领导亦未插手。身居高处不胜寒的当权人物从骨子里就明白，如果支持天安门前的民众，无异于政治上找死。邓小平对这一点比谁都清楚。他不但自己不去广场，还嘱咐子女也不要去。当江青等人指控邓小平曾至广场坐阵指挥时，华国锋和汪东兴都表示怀疑——毛泽东当然更不会相信。 [25]

处理危机：4月1日至6日的政治局决策

由于现有材料存在许多漏洞与空白，即便可查的关键资料亦不可全信。一些当事者所提供的情况又带有误导性，更不用说各种臆想与编造。此外一些重要的史实（如出席政治局会议者名单，或若干重要情节发生的前后时序），也有相互矛盾的记载。当然还有一些恐怕永无答案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恐怕很难完全吃透当局在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中的政治操作。多年来流行的说法，认为它是一个由“凡是派（即华国锋等文革受益者）和极左派合作联盟” 的决策过程。但在我们看来，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即当时在政治局中说得上话，办得了事的，确实只有这两拨人。 [26] 在4月7日之前，依然健在的老革命家们根本没有参与过政治局会议，虽说邓小平（或许还有李先念）出席了4月5日的会，但当时他处于面对诘难的地位，会上只能保持沉默。 [27]上述流行之说，还意味着华国锋等人与极左派的利益是共同一致的，但实则不然。而且，双方成员的个人行为也当分别考察。此外，主要角色的相对权力也是个因素。比如说，江青气焰甚旺，几乎足以左右政治局。而王洪文则亲临广场，负责督导中央的部署， [28]这或与他是全国民兵总指挥有关。但他的态度显然与极端的江青有别。诸多材料表明，他倒是发挥了某种缓和的作用。吴德作为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在贯彻落实中央对广场的反应上甚至发挥着更为直接的作用，尽管他在政治局中的影响力不大。华国锋则始终主持政治局会议，又兼公安部长，也是毛泽东即将选定的接班人。但是根据事件真相的现有证据，看不出他享有强有力的领导。最后则是毛泽东本人的问题。许多迹象显示，碍于重疾，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大受限制，只能做出被动性的反应。但至少就关键全局的决定而言，他仍然不改其发动者与主动者的本色。此外，犹有毛的侄子毛远新。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可惜易遭研究者的忽视。他是毛泽东的耳目，和主要信息渠道，并负责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主席的指示传达给中央。

尽管我们要将事件的具体细节拼接起来困难重重， [29]但有一点很清楚，政治局作为一个领导整体，面临着必须做出强硬果断决定的严峻挑战。这和13年后的天安门事件差不多，处于第一线的领导，对下既要应付广场上风云突变后果难料的局势，对上又要应付一位其意志和感情都不容忤逆的至高领袖。虽说高层内部先前存在着矛盾，处理天安门危机时也有不同的主张，但谁都不希望——包括邓小平在内——任由广场上对毛泽东的有形挑战继续下去。

危机时期，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紧急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深夜。会议集中讨论了南京的事态，正确地认识到它的意义绝不限于地方，而会影响至全国。出席会议者只有六人：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和两位官史不愿点名的人物，但肯定没有张春桥。会议虽由华国锋主持 [30]，但出面召集会议并作会议记录者，却是毛远新。他是否根据主席的授意而召开，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不见他传达主席指示。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南京事件及其所引发的全国性悼周与攻击江、张、姚的情况。会议又激烈地讨论一份在南京流传的“周恩来遗嘱”。这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大加挞伐江青，大力赞扬邓小平。为此，会议决定向全国发布正式通报，警告人民不可上当。此外会议还部署了五一劳动节的安排，确定邓小平不得参予，并向全党基层组织传达毛泽东从去年10月至今年1月批邓的诸次讲话。2日凌晨，毛远新起草了这次会议的书面报告，上呈主席。但毛泽东直到3日才表示认可。主席为何拖延，毛远新为何不亲口汇报，个中蹊跷，迄今是迷。其延迟认可者，或许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有关。也可能是他需要时间，好仔细斟酌有关五一节中央领导班子的公开亮相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详见下文）。 [31]

与其它几次稍后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相比，我们对4月1日会议的了解甚为有限。南京事件的处理虽说是极左派提出的，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取得了这次小型政治局会议出席成员的共识。再说，开会的情况看不出极左派有主导会议之势。理由是：一者，张春桥没有出席，而王洪文据说也始终未发一言；二者，华国锋主持会议。试想六天前（3月26日）召开的批邓扩大会议时，王洪文仍是会议主持者。如今由华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权力正转向华国锋。这一转变在4月7日的危机结束之后才告正式完成。在危机出现之前，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并不明朗：华国锋虽跃居国务院代总理，但王洪文在党内的地位仍然高过华国锋，而且有可能仍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关于安排五一节活动的讨论，则进一步突显了这种暧昧状态：即与先前按高低排名集体露面的传统做法不同，这次会议却别开生面地将领导人分成三组，分别在不同的地点露面。这一微妙的变化为何始于4月1日，我们只能揣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多年来王洪文和张春桥负责华东地区，尤其是南京抗议活动主要对象为张春桥。他们或许考虑到与事件多少有些干系，所以不宜主持解决南京问题的会议。此亦或可解释何以张春桥索性避嫌不参加。另外一则原因，就是毛泽东对于党内团结的考虑。这是他自林彪事件以后最为关心的大事之一。正是基于这一心思，他看中了华国锋， [32]认为华具备维护团结的素质，是激进派和老干部都能接受的人物。由于缺乏直接的材料，我们不敢断定五一节的安排就是毛的主意。但考虑到这次会议既由毛远新提议，则我们根据中国政治逻辑的推论，或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此外，这次紧急会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下令镇压南京事件，也没有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此一决策，若视为一个风向标的话，则意味着中共当局对于稍后的天安门事件也可能做出类似的处理，即不镇压、也不做反革命定性。但另一方面，这一克制很可能反而鼓舞了北京市民上街，造成事态的恶化，转而促成江青等人的铁腕对付，终于导致高压的流血悲剧。 [33]

清明节晚上，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的局势。王洪文在前一天，即4月3日黎明前，来到了广场，打着手电筒察看花圈和悼诗。四人帮垮台后的报导都说，王洪文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追查何以反动诗词还未清除。但王洪文去广场的直接效果却是：3日这天当局始终克制，而且这种克制态度以不同形式一直保持到5日晚上。在4月4日召开的会议上，又是毛远新作会议记录。如同4月1日一样，也未见他在会前传达主席的任何指示。会议的首项议程，是听取吴德汇报天安门的局势。身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吴德，肩负着直接应付局势的责任。历史也将把他同当日和次日发生的事件永远联系一起。他的政治生涯也必将受此牵连。在会上，吴德详细汇报了花圈的数量、参加的单位和广场上的群众类型。他不否认广场上出现了反动情绪，而且又拉扯上邓小平。但他主张对事态做进一步的调查，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关键是用软办法，多做群众的工作。至于花圈则可转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其实，吴德的手下先前已和广场上的“群众代表”达成默契，允许花圈保留到4月6日。吴德后来说，他的提议得到当时会上所有人的同意。这次会议虽说有人提到了天安门前的“反革命活动”，但和处理南京事件一样，谁也没说这是一场“反革命事件”。 [34]

不幸的是，大约夜里10点钟，姚文元接到了广场上的《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份报告，并在政治局会上传阅。这使得使气氛骤然突变。报告突出了反江情绪，引起江青的勃然大怒。她要求立刻捉拿冒犯者。其它人——据说包括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也赞成动手。江青还责骂吴德是老右派，“中邓小平的毒太深”，当然也就怒斥他打算把问题再搁置两三天的设想。吴德被迫自我批评，然后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商量，研究动手抓人的可能性。吴忠认为这么做只会激怒群众，局面反而更难收拾。吴德向政治局汇报了这个意见，但政治局却坚持逮捕。事已至此，会议便进一步讨论了预防措施中调动武力的问题。江青主张出动部队。这一主张得到军队最高领导人陈锡联的支持，但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反对动用军队，认为只应当使用警察，特别是以工人民兵为主力。华国锋则同意王洪文等三人的意见。 [35]

另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花圈。吴德继续坚持他的建议，希望多做两天群众工作，而江青则气愤地表示，这等于姑息反革命分子。会议进行到了午夜，江青突然要求在天亮前清除花圈，说清明节已过，没有理由再拖。吴德则拿出薄弱的借口想拖，声称没有足够的卡车和工人完成这项任务。会议僵持了一阵，大家一言不发。最后华国锋只好要求吴德尽力而为，争取当晚解决。许多年后吴德回忆说，如果华国锋当时支持他，天安门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但在当晚吴德别无选择，他必须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对付这场他自己先前所谓的“邓小平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 [36]

华国锋和吴德在4月4日会议上的发言，后来都成了遭受批判的口实。以华为例，他在会上宣称“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很恶毒的。”这显然是他在《人民日报》记者的报告造成会议气氛急转直下后所做出的反应。如果考虑到当时政治危机的大环境和会议的特殊气氛，华国锋的这些话其实是情有可原的。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对天安门事件反思时，这似乎是批华者唯一能找出的一条罪状。即便在80年代初华国锋遭受不公正的批判时，当道对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表现也说不出有任何实质性的错误。总的来看，我们不妨说，只要天安门前的事态允许，他就会倾向采取温和的立场。至于吴德，在天安门问题上，后来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判。的确，他在4月4日的发言要比华国锋走得更远。回顾起来，他最大的罪过便是直接诋毁邓小平，把广场事端与邓小平1974年以来的作为挂起钩来。这包括指控邓小平从事大量的舆论准备、宣传批林批孔是批周公，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张春桥）要夺总理的权等等。这就引导了后来政治局所作的决议。可是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他说了这些批邓的话之后，江青仍然指责他深受邓小平的毒害。我们只能猜想，鉴于广场上的局势，和高调的“批邓”运动、尤其是他深知毛泽东对邓的日益不满，吴德觉得必须扯上邓小平。因此他在会上宣称，天安门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为严重的逆流”——这一说法恰恰触动了毛的最大心病，即耽心有人反对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吴德这番批邓的过头话，再加上翌日发生的事情，最终只能落得一个灾难性的下场。 [37]

关于4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还有一桩不同寻常的情况。根据现有可查的文献，政治局开会时，不仅没有接到毛泽东的任何指令，而且许多带有严重政治后果的决定，诸如清除花圈、标语和传单，向广场周围派出大量民兵（主要力量）和公安警察，以及动用卫戍区部队作为后备力量，都是在没有事先请示主席的情况下做出的。继4月1日之所为，毛远新在5日拂晓前，又给主席写了政治局会议的书面报告。其后毛泽东圈阅报告时，清除花圈的行动恐怕已告结束。而且王洪文没准也已经在早晨5点10分去了广场，亲自指示联合的治安力量，应付即将来临的一天。 [38]

王洪文亲驾广场一事也值得分析。四人帮垮台后大多材料都说，王洪文和北京民兵总指挥马小六的关系密切。马小六也因为在4月5日晚的暴力镇压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来遭受到惩罚。这种说法似乎过分夸大了王洪文与马小六的交情，也夸大了马小六的罪责。马小六在5日晚不过是执行政治局的命令。关于王洪文的广场之行，我们可以找到完全不同的说法。他在检查清除花圈的工作后，便去了广场角落上的三联指挥部，下达了当天工作的指示。当看到夜里被抓的人受到虐待时，他还进行了干预，制止了殴打，指令民兵自我克制，故当天民兵的表现都比较约束。王洪文在指挥部训斥马小六等人时，还特别提醒他们毛泽东为民兵规定的政治作用，即“民兵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武装力量”。因此在对待群众时，首都民兵必须高标准地严守此律。 [39]

政治局决定立即清除花圈，也是个少有的举动。这可能是共和国史上第一椿未经主席点头就干的政治性决定。也许可以说，不论清除花圈的后果如何严重，在当时的政治局看来，似乎并非什么大不了的措施，非得惊动病重的主席不可。或许他们也认为，移走那些讨厌的花圈，起码也符合主席本人的最低愿望。然而政治局敢于拍板的能耐，也就到此为止了。下一步关于清理广场的重大决定，则又回到了人们所熟悉的政治程序，即必须请毛主席定夺。据青野和方雷的记载，鉴于广场上的情势沸腾，华国锋便委托毛远新请示毛泽东。5日早上毛远新来到了“游泳池”，与主席讨论了广场上的局势。 [40]这里须附带说明：毛泽东由于过去一年来健康恶化，他掌握信息的管道大受限制。临此关键时刻，在很大程度上，他只能通过自去年秋天以来兼任联络员的侄子毛远新，来了解中南海墙外发生的事情，以及政治局处理危机的情况。对此，高层有人怀疑过毛远新在传达主席指示时夹带个人私货，却无人敢于追查他传递消息的可靠性。 [41]

总之，毛远新在4月5日上午面见主席时，列数了邓小平的罪状，并报告说政治局对如何平息广场骚乱仍未取得一致意见。 [42]对于毛远新的指控，说邓小平一手策划和挑动了广场上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似乎不大相信。问有什么证据，并明言邓小平不是纳吉，尽管张春桥说过邓小平造成了一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话说回头，政治局的请求批示，才是这次会面的主题。为此，毛泽东批示了三条：（1）肯定天安门骚乱是一次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2）同意政治局使用必要的武力，但不能开枪，不能调用野战军；（3）鉴于邓小平对这次反革命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治局“要让他写检查…总之，他要认错。”这几条批示虽然给采用武力的程度定了框，也使邓小平不至于立遭整肃，但也明显地允许使用武力。为明确这一点，毛远新问主席是否同意动武，毛泽东回答：“对，君子动口也动手。”青野和方雷认为，正是这句话把天安门事件推向了流血之途。毛远新在当天午后召开的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得到的反应不难想见：到会的全体成员，包括邓小平在内，一致支持。邓小平显然是被激进派叫来开会的，张春桥指责他要对广场上的骚乱负责。 [43]

可是，政治局在落实主席的批示时，在“动口”还是“动手”的问题上，还是发生了矛盾。负责过扩充上海民兵的王洪文刚听完主席指示，就主张动员十万民兵。吴德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北京民兵总指挥的倪志福则反对这个人数，说这可能造成混乱。理由是北京的民兵不像上海那样优秀。此外，吴德，似乎还有华国锋，仍然希望在出动民兵前，对群众的劝说工作能够奏效。张春桥支持了这一想法，更建议使用电台广播，劝说群众撤离广场。江青也接受了这个意见，尽管在会上她指责吴德害怕群众。她要吴德本人去广场承担这项任务。于是吴德起草了广播稿，经华国锋审查后，政治局一致通过。广播讲话使用了当时的极左语言，警告反革命破坏活动，号召捍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和批判“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没有点邓小平的名 [44]）。这个广播稿是双刃剑，它既可能促人离开，也可能加倍众怒。它由吴德录音，从下午六点半开始不停地播放。 [45]

此后几个小时里，随着吴德讲话的反复播放，广场上的人群逐渐稀少。政治局决定进行广播时，还规定了从晚上8时整开始武力清场。吴德和倪志福又前去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与吴忠磋商。三个负责人都害怕流血，决定尽可能延拖时间，让广场上的人群减至最少。吴忠随后前往广场一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在那里协调清场的行动。8点刚过，华国锋和陈锡联便打电话询问为什么没有动静，但吴德等三人还是提出种种理由推迟行动。政治局有些不耐烦了，显然想着毛泽东说的：“动口”不管用，就得“动手”。最后，大约10点半左右，华国锋和陈锡联又来了电话，指示不能再拖了。吴忠还是使出最后一招：命令打开广场所有的灯光，并最后一次播放吴德讲话，希望能再吓走一批人群。当大多数人离开广场后，晚上11时，暴力终于冲进了广场。暴力的场面，大约持续了10到15分钟，并且只使用了棍棒，没有致命的武器，造成的身体伤害也较有限。尽管传言甚多，但没有一个人死亡，遭到逮捕的人也相对较少（当场只逮捕了38人）。然而广场上毕竟流了血。这一当局镇压百姓的绝不光彩的形象，终将成为毛泽东接班人大感头疼的问题，尽管主事者的初衷是尽力克制。 [46]

当然，被此事件抹黑最多者，莫过于吴德。上头说过，吴德所以走上前台镇压，实因他身在其位，不得不为的尴尬处境。但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他大体上一直主张采取温和的手段。他的确在4月4日——可能还有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站错了队，批判过邓小平。然而鉴于当时危机事件的压力、批邓运动的“必要”，以及他作为首都负责人不可能保持低调的事实，吴德的表现也许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未必可以宽恕。

在这件事上，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所撰其父亲的传记，或者便反映出邓氏一家对吴德的最新评价。毛毛特意不提吴德在4月4日政治会议上的发言，而在提及4月5日的广播讲话时，则突出“吴德奉命做广播讲话”一句。这意味着邓家理解吴德的身不由己。 [47]毛毛在书中也似乎有意隐去陈锡联不提，尽管后者长期是邓小平山头里的重要人物。 [48]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主导中国时，吴德、陈锡联以及其它所谓“新毛派”纷纷垮台。这一垮台的过程甚为复杂，在此不表。但可说者，它涉及高层内部对于某些人物的错觉，以及摆平权力的考虑。为此，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吴、陈二人成了牺牲品，但此结果却未必与他们在天安门危机时期的反邓有关。

如果说吴德迫于形势的压力，只能批邓不能拥邓，极左派则是一直藉着广场事件压迫邓小平。最要命的例子就是5日傍晚，江青去见主席。当时事态正在向晚间的暴力发展。根据毛认为邓必要对广场“反革命暴乱”承担责任的结论，她提议把邓小平开除出党。毛泽东没有立即作答，但后来决定保留邓的党籍，并见之于4月7日的正式文件。这一决定颇出邓小平意料之外，也令他万分感谢。此事一方面表明了江青对于邓的极端敌视，另一方面也点明毛处理邓时的复杂心态。对毛泽东来说，天安门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林彪死后整个时期的问题，都关系到捍卫他的文化革命。如他不久后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冲着我的，总之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知道，邓小平无论在政治上或在个人上，对他都是完全忠诚的，就像过去的周恩来一样。但他也终于断定，邓小平不会在思想上忠实于“文化大革命”。以他之见，邓小平的问题不在于天安门（要是邓真的组织了广场上的抗议活动，自然必须开除党籍），而在于他1975年执行整顿政策时，背离了“文革”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第二天《人民日报》文章所说，“批邓”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化”，倒是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49]

武力清场后，政治局在4月5日深夜至6日凌晨再度开会，听取了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对白天情况的汇报及防止新动乱的准备工作。刘传新汇报说，已准备好了9个营的卫戍区兵力，但又表示民兵和民警完全有能力应付局势，只要允许使用棍棒。这又可以看作是吴德领导的市政府有意克制、避免动枪的态度。政治局同意动员更多的民兵待命，以备不测，但又规定民兵不可草率出动。华国锋明确了会议的共同认识，谓“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已经发生，但又冷静地补充道，只要大家沉着冷静，正确观察形势，就不难取得胜利。最后，华国锋提议通告全国，解释前两天事件的性质，并把通告呈交主席批准。毛远新遂于凌晨3时，就这次会议白天情况写出了详细的书面报告。6日那天，据说主席在看了毛远新的报告后高兴地批道：“士气大振，好！好！好！”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并通过起草的全国通告及北京市委的报告。次日上午，毛泽东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份通告和吴德讲话，但压下了北京市委的报告。这些事宜处理完毕后，4月7日余下来的工作就是改组中央领导，确立华国锋的接班地位了。 [50]

对于这一危急时期的政治上的驱动与互动， [51]应当如何看待呢？在此我们必须再度强调，无论是基层百姓还是高高在上的主席，对他们来说，这都是一个共和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与震动。对于某些问题的处理，如邓小平的问题，当权者本有各自的成见，大约亦有腹案可循，容易取得共识。但面临火爆广场上的千变万化，他们的反应则必然难得一致，也难以逆料。即以当时付诸行动的高层决定而论，虽有4日夜至5日晨清除花圈的大败笔，但当局总的倾向还是力求克制。体制派的文革受益者，如华国锋和吴德，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克制的政治倾向，尽管华国锋在移走花圈的问题上屈服，又逼吴德按时出动武力清场，表现出了立场上的不够坚定。 [52]至于政治局里的激进派，虽说他们都一致强调广场事件的反动性质，并试图藉机除邓。但在如何使用武力问题上，却意见不和。江青大喊出兵，主张霹雳手段，而张春桥、王洪文与姚文元则主张克制。据权威人士披露，江青和王洪文在4月5日上午的政治局会上有一段对话，突出地点明了这一分歧：

王洪文：“民兵和部队可以多调点，但一律不能带武器。”

江青：“不带武器，你让我们的民兵和战士拿什么消灭反革命?”

王洪文：“要带武器可以呀！要开枪也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担这个罪名。” [53]

这段对话虽然说的是军队，但它反映了王、张、姚三人在危机期间也一直倾向于缓和的立场。他们宁愿动用工人民兵，而不愿动用解放军。这或可以部分地归因于王洪文在发展上海民兵的角色，以及他基于文革经验的认识，深知军队与人民对着干的危险性。 [54]王洪文虽然在5日下午很快就提出动员大量民兵，但当天早上他也命令民兵保持克制。这天傍晚，局势急剧恶化时，张春桥又提议使用广播。这多少延缓和并削弱了动用武力镇压的不幸后果。

无论如何，从后毛时期的批判观点视之，造成天安门悲剧的责任在于“当时的政治局”。然而，正如青野和方雷不言而喻的质疑：“华国锋和政治局又执行了谁的决定呢?是毛泽东?是‘四人帮’?还是毛远新?这恐怕是一两句话很难说得清的。” [55]我们或许可以说，江青在政治局里的压力和广场上混乱险峻的情势，以及毛远新给双方汇报时可能的歪曲，这些都是促成悲剧的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毛泽东的主观和武断，决定了事态的最终结局。亦即由原本可能在清明过后逐渐淡出的悼周活动，演变成全面开展的悲剧事件。这从短期看，它加剧了人们对于当局的怨忿。在此后几年中，它更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中共的高层政治。

            邓小平的命运和领导班子的调整

4月7日早晨8时，毛远新花了一个多钟头向他伯父汇报前两日的动态后，毛泽东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其实也是周恩来死后他在1月末所未了结的问题：即处置邓小平，和明确权力和领导班子。如今天安门事发，问题也就更加刻不容缓了。原先毛泽东对毛远新指控邓小平组织天安门暴乱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夸大了广场群众对邓小平的支持。毛远新说“反革命……公然打出了邓小平的旗帜，狂妄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但现在毛泽东则认为情况不同了，也不再犹豫了。于是他批示“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之后又加上，“华国锋任总理。”（作者按，不再是代总理）。他指示毛远新找政治局开会传达，但点明邓小平、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和苏振华，不得出席。后来他又决定只把苏振华排除在外，令人不解。但总之，这意味着老革命家们在权力台上只能靠边站，直到他死后。当天下午，政治局开会时，毛泽东显然又觉得这一安排还不够明确。所以又送去了一道命令，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可是一个空前未有的头衔，明白无误地把华国锋摆上了接班人的地位。政治局当然义不容辞地通过了毛的提议。晚上8时，两个决议通报全国，一是宣布华国锋担任的新职务，二是宣布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撤消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决议”完全用了毛的原话。 [56]

一如既往，邓小平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这回，毛也再度给了邓一线宽容，允许保留党籍。尽管邓的定性已升格为敌我矛盾，只要保留党籍，邓小平便仍有机会“改过自新”，东山再起。实者，毛的保邓尚不只此。4月7日政治局开会时，江青和张春桥揪住邓小平问题不放，指控他上了广场指挥暴乱，还说现在问题暴露了，群众可能揪走邓小平。华国锋大约也想保护邓小平，故意挡开了这一指控，说这事得问邓小平本人核实，弄清真相。当时不见有人自愿找邓小平查明，江青便指定汪东兴来办。汪东兴当年曾奉毛令，关照过放逐江西的邓小平。他还真担心有人会抓邓小平，便私下来到毛泽东住处，先直接向毛请示，汇报了政治局讨论的情况。显然，毛泽东根本不信邓小平会在广场上活动，反而重提小平为刘冰转信的事。换言之，在毛本心，邓的问题不在天安门事件，而在于一九七五年秋后所为。当谈到邓小平可能受冲击的事，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问汪有无办法。汪东兴乃建议把邓小平转移至其它安全住处，毛泽东完全同意。 [57]

汪东兴马上执行了毛的指示。当然也趁机就江青等指控一事询问了邓小平，邓小平否认有此一举，说只到广场附近的北京饭店理了一次发。汪东兴回到政治局后，向大家重复了邓小平的回答，但对转移之事则隐而不说。在后来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果然抱怨邓小平“不知跑哪去了”。第二天，4月8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当然是希望毛能看到的信），就保留党籍一事表示感谢，并说他完全拥护华国锋出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虽说在当时的条件，邓也只能表示拥护，别无他途。几十年之后，邓小平的女儿则补充说，邓小平当时的拥护华国锋是完全真诚的。毕竟这是个关系到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决策。此外，邓的态度也说明了老革命家和体制派的文革受益者在根本利益上是大体相通的。从这以后，邓小平滞居于北京，几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按，当时曾谣传邓小平逃亡广州，接受许世友保护 [58]），直到“四人帮”被捕前，再不能发挥政治影响力了。在这一严密控制下，他的日常需求和人身安全唯有依赖汪东兴。 [59]

在邓小平免除一切职务并被保护起来的同时，华国锋明显跃升为“第一线”的头号领袖，而不再是先前那种模棱两可的地位。这的确是党内权力重新分配格局中的根本变化。这一加强华的地位的安排，不仅在名义上确认了华的接班人地位。作为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也首次在党内体制中，位居于副主席王洪文和常委张春桥之上。至于他是否开始（甚至先前已经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但即便王洪文保留了日常行政权，他也必须从此听命于华。天安门事件随后，华国锋和王洪文两人联合具名向各地发电，解释中央的政策，并组织庆祝粉碎天安门动乱的“胜利”。这也是一把两面刀，刀的一面是华邓两人之间的合作，另一面却是党务职责稍嫌不清，容易增加二人间的不信任，尤其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数日。 [60]

华国锋在政府系统中的升迁则比较直截了当。他不再是临时代总理了。这也意味着张春桥对总理一职原先可能怀有的期望落空了。但并无迹象显示张春桥表现出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极度失望。 [61]然则以党政军三头大权而论，华国锋唯一未能掌握实权的领域就是军队。事实上，尽管身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他并无任何具体的军职或权威能对解放军发号施令。在这方面，华国锋大概只有依靠“党指挥枪”的原则，和与陈锡联相互支持的个人关系，来指挥军队。陈锡联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是保证军队听命于新接班人的关键人物。 [62]最后，到了五月，华国锋还接管了外交事务。这个任务来得稍迟，大约是他的外交经验薄弱之故。奇怪的是，此前的三个月里，江青却主管过外交部的工作。 [63]

为了提高新接班人的威望，毛泽东还指示要多宣传华国锋。据言华受宠若惊，不敢接受这种荣耀的吹捧；他试图限制宣传，而姚文元则有意压缩报导。 [64]毛泽东本人对于华国锋则进一步肯定，他在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为华写下了几条批示，包括最为著名的“你办事，我放心”。 [65]华没有立即公开这一批示，直到“四人帮”被捕后才公布，藉以加强他在领导层及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但80年代初华国锋被迫下台后，人们则说毛泽东这条批语仅仅是就华处理某一小事而发，无关宏旨。但这一说法似乎歪曲了当时的情况，盖华向毛汇报者，乃是当时的全国形势及有关全局的大问题——即批邓运动不平衡，“有几省不太好。”。总之，华国锋如今拥有了组织名分上的巨大权威，又加上毛泽东的极力呵护。毫无疑问，毛泽东临终前选定的接班人终于确立。 [66]

