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分裂发生得比较早，内部的纷争和分裂行动在运动的初期就开始了。而这时当权派——西南局和省、市委，保守派——学生中的官办红卫兵和工人中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的势力还非常强大。

分裂的具体事例突出地表现在1966年的“一一·一三大会”上。这次大会是造反派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等为了排除阻力、打开局面、促进文革运动的开展召开的大会。会上将要安排“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作检查。

1966年11月13日，大会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有20万人参加。大会刚一开始，就被红成下属的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川大八二六）以红成的领导“右了”、“修了”为名造了反。主席台上一片混乱。李、廖的检查没有作成，李井泉在若干人员的保护下趁乱离开了现场。这次大会，正式拉开了成都造反派分裂的序幕——而在其他许多地方，造反派才刚开始形成，正在团结苦斗。

这以后，造反派分裂双方的矛盾和斗争愈演愈烈，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形成了两大派：一派以川大八二六和兵团为主要力量，组织了“解放大西南联合总指挥部”（解大联总），一般称之为八二六派。他们的口号和行为比较激进，指责红成派“右了”，“修了”，“反帝必先反修，要打倒李井泉，必须先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分裂活动中处于攻势。另一派以红成和工人造反派组织红卫东为主，组织了“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地区联总），简称红成派。这一派比较温和，反击八二六派是“极左”、“分裂主义”，处于守势。

当时外地来蓉串连的造反派，态度各不一样。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坚决支持八二六派，他们发出的宣言、文告等，观点与八二六派高度一致，在有的大字报上还与川大八二六等联名签署。

而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下称挺进纵队）对于这种局面，是非常不满意的。他们不赞成成都地区在产业军等保守组织活动还非常嚣张的情况下，偏离了文革运动的大方向，造反派内部自相残杀，放松对走资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让他们坐山观虎斗，继续阻碍运动的进展。挺进纵队先后发布了《给全市革命人民的第三封信》（公开信是挺进纵队对外发布宣传文告的主要形式。第一封信的内容是落实“十六条”，坚决支持造反派；第二封信主要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反对经济主义）、《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接待室答群众问》、《告全市革命人民的第四封信》等多篇文告。油印成几十份“铺盖传单”（中字报）贴在全城各处的大字报栏。在文告中坚决反对分裂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对北地东方红、川大八二六等宣扬的造反派“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进行了批驳。同时，也对红成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笔者当时是挺进纵队的笔杆子，这些文告都是笔者负责起草的。

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成都地区也开始了夺权。但这完全是单方面的，川大八二六等11个单位，抢走了省人委（政府）的大印。对此，挺进纵队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是抢权、偷权，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夺权。这时还发生了一起可笑而又滑稽的３个人夺西南局大权的闹剧。1月28日晚，解大联总的3个人去西南局办公厅要王同臻（办公厅干部）交出大印。挺进纵队队长郑全体及几个队员刚好在现场，郑立即通过西南局的机要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值班的钱某汇报，根据钱的指示，制止了这种荒唐闹剧。

基于造反派内部闹分裂的现状，挺进纵队的认识很清楚，要克服这种倾向，光靠自己一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组成一支联合队伍，共同来反对分裂，促进大联合。1967年2月10日，由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北航红旗驻成都联络站、清华井冈山雄关漫道战斗队、西安交大六六战斗团南下造反队、解放军空字028部队（空军十三航校）红色造反总团、新华社四川分社红色革命六一○造反队等发起，决定筹备成立“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简称促进会）。

2月10、11日，在桐梓街统战部召开了促进会筹备小型座谈会。发言十分踊跃，众多造反派代表对当前的分裂现状忧心如焚，希望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市总工会造反团发言说：“两派的分裂也影响到单位自身，好多造反组织内部都有一分为二的苗头。”省人民医院造反兵团代表说：“他们提出‘造反派始终是少数’，这样下去，造反派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左。这种论调的实质是形左实右。”省邮电工人革命造反团发言：“他们现在的夺权排斥对方参加，实际上是派性夺权。我们希望首先实现大联合，然后夺权。”

12日，大联合促进会成立大会在盐道街四川人民出版社（当时改名为东方红出版社）召开。参加的有：新都机械制造公司星火造反兵团、五冶燎原战斗团、成都贫下中农新四军、成都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团永丰分团、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兵团三系造反团、成都十三中红卫兵团、成都教职工革命造反兵团、四川省商业厅捍卫毛泽东思想造反团、四川省新华书店革命造反战斗团、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红色造反兵团、成都市人委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四川日报社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成都联络站、各省驻川办事处“一四”红色造反队、北京化工学院红旗造反队、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亚非拉战斗队、清华大学井冈山驻成都联络站、北师大井冈山驻蓉办、三司驻蓉联络站、重庆中学生红卫兵红岩革命造反司令部、雅安中学红卫兵风雷战斗队等216个造反派组织（多为两派的基层组织），宣布成都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正式成立，通过了《促进会宣言》。确定了参加促进会的基本条件：“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坚持联合，反对分裂。”组成了以上述发起单位的负责人为主的勤务组。促进会提出的口号是：“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建立‘成都人民公社’，把权力交给工、农。”

14日，召开了勤务组会议。会议议定，促进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四川人民出版社。鉴于北航、清华等外地院校在蓉都只有几个人，空字028部队提出不便过多涉足地方运动，决定由重大八一五挺进纵队负责促进会的日常事务，推举纵队队长郑全体为勤务组召集人。会后，郑带领挺进纵队的20多人住进了出版社。

促进会办了一份机关报（小报），报名为《征腐恶》，取自毛主席词句“六月天兵征腐恶”，报头用的是毛手迹。笔者是主编之一。创刊号刊登的内容是《促进会宣言》和主要参加单位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由出版社革命造反总部出面联系，在一家专门为省市委和政府印文件的小印刷厂印刷，质量相当好。当时这家印刷厂的保密规章还在严格地执行着，编辑人员需处理校对及排版事宜时，都只能在门口的专用接待室接谈，不允许进入厂内。可惜的是，这张小报只出了创刊号就完结了。

促进会阵容不小，也有几家知名的造反派组织参加，好像很像回事。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实质性的工作，恰逢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出《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由成都军区主导的四川“二月镇反”开始。文革运动迅即转入低潮，造反派普遍遭到打击，不少的头头被抓捕关押，大联合等问题就说不上了，促进会也就自动解散。《征腐恶》还被成都军区指为“黑报”。郑全体也在一次辩论会上被成都产业军的人抓捕扭送公安局，关押在临时监狱大慈寺。

在文革复杂的条件下，由于指导思想及多种因素的决定，造反派的分裂有其必然性。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为反对造反派分裂，做了不少的努力，精神是可嘉的，效果是徒劳的。它主导成立的大联合促进会，从磋商、筹备到结束，存在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当“二月镇反”遭到否定，造反派两派内战再起后，原参加“大联合促进会”的各组织也基本上都分别站到了一派立场上，被卷入了内战。

2013年7月于昆明

按：原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四册，1987年10月。选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网络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现美国各大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已有收藏并可查阅。本篇原件分“造反派夺党政大权”、“‘五·四’事件引发的大规模派性武斗”、“‘十二级台风’浩劫，无辜者惨死于非命”、“丧失人性人吃人（节录）”等四个部分，本刊节选其中第二、第三、第四部分，删去了最后有关参加吃人而受处分的人员名单。文中原有欠通的文句保持原样未改。

前言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24日，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而进入尾声。

    “文革”期间，《造反派夺党政大权》、《“五·四”事件引发的派性武斗》、《“十二级台风”浩劫，无辜者惨死于非命》、《丧失人性人吃人》等四件大事，损失严重，影响久远、波及范围是历史上罕见的大事。特别是吃人肉事件，舆论沸腾，蜚声一时。

    大事件的资料源出《“文革”大事记》，在此基础上，加工、提炼、补充，本大事件成文约15000字。

    沿着《“文革”大事记》的轨迹，筛选出4件《“文革”大事件》，“文革”中有的死者先被杀，后被吃肉，因此，在撰写《“十二级台风”浩劫，无辜者惨死于非命》和《丧失人性人吃人》两件大事，其临界关系必不可免重合。

    为忠实于历史记载，记述的大事件是以事系人，采用指名道姓的写法，有的肇事者予以判刑，有的受党政纪处分，他们人还在。有的受害女性被蹂躏，目前尚健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后裔已长大成人，这些女性的不幸遭遇属于“隐私”，付印下发此资料时，建议约束在较小的范围内，或且在打印时，采取隐姓埋名的手法处理为好。

    编写大事件时，按照历史的真实面目，尊重史实，客观的加以记述。旨在存史、资政、教育后人，不“重蹈覆辙”，不再重演历史的悲剧，如果能达到此目的，将聊以自慰。

    鉴于编写组的政治素质和方志学理论以及文化水平有限，还有在体例上，遣词造句中的文理和史实等方面，难免错误，期望审稿时，予以补遗纠正。

武宣县“文革”大事件编写组

1987年5月28日

第二、“五·四”事件引发的大规模派性武斗

“五四”事件　武斗前因

    1968年5月4日，武宣县“四·二二”造反大军中的“红匕兵团”，成员钟统方、龚国锐等人，在武宣港务站抓了桐岭区信用社会计梁达坚等3人，进入“四·二二”造反大军西楼据点关押，并搜去120元2角8分和部分衣物。县革委常委闻讯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员进据点做思想工作，当天放了两人，梁达坚仍扣不放。县革委多次敦促放人无效。至此成为“文革”中的所谓“五·四事件”。

    5月6日，“联指”和“造反大军”双方拉开了武斗的帷幕，“联指”一方为“五·四”事件，老羞成怒，迁怒于造反大军一方，其动态如下：

    “联指”一方：

    以潘茂兰为首组织《武宣县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总负责人潘茂兰、蔡朝钧等人，下辖：

    作战部：由覃振球、胡月华、刘杰成、刘树江、赵鸿捷、晏书金等人组成；

    政治部：由张虹一、韦德凡、何培贤组成；

    后勤部：由蒋曙光、江顺芳、黎连枝组成。

    “四·二二”造反大军一方：

    “红匕兵团”对《公开信》极为不满，并作出积极反应，张贴标语、大字报说：“县革委是‘派委会’，发表《公开信》是屠杀造反派的‘白色信号弹’”。

    大军总部：由李淑宇、廖汉科、周金寿、罗和明、黄炳信、江聚双、黄流志、张俊、黎天贤、邓克飞组成，下辖：

    作战部：由周伟安、陈石保、江聚双、蔡炳先、黄流志组成。

    后勤部：由周金寿、覃礼珍、张启芳、丘子兴组成。

    组织部：由李淑宇、陶显荣、黄炳信、罗和明组成。

    宣传部：由翁胜、廖汉科、廖燕来、甘家帅组成。

武斗准备　调兵遣将

    5月7日，“联指总部”由潘茂兰主持召开各区武斗参战负责人会议，研究战斗方案。参加会议人员有桐岭区覃启飞、苏运昌；三里区刘杰成、王业周；东乡区廖汉生、张木荣；禄新区覃汉茂；通挽区黄伟亮；武宣区武桂发；二塘区何海军；黄茆区陈赞明以及指挥部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确定各区参战人员进入战区的序列，并决定划为五个战区和任命各战区负责人：

    一战区负责人：黄怡昌、梁德业、何银光；

    二战区负责人：蒋中传、黄启焕、武启炎、韦新德；

    三战区负责人：罗水经、臧东安、邓国安、龙集；

    四战区负责人：陈彪、陆桂发、杨桂发、黄恩范；

    五战区负责人：陈景福、刘忠发。

    会后，进行战斗兵力部署。

    5月7日晚，10点多钟，桐岭区“联指”总部由覃纪飞、龙志仁率领90余人，分乘两辆汽车，开赴县城驻武中，并进入北街第一战区武斗。

    5月8日，三里区和三里锰锌矿民兵开赴县城，进入战区，全城宵禁，武斗进入“张弓待发”状态。

    5月9日，又一批三里和锰锌矿民兵再度进城，继而，黄茆、二塘、通挽、禄新的民兵陆续进入战区。截至9日，武斗准备工作已进入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

    5月10日，东乡区带队参战负责人廖汉生，在农林水楼上巡视战区时，被冷枪击毙身亡，“联指总部”迅速作出反应。潘茂兰主持召开各战区、各区参战负责人紧急会议，以学生李汉南组成炮队，于同日中午，以小炸药包送大炸药包的办法，轰击造反大军防区制高点——北楼，派性武斗，愈演愈烈，武斗进入高潮。