在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毛泽东为什么看中了华国锋。据披露，4月7日，毛主席在与汪东兴有一段谈话中，道出了他的各种考虑，包括华国锋的资历和激进派诸人物的弱点，这其实也反映出他在1月间提拔华国锋时的同样思考。 [67]毛泽东认为华国锋的实际经验丰富，不论是工业、农业或财政，又是一级一级锻炼出来的，先是地委，再是省委，最后至中央。华为人忠厚、老实、不蠢、公道、忠于党、忠于人民。毛重申了自己在1月间的说法：“他不搞阴谋诡计，不搞宗派主义，让他当总理我放心。” [68] “人家都说他（理论）水平不高，我就要选这个自认水平低的。”这话或许是针对高层有人怀疑华的才干而发。（故有一说，谓毛之选华，无非是个过渡人物、权宜之计。）之后，毛泽东以蔑视的口吻谈到激进派人物。对当时党内排位仅次于他、先前选为接班人的王洪文，毛嘲笑说：“如果让王洪文来指挥，那么除了他，其它人都别吃饭了。”这当是有感而“发”，因有调查反映说，去年夏天王洪文在上海私自挥霍了两万元人民币。毛又接着谈到了张春桥，说他从来不承担（具体）责任，“说得多，做得少”。主席也怀疑姚文元的实际工作能力。对江青更做了类似的评价：“喜欢整人，让人不好过，不懂工业，也不懂农业”。相比之下，华国锋就成了最好的人选。

除了这些针对个人素质的评价外，我们猜测，毛泽东大约还有其它方面的顾虑。小平出事，总理亡故之后，中央领导班子的确立，自然刻不容缓，为此毛泽东很可能早在1月间就选定了接班人，却故意模棱两可。正如他在林彪事发之后的习惯做法一样，他需要时间观察，以便最后定夺。从逻辑上说，如果前些日子是华国锋的试用期，那么，4月7日的决定，便反映了毛对他自2月批邓运动以来及天安门危机时期的表现感到满意。华国锋虽然也忠实地贯彻了毛的“批邓”运动，但他懂得掌握运动的尺度与节制，与江青等人的穷追猛打，大异其趣。他在处理天安门事件上亦体现出这一态度。这些大约是较符合毛意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危机之前和之后，都试图控制和避免事态不必要地恶化。比如3月24日，他批准了党中央通知，把“批邓”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下，（而不搞大串连与战斗队之类的文革做法。）。4月13日，他又拒绝了毛远新关于选印天安门反革命诗文的建议。理由是问题已经解决了，“天下已定”没有必要“画蛇添足”扩大事态。他在4月30日写下的，大约也是他生前最后的文字：“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不要着急。”也无非是对华国锋稳妥作风的认可与欣赏。 [69]

另外，如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华国锋的提升和中共权力格局的变化，则天安门危机显然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变数与转机。华国锋作为邓小平1975年整顿议程的主要副手，若非有周恩来的逝世及接踵而来的天安门事件，那么他在不断加剧的“批邓”运动冲击中，也大有可能给人拉下马来。 [70]但如今周死，遗下了总理的空缺有待填补。当时，华国锋由于具备充分的行政经验，让毛看中了。但毛仍怀疑华的理论素养，也须继续观察他的表现。接着，天安门事件爆发了。这又必须重组中央领导班子。况且，通过事件的发生，毛也认识到“四人帮”之不得人心，不宜授之大印。华国锋遂成为天安门事件的最大赢家。

毛泽东拍板于4月7日的决议，确立了华国锋至高的组织地位和政治地位。那么，“四人帮”的权力分配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四人帮”在“胜利”地斗倒邓小平之后，中外论者皆以为“四人帮”的权力与气势大为高涨，他们掌握宣传工具，大吹天安门事件的官方版本，又继续大搞“批邓”运动。但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在许多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中，他们的声音薄弱。在民间，许多社会阶层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更遑论军队的支持了。他们在媒体上打倒“党内资产阶级”的叫嚣，并未引起大规模的群众呼应。在上层，他们在政治局里也没有几个同道。试看江青在政治局会上屡屡追问邓小平的下落，却是不了了之。而张春桥连要求汪东兴写个证实邓小平未上广场的“谈话记录”，都不可得。这些迹象表明，尽管江青贵为主席夫人，众人不敢招惹，她在处理天安门问题上也施展出僭越过分的影响力，但实际上，她和她的极左派同伙，充其量只是个少数派，尤其是在守护神毛泽东过世之后。 [71]

造成这一轮权力杠杆倾斜的，自然还是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其它成员，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呢？他自1974年以来，对江青，便不乏若干为人所知的批评。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四人帮”处理实际问题的能耐并不惬意，乃至怀疑。但也同样无疑的，在毛看来，“四人帮”毕竟是坚持他的文革理想所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也只有他们才能提供华国锋所欠缺的理论支柱，才能为文革压阵。然亦有论者以为毛对激进派的期许，远不止此。这包括要把毛远新提拔为政治局常委，江青任党主席。 [72]总之，是在他死后由江青接替实权。这一说法，主要是根据1980年两案审理期间江青本人的证词。江青自称毛主席在临终那年4月30日给华国锋的批示中（“你办事，我放心”），原本还有一句，“有事找江青”。但后来这句却给压下了。 [73]对此，我们只能猜测地说，就算毛泽东曾经奉劝华国锋“有事找江青”，也未必意味着让江青接班。估毛本意，无非是叮嘱华国锋坚守“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与价值。总之，在此之前的4月7日，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变数，毛泽东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高层权力的组合。从此中国的高层政治，开始朝着不利于江青一伙的航向漂摇前进。

结   论

对天安门事件的上述分析表明，我们不但要修正对这场危机本身的认识，也需要改变对毛泽东时代尾声的中共高层政治的传统看法。首先是，这段时期仍处于整个“文革十年”以分化为主导的政治斗争之中，对清明节的活动也有紧张不安的预期。危机时刻，广场上事态变化的戏剧性又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做出的反应必然是随机应变，乃至于临时起意。我们很难说天安门危机是出于“四人帮”明确的反周战略所造成的结果。虽说“四人帮”急于批邓，把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视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这当然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对已故总理的不满和他对追悼活动的压制，决定了天安门事件的大气候。随着危机在民众层上开展，领导层不得不仓促应变。一者因须为此局面向毛交待，二者又因群众的言论已向毛泽东所宠爱的政治局成员和他的思想路线发起了挑战，在4月4日还甚至对他本人发起了挑战。政治局在此应变过程中，尽管不免章法反复，意见分歧，但其主流倾向大体是保持克制。只有江青一人比较一贯地主张铁腕手段。

在此境遇中，激进主义者与体制派的文革受益者之间，并不存在牢固的同盟关系，尽管这两个团体，甚至靠边站的老革命家，都不会容忍对毛泽东或共产党领导的任何挑战。 [74]毛泽东的批邓及除邓，对体制派的文革受益者而言，的确造成了一种尴尬暧昧的局面。他们也只得跟着批邓反邓。但多年来共事的经历表明了他们与老革命家之间，其实才有真正共同的利益。这可见之于以下诸端：一是政策执行上的表现。特别是华国锋、纪登奎等人，他们大力执行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措施。二是他们与老革命家都强调组织纪律和社会秩序，反对文化大革命式的无政府主义。三是他们看重革命资历和党内辈分。对于老革命，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敬重。 [75]1976年2月之后，邓已下台，在台上的只有华和江青的两拨人马（犹如毛先前所说的：“政治局就这么多人”），面临政治危机，体制派与激进派不得不达成充满张力的临时妥协。然一旦毛泽东寿终正寝，这一妥协也就必然跟着寿终正寝了。 [76]

通过天安门危机事件和研究，乃至于从林彪事件之后整个高层政治的动态来看，“四人帮”这个概念或提法，显然难以成立。王、张、江、姚四人，原本只是中共体制中的边缘人物，但由于毛泽东出人意料的提拔，先后攀上了权力的高峰，进入了政治局。四人之间，在核心的共同利益与激进的意识形态方面，诚然有其相通之处；然而，有关他们之间的相互憎恶、从未间断的猜疑，和各种鸡毛蒜皮的摩擦，也存在着大量的证据。甚至在毛泽东西归的当月，他们失去了共同的守护神之后，还能见到这类现象。论者都说四人合谋串通，意图夺权抢班。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进行，也没有弄出一套协同合作、周密无间的政治行动方案。试看在天安门危机期间，江青为一头、王、张、姚为一头，单在如何动武对付广场群众的问题上，他们之间就没能说到一块去。此外，虽然“四人帮”在今日已成了人们的日常用语，但在整个危机期间——先是周恩来去世后对极左派的零星抨击，然后是南京和天安门事件，直到4月5日镇压后的数天和数周内——群众的控诉显然只针对“三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而不及王洪文。“四人帮”这一概念，原本不过是毛泽东在两个场合大约是随兴所抛的提法，后来竟成了圣谕，其目的不外是让1976年10月的宫廷政变合法化。（按，毛泽东另有随口说出的“五人帮”的提法，包括了纪登奎）可是实际上，无论是被召集到北京开会的中央机关、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还是上海当地的极左派，对此前的这一提法都毫不知情。即便在9月份部分政治局成员商量如何处理极左派时，纪登奎还主张有必要对王、江、张、姚四人加以区别对待。此外，在逮捕四人之后，上海的地方领导人虽然同意江青和王洪文有罪，却一直认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问题，充其量不过是类似邓小平那种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问题。 [77]

最后当说一点。尽管病魔缠身，毛泽东处理政务的能力大打折扣，但却无妨于他对大局的掌握。正如毛泽东晚年的整个时期一样，天安门危机的处理仍然是由他最终拍板定夺的。这一掌控，不见得非由他本人直接出面不可，政治局自会揣摩他的心思，实现他的意态。诸如4月4日搬走花圈这一关键性的决定。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需要保护主席的威望。而毛泽东本人在4月5日批准使用武力，则是一个更为关键的决定。尽管这一决定禁用致命杀伤武器，它还是削弱了避免流血的努力。完全可以这么说，毛泽东的“路线”在整个危机期间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不可违抗的。坚持这一路线，乃是任何政治局成员的第二天性。其实，自文革以来，及至毛的晚年，在不同的政治阶段里，无论是极端的文革岁月，还是1972年与1975年的温和政策，听毛主席的话、走毛主席的路线，正是中共高层政治的根本特征。

    众所周知，关锋在1966年5月至1967年8月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而在此期间，他有没有兼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却众说不一。

一、刘志坚、王力的说法

　　刘志坚，文革期间的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7年1月改组前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1966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曾多次说过：‘关锋、戚本禹为什么不可以当总政主任、副主任？’1967年1月4日，在我被打倒、关押以后，中央和军委并未经过讨论下达命令，江青个人告诉林彪一声，就宣布关锋为总政副主任。”（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70）

　　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曾在写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澄清其他几个问题的真相”一文中称，（一九六七年一月）“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王力《现场历史　文化大革命记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74）四年后，王力在“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中却有截然相反的另一说法：“林彪原来要关锋当总政主任，主席也同意，陈伯达说红旗杂志离不开。主席批了：‘要解放军，不要红旗。’但要征求其他人意见。当时，只有我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关锋不适宜担任这个工作。解放军这么多人，还找不出一个主任？这会伤部队同志的心。再说萧华并没有打倒，可以保。虽然关锋另有长处。主席同意我的意见”。（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页990）

二、关锋本人的说法

　　去年中，隐迹潜踪钻研先秦诸子、誓言再不谈文革往事的关锋，应友人的恳切请求，破例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66年12月27日我骤然发高烧，住进301医院，67年1月10日稍后病愈出院。在此期间发生了事先没有预计（当然也没有毛主席的指示）的两件大事：一是张春桥在上海夺权；一是打倒了陶铸、打倒了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副主任好几位，刘是身强力壮做实际工作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出了医院之后就有人给我传达：林彪向毛主席提议要关锋作总政副主任，毛主席同意，并说‘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这个说法实在令我吃惊！）我听后甚为震惊，我坚决认定我不能做这个工作：（一）我在军队工作时间很短，只作过连指导员，毫无军队工作经验，且当时已知部队高干之间的关系甚为复杂，军事院校的红卫兵最为难缠；（二）所谓三军（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反总政主任萧华之风甚为激烈，风暴之前兆已经出现，加上毛主席说什么‘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我去了总政，如何与萧相处，我绝对不能卷入反萧或保萧浪潮中去。1938年夏萧华带挺进纵队到达我们冀鲁边，那时他是司令兼政委，确是文武全才，我做乐陵县委书记时同萧有所接触（挺纵司令部驻乐陵），对之印象甚好。（注：关锋原名周玉峰，1933年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1939年后任中共山东鲁北地委宣传部长，冀鲁边区〔渤海区〕二地委宣传部长）……经过慎重考虑，我写了报告给毛主席，坚决不干，理由当然只能是以我的经验、能力做不了这个工作。大概是考虑了我的意见，没有下让我作总政副主任的命令，但是要我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组长，萧华作第一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并登了报。副组长很多，我是副组长之一，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际工作担当，但实际上毛主席要我把《解放军报》管起来，这是实打实的担子，担子实在不轻。可我再不能推辞了──也得知毛、林并没有放弃要我当总政副主任的想法，还拟经过一个过渡，要我去做总政副主任──当然这也没有对我明说。管《解放军报》，我只是管版面的重大新闻，审阅社论、评论之类，不管报社的运动，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到解放军报社去过。……后来‘三军’掀起反萧浪潮，大概‘三军’看到我不实际支持他们，所以就说我偏袒萧华、保萧华了。７月份，萧华倒了，我也倒了。”（关锋致友人信，2002年5月13日）

三、中共公开出版物提供的信息

　　１、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自文革初期至总政机关瘫痪、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总政的领导期间（1966年5月－1967年11月）的总政副主任是：

     刘志坚（1966．5－）

     徐立清（1966．5－）

     梁必业（1966．5－1966．5）

     傅　钟（1966．5－）

     袁子钦（1966．6－1968．2）

     刘西元（1967．6－）（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附卷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页10、166）

    上述副主任中，梁必业1966年5月上旬已被撤消本职，贬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未到职）；袁子钦1966年6月由总政干部部部长擢任总政副主任，1968年2月去世；刘西元1967年6月由总政青年部部长擢任总政副主任。上述各人除梁必业外，均在1967年间先后被打倒靠边站，但并无正式的免职命令。

    上述名单中没有关锋的名字。

    ２、根据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发布的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为：

      组长：徐向前

      顾问：江青

      副组长：萧华  杨成武  王新亭  徐立清  关锋　谢镗忠　李曼村

      组员：王宏坤　余立金　刘华清　唐平铸　胡痴　叶群　王蜂　和谷岩　张涛（《人民日报》1967年1月13日）

     在副组长名单中，关锋的名字排在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之后，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之前。小组成员共十八人，除江青、关锋两人外，其余全为现役军人。

四、简要的辨析

　　①有关说法，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一是有林彪的提议；二是有毛泽东的同意；三是《人民日报》公布的改组后的军委新文革名单，关锋名字的排序变化让人引起揣测（在以往公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中，关锋排名于谢镗忠之后）。但实际上，关锋本人的说明是言之有理、令人信服的。根据中共的正式出版物与关锋本人回忆相互印证，可以肯定，关锋并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

　　②刘志坚说，在他被关押以后，“中央和军委并未经过讨论下达命令，江青个人告诉林彪一声，就宣布关锋总政副主任”。此一说法，语意不明晰不说，且非本人亲身经历，仅据传闻又未加核实。刘到底是想说“并未经过讨论即下达命令”呢，还是想说“并未讨论及下达命令”？在“江青个人告诉林彪一声”之后，是江青本人还是让林彪去“宣布”此事？如果是“并未经过讨论即下达命令”，那么，在中共后来的正式出版物中应有反映；如果是“并未讨论及下达命令”，那么，口头的“宣布”有效吗？况且，即便是文革期间，不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林彪有权任命总政领导人吗？

    由于刘志坚在文革前期及文革之后所处的显要地位，人们往往对其所言未经思虑而深信不疑。回忆录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此为一绝好例子。

　　③王力在数年间对此事先后说法不一，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前一说法固然是不经考证，顺手拈来；后一说法，明眼人一看则无非是意图拉近自己与领袖的距离，很有踩低别人、抬高自己、处处邀功之嫌。

　　关锋担任总政副主任固然未成事实，但王力后一说法的不可信处在于：其一，依王力所说，林彪不是要关锋当副主任，而是要当“总政主任”，要其取萧华而代之；其二，以毛的性格，绝少决定了的事会再去“征求其他人意见”，而且是仅因听信了王力一人的意见即改变主意！如果毛对王力如此言听计从，那还有大半年之后的“王关戚”一说吗？

    以笔者管见，王力回忆录涉及的历史材料不可谓不丰富，当有值得治史者垂注之处。但上述一事前后两说的例证，提醒阅读者不可不倍加小心，提防中招，对他的回忆录所提供的说法，必须以其他文献、档案资料比照、分析、佐证之。

《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是笔者写于六年前的一篇短文。最近，阎长贵先生对该文的结论——关锋“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提出异议，认为根据他本人和王广宇先生的印象，是“有任命，但未到职”。

阎长贵先生的不同意见，是一件好事，为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创造了一个机会。惟笔者依然认为，关锋的回忆与事实真相是相吻合的，而阎、王两先生的回忆应有误差。

关锋回忆道：“没有下让我作总政副主任的命令，但是要我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组长，萧华作第一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并登了报”。

对关锋的话，应回到1967年1月时的大环境去判读。此前，自1966年10月5日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后，总政及其下属的全军文革小组，对于军队内部尤其是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已越来越难于驾驭。“各地军队院校学员到京冲击军事机关的行动愈演愈烈”（刘志坚语）。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萧华多少也被牵连，总政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的威信已荡然无存。如果此时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他一介书生，有能力、有威信去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吗？毛、林不是傻子，关锋一个人单枪匹马去上任，能起什么作用？

由于总政武功已废，毛泽东决定另起炉灶，成立一个更高规格的机构，以取代总政，统领全军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由徐向前挂帅的新的全军文革小组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而这决非是派关锋一人去改造总政就能达致目的的。

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的消息见报。该消息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为了加强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现将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名单前文已有，此处略。载《解放军报》1967年1月12日第一版）

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比起原总政下属的全军文革小组规格高得多。组长徐向前是军委副主席；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萧华，只是副组长之一；副组长中，加入了军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关锋；中央文革小组组员、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和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则属于“留任人员”。甚至林彪的夫人叶群、代表海军的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代表空军的余立金（空军政委）也都才是组员。

自此，三座门（军委文革小组办公所在地）取代了旃坛寺（总政机关办公所在地），天天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阎文引述了王广宇先生的回忆。以笔者愚见，王先生的回忆多半是将全军文革小组和总政两个机构混淆了；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与总政副主任两个职务混淆了；将军委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误记为是“关于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文件”；将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名单，误记为“还列了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排序名单”。王的模糊记忆中唯一没有错的是，关锋确实排在名单的“中间位置”，但这决不会是总政副主任的排序名单（如果退一万步说真的只是任命关锋一人，按发文惯例不可能将全体总政副主任名单再列一遍，没有必要这样做），这只能是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名单。

阎文关于关锋衣着的批评，其实到了1967年1月再议论是没有必要的。自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建国以来首次穿军装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公开场合已经大多以一身军装示人。即使关锋1967年1月有新的军内职务（笔者认为是全军文革副组长，阎、王认为是总政副主任），他也不是第一天才穿军装。

至于关锋说“管《解放军报》，我只是管版面的重大新闻，审阅社论、评论之类，不管报社的运动，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到解放军报社去过”，应理解他的意思是没有到报社去上班、没有管报社的运动就是了，不必拘泥于他是否一次都没有去解决过上头交下的任务。关锋的意思是说一天也没有去上班，这大致是没有什么错的，李讷（肖力）正在那里造反造得欢得很，关锋要是不笨，还不躲着她！

关锋说：“7月份（笔者注：准确地说应是7月份之后）萧华倒了，我也倒了”。其实不光是萧华、关锋倒了，连总政也瘫痪了，全军文革小组也不起作用了。8月份，他们全都被军委看守小组（后来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

阎先生谓对笔者所引用的组织文献资料“姑且不论”，笔者倒认为，在引用文献资料对史实进行判断分析过程中，官方的组织史资料往往比其他文献资料来得准确。

笔者在《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中引述过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以证明关锋的名字没有列在文革初期的总政副主任名单中。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军队部分，资料来源于非公开出版的、总政组织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笔者引述部分，还可见于该套资料（共六卷）的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年版，49页和第五卷38-39页）。总政组织部编的资料，总不至于将总政自己领导人的任职情况都弄错。还应说明的是，该套资料对于有任命而未到职者都列得很清楚，换言之，如关锋是有任命而未到职，也应列上，而资料中没有他的名字。

阎先生文中提及的两本“相当权威的文献”中有关关锋的信息，笔者认为均有误。试分析如下：

其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提及（1967年）1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1、根据惯例，当时的军委常委会议是须按开会日期顺序编号的。据有关资料，1966年11月30日召开第59次军委常委会议，1967年3月6日召开第60次军委常委会议，中间并无所谓1967年1月8日军委常委会议的记录。

2、根据当时的干部任免程序，总政副主任这一级别的干部任免，应由军委常委审核、请示林彪和军委各位副主席、常委批准后再报中央（笔者注：即指毛泽东）批准，并不是林彪一个人宣布即可任命的。

其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关于关锋的一个注释。该书的注释，部分颇为粗疏，尤其是有关军队干部的注释，错处甚多，不足为据。除关锋的这条注释外，第十三册注释错的还有：

1、53页，“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原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肖力造反后所任职务不是总编辑，而是临时总编辑小组组长（见《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以下简称《资料》]第五卷47页）。

2、116-117页，“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期，军委只设主席、委员，没有设副主席，彭仅是军委委员（《资料》第四卷6页）。

3、290页，“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苏仅为军委委员，不是常委（《资料》第五卷3页）。

4、302页，“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杨勇，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廖汉生为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政委李雪峰），杨勇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长一职早已免去（《资料》第五卷151页）。

5、355页，“叶飞，……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时福州军区司令员是韩先楚，叶飞仅任政委（《资料》第五卷273-274页）。

6、360页，“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当时”是指1973年8月，然而军委秘书长一职自1969年4月“九大”后早已取消，叶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资料》第五卷5、8页）。

1966年“红八月”，红卫兵肆虐京城。在红卫兵的淫威之下，有没有人反抗呢？

第一批反对者，可能是所谓的“小流氓”。准确地说，是些学业欠佳的学生，或是由于家庭贫寒辍学混迹于社会的青少年。由于文革前的“无产阶级专政”已落实到居民委员会，他们活动的空间非常有限，谈不上“横行乡里”。红卫兵杀向社会，首先遭遇的，就是这批人。8月2日，因北京第四十七中学一个学生被红卫兵打了，这个学生的“哥们”，所谓“小流氓”南鹤龄等人进行报复，用刀扎伤了打人的红卫兵，8月13日在首都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大会批斗几个“小流氓”。会后“小流氓”南鹤龄被判处15年徒刑。在他服刑期间，他的父亲和哥哥被红卫兵打死。中央首长参加了这个大会，对红卫兵当场殴打“小流氓”的行为没有制止。（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社2004年版310页，并可参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41页）

8月25日，在北京市崇文门外发生了著名的榄杆市事件。北京女十五中初中的红卫兵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抄家、打人，将李文波夫妇关在楼上，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在炎热的夏天里，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不堪忍受，执意下楼，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李文波和红卫兵理论，被红卫兵拿棍棒殴打。情急之中，他拿起菜刀试图吓跑红卫兵。以后李文波跳下楼，被红卫兵当场打死。但从这些初中女生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来看，他的反抗只是吓唬吓唬人而已。这一事件却被渲染为“资本家行凶杀人”，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打人杀人热潮。9月12日，李文波的妻子被判处死刑，于次日执行。（王友琴《文革受难者》218页）

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在8月份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每天被斗、被打。她还竭力检查自己，说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但没想到，更大的灾难不仅降临到她自己，而且降临到她的家人身上。8月26日，十几个红卫兵闯进她家，不容分说将她的丈夫孟昭江、她的儿子孟毅揪到学校，连同她一起，轮番拷打了一夜。次日晨，又和其他被关押的“牛鬼蛇神”一起赶到操场上跑步。已经奄奄一息的老校长一头栽下不省人事。她的丈夫向红卫兵跪下苦苦哀求。这当然不能打动这些红卫兵，反而认为这是挑衅，要拿剪刀给他剪一个阴阳头。孟昭江原来是共产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看到亲人受到如此残害，自己又受到侮辱，他实在忍受不了了，就上前抢过了剪刀。这下子惹了大祸。人们喊：“右派分子孟昭江造反了！”“反革命分子杀人了！”马上皮鞭、木棒齐下。已经伤痕累累的孟昭江马上倒在血泊里。这帮暴徒又继续将他反绑四肢，吊在单杠上，棍棒齐飞，将脑袋打破，肋骨打折，血流如注。

郭校长从昏迷中醒来，爬向施暴者，求他们不要再打了。这帮灭绝人性的“革命青少年”却喊：“原来你是装死！”两个红卫兵将她拖到一个污水坑里，把她的头往水里按，将这位老校长活活呛死。孟昭江被公安局作为现行反革命拖到拘留所，在水泥地上躺了两天。第三天才送到医院，在走廊上躺了半天后死去。他们的儿子孟毅是学油画的，被分配到北京分司厅小学当老师。当他的父亲被殴打，母亲被溺死的时候，他被捆在室内的审讯柱上，身上淌满了血，无法动弹。他被继续关押了三天后释放，回到家里，发现家中被抄得一干二净，弟妹们也四散逃命去了。妻子也被迫和他离了婚。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被毁灭了。他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处十年徒刑，直到1978年才被释放出狱（《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群众出版社1981版）。这就是他的父亲，为保护自己的亲人的一个试图反抗的动作所付出的代价。

同期在师大二附中发生了一个类似事件。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滨海，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校的一个干部，受到文革冲击。樊希曼曾经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说及文革。这封信被班里的红卫兵看到，他们说是“反动信件”。1966年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一日，曹滨海班里的红卫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过程中，曹滨海和他们发生争执。据红卫兵说，曹滨海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去学校。当天下午，在师大二附中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这位母亲被打死。同一天在校内被打死的，还有这个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亲樊希曼被打死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又筹备在8月28日召开十万人大会，在会上把儿子曹滨海当场打死。周恩来召见了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进行劝说，结果十万人大会没有开（可参见《记忆》2009年第一期赵文滔《史无前例的打人风与八宝山火葬场》中对此事的记述）。但是几天之后，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曹滨海的母亲被打死了，他自己被关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从此精神失常。（王友琴《文革受难者》79页）

以上三个被迫害者试图反抗的例子的共同特点，都是和家人在一起时发生的。在前两个例子里，“资本家”李文波和“右派分子”孟昭江，如果他们自己面对强权，也许会逆来顺受，甘受杀戮，但是他们在面临亲人受到野蛮对待或濒于危险时挺身而出，予以呵护，从而在最严峻的生死关头尽到了一个丈夫的责任，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生命的惨重代价。

我们在回顾文革的时候往往感叹于世道的败坏、道德的沦落、人性的丧失，但我们也应看到，“在一场一场的浩劫之中，可敬的，是那些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旧维持了人性尊严的人，悲壮的、伟大的，是这些人的生与死，痛苦与挣扎。”（龙应台《让艺术的归艺术》，《读书》1988年6期）

我们应像纪念遇罗克、张志新一样地纪念李文波、孟昭江。他们演绎了我们这个严酷时代悲壮的爱情或亲情故事。无论多么罪恶的势力都无法泯灭他们身上闪烁的人性的光辉。作家们应该写出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的作品，使他们的英名永存。

失去姓名的人

那人一身蓝，枯瘦的脸。偶尔抬头一瞥，目光凶狠锐利。随身带来的物品：手表、小刀、钢笔等，登记后放入一个大牛皮纸档案袋。他拿起那本《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犹豫了一下，迅速翻看有无夹带，递我说，拿着吧，一般不让带进去。他宣布纪律：你代号为“2261”。在里面不许用姓名。互相不许谈案情。

跟着他在漆黑的院子里走了好一阵，进入一道门。然后是一条昏暗的室内走廊，约一米五宽，一边是窗一边是间隔整齐的房门。他停在一道门前，啪地打开门上与人眼高度相当的长方形小门，向里张望。然后开锁、拉拴，铁器摩擦碰撞声尖利刺耳。“嗡——”一声低沉的吼叫，那扇门开了。他示意我进去。刚要进门，脚被挡了一下，才发现门槛出奇地高，而门框又比通常的低矮。我个子不高，却要低头、提腿，把身子弓成虾米状，才能顺利进门。现实的体形教育告诉你：进得此门来，不再有挺胸抬头的权利。

刚刚站稳，身后又是一连串刺耳的响声，门锁了。这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震动、回响，给我留下极深的记忆。

与昏暗的走廊恰成对比，屋里亮得刺眼。空气很差，有股烧火墙的煤味，混合着各种不干净的气味。很像北方小镇的旅社、大车店。门对面是窗，右侧两张铺板床，左侧一张。右侧靠门的一张已睡人，盖一床绿军被。里面一张，光床板上铺着黑里黑面、脏得油光锃亮的薄被，看来是为我预备的。我将它横着一折，兼作被褥。书包当枕头，这一夜就合衣而卧吧。上床前，习惯地去关灯，没找到开关。门上小方孔半掩，有人在监视。我忽然明白了，对那个看不见的人说：“可以关灯了。”“不用你管！”一声喊叫，使我陡然清醒，这里是监狱，我已失去自由。我没有姓名，我只是“2261”号。我的一切尽在别人掌控之中。

鞋也没脱，跨上床去。躺了一会儿，灯熄了。

低哑的铃声把我吵醒，窗已透亮。六块毛玻璃，窗框内用铁条封死。“铁窗”云云，就是这回事了。同屋那人说该起床了，我一骨碌跳下床，她还在一层层穿衣服。约二十二三岁，短辫、微胖，一身色气不正的军衣。她讲了早晨的程序：放风、洗漱、早饭。好在一切都很慢。放风时发现，所有牢房都被走廊连接起来，像一座规整的小城。耳边不断响起开关门声，却看不到一个人。洗漱很简单，门开后，将脸盆、牙具排放在门槛内，外面有人提桶哗地一倒，或多或少，一天的用水都在内了。伸手一试，冰凉。早饭是从小方门递进来的。两个粗瓷大海碗，一碗底黄豆咸菜，大半碗小米粥——非粥非饭，当地叫“稠粥”的那种。吃不到一半，再也咽不进去了。她那边吃得很香。她劝我多吃，不然会饿。我问午饭是什么，她说就两顿，下午四点。俩窝头一碗菜。她说刚来时都吃不下，呆长了会不够吃。

饭后，看守来问，我的衣服被褥找谁要，让他们送来。然后就死寂一般再无声响。两个人对坐很无聊，我说：“听你口音是陕西人。”她说是。“军人？”摇头。她看看小方门，又专心听了一会儿，确定门外无人，轻声说：“河西公司的。”原来是一家著名的军工企业。其造反派叫“八一八”，在社会上很活跃。“你这么年轻，能有什么事呢？”她瞥了一眼小方门，更轻声地说，是在报纸上乱写了些字，人家给凑成个反动标语。“你承认了？”“没。后来朋友劝我，说承认了吧，承认就没事了。我承认了。”“男朋友？”点头。“完了就来这儿了？”点头。“唉，怎么能瞎承认！你朋友也是……”她头低到胸前，十分懊悔。

下午很早就听到锅碗勺碰出的响声。晚饭是一碗粘乎乎的烩菜，一个长形的馒头。她说，今天是年三十，这就是年夜饭了。人家早早送完饭，好回家过年。她一说我也想起是过年，但年不年的，早已没有了感觉。饭后天还很亮，就这么干坐着，不由得想起家人。我自己怎么都能豁出去，就是不放心父母。他们老了，理解不了当下的事。姐姐姐夫都在七机部，那里也分两派。不知能否回家和老人一起过年。工作以后，我每月寄钱给老人。只有继续寄，才能使他们不发觉、不担心。现在，我的存折和一点点零钱都被收走了，往后怎么办，尚不清楚。过去有信件往来的同学和朋友，早在文革开始就不再联系，因为我很难说清自己。现在倒省心了。

陕西姑娘闷闷地坐着。我问她家乡过年的习俗，听来也和北方其它地方相似，饺子蒸馍之类，直吃到正月十五。只是初二的面多些花样，揪一小块面，往草帽辫上一按，印上花纹，成了带花面片。简单的生活，也可以很有情趣。

当晚，我的被褥、用品送来了。自己的被、枕头、枕巾，才分别一晚，摸着它们无比亲切。总算可以告别那床黑脏被了。脱了衣服，睡在自己的被里，从未有过的柔软、舒服，很快睡着了。

“咔啦！嗡——”惊心动魄的开门声把我惊醒，下意识地坐起来、披上衣服。看守站在外面喊：“你（指陕西姑娘）！起来收拾东西！”趁牢门微微合上，我小声说：“是放你出去吧？”她胡乱卷着铺盖，借机扭头对我说：“哪有夜里放人的？”抱起东西往外走，绿棉袄在门缝处一闪就不见了。灯亮着，门也没锁，半天没动静。我躺下接着睡。一会儿，进来一个中年妇人，精瘦。迷迷糊糊听见她细声细气和看守说着什么，又睡着了。就这样度过了狱中的最初二十四小时。

一家三口同狱不能见面的“16号”

半夜搬来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女人，编号16。对起床、放风这一套很熟练，估计进来时间不短了。她身量矮瘦、衣着破旧、脸色黄白，但总体感觉很“洋气”。五官轮廓鲜明，眉骨高而直，嘴薄而阔，下颌瘦削，脖颈坚挺。长发随意在脑后绾一高高的发髻。起身、走路，头微微昂起，像受过形体训练。短袄略显肥大，袖口已磨破。核桃扣中式蓝布罩衣洗得发白，褪色的哔叽西裤掖在半高腰马靴里。马靴很小巧，黑色翻毛、半高跟，新时一定很漂亮。眼下鞋头已破，鞋跟歪斜，像一对小残疾。而主人穿上它，披一件大衣，将领子竖起，走起路来还是很神气。我猜她是文艺工作者。

她问我从哪来，我直言相告。又问电台有没有一个瘦高个儿南方人，高鼻梁、戴眼镜、有些口吃的。“造反派？”“当然！我们就是他抓的。”她说，印象太深了。眼光发蓝，从镜片后面盯着人，让人发瘆。像我们“三家村”的“村长”，但未经证实不便相告。电台造反派也能在外单位抓人，是大联合的“功绩”。

监狱里什么都简陋、匮乏，唯有一样东西有富余——时间。除了放风、吃饭、睡觉，就呆着。“互相不许谈案情”——这是我们最关心的、生死系之的大事，岂能不谈？只是小心别让外边听见，别惹麻烦。现在只有两个人，谈话比较方便。她陆陆续续谈了自己的情况。

我猜对了，她属内蒙文化局系统，在二人台剧团任编剧。她告诉我姓名时，见我没反应，有些奇怪。也许她是文革名人，而我长期与外界隔绝，无从知晓。她女儿是呼市二中的学生（二中是当地名校，犹如在北京说四中）。二中里，头头脑脑的孩子较多，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活动很活跃。她女儿也是积极分子，到处讲演。但她哪里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同，属于“不准革命”一类。父亲因历史问题被揪，她也被昔日的红卫兵战友们关押、批斗。她不服，伶牙俐齿地和他们辩论。挨打，尿血。当妈的也曾到内蒙古党委为女儿讨公道。随着运动的深入，“历史反革命”被抓，母女俩成了反革命家属。她俩不服，偷跑到北京上访。只有一点点钱，成天混在各地来京上访的人群中，吃苦受罪不说，还须提防被人认出来，是怎样一种惶惶然！果然，不久被呼市的红卫兵逮住，就地关押了几个月，最后押回内蒙，草草批斗后，送至此处——又已三个多月。女儿是一起抓的，可能也关在这里，没见过面。丈夫被抓走后音讯全无，不知在哪里，是死是活。一个家就这样拆了。“我们招谁惹谁了？”（普通话里夹一些天津味儿。）说到伤心处，她总以这句话表达不解和气愤。就这样，折腾了一年多没回家，难怪衣服破旧，人也瘦弱疲惫。

她丈夫有多重大的历史问题，不清楚。她俩被株连，肯定是冤枉的。她说话很慢、很轻，发现小门缝有刺刀闪过，马上停止。说到女儿，有时叫“小家伙”，有时用动作，将拇指和食指张开，在耳后一比，做成一根短辫样子。

对我有所了解之后，她才告诉我，女儿就在这里关着。通过一个站岗的小兵，她们互通消息。当然是最简单的，身体如何，有没有病倒。有一次那小兵露面了。他开小门很轻，那是一张非常年轻的庄稼人的脸。唇上有些茸毛，算不得是正经胡子。他很紧张，脸憋得通红。16 号也很紧张，尽可能靠门近一些，打着手势。我的位置，在16 号背后，面对着小兵。我赶紧转身面向窗外，给他们一个后背。过后她说，小家伙肾不好，怕她挺不住。小兵一来，多少放点心。当时，小兵这样做很冒险，我为他的善良和勇敢敬佩他。他只来过两次，以后再没来，也许换防了——但愿没事。

刚来时，每天盼着提审，想尽快把事情说清楚。有一次忍不住，问看守：“怎么还不提审？怎么没人管？”看守见多识广，说，到时候自然有人叫你，没人来，就呆着，急什么！16号说，她来这么久，还没提审过一次呢。看来得有长期准备。我向看守打听到，每月可以给家里写一封信，内容尽量简单，经他们检查后发出去。工资已停发，寄钱可用存款，自己填单子（太好了！）。狱中伙食费，每月八块六；买生活必需品，可写条子交看守，将来出去了再结账。

时间长了，我和16 号也聊些别的事。我问她为什么在二人台剧团，她是天津人，又不是西部人。她说曾换过几个单位，作为编剧，差别不大。二人台的基础是爬山调。和陕北信天游差不多，爬山调也是很美的民歌，善用比兴。比如：“长城上跑马调不回个头，思想起包头我就心里抖。”（用当地话，“心里”念作“心her”）“摘一根豆角抽一根筋，为一回朋友伤一回心。”信天游，我喜欢；爬山调，经她一说，我也喜欢了。爬山调是唱的，当地人不说“唱”，说“吼”。她还哼了几种常用的曲调。其中一种，竟与马思聪著名的《思乡曲》开头四个乐句非常相似。音乐家懂得从民间吸取营养，才能这样简洁、流畅，正所谓“天成”。

有一天，看守派我们去擦玻璃，到了办公区。那是中间院落二楼的一个房间，我们边擦边聊。忽然她不再说话，眼睛发直，一动不动地盯着院门口。我随她转过脸去，见一位熟悉的看守，带着一个高个子男人慢慢走近。那人头戴一顶灰色乌克兰式圆皮帽，一副近视镜，两手揣在大衣兜里。走近时，不经意地向上扫了一眼，继续向前走。我悄声问：“你认识？”她不答，面色紧张，仿佛凝滞了。下边传来一声呵斥：“怎么搞的，没看见？”接着是那看守无力的辩解。

回牢房后，她告诉我，那就是她丈夫。原来他也在这里关着。看守不知我们在二楼擦玻璃，竟让他俩碰面了，犯了大错。我问他到底有什么历史问题，她苦笑着，讲了这段往事。年轻时在天津，俩人好上了。她不顾家人阻拦，“私奔”与他结婚，那时她不到二十岁。后来他花钱“捐”官，在警察局挂了个名，一天实事没干过。不久解放了。现在说他是“警察局长”、“历史反革命”，其实这档子事早已说清楚。她的话虽无法证实，想来有些道理。如果够上“历史反革命”的格，或有什么劣迹，“镇反”一关就难得过去。

她一家三口原来早已在监中“团聚”，只是互不知晓、不得见面，比邻若天涯。好在都活着，就算很幸运了！

因“内人党”案入狱的38 号

大约三个月后，监室又来了新人。那个午后，一阵杂沓的声响停在门前。门开了一半，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冲了进来，未及看清颜面，那人已扑到我的被上大哭起来。穿一件灰褐两色碎花线呢小棉袄，瘦削的肩一耸一耸。劝她也不理睬，半天才坐直，双手还在脸上抹来抹去。略微平静后，把脸转向窗外，呆呆的，谁也不看。直到五官全部露出，我才发现，这人我认识。但我不能表现出认识她，她同样不能显出认识我。互相认识，必调开无疑。16 号见她选择了我的床，果然起了疑心，悄声问：“认识？”我摇头。其实她选我的床是无意的。

她是内蒙古日报的。她曾在人大新闻系专修科读过。在校时，我们没说过话。到内蒙后，有过接触。她有两篇长通讯给我留下印象。一是写“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的，另一是文革前夕，写一学毛著积极分子、一位女牧民的（这女牧民名叫“绿女子”，很特别，一看就记住了）。估摸她有四十岁，中等偏高，细瘦。蒙古族，但她的长相不太典型。瘦长瓜子脸，肤色偏暗；鼻梁高、鼻头瘦削；眼睛圆而黑。过去，经常披一件黑色皮外套，很神气。

趁16 号不注意，我赶紧走到她的视线内，做手势让她不可说穿。从她进来起，我们互称代号，16 号、61 号、38 号，以示非亲非故。

据我所知，38 号参加革命很早，曾在察哈尔、热河边区的报纸工作。在我印象里，她很革命，曾对我说过要重视思想改造，争取入党的话。没听说她本人有什么问题，可能是受她哥哥牵连。她哥哥是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年轻的老革命”，其工作能力、人品曾广受赞誉。现在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亲属岂能不受牵连？她的小弟在内蒙师院教数学，不久前被逼自杀。弟媳在电台图书室工作，亦成了反革命家属（和我有一段“牛棚”缘）。一双小儿女成了没爹的孩子。近来看到原内蒙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图们（与人合作）的书《康生与“内人党”冤案》，进一步得知：38 号被抓入狱，当在1968 年4 月。其兄文革初虽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后又被结合进革委会。而在大挖新“内人党”时，他再次被揪出，并被诬为党魁，株连到家族。书中说：自从他被揪后，亲属也大多未能幸免。妻子不堪严刑拷打和屈辱，跳楼致残；他的四弟是建国后培养出来的内蒙第一代能用蒙语讲授大学数学的教师，在挖“内人党”运动中被摧残致死；大妹是《内蒙古日报》记者，也被打入监狱；二弟、三弟遭受长期监禁，年迈的父亲和岳父母受到批斗；只有小妹因远在四川三线军工厂而幸免于难。（见该书第175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年版）

38 号进来以后，我们监室生活又有了新内容。先是她讲外面的形势，滕海清的革委会有什么新举措。后就互相讲自己看过的书、背诗、唱歌。当然都是悄声又悄声，不让看守和小兵抓住。38 号心情稍好时也爱说话，东部口音（内蒙古的地形，像一个新月形的“飞去来器”。东部蒙族说汉话像东北话，西部蒙族说汉话则像山西话）。允许开窗时，她常以窗为镜，梳梳头，左照右照。有一次干警们一人一把大扫帚，说笑着扫院子。这情景、这气氛是我们多日未见的。38 号看着窗外说：“人家‘人间’劳动呢。”话音未落，“啪”地窗子被合上，外面喝道：“不许看！”她本能地向后一闪，说：“咱们‘鬼间’不许看。”此后，我们就沿用这两个新词，说他们“人间”在干什么了，我们“鬼间”又怎样怎样了。

38 号常常若有所思地用手抚平半旧的黑色毛料裤子。她双手的小指不知是否受过伤，伸不直，在三只又瘦又长的“哥哥”后面，很妩媚地弯成一个小弯儿。一下一下、不紧不慢地“熨”着；有时手上还沾些水，除去肉眼仅能看见的微尘。16 号见她在意穿着，没事找事地说，裤子可以翻个儿，和新的一样。挑得3 8 号动心了，细问如何翻法。16 号说拆开以后，里子作面。前后片不能换，如果屁股磨花了，可以上下换。不够宽，用裤腰裤脚的贴边在裆上加一条。16 号又现身说法，拆自己的裤子做试验。38 号说，要有针线就好了。兴头上，她喊“报告”，要求看守通知家里送些针线、碎布来。

两天以后，果然从小方门里递给她一包东西。针线、顶针、各色布头码放整齐，还有她不曾要过的手绢、袜子。我们正要欢呼，38 号忽然捂着脸哭起来。准是见了自家的东西，想起两个孩子。女儿上高中，儿子上初中。没学可上，闲在家里。后来又听她说，丈夫早在热河时就自杀了（好像是因生活上的一些误会）。她没再结婚，娘儿三个相依为命。这一坐牢，撇下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够揪心的。比起她和16号来，我算是省心的。父母还有姐姐姐夫照顾，幸运多了。

以后的几天里，她俩一心一意翻改裤子。放风时，竟穿着毛裤出去，惹得女看守的目光在她们身上扫来扫去。我平时一碰针就扎手，不敢多掺和。只见她们拆了缝、缝了拆，又弄湿了“熨”。果然新了一色。两人穿上来回走，很是得意。臭美完了，38 号叹口气：“新又咋的，给谁看呀！”16 号说：“自己看！到什么时候，也得整整齐齐的。”后来，38 号被提审。出门之前，她特意把裤子捋平，夸张地摆了个抬头挺胸的姿势给我们看，然后迈步出门。

我们互相讲自己看过的书，背诗，讲故事。搜肠刮肚，凡能想到的都翻腾出来了。有一次，我忽然想起《胡马》（调笑令）：“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这首小词，可能是太顺口，一读就记住了。我说：“你看多惨——迷了路，又‘边草无穷’，还‘日暮’！”38 号抄起一张黄草纸（监中发的卫生纸），非让我写下来。然后坐在床上抱着腿，把草纸放在脚边专心地看。我和16 号又说起别的话。忽听38 号抽鼻子，哭得很伤心。“怎么了？好好的……”她哭着，断断续续地说：“我，就是那个，胡马。”

16 号被提审后，几天会被叫出去一次，每次约两个小时。屋里只我和38号，她对我说了些我从未听过的事。她说，采访草原英雄小姐妹时，问她们为什么冒生命危险去找羊，她们说：公家的羊，死一只要赔一只。我们家穷，哪赔得起！38 号强调：“是我听她俩亲口说的呀，跟后来宣传的不一样。”还说到那个“绿女子”。她说，人家本名叫“绿太阳”。毛主席是“红太阳”，她叫“绿太阳”。不改，哪敢见报呀！说这些话时，很无奈地摇晃着头，从牙缝里吸着冷气——蒙族人遇到不可思议的事、惶恐而毫无办法时，常常做出这副表情。

关于“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我认为，即使是怕赔不起而冒暴风雪找羊，也很了不起，也是英雄。她们那时一个十三岁、一个九岁，妹妹还因此冻坏了脚，落下残疾，多么坚强的孩子！近年来，她们接受媒体采访时，都很诚实。说父亲是出去给别人帮工挣钱，才不得已让她俩去放羊（原来的“宣传”，说她们的父亲是为公社的病羊出诊）。玉荣受伤以后，父母觉得有愧，不该叫这么小的孩子出去。对比宣传上的作假，她们的实话要可信、可爱得多。

看守们

我们在监中，眼睛的用途有限；用耳朵的时候更多。外界的各种活动：放风、吃饭、提审、哨兵轻轻的走动，全用耳朵吸纳、辨别。无论在做什么，耳朵都不能放松工作。我们能从脚步声，听出是哪个看守来了。轻快的皮鞋声，是年轻的小个子当地人，每早负责倒洗脸水的“眼镜”。脚跟提不起来、一步一拖的，是“中个儿”。爱穿布鞋或胶鞋，中等身材，脸色黑黄，说一口慢悠悠、拖沓沓的巴盟河套话。两个女看守，一高一低。高个儿，脚步轻而稳，像运动员。脸黑，我们叫她“黑子”。矮些的，像初中生。脸嫩嫩的，戴眼镜。穿半高跟皮鞋，哆哆哆，小碎步。对她没有固定的称呼，有时叫“小个儿”，有时用手比划“眼镜”再说“女的”。她特别爱训人。

至于哨兵（狱警），与看守不是一个系统。刚进来时，看见小门缝里有刺刀闪过，总想起唱过的一首俄罗斯革命歌曲：“太阳出来又落山哪，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绝逃不出牢监。虽然我生来喜欢自由，砸不断千斤锁链。”而我们现在是“反革命”，坐的是共产党的监牢。

所幸我们没有锁链。每晚熄灯前后，都有一个重犯，拖着脚镣，一步一哗啦地出去。半夜或更晚些，这人被送回。根据声音判断，他的监室距我们有四或五个门。每听到这“哗啦”声，我们都静下来，仿佛一步一步陪着他走。若是“中个儿”带着，听不到呵斥。西侧隔壁也有一个戴脚镣者，每次出门，都伴着“咕咚”——重物落地的声音。莫非他是个伤残人，迈不了门槛？他常挨骂。

16 号和38 号彼此熟悉后，监室里气氛较松弛，互不戒备。38 号在窗台下的白墙上用石子画道，记录在“鬼间”的日子。五一节早晨放风时，采了两丛小野花，捏在手心里偷偷带进来，插在喝水缸子里。还轻声唱了国际歌。一天早饭后，三四个人突然开门进来，凶神恶煞的。“黑子”打头，后面的不认识。我正在想出了什么事，一人大声喝道：“起来！冲墙站着！手背后！”只听他们在床上、褥子下面翻了一阵。坏了！有张纸在褥子底下，是听38 号讲外面形势时写的。可能还有考虑问题的提纲，这下麻烦了。她俩可能也有东西被抄走。这伙人又重申纪律：不准互相谈案情，有问题老实交代。只剩我们自己时，半天没人说话，好久才缓过劲来。真没想到在牢里还会被抄，前段有些麻痹了。又一想，反正人都进来了，还能怎么样？随它去！

她俩都在奉命写交代材料。那天抄走后，不久又从小门里递进来，一句话没有。她俩查看一番，确定没被截留。我这里心还悬着。两天以后，我被叫出去。训我的是第一天遇到的目光尖锐的瘦脸人。“知道你为什么进来吗？”我想过有很多原因，真还没有总结出一两句简单的话，来准确地回答。我说，我思想认识和革命群众有差距；我说，我有些坏毛病，爱随手乱写乱画……他听着，并不言语。不像批斗会那样立刻驳斥我。当然，不说不等于认同。我说完，他问：“以后应该怎么着？”我说吸取教训，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听到这里，他突然大声质问：“你吸取教训了吗？”手掌重重地拍着桌上，那儿有一张纸——是那张被抄走的、十分熟悉的小纸。上面除了字迹，还有一些小人头、花花草草，无意中乱画的。“为什么还要乱写乱画？”从被抄那一刻，我就在反省，恨自己不长记性，伤疤没好就忘了疼。此时，我无话可说，我的确没有吸取教训，真是不可救药！他把那张纸给我，叫我回去好好反省。回到监室，说给她们听。那瘦脸人虽凶，却把问题定性在“乱写乱画”上，与电台造反派显然不同。他说过自己的名字，16 号知道，说那瘦脸人是呼三司一号“勤务员”的哥哥。（1967 年11 月内蒙革委会成立，一号“勤务员”已当上常委。）

买必需的生活用品，写条子交给看守。我买过毛巾、梳子、清凉油等。“黑子”拿来给我们，一看，都傻了。不知从哪儿买的，“怯”得没法看。塑料梳子是大红的、半月形；农村老太太使的那种。毛巾是藕荷色的小方巾，四块全一个色。我用黑线“绣”上一个圆圈儿、一个月牙，将手巾、脚巾分开。清凉油数我的那盒好闻，薄荷味里多一丝玫瑰香，她们都喜欢。约定好如果我先出去，这盒清凉油得给她们留下。

头发长了，向“眼镜”借剪子。他不借，说“长了梳辫儿”。我说你放心，我们不会自杀。他瞪了我好一阵：“怎么说话呢！”第二天递一把推子来，我倒犯了难。举着看了半天——既然它是由小剪刀组成，那就能用。我凭感觉掌握高度，用一排小剪刀反复切割，终于将头发弄短。虽然不齐，也是短了。后来改为理发员进监室，估计借我们推子用也是违规的。

夏天，一个上午，“黑子”叫我们洗被——犯人的脏被。在一个封闭的小院里，用具一应俱全。中午“黑子”特意打招呼，不够吃可以拿几个窝头来；还破天荒地放了一壶开水。洗好晾干后，16 号过分积极地要求将变黑变硬的棉絮重新续过，“黑子”不反对。撕开棉花时非常呛人，落下很多粉状物，我从此咳嗽，并引发一场病（当时不知道）。干活那几天，“眼镜”借机凑过来说一些家常话。他说小时候穿鞋太费，一双布鞋几天就踢得张嘴了。老妈一针一针捺，多不容易！没有钱买鞋穿。工作了才见着个胶鞋、皮鞋。现在，老妈还是要做布鞋捎来……我不知道他这些感伤的话干吗要说给我们听。一次“中个儿”路过，站在一边似看非看，不急着走。16 号借机和他攀谈。“听说外边红卫兵打人可凶了，你们怎么看？”“中个儿”面无表情，也不看着我们，答说：“他们那么个做，我们不能说啥。要让我们那么个，我们不。”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像个西部农民。不会说官话、不会训人。脸上显不出喜怒哀乐，又时刻保持距离。我们都觉得“中个儿”是厚道人，可信赖。

小女看守动不动把人叫出去，没头没脑训一顿。她最常训我的是：“你了不起，你是大学生！看把你骄傲的！不好好改造想出去？永远出不去！”有时我发现她训人的话一套一套，并不完全针对我，悟出她是在拿我练习。于是就老实站着，不必对她的话做出反应。忍到一定时候，她练完了，喊一声：“回去！”便自顾自地走了。由站岗的小兵关我进监室。她声音刺耳，又离得近，震得耳朵生疼。

看守各有品性，我们也各有好恶。但说一句公道话，我们几个没挨过打，没受过体罚。那时公检法没有大乱，还在按规矩办事。

被控“反对毛主席”罪的“45 号”

早饭稠粥咸菜，下午窝头烩菜，固定不变的牢饭，开头真吃不下；一如老资格犯人所说，到后来竟不够吃了。菜中偶尔多放一点五香面，都觉得其香无比。38 号会把碗底褐色、混浊的菜汤，无论碜牙与否，全都喝光。后来发展到跟送饭的炊事员老头多要一点菜汤。老头从不驳面子，不无怜悯地说：“欢欢儿（快快）交代吧，宰（这）不是个好住处。”