    5月11日，“武宣县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再度调整指挥机构和战斗方案，因此，在茆庙召开会议，参加会议人员：县直各兵团战斗队组织头头和各区带队负责人，三里刘杰成；二塘陆乐基；黄茆、黄太茂、覃明桂；禄新覃汉茂；桐岭覃纪飞；通挽韦高。

    会议内容：

    1、调整“武宣县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成员如下：

    前线总指挥：黄镇荣（原上柳州参加武斗被召回）；

    前线副总指挥：潘茂兰、黄元介；

    负责武斗的：赵鸿捷、李汉南；

    负责后勤的：蔡朝钧、蒋曙光、江顺芳、罗模忠、覃振球；

    负责宣传的：张虹一、王朝显、何培贤；

    负责财务的：李玉仁、龙贵权。

    2、由前线副总指挥潘茂兰，下达作战命令，部署各战区作战任务。

    3、发布向造反大军的总攻命令。

    会后，各战区向各自目标，发起进攻，逐巷逐户逐墙爆破开路，紧缩包围圈，形成强大攻势，战况非常激烈。

制止武斗　措施不力

    5月5日，县革委常委会开会，决定向“红匕兵团”发出最后通牒如下：

    1、放出梁达坚；

    2、交出抢去的财物；

    3、交出抓人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

    4、交出枪枝弹药；

    5、如再不放人就采取武力行动。

    “红匕兵团”于5月5日，午夜11点，放出梁达坚，但不退财物。

    5月7日上午，县革委在县城圩亭，召开县直机关职工大会，县革委主任，县武装部长文龙俊在大会上讲话，宣读“致红匕兵团的公开信”（张虹一起稿，黄元介修改）责成8日下午6时前退还钱物（最后仍未退钱物）。

    5月10日下午1时，县革委召开紧急会议，旨在研究事态恶化的对策。会上县革委主任、县武装部长文龙俊说：“根据现实情况，怎样处理，打也好，教育也好，都是处理方法。”对于制止武斗态度暧昧。文部长发言后，常委们发言，内容大体一样。

    同日下午3时，会后用电话向驻柳支左办公室汇报：“武宣酿成两派局势日趋恶化的原因是：4日下午2点，‘红匕兵团’成员抓梁达坚；5日深夜放人不退钱物；9日中午造反大军开枪袭扰武宣粮所、财政局，当晚用炸药包炸毁农、林、水大院部分围墙；10日早上造反大军黄正中，开枪击毙廖汉生（“联指”派）；请指示。”对方是姓孙的接电话，答复核心内容是：“制止武斗，做好教育。”

    在制止武斗问题上，县革委和县领导，态度暧昧，思想偏斜，决心不大，方法不当，措施不力，贻误时机，局势失控，致使武宣武斗，未能制止在萌芽状态之中。

紧缩包围　猛烈攻击

    5月11日，“联指总部”会议之后，会上下达了战斗命令，于当夜幕降临，各战区向各自目标发起进攻，采用逐巷逐户逐墙爆破开路的战术，紧缩包围圈。

　　5月12日，柳州“联指”中的“一反到底”部分人员，从北方（柳州）来援，贵县县武装部副部长廖秀峰，率领民兵300余人，乘汽车从南方横渡黔江驰援武宣“联指”，形成南北夹击的增援势态，增强了攻击有生力量。深夜，炸药包轰鸣，火光四起，枪声密集，震撼夜空，武斗形成胶着状态，造反大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强大的攻势下，力不能支，弃阵逃遁，打算从北门码头横渡黔江突围。岂料“联指”在对河沿岸设有埋伏。后突围舟楫行至江中，突遭袭击，生者弃船落江泅渡，“联指”又将车渡拖头开出，打开探照灯在江面来回搜索，发现逃者开枪射击，葬身黔江者难以计数。沈国师等五人被拦截上岸，何岩生、黄炳坤将其枪杀，弃尸江中。蔡友斌等5人，突围泅渡对岸，被韦玉锦、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捆绑手脚，丢下河中溺死。有30余人躲藏在石狗、石人坪（地名）的洞穴中，13日打扫战场时，除刘树江护走一名15岁小孩外，其余全部被打死。女学生马金秀逃时被抓住，下身被刀捅伤数处，被拋入江中后得救。

伤亡严重  损失重大

    5月13日上午，武斗结束，这场由“五·四”事件引发的大规模的派性武斗，兴师动众1000余人，历时约40小时，双方共死亡97人，毁坏房屋67间，价值3万7千9百多元，有37户被抄家，抄去财物价值2万6千6百多元，吃掉国库粮食2万8千多斤。

    5月13日上午武斗结束，“县联指”开会研究，组织成立办公室、保卫组等处理战后工作：

    办公室负责人：覃振球；

    保卫组负责人：韦新德、张超江、龙机；

    政工组负责人：韦德凡、武桂发、兰荣明；

    服务组负责人：吕褀奇、蔡朝钧、江燕、蒋曙光、江顺芳；

    专案组负责人：张虹一、闭仲纯。

武斗突围  难逃厄运

    “造反大军”突围逃遁无一难逃厄运，他们是：武斗总指挥周伟安于5月13日凌晨突围，同月14日逃至禄新大榕被击毙，县“联指”头头潘茂兰专程至大榕将周的头颅和双脚拿到禄新为武斗死者覃汉茂、黄世放开的追悼会场，悬挂于树，当天又从禄新拿周伟安的头和双脚回县城食品公司售肉门市部侧畔悬挂于树。

    副总指挥黄流志，5月12日晚，黄随周伟安、江聚双、张金海突围，黄返回县经理部隐藏在伙房左侧房内，被人告密，抓捕关押在黉庙的私设牢房内，同月15日晨被就地枪杀。黄流志生前是武宣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县经理部汽车司机。

    红卫兵覃守珍、韦国荣两学生，于5月12日深夜突围，逃散后，被古禄大队民兵抓住，押往禄新区“联指”总部，行至粮所附近覃汉茂、黄世放开的追悼会场被打死。

    5月12日深夜，覃乃文突围逃到桐岭被抓，后押往武宣“联指”总部，在车上用一块木板压在身上，木板上坐有数人，覃乃文在途中被活活的压死。

    覃乃武在突围中负伤，隐藏在县城郊大龙村亲戚家中养伤20天后，逃往二塘被打死。

    李志平突围逃到桂平县东岗大队，由桐岭“联指”领回关押数日，后被群众打死。

    5月12日深夜，江聚双突围后失踪，至今（1987年5月20日）下落不明。

武斗元凶   惩前毖后

    “处遗”期间，对“联指”总指挥黄镇荣羁押6个多月，免于刑事起诉，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三、“十二级台风”浩劫，无辜者死于非命

    武宣非法杀人之风骤起，（社会上习惯用语“刮台风”），始于1968年3月19日，终于1968年7月17日，6月中旬进入高峰时期，当此政风不振，法纪荡然乱世，因“文革”事件死亡526人，除武斗死亡87人（武斗被俘遭杀10人不在内）其余439人均是“文革”中非法杀害所致，这些死者是在“左”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思想指导下被非法杀害的，从档案资料看，这些死者大部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资本家及其子女，有的是有历史污点的人，个别是有海外关系和造反派的成员。本文只记述比较突出的，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文革”中的非法杀人案件，不作一一赘述，现从几个方面阐述：

“台风”四起  风源何方

    1、组建特殊职能的武装力量。

    1968年6月11日，县革委决定成立纠察队，由县革委副主任，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负责，下设两个连，连长分别是孙兰发，王传义。纠察队组建后，在县边界的金鸡、通挽各15人组成哨卡，检查一切过往车辆行人，对无证携带武器，弹药、凶器一律没收，无执照车辆一律扣留，各区相应建立20至30人组成的纠察队。生产队设加强班子，经实践证明，它是慑威武装力量，导致社会上形成恐怖气氛。

    2、召开会议，上行下效。

    同年6月14日，县革委在县城召开县、区、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贯彻柳州会议精神，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文龙俊在会上说：“对敌斗争要刮十二级台风。方法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专政，把政策交给群众。搞阶级斗争不能手软，在批斗中可采取多种形式，加上控诉会，诉苦会，游街等等。”

    在“无产阶级专政继续下革命”的历史背景“对敌斗争”的概念即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等所谓“黑五类”和有历史污点的人，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个别人还将“敌”的概念随心所欲扩大到“黑五类”的子女，以及不同观点的人，在“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口号影响下，抓、关、杀人的行为是“顺理成章”之事。

    3、举办所谓“五·四反革命事件”展览。

    四级干部会，与会者参观了多数派举办的展览会，此展览会展出武宣武斗“联指”一方缴获的物品，传闻还有一张女裸体像，后来不雅观才藏起来。此展览会在客观上，县革委给“五·四事件”挑起的一方的定性。

杀人手段   残忍奇特

    “文革”中杀人，气焰嚣张、疯狂亡命；寡廉鲜耻，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影响极坏，其手段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被迫上吊，更有甚者，杀父奸女、杀夫奸妻、围捕杀害，演出了一幕幕腥风血雨，血迹斑斑的悲剧。

    1、敲死

    1968年5月4日，通挽圩日，陈汉考、臧世赏、蒙志高、覃家琼、黄瑞成、甘德班被押到通挽圩游斗，行至邮电所门前时，均被棍棒敲死。

    1968年5月×日，桐岭圩日，桐岭区新龙大队龚培民、龚培卫出于泄私愤，以龚姝颖是顽固地主分子为由，将龚姝颖捆绑押送到桐岭街游斗，边游边宣布龚姝颖的所谓罪行，当游到戏台前时，来赶圩的通挽大团村人臧东荡听到龚培民宣布龚姝颖怎样坏时，即用扁担打死了龚姝颖。

    1968年7月1日晚8时在桐岭中学十丙班教室批斗黄家凭。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批斗会持续约1小时后，谢东宣布散会，覃廷多等4人，各持棍棒押解黄出会场，行至电话室门前时，覃廷多喝令“打”，声落棍下，朝黄打了一棍，其他人不约而同地蜂拥而上，将黄家凭乱棍打死。

    黄家凭同志，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任一二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桂中支队十八大队长，广西解放后，任过广西苍梧县副县长，桐岭中学副校长等职，“文革”中惨遭杀害，令人痛惜。

    1968年7月17日，三里区上江乡“文革小组”在乡政府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4人，均被乱棍打死。

    2、溺死

    1968年5月12日，蔡友斌等5人在武宣武斗中突围泅游横渡南岸时，被韦玉锦、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捆住手脚丟下河溺死。

    1968年6月18日，禄新圩日，古禄乡治保主任覃袓月指使民兵覃廷笋、黄天桃等人，抓覃太焕、江邓珍、钱家信三人上街游斗，游到十字街头，即令被斗者跪下，由乡民兵副营长秦大福宣布被斗者的所谓罪行后，覃延笋用棍对被斗者3人的头部各打一棍，随着黄天桃叫覃以群、覃以耐、覃泽才、黄凤廷、肖冠朝、肖锦寿等人，将被斗者3人拖往古灵塘。覃、江、钱三人一路呻吟，到古灵塘边时，覃延笋即令覃以群等6人，将被斗者3人丢下水，当江邓珍浮上水面挣扎时，覃延笋又令覃以群用脚踩江下水，直至死亡才心甘罢休，被斗者3人均在水中命绝身亡。

    3、枪杀

    1968年3月19日，三里圩日，陈北福等15人，被押到三里绕街游斗一周，回至三里区公所球场，休息片刻，民兵陈立生、何才兴将陈北福枪杀于球场西侧30余米的塘边田角处。陈文权（工人）随后用“五·四式”手枪对陈北福补打两枪，由此拉开了全县“文革”中目无法纪的乱杀人的帷幕。

    1968年5月14日，倾向造反大军观点的刘志远同志（生前任县交通局长），在武宣武斗期间被抓进“联指”总部私设在黉学的牢房关押，被梁春林等人拖到县城十字街枪杀，这位南征北战的老干部，当年曾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如今死于非命，实在令人痛惜。