38 号进来一个多月后，又来了一位——45 号。高高个子，白里透红、粉嫩嫩的长方脸，整齐的短发梳至耳后，一身淡灰色制服，白帆布鞋。其鲜亮和我们的灰暗恰成对比。偏她一进门便很能认同，红着眼圈与我们一一握手。那天我们仨恰恰站成一排，她又握得缓慢而隆重，像硝烟未尽、部队首长接见作战有功人员。

45 号自我介绍说，丈夫是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自己因“反对毛主席”被抓。用报纸抄大字报时没注意，背面有毛主席像。“往主席脸上抹黑”，一等大罪。她得知全天的饮用水是随早饭一次性发放，就向家里要了个头号搪瓷缸子，大得能把脸装进去。我这才长见识，原来缸子的大小是以“号”分的。平时用的漱口缸，也就六号或七号。38 号和45 号都有在伪满上学的经历，彼此能说一些旧事：冬天冷得邪乎，日本老师拿棍子抽人，“高丽棒子”狗仗人势等等。混熟以后，45 号最爱说做菜、做面点，招得大家肚子咕咕叫。16 号说，赶明儿个出去，焖一大锅米饭、炖一大锅肉。38 号说，啥也顶不上手扒羊肉。煮的时间长了不行，顶多半个小时，又嫩又香。我没那么高要求，只想吃个大馒头。45 号说，将来请我们到她家做客，她做奶油点心招待。38 号悄悄对我说，45 号充其量就是个称职的官太太、家庭主妇，当“反革命”抓来，实在是冤。

天渐渐热了，衣服需要缝补改造，45 号带头掀起做活热。16 号、38 号都有基础，我最差。我说，我跟你们学做活吧，反正有的是工夫。38 号的布头、针线又派上用场。先是补衣袜，后又用碎布拼干粮袋（下午的两个窝头，省一个，留到第二天中午吃）。我缝得尽可能整齐、针脚密，还是被45 号一下子甩了回来。“这叫什么？粗针大线的！重来！”我说这比以前不知好多少倍了。45 号假装生气，板着脸说：“你不是要学活吗？要不就别学！”我只好拆了重做。她真厉害，连挑几根布丝儿都有数。细线用完了，38 号贡献出她的丝袜子，我们一点点拆。两股合一股，细得几乎看不见，全凭手上的感觉。我用这种细丝线，把一件肘部磨破的长袖衬衣改为短袖，打补丁还要对上图案，不细看真看不出是补过的，总算被老师判了及格。

（上图：作者在狱中改制的衬衫）

38 号缝东西，握针时手心向上，把针放平。从远往近缝，像写竖行字。说蒙古人都这样做活儿，让我们大开眼界。剪布，没剪子；我们就趁放风，偷偷拣块玻璃碴子。回来背对着门，两人抻着，一人割，很快就割开了。后来我们能用玻璃碴熟练地割出各种形状的布。

我一直保存着干粮袋和改造成的短袖衬衫。这是那一段生活的见证物。我的针线活绝差，只有那时达到最高水平。以后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了，怪不怪？

检查交代与提审

进来一个多月时，因等不及提审，想尽快把自己的事说清楚，在狱方的同意下，我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就造反派编派我的罪行做检查或说明。

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也不认为自己思想认识上有多严重的问题。但在一浪高似一浪的“左”潮中，很难依然故我。我尽量上纲，从出身、经历、受修正主义思潮影响等几个方面检查自己，否则过不了关。检查内容概括如下：

一、“对领袖人物也要一分为二”问题。如前所述，是由评论毛主席的字引起的。1964 年“小整风”被上纲为“感情问题”，我不同意，认为是“学术问题”，整风后期未做结论。当时我很不服气，在日记上大大辩解了一番。

这次在狱中写检查，是在神化领袖人物的高潮中，我无法再用日记的调子说话。虽然我对刻“忠”字、“早请示、晚汇报”、“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等形式主义仍很反感；对“最最最”，觉得是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对“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觉得虚假造作；但必须承认自己与革命“左派”有差距，自己远远跟不上趟。承认“感情”确有问题。不得不按时髦的说法：“个人崇拜有两种”，检查自己不懂政治，受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毒害。

而“一分为二”，我回避了。日记中幸好没有具体分析。自己也不知怎样去恰当“分析”。“一分为二”是毛哲学的标杆，说是无事不能、无处不在的。可几乎人人明白，某些人某些事就是例外，就是碰不得，就是不能分析。我也只能学学乖止步于此，老实承认自己无知。

二、对报纸上批判鬼戏，原是有看法的。这时不能再坚持。只能按当时的说法，检查自己不懂得“以死人压活人”的“政治用心”。

三、对“修正主义文艺”、名著，检查自己只从艺术角度欣赏，不明其政治本质。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受了毒害。

四、对电台文革现状的看法，是以“左”的观点很表面地分析了几位当权派，其中不免夹杂个人好恶。

对造反派掌权后，借“支左”排斥异己；借“工作需要”将自己的家属从基层调来；违反《婚姻法》，干预C和D的婚事；C跳楼身亡后，怕担责任又编瞎话，抓人封口等，坚持了原来看法，丝毫未因自己处境凶险而改变。

五、笔记本封皮上列宁头像及“有罪必杀”字样，说明不是同时画、写的。

大约第四个月，终于盼到了提审。预审员是一位三十出头的人，穿黑色对襟棉袄（未着制服），表情严肃，远远坐在两屉桌后。我被安置在屋子中央，一个不能任意挪动的木墩上。看守站在门外。没有书记员，预审员边问边记。

头两次提审，集中在“对领袖人物要一分为二”上。详细问经过及认识，提问很直截。如：“你认为不是感情问题吗？”“以前认为不是，为什么？”“现在的认识对吗？”有时又咄咄逼人：“你究竟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怎样一分为二？”

我回答时他记录，一般不驳斥、不打断。有一次我说：“当时的想法，日记里有，你们可以查。”他厉声喝道：“该查的我会去查，现在是问你！”由此，我猜想造反派没有把日记本交给狱方。

（右图：作者被搜缴作为“反革命”罪证的日记本）

列宁头像是他提审的第二个重点。他的话很激火：“你对列宁有什么仇恨？为什么要写‘有罪必杀’？”我说：“没有仇恨，不可能有。记得画列宁以后，写了一句俄文（高一课文里的）。意思是‘列宁和斯大林给了我们新的生活。’”（可能还有“学习，学习，再学习”，时间太久，忘了。）“‘有罪必杀’是和别人开玩笑写的。”“和谁开玩笑？”“可能是和录音组长××。”“谁能证明？”“这我很难说。开会，大家都坐在会议室，肯定有人看见。现在谁能证明，我确实不知道。”“你怎么能证明列宁头像和那四个字不是一次写的？”“我觉得公安部门应该有办法对笔迹做化学分析，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他可能没想到我这样回答，愣了一会儿，低头记录，没有再发问。

对电台走资派、造反派以及C的事，他似乎不感兴趣，基本没问。我说到时，他也似听非听。每次提审完，都将记录给我看。提问记为“？”；回答记为“：”；他训我的话，省略很多，只写“（教育）”。如无异议，签字。

他提审的重点在政治问题，因我是“现行”的“政治犯”。他用“激火”的办法，是逼我说真话。他虽严厉，也训人，但目的是弄清问题。和造反派的无限上纲、不听解释、不让说完的恶劣作风完全不同。记得共提审四次。最后一次，上来先问：“身体怎么样？”面色温和，使我感动。那是七月份，估计那时他们对我已有结论。

2002 年11 月25 日，定居天津的原录音组长来电话谈到此事。她说1968年夏天曾被叫到看守所两三次，不仅为我一人的问题。一个面目严肃的人拿出那张牛皮纸本子皮，问她见过没有，上边画的戴尖帽的“小丑”是谁。是不是江青？她肯定地说，戴尖帽的，画的是她本人。“因为我刚当录音组长，她看不起我，恶心我呗！我俩爱开玩笑，起哄瞎逗呗！”看来，那位预审员是在找旁证。她的回答和我“交代”的一样，总算可以证明了。1979 年发还这些“罪证”后，我又仔细看过。戴尖帽的小丑旁边就写有“录音组长”四字，字迹清晰不难辨认。为什么非要往江青那儿扯呢？

看病

在狱中，随着时间渐长，体质逐渐下降。我们学华子良在监室里做操，后来也懒得做了。竟然放风回来都觉得气短、腿软。不过五六十米，来回一百多米，去时提个小桶，回来桶也空了。探讨原因，还是伙食差。每顿吃得不算少，但总有饥饿感。我们谈笑说，越狱其实不容易。要比看守跑得快，比站岗的小兵们跑得快，简直是不可能的。

从洗被、缝被以后，我更觉体力不支。全身软塌塌，没有一点力气，躺下就不想起来。午后关节酸疼，脸上、手心发热，夜里出冷汗。凭经验，认定自己在发低烧。估计又到了风湿活动期（从1964 年四清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以后每逢春天都要发作）。后来就咳嗽，痰多。向看守要了个大口瓶，垫上纸，作痰盂。

有天早饭后不久，看守说：“准备一下，带你看病去。”6月份，已经热了。我穿上那件改制的短袖衫，外面套上棉袄罩衣；将棉罩裤当单裤；脚下是冬天穿来的高腰翻毛皮鞋。院里停一辆中型吉普，里面坐了几个男人。从衣着、神态看，他们和我一样是犯人。最后上来的一个年轻人极瘦弱，是被人架着连滚带爬上的车，“中个儿”让他在座椅之间半蹲半坐。我想起，曾听过一个进出门槛“咕咚”一声的，想必就是他了。他脚腕又细又脏，脸色苍白，神情安静或说有些呆滞。在监中戴脚镣说明是重犯，他只能爬着走，还怕他逃吗？也许他原本是正常的，也许戴脚镣是一种“待遇”，与逃不逃跑无关？我瞎想着，车开了。“中个儿”在车门处巡视着，而这些人或看窗外，或无聊地盯着自己的脚，无心做犯规的事。

走了40 分钟的样子，说“到了”。我一看，太熟悉了，是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那时公费医疗很宽松，只要带着小本子，到哪家医院都可以。这医院设备不如内蒙古医院，但医术不错，离电台也近。图方便我去过几次。这次不同了。从一下车，就引人注意，人越来越多，形成围观。人们嘁嘁喳喳议论着。我的样子一定很特别，穿一身不合时令的衣服，后面还有公安人员跟着。候诊时更糟了，我坐一张椅子，两米以外就是围观的人。“中个儿”不客气地轰着：“走开走开！有啥好看的！”人们挪动一下，很快又围拢来。我希望他们看着没意思自动走开，没想到他们像买了票看戏，不看出什么新鲜玩意儿，舍不得离开。我有什么值得这样看呢？我心里好笑，索性坐稳了，抬头与他们对视。就在对视的一刹那，有人后退，有人把目光移开。我此刻很平和，觉得自己没做亏心事，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和他们没什么两样。愿意看就看吧。

“61 号。”护士看着挂号单子，迟迟疑疑地喊着。她奇怪这人没有姓名。我站起来，围观者闪出一条路，又挤在后面尾随着。我从透视室出来，医生正和“中个儿”说话，把处方交给他。我在夹道“护送”下走向吉普车。

回到监室，向她们描述了看病经历。38 号说，不定哪天，把咱们拉出去游街示众，咱们一个拉一个别摔倒，咱们挺胸抬头（做了一个姿势），不能显倒霉相，不能让他们看笑话。我和16 号都很赞同。这一天我对自尊有新的感受。我们被批斗、受歧视，无法争辩，只能忍受。但千万要保持理智，要学会受人所不能受，要在内心为自己撑一根钢筋，冤不死、斗不倒、压不烂。这也是一种自尊。

“中个儿”从小窗里把药递进来。我问什么病，他说肺结核。着实让我吃了一惊。38 号说，就是叫脏棉被闹的。16 号是久病成医那一类，告诉我：“有药治，没事儿。”我知道结核病是“富贵病”，在这里恐怕难以痊愈。但不知哪来一股劲，硬是相信自己能顶得住。

狱方也许不懂这种病，也许有困难。他们只给我一周的药，又去内部的“新生医院”开过一周的药，就不再给了。结果可想而知。

出狱

有一次从窗口向外望时，发现前排房子西边山墙下，距我们约二十米，站着一位高个子军人，正朝我们这边看着。四十多岁，脸色温和，或多少有些笑意。我叫她们三个过来看，一致判定是个新来的。军装和警服的差别很明显，他不是公安人员。他又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一天早饭后，提我出去。瘦脸人一身蓝制服，端坐在桌前。为什么不是预审员而是他呢？他自报家门后，问：“你身体怎么样？”——此问出乎意料，我答还可以。又问对自己的问题怎么认识，我按预审时的口径简单作了回答。再问对狱中工作人员有什么意见。呆了这么久，头一次听到这种话，确有些感动。我说没意见，感谢各位对我的照顾。最后问：“你有什么要求？”“我想了解电台运动进展情况。”说完又觉得这不是他所能回答的。而他回答得既快又轻松：“这你很快就会知道。”说着，门开了。进来一个很久未见的人——电台保卫科原科长。脸上木然无表情，在我的右后方坐下。他原是“老保”，不是造反派。这说明形势有变。瘦脸人说：“电台来人接你，你一会儿就跟他回去。好好治病，继续改造思想，积极参加运动。”我不知不觉中涌出泪水，因为他的语气已不是对待“反革命”，因为我终于挺过来，等到了这一天。

他说完立刻站起来，示意“黑子”先行，三人快步向监室走去。一切都发生得这样突然，真有些转不过弯来。门打开后，她们三个，16 号、38 号、45 号，愣愣地看着，似有些明白。瘦脸人发话：“把铺盖卷起来，东西拿好！”她们一齐上手，边收拾，边跟我作无言的交流——我们曾互相托付，先出去的，要为里面的难友奔走。记住找什么人，办哪些事等。最后我把她们喜欢的那盒清凉油留下，轻轻说，你们用吧，保重。短短几分钟，在四只眼睛的监视下，我们完成了嘱托和告别。

瘦脸人负责将原来收走的东西还我，嘱我十天之内来补交饭费。又强调纪律：这里的情况，不许对任何人说。我想到，被关了好几个月，应向他要个手续。我问：“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证明’，类似‘判决书’？……”他说：“你是‘群众扭送’，在这里是‘拘留’。拘留期满，退回原单位。要什么‘证明’？”

这一天是1968 年9 月16 日。我被关押七个半月后放出。没有给我一个定性的说法。

坐着电台的吉普，我、科长和司机一路无话，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回到电台。下车的一刻，我在心里郑重地说：“我回来了！”

    友人发来了今年第10期《炎黄春秋》上阎明复的文章《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主要是阎明复摘译的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顾大寿（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之一小部分。顾大寿在回忆中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其中特别涉及到“九一三事件”，因为顾大寿曾亲赴蒙古温都尔汗实地查看过飞机失事现场，故他的回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阎明复的眼光极为敏锐，一下子就发现了该回忆录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的，阎明复特别将“击落”一词的俄文标示出来，以示郑重。

　　林彪的座机之所以失事，到底是因为燃油耗尽而不得不迫降，还是遭遇了外部炮火的攻击而导致最终的坠毁。这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林彪事件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些年来有不少文革研究者投入很大的精力予以辨析、研究。有些研究者经过严肃认真的分析，认为林彪座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陈晓宁和京城孤魂二位。曾经抵达“九一三事件”失事现场勘察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曾于2001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在大漠那边》，孙一先指明，中方通过对飞机失事现场部分照片的分析，得出林彪座机“自行坠毁”的结论。孰是孰非，一时难以定论。顾大寿的回忆为我们解开了这一谜底，林彪的座机确实是被外部炮火击中而导致最终坠毁的。

　　顾大寿的回忆虽然为我们解开了一个谜底，但是却使我们产生了其他的疑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林彪的座机是怎样被击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炮火击中了林彪的座机？是地面高射炮火，还是导弹亦或是歼击机炮火？顾大寿的回忆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另外，击落林彪座机的到底是蒙古军队还是苏联驻蒙古军队？顾大寿的回忆亦未曾提及。以常识而论，当时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蒙古国早已是苏联的傀儡，其军事防务也由苏联人控制，主要战略性武器也都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如果说林彪乘坐的飞机被炮火击中，更大的可能性应是苏联人所为，更何况苏联军方人员最先抵达出事现场，并拿走了一部分物品。若非他们所为，何以行动如此之快呢？

    （2）顾大寿亲临“九一三事件”现场进行了观察，他的回忆是：“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面去了。后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顾大寿的回忆中并未给出他们赶赴出事地点的具体时间，根据中方孙一先的回忆，中方人员是在9月15日下午和16日上午两次抵达出事地点的，不仅勘察了出事飞机的残骸，还参与处理了罹难者的遗体，并加以安葬。对照顾大寿的回忆，显然顾大寿到达失事现场应在中方人员勘察之后，否则就不会“什么也没看见”了。我们可以推测，最先抵达现场的苏方人员只对飞机和机上的相关文件感兴趣，所以他们拆走了一台尚为完好的飞机发动机，也许还有飞机的黑匣子。那么这些苏方人员还做了些什么呢？他们之中有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呢？

　　（3）根据苏联方面的报道，苏联人在9月某日重返飞机失事现场，重新对罹难者的遗体作了鉴定，原因是他们可能意识到飞机上遇难者中有中国方面的“大官”。据顾大寿回忆，他见到了那些重新被挖掘出来的遗体，但因为难以辨识，只好请示上级机关，在得到答复后，将林彪的头颅带回莫斯科作进一步的鉴定，随后再将死者遗骸重新掩埋起来。最后通过鉴定，在莫斯科得出林彪确实死于飞机坠毁事件的结论。从顾大寿的回忆看，他应属于第二批抵达现场的苏方人员，并非在第一时间勘察该事件，因此无法提供更多的现场真实情况。

　　（4）另据顾大寿回忆：“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这一说法十分令人疑惑。首先，孙一先的回忆里未曾提及飞机上发现弹孔。以中方当时与苏蒙关系的状况，中方有理由怀疑有关飞机是被炮火击中而导致坠毁的。孙一先在自己的回忆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他对失事飞机的勘察过程，并注意到机翼某处的大洞，大洞的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有向外翻的，有向内翻的。因此，孙一先怀疑此洞很像是地空导弹打的。然而，经过中方如此认真、仔细的勘察，中方人员竟然没有发现机舱舱壁上的弹孔，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第二，林彪飞机上只有林立果和刘沛丰二人带枪，其他人员除林彪、叶群外，就是飞机驾驶员潘景寅、三位机械师和林彪坐车司机大杨，他们都不太可能随身佩戴枪支。如果机内真的发生了开枪事件，难道是林立果和刘沛丰二人开的枪？三叉戟飞机是全封闭的，林立果和刘沛丰也不可能在飞机内向飞机外开枪，他们要射击什么人或物体吗？虽然也不排除他们开枪威胁、恫吓机组成员。第三，据孙一先回忆，经过认真勘察，中方人员没有发现任何机内搏斗的迹象。事实上罹难者遗体的排列也不支持机内搏斗的说法。此点可参考袁策祥文章《“913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载《百年林彪》）。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所有罹难者的遗体上均未发现弹孔，这么狭小的飞机机舱内如果真的发生了搏斗，且使用了武器，难道所有机上人员都可以幸免于难吗？所以，所谓飞机上“发生搏斗，且使用武器”这一说法十分可疑，还有待更可靠的资料问世才能厘清真相——如黑匣子的出现。

　　（5）据孙一先的回忆，9月16日和17日这短短的两天时间内，中蒙双方进行了５轮会谈，而会谈的焦点是该失事飞机到底是民用还是军用。蒙方认为飞机由于不明原因试图着陆，从而发生爆炸，并强调该机属于军用飞机。中方则强调该机乃中国民航飞机，因迷航而误入蒙古，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实际上中方在谈判时就已经意识到蒙方的意图，即“目的无非是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可借此推卸责任。”现在我们回头再看蒙方在交涉中的态度，他们心里很清楚是他们击落了该架飞机，如果他们承认那是一架民航客机，他们的责任就极为重大了，所以他们要采取那种态度。问题在于中方为何在后来迅速、主动地配合了蒙方，不经过有关专家实地调查就自己宣称该机属“自行坠毁”呢？这就要分析一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处理林案的态度与方针政策了。

　　中国官方在“九一三事件”后仅仅5天，即1971年9月18日，就发布了57号文件，该文件称：“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发布这份文件时中国驻蒙古二秘孙一先等人尚未回国汇报勘察飞机坠毁事件的全过程！这个匆忙发布的文件也丝毫未涉及林彪座机是如何坠毁的。换句话说，中国官方并未了解清楚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但“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这一结论已经明确宣告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林彪事件的真实态度和处理该事件的方针政策。

　　9月21日，孙一先从蒙古赶回北京向中央作汇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并听取汇报。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对失事飞机丝毫不感兴趣，竟然“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而听到汇报有关飞机上死难者情况时却表现出“精神异常贯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这说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最关注的是飞机上有无留下活口，会不会给中方造成什么麻烦。至于飞机为何飞往蒙古以及是如何失事的，则根本不值得中共高层关注。无论是自行坠毁还是被炮火击中都无所谓了，反正林彪已死，及早下个“叛国投敌、自取灭亡”的政治结论即可。孙一先汇报中提及的飞机机翼上的大洞也不在研究考虑之内了。在听取孙一先汇报不久，周恩来迅速得出了林彪座机“自行坠毁”的结论。可以说，周恩来的结论实际上配合了几天前中央对林彪事件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虽然日后中央又组织一些空军人士组成调查组，对照失事现场的照片和国内三叉戟飞机的原形作调查，那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为周恩来的结论作注脚而已。

　　中共官方这一“自行坠毁”的结论，可以说是全人类空难史上最不严肃的结论，在没有任何飞行专家现场调查、检验的情况下，只凭若干张照片，就由中共最高层拍板定论，实在太过荒唐、荒谬。据孙一先回忆，9月23日中国驻蒙大使许文益向蒙方通报了中方的态度，原本态度强硬的蒙方代表听了中方“自行坠毁”的结论后态度明显软化。最后中蒙双方在索还遗体、遗物一事上竟然也不了了之。虽然，蒙方知道苏联人第二次到达失事现场取走了某些物品而为此故意设下障碍，阻挠中方索还遗体、遗物的努力，但是，中国方面如果在一开始就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设法搞清飞机失事真相，而不是匆匆忙忙下结论在先、敷衍了事的调查在后，那么蒙方很难隐瞒击落林彪座机的事实。由此可见，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更在意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力的稳固，以及如何让死去的林彪为毛泽东承担文革的罪责。至于孙一先等人日后沾沾自喜地吹嘘周恩来如何将“国际问题”轻易地转化为“国内问题”是多么多么睿智，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那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贻笑天下。

我今年九十八，应北京官方邀请，参加“九‧三”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活动，来往旅费及在京食宿由主办者负担，七十五岁以上可以带一位陪伴，于是我同妻子吴琼飞往北京。

报到的周折

我俩提前八月二十五号到京，住儿子家，八月三十一日有联系电话催我们报到，为节省国家一天的开支，我们九月一号才报到。一号早由儿子开车前往北京饭店，长安街北京饭店前面铁门锁住，院内未见人影。我们的车子刚靠近大门，佩短枪的武警立即前来命令我们：“快开走！”我说：“我是香港参加阅兵的代表，今天来这儿报到。”武警不理什么报到，气势汹汹要我们赶快离开。呵，堂堂首都北京大饭店，不开门迎宾，又没贴“停业”公告。我九十八岁了，也曾到过世界各地开会及旅游，没见过如此不文明的待客方式，忍不住发火：“岂有此理！”武警见我比他们还凶，立即软下来，告诉我们，所有报到车辆都要绕到后街偏门。

我不禁遗憾，“九‧三阅兵”不是大喜事吗？怎么搞得形同一座监狱？甚至还不如我曾经坐了二十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所方有一条规定：“保障人格”。管理所监管干部对待战犯从来客客气气，没想到这次到北京饭店却遇到如此不愉快的事。唉！我不由叹息，根源是不尊重“平民人格”。

到了饭店后街，车子还是不能直接开到后门，他们在后街口设一铁栏栅，所有人员必须在此下车接受安检。天下著小雨，颇冷，妻子下车与之交涉，我坐车上看这出戏。好在有中央统战部两个小年青接待人员走来问明情况，扰攘约半个小时，才有人推著轮椅接我进去。

三类代表人士的排名

我们住在北京饭店一号楼一○一七号大套房。住定后，翻阅报到时派给我们的“会议手册”，“手册”未注明“保密”，不妨公开。原来，北京饭店安排三类人士入住：

一、港澳代表人士一百二十二人；二、台胞代表人士一百零四人；三、海外代表人士一百四十二人。三类代表人士一共三百六十八人。三类统称“代表人士”代表谁呢？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我在日记上打个问号，当然不得“甚解”。

现将港澳代表人士“序号”名单抄列如下：

一、蔡省三，二、吴康民，三、孙必达，四、王晓玉，五、杜毅，六、杜颖，七、侯伯文，八、董利翔，九、方津生，十、方惠兰，十一、梁锡光，十二、黄敏利，十三、楼家强，十四、蔡加赞，十五、郭基辉，十六、邹永平，十七、张国星，十八、杜伟强，十九、王明凡，二十、萧晖荣，二十一、范徐丽泰，二十二、梁爱诗，二十三、谭惠珠，二十四、杨孙西，二十五、何志平，二十六、曹其镛，二十七、彭耀佳，二十八、梁志坚，二十九、傅金珠，三十、俞培俤，三十一、鲁夫，三十二、谢光，三十三、王彼得，三十四、唐子恩，三十五、刘陈小宝，三十六、宋莹坤，三十七、薜滨，三十八、黄华康，三十九、龚永德，四十、梁世民，四十一、李国栋，四十二、周伯展，四十三、王少华，四十四、熊路珊，四十五、黄进辉，四十六、林树哲，四十七、王国强，四十八、蔡冠深，四十九、卢文端，五十、邓日燊，五十一、钱炳辉，五十二、贺一诚，五十三、马有礼，五十四、陈明金，五十五、钟小健，五十六、刘雅煌，五十七、陈文吨，五十八、吴福，五十九、梁树森，六十、柯海帆，六十一、关荣丰，六十二、王淑梓，六十三、阮建昆，六十四、张宗真，六十五、傅铁生，六十六、李秀恒，六十七、胡经昌，六十八、梁富华，六十九、黄楚标，七十、郑翔玲，七十一、曾智雄，七十二、沈冲，七十三、杨钊，七十四、谭锦球，七十五、林光如，七十六、周安达源，七十七、李尔良，七十八、李君豪，七十九、赵利生，八十、张泰超，八十一、胡葆琳，八十二、陈永棋，八十三、霍震寰，八十四、李家杰，八十五、颜延龄，八十六、梁华，八十七、许爽，八十八、苏树辉，八十九、何美华，九十、林金城，九十一、吴志良，九十二、张明星，九十三、何富强，九十四、谭伯业，九十五、张永珍，九十六、闵丽华，九十七、颜纯炯，九十八、姚志胜，九十九、廖泽云，一百、吴小琼，一○一、夏金，一○二、薜辉，一○三、罗筱莹，一○四、赵欣，一○五、柯德伟，一○六、张春霞，一○七、李鋈发，一○八、曹罗碧珍，一○九、孙程礼庆，一一○、胡玉兰，一一一、黄惠珍，一一二、柯达权，一一三、陈洁霜，一一四、陈季敏，一一五、余健楚，一一六、黄共流，一一七、王端瑞，一一八、陈炜，一一九、吴三明，一二○、丁启金，一二一、张健，一二二、纪文萍