    1968年6月3日晚，李光伟、李春会、李光仁、李树兴、张兴昌以不服从管制为由，被集体枪杀于二塘街边果园内。

    1968年6月15日，李赞龙、李锦良、刘业龙、陈天掌在三里车缝社门前（旧称石牌坊）游斗中被枪杀。

    1968年6月15日，黄礼康、黄荣昌、覃乃光、覃伟成、黄德安在黄茆街口游斗中被枪杀。

    4、捅死

    1968年6月12日，武宣区在县城街上圩亭召开批斗会，王春荣亲自押送被批斗的周忠等十多人入场，在批斗会上谭启欧被打死，黄振基被打休克，王春荣令周忠等四人将谭启欧、黄振基往中山亭拖至途中黄振基醒来抬头向王春荣求饶说：“同志，原谅我嘛！”王春荣摇晃着闪闪发光的五寸刀，气焰嚣张的说：“嘻！嘻！原谅你五分钟”，随即令拖的人不停地向前拖，到达中山亭时，王即令停下，同时手持五寸刀，一脚踏上黄振基胸上，活生生地剖开腹部，挖出心肝而死。

    5、砍死

    1968年6月18日，三里区台村大队开会批斗陈汉宁、陈承云、陈除建等人。“文革”主任陈思庭主持会场并讲了话，材料员陈竟明宣读被斗人的所谓“罪状”后，群众批斗发言继续约半小时，陈思庭问群众，“这些人怎么办”？群众异口同声喊“杀”！民兵即将被斗的人推出会场，陈志明用大板刀将这三人砍死，并剖腹取肝

    6、拖死

1968年6月×日，刘杰等8人在东乡李树岗村第二生产队刘达贵家开会，研究对练平的处理时，梁树明、刘杰提出把练平杀掉，会后交雷保英、刘达耀、蒙惠强等人，押练平到后山松林枪杀未死，次日练爬回村边，庾日明得知后，又叫刘国谋用绳套练平的脖子在地下拖，他在呼救，惨叫，呻吟声中活活拖死。

    7、活割

    1968年6月17日，正值武宣圩日，蔡朝成、龙凤桂等人拿汤展辉上街游斗，走到新华书店门前，龙基用步枪将汤击伤倒地未死。王春荣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出心肝，围观群众蜂拥而上动手割肉，汤命绝身亡。当时在场的县革委副主任生产组长，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目睹这一残忍暴行，而一言不发。

    1968年7月××日，通挽区大团村第七生产队甘克星组织开会批斗甘大作，后将甘大作拉到附近田边，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当甘业伟一棍往甘大作的头上打去时，尚未死，甘祖扬即动手脱甘大作的裤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说：“等我死先嘛！你们再割。”甘袓扬却无动于衷，惨无人道的继续割去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中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形等人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光，生割活人残忍至极，怵目惊心，惨不忍睹。

    8、砸死

    1968年6月21日，东乡区上棉村黄培刚参与该乡雷国保召开的批判张富展（当时18岁，系武宣中学应届毕业生）的大会。批斗未久，黄海军（当时12岁）用木棍敲打张富展的头部致使张昏倒在地。黄培刚即将张富展拖到一里多远的那凰岭放下，用五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张挣扎扭动着身子，黄培刚又在旁边拿一块石头砸张的太阳穴，接着又连捅了两三刀，从胸部直割到肚脐处，取出心肝，随着廖水光割去张的下阴，其他人即蜂拥而上把肉割完。

    9、被迫上吊而死

    1968年8月10日，江乃生从广东海康县堂兄江毅生住处避乱返回桐岭老家，被桐岭区纠察队捆绑押进区公所院内，绑在树下。

    自此之后，从当天上午9时起至午后3时许，曾三次对江乃生轮番刑讯逼供。区武装部长曾两次劝阻无效，肇事者坚持己见，一意孤行，江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在被关的房内被迫自缢。

    10、杀父奸女、杀夫奸妻

    1968年5月20日晚，禄新区大榕乡党支部书记石朝宝等人，在桥巩村召开批斗王德欢，王开华大会，在批斗会上被斗者王德欢遭乱棍打死。王开华被拖到会场外捅死。迨后，覃锦必伙同潘新德、覃汉民、覃世松到王德欢家，轮奸正处豆蔻年华之次女王××。

    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的脚扣住（只能艰难的走动），还用绳子捆颈绑手。李炳龙带领左伯洪等14人，各拿棍棒押送被斗者到县城区游街，游到菜市时，即令黎三兄弟跪下，李炳龙当场宣布这三人的所谓“罪恶”，并高喊“该不该杀”，围观的群众答：“该杀”！李炳龙等人片刻即将被游斗者活活敲死。

    将尸体拖至黔江边，黄启焕等人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后，弃尸于黔江。

    同日夜间李炳龙伙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轮奸黎明启之妻，并抄家洗劫财物一空。

    这种杀人夫，奸人妻，灭人族，劫民财罪行，惨无人道，违法犯罪，触犯刑律。

    11、围捕杀害

    1968年6月29日，三里区“工农总部”常委周胜松对三里乡治保主任陈必洪观点倾向造反大军，以有驳壳枪为由，6月28日调兵遣将100多民兵，于29日凌晨包围陈必洪家院，9点左右，陈爬上房顶被枪击重伤，不久死亡。

    1968年7月10日，东乡区武装部长兼纠察队长覃忠兰，革委副主任兼纠察队副指导员李华天、授命纠察队副队长覃振权，率领纠察队3个班，并有金岗乡加强班配合前往金秀，武宣、桂平三县交界的驾马山，以剿匪为名，追捕少数派刁其棠、刁其珊、刁其瑶等人，刁其珊死里逃生，刁其瑶坠涧身亡，刁其棠被击毙。

无法无天  栽下恶果

    1、全县因“文革”事件死亡526人，占全县22万多人的万分之二十三，除武斗死亡87人外，（武斗被俘遭杀10人不在内），其余439人均是“文革”中非法被杀害。有501户受害。

    2、“文革”造成的孤老、孤幼、孤残48人，有的被非法杀害死者遗孀，为避免再遭横祸，被迫拋下孤儿幼女和年迈的公婆而改嫁他乡，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3、安排受害干部、工人遗属子女就业56人。

    4、“处遗”时发放给死者埋葬费和家属的抚恤费。“三孤”定期补助费，生产生活困难补助费22万8千9百多元，国家为处理善后工作，兴师动众、耗资伤财。

    5、杀父之仇，慈母被辱，结怨难平。

惩罚凶手　以正法纪

    1、因杀人或与杀人有牵连的干部被判刑1—14年，被党内警告处分以上，行政被记过以上，共有52人（具体被什么样的处理详见《“文革”处遗》案卷）他们是：

罗模忠、覃廷多、彭银金（女）、  张国政、韦明惯、谭启高、韦武平、韦英瑜、韦善主、龙振党、覃太波、黄斗朋、李国华、韦德森、黄土硬、李世强、李耀基、张太保、覃许钰、龙正安、陈武康、朱绍康、廖宪祯、卢银田、吴胜芳、莫朗华、胡月华、李秀新、黄龙收、黄启明、黄开强、潘齐隆、陈彪、韦东欣、谭炳辉、韩步信、黎信珊、覃甫备、韦日光、吴梦禾、谭长苗、覃振权、韦文湘、韦荣忠、武桂发、覃世安、陈竟明、陈水春、华群、韦忠福、韦铁委、周胜松、

    2、杀人或与杀人有牵连的农民81人，他们是：

覃家成、黄太广、黄明海、韦旭芳、韦扬正、韦建升、覃兴强、覃敏瑶、李社光、李宏基、廖炳辰、廖天栈、梁少秋、廖炳勤、张榜刚、谭启界、谭长弟、谭建华、谭晨彰、谭正猛、苏志耿、陈锦福、陈木生、陈凤飞、陈有芬、方绪廷、方绪仁、周应桥、周达民、甘袓扬、雷保英、江超华、黄培刚、韦琼雅、韦善针、覃延笋、廖正年、潘造华、潘培龙、张崇桂、谭正蕊、陈木兴、陈日昭、赵土金、卢启珠、江超云、黄宽宏、黄建赛、覃太松、李群、廖亮生、廖力玲、谭善志、谭正项、甘维亮、吴袓喜、梁树明、谭建田、林武祥、李炳端、方绪远、陈有信、甘德柳、张国命、梁家道、黄祥、陈志明、陈业雄、龚海龙、王春荣、覃风经、韦炳文、樊日明、龚培民、潘茂兰、粱春林、周善迪、谢朝荣、张德标、张其灶。

    3、因杀人或与杀人有牵连被判刑3年以上——7年的工人、居民4人，他们是：黄殿娥（工人）。居民是：黄炳坤、朱桂才、何岩生。

第四、丧失人性人吃人（节录）

臭名远扬  影响久远

    纵观历史，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对老死者或奴隶及战俘被杀吃肉的现象，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精神文明、社会道德日益发展，人吃人的不人道行为已绝迹。然而，19世纪（注：应为“20世纪”）60年代，人类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已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武宣县在“文革”期间，有75名死者被挖肝吃肉，这种丧失人性、愚昧无知的“返古”人吃人的离奇行为，县外国内曾蜚声一时，丑闻传奇不翼而飞。

    作为“文革”十年动乱，到1976年是结束了，但其不良影响却远没有结束。

    参与吃人肉的人毕竟是少数，他却给武宣各族人民脸上抹黑，影响极坏，在武宣的史册上记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惩前毖后 引以为戒

    1、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的共27人，他们是：（名单略）

2、非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开除干籍、行政开除留用的共18人，他们是：（名单略）

    3、党员工人因吃人肉受开除（清除）出党、留党察看的共5人：（名单略）

    4、非党工人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降工资、行政开除留用的共21人：（名单略）

    5、农民党员因吃人肉，受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的共59人，他们是：（名单略）

    程欣（四女）、程瑜（二女）、程玉（小女）、程熙（长女）、程文（三女）、程丹（五女）

北戴河，这里曾经是中央首长们夏天休假的地方。在这个轻松的环境里，首长们得到了休息，他们的子女则在这片海滩玩耍、成长，留下美好的回忆。

如今，北戴河早已成为最普通不过的旅游景点。但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北戴河的黄金时代，那片海滩是多少人美好的记忆。2014年9月，《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了程潜的女儿程丹，听她回忆在北戴河的暑期生活。

去北戴河就像搬家

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暑假，我们全家人就跑到北戴河得住一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有四十多天。因此，每次到北戴河就跟搬家似的，被褥、床单、蚊帐、衣服、小板凳什么都自己带。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跟随的还有秘书、司机、厨师、警卫员一起，杨秘书、汪秘书、谢秘书、厨师刘哥、陈哥哥，还有北京的两个警卫都跟着，可谓全家搬迁。所有这些都由阿婆统筹，刘哥就跟阿婆算账，跟在北京一样。

20世纪50年代，公路交通还不发达。那时候到北戴河得坐火车，八九个钟头。但是，司机得把汽车开到北戴河。

北戴河的海滩，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务院，也就是东海滩、中海滩和西海滩，再往西就是中办的地方，毛泽东、林彪这些大领导全部住在西山，中央开会也都在西山。中央的保卫工作很到位，未经批准谁都上不了西山。即便批准你到西山，顶多派汽车接你到景点，游玩之后用汽车把你送回来。在中海滩和西海滩中间外交部有一块海滩，算是外国使领馆人员休假的地方，我们家后面就住着丹麦大使，常听到外国姑娘叽里咕噜说外国话，也听不懂。

国务院在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市民基本隔绝。在海滩上，你可以远远地望到山上种红薯的农民。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这边海滩上来，因此海滩上总是那么几家人。

邻居们级别差不多

国务院的海滩边，有好多小别墅，就是国务院宿舍，按照级别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住进国务院安排的海边别墅，周围的邻居肯定是地位相近的家庭。因为，级别越高的人，被安排在更靠近海边的地方住。能被国务院分配小别墅的，起码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或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人。比如，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就是我们的邻居之一。

听姐姐们说，最开始我们家被安排在东海滩。在东海滩时，下面是何香凝家、贺龙家，上面是沈钧儒家。附近好像还有几个元帅、大将家，只是走动少些，不记得了。

只要在海滩散步，就能见到这些领导人。我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陈毅、贺龙、萧劲光，这些元帅、大将还能偶然碰上，记得陈毅夫人张茜带着女儿过来找廖承志玩。她的汽车在海滩上转，我们就过去打招呼。

1959年，李济深去世。我们一家人就住进他原来的别墅，搬到中海滩。这时的邻居就变成了新疆的包尔汉、民主人士史良、张治中，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海军司令萧劲光，还有几个上将，李涛、傅钟等人。海滩上能碰上很多文艺工作者。比如，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写《林海雪原》的曲波等，他们的待遇稍差一点，我们的别墅距离海边很近，他们在山上的公寓住。