一些日记片断

我多年来有写日记的习惯，现摘抄一些日记片断──

（一）中共执政后，官僚主义种种，超过我在国民政府时期岂止千万倍。

（二）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谁敢冒出规定的前后顺序，谁敢出线一步之差，其他集会等等，更不用说。

（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有规定自然是蒋公（中正校长）第一，但其他人，中常委、国务委员等等，谁排第二第三规定不严，有时蒋公行进中，每每有人挤在蒋公前后扯谈等等，军统派四名贴身便衣保骠，但侍从室有规定，任何情况下不得阻止民众求见蒋公。

北京中央各单位排名严谨。据我居港数十年所闻，从未见此序号排名，有可能一、二、三、四……内部保密列“序号”，但我一平民，与密件无缘。

（四）香港的“排名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标志”，就是“排名不分先后”，明眼人一见，内盘是有先后的，主持者怕“疏忽遗漏”，只好用“排名不分先后”做“护身符”。

（五）这次“港澳代表人士”按序号排列是偶然为之吗？我想，这种排名不得随意而为。例如吴康民先生，我们在大饭厅相遇，承蒙他送我一本书及交换名片，他名片上列著“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紫荆勋贤”和一连串大头衔。

我想这些代表人士没有第二位“大紫荆勋贤”了吧？可能会有不少金、银紫荆勋章获得者。而我不过一名“白丁”，与“勋贤”无缘，可我并不羡慕。

其他各位先生女士对“序号排列”恐怕有些尴尬。

（六）港澳代表人士按“序号”列名，这不是“微不足道”的细节，究竟谁干的？据“白丁”思考，港澳中联办不会这么干，因此不能怪张晓明。北京这次是“特殊”或前所未见的“突破”，事出非常，谁的主意？有何奥妙？有关者不必计较，更不宜查实。

阅兵前安检的极不愉快

阅兵早上，要求我们五点钟起床，吃了早餐，三百多人集中饭店大厅，有人宣布：所有人的公文包内的文件、纸、笔不准带上车，统统交给前台保管，还搜身。三百多人鸦雀无声地惟命是从。惟我昂然不动不理，怒气大升，“这是侮辱我的人格！我不交，就是不交！”

来了两位“维稳人员”说：“这是上级统一规定。”我这人脾气大，一向有气必发，有理必争，于是大声怒斥：“是哪位上级？我是来观礼的，也是个作家，纸笔都不让带，这么不尊重人格，岂有此理！”我屹立不动，大不了不去天安门看阅兵。

“维稳人员”见我这么强硬，态度缓下来，稍为摸查一下我的衣服口袋，就说：“现在上级特准你老可以带一枝笔，和两张白纸，其他东西还是要交给我们保管，等你老回来，我们一定奉还。”

我想想，要去天安门啦，还是顾全大局吧，于是隐忍。事后日记上却大事质问，阅兵乃全民大喜事，却出此等怪事，谁之过？

七点半左右到达天安门。大阅兵十点才开始，许多人顶不住骄阳暴晒，都到观礼台后面阴处去凉快。统战部李海楠副处长也劝我去。我想：我是一名抗战老兵，八年艰苦抗战都坚持下来了，况这里受阅官兵苦练了三个多月，他们才是真正辛苦，我要怕晒太阳，对得起谁？一定要坚持下去。结果阅兵十二时结束，我全身，特别是手臂，全晒红了。

（注：少将军阶，一般规定须三十岁以上或有特殊的功绩。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赣东北十多万民众上书推荐任命“蔡希曾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那时蔡希曾二十九岁，得考试院诠释部通过颁少将军阶。蒋经国不过是“职衔少将”，至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蒋经国始终未获铨叙“少将”，蒋公之公正无私，由此可见一例。我为黄埔军校十五期学生，借此谨向蒋公校长、经国先生补致最敬礼！）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日

中国人最自豪的是拥有“五千年历史”，至于这五千年历史发生了什么，每个朝代或领袖，每个时期的老百姓或历史写家，都会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历史典故，对同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尤以中共统治时期为甚，批林批孔时，孔子是“丧家之犬” “孔老二”，几十年之后，孔子又成了阻抗反击西方文化的“孔圣人”，还以其名夹带着中共的梦在世界各国开办学院。

之所以历史在中国任意由人打扮，当然是出于政治独裁和任性的需要，也是由于中国人喜欢想像历史、从历史中找到兴奋点,既慰藉自已，又与同胞抱团取暖。口头上飘扬着国家、民族、道德的旗帜，遇到具体事件时每个毛孔都充满阴谋、算计、残暴,这种历史观塑造了不少中国人的人格、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从而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文明观。

正是这个念念不忘悠久历史的国家，这个口口声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党,却掩盖并禁止人们去了解刚刚过去的这段历史：无论是“反右”、“文革”,还是“六si”大屠杀。动用国家机器阻止历史真相曝光，就等于防止了人们对现实的思考与反叛，领导人可以大言不惭地“自信”，让民众再做一次白日梦。

在民间寻求历史真相的努力被一次次碾碎声中，有一位学者及其同伴没有屈服，即使他因此坐牢。这位学者对得起他重获的自由,他将这项历史研究最基础的工作继续了下去。简单地说,便是尽可能搜集到中共建政以来的各种历史文本。这是整个国家的历史纪录,却由这样一位海外的华人学者组织他志同道合的伙伴来一起抢救。我想,再有一个五千年，当我们的后代中有人打开这段历史，也会知道这位名叫宋永毅的学者和他的同伴们。

与宋永毅先生不同，我不是历史研究者，甚至常常拒绝看有关“土改”、 “镇反”、 “反右”、 “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史料和故事，因为它会加剧我对这个国家的悲哀和愤怒。这是一段正常心智的人无法阅读的残暴史。但是,我深知搜集、传播这段历史资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亚洲学会2014年年会在费城举行时，我提出用电子书的形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史料予以出版,可以广泛流传、永远留存。宋永毅先生马上呼应了这个想法,于是便着手开始编辑工作。

国史出版社便因此而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便因此而问世。我不知道这项工作能进行多久,也不知道成效将有多大,但我知道,这是必要的开始。古代的历史由于久远，由于受制于传播手段，可能神话化或妖魔化，可以任由政客扭曲和作家演绎；但今天，我们应有条件留下一些历史的真实记录。如果我们这一代万一像父辈一样仍然不能活在人人都拥有自由和尊严的祖国，那么我们至少要给后代留下我们之所以耻辱的证词，或者让未来的政客少些操弄这段历史的机会。 

当然，我相信，五千年之后，人们将实在难以理解这几十年的中国历史，可能也不会原谅我们为什么赖活着。这并不再是全世界都黑暗的秦始皇时代，而是一个全球都在接受共同价值的文明时代，中国却在文明世界的化外高喊“崛起”——岂是叹息可以吐出我的悲痛。

    本文是何频先生为大型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国史出版社）写的总序

最近，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根据新解密的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写出《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试图避免之前众多毛泽东传记的美好或妖魔化倾向，还原历史真实。

   潘佐夫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表示，希望读者能够通过他的书对毛泽东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有更清楚的了解。
   潘佐夫认为毛泽东不同于列宁和斯大林，他不仅是个敢于冒险的政治家，也是个民族主义革命家。
   潘佐夫指出，毛泽东不仅推动了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他也给中国这个从前的半殖民地带来了民族革命，因此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似乎高于对前苏联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的评价。他说，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最终能够成为世界的主要地缘政治中心，政治上同苏美两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并因此受到国际舆论的更多关注。
   潘佐夫主要查阅了“俄罗斯社会暨政治史国家档案”。他说，这是世界关于国际共运和苏共党史最全面的文档，里面有大量关于中共活动的档案，包括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文档，共产国际和苏共给中国的指示，列宁、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相关文件，中共和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秘密报告等。

    
      潘佐夫: 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才能不受约束地按照自己的理想行事


   潘佐夫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特别提到了其中多达15卷关于毛泽东的文卷档案。他还称，他是第一位接触这些档案的学者。
   据他透露，这些文档里面有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私人信件、毛泽东和斯大林、斯大林和周恩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会谈记录和通信，斯大林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通讯，还有苏联医生整理的毛泽东的病历，苏联安全部门和共产国际情报部门的秘密报告。
   有关毛泽东的档案中还包括毛泽东妻子儿女的个人资料，关于贺子珍、江青、毛泽东的几个儿子，毛泽民、毛泽覃的妻子的个人档案，以及鲜为人知的在莫斯科出生的毛泽东的第九个孩子的出生证明。
   此外，潘佐夫还查阅了其他前苏联档案，诸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通信，苏联政治局记录，第三国际给中国的指示,以及毛泽东的朋友和对手的档案。里面还有毛泽东的政敌向苏联控诉告状的报告等，他还说，其他前中共领导人如张国焘，王明，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等的档案也都很有价值。
   文革结束后，中共在1981年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做了官方评价，表示，毛泽东一生“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这个所谓的“左倾严重错误”是指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国家陷入混乱。
   《历史问题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以及毛泽东为中共和军队创立和发展，人民解放的胜利，缔造国家建立的巨大功勋。
   不过，从潘佐夫披露的档案材料看，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程度超出许多常规的看法，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才能不受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因此苏联解密档案的有关文件似乎稀释了毛泽东前半生的功绩。

    
   斯大林不仅要迷惑蒋介石和中国资产阶级，而且要迷惑西方的资产阶级，让他们相信各国共产党已经放弃暴力革命手段（图为雅尔塔会谈中的美英苏三巨头）

   潘佐夫在采访中说，研究这些档案令他改变了对毛泽东的一些看法，他发现对毛泽东与斯大林和前苏联关系的一些常规看法实际上并不正确。新公布的苏联和中国的档案显示，毛泽东是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表示向他忠于的领导人（斯大林）的忠诚。毛泽东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才敢于偏离苏联模式，执行更激进的政策。

潘佐夫说，有关历史档案资料也表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直在帮助毛泽东巩固党内权力，帮助他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推动对他的个人崇拜。他还记录了中共从1921年到50年代初对莫斯科资金方面的依赖。
   潘佐夫撰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新民主主义论”有其“俄罗斯根源”。潘佐夫说，是斯大林让毛泽东在30年代后期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政策，不允许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
   斯大林处于地缘政治考虑曾经早在1937年11月就做过同新民主主义内容相近的有关指示。当毛泽东后来开始阐述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时候，斯大林也开始考虑解散共产国际。潘佐夫认为这并非巧合。
   他书中提到斯大林1937年11月同王明和康生的谈话，当时斯大林透露了他的意图，那就是他不仅要迷惑蒋介石和中国资产阶级，而且要迷惑西方的资产阶级，让他们相信各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针对他们的暴力革命，人民民主概念提出就是为了迷惑敌人。

       
  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中）与周恩来（左）和林彪（右）一起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潘佐夫提供）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里面的材料显示，当毛泽东当年通过在延安整风巩固其党内权力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背后的斯大林在帮助毛泽东巩固权力方面有时候甚至比毛泽东本人更积极。例如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康生算作自己的敌手，因此当共产国际向毛建议中共哪些人不可靠时，反而是毛泽东向当时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写信为康生作担保说“康生是可靠的”。
   1938-1939年，中共在延安出版《联共党史》（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的中文版。潘佐夫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也效仿斯大林，开始改写党史，树立自己的正统领导地位。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作者潘佐夫摄于中共遵义会议会址前（潘佐夫提供）
 

   关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潘佐夫说，他在书中有关毛泽东和斯大林在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会面时的描述，也充分说明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他说书中讲述了毛泽东同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分歧和紧张关系，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潘佐夫说，斯大林当时并不想统一朝鲜，而是更愿意把美国拖进同朝鲜和中国的冲突，达到削弱美国的目的。通过这么做，斯大林试图发动全球革命。只是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后，毛泽东才同苏联领导人拉开距离。而朝鲜停战也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才得以实现。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书中的资料还显示，毛泽东一开始就认为赫鲁晓夫是个愚蠢而且不值得信赖的人，因此他故意轻蔑地对待他。潘佐夫说，他的书反映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敌意，而这也成为了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不同于常规看法，潘佐夫的书还指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权力斗争，更是一次实现其乌托邦理想，创造一个由新的、理想公民组成的理想社会的认真努力，但潘佐夫也同时认为，这种努力有缺陷，而且导致了悲剧。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作者潘佐夫与毛泽东外孙孔继宁合照（潘佐夫提供）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也提到已故前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和高岗生前曾向斯大林递送情报，以及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见过程中，把高岗的有关报告交给了毛泽东，从而出卖了高岗。
   对于刘少奇是否是斯大林线人的问题，潘佐夫在接受采访中说，如果有任何档案证据的话，肯定只能在克格勃（KGB）档案中有。但是这部分档案目前尚未公开。因此潘佐夫对这个说法持谨慎态度。
   潘佐夫在书中写到：“根据一些材料，刘少奇本人曾为斯大林提供了一些机密情报。在斯大林死后叛逃到西方的俄罗斯前国家安全部(MGB)官员彼得·德日阿宾（Petr Deriabin）曾经说，早在30年代，刘少奇在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时，就开始为前苏联的情报部门工作。此外，刘少奇在40年代仍继续向斯大林递送秘密材料。

    

 前苏联解密档案中存放的一张毛泽东照片。（潘佐夫提供）

   潘佐夫说，如果德日阿宾的这一指称属实，那么就可以推断，对于斯大林来说，刘少奇比高岗更有价值，因为刘少奇后来是中共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故此，斯大林后来出卖了高岗，这样就确保了其更重要的线人在中共内部的地位。
   潘佐夫解释说，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部分，因此也可以说，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为共产国际工作。当然有一些中国共产党人直接为苏联的安全部门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工作，例如后来为毛泽东做俄文翻译的师哲。另外，还有一些中共党员直接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
   但是，潘佐夫也表示，必须要记住的是，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都认为苏维埃俄罗斯是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祖国，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向俄罗斯人通报关于国民党、日本和其他人的情况。
   他还举例说，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曾向斯大林传送过重要情报。例如，毛泽东曾告诉斯大林，德国可能会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俄罗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只要共产国际受莫斯科控制，他们都是莫斯科的特务，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是莫斯科在中国的代理人。”
   潘佐夫私人收藏的档案（包括阎宝航之子阎明复2005年9月9日给俄罗斯外交部的信函）也显示，毛泽东1941年6月15日通过苏联驻中国武官尼古拉·罗士勤（Nikolai Roshchin）向斯大林通报了德国即将发动攻击，并且明确指出攻击日期是6月22日。毛泽东是从其安插在战时陪都重庆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阎宝航那里得到情报。
   后来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特别发电报向毛泽东致谢，强调毛泽东准确的情报使苏军能及时做好军事准备。
   另外与此有关的是，潘佐夫从苏共政治局档案中还发现了令他感到意外的内容，即苏共政治局在1941年7月3日，也就是斯大林公开承认德国进犯的那一天，决定拨款100万美元给中共。

    
    1961年10月，周恩来率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向列宁陵墓献花。

   潘佐夫说，希望他的书能让读者对毛泽东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有更清楚的了解。他说，毫无疑问，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之一，但也是最血腥的专制者之一。
   潘佐夫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因为篇幅的关系，还有许多有意思的档案材料没有写进《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这本书中，例如关于当时身在苏联的蒋介石长子蒋经国被人举报是共产党“敌人”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份报告来自蒋经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的一个俄罗斯的朋友。
   潘佐夫说，他现在正根据这些档案材料撰写一部蒋介石的传记。

     BBC中文网 蒙克
     2015年7月6日

 ——读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      

          《资治通鉴》比《共产党宣言》更值得研读。

                     ——沙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

治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哪一类人是最佳人选？那些西方汉学家，无论学识如何博大精深，因为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在某些关键处，总会留下雾里看花、隔靴挠痒之遗憾；而那些身居中国或台湾的学者，则因为受到政治权力、意识形态以及接触史料不完整之束缚，无法完全做到畅所欲言、我笔写我心。与之相比，旅居海外的老一辈的华裔学者，亲历了中国近现代转型过程的王纲解钮、天地玄黄，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痛；同时，又在西方享受信息自由和学术自由之便利，做到“人尽其才”，而不必有“不遇伯乐”之叹。正是拥有以上两大优势，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近代史研究，得天时、地利、人和之最优组合，而能别开生面、自成一家。

我还记得阅读《晚清七十年》和《袁氏当国》时的惊喜，那不是板起面孔的学术论著，而宛如听一场激荡人心、高潮迭起的评书。若非心中有丘壑，一般学者绝不敢用这种闲谈的方式“讲史”。唐德刚本人流寓海外，却机缘巧合，与顾维钧、李宗仁、胡适等现代史上的名人结为至交，并为他们整理口述史。由此，他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演变有了真切的在场感。而《毛泽东专政始末》一书，则是一本通俗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读此书犹如听明末清初的说书艺人柳敬亭说书，名士冒襄曾作《赠柳敬亭》一诗称：“游侠髯麻柳敬亭，诙谐笑骂不曾停；重逢快说隋家事，又费河亭一日听。”如今，拿起《毛泽东专政始末》来读，便欲罢不能，好像唐德刚老先生就在一旁“拍案惊奇”。

不读马恩列斯书，只爱中国帝王术

在本书的第一章，唐德刚即指出，毛泽东政权是帝制传统的回光返照，毛名为主席，实为皇上。毛之皇权是由二十世纪中国的客观环境和毛本人的性情、思维方式及知识结构所共同缔造的。

就中国的社会环境而言，为何做皇帝容易，做总统或主席反倒困难？唐德刚指出：“做皇帝，中国有三千年老样板、老经验、老社会、老底子，你有本领打了天下，南面称孤，依照老样板、老经验来，虽阿斗、溥仪，也可照本宣科。”反之：“若做总统、做主席，就得向洋人取经。但是，你学得再像模像样，你也没有那个洋社会、洋底子，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人家有人家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包袱。”也就是说，制度是机运与智慧的产儿，那时中国尚且不具备迈进民主社会的制度背景。人们不接受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却可以接受挂着总统或主席招牌的皇帝。用中国民运前辈王若望的话来说，人人心中都有皇帝梦，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

就毛的主观条件而言，唐德刚指出，毛经历过五四运动，也从苏俄学到马列主义的皮毛，但他更喜欢读中国线装书，精通中国传统的帝王学，尤精于玩弄古代法家的权术，以及打原始农民战争的那套“土兵法”。“毛对这套传统帝王学的艺术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纵，雄才大略，文武双全，全国无两。他就是靠这一套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经验，总能在党内压倒群雄，异军突起，最后竟能赶走蒋氏，而统一大陆。”读什么书，成为什么人。比如，毛把《资治通鉴》看过六遍并作批注。唐德刚评论说：“《通鉴》者，镜子也。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这面镜子反照之下，也狐尾毕露。——我们都是读过《通鉴》的嘛。”

文化老人周有光在分析毛的知识结构时，用一句话说出了真相：毛的藏书大都是“横放”的而少有“竖放”的。“横放”的是中国古典的线装书，“竖放”的则是中国现代的出版物及西方著作。美国资深记者沙兹伯里在《新皇朝》一书中，也特别分析毛之藏书。他采访过杨尚昆等毛身边的高官，还原了毛书房的原貌：毛刚搬进中南海时，中央委员会一名书记员负责布置毛的书架，此人进去查看，发现书架上满满是中国文史古典册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极少，斯大林的著作更是付之阙如。“经过提醒，主其事的书记才多摆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作装饰。”

毛泽东的帝王梦，从上井冈山时就开始孕育，到了延安俨然就是一个小朝廷。当毛还是北大图书馆一名籍籍无名的临时工时，傅斯年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运领袖。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毛对傅很热情，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发现毛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得出结论：毛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至多不过宋江之流。毛陪同傅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傅斯年看到偏安一隅的毛记小朝廷已然坐大，深知其势力越强，占地越广，则危害中国越烈，预感抗战虽然胜利，国事仍不乐观。果然，占山为王的流氓无赖挥师进了中南海，毛主席赶走了蒋总统。

自古帝王多无赖，主席一生爱斗争

在《毛泽东专政始末》一书中，唐德刚历数毛掀起的一桩桩残酷的政治斗争：与国民党斗，与美国斗，与苏联斗，与党内同僚斗……只要对手是有血有肉的人，毛就能保持不败之地，因为没有一个人比之更残暴、更毒辣、更自私、更奸诈；唯有在与自然环境斗、与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斗时，毛才惨遭失败——前者造成亘古未有之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无辜民众；后者的结局是毛不仅未能“万寿无疆”，而且在晚年还患上一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人症”），过了几年“活死人”的生活后痛苦地走向死亡。

终其一生，毛无时不刻处在斗争之中。毛自诩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屠戮功臣的明太祖、《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水浒传》中落草为寇的梁山好汉。由此可见，其斗争哲学，与其说来自马列主义这种西方十九世纪以来蔚为大观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不如说根植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流氓传统和帝王传统，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就是：“毛是打天下的叛逆性格，共产党是打天下的政党。”

就中共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而言，毛一概以“左”或“右”命名之，那些被毛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其罪行或错误，或是太“左”，或是太“右”，唯有毛泽东独自走在不偏不倚的正道上。然而，政策或立场上的“左”或“右”，从来都是靠皇上或太上皇一言九鼎确立的。皇帝说你“右”，你就“右”；皇帝说你“左”，你就“左”。比如，当毛的接班人林彪命丧蒙古大漠之后，毛泽东掀起一场名为“批林批孔”的不伦不类的运动，别出心裁地将“红军战神”林彪和“万世师表”孔夫子放在一起批判。林彪发明毛语录和红宝书、声称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明明是极左派，却被定罪为“形左实右”。对此，唐德刚一语道破天机：“问题不在左右，在极权。”

早在三十年代，傅斯年就在理论层面对中共以阶级斗争夺取权力的策略作出深入分析：“阶级斗争”是中共掩盖自己无止境权欲的面具，中共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一，中国人恨西方人；二，穷人恨富人；三，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四，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五，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无名者恨知名者；六，农村人恨城市人；七，子女恨父母；八，年青人恨长辈。傅斯年留洋时曾研习心理学，他认为，中共的“阶级斗争”就是把人的仇恨和报复欲合法化。果然，毛夺取天下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带给中国无穷无尽的灾难，正如唐德刚感叹的那样：“毛政权最后二十五年，不但搞得死人数千万，文物财产被他破坏得无法补偿。最糟的还是他把整个中国弄到廉耻丧尽，是非全无，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也。……即便在两千年帝制传统里，也只有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才差可与毛政权相比吧！”

中国这艘大船如何驶出历史的三峡？

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提出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就是中国近代化宛如航船在惊涛骇浪中“出三峡”，这一段漫长的旅程大约需要两百年，如果从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开始算起，那么一直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才能完成。因此，毛泽东建立的中共政权，也归属于此一尚未定型的“中间体制”。

毛泽东以“人民政府”和“共和国”来指称其政权的“先进性”，但唐德刚指出，它其实是“转型期”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此政权有四大特征。其一，“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总体而言，随着民众的启蒙与觉醒，民主政治的远景必然浮出历史地表。

其二，“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一人的金口玉言，终归不是长治久安的民国制度。”唐德刚的这个论点，用以衡量毛时代结束后，邓、江、胡三代“一蟹不如一蟹”的情形，大致没有问题。但习近平接班后，迅速由一个众人都不看好的弱势领袖变脸为新一代的毛式帝王，将政治局常委会中原本差不多平起平坐的同僚贬低为军机处的办事大臣，可见此前中共智囊标榜的“九总统制”形同虚设，瞬间便被颠覆，而作为“舵手”的领导人的性格、野心、手腕却可能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改变船只的航向。经过习近平的这一番“折腾”，中国这艘大船驶向蔚蓝色的大海的时间节点必然被大大延缓。

其三，“三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取向，也是中国近代政治社会转型的主要目标，便是由无限制的极权，转向有制衡的民权。”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化之外。中国既已如同一块马赛克一样嵌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也必将被纳入到全球民主化第四波的浪潮之中。这是不以任何个人、党派和种族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第四，“它具有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尽管“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老百姓虽然还有三五十年的苦日子要过”，但是“守到天明觉夜长，黑猫白猫搞久了，黎明终归是会出现的”。这是作为历史学家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唐德刚的信念所在，也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为自由和民主不懈奋斗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念所在。

唐德刚十分敬重的胡适，最喜欢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一诗。当雷震因《自由中国》案下狱，胡适营救不果，痛心疾首，将这首诗写下来送给失去自由的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这首诗歌也可以作为《毛泽东专政始末》一书的结语：无论多么邪恶的暴君和暴政，都不能阻拦人们追求自由的脚步。

一，引  言

    如果史料能逐年积累而非加速流失，人们的观点能百家争鸣而非一言堂，那么，时间差对于恢复民族的历史记忆来说，未必全是坏事。甚至可以说，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全面审视和深刻理解，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时间距离（比如说远隔四十余年），甚至一定的空间距离（比如说远在美国纽约）。我不敢说这是否是个规律，但起码，这是我此时此刻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

    做为一代文革经历者，我们已经步入老年早期。纵使当年大名鼎鼎的文革明星，不论观点派系，也大多数烟消云散，其中不少人已经做古。但作为当年内蒙造反派的普通成员，四十年来我时常回忆和反思那场运动，许多人物事件仍然记忆犹新，无法淡化，难以忘怀。特别是我的老朋友，被称为“内蒙聂元梓”的高树华老师，刚刚六十二岁，两年多前含冤去世，壮志未酬，留下许多文稿托我整理加工。他的突然去世，勾起我许多联想。因此，想借此机会，从社会运动和角色互动的观点出发，对内蒙文革旧事加以梳理，试图总结成几个略带新意的命题和论点，同与会朋友讨论分享。

二，“路线斗争”与“民族斗争”交叉互动

这个话题涉及到对内蒙文革的宏观分析，属于所谓“宏观社会学”观察方法。我们都知道，文革发端於毛江“文革左派”同刘邓“走资派”之间的所谓路线斗争，或者说贴了政治标签的权力斗争。在争夺话语权和宣传阵地上，表现为上海《文汇报》同北京《人民日报》之间的较量；在争夺政治领导权方面，则表现在马拉松式的前门饭店会议上 (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连续斗跨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唐、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

    在同一个前门饭店会议上，最后一场斗争围绕着乌兰夫进行，耗时43天。虽然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后来的文革左派狼狈为奸，给乌兰夫生搬硬套了若干条所谓的“修正主义罪证” （例如在牧区实行的“三不两利”政策等等），但真正打倒乌兰夫及其家族成员的杀手锏，是所谓“民族分裂罪行”，强行制造了一个“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1] 。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时间（毛泽东反对一切帝修反的歇斯底里高潮）和特殊空间（中蒙中苏边境，国防前沿），中共领导层几乎全体一致给乌兰夫往民族矛盾上拉。因此，官方规定的内蒙文革斗争目标，自始至终有两个东西交叉互动：一个是和全国相同的所谓“反修防修”；另一个则是边疆特有的所谓“反民族分裂”。前一个比较虚，后一个更具体，更紧迫，更要害。

    基于此原因，乌兰夫被斗倒之后，不但失去权力，而且失去自由，被事实上软禁在海军大院。而这一切，发生在文化革命尚未正式开始之前。因此，到66年6月文革正式开始之前，遭到清算的乌兰夫及其家族和亲信，已经完全成为死老虎，明摆着的“阶级敌人”。从党政军负责人到普通群众，已经找不到不声讨乌兰夫，不同乌兰夫划清界限的人了。虽然毛泽东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活动中（1966年某月某日）破例开恩，让乌兰夫也陪同上了一次天安门城楼，从而有谣传说毛要保他。但事后证明，那只不过是毛领袖又耍的一次手腕而已。