海边别墅，每一栋有每一栋的不同，大小不一，格局更不一样。比如，我们家就是单层建筑，格局大概是中间有一个厅，可以吃饭;两边卧室，一边三间;总共七八间房子，别墅后面还有很多小房间，是警卫住的地方。别墅的总面积大约300平方米。我们常去的张治中家就是二层小楼，面积似乎更大。在海滩上就能看到保安和便衣在小山头上。由于安保很到位，晚上睡觉根本就不关门。

困难时期供应也不错

关于吃，各家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治中家也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同时，设立食堂。不带自家厨师的，就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时，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食堂使用餐券，价格很便宜。

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比如，我们家里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就有专门的供应点。

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近，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餐券，得花钱。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淇淋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我还经常去吃!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

政治空气紧张时忌讳串门

孩子们除了吃就是玩。早饭后就下海游泳、在海边玩，在海边我们还有机会叉鱼。

从海滩质量上说，西海滩最好，中海滩次之，东海滩浪最大。西海滩非常平静，还有一个海堤，把仅有的浪消灭了，非常适合游泳。

差不多中午时，就到浴室洗澡，回家吃饭。等吃完午饭便睡午觉，一觉睡到三四点，到海滩走走，或者玩扑克牌，等着吃晚饭。这段时间一般就是我们写作业的时间。

晚上有时候就继续打牌，有时候结伴摸黑出去玩。孩子们自发组织起来，到“怪楼”探险，大半夜起来，打着手电挨家挨户叫大家起来，到鸽子窝等着看日出。

在这里有电影院、理发室等等，说起来就跟现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差不多，只是不如今天这样豪华，但是生活上的服务是一应俱全。我印象里是隔天就有电影。一般是大陆片偶尔有香港片。每天傍晚，电影院打电话来，通知大家今晚上映什么电影，如果愿意看，就叫司机开车，或者叫车去电影院。

在北戴河的一个月假期，孩子们就是纯休息，大人们也很少谈工作，进入了一种休假状态，大人们之间串门的不多，在政治空气紧张的时候就更忌讳了，我们孩子们之间就很自然地相互串，好多成了朋友。像张治中、包尔汉、李涛、傅钟，这几家与我们家住得近，孩子们之间就打成一片，回到北京还继续联系，有的还谈起恋爱。

与今天不同的是，无论是首长们的夫人还是子女，穿着打扮上都很简朴，顶多穿一件布拉吉，颜色还是蓝色、灰色，游泳衣更是普通到最普通，根本不可能像现在那样的沙滩美女。现在想想，北戴河的生活还是很朴素的一种休假，但是在当时就属于奢侈了。

1965年夏天，我们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当时就想着明年还来，把小板凳啊、游泳圈啊、肥皂啊，这些基本用品留在了北戴河的小别墅，谁也没承想1966年闹起“文化大革命”，此后我们就再也没回到北戴河的别墅。

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眼看着身边的一个个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被毛泽东或者打入冷宫、或者打倒，甚至迫害至死，不禁有唇亡齿寒之感。他不想步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的后尘而被毛泽东打倒，因此费了极大的心思保住自己的“晚节”，乃至在身患绝症、弥留人世之际还念念不忘。

*忠君到死*

    1975年6月16日，已经动了三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周恩来从来没有写出这样一份总结，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有利的，否则，即使以当今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念来判断，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持晚节”的所作所为也很难和他的“人民好总理”形象相一致。

*文革前期干将*

    周恩来同文革派关系十分密切。1966年，毛泽东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在文革中发迹，后来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宋永毅说：“周恩来从文革66年开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始终是文革派的一员，只不过他不是文革派中间的新贵，也不是文革派中间的嫡系，但以其党内外的资历和影响，对毛发动、推进、掌控文革，作用举足轻重。中央文革碰头会谁主持呀？周恩来主持。所有这些决议都是他批准出来的，周恩来当然是文革派。”

*吹捧江青*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大力推崇江青。例如在1968年3月27日北京的一次10万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对同志“能热情认真地帮助”，对敌人“敢于把他们端出来”。他还在大会上两次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1969年中共九大时，周恩来亲自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来甚至提名江青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是这一次给毛泽东挡了下来。

*推崇林彪*

    周恩来对文革中的另一个风云人物林彪也不遗余力地推崇。1966年8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中共九大时的宣传画 1969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周恩来对林彪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全体大会上说：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他还公开篡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基层军官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

“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九一三”之后，汪东兴带人在林彪家里面抄出很多周恩来送给林彪（包括他们在一起拍的好多照片）的东西。陈光，就是邱会作的儿子，写的那个庐山会议讲到，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五大金刚，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中间和周恩来合作，这是他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即便是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还一直想要保住林彪，他好几次让林彪做一个检查什么的。

*恶毛之所恶 打毛之欲打*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则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支持，而且亲自组建了中央文革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点燃文革地狱之火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在其它一些机构，包括在一些省级领导机构，周恩来则是有选择性地打“走资派”，把自己的亲信保下来。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近万字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说法，证明毛泽东打倒老官员的行动有理。

    周恩来不惜以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反面教材，说“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原因是“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意思是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
    结果，周的讲话传出去之后，瞿秋白的坟墓立刻被砸毁，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破坏坟墓的高潮。

修复后的瞿秋白墓  早已尸骨无存


*批评朱德*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
    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保毛之欲保*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大批官员的事迹常常被人称颂。这其中包含着周恩来待人温和，与人为善的一面。与当时江青等人相比较，周恩来应该算是一个好人了。但是，周恩来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毛泽东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便会积极保护。

*紧跟毛之反复*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在毛泽东转变态度之后，周恩来会及时转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
    文革初期，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周恩来明知这是一场冤案，但当年不仅没有替杨成武讲话，反而落井下石。
    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表示杨成武的案子可能错了。周恩来便开始保护杨成武夫妇的安全。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4年7月31日曾经向他道歉说：“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周恩来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位首要人物的态度也能说明这一点。

*迫害刘少奇*



文革中声讨刘少奇大会

    对于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毛泽东意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周恩来当然在路线上是比较同情刘少奇的。但是到了文革发动的时候，他选边站，他比刘更早地知道毛的意图。周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人，他后来选择站在毛这一边。”
    周恩来作为“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不惜和江青一道陷害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提到要“保持晚节”，吹捧江青。
    他写道：“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指江青)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随后在上边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国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歉意。
    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也承认周恩来“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
    据说，邓小平在1980年3月20日也表示：“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

*照顾邓小平*


邓小平夫妇1972年在江西

    但是被送往江西的邓小平却有着不同的命运。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记者：周恩来对邓小平有没有不满？
    宋：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不满，文革初期是显而易见的了。周恩来发表了大量骂刘少奇的言论，大量骂邓小平的言论。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周恩来便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亲自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江西省领导人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考虑让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马上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借着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功绩的机会，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应允，邓小平因此复出。

*奉旨解放官员*

    实际上，文革后期大批老官员被“解放”，最早也是因为毛泽东提议的。毛有一次问道：“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周恩来顺势“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高级官员。
    正如周恩来自己在文革初期所说：“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周对毛总是毕恭毕敬，毛似乎总是对周不屑一顾

*牺牲干女儿、弟弟、卫士长*

    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绝对支持，周恩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来签字批准逮捕孙维世。几个月后，孙维世惨死在监狱里。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成元功被送进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八年。
    周恩来还在1968年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尽管文革后透露的情况显示周恩来当时也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同宇，“保护”起来。但是周同宇毕竟被关进监狱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

*鼓励红卫兵行凶*

    周恩来在文革初期还曾经鼓励红卫兵的“打、砸、抢”。1966年8月，北京市红卫兵到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里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刘文秀，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拿起菜刀反抗，结果当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而且警察还逮捕了刘文秀。红卫兵准备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且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刘文秀。
    周恩来得知消息以后没有同意，而是下令法院在李文波死后还判处他死刑，而且判处根本没有动手的刘文秀死刑，把她枪毙了。周恩来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红卫兵，实际上是利用司法机构为红卫兵凶手脱罪，“合法地”滥杀无辜。这项“壮举”的直接后果是：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急剧增加。

*曾为毛上级 捧出毛泽东*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共第一次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曾经远远高于毛泽东。即使是中共所说的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也只是在周恩来的全力推荐下才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而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后来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是组长，毛泽东和王稼祥是组员，周仍然是毛的上司。但是周恩来此后逐渐将毛泽东推到前边，自己则甘当副手。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周恩来主动把军委主席一职让给毛泽东，毛泽东才开始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共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命运的转折点，那么周恩来就是推动毛泽东命运转折的主要推手。毛泽东自己也曾经说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据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曾经有意让周恩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做一把手。杨尚昆曾经回忆说：“记得解放战争后期，恩来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不能做一把手，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
    而周恩来眼中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的路线。他辅佐毛泽东几十年，没有说过毛泽东一个“不”字，也没有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说过一个“不”字。

*拒抓四人帮*

    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的叶剑英曾经和他进行过最后一次谈话。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说，当时叶剑英让警卫和护理人员全部退出。叶剑英事后还让工作人员随时记录周恩来可能讲出来的想法和对中央某些人的看法，结果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讲。
    叶剑英和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叶剑英后来曾经说，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剑英试探过周恩来的口气，周恩来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叶剑英说，周恩来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愚忠还是演戏？*

    据《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中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直到距离离开人世只有几天的1976年1月2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还让工作人员给他读毛泽东新发表的两首诗，而且脸上露出了最后一次微笑，轻轻地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到底是周恩来的内心感触，还是为了“保持晚节”而做的表演，我们无从得知。不过，以周恩来对毛泽东斗争哲学和斗争手段的深刻了解，如果上述表现是发自内心的，说明他对毛的愚忠到了何种程度；而如果是表演，这种到临终还不得不做的表演更显示了中共政治的险恶。

在文革中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各种群众组织举行的规模宏大的批斗大会，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比起现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专案组（亦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或中央专案小组）所实施的法西斯行为，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参见康生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1月22日。康生的发言证实专案组的手段比学生的高明多了。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中央专案组的法西斯行为还可以参阅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版；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中央专案组的结构和作为迄今难于见诸公开出版物。杨成武的回忆揭开冰山一角，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载《纵横》2000年第1期）。实际上，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笔者注：江青的作用和地位比较独特，因为江青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毛，所以周恩来对于江青非常迁就。以刘少奇专案为例，江青在此案上投入的精力最多、最大。但是就整个中央专案组的组织机构来说，周恩来毕竟还是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而且江青对于其他专案所投入的精力相对于刘少奇专案则少得多。）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能否迎合组织的要求。无论早期的彭德怀专案还是文革期间的刘少奇、贺龙等专案，都是依据中央专案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笔者注：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重要专案的最后仲裁完全取决于毛泽东。无论在专案迫害上还是保护解放老干部上，都是毛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具体执行。）

中央专案组的发端与演变

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意见可以在媒体上显著报道，而同样是1966年5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却是秘密的，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媒体上。但是，在它存在的13年时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也远远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专案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1：Schoenhals Michael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6-1979》载 《China Quarterly》 No.145 (March 1996) p87-111；2：欧阳龙门翻译稿，节选自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16章中央专案组部分）

中央专案组发端于专案审查委员会（笔者注：在文革前中央曾经设立彭德怀与习仲勋的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但是此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与在文革中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没有递承关系。）而专案审查委员会来源于文革之初成立的一个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临时机构。在刘少奇主持的1966年的5月20号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审查小组（王力称之为四个人谈话委员会），罗瑞卿由军委处理，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总负责并且直接担任专案委员会下的彭真专案组的组长。中央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和军委的审查工作都是由周恩来做统一布置，例如召开专案会议等等。（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594页、726－734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其下属中最大的组正是负责调查他自己。先是于1966年12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来调查他的妻子，毛泽东又在1967年3月底授权专案组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刘少奇本人。）其他各个小组的情况是：陈伯达负责陆定一专案，康生负责杨尚昆专案，安子文负责田家英专案。陈伯达主管的陆定一专案后来转给陶铸继而是谢富治接手。（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57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459页）田家英自杀后，在这个临时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是向毛泽东负责），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1：Schoenhals Mike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7-79》，《The China Quartely》，No.145 May 1996，p90；2：Macfarquhar Roderick《Mao'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282。上述两位作者都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交班于康生，但是都认为，在整个文革期间〔除周恩来病重期间和去世之后〕，负责中央专案组的是周恩来，并且由周恩来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随着文革的深入，此专案机构不仅对所谓的"四大家族"--彭罗陆杨调查（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第一次把彭罗陆杨比喻成"四大家族"），而且对其他的众多人员做调查。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专案委员会更名为中央专案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814页）揪出、批斗、逮捕、关押都是由中央专案组作出决定。