    由于文革开始时，根本不存在公开的“保乌”势力，所以，从六月到九月的三个多月中间，内蒙文革的斗争焦点，主要围绕反不反工作组，反不反本单位的当权派而展开。而工作组和本单位当权派的后台，也不是统治内蒙长达十九年（1947－1966）的乌兰夫及其亲信，而是在前门饭店会议上的“反乌功臣”，号称“内蒙左派书记”们。他们以自治区和盟市两级的汉族高干为主，仅有一两名象征性的蒙族干部（例如军区副政委吴涛 [2] ）。

    表面上看，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建立的一年多当中，内蒙文革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起码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院，蒙族同学占多数，明显站在造反派一边，与汉族造反派一起，先反工作组的镇压，接着反自治区党委的“资反路线”，又反“二月逆流”，最后迎来毛、周主持制定的中央处理内蒙问题八条决定，即所谓“红八条”，正式承认了以呼三司为主的内蒙造反派的“正确性”。

    但是，从中央煞费苦心地筹备内蒙革委会，到仓促决定头脑简单、对民族政策毫无知识的滕海清出任一把手，到迅速调派27军和69军进驻内蒙战略要地等等一系列动作，不难看出在所谓“路线斗争”的背后，仍然深藏着中共决策层的心腹大患－民族斗争，或者所谓的“民族分裂危险”。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所谓“反修防修”“反对民族分裂”等等耸人听闻的斗争口号，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样荒唐可笑，都是毛泽东这个新时代的唐吉柯德，向历史车轮发起的挑战。果然，从后来披露的历史资料看，滕海清在北京接受圣旨，快速空降内蒙时，是带着深刻的民族偏见而来的。偏见的根源既有他个人的粗暴和无知，更有中共高曾对他的面授机宜。因此，他内心从来没有信任过任何一个蒙古人，就连他的老搭档吴涛将军也不例外。

    滕海清的偏见无知，加上中共高层（毛、林、周、康、江、谢等）对内蒙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坚持误导，基本上种下了后来走火入魔的“内人党冤案”的祸根，为一系列错误奠定了基调。至于那些枝节性的诱发事件，例如从206专案的沉渣泛起，乌兰巴干个人讲述的演绎故事，到“群专”逼供信打出来的种种所谓“确凿证据”等等，统统都是“民族斗争”路线主导下的必然结果。

    如果按照官方十年文革的时间划分，“内人党”冤案肯定属于文革的内容，但是，如果按照刘国凯的三年文革论，那么，“内人党”案件基本上发生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1967年11月）之后到中共九大召开（1969年4月）之后的一年半时间内。虽然从时间上勉强可以归入文革阶段，但同群众运动已经没有什么关系。那场迫害蒙族同胞的大疯狂，基本上是中央到地方，从军外到军内，从政府各部门到基层厂矿、部队、单位、学校、农村牧区，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的的国家政权行为，跟文化革命中典型的群众运动没有什么共同特征。表面上看，似乎也有群众参加，有标语口号，有批斗会，有隔离审查等等，但是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派性的介入。因为有滕办和革委会核心小组的直接指挥，因此它应该属于“领导运动”而不是“群众运动”，是“领导闹事”不是“群众闹事”。当然，毛泽东批评“扩大化”之后，受害者大批上访告状，才真正出现了短时间的群众闹事和无政府主义。那属于“内人党”运动的后遗症，不是冤案本身。

    官方的文革史，往往将文革期间的种种坏事，一股脑儿地推给红卫兵和造反派，而且还简单地把红卫兵等同於造反派，于是在没有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当中，制造了许多时间、观念和事实上的混乱。挖“内人党”这件事也不例外。即使图们和祝东力的《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书，也有抹黑造反派的痕迹，虽然当年的图们，也属于内蒙军区造反派的一员。

    那么，究竟有没有造反派，充当挖“内人党”的打手和急先锋呢？当然有，比如内蒙军区造反派头头马殿元，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他不但坚决主张和即将参与军区政治部的挖肃，而且赤膊上阵，亲自动手打人。当造反派老战友高树华当面批评他搞“逼供信”之后，他还反骂高是“右倾保守”，“同情坏人”。运动后期，马因为手上有血债，被送到石家庄高级步校隔离审查，据说因精神失常而跳楼自杀。但我认为，马殿元的例子只是个案。既非造反派的组织行为，也非造反派头头的普遍现象。反之，就我接触的情况，多数造反派，都对挖“内人党”的走火入魔，表示怀疑、反感，甚至公然对抗。特别是那些独立思考能力比较强的人。例如内蒙党委“红旗造反团”的那松巴雅尔和白彦太，分别成为内蒙革委会常委和委员。在第一个“内人党徒”特古斯被揪出之后，他俩就公开在会上发言，表示“特古斯是革委会委员”，不经司法程序而任意逮捕，破坏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威信和工作成效。结果，他们的发言被滕海青打断，后来怀疑他们也有内人党嫌疑。 [3]

    其他进入常委会的造反派领袖，例如高树华、王金保、王志友等，也对内人党案表示过疑义。但是，恰恰因为内人党案件是一道圣旨，任何人也阻挡不住。再加上，真正的实权并不掌握在造反派手中，因此，他们的声音才微不足道。假如挖肃运动不是党政军系统的有组织行为，而是群众运动的自发活动，肯定会触发严重的派系斗争，既有造反和保守两派的分化，也会有以民族成员为标准的观点分化。可惜，在整个挖肃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分化。

    这里顺便谈谈“内人党”冤案造成的伤亡人数问题。汇集我目前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大约有三种说法：

    1，第一种说法来自官方，是图门、祝东力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34万6千多人受到关押迫害，1万2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 [4] 另有8万7千180多人致残。

    2，第二种说法来自反对派运动。例如流亡海外的蒙古族学者巴赫认为：逮捕关押了80万人，多达50万人致残，5万人被拷打迫害致死。 [5]

    3，第三种说法，来自於半官方的学术研究机构。根据內蒙古大學編写的《內蒙古自治區史》中記錄，有2万7千900余人被迫害致死，有12萬多人被迫害致殘。 [6] 但资料没有提到被关押者的总数，相信应该在50万人以上。

    综合三种说法，我个人倾向於第三种，即关押50余万，致残12万，死亡两三万。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共官方在披露所谓“黑暗”数字上，向来人为缩小，习惯于遮遮掩掩，例如五八年的右派数字，60年代饥荒死亡人数等等；第二、而巴赫先生所说的80万人被关， 50万人致残的说法，与我当时做为内蒙日报记者所目击的情况有差距，因为当时全自治区的蒙族人口总数才两百多万，80万人占三分之一还多，似乎比实际情况有夸大；第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现代史研究所，有一批功底扎实，态度严肃的学者（以郝维民为首），他们有条件也有能力下功夫，做一番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因此有可能得到比较真实的数字。即使这个中间数字，已经占到蒙族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多，迫害比例之高，在全国是罕见的。

    然而，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中共重新启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上层精英，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的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复兴意识开始抬头，海外的蒙族民主运动形成组织，一个货真价实的“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已经宣布成立多年。总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三，“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两条脉络

    关于文革的分期问题，我基本同意刘国凯有关“人民文革”的论断，也同意他的“文革三年论”。此处不想过多涉及“人民文革”的定义分歧和相关争论，只想以我对内蒙文革的亲身经历，和以记者身份所广泛接触的资料，来旁证“人民文革”的真实存在，以及它与“官办文革”的交叉互动过程。

    我认为，“人民文革”在内蒙不但脉络清晰，而且在短暂的几个月内（1966年10月至1967年四月），几乎曾经扮演群众运动的主导角色。当然，这里所说的“人民文革”，是指在文革大框架之内，有限度捍卫民众自身权益的有组织活动。或者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打者红旗反红旗”。 从1966年春夏之交到七八月份，各高校的文革主要围绕“保党委保工作组”还是“反党委反工作组”而展开，总体形势是保守派占优势，有组织、有后台，相比之下，造反派只是被动防守、零星孤立、各自为战，其主要精神支柱是不定期发布的“两报一刊”社论和毛领袖的最高指示。这一阶段，仍然以官办文革为主导，人民文革尚成不了气候。

到八九月份，文革由学校发展到社会，一方面是红色恐怖风暴残害所谓黑五类，另一方面是各单位的党委普遍把敢于率先贴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从而制造了社会上的大批冤假错案，为随之而来的造反派大串联提供了土壤。

    从九月份开始，三大原因促成造反派由无组织变成有组织：一是批判血统论和资反路线；二是跨单位的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合法化；三是全国范围的免费大串联。虽然中央文件一直把大串联限定在大中专学生中间，但工人和机关干部的大串联仍然数量庞大，无人干涉，我的感觉他们和学生数量相当。短短一两个月，运动初期被党委和积极分子们压制的落后份子、反党嫌疑、黑五类们，迅速组织起来，成为造反派重要力量。其势头之猛，在中共历史上罕见。按照社会学关于群众组织和社会运动的理论，只要有魅力型领袖，共同的利害关系，阶梯式的权力划分和有效的奖惩制度，一个组织的战斗力就可以长久维持。

    内蒙古几大造反派组织的诞生和成长，例如教育系统的呼三司、铁路系统的火车头、军工系统的河西公司“八一八”，文化系统的“鲁迅兵团”，党政系统的“红旗总部”，部队机关的“红色造反团”等等，都符号社会学总结的这些特征。即使保守派组织“一司”“二司”，“红卫军”“无产者”等等，也符合上述特征，只不过它们的壮大和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背后往往有当权派（特别是王铎和王逸伦）的策划与支持。

    从1966年冬到1967年春的几个月内，呼和浩特地区的党政机关全面瘫痪，就连公安系统，也分成誓不两立的派别，分别办案，各自为政。这种形势，客观上为“人民文革”的立足和发展提供了有限的空间。许多有明确诉求目标的跨行业跨地区组织，开始成立并筹备活动。例如上山下乡知青、临时工合同工、复员专业军人、下放农村的工人、铁路工人、石油工人、三线军工企业等八大组织。从宣传材料看，他们大多以自己的行业特征为号召力，强调本系统群众所遭受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不公正待遇。到1967年春节前后，正当八大组织在北京酝酿成立全国总部的时候，被江青周恩来等断然宣布为非法，其头面人物遭到逮捕。尽管如此，这些系统的造反派们，仍然锲而不舍，各自在本地区坚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组织抗争。以上八大组织的产生和覆灭过程，如果不归类到“人民文革”，我很难想像它们如何被归类到“官办文革”的范围。

    另一个更为明显的“人民文革”例证，是震惊中外的“石拐沟煤矿工潮”。发生在1969年夏秋之交。当时处于“内人党”平反之后的另一次无政府状态。矿务局革委会在情理过期文件档案时，发现有一份煤炭部文革前下发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矿工人的附加工资（井下工每人每月增加6元，井上工4元）。但乌兰夫当时以内蒙财政没钱为理由，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消息传开后，全矿五万多职工向革委会施加压力，要求补发这笔钱。因为累计数量庞大（一千几百万），矿革委会不敢做主，于是触发了长时间的罢工潮。据说全矿职工家属特别团结，原来的两派也捐弃前嫌，再度携手，并肩战斗。

    在数万工人和家属昼夜围攻之下，最后革委会主任杨秀（领导干部）和副主任吕华（工人造反派代表）同意在提款文件上签字，而另一位副主任（军代表）拒绝签字。最后款是提了，钱也分了。数万矿工和家人的确痛痛快快过了几天大年。

    然而好景不长。中央1969年底对内蒙实行全面军管，到70年春，利用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的机会，军管会对革委会实行突然袭击，由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大礼堂，当众逮捕杨秀和吕华。宣布周恩代表党中央来对煤矿工潮的定性：“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主义妖风，是性质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后来杨、吕二人被判处死刑缓期，补发的款项，再分期从工资中逐渐扣回。

    如今回忆那场风潮，我们不得不把它归类到“人民文革”中去。说它是“文革”因为它打着批判刘少奇、乌兰夫修正主义路线的旗号，要求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说它是“人民的”，就是因为它的利益取向，同中共的利益取向背道而驰，因此最让中共头痛，最让周恩来痛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文革”始终在官方文革的夹缝中生存，只在局部地区或者短暂时间内，展现其影响和力量。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它的存在和意义。因为说到底，在中共一党专政之下，人民意识的普遍觉醒，政治迷信的最后破除，总要有个缓慢过程。任何质的变化，都需要建立在微小的量变基础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对“人民文革”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造反派”与“保守派”壁垒分明

    内蒙文革另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自始至终，造反派与保守派两个阵营，起码在自治区一级，基本上阵线清晰，壁垒分明。即使个别组织内部，有重组和改名的情况，例如我原来参加的组织叫师院井冈山，属于造反派当中比较激进的一个，后来在本院大造反组织“东纵”的说服下，集体加入他们的大山头。另外，保守派的“抗大兵团”，最后众叛亲离，剩下寥寥几个骨干份子，跑到社会上重组了“无产者”，成为内蒙军区依靠的对象。但总体上说，既没有哪个组织自行分裂为新组织，然后斗得你死我活、互相残杀；也没有哪个组织公开宣布解散，然后投诚到对立组织方面去。

    造反与保守的搏斗，可以分四次高潮来观察。第一次高潮，是六月初的大字报运动，率先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基本上构成了后来的造反派。而用大字报反击“右派进攻”，坚持“保卫党组织”的人，构成后来保守派的骨干。

    第二次高潮，是工作组工作队进驻以后，其灭火队的面目逐渐暴露，开始整造反派黑材料的时候。于是爆发反工作组还是保工作组的两派斗争。随着红卫兵和战斗队的成立，两派阵线趋于分明。

    第三次高潮，是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文革之后，屁股坐到保守派一边，对造反派开始武力镇压。这时，围绕拥护还是反对军方，又爆发了更大的派性冲突。 由于军队有武力做后盾，因此保守派空前壮大。

    第四次高潮，是中央发布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之后。虽然造反派士气大振，随着中间派和游离派的加入，人数也迅速膨胀。但保守派面临灭顶之灾，也没有马上瓦解。反而在军区的暗中操控下，一度变得更加嚣张，几近疯狂。闹得滕海青无法下飞机，无法吃饭睡觉。只有在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抓捕了几个军区领导人之后，才使形势得到控制。

    我至今想不透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内蒙文革两派的壁垒分明？我能想到的可能原因，大致有这么三条：

    一是乌兰夫势力被清除得比较早，也比较彻底。而新的掌权人物相对说来都没有什么盘根错节的传统势力。

    二是内蒙与北京地理位置接近，方便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前来串联。首都各大造反派组织，几乎都在呼和浩特常设了联络站，而且也是一边倒地支持以呼三司为首的造反派。

    三是中央两报一刊驻内蒙的记者站和联络员，自始至终同呼三司站在一起。他们经常扮演中央文革派同内蒙造反派之间的联络角色。由于这些原因，内蒙造反派消息比较灵通，头脑也很灵魂，基本上步北大清华北航等造反派的后尘，很少犯方向路线方面的错误。

    而紧跟党委和军区领导人的保守派们，则处处循规蹈矩，按照传统的共产党思维模式办事。而这次文革的发动和进入高潮，恰恰是毛泽东打破传统办事方式的结果，起码是一个“大胆尝试”。所以，保守的领导人和保守的群众落后於形势，继续沿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老皇历，因此屡犯方向路线性错误，就成为必然结果。当然，我们说他们处处被动，仅仅是指从1966到1969年那个短短的历史时期。如果说把历史的进程拉长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或许保守派并没有错，而是始终坚持了“相信和紧跟顶头上司没错”这个共产党政权下千古不变的信条。反倒是造反派被“卸磨杀驴”，充当了另一次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唯一不同之处在於，右派上当是上了毛泽东本人“阳谋”的当。而造反派吃亏，是吃了邓小平“反攻倒算”的亏。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当时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恐怕没有谁能料到，毛死之后邓可以翻案，更没有料到邓翻案的实质，并非是用邓的正确，去取代毛的错误。反而是用邓的新错误，取代毛的老错误。此是后话，暂不细说。

    继续分析内蒙文革中保守和造反两大派别的壁垒分明。这种自始至终的一贯性，起码导致了日后事态发展的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中央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压倒性一边倒，基本上给造反派及其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打了一百分，而给保守派和他们的后台“二王”，以及内蒙军区的将军们打了零分。查遍所有中央八条决议，找不到号召“大联合”的只言片语。而主张两派“斗私批修大联合”，是其后中央处理许多省区两派冲突的重大原则之一。中央在处理内蒙问题上的一边倒态度，对于造反派固然是喜讯，但对受到蒙蔽的保守派群众和广大军人，却是灭顶之灾和晴天霹雳。从而导致了他们顽固而持久的抗争，甚至大闹中央和中央军委。直到中央对内蒙军区领导人采取隔离措施，才使形势渐趋稳定。

    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埋下了日后保守派反攻倒算的长远祸根。中央八条下达之初，由于中央文革派，特别是周恩来本人，不但对内蒙造反派全力支持，甚至个人感情上比较偏爱。秉持上意，滕海青到达内蒙之初，做出了若干支持造反派、打击保守派的重要决定。例如，追认二月逆流中被解放军枪杀的造反派领袖、师大外语系英四学生韩桐为烈士，由当时的中央内务部（现改为民政部）部长曾山（现任副主席曾庆红的父亲）签署烈士证书；立即逮捕杀人凶手、内蒙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并速审速判柳青死缓两年。另一名被保守派打死的师大外语系俄四学生欧阳儒臣，也被追认为烈士。而打死欧阳的保守派“红卫军”的头头张三林，也被下令逮捕，从快从重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当然，在短时间内，这些决定对于稳定内蒙大局起过重要作用，也着实让造反派们高兴过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周毛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抓之后，天地再次翻覆。不但韩桐和欧阳的烈士证书宣布无效，革委会和造反派给韩桐立的墓碑被砸烂，而且杀人兄手也不再是凶手。柳青出狱之后，恢复一切军官待遇，被送到石家庄干休所养老。张三林出狱平反之后，则被复出掌权的王铎、王逸伦看中，提拔到政府当官。原本出身於橡胶厂普通工人的张三林，恐怕以前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好事。当然，张三林的发迹，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相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保守派的核心人物，在改革开放年代，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提拔和重用。

    如果说，上面所讲的这些个人案例，都仅仅涉及少数头面人物和核心人物， 对普通老百姓影响不大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大清查”运动（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则使广大造反派领袖和骨干人物遭受了一场真正的“灭顶之灾”。从首都造反派的八大领袖（有的说十大领袖）、上海造反派的掌权人物、到各省市、自治区、市地县和公社，各级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尤其是通过三结合进了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们，统统成为清查对象。据说逮捕判刑者数以十万计，开除党政公职者数以百万计，遭到隔离审查、内查外调、需要“说清楚”者总数，则上千万。历时之长，打击面之广，株连人数之众，远远超过文革中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打击和迫害。更何况，十年动乱中，大多数迫害都是中共组织和革委会授意的政府行为（例如“内人党”冤案），属于造反派自发组织的迫害打击行为少之又少。而邓小平复出之后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和打击迫害，可是百分百的党和政府行为。

    以内蒙为例，虽然上文提到，内蒙造反派在政策和策略方面特别小心谨慎，基本上没有让保守派抓到任何致命的把柄，这也成为中央文革和周恩来个人对内蒙造反派特别信任的原因之一。然而，内蒙造反派并没有因为自身的干净而逃脱被清算的命运。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因为内蒙造反派相对干净，导致了中央处理内蒙问题时过分偏袒了造反派，过分打击了保守派，反而埋下祸根，造成日后清算造反派时，更加严厉、狠毒，几乎赶尽杀绝。例如：结合进内蒙革委会的那些常委和委员们，郝广德、王志有、李锋、王金保、那顺巴雅尔、贾国泰、李金保等等，无一例外进了班房，最后获致长短不等的刑期。因为从他们身上，难以找到打、砸、抢和个人迫害的具体例证，就找别的借口抓捕判刑。例如原呼三司司令郝广德，无法以造反派领袖入罪，只好以“破坏军婚”判刑；那顺巴雅尔，以“偷税漏税”判刑。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我的老师和朋友高树华（内蒙师大造反派组织“东纵”领袖）。先是两年多的隔离审查和巡回批斗（注意，这是在所谓文革“正式结束”好几年之后），接着是三年多的正式逮捕和准备起诉判刑。但查来查去，实在找不到任何可以入罪的“罪名”，连“男女关系”方面的稻草也捞不到，检察院认为实在够不上起诉条件，但清查办的领导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办案人员罗织罪名，判他十年。

    事有凑巧，正在僵持之中，高树华的一封申诉信，送到胡耀邦的案头。那时，刚刚复出的胡耀邦，正负责全国落实政策的工作。他对高树华这个人印象颇深，因为1969年春天中共召开“九大”期间，高树华做为九大代表，和胡耀邦在同一个华北组学习讨论，有过多次私下交谈。胡问高如何看待共青团组织，高因为长期担任团委工作，所以对共青团肯定较多，而且认为应该加强团的工作，以便恢复文革之后的社会秩序。他的观点，正中胡耀邦的下怀。大组讨论会上，高大胆发言，支持胡耀邦当中央委员。他的发言，后来遭到江青的当面训斥，胡当中央委员的事也没有成功。但胡耀邦对内蒙这个造反派青年，留学了深刻印象。

    胡耀邦读罢高的申诉材料，立刻给内蒙古书记周惠打电话，怒斥周惠，为什么仅仅因为高是造反派，没有罪行也抓住不放，关押审查五六年，还坚持无罪重判？正是在那段时间，主持落实政策的胡耀邦表示，全国的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的八百万人。胡耀邦说：“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娃娃，紧跟有什么不对！劝你们少抓，该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 [7] 。正是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之下，以“和稀泥”著称的周惠，才不得不给呼和浩特司法部门下令，让他们“实事求是”，尽快 给高树华结案。于是，高树华才以“免于起诉”的判决，最终走出监狱大门。

    然而，大大小小的邓小平们，对胡耀邦的“宽宏大量”和“怀柔慈悲”并不认同。他们利用手上的权力，千方百计剥夺造反派们的生存空间。高树华出狱之后，被勒令在工厂“劳动改造”，每月只拿几十块钱的生活费。到他去世前的2004年，生活费刚刚长到190元。他为了谋生，不得不下海经商，或者到处打工。虽然他的俄语和文学造诣很深，但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之下，没有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敢於聘任他。长期压抑和处处碰壁之中，终于导致积劳成疾，以62岁壮年英逝。其他几位造反派领袖的命运也大同小异，例如王金保、李锋、那顺巴雅尔等人，都在遭受牢狱之灾以后，五六十岁含冤去世。

五，“政治立场”与“个人恩怨”微妙平衡

    如果说，以上所总结的几个内蒙文革特征（路线斗争与民族斗争、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保守派与造反派等），基本上属于所谓“宏观历史”的考察角度，那么，我想总结的内蒙文革的第五个特征，将从“微观历史”的角度入手，看看个人关系在内蒙文革中所扮演的某种角色。

    总所周知，从二十世纪末期开始，历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是日益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开始关注人际交往和关系互动这类“微观”事件，对宏观历史事件的重要影响。因此，我想试用这一方法，专门探讨造反派领袖高树华，和乌兰夫之子力沙克（后改名乌杰）之间的私人关系，及其贯穿於内蒙文革始终的重大影响力。

    要到个人关系，其实胡耀邦对高树华案件的干预，也已经带有个人关系的色彩。因为，假如没有高树华和胡耀邦在九大期间的个人交往，没有他们在“共青团”问题上的共同语言，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高树华给胡写信的冲动和愿望。即使写了，也不见得胡耀邦会亲自过问；即使过问，也不见得会那么快、那么热心地直接打电话干预。

    然而，如果深究，高和胡的关系，严格说来，主要还是工作关系，或者说上下级关系。其关系中的私人成分，远没有高树华同力沙克之间，那么深厚持久，那么神秘隐蔽，那么充满戏剧色彩。

    力沙克是乌兰夫的三子，原在苏联留学，专业核物理。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力回到内蒙，1962年到师范学院教俄语，和高树华同事，曾经和高分配在同一个单身教工宿舍。由于共同的文学和语言爱好，于是成为朋友。两年之后，力调去参加四清，每月的工资由高送到力的家中。力的母亲云婷是乌兰夫前妻，当时同长子布赫同住。由于经常走动，高有时候也帮助云婷老太太做些家务，因此也和布赫、以及布赫的妻子珠岚等人熟识。

    前门饭店会议之后，特别是文革风暴一来，乌兰夫家族的成员全部成为黑帮份子，纷纷被软禁、隔离或者正式关押，力沙克也被关进师范学院的牛棚。高树华虽然因为贴第一长大字报而成为造反派的核心人物，但处境险恶，身世沉浮。直到66年十月批评资反路线以后，才处境好转，基本控制了师院内部的局面。十一月大串联开始。力沙克通过管理“黑帮队”的外语系学生，要求单独见高树华一面。原来他想求高树华，念私人交情，帮他逃离看管，回上海看看久无音信的妻子杨珍云。

    这个棘手的要求，逼迫高树华在政治立场和私人关系之间选择取舍，或者谋求平衡。要知道，内蒙文革爆发以来的许多斗争回合，都围绕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议题：那就是高树华造反的“后台老板”究竟是谁？高树华究竟是不是乌兰夫黑帮份子？从院党委到内蒙党委，从工作组到工作队，都一口咬定是，而且突破口就是高树华和力沙克的私人关系，因此一定要把高树华打倒。而支持高树华的造反派也一口咬定否，并反击保守派的攻击，认为那是诬陷高树华，将贴大字报的造反派往黑帮线上生拉硬扯，是政治迫害。

    在此关键时刻，如果高树华不念私交，又缺乏政治智慧的话，他肯定会一口回绝力沙克的要求，让他按照“党的政策”或“组织程序”去一级一级递交申请。但高树华的聪明和高尚之处在於，他选择了一个虽然也有风险，但基本上稳妥的“私自逃跑”策略：他同力沙克定立约法4章：1，绝对保密，不向任何第三者透露；2，商定好逃跑的路线和方法；3，给力准备好一套伪造的红卫兵证和红卫兵袖章，路上零用的20元钱；4，第二天夜里，高亲自用自行车带力到火车站，送他上车。并嘱咐他逃出内蒙之后，千万不要再贸然回来。何时安全了，高会派人通知他 [8] 。

    第一次的“逃跑”十分成功。但力没有完全遵守约定的计划。他在上海住了半年，就放松了警惕，到1967年夏天，粗心大意地返回内蒙。立刻第二次被抓，受到外语系学生的监管。他再次给高树华写信，要求帮他再“逃跑”回上海，但是遭到高树华的断然拒绝。

    据高树华自己回忆，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形势已经完全大变，此时的师院，已经不是66年冬天的无政府状态。自治区一级的革委会筹备组己经成立，高树华是筹备组成员之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功能逐渐恢复。内蒙师院处于军训阶段，校内有军代表驻守，行政管理和审查比较严格。全国的大串联已经停止，红卫兵证不再有用。

    力沙克对高树华拒绝第二次帮忙，很是生气。他可能以为，高树华当时在内蒙的地位如日中天，大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据高自己回忆，其实力完全错估了高的个人能量，更对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懵懂无知。这个时候要求高帮忙，高无论如何难以插手。如果走非法渠道，几乎没有可能。如果循正常渠道，等于公开把高自己挂在乌兰夫的线上，正好证明那些反对高树华的人一贯正确。因为此时，从中央到内蒙，正处在新一轮揭批乌兰夫黑帮的高潮之中。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乌兰夫家族一一平反，全家人庆贺大难不死。云婷老太太还专门请高树华到他们的新居，与乌兰夫的众子女一同聚餐。1975年春，高树华在北京参加四届人大期间，同力沙克（改回原来的名字乌杰）再次重逢。乌杰告诉他，“总理病很重，主席身体也不行了，今后是邓小平主事，到那时一切会好起来。”