自1967年2月起，中央专案组的成员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相差无几（1：王力自述其被排除在外，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730页；2：自1967年2月19日起，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和中央碰头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前后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主要是原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及汪东兴、谢富治；1967年2－3月间毛泽东同意叶群、肖华、杨成武列席与会；随着文革深入，黄永胜、吴法宪亦与会；其间成员也不断遭到清洗；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6卷 第61页。3：无论是早期的中央碰头会还是后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都是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并主持会议，并决定会议议程，见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多次记载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情况；4：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开始是由陈伯达主持并召集，但是因为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导致陈伯达不再主持会议改由周恩来主持，见《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82页。笔者根据种种不同材料，推断此情况发生在1966年9月期间）。

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义上都是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人员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实际上都是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是公开的，而中央专案组是秘密的，而后者直接掌握超过国家公检法的权力，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笔者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不具备公检法的权力，但是也可以作出逮捕、关押某人的决定。这充分体现了某种体制特色。例如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各部造反派代表时就可以当场宣布逮捕财政部的某副部长。至于此时的周恩来是以何种身份下的命令，就很值得玩味。）最重要的是，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从起源、发展至结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同国务院一样成为常设组织。中央专案组的具体工作是由谢富治和汪东兴负责，但是康生、江青觉得需要加强专案组骨干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从部队调人进入专案组工作，于是大量军队人员被调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后专案组工作人员多达数千人，其中一度有789位来自解放军的官员，126位解放军军官担任专案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小组正副组长（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

在1967年的秋天，中央专案组极度扩张，调查的案子数量大大增加，由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就已经分成了至少三个小组，处理所有与罗有牵连的案子。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中央专案组分成两个办公室，就是后来俗称的"一办"和"二办"。"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即任主任），下属多个专案组：例如彭真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专案组、李维汉专案组等，以及后来成立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等，此专案组主要负责对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二办"和中央军委挂钩，由杨成武负责，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主要负责军队内部系统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雨花》1994年06期。从张嵩山之文可以看出杨成武在主管"二办"时是非常凶狠与严酷的。在1968年3月24日杨成武倒台后，根据黄克诚的回忆，由黄永胜接班主管"二办"之后被审查人员的日子则好过多了。见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80－282页）例如彭德怀专案、罗瑞卿专案以及后来成立的贺龙专案等。（1：Zhang Songshang《"On the‘He Long Case Group'"》 in Schoenhals Mike 《Mao's Great Inquisition：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1979》Armonk. NY Sharpe 1996 p24-42；2：有关贺龙的一位老部下的被打倒以及被中央专案组调查的描述，见"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王尚荣将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539页；3：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697－703页；4： 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82；5：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纵横》2000年第1期）

以贺龙专案组为例，称其为主案祖，下面设17个分案组，计有：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样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样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续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

1968年，"三办"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领导干部的专案，三办的主任是谢富治。但是"三办"开始成立的直接目的却是调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1969年8月15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讲："‘五·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三办"后来也处理许多其他的案子，例如"抓叛徒专案组"。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涉案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拷打下招认存在一个由朱德领导的中共的秘密"影子"，与国民党、与苏共、与蒙古共产党有联系。（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求实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13－115页）还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苏枚的"谋杀案"（法医的证据认为是自杀），此案导致99人遭迫害，其中9人入狱，23人被软禁，3人被逼疯，2人死于审讯者之手。（凌云《康生为何制造"苏枚谋杀案"》，载祝春林《历史瞬间》１，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95－96页）

文革期间，为中央专案组服务，成为许多党、政、军机关的重点任务。1967年10月，中央专案组下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央敌伪档案清查组，而且在北京以外的18个城市由常设的分支专门就嫌疑人的政治历史提供信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1967.10.08。中发［67］312号）1968年8月，谢富治下令清理公安部的全部档案，为此解放军抽调了700多人，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仲侃《康生评传》，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423页）

中央政治局曾一度考虑撤销中央专案组，就像九大以后撤销中央文革小组一样，(仲侃《康生评传》第423、415页) 但是中央专案组变得太有用处而无法轻易撤销。1970年，它又负责"审查"陈伯达的专案，一年后又有了林彪专案。1975年，中央曾经设想尽快结束专案，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随即撤销。（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等）但是最终撤销中央专案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这一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为毛以后的领导人处理"四人帮"专案。(欧阳龙门翻译稿，节选自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16章中央专案组部分)

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

周恩来虽然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正式成员(曾经担任"二办"主任的杨成武引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周恩来为整个中央专案组的组长。见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纵横》2000年第1期；Schoenhals Mike则认为周恩来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正式成员，但是笔者认为不可否认的是，周是中央专案组的最高负责人。见 Schoenhals Mike《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ly, No. 145 May 1996 p90），但却主持其工作会议，参与其所有的立案调查活动，给予指示，批阅下面调查小组所提出的报告，并报告毛泽东。但是对外界来说，周恩来同中央专案组的关系并不明朗。（1：Schoenhals Mike 在1995年5月份对王力的采访，Schoenhals Mike《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ly, No. 145 May 1996；2： 周恩来对于下属专案小组的报告批示，可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周恩来对贺龙专案组请示报告的批示》）但是在很多回忆录中，仍然不免露出些蛛丝马迹。李锐曾经这样回忆：1967年8月间，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恩来。（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6页）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回忆说：专案组的人员告诉他，武光专案组是在周恩来和康生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武光《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47页）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受到批判，无法继续工作，邓小平把工作移交给康生，但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引述戚本禹的话表明，专案组的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实际上，此专案委员会及以后的中央专案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1：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82；2：毛泽东对于专案组的批示可见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央专案组关于邓小平材料的报告及毛泽东批示；3：关于林彪的作用和态度，林彪只是毛泽东划圈我划圈，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4：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730页）实际上，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97－698页）

例如在1967年10月8日，一张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深切关注。传单批评了毛泽东、林彪等，唯一对周恩来提出了表扬。周恩来接到此传单后立即转交给毛泽东。10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传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破案。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并指定陈伯达负责，谢富治和吴法宪参加。（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02－703页）

由于中央专案组的极度扩张，从部队抽调了一大批人员充实到专案组工作。所有的抽调人员在北京集合后，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开会，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并布置工作。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98页）

为了配合中央专案组的工作，1967年春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干部专案组，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属一个专案审查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汪东兴、戚本禹、严佑民、肖孟任副主任。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则由严、肖二人负责。（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对于中央专案组的工作，周恩来规定甚严。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写上"已阅"、"请周总理批示"，签上自己的名字，才予以发出。在中央专案组内部，对有关专案的材料，不论是下属各组上报的，还是中央专案小组成员及其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至于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压。（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对于调查工作中需要查阅档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来最后批准。有当事人回忆：1968年6月8日，呈送了上任后的第一份报告:

   永胜、法宪、叶群、作鹏同志:

    为全面审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的历史，需向中组部借阅邓的档案。

    是否可以，请批示!

黄永胜阅后划了个圈，在报告的天头批:

     "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批示。"

陈、江、康等均划圈同意。五天后报告从周恩来办公室批转回来，右下角几行饱满的钢笔字:

       "同意。但目前在江青处，过几天后再办。

                                     周恩来。

                                                                          六月二十三日。"

      （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

由此可以断定，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关于黄永胜对彭德怀专案的报告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的说法是正确的。（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99－700页）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多达88位中央委员因为"叛徒"或者"特务"等罪名被中央专案组立案调查。（1：Schoenhals Mike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ly》No.145 May 1996 p91－92；2：李可、郝生章译《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年版第248页）每个专案组下设很多分组，这些小组曾经一度调查过1262位主要案犯和数目不详的相关案犯。（程敏编《党内大奸》，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把这些罪行统统都扣在康生的头上是不公正的。1968年9月24日，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专门召开中央专案组会议。贺龙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性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的人物，许光达则是"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对于所有中央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的定性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最后敲定。（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对于周恩来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专门提出表扬："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第14页）

在"九一三"之后，中央专案组重组，在1971年10月3号发出通知，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86页）而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众多人员锒铛入狱，并无实质性的犯罪行为，当然这都是周恩来主持的"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的"杰作"和"功劳"。

根据毛泽东决定尽快结束专案审查的意见，1975年2月底至3月初，卧病在床的周恩来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尽快结束专案审查。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1：《"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编写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49-1976）》下卷第697页；3：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1949--1989）增订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84页）许多官方文章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后期指示解放了许多被专案组审查的老干部一事津津乐道，也有的拿出对周恩来有利的只言片语作为证据，例如《周恩来年谱》记录周恩来在1967年5月19日就专案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然而这种证据所能证明的只是周恩来在中央专案组的地位。后期的干部解放即使是周恩来的功劳，那么周恩来也应当为专案组的倒行逆施负责！审查所谓"林彪集团"的专案审查是由周恩来总负责，同样，审查刘少奇等革命元勋的工作也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整个文革时期，整个专案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200万个各级干部。（Schoenhals Mike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 《The China Quartely》 No. 145 May 1996 p109）仅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75％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1亿人。（1：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二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89页；2：有资料谈到：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7.5％，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省长以上高级干部立案审查的高达75％。郭德宏、汤应武主编《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评传》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78页。涉及面如此之广的最重要原因是周恩来授权群众组织可以自己成立专案组。详见下述。）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专案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专案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他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不可否认，康生和江青有私欲的一面，但是周恩来对"五一六"的穷追不舍，不也是出于私欲吗？更主要的方面则是，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战斗的团体，都在为中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毛本人或者为毛的路线）工作，要对中央专案组所犯下的包括审讯、调查、逮捕和实施众多法西斯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所有提交给毛泽东的要求立案调查的人员名单，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专案组会议上预先讨论通过，也包含了周恩来对于众多专案组所提交报告的评语以及专案组所讨论通过的结论，这些评语和结论无一不是令人发指、怵目惊心。如果将周恩来在毛泽东指示下所保护的部分人的工作同其领导下的整个中央专案组所迫害的老干部对比，周恩来的保护无疑是黯然失色，微不足道的。

实际上，任何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群众组织提出批斗，都必须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对谭震林在"二月逆流"之前一直是保护有加。但是"二月逆流"之后，不少群众组织提出"炮轰谭震林"，首先是3月14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定。（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5月份，农林口的造反派提出要批斗谭震林。6月13日，周恩来指示可以批斗谭震林。（周恩来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时的指示 1967.06.13 周总理明确指示：把谭震林揪到北京农业大学去批斗，并指定他的联络员具体负责，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召开批斗大会。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蒯大富被采访时就陈述当年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这次批斗，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丁东《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重访原首都高校"红卫兵"领袖》，华夏文摘增刊第519期，2006年8月8日出版）

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诬陷薄一波是叛徒。不过，在薄一波因长期"监护"身体衰弱、危及生命时，周恩来指示将他送进医院保护起来，救了他一命。以至后来薄一波说，如果没有周的关怀，他也许早已被迫害死了。（《新华月报》一九七九年一月号第65页）知情人讲述，文革中被打倒的将帅能否入医院治疗，甚至是否可以开刀，都要经周亲自批示。知情人亦讲述了陈毅在治疗上的失误应由周恩来负责。可以说，相对于薄一波的幸运，周恩来制造了更多的不幸。

红卫兵、造反派是周恩来抓叛徒的"铁拳头"

在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直接授权于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服务。（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年版第232－233页）除此之外，周恩来对红卫兵的行动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周恩来对瞿秋白的批判。1966年8月30。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而红卫兵也在报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1967）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1967。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知情人讲述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八一八"还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得到指导，周恩来则写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点。

全国到处掀起的"揪叛徒"之风很难说与周恩来的这种鼓动和支持没有关系。由群众组织任意推倒中共组织对在白区工作过、被捕过的干部作出的正确结论，重新审查，甚至刑讯逼供。而对于这种"揪叛徒"之风，现在都归到康生一个人头上。（胡学常《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百年潮》2008年第2期）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聂元梓说："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是只说，北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与聂元梓在同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有限出版公司2005年1月版第232页）

对此，周恩来的态度不是一般的欣赏。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系统代表的讲话。1967.03.21。载《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在第一次揪彭德怀未果之后，周恩来直接指示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1：戴维堤《逝者如斯》未印刷稿；笔者在同戴维堤先生见面时曾经当面询问过此事；2：宋永毅《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见华夏文摘增刊第363期，2003年12月9日出版；朱成昭在其与宋永毅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是周恩来下令要朱派人去把彭德怀揪回来，这和其原来发在浴火凤凰网站的自述是相符合的；3：笔者注：关于揪彭德怀一事的说法另见阎长贵《史观与史料--<"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记忆》2009年第11期；4:笔者曾经就此事同阎长贵老师多次探讨，特表示感谢。）