    高半开玩笑地问：“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可能被划到江青这边，到时候你会不会拉老弟一把？”

    乌毫不犹豫地说：“你不会有事的，我们都知道你的观点，你不会有什么事的。” [9]

    两年以后，高树华被隔离审查。其妻宗馥华投诉无门，想起高和乌1975年的谈话，于是趁去北京出差机会，给乌挂个电话，希望能见他一面。乌的答复很勉强。宗于是打消同他见面的念头，再也没有同他联系过。后来还是胡耀邦的电话起了作用。高树华得以恢复自由，枉受五年多牢狱之灾，还丢了公职和党票，成为孑然一身轻的自由职业者。

    1995年秋，高树华出差期间，偶然与布赫在北京的内蒙宾馆不期而遇。布赫态度友善，拉着高树华想拉几句家常，并且说全家人经常谈到他。乌杰也总想见见高，希望再打电话到宾馆，能和高约个时间。此时，布赫己经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几个贴身保镖，急着催促首长，赶快离开人多眼杂的宾馆大厅。而高树华本人，也没有心思同首长深谈。

    高当时的心情是：“这年，我已54岁，早该‘知天命’了，我不再似当年毛头小子那般幼稚。我深知，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交往圈子，俗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断续相识多年，我却不沾乌兰夫亲属这个圈子的边，主观客观皆然。……文化大革命，我是乌兰夫黑帮份子、乌兰夫的第五纵队；清查中，我又成了反乌兰夫的罪人。当权者两次进攻，都找错了对象。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而已。

    “我已经领教够了，领教得通体透彻，无怨无悔，死也瞑目了。眼下，肥皂泡早已破灭，故事何不赶紧结束。当晚，我断然搬出内蒙宾馆，中止了同乌家这场梦一般的来往。” [10]

    通过高树华和乌杰个人恩怨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总结出三条对今后内蒙文革研究不无裨益的特点或者规律：

    第一是高树华在“政治路线”和“个人恩怨”之间，保持了巧妙的平衡，显示了难得的人性本色。做为造反派领袖，他坚定站在毛路线一边，始终充当冲锋陷阵的角色。但做为血性男儿，他并未丧失人性。据我分析，他在决定帮助力沙克“逃跑”的时候，并非没有衡量过风险，当时形势险峻，一旦他的计划泄密，即使仅仅在造反派内部泄密，对他也是巨大的风险甚至灾难。但是，他或许内心深处也不认为力沙克是坏人，或许仅仅出于朋友义气，两肋插刀，总之，最后还是人性占了上风。

    从高树华的这个事例，使我联想到文革两派与人性多少之间，似乎也有某种联系。由于造反派多数人由文革前受到压制的弱势群体构成，其中不乏所谓调皮捣蛋份子，落后白专份子，和党团组织闹对抗的份子等等，而这些人当中，恰恰包括了许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比较有头脑的人。他们虽然也喝了不少狼奶，但相对於喝狼奶更多的那些革干子女，党团员积极份子，他们喝人奶的比例仍然偏高，因此，面对复杂政治局面时，稍微还能做些独立判断。

    第二，个人秘密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例如高树华的这个秘密，一直深藏不露，只有他和力沙克两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即使他的家人和最亲密的造反派战友，都毫不知情。其保密之成功和彻底，可以从内蒙文革的整个历程得到验证。文革前期的院党委、工作组、工作队、保守派，文革后期的革委会、核心小组、滕海青和高锦明本人，直到师院造反派内部分化出的“揪乌联队”等等，都曾经长期怀疑高树华与力沙克有特殊黑帮关系，而且千方百计要揪出他这个“乌兰夫的别动队”，但一直没有成功 [11] 。高的许多造反派战友，私下里也有人曾经怀疑高和力有某种特殊关系，但也仅仅局限於怀疑，从来没有抓到过任何真凭实据。直到高生命后期撰写回忆录，才透露了这段秘密，再现了这一历史的真实。如果高树华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那恐怕这段历史悬案，将永无澄清的可能。

    第三，共产党整人之没有原则和标准。从高的例子不难看出，中共整人手法灵活多变，为所欲为，从来不讲原则和逻辑。要按说，在乌兰夫家族倒霉的时候，你怀疑高树华和力沙克的关系，揪高树华有理。那么，乌兰夫平反之后，就应该承认当初揪高树华是有错的，起码高树华没罪。但是，因为他是造反派的头头，必须斗倒斗臭，所以，倒打一耙，给高扣上“迫害反对乌兰夫”的罪名，不管原则逻辑，没有标准尺度。所以高树华自己写道：“当权者两次进攻，都找错了对象。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而已。”

    从高树华和力沙克私人关系的小事情，可以进而推展到中共治国安邦的大政策。例如五十年代的“化私为公”和九十年代的“化公为私”，本为性质上截然相反的两件事。你要肯定前者，就得否定后者，反之亦然。但共产党就能耍赖，偏偏要把两者说成都对，都有理。对此，秦晖教授有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说：“转型国家先把老百姓的东西据为国有。假如如今在私有化过程中，用公正的办法解决还好。不但你现在的私有化让人觉得可以接受，当年的国有化也算是有了个交代——当年我是一片好心，为理想而搞的国有化。现在看看国有制效率不行，公平地还产于民，于前于后都不为一己之私嘛。但是，一旦国有财产被看守者悄悄瓜分了，问题就出来了。现在的私有化像是分赃，那么当年的国有化就像是抢劫了。” [12]

    总之，一味迷信权力，不讲任何规则、道德与逻辑，在当今中国早已成为普遍而严重的问题。从这方面看，文革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和成熟。不让讲话，不许争论，只由官方一个声音发言，最终将导致悲剧重演和历史的倒退。

注释：

习近平此次访美，华府希望通过双方会谈，增进在南海冲突、中国人权方面的共识等再度落空。唯一的「成果」是一纸半拉子网络安全协议，美中两国同意双方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行为。华府实际上又被摆了一道：因为美方无法证明中国最高当局对网络攻击行为知情。反过来，如果美方采取什么行动反击，白宫却无法推诿不知情。

其实，中国对国际规则的态度已从当年「与国际接轨」转变为要「改写国际规则」，并由习近平在2014年外事工作讲话中用「国际国内两类规则」加以肯定。以前中国势弱，只能在「与国际接轨」口号下不遵守国际规则，如今公开表明要「改写国际规则」，宣示中国外交战略已经转变，任何国家包括美国，想让中国签订不由中国主导(即不能体现中共意志)的协议、条约，是种奢望。

所谓「与国际接轨」，就是通过签订并遵守各种国际条约，让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曾先后签订27项人权公约，但中国并未遵守。国家缔结人权条约的形式是国家间的，实质上是在其他国家的监督下如何对「在其领土和管辖之下的个人」承担义务的问题。但中国政府只将人权当作「内政」。

自从中国「和平崛起」，中共当局改写国际规则愿望日趋强烈，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触线行为时有发生。美国因此不断督促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国」，对此中国不胜其烦，干脆在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期间「亮剑」：中国不能只是国际游戏规则的被动遵守者，应该是国际游戏规则的主导者。

中国力图改写国际规则

在2011年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像成年人那样行事」。中共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份，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庞森官阶虽然不高，但他的话并非个人意见──外交官没有个人意见，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国内官媒对庞森的回答一片欢呼，〈中共外交部强硬宣言：中国无义务遵守他国「准则」!〉的报道充斥各大网站。我当时写文章指出，中共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在中共未加入前就已经成立，这些组织的规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中共都未加入制订，如果按庞森的表态行事，中国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

2014年APEC峰会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中国赢得区域反腐主导权。经济合作会议上获得一项非经济合作成果，北京将此看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承认，人民网发表〈中国为什么如此看重APEC：从被融入者变成主导者〉，认为2014年APEC会议是中国改写国际游戏规则的开始。

从美国方面来说，中国释放的这类讯息不应该被忽视。美方对华政策的主流一直主张「接触、说服、影响并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最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2015奥习会无法达成共识，原因就在于美国低估了中国改写国际规则的决心，中国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与挑战能力。

习近平在联大发表讲话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发表讲话。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习近平给予的许诺最多，包括大力援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计划。习近平在联大发表讲话之后，即结束对美国访问和参加联合国大会活动，随即启程返回中国。

据纽约时报报导，习近平在讲话中宣布中国大幅增加海外维和投入与支援令人意外。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呼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在联合国承担更多责任，而习近平的这些承诺，就是中国对此做出的回应。

习近平在讲话中宣布，中国决定设立为期十年、总额十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合作事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此外，中国决定在未来五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联合国的消息说，习近平是从中国希望和平，坚持和平发展，不称霸。习近平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围绕中国发展阐述他推出的中国梦。同时指出，中国实现中国梦，需要各国的支持。

习近平谈及二战和联合国走过的70年道路，习近平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习近平没有具体点名历史问题。他说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

习近平还许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

习近平还说，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纽约时报》

★论选举★

　　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６６７页】

★论国家★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由少数人组成国家，五亿人统统变成国家哪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工人、农民？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８０页】

★屁有香也有臭★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 年８月版，第三十七页】

　　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 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７５页】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８１页】

★引蛇出洞★

　　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

　　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然后让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认识他了。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４月６日）】

★超过秦始皇★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５８、５、８】

★拉屎拉尿★

　　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３月五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版，第４２页】

★有屎拉出来★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３０５页】

★坏事登报一定灭亡★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

★臭菩萨★

　　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左左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日），《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５４２页】

★日本占地越多越好★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在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在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在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在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第182页】

★感谢皇军★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7.10】

    “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

                                          【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1955年10月15日】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

【1959.8.17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年）第260页。】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战争。”

【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1964年8月22日】 

★学文科的最差★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　１９６４、８、２４】

★操娘★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 年八月版，第４３５页】

★节粮问题★

　　节约粮食的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党内通信（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９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 ２９３页】

★屁股★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１９６４、５、１１】

★绿林大学★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５４９页】

★考试要一概废除★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考试可以抄★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春节谈话纪要（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 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４６０页】

★上学太累★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和王海容同志的谈话　１９６４、６、４】

★考几何我就画个蛋★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论哲学★

　　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也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

　　中国人是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三个两个，甚至十个八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０日】

　　哲学讲半个钟头就行了，讲久了反而讲不清楚。

　　　　　                                  【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１９６４年３月】

★评古典名著★

　　《西厢记》里的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大家都是知道的。她是个青年人，是奴婢，但她很公正、勇敢，敢于冲破老规矩，帮崔莺莺、张生那么大的忙，当时那是不符合宪法的，是违反婚姻法的。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

　　孙行者是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习他呢？孙行者反教条主义，敢作敢为。猪八戒是自由主义，但有修正主义，老想退伍。当然，那个党不好，是第二国际，唐僧相当于伯恩斯坦。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４月６日】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人民日报》１９７５年９月４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引述】

　　诗经大部份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
　　　

★没有就去抢★ 　　

      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8.18】

★谁打倒谁★

　　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０日】

★论武斗★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 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打仗靠流氓★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

★小平耳朵聋★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10月】

——重新解读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

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期间，众所周知，鉴于清华大学1968年7月27日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上午8时半，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紧急召见了时称北京地区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新北大公社领导人）、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航红旗战斗队领导人）、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师大井冈山公社领导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东方红公社领导人）和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领导人）。

参加召见的还有时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实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文革最高领导集体）的成员：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另外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政委黄作珍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迄今还不知道的原因，当时作为该“司令部”成员的李作鹏、张春桥没有参加这次召见。参加这次召见谈话的共计20人。

韩爱晶的回忆文本

当年参加了这次召见的韩爱晶，近些年来，从事了力争比较完整地回忆和记述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的工作。据韩爱晶所言，他收集了当时经过流传的关于毛泽东此次召见谈话的不同文本，多次请当时参加谈话的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等人（谭厚兰已经病逝）事后追述、补充。特别珍贵的是，韩爱晶在当时所记录下来的谈话速记稿，据我所知，是目前已知的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比较完整的文本。韩爱晶在自己所保管的这份速记稿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文本，写出了他自己的回忆文本。这个文本实际上已经以某种形式公开发表了，例如，据韩爱晶所言，已经出版发行的聂元梓回忆录[1] 中转述的毛泽东“7·28”谈话就是根据韩爱晶所提供的这个文本。[2] 韩爱晶的这个署名文本题目是“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全文约三万字。这个文本写成后，在韩爱晶的部分同学、朋友以及少部分文革研究者中流传，现已在美国华人主办的网站“新世纪”（http://www.ncn.org）上全文发表。遗憾的是，这个文本也存在当时的记录者记录不清和事后的回忆者回忆不明的几个空白之处。

我对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文本重新解读就是根据韩爱晶撰写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下面引用的毛泽东谈话，皆引自该“谈话记”，——注）。我个人认为，除了至今还没有公布的当时毛泽东召见这五位领袖的谈话录音以及录音文字资料之外，韩爱晶的这个回忆文本是目前为止关于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谈话的比较可靠的文本。它比当时由北京许多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广为传抄、印行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七·二八召见红代会代表》一文（该文注有“此稿经王大宾同另四位再去听录音而记成”，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证实）等，更为丰富和详细。在记录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几个公开发表的文本中，韩爱晶的这个文本作为文献的价值性、准确性和翔实性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其理由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在当时出现和流传的文本，主要是力图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制止和结束武斗的指示精神，对毛泽东在这次召见的全部谈话，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有所选择地公布或传达；而韩爱晶的回忆文本不存在这种局限；二是在韩爱晶文本之外的其他文本，都有一个过于简单的特点，即对于毛泽东的这次长达五个半小时的谈话，只是用几千字（最多的约一万字）来记述，不能展现出这次召见活动的全貌；三是当时流传的几个有关文本还经过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或造反派组织的加工甚至“取舍”，过分折射出当时这些组织各自对于这次召见谈话进行不同领会或不同解读的功利目的和实用手段。而韩爱晶的文本基于当时的速记稿和当事人的补充，在事后三十年的追述，凸显出它的相对客观、平和、细致。

毛泽东召见的由来

毛泽东此次召见北京红卫兵五位领袖的直接起因是1968年7月2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发生的严重流血事件。这一流血事件源自于清华大学文革群众两派，即作为激进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总部”（以下简称“团派”）和作为相对温和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以下简称“四派”），主要基于关于文革的分歧和各自利益的分化，展开了持久的论战，并最终于1968年4月23日爆发了全校规模的大武斗。这场直至7月27日由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才结束的、史称“百日大武斗” 的事件，共造成清华师生员工11人死亡，4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无法估计。[3]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由来自北京61个工厂工人组成的、中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人员领导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遭到了团派的武力抵抗。而与此同时，四派采取了先是观望后是认可的态度。自中午时分至子夜，共计有5名工人被打死，731名工人、解放军官兵受伤。那一天，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和清华大学的所有人员都不知道这一工宣队进驻是由毛泽东本人直接决定的。即使蒯大富在那一天的下午赶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与吴德等人争吵，他都不知道工人这次进驻清华的内情，直至次日清晨见到毛泽东不久，才如梦初醒。

从韩爱晶在7月27日午后才得知清华聚集了众多工人的消息而赶往清华的经历来看，他们这些红卫兵领袖（如韩爱晶、李冬民[4]等）和前来清华的工人都不知道调集数万工人来清华的内情。清华的团派喇叭还在广播，指责工人们受到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及其黑后台的操纵。韩爱晶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打电话，不得而知，给北京市领导人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众多的事例表明，毛泽东决定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一事，在实施之前，仅限于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所知。毛泽东的这个决定的保密性以及实施的突然性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颇有意味的。

7月28日凌晨2时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严重的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5] 毛泽东对于清华“七·二七事件”当下的反应，充分表明毛泽东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派出工宣队所带来的事态的严峻性。当时，毛泽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的湖南厅召集会议，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事件。

凌晨时分，韩爱晶接到电话，通知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活动。在这之前，韩爱晶等并不知道是毛泽东的召见。在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来到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之际，韩爱晶已经感觉气氛与以往多少有所不同。他们四人在等待时，议论起清华白天发生的事情，只是王大宾提起了清华学生开枪打死了工人，看来，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三人当时并不知道清华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他们在由谢富治领进会场时，才知道是毛泽东要召见他们。谢富治对韩爱晶、聂元梓等四人说，“今天是毛主席召见你们，还有中央首长参加。”谢富治又重复说：“是召见我们，不是接见啊。”[6] 这次活动，正如谢富治所强调的，不是毛泽东接见，更不是会见，而是“召见”。“召见”一词的使用，即使在三十年后韩爱晶依然使用这个词，表明了毛泽东实际上迫不得已地举行这次与红卫兵领袖的谈话，表明了红卫兵五位领袖在这次谈话中所处的尴尬或窘境。这次毛泽东与红卫兵五位领袖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谈话，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也是在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红卫兵领袖的正式谈话。

从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清华发生流血事件的电话后赶往人民大会堂，到韩爱晶等人出现在毛泽东等人面前，可以断定，毛泽东在召见这几位红卫兵领袖之前，已经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亦即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大多数成员有过商谈。韩爱晶也指出了这一点。这个商谈的内容至今没有透露。而这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地与红卫兵五位领袖的谈话架势，非同一般，也从未有过。

蒯大富因为忙于清华流血事件后疏散团派人员以及到北京电报大楼紧急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等等事务，没有及时赶来。毛泽东在谈话刚开始时，还有点不满地问道：“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谢富治、韩爱晶分别作了解释。由于在北京航空学院“暂时避难”，蒯大富是在7月28日清晨六时左右，才接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以及聂元梓的电话转告赶往召见会场的。在蒯大富进来时，据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他们把蒯大富随身所带的刀子等加以收缴。[7] 根据蒯大富与我的多次谈话记录，蒯大富一再强调，他没有携带任何刀子、手枪之类的武器。[8] 今天看来，蒯大富的说法是可信的。

毛泽东在谈话一开始，就把向清华大学派驻制止武斗的队伍即工宣队的决定当成他个人的不容对抗的命令。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据事后作为进驻清华的工宣队指挥部成员之一的迟群的回忆，在7月26日，毛泽东在他的中南海住所里就派出制止武斗的队伍进驻清华问题，亲自做了决定，并在清华的地图前还对队伍的进驻路线作了具体的部署。

清华大学在“七·二七事件”之际，又一次成为毛泽东直接关注和直接左右的文革单位，工宣队的领导人先是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杨德中、张荣温，后是自1970年之后，迟群、谢静宜，成为清华的主要领导人。不仅如此，迟群、谢静宜还被委以重任，负责兼管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市共青团以及北京市文教等工作。他们两人直接行使着来自毛泽东权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总管”职责。文革之际，毛泽东很少向某个单位或部门直接派出有关队伍或特殊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以“七·二七事件”为标志，毛泽东对于清华大学的关注和钳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更加深切，这一点也为1975年清华刘冰等四人给毛泽东写信而遭到毛泽东严加痛斥的事实所证明。无论怎样，清华大学在文革时期都不愧是毛泽东的“点”，即毛泽东的“基地”之一以及文革的“样板”之一。

召见完后，谢富治在湖南厅门口对出来的五位领袖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一句话你

们都不检讨。”[9] 谢富治的意思是五位领袖尤其是蒯大富应该在毛泽东等人面前对“七·二七事件”表示出某种自我批评的态度，但是处在困惑甚至迷惑中的五位领袖怎么能够表示清楚这种态度呢？谢富治在这次召见之后，立即让这五位领袖讨论并且由韩爱晶执笔起草关于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一个用于公布的文件，旨在立即有效地结束北京地区特别是北京高等院校的群众武斗。这个名为《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的文件，稍后得到周恩来等的认可，经上报毛泽东、林彪后，迅速地以布告、更多地是以传单的形式转发全国，而没有像以前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加以正式公布、传达。另外，还可能有一份在周恩来主持下的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书面整理稿，这个整理稿没有公布。[10]

肇始于清华大学武斗事件而来的这次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位领袖，既是毛泽东在文革经历了两年多后最终决定“重整”文革的群众问题（即主要是群众组织和群众武斗）的契机，也是毛泽东首次通过面对面地同红卫兵五位领袖的谈话方式，来总结和改变大学的文革运动的转机。今天，解读这个召见谈话记录文本，可以确定，它体现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其实践的重要取向。

解读毛泽东召见的谈话

相比于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几个著名的、通过不同方式传达到全国的讲话（例如，1967年夏季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讲话、1970年底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1975年底的“打招呼”讲话等等），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的这次召见谈话，在当时，公布出来的信息量似乎不是很多，但是它对文革局势发展的作用，尤其是对文革群众运动以及群众组织的影响，却非常重要，超过了我们提及的上述几个谈话。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还有一些情绪化的东西，还有许多事态并不明朗的特点，例如，是否把工宣队作为大学文革的领导力量，是否把大学的整个师生尤其是那些在文革初期给文革立下犬马之劳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学生列入文革的对象即“再教育”、“再改造” 的对象，在7月28日当天的召见谈话中并不明显、具体和确定。显然，经过这次召见谈话，毛泽东最终决定从整体上转换大学文革的局面，把他所派出的工宣队提升为一支文革的崭新角色，昔日被毛泽东所倚重的文革始作俑者的功能——造反及夺权功能转入到文革“斗（斗资本主义）、批（批修正主义）、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教育革命”的整治功能。例如，毛泽东8月5日把巴基斯坦朋友送给他的芒果转赠给清华工宣队以表示慰问，8月15日接见了工宣队代表以表示更大的关怀，8月中、下旬指示姚文元写出有关指导性的文章并从总体上概述由清华文革带来的新情况，以表示毛泽东的文革新策略的确定，等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在7月28日的召见谈话与他8月之际的一系列措施之间具有强烈的互动，并且清楚地显示出毛泽东那些直指文革全局愈益强硬的决断和愈益具体的措施。在我看来，至少是毛泽东在7月28日之后，他对清华“七·二七事件”的进一步详细了解，加上根据他的通盘考虑，他把清华这次事件当作一个转机，来整合整个文革大局。

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我认为可以从下几个重点来加以解读：

1、 标志着文革群众运动的衰败和群众组织的终结

文革伊始，毛泽东依靠并利用群众运动掀起了文革的狂风暴雨。这种群众运动大致上包括了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前者主要是以中学生、大学生为骨干的推广和普及文革的群众运动，后者是旨在夺权（即夺取各省级以下地区、各基层单位的权力）的群众运动。例如，1966年7月底至8月，正是给了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钦定”和鼓励，毛泽东有了一支把文革的运作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各个角落的突击队；又如，差不多与此同时，正是借用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激进造反派，毛泽东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文革初期战胜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所理解、所推行的那种沿袭过去政治运动模式的文革运作方式。1966年9月崛起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造反派是使文革矛头直指清华之外的文革最大的斗争对象的一支生力军。把清华大学作为文革初期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就把大造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反的斗争由北京推向全国，由中央推向基层，由清华推向各地。以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主体的文革群众运动无疑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屡屡得势并且成功的一大“法宝”。

到了1968年夏季，经过两年的文革群众运动，已经把文革最初的打倒走资派和进行“斗、批、改”这一文革主旨，转换成了群众运动的内讧直至内战。不同的群众派别围绕着权力之争，很有可能使得文革走向不归之路。经历了由“文斗”到“武斗”，群众组织本身也已是千疮百孔，群众组织自身的弊端和危机不亚于文革最高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和张力。

1967年夏秋，毛泽东一再主张，文革不同的群众派别应实行联合，认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即使到了这次召见谈话前夕，毛泽东也从不公开表示对文革不同的群众组织的具体看法，至少在表面上，毛泽东对于文革不同的群众组织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不赞成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武斗，殊不知正是他掀起的文革大潮冲开了群众的利益急剧分化和群众的派别四处对立的潘多拉盒子，而一发不可收拾。

在蒯大富来到之前，毛泽东着重谈论怎样解决大学内的文革两派难于化解的武斗，对此，毛泽东在气头上说出的一些话，显得有些凌乱。在重复地提出的几种解决武斗问题的办法中，看来毛泽东最不满意大学文革的一点的就是：文革由最初确定的“斗、批、改”变为“斗、批、走”，这里的“走”既是指在武斗形势下广大群众对于自己所在单位的武斗的回避或出走，也是蕴涵着对于文革初衷和文革主题的游移或背离。

面对两年来以清华为代表的大学文革群众运动的弊端，毛泽东提出了四个具体解决办法（这四个办法又被林彪、姚文元各自归纳、强调了一遍）：一是军管，二是把武斗的学校一分为二，即让武斗的双方分离开来，三是斗、批、走，四是继续武斗并且大打。根据我的分析，第一种办法即军管在当时曾广泛应用于许多的工厂、机关和部门，但对于学校是否进行军事管制，毛泽东比较慎重，最终没有决定在全国所有的大学实行军事管制。这是颇为值得回味的。第二种办法把各个大学武斗的双方安置到不同的地方，这毕竟不太切实可行，毛泽东说此话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正如毛泽东所言，就是在同一个群众组织内部也会有不断的分化，即使从空间和地理上把对立的群众组织分离开来，也是如此。第三种办法是把文革初衷的“斗、批、改”演变为“斗、批、走”，这里的“走”其实还进一步有可能显示出由于文革群众运动的内战而有可能带来文革的衰落或失败。第四个办法实际上也不可行，这更加显示出毛泽东说出气话之际的失望和焦虑。到了1968年仲夏，毛泽东再也不会放任群众运动自行其是了，尤其是不会容忍群众武斗继续下去了。

上述的四个办法实际上最后都没有采用。这四个办法其实只有第三个办法似乎有一定的可行性，恰如姚文元所说的：“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最后演变为由进驻大学制止武斗的工宣队来主管大学全部“文革”事务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即工宣队占领并主导大学乃至整个教育界。

当初，毛泽东向清华派出工宣队，他的打算是什么？他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或最理想的结局又是什么？如前所述，毛泽东没有预料到清华出现的严重流血牺牲的结果，没有估计到团派对于工宣队的激烈反抗。这是由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决定没有及时地、明确地、直接地传达到清华，尽管毛泽东对蒯大富等人说过，向清华派出工宣队“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还是在毛泽东之外的什么人员或机构由于特定的理由而根本不传达、不公布毛泽东的决定呢？这些几乎已经成为历史的悬案，也成为由于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清华乃至整个文革发生转折的一个关键点。尽管现今人们无法完全复原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初衷，但是我个人推论，毛泽东当时是想以他的名义派出的数万名工人进驻清华，制止武斗，调和或结束群众两派的冲突，促成群众两派的大联合，最终成立并形成以团派为主体的清华文革权力机构。从毛泽东建议蒯大富当清华大学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的说法，可见其端。然而，工宣队进驻清华所遭到的严重的流血牺牲，给毛泽东改写文革初期历史提出了一个崭新的题目。

今天看来，毛泽东派出的工宣队及其结局还形成了同文革诸多事件或事态相类似的某种历史吊诡。虽然毛泽东当时派出工宣队引起的境况可能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但是毛泽东适时地利用这个境况，把它导向对于大学的文革运动乃至全国的文革运动的一次重整。在清华“七·二七事件”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初衷与毛泽东的应变之间的张力，毛泽东的目标与毛泽东的手段之间的转换，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表现。当然，在这些张力和转换中，毛泽东失去的或渐渐失去的是给文革爆发和文革得势效过犬马之劳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群众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196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在庆祝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第一次发表的“最新指示”：“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11] 这是首次向全国公布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基于清华“七·二七事件”而来的文革策略的重大转换。这也再次表明，在7月28日召见后，基于对当时大学文革情况的分析和对文革全局的推断，毛泽东采取了把最初派驻大学去制止武斗的工宣队“升格”为领导大学的政治力量。随后，毛泽东指示姚文元写出“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12] 时，这一点就非常明确了。8月22日，姚文元在把自己写就的题为《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一文送给毛泽东审阅。姚文元写道：“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13] 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姚文元的文章，把原来的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8月25日《红旗》杂志发表、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经过毛泽东多处修改、补充的姚文元此文。毛泽东让文革的头号笔杆子姚文元而不是以文革时期著名的“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来宣讲文革的新策略，耐人寻味。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的初稿上加写进去的话语，则把由于清华“七·二七事件”所导致的文革策略的变化加以明确的概括：