在外交部，周恩来指示：要结合批判刘少奇，把外交部干部的历史问题查清。根据此指示，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成立了一个红色尖兵四连（简称"红四连"），专门负责抓叛徒。干部司的审干处配合了此项工作，把其掌握的干部材料提供给"红四连"开展抓叛徒的运动。1967年9月，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汉夫就被当作叛徒被拘捕审查。（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专案组的证据与周恩来的指导

专案组的调查取证和定性是根据当时的需求，特别是可以随意更改。例如蒋南翔在文革之初所犯的罪行就有反对刘少奇的工作，而周恩来在1970年11月1号谈蒋南翔问题的时候又明确表示蒋南翔在文革前是极力吹捧刘少奇。（周恩来谈清华大学蒋南翔问题谈话摘录，《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周恩来在"七二○"事件之后为了表示对王力的特殊照顾和欢迎，特意告知早到北京上空的王力乘坐的专机盘旋以待周恩来专机先行降落，然后在机场组织欢迎王力的仪式，一如迎接英雄凯旋，但是后来周恩来却表示王力是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而且扣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头子的罪名。（1：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1003－1010页；2：周恩来1970年1月24讲话记录稿，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作为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专案工作的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不真实性的。（黄铮《刘少奇专案组始末》，选自《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叙事》，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3－264页）周恩来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应是知之甚详的，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周恩来等领导人。（吴林泉彭飞《草岚春秋》，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版第249－256页）这些有众多疑点而且是通过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和证据，是不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的，但是周恩来对此熟视无睹。例如在刘少奇专案中，面对如此破绽百出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却如此为周恩来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3－1954页）按这样的写法，周恩来的判断力也未免太低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陈伯达专案组给出的有关陈伯达罪行材料的证明，当时仅为一个普通工人的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都看出其材料是经不起推敲的，何况周恩来！（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4－41页）作为一度是毛泽东上级的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再也没有在毛泽东面前直起过那根脊梁骨，对于毛要打倒的人，他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的。

高默波对此质疑评论道："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专案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报送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否则的话，周恩来可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刘少奇。他可以把反证材料送给毛泽东。他也可以要求在专案组人员提出更可信的证据以前不下结论。他甚至可以用手续不全，证据不充份或方法不对头为由把刘的专案调查停下来。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说，刘少奇有路线错误可以打倒，但说他是叛徒，内奸和工贼是捏造。如果周恩来这么做，他当然有冒犯毛泽东的危险。但不论从良心上来说还是从中共的利益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应该冒的。"（高默波采访王年一，一九九二年五月，北京。《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1997年版）

周恩来还把成立专案权下放给造反派。1967年1月份夺权兴起之后，周恩来曾经这样说："黑材料要集中起来，搞个目录，以后集中烧毁。处理材料问题还没有一个好的典型，为黑材料争论不休，费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夺权以后，可以找几个人成立专案处理，处理材料是极其复杂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来，中央决定嘛！现在夺权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这里边去，否则就成了文牍主义了，只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价值的材料才拿出来。不钻在材料里把大方向转移了。毛主席过去受打击，现在事情都清楚，至于过去，谁说了什么话，谁搞了什么材料，主席才不管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纸只字中，妨碍了大方向。虽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几个人搞专案，不要都陷在这里，档案不可没有，不可太多。"（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1967.01.27。《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周恩来此言为造反派搞专案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在谈及卫生部孙正专案的时候，指出：（1）孙正专案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罪状的落实主要是看情节，例如叫嚷"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这句话就可以斗他。（2）定案，要说得准，很清楚。要稳准狠。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1970.12.28。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周恩来所说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单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够给刘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够满足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组（同时周恩来也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不得不另行谋策并最终炮制出证据。依靠这些证据，1968年10月，题名"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发〔68〕152号、中发〔68〕155号文件，下达全党、全国。同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周恩来在1969年"九大"期间以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证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来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的发言。1969.04.14。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官方强调周恩来内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强调他是为了服从大局。这些说法都无法为周恩来洗脱罪名。周恩来的内心无人知道，但是客观的所作所为都已经被历史无情地记录了下来。

二００四年三月，中央有关部门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究用。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周恩来逝世３０周年的“周恩来思想研讨会”

    二00六年一月八日，是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
    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
    会上，对周恩来一生予以较高评价，但对周恩来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背弃原则作出迁就，造成历史性灾难，感到沉痛。
    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关于邓颖超日记

    一九七八年十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
    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
    二００四年三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内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周恩来病危期间，毛泽东拒往探视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五月七日、七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二日、次年一月五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毛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十二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病危期间周对邓颖超嘱咐“三不要”

    以下是邓颖超日记中，有关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谈话的部分摘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留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这还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国？”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著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周恩来道出遵义会议的真相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以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在。”

    周后悔给毛抬轿子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周成全了毛的终身领袖地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编者：指毛泽东）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编者：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周对毛泽东路线的质疑和否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一场政治疾风暴雨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家很不幸，建国二十六年，还有六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编者：当时的全国人口是八亿）。” 

    周对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的反应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题記：他已是高级将领，官至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堪称蒋的爱将，可此时他己是中共的高级间谍，将许多重要的作战计划给了毛泽东。

    “国军”郭汝瑰

四川出才子，也出无耻文人；四川出将军，也出败类叛徒。各朝各代都有这样的人物，历史会给他们的功过是非，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让后人去评说。

郭汝瑰，四川铜梁人，毕业于黄埔五期，早年参加中共，后失去与地下组织的关系。追随国民党抗日。在抗日战争中他作战极其英勇，深受陈诚和蒋介石先生尝识，一路走好，步步高升。在国共逐鹿中原的战争中，他已是高级将领，官至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堪称蒋的爱将，可此时他己是中共的高级间谍，将许多重要的作战计划给了毛泽东。

历史有时捉弄人，可一些人也在捉弄历史。当历史发展的轮廓为浓雾深锁，呈现出假像的时候，纵是聪明绝顶的人也会上当受骗。我认为郭汝瑰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在1937年抗战爆发的当口，参加了蒋介石先生率军百万的淞沪大会战，他作为42旅代旅长，在数十架日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嚷顶不住时，他就冲出掩护部督战，并在战局危急关头，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84团指挥作战。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八千多人还剩下两千余人，阵地仍未丢失，自此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受到陈诚的赏识。后在长沙会战中他善于指挥，又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旋又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为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防研究院任委员，并被自任团长的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的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1944年3月，他又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归国后，已经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报请蒋介石批准后，即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汝瑰已是国民党中将军衔的上层军官，常有机会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其中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听了蒋介石的30多次讲话。由于他思想左倾，早年崇奉马列，还是觉得马列主义才是“救国良方”。在国共内战紧要关头，他通过各种关系与渠道终于和共产党地下组织接上了头，并多次和董必武见面，秘密接受中共党员任廉儒的单线联系与指挥，终成为中共方面高级的情报工作人员。由于他隐藏得很深，从未有过暴露，故一直深受国民党当局的信任，不久又“一年三迁”，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成了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要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且要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他又随蒋介石还都南京。在整个三年内战期间，郭汝瑰将蒋介石先生作战计划的最高机密，通过任廉儒全部提交给共产党，毛泽东才有自吹的“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节节胜利，直到把国民政府逼走台湾。

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8时30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他与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同时到达，参谋总长陈诚与参谋次长刘斐也相继到来。这时，山东军情紧急，共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讨论，蒋介石决定：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对共军实施合围。会议刚完，宋美龄走进客厅，请大家用餐。郭汝瑰一回到家，即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第74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

果然，共军因为提前得到情报，经过一番激战，在孟良崮之战中，全歼了国民政府的王牌部队第74师，杀害了其师长张灵甫，使国军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严重受挫。电影《红日》就描写此事，仅无郭汝瑰提供情报一说。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准”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国民政府的军队，就被郭汝瑰报送到共军的指挥机关。以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国民政府军在移动中被共军分割围歼的机会，以至日后原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这时，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生业，人又矮小，所以称他为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

早在淮海战役胜负未分，杜聿明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已决心放弃徐州，坚守蚌埠。因为对郭汝瑰有些怀疑，所以在会议上他没有公开说明，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蒋介石又三变决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杜聿明已经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杜聿明以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我接到这一电令后，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很后悔我在28日（即在南京参加作战会议时）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弄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陷国军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政府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准备到共产党占领区去。但中共仍叫他留下来继续搞垮国民党，预计共军渡江后，蒋定会固定西南，双方必有一场恶战，叫他掌握一支部队，待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与此同时，继何应钦之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徐永昌也挽留他说：“重大决策都是老头子决定的，哪能要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 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不久即任命郭汝瑰为72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共军围歼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

郭汝瑰待委任状一下达，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开始招兵买马，并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他还利用各种关系，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要了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枪械、车辆；然后奔赴四川，一面举办军官队，一面派员招兵，尤其到自己的家乡铜梁县去招兵。他公开号召：谁能招一连人就当连长，招一营人就当营长。四川人家乡观念重，铜梁一带的贫苦农民担心被抓壮丁，都愿意前来应征。没有多久，郭汝瑰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72军就拥有了三个师一个团，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72军的同时，单线联系指挥郭汝瑰的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公开身份来到四川，并带来共军二野联络部的赵力钧。为便于赵力钧进行活动，郭汝瑰委任他为72军重庆办事处的办事员。

直到这时，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以为在此节节失利、军心涣散之际，郭汝瑰还能临危受命，组建起一支很像样的部队供自己驱使，实在难得。当共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之后，还亲自召见郭汝瑰，询问他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当得悉解放军已经进入贵州，由贵人川时，蒋介石又叫国防部电令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21军、44军、72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72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共军决战。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郭汝瑰已经剪除了72军中所有拥蒋人员，在共军入川时，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破坏了他固守大西南的计划。在他到台湾后十分痛心地向人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台湾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共军”郭汝瑰

应该说，郭汝瑰为毛泽东夺取天下立了丰功、奇功，可是在中共建立政权后，只给了他一个川南行署交通厅长一职，相当于一个副局干部。后来，他奉命调到新建的南京军事学院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教研处副处长。不久被怀疑为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在“肃反”运动中遭关押审查。原来他1949年举行的那个率众投共是假投共，有不少投共人员“反水”叛变，杀了共产党派去的军代表。其中有个投共师长叫肖烈，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64年冬我被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时竟和这位矮个子师长同一个中队，据他说起义部队根本无人“反水”，中共反正枪毙了不少人，判刑了不少人，团长、营长、连长、以至班排长，多遭杀戮。肖一直不“认罪”，说自已是“有功之臣”，直到1975年才获特赦。好在郭汝瑰安然无恙，“肃反”后仍当他的教员。

当然，无端被诬，他不能不有意见，心想自已为共产党“革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反被疑为特务，真是滑稽至极！好在这个运动很快结束，对他伤害不算大。不过他发觉，现实中的共产党与自已当年想象中所“信奉”的共产党有“天壤之别”，认为 “肃反”是无法无天，践踏民主，破坏宪法，无端诬陷好人。在一份材料中他写道：“一些无耻之徒，希图过关，假坦白，攀诬好人。一时满城风雨，鬼影憧憧，逼得悬梁的悬梁，投水的投水”。为此，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在中共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将心里积怨与不满，一古脑儿地倾倒出来：“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从善入流，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几百年。我们要力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为此被定成右派，遭到猛烈的批判斗争。由于他是投共将领，中共法外施恩，宽上加宽，只把他降职降薪发配到农场进行监督劳动改造。在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作为死老虎“学术权威”拉出来批斗，抄家游街备尝辛酸。好在他是“聪明”人，从不硬顶硬抗，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认，方逃过死亡一劫。

在这凄风苦雨二十多年的贱民生活中，他想得很多很多，金戈铁马，淞沪大战；冠盖如云，拜将封相。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军对共军作战的最高机密全给了毛泽东，才使他登上皇帝的宝座，到今天自已却成了阶下囚。历史啊历史，你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直到1978年他的“问题”才得到解决，此时郭汝瑰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还能做什么呢？不过还好，他以无权无钱耄耋之躯，联络当年各方战友编写了两本600余万字的巨著《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记》，道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万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国民党是抗日的，蒋介石先生是抗日的。

在他1997年生命结束前夕，说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忏悔呢，还是觉悟？不得而知，让后人去想象吧？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1973～1976年），中共领导层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是邓小平。他在毛死后实行了改革开放。邓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岁。一九二○年十六岁时，他飘洋渡海去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成为共产党人，受周恩来领导。法国的五年使他爱上了牛角面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国食品。若干年后，他还多次把巴黎咖啡馆跟家乡四川的茶馆相提并论，特别提起意大利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他常去那里喝咖啡。

在国共割据战争，他是中央秘书长；抗战中，他是八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国共内战期间，他前后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管辖两个野战军。这两个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对他简短而信任地说：“交给你指挥了。”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总书记”，对毛的政策，他卖力地执行。反右运动，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跃进时，邓转而反对毛导致大饥荒的政策，支持刘少奇。毛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毛发动文革时，曾一度考虑过要邓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邓不赞成毛搞文革，不为所动。毛把他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软禁在家，孩子和继母被赶出家门。邓被批斗抄家，但不像刘少奇被整得那样惨，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么程度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根据他仇恨的程度。毛说：“邓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毛欣赏邓的能力，留着邓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是有“区别”也还是灾难。一九六八年五月，邓的大儿子朴方跟一个女儿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学去，逼他们揭发邓小平。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六十多个遭到监禁的人被拷问致死或自杀。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楼，造成终身残废，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邓和妻子一年以后才得到消息。几天几夜，邓的妻子不住地哭，后来对邓的继母说：她觉得他们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夫妇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枪的警卫监管，每天去拖拉机厂做工。离京前，邓跟瘫痪的儿子朴方一面也没见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儿子质方从上山下乡的地方来看父母，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假期结束，儿子不得不在一个小雨天离开。邓心里难受，当天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厂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瘫痪的朴方终于获准送来江西，当邓看到他从前活蹦乱跳的儿子残废成什么样子时，他的伤心溢于言表。江西的夏天湿热难耐，怕儿子长褥疮，邓和妻子每天数次帮他翻身，替他擦澡。这是件很劳累的活，因为朴方个子大，小名“胖子”。邓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进行着反思。结果是，在毛死后，他摒弃了毛搞的那一套。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炼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机会终于来了：“九·一三”。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人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的第三号人物。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叫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这年年底，周的癌症进一步恶化，尿里的鲜血止不胜止。毛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邓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于零，林彪死后毛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份量又不够重。给邓这样的权力对毛来说是场赌博。但毛的赌注押对了。毛活着时，邓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死了，邓也不准公开批毛，尽管他抛弃了毛的主要遗产。

毛把邓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当时已因癌症行将就木。“四人帮”代表着毛的政策。邓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尽管周恩来据说对她爱慕倾心，周没有伸手救她，死后他还批示调查“是否自杀或灭口”，好像孙真的卷进了什么“阴谋”。

邓对周帮毛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后他讲，周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后，邓于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这是一个转折点。毛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烟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印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限量五本呈送毛。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不许保留。随着毛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后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九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出行。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怪病缠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刚离开北京南下时，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几个月后，他就只能拖着步子一点一点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长沙的游泳池里只划了划水，发现手脚实在划不动，那天便成了他与终身爱好的游泳诀别的一天。游泳池边，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意志力极强的毛从未发出过的声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听到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此时邓在全国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指示“四人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过媒体发起一场针对这批人的“批经验主义”运动。四月，毛回北京后，邓当面向毛表示反对这场运动。毛被迫说同意邓的意见，把运动怪到“四人帮”头上，叫江青做检讨。五月三日，当着整个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经验主义的运动，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这样带表白性的认错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虚弱，到会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几乎全瞎，说话嘟嘟嚷嚷，一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这是毛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反复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阴谋害我。这是毛对中共最上层的老家伙们提出的请求。那段时间，毛三番五次对他们讲“周勃安刘”的故事：在刘邦死后，军事长官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铲除掌握了政权的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下。当时，人人皆知江青以吕后自诩。毛讲的故事给老家伙们一个信息：你们不妨也像周勃、陈平一样，搞掉江青一党——等我死了以后。听毛讲故事的有军队将帅，他们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现在由邓、周、叶联盟委以重任。他们不跟毛翻脸则罢，要是翻脸，毛就岌岌可危了。尽管张春桥、王洪文被安插进军队，也无济于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邓有了权后干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摆上议事日程。文革中，谁提生活水准谁就是搞“修正主义”。在毛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必需品都处于严格定量之下。说到“住”，三代同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间，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这些年中，对医疗、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多。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体。“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刚到时还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便把他们“收容”起来，遣送回乡。

毛泽东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收集下情的管道来的文件，毛每天都读，或是让人念给他听。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然而，当邓小平设法发展经济，毛的马仔“四人帮”却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干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芜的文化领域有了点生机。这时上演了几部剧情片。尽管它们无一不是歌颂共产党的，江青仍然对它们横加攻击，用漂亮女演员也成为罪名。老百姓看不到电影，毛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解放后”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别喜欢坐在家里欣赏戏曲。名角儿们便从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荡荡的北京电影厂、电视台摄影棚里，专为毛录音拍戏。没人对他们解释为何来演唱这些早就被禁的“反动黄色”的东西，只有人警告他们不许问问题，不许交谈，不许向任何人提起。录像由电视转播车从毛的住宅外，直接发送给毛独家欣赏。

因为他的政策，邓小平不时同江青发生争执，有时拍桌子骂她，成了除她丈夫外这样对待她的第一人。邓也当面对毛谴责江青，并鼓励电影导演和其他文化人给毛写信告她的状。邓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毛不能让邓得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 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周恩来的死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举国上下长期压抑的对文革，乃至对毛的奔腾怒火。头一年，邓在台上时，“谣言满天飞”，把周塑造成一个为老百姓呕心沥血，跟“四人帮”斗争，受“四人帮”迫害的悲剧英雄。人们对他的死表现了真诚的悲伤。媒体受命低调宣传，大家更加愤慨。当周的遗体从医院运到八宝山公墓火化时，北京一百多万人自发肃立几十里长街两侧为周送行，形成了毛政权下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追悼会那天，就连毛谨慎寡言的秘书张玉凤也问他：“主席你是不是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毛翘了翘他半瘫的腿，说他走不动。可人们把毛不出席看作是他故意贬周。不久后是春节，毛的住宅放了鞭炮，中南海里的人悄悄传说，这是毛在庆祝周的死亡。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 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改革是一场经济浩劫

习近平的反贪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曾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毛泽东的文革当年也得到很多人的欢呼。这三件事相提并论，很多人不会同意。其实，三者的政治逻辑是完全相通的，其手段、过程并没有本质差别，其结果也是一样的。

文革，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很多文革的受害者，官复原职、官升几级之后，却坚定地支持邓小平不准全面清理、检讨、反省这场浩劫，其原因，不仅是要掩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历史责任，而且是避免泄露文革许多“受害者”原本也是“害人者”的真相。

有文革经历的人，应当能够记得，文革固然极其荒唐、丑陋，但人们当时能疯狂投身其中，既有革命理想的浪漫、愚昧，也有对中共官僚阶层腐败、特权生活的真实愤怒。所以被打倒的那些官僚，有被冤枉的，也有并不完全冤枉的。文革之后，几乎所有被打倒的官员获得平反，却是应当的，因为他们被打倒的程序是非法的，而且他们多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这些获得平反的官僚重掌权力之后，并没有几个人反省自己的历史错失，几乎每个人都将文革受害经历，演化成一种政治道德优势。有的思想僵化者，成了改革的反对者，其私人生活倒有一些人有廉洁之誉；那些改革的推动者、领导人，其实不忘掠夺改革成果，让自己家人先富起来的，不在少数。他们腐败、享受特权的程度，是文革之前完全不能比的。

中国民众中，可以说多数都是改革的赞同者，毕竟多少都从改革中得到了改善生活的机会。直到20多年后，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开始意识到，改革可能是另一场浩劫。

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政治浩劫，以打击特权、腐败、私有为名，建立了虚幻、贫穷和没有人性的“人民公社”式社会；那么，改革就是一场经济浩劫，以改革、开放为名，造成的是国有财产转化为官僚家族私有财产，造成的是不可逆转的、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的是环境和道德的摧毁。

政治正确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无论是毛泽东的文革，还是邓小平的改革，都是政治领导人的“顶层设计”，出于他们的权谋、理想、私利，民众的一种情绪和要求，只是他们加以利用的“见证”而已。为了最大化、最有效地操弄文革和改革，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都发动了群众参与其中，却不给群体参与建构程序的机会，所有的程序都由毛或邓的语录、讲话演化出来，变成红卫兵胡来的依据，变成“太子党”贪腐的机会。

表面上看，邓小平的改革是对毛泽东文革的否定，实质是一种特权复辟。对老百姓而言，真实的贫富差距，比贫困的公平社会，还是要实在得多；但就历史的祸害而言，邓小平的改革比毛泽东的文革，未必更容易被修复。何况，改革至今仍是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正确”。

在文革的祸害未被清理，改革的祸害未被认识的情况下，习近平的反贪登场了。习近平毕竟披上黄袍没多久，他未来的政治行为还难以预测，的确具有较大的可塑性。现在我们能作出评判的，主要是他上台之后的反贪动作。

没有任何疑问，习近平的反贪合乎民意，他胆敢动到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头上，又持续不断地抓各级贪官，显示他的反贪是有些动真格的。

不过，如果比较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的改革，习近平触动的层级还远远不够，毛泽东可以逼死国家主席刘少奇，废了总司令朱德，赶跑党史载明的接班人林彪，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邓小平可是赶下了毛泽东的传人华国锋，废了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立威，要达到毛泽东、邓小平的程度，光是拿下周永康、徐才厚和一些小老虎还不够。大家都明白，中共腐败的根源，不是在地方，而是在中央，尤其是在最顶层的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去世后，如果说对地方上的、中央部委级别官僚“监督不力”，那么，政治局常委级别这个层次，就完全没有监督。现在看看，有几个当过政治局常委的家族不是富可敌国？

所以习近平要立威，反贪抓人不会止于周永康、徐才厚。即使他现在只想适可而止，未来的情势演化可能由不得他。

专制与民粹再次结合

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没有进行到底，邓小平的改革没有进行到底，习近平的反贪又能进行到底吗？回答不用犹豫：一样不可能进行到底。除非，未来习近平重塑政治体制。

其原因，还不仅仅在于腐败是中共官僚成为官僚的唯一理由，不在于腐败已经腐及所有层级、所有领域，而在习近平的反腐败动作，是缺乏程序正义，没有法治作为基本依托的，所以不可能持续长久。

中共十八大之后，不少商人、官员神秘失踪，虽然有些人几个月后显示涉及贪腐被抓，但这种恐怖做法，哪有政治文明的影子？分明是黑社会的行为！

反贪腐由中纪委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党内机构来操办，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一种背叛。未经法定程序，由几个权力无边的纪委委员，就将商人、官员控制起来，很久之后又命令公检法完成所谓法定过程，和毛泽东的文革式打倒特权阶层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更阴险、更黑暗。

事实上，不少反腐败案例，是内部派系勾心斗角、争夺利益的结果，是一种互相构陷、是一种落井下石。说是恶官抓贪官，贪官抓贪官并不过分。

腐败的机制没有改变，法治的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反贪进行到底，就必然是“朝中无官”，而坚持“一党领导”的习总书记，就会成为光杆书记。所以没有理由可以想象反贪能成功。

当然，民众永远是喜欢看热闹的。每抓一个贪官，就可以解一部分人的气，也可使更多人一窥官场的丑陋。只是，中共领导人要算一算，抓了这么多贪官，是显示你对一党独大的自信，还是反映了一党独大腐败严重？答案大家都知道。大家需要明白的是：这是历史的遗产，是毛泽东、邓小平路线的继续，是专制与民粹再次奇特地相结合，也同样是一种无疾而终的运动——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何频  2014年5月6日，墨西哥）

二００四年三月，中央有关部门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究用。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周恩来逝世３０周年的“周恩来思想研讨会”

    二00六年一月八日，是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
    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
    会上，对周恩来一生予以较高评价，但对周恩来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背弃原则作出迁就，造成历史性灾难，感到沉痛。
    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关于邓颖超日记

    一九七八年十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
    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
    二００四年三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内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周恩来病危期间，毛泽东拒往探视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五月七日、七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二日、次年一月五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毛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十二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病危期间周对邓颖超嘱咐“三不要”

    以下是邓颖超日记中，有关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谈话的部分摘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留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这还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国？”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著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周恩来道出遵义会议的真相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以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在。”

    周后悔给毛抬轿子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周成全了毛的终身领袖地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编者：指毛泽东）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编者：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周对毛泽东路线的质疑和否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一场政治疾风暴雨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家很不幸，建国二十六年，还有六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编者：当时的全国人口是八亿）。” 