一是确立以工人阶级身份出现的工人宣传队对大学文革的占领地位，“并且永远领导学校”。[14]

二是所谓排斥工人阶级的“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公民们”不仅咎由自取，而且应当研究这类独立王国被摧毁的教训。[15]

三是大学中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即使是那些在文革伊始造过“走资派”反的红卫兵小将，都不可能完成斗、批、改等任务。

四是在所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和单位，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只有如此，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16]

五是继续进行毛泽东所部署的斗、批、改任务，即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等，[17] 言外之意，就是使文革沿着毛泽东指出的轨道进行，而不是陷于群众内讧和群众武斗之中。在1968年整个8月里，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认真搞好斗、批、改”，[18] 这就表明，“斗、批、改”这一文革初衷和文革主题，在经过了群众运动的演变、取代以及被群众武斗所异化之后，开始重新回到文革运动的中心地位。

8月25日同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这个通知指出，根据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宣传队的经验，决定向全国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派出领导各个学校文革的工宣队。[19] 自那时起，文革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实质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从1968年底，毛泽东号召广大中学红卫兵学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同年底次年初，在大学的几届高年级学生一起毕业分配和几届低年级学生几乎全部到军队、到农场接受训练和从事劳动，再到1969年4月随着中共“九大” 的召开而逐步恢复党的一元化领导及干部管理体制，以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主体的群众运动经历了由中心走向边缘、由学校走向基层、由城市走向农村、由狂热走向冷寂的命运，最终走进了它那衰弱、消解的历史归宿，并由此而宣告了文革初期的结束。

正如毛泽东在这次召见时谈起北京大学文革的“斗、批、走”问题，显露出他对文革如何发展的困惑甚至被动。毛泽东说，从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大学原计划停课半年搞文革，到延长一年，再到延长两年，他不愿意继续延长下去了，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我说三年就三年嘛！”到了8月19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及大学文革等问题，毛泽东强调了文革有关任务的部署，并作了一个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20] “三年就三年嘛”和“是时候了”，短短几个字，既流露出毛泽东所期待的文革初期转变的将要来临，又表明了毛泽东再也不愿意让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进行下去了，再也不看好群众组织的角色了。因而，文革群众运动寿终正寝、文革群众组织偃旗息鼓，就不是置身于其中的群众及其领袖所能左右的了。

2、 意味着红卫兵领袖和造反派领袖角色的衰竭

这次召见谈话之所以对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产生致命性的影响，还在于毛泽东对于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这五位领袖所表示出的不信任和所进行的指责，尽管毛泽东在当时再三地表示出对他们的关爱和惋惜。蒯大富、韩爱晶等五人兼有文革红卫兵领袖与造反派领袖之化身的集合，他们不仅在北京地区的文革初期群众运动中叱咤风云，而且在全国的文革初期形势中独领风骚。他们五人在当时被冠之为富有意味的“五大领袖”的称呼，而毛泽东称他们为“五大将”，就从诸多侧面显现出他们的文革角色及其“政治能量”。毛泽东说：“你们这五大将，我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的。” 毛泽东在蒯大富还没有赶来之前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毛泽东由昔日对这五位领袖的重视到此时所具有的懊恼态度，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矛盾而复杂的心路历程。毛泽东已经体会到了，文革不同的群众组织或派别对于他本人的诸多指示、讲话等，加以唯己所需地利用所带来的后果，造成了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群众组织混战致使文革天下大乱的恶果。毛泽东力图纠正在他的文革麾下聚集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要求的文革群众对于整个文革大局的实用主义的目的和急功近利的做法，其途径之一就是经过这次召见谈话而使北京地区的这五位领袖逐渐地淡出文革大局，而直接的影响也是自1968年底起，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红卫兵风云人物和造反派代表人物逐渐地游离或远离出文革的政治舞台。

毛泽东对于这些领袖的复杂态度还可以从下面这个情节中体现出来。晚来参加这次召见活动两个多小时的蒯大富，在清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北京航空学院等许多地方奔波了一天一夜之久，赶往人民大会堂时还不知道是毛泽东召见。当蒯大富一进到会见场地，见到端坐在沙发上、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时，悲喜交加之情，无以复加，放声大哭。毛泽东站了起来，其他人也都站立起来。蒯大富多年后对笔者回忆说，他像一个受到委屈的孙子见到自己慈祥的爷爷一样，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一头扑进毛泽东的怀里，纵情哭诉：“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毛泽东也落下眼泪，江青几乎是失声痛哭，其他人也泪盈眼堤。当蒯大富讲到由“黑后台”操纵几万工人打进清华园，清华“井冈山”群众被抓或被迫撤出时，毛泽东转过身来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蒯大富曾对笔者说过，他当时听到毛泽东的此话，情绪颇为激动，脱口而出：“不可能！”[21] 蒯大富的理由是毛泽东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不抓人，而“这次却抓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人”。毛泽东听后有些恼怒，责问谢富治、温玉成，并命令把抓的人统统放了。蒯大富进来以后，气氛大变，因为蒯大富是“七·二七事件”的一个主角。经过安慰，蒯大富平静下来，毛泽东继续他的谈话。毛泽东有些气愤地继续说道：“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吧！”“蒯大富，你真蠢呢，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问题在于蒯大富事先既不知道有这种“梯子”，又在事发之际根本不可能“下来”。

在7月28日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对于五位红卫兵领袖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强调说：“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都是护你们的”，他对这五位领袖情况的了解似乎如数家珍。毛泽东对于五位领袖的态度还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他对聂元梓的批评相比之下显得过多，对蒯大富显得恨铁不成钢，对王大宾有些欣赏，对谭厚兰给了鼓励和希望，对韩爱晶则是给予了多次的肯定和赞扬。毛泽东还赞扬韩爱晶和王大宾各自所在的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没有发生群众武斗。又如，在参见召见的这五位红卫兵领袖中，韩爱晶说话最多，在场的姚文元、陈伯达、江青、康生屡屡批评韩爱晶总是爱提出前途问题、信心不足、不懂马列主义等等时，毛泽东一再制止这些人对韩爱晶的批评。在韩爱晶当面请教毛泽东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大问题时，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韩爱晶在受到毛泽东一再表扬的同时，他希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给他以及他所在的北京航空学院派出解放军，以便对他进行监督。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再次强调：“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毛泽东在1967年夏季外出巡视时，对于全国性的文革激进群众运动达到狂热之际，曾说过类似的话。但那一次，毛泽东的此话似乎对于广大红卫兵小将以及造反派群众来说所起的作用不大，而在这次召见上述五位领袖时，毛泽东旧话重提，这就不是所谓的一般批评了，而是意味着即将对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做出历史性的扭转即终止，也即在毛泽东看来，红卫兵们和造反派们及其领袖在1967年与1968年所犯的所谓错误还是有所不同的，后一错误似乎是无法弥补的、无法原谅的。正如林彪给这次召见中毛泽东所说的一系列话语做出了画龙点睛式的总结以及对于五位领袖的“错误”做出的一针见血的概括：“响应毛主席号召······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群众及其领袖在1968年所犯下的“错误”不但对于他们在政治上来说是致命的，而且给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带来了全局性的影响。

在当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还没有明确地形成处置这些红卫兵领袖的具体意见或部署，至少，毛泽东在接见结束之后还有些出人意外地、颇为令人感动地重新回到召见会场，嘱咐在场的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有关负责人：“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不要又整他们。” 这表明，毛泽东在那一天还不可能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措施来处置这些领袖人物，甚至还谈不上像后来几年那样从政治上用隔离、审查等方式惩治这些领袖人物。不过，到了8月8日，在接见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以及有关负责人时，毛泽东谈及大学问题，他说道：“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22] 在这之后不久，在姚文元所写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中，对于那种所谓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轻视工农的批评和对那些红卫兵学生搞所谓独立王国和“多中心”以及不搞文革斗、批、改的任务等等所作的声色俱厉的斥责，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对于红卫兵领袖们、造反派领袖们更加严厉的训斥，似乎与毛泽东在7月28日召见中的批评不可同日而语。到了1968年年底1969年年初，毛泽东已经完全“冷落”了这些领袖。到了1975年年底1976年年初，在又一次缘起于清华大学的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指示中，毛泽东提及这种大辩论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像过去那样受蒯大富、聂元梓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让来听“打招呼” 的老中青干部中，“青（年）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23] 毛泽东在文革末期对于蒯大富、聂元梓的失望甚至绝望，由此可见一斑。

   从由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而来的红卫兵领袖和造反派领袖角色的衰竭，可以展现出文革初期与文革中、后期在任务、主题、取向、群众功能以及群众领袖角色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差异，同时，也不难看出文革不同阶段的划分理由和不同阶段的方针、策略、矛盾的根据所在。

3、 催生文革的“教育革命”

过去，人们对于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所忽视的一点就是毛泽东所谈及的“教育革命”问题。这次召见谈话，也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比较集中地谈及“教育革命” 的“范文”之一。毛泽东从重整大学文革到论及大学的教育问题，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毛泽东所主导的文革战略在基本上结束群众运动之后对于将要到来的大规模的“教育革命”的大致勾勒。

毛泽东在这次召见谈话中用较长的时间谈论了包括教学方式、教材体系、文科教学等在内的教育问题，这些都是他50年代“大跃进”时期许多言论和思想的重复，没有什么新意，例如，相比较于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24]和同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5] 其主题论调，如出一辙，甚至所列举的人物、事例都非常雷同。但是，不同于1958年全国众多大学掀起的、为时几个月的“教育革命”，在1968年夏季之际，对于“教育革命”，毛泽东老调重谈，这不但成为开展文革“教育革命”的先声，再次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轻蔑，例如他就文革中大学的武斗情况说：“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他对获得书本知识的轻视和对经验知识的重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在1968年之后逐步开展的文革“教育革命” 具体运作的基本准则。

由于文革头两年的群众造反运动以及夺权和武斗占据着文革的主流地位，文革意义上的“教育革命”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而这种造反运动的日趋衰落，则“促生”了“教育革命”逐渐由后台走上前台。从目前已公布出来的材料来看，在清华“七·二七事件”以及毛泽东这次召见之前，毛泽东在1968年7月12日会见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的会议上，已经就教育问题以及大学办学方针和政策作了有关谈话。7月20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在提交给毛泽东一份关于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道路问题的报告中，说明派出记者写出此调查报告，加写了编者按，并准备公布毛泽东7月12日的那段谈话，即“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6] 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改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27] 7月22日，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通过《人民日报》社论的方式公布出来。我个人推论，毛泽东在7月28日召见中关于“教育革命”问题的谈话与7月12日的谈话和7月22日的公布是有着前后关联的，即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打算整治教育界尤其是大学的文革局势，在文革群众运动大潮过去之后，具体地说，在清华“七·二七事件”之后，将适时地、大力地开展文革“教育革命”。

在这次召见中，仿佛陈伯达最为重视“教育革命”问题以及学校办学和复课问题。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陈伯达似乎意识到了文革对于大学教育的严重冲击使得大学已在1966年－1968年连续三年不但停止招生，而且几乎完全停学的严重性。当然，陈伯达不可能主张恢复文革前的教育运作模式，他只不过是想使被文革群众运动暂时阻断了的“教育革命”走上文革的议事日程。陈伯达的这一见解与他在稍后起草的关于在中共“九大”报告中强调促进生产力、恢复经济发展的见解是相辅相成的。[28]

毛泽东接着陈伯达的话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用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从毛泽东的话来看，主要是由于大学里分成了群众两派及其对立，他似乎也拿不出完全有效的实施“教育革命”的解决办法。文革初期的两年多，不仅大学的教学活动几乎完全停滞，而且大学停止招生直到1970年才告结束。像中国文革时期这样一个全国停止大学招生长达四年之久的国度，恐怕在20世纪教育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因而，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及群众武斗不停，“教育革命”就无法进行。这也就使得大学的本职工作究竟是以文革的群众之战为主，还是以办学、教学为主，愈益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文革最高领导层加以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文科还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毛泽东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大学人文学科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他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毛泽东认为，“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他还说，“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这与他同意在文革初期“砸烂公、检、法”有关；他强调不能拿学历来看待人才。毛泽东还一以贯之地主张，学校教育要取消考试，教材要删繁就简；强调学生自学；认为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等还是要办的，等等。

这次召见谈话之后所带来的文革“教育革命”已经不同于以往“教育革命”还是由学校干部、师生来主导的，例如，毛泽东在1967年底还打算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来进行“教育革命”，那时他发出的号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29] 由于清华“七·二七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文革“教育革命”仿佛已经成为来自学校之外、从天而降的事情了，学校的一切主要工作都是由工宣队主宰的，学校几乎所有的师生员工成为“教育革命”的对象或被改造者。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也担心，在办学方面，“我们可能犯错误。”是的，毛泽东所主导的文革“教育革命”从根本上讲不仅非常荒唐，而且彻底破产。长达六年之久的文革“教育革命”不仅成为文革整个历史上最大的“乌托邦”噩梦，而且从教育理念到教育实践、从教学体制到教学的各个环节都成为不堪回首的教育史上的“怪胎”。[30] 毋庸置疑，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是使文革“教育革命”开始涌动和铺张起来的一个引子。

4、 评说清华团派和四一四以及四一四思潮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给人印象最具体的是毛泽东对于清华大学两派群众组织——团派和四派（又称“四一四”）——的评说。由于一再主张群众派别的大联合，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对于一个单位（或地区或部门） 对立的群众两派的直截了当的评论，极为少见。这仿佛是毛泽东对于聚集在他的文革“角斗场”中的不同群众派别的一种表面上不偏不倚的姿态。正是基于这种策略，再加上清华武斗给文革形势带来的特殊作用（主要是如何制止造反派群众日益严重的武斗），在1968年7月28日之后公布的毛泽东此次召见谈话的指示精神要点，删节掉了许多有关毛泽东谈及的对于清华四派的指责。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对于团派的偏爱，对于四派的不满，毫无掩饰，分外真切，这与他在文革以来一贯对待两派群众的所谓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大相径庭。毛泽东对于四派的不屑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十几个小时前在清华发生的流血事件看来颇为感叹：“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毛泽东对于团派抵抗而四派没有抵抗工宣队进驻清华，感到有些意外，痛斥团派的愚蠢。毛泽东恨铁不成钢地批评团派的策略：“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毛泽东的这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说法不啻是他个人以及以他为首的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四派的历史性结论，也正如江青所说的：“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毛泽东似乎对于清华整个四派的一系列行径了如指掌，愤愤不平地说：“他（指四一四，——注）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毛泽东对于清华两派的不同态度由此昭然若揭，只是当时出于文革大形势的需要，制止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性的武斗远远高于给清华一隅的群众派别做出结论，毛泽东的这番对于四派不啻为致命性的评判才没有得以公布。毛泽东对于四派和团派在“七·二七事件”各自所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做出的评价，看来有些惆怅和无奈，但他还是建议两派实行联合，并且这种联合是要以蒯大富为主的，“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对待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毛泽东不愧是一位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的大师，他非常准确又十分细致地区分了团派与四派的根本不同，并且一针见血地意识到团派代表了他所推行的文革运动的正宗和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文革理论的真谛，而四派不过是他统率的文革群众中一部分人具有的偏执、“修正主义”甚至是异端的派别。毛泽东不看好四派，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非常合乎文革逻辑的。毛泽东对于清华四一四的评价堪称清华文革历史的一大“亮点”。在整个文革期间，几乎没有哪一个群众组织像四派这样受到了毛泽东如此明确、详细的评价。四派的群众当时不知道毛泽东的此番评论。可以想象，当时若是公布了毛泽东的评价，四派群众的失望、失落和失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即使在许多年后得知了毛泽东关于四派以及“四一四思潮”的评价，当年的四派领袖及其群众对于毛泽东把他们自己视为文革的“另类”，特别是对“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那句名言，一些人失望不已，叫苦不迭；一些人耿耿于怀，难于冰释；更有一些人自以为是，见怪不怪。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四派领导人沈如槐的看法：“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点错误，上帝原谅他们；而四一四则是一群异己分子。在谈论四一四时他老人家的用字遣词、语调神情，跟谈论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的用字遣词、语调神情一模一样。在他老人家眼里的四一四完全是一个保守组织、右派组织，他之所以没有下令搞掉四一四，只不过是想保留四一四作为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而已。前不久，在与韩爱晶谈到毛主席7·28讲话时，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他，韩爱晶说：‘你的感觉对极了’。”[31] 不过，说毛泽东想把四一四作为一个反面教员保留下来，值得商榷，因为在“七·二七事件”之后，不到二十天，团派与四派在清华大学似乎是“无疾而终”。显而易见，自1968年8月起，团派和四派都已失去了他们存在的理由，也完全失去了他们各自的功能和价值。到了8月中、下旬，团派和四派都停止了运作，都从文革政治的轮盘赌局中迅速消失。

在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中，对于清华文革最有意义的一点是他对“四一四思潮”的具体评价。从这些评价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本人对于清华文革的诸多具体问题的心态和视角，尤其是他本人对于像清华这样一个单位的文革运作的态度和策略。毛泽东说：“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指示北京卫戍区释放被关押的周泉缨。在蒯大富进来之后，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了四一四问题：“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于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毛泽东实际上在这次召见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部署，既没有让整体意义上的造反派也没有让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群众两派的任何一派“坐江山”，这同毛泽东开始把造反派从文革大局中逐出的策略有关。因而，毛泽东口头上对四派的批评与他实际上对四派主张的默认之间的矛盾、反差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不可能完全放手让造反派群众横行、恣意文革天下。即使四派自己没有“坐江山”，它也没有让团派“坐江山”的意图得逞，这些从更大的层面上都是来自毛泽东的作用。

清华文革群众两派自1967年初围绕着如何理解和如何进行文革、如何看待和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历史、如何评价和如何对待文革伊始被打倒或被迫“靠边站”的清华原中、基层干部等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进而围绕着如何建立和如何运转文革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由这些论战和冲突而走向旷日持久、无法调和的大规模武斗。在这一论战和冲突进行之际，四派所谓理论家周泉缨1967年7月写出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比较系统地概括和阐述了闻名遐迩的“四一四思潮”。“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是文革中阶级关系及阶级阵线不变，即文革的对象不能因为包括了“走资派”而撇开了“地富反坏右”，文革的敌人是“两小撮”，而不是“一小撮”；二是造反派只能造反即“打江山”而不能掌权即“坐江山”；三是文革已经到了必须修正、巩固、妥协的阶段；四是应该对广大干部“平反平黑”并大胆解放和大胆使用他们；五是文革的主流应回归文革前十七年的河道。[32] “四一四思潮”的提出和流行是文革初期来自群众运动的对毛泽东的文革意识形态的一次重大的“修正”甚至解构。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十分准确地看到，四派及其“四一四思潮”是与他的文革主张和文革部署难以吻合的，甚至有可能是南辕北辙的。而毛泽东对于清华团派思潮和主张的肯定就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是对其武斗策略大为不满。

今天看来，“四一四思潮”的确是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或文革主张）和文革实践的“偏离”，即从毛泽东的文革“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分离出来的“修正主义”思潮，甚至有可能演变为有悖于毛泽东文革正统意识形态的异端思潮。令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思潮对于文革的怀疑、批评和动摇实际上有可能演变为导致对于文革的否定！这一点在文革结束后，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即许多人士对于文革的批判和控诉更多的是依据于文革前十七年的情结和心怀来进行的。如果说，周泉缨在文革期间以对待十七年的看法来指责文革是相当有见地的话，那么文革结束后，过多地从文革前十七年的取向和价值角度来评判文革，就远远不够了。一个简单的反问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文革十年的历史直接源自于何处？周泉缨本人在文革后的反思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一四思潮”既动摇了毛泽东的文革意识形态在文革初期对文革造反派的思想一统局面，又加剧了文革广大群众的思想分化以及部分群众的怀疑倾向，更有效地削弱了以团派为代表的所谓文革群众组织的“正宗性”并瓦解了同样以团派为代表的文革群众主流思潮的“真谛性”。文革众多的思潮在文革结束之后，到目前为止，只有“四一四思潮”是最为走红并且成为唯一胜者的文革群众性思潮。[33]

5、 展望文革的前途

毫无疑问，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我个人认为，颇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对于文革前途的展望。

韩爱晶在这次召见快要结束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在他心中久久挥之不去的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换言之，这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的前途问题，也包含文革的前途问题。韩爱晶向毛泽东和在座的人员一再提及蒯大富不能及时赶来参加召见的难处，并强调蒯大富“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这也意味着红卫兵领袖们的命运是同文革的前途息息相关的。韩爱晶直言提出的包括文革前途在内的中国的前途问题是与会者们所始料不及的，会场气氛变得严肃起来。韩爱晶提出的这个问题决不是偶然的、突发的，而是经过长期思考、孜孜以求的。例如，1967年7月初，在北京中南海西门形成的由学校、工厂、机关等七百余所单位、数十万人参加的“揪刘（少奇）火线”步入高潮时，身处文革漩涡中心的韩爱晶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文革的“隐患”。7月9日，韩爱晶、蒯大富从这一“火线”上“视察”后，搭乘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轿车返回清华。途中，韩爱晶向陈伯达提出了与其一年后向毛泽东提出的类似的问题，请陈伯达解答。韩爱晶的这个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在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会不会有像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那样的窃取文革成果的人物，中国会不会出现你说你坚持了毛泽东思想、他说他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分裂、割据、混战的局面？等等。在下车分手之前，陈伯达告诫韩爱晶、蒯大富说，在文革前进的路上，不要“行百里者半九十”，并鼓励他们，文革有“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前途”。[34] 以韩爱晶为代表的文革著名风云人物在1967年夏季至1968年夏季就已经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了文革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他们的底气不足和忧患意识预示了文革前途岌岌可危。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文革的前途就被历史地画上了沉重的休止符。 

对于韩爱晶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文化大革命好”。包括文革前途在内的问题，毛泽东只是笼统地谈到要依靠人民，谈到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一次次党内斗争而前进的。毛泽东有些信心不足地说：“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差不多是在毛泽东回答了韩爱晶的上述提问后，这次召见谈话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这次召见谈话还表明，毛泽东对于文革确实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或方案，往往是随着文革形势的变化，穷于应付，显示出他的文革诸多策略具有迫不得已的内涵和特点。不过，毛泽东应付文革危机和转折的能力和对策无疑是独一无二的，这固然基于文革中亿万大众对他的爱戴、服从和迷信，但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除了毛泽东之外，没有什么人能够从大局上改变清华文革的武斗形势乃至清华文革的出路，也没有什么人能够由此而制约文革的全局。毛泽东的文革权威达到如日中天之际，也是它得过且过、四分五裂之时。

总之，毛泽东拿过去中国历史以及过去中共历史的斗争经验来“度量”中国的前途以及文革的前途，这并不能免除文革在他去世不久的彻底破产，并不能免除他的文革理念和文革实践随着他的生命的结束而出现全盘崩溃。

曲终人散“魂”何在？

正如韩爱晶指出的，毛泽东的这次召见时间之长，远远超出了毛泽东会见其他人的时间，例如，毛泽东接见外宾一般也不过是在40分钟左右，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这次长达五个半小时召见谈话的良苦用心。在《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中，通过那亲身体验而维肖维妙的描写，韩爱晶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文革政治语义的画卷。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在这次召见谈话中的神态、语气和举止，栩栩如生，而且毛泽东之外的其他人的音容神貌乃至心境，也跃然纸上。而所有这些给我们重新解读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同样提供了非常值得回味的佐证。

例如，在这次以毛泽东谈话为主的召见中，“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他成员各显特色，林彪的一言中的和老谋深算，姚文元的咄咄逼人的讲话，陈伯达的大大咧咧的插话，江青的大而无当的谈论，一些发言者之间的相互吹捧，陈伯达、江青和康生对韩爱晶、聂元梓等居高临下的训斥，吴法宪和汪东兴的一言不发，叶群吹捧江青而遭到毛泽东的白眼等。又如，军方人士除林彪之外，大都保持沉默，或者不主动参与话题的谈论。相比之下，文方人士，诸如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则显得夸夸其谈，喋喋不休。又如，黄永胜、温玉成在回答毛泽东的问话时，他们各自立即毕恭毕敬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回答（黄永胜还把自己的军帽拿下来，放在桌子上）。他们一个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个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对于他们自己的统帅兼领袖的敬畏之情，拂面扑来。

   概言之，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作为文革的一首“断魂曲”，其意义主要在于：

   一方面，毛泽东通过这次召见谈话，基本上成功地遏制了整个文革的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单位性的群众武斗。毛泽东承认，他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一些群众斗争方法被滥用到文革之中，但他认为这个无关文革大局，即使是打死了人，即使两派群众各自虐待武斗中的俘虏等，那也是策略和方法问题。尽管毛泽东口头上说，清华武斗造成数人死亡，众人受伤，实际损失最小、最小，然而，有一点毛泽东是非常明确的，他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群众武斗，并一再明令制止这类武斗，强调坚决镇压继续从事武斗的行为，甚至不惜以解放军的武力来加以歼灭。因此，遏制直至终止了武斗，文革群众运动的“气数”就由来自这一运动之上的毛泽东的断然干预而走到尽头。在毛泽东这位文革不同群众派别的同一个最高领袖的“强制性” 的决断下，文革群众组织派别之间的分歧论战也好，则不休而休；文革群众派别之间的生死武斗也罢，则不败而败。从这次召见谈话之后，文革群众运动开始徐徐落下它那沉重的历史帷幕。以群众运动为主的文革第一阶段（1966年6月至1968年年底）作为文革最为激烈、最为狂热和最为动荡的阶段，则趋于结束。无论是在深远性上还是在广泛性上，文革以后的阶段都无法企及文革的第一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后期的七年历史只不过是为时近三年的文革第一阶段的“回声”或“综合后遗症”。

另一方面，毛泽东坚决反对在文革不同地区、不同单位或不同部门的群众组织搞横向联系，搞什么“全国时事形势讨论会”之类的串联会，他这里批评的是北京和外地一些群众组织及群众组织头头在1967年夏季文革群众运动高潮之际召开有关名目的讨论会。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以及江青、康生、姚文元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对红卫兵领袖们的批评，表明“无产阶级司令部”绝不容许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游离于该“司令部”控制之外的可能发生。毛泽东指责那些外地来京的群众造反派头头躲藏于北京个别红卫兵领袖的地盘，他认为，这些头头是“反对各省革委会和解放军”的。而这些群众造反派头头的作用已不是文革伊始的“开路机”，而是文革此时的“绊脚石”了。毛泽东还大力反对文革群众的所谓无政府主义现象，表明他1967年夏季就意识到外地群众组织头头来北京串联，搞所谓形势讨论会一类的活动大有离心于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之虞。而到了这次召见谈话之际和之后，这种无论是想象的还是潜在的危险都已化为泡影。正如毛泽东强调的，不能在文革中搞什么“多中心”，全国“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毛泽东的这番话，在8月25日姚文元那篇对于这次召见谈话精神做出注解的文章里，得到了详细的阐释。进而，文革第一阶段的一大“主体”——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全面的失落、衰败、瓦解和消退，就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的了。

那么，什么是由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所折射出的文革“断魂曲” 呢？一句话，文革群众性的分崩离析和文革群众问题的全面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