    周对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的反应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审判席上的“四人帮”

抓捕“四人帮”是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虽然后天戴上了诸如“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等政治罪名，却无法掩盖个人好恶和权力之争在其中的作用。主导参预这次行动的人，不仅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被历史所垢病。

中央高层六年的大换班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年离世，中共失去了核心。一面是骤登高位的华国锋跃跃欲试，一面是文革新生代百般掣肘，还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大批老干部虎视眈眈。
     1973年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 、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 、童必武。其中毛泽东（76年9月9日）、朱德（76年7月6日）、周恩来（76年1月8日）、康生（75年12月16日）、董必武（75年4月）均去世，李德生被中途换下（75年1月10日），邓小平进入（75年1月10日）没多久又被打倒，华国锋刚刚入常（76年4月7日）。
     在毛泽东去世时，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四个人。除常委外，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张春桥、姚文元。后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解除一切职务。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职的只剩叶剑英一人。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委员由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 华国锋、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 纪登奎、苏振华、 李先念、李德生、 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 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 倪志福、徐向前、彭冲等23人组成，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副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被清出政治局。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为中央主席，赵紫阳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新的排名顺序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文革新生代基本被全部清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政治局委员25人：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 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 廖承志。 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幕华 。至此，中央十届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叶剑英、韦国清和李先念三人。短短六年时间，中央高层发生了大换班式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走上“特别法庭”的王洪文

     参预抓捕四人帮的功臣后来结局均不佳

     很长时间以来粉碎四人帮被说成是大快人心的历史功绩，许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从不同的角度自夸其中的功劳，连一些跑腿的也把抓几个文弱书生描述的惊心动魄，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这场所谓的粉碎行为，无论从法治角度还是政治游戏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道义上也站不住脚，受历史抨击是必然的。
     这次对“四人帮”的清除如果论功行赏的话，首推华国锋。虽然他只是因为四人帮“欺人太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背信弃义”，至少在人格道义上站不住脚。仅从这一点上，他不足以成为国家领袖级的人物，后来被赶下台是咎由自取。
     汪东兴既是抓捕“四人帮”的力主者，又是具体实施人，论功行赏该排第二。他是毛泽东的近臣，也是历史上对毛泽东最忠实的人。他更多是与江青有矛盾，因私人恩怨而毁掉毛泽东的亲属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叶剑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上的功劳被夸大，他们只是利用了华国锋在清除“四人帮”的机会，顺水推舟并在态度上支持了华国锋。事实上他们虽然没有像华国锋等人那样被清洗，却有名无实地被边缘化，后来对国家形势没有邓小平和陈云那样有决策作用。原因在于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在位，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薄一波等东山再起的老干部不同，在清算文革问题上会涉及到。
     陈锡联、纪登奎、许世友、李德生、吴德、吴忠这些人是被划进毛泽东体系或华国锋线上的人，虽然在抓捕四人帮问题上出过力，却被定义为文革既得利益者。他们与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整肃是必然的。

   其它参预抓捕四人帮的人并没有因此获得奖励

     张耀祠，这位毛泽东老警卫负责人，1964年就晋升少将军衔。虽然在抓捕四人帮中功劳甚大，却仍受到长时间的审查，最后下放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以中央后补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调任军区副参谋长是一种降级使用。
     武健华，时任副军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奉命参与策划、组织、拘捕、关押四人帮，并任中共中央清查“四人帮”专案组办公室成员。1979年被调任陕西省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师职）。他的唯一收获是可以在媒体面前大讲自己抓捕四人帮的英雄事迹，不管是否真实，却是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收点出场费还是可以的。
     邬吉成，解放前就是毛泽东的随身卫士，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是江青的主要随卫。在抓捕“四人帮”时负责外围工作。1979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副军职。退休以后，一面出书和积极参加纪念伟人的活动，一面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向媒体报料。
    毛维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参预抓捕四人帮。1979年调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也是平调。
     其它人包括中央警卫局的处长孙凤山、副大队长毕方治，以及负责解决王洪文的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负责解决张春桥的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负责解决江青的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以及现场担任警戒的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等人，文革后也没有得到重用提升，很多人都以不同的说法叙述了抓捕四人帮的过程。这些人以不同的版本解说当年发生的事件，互相之间又非常矛盾，很多是无中生有。

   抓捕“四人帮”无关政治正确

     抓捕“四人帮”没有论功行赏的主要原因是这次抓捕无关政治正确，只是文革权力斗争的表现形式。而且就文化大革命而言，这些人的屁股并不干净。
     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及叶剑英，他们清除“四人帮”势力并非是要改朝换代，而是私利当头，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排除异己。

     华国锋被人家给“忽悠”懵了

     华国锋是毛泽东器重的人，他默认“按既定方针办”和“两个凡是”，说明他不可能改变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作为资历不深且人脉不广而位极人臣，他错误地认为威胁最大的是文革新生代，没有看到虎视眈眈的老干部才是最大的威胁。仅从这一点上看，华国锋至少不是位成熟的政治人物。正因为此，清除“四人帮”既是他的功绩又是他一生广受垢病的问题之一，落了个两头不讨好。他的这一举措如其说是“英明”，不如说是愚蠢。
     汪东兴没有摆脱历史上“宦官”的特征。他既忠诚于毛泽东，又想从中弄权。以大警卫员挤身中央中央政治局使他忘乎所以，开始挑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干涉朝政。结果虽然因抓捕“四人帮”而高升党的副主席，却被各方不认同。就像他的女儿汪延群说的“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说明他要夺的是“四人帮”的权，并非是对他们的真正打倒。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否定了毛泽东及四人帮也等于否定了自己。汪东兴与胡乔木、邓立群一样，既想讨好邓小平，又不想放弃一生追随毛泽东的信念，最终只能在纠结中打圈圈。
     叶剑英是位机会主义式的政治人物，历史上有多次“反水”经历。这位老“参座”的心思主要以揣测毛泽东意向作为行动的指南，文革中一直活跃在运动中。他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是肯定的，但毛泽东最后向他“托孤”则值得商榷。叶剑英被毛泽东“托孤”一说是《叶剑英传》自己编造出来的。在华国锋被废黜之后，他仍然说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头脑里有愚忠愚义思想”，继续他的毛泽东“托孤”一说。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 汉刘邦托孤周勃、蜀刘备托孤，都因为圆满完成了托孤任务而名垂千古。叶剑英则不仅亲手把“先主”的老婆关进监狱，而且伙同他人把“孤主”赶下台。他错误地以为清除了“四人帮”自己就成了鹤立鸡群的老革命家，然而当邓小平、陈云、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一代人物登场后，他立马放弃“托孤大臣”的身份，宁可要一个副主席的虚名，也不为华国锋殉葬。叶剑英是反手作空的高手。
     邓小平没有参预粉碎“四人帮”，对华国锋等人的行为不屑一顾，只把他们当作是过渡人物。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上台，也可以通过审判四人帮开始“非毛化”，却不会让这种“政变”流芳百世。作为政客，他知道这种行为在程序上不合法，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必将受到后来人的垢病。他毫不留情的把这帮机会主义者全部赶下台，重起炉灶开始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邓小平才是抓捕“四人帮”的最大受益者。
     参预抓捕“四人帮”各类人物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

改革是一场经济浩劫

习近平的反贪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曾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毛泽东的文革当年也得到很多人的欢呼。这三件事相提并论，很多人不会同意。其实，三者的政治逻辑是完全相通的，其手段、过程并没有本质差别，其结果也是一样的。

文革，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很多文革的受害者，官复原职、官升几级之后，却坚定地支持邓小平不准全面清理、检讨、反省这场浩劫，其原因，不仅是要掩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历史责任，而且是避免泄露文革许多“受害者”原本也是“害人者”的真相。

有文革经历的人，应当能够记得，文革固然极其荒唐、丑陋，但人们当时能疯狂投身其中，既有革命理想的浪漫、愚昧，也有对中共官僚阶层腐败、特权生活的真实愤怒。所以被打倒的那些官僚，有被冤枉的，也有并不完全冤枉的。文革之后，几乎所有被打倒的官员获得平反，却是应当的，因为他们被打倒的程序是非法的，而且他们多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这些获得平反的官僚重掌权力之后，并没有几个人反省自己的历史错失，几乎每个人都将文革受害经历，演化成一种政治道德优势。有的思想僵化者，成了改革的反对者，其私人生活倒有一些人有廉洁之誉；那些改革的推动者、领导人，其实不忘掠夺改革成果，让自己家人先富起来的，不在少数。他们腐败、享受特权的程度，是文革之前完全不能比的。

中国民众中，可以说多数都是改革的赞同者，毕竟多少都从改革中得到了改善生活的机会。直到20多年后，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开始意识到，改革可能是另一场浩劫。

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政治浩劫，以打击特权、腐败、私有为名，建立了虚幻、贫穷和没有人性的“人民公社”式社会；那么，改革就是一场经济浩劫，以改革、开放为名，造成的是国有财产转化为官僚家族私有财产，造成的是不可逆转的、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的是环境和道德的摧毁。

政治正确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无论是毛泽东的文革，还是邓小平的改革，都是政治领导人的“顶层设计”，出于他们的权谋、理想、私利，民众的一种情绪和要求，只是他们加以利用的“见证”而已。为了最大化、最有效地操弄文革和改革，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都发动了群众参与其中，却不给群体参与建构程序的机会，所有的程序都由毛或邓的语录、讲话演化出来，变成红卫兵胡来的依据，变成“太子党”贪腐的机会。

表面上看，邓小平的改革是对毛泽东文革的否定，实质是一种特权复辟。对老百姓而言，真实的贫富差距，比贫困的公平社会，还是要实在得多；但就历史的祸害而言，邓小平的改革比毛泽东的文革，未必更容易被修复。何况，改革至今仍是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正确”。

在文革的祸害未被清理，改革的祸害未被认识的情况下，习近平的反贪登场了。习近平毕竟披上黄袍没多久，他未来的政治行为还难以预测，的确具有较大的可塑性。现在我们能作出评判的，主要是他上台之后的反贪动作。

没有任何疑问，习近平的反贪合乎民意，他胆敢动到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头上，又持续不断地抓各级贪官，显示他的反贪是有些动真格的。

不过，如果比较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的改革，习近平触动的层级还远远不够，毛泽东可以逼死国家主席刘少奇，废了总司令朱德，赶跑党史载明的接班人林彪，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邓小平可是赶下了毛泽东的传人华国锋，废了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立威，要达到毛泽东、邓小平的程度，光是拿下周永康、徐才厚和一些小老虎还不够。大家都明白，中共腐败的根源，不是在地方，而是在中央，尤其是在最顶层的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去世后，如果说对地方上的、中央部委级别官僚“监督不力”，那么，政治局常委级别这个层次，就完全没有监督。现在看看，有几个当过政治局常委的家族不是富可敌国？

所以习近平要立威，反贪抓人不会止于周永康、徐才厚。即使他现在只想适可而止，未来的情势演化可能由不得他。

专制与民粹再次结合

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没有进行到底，邓小平的改革没有进行到底，习近平的反贪又能进行到底吗？回答不用犹豫：一样不可能进行到底。除非，未来习近平重塑政治体制。

其原因，还不仅仅在于腐败是中共官僚成为官僚的唯一理由，不在于腐败已经腐及所有层级、所有领域，而在习近平的反腐败动作，是缺乏程序正义，没有法治作为基本依托的，所以不可能持续长久。

中共十八大之后，不少商人、官员神秘失踪，虽然有些人几个月后显示涉及贪腐被抓，但这种恐怖做法，哪有政治文明的影子？分明是黑社会的行为！

反贪腐由中纪委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党内机构来操办，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一种背叛。未经法定程序，由几个权力无边的纪委委员，就将商人、官员控制起来，很久之后又命令公检法完成所谓法定过程，和毛泽东的文革式打倒特权阶层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更阴险、更黑暗。

事实上，不少反腐败案例，是内部派系勾心斗角、争夺利益的结果，是一种互相构陷、是一种落井下石。说是恶官抓贪官，贪官抓贪官并不过分。

腐败的机制没有改变，法治的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反贪进行到底，就必然是“朝中无官”，而坚持“一党领导”的习总书记，就会成为光杆书记。所以没有理由可以想象反贪能成功。

当然，民众永远是喜欢看热闹的。每抓一个贪官，就可以解一部分人的气，也可使更多人一窥官场的丑陋。只是，中共领导人要算一算，抓了这么多贪官，是显示你对一党独大的自信，还是反映了一党独大腐败严重？答案大家都知道。大家需要明白的是：这是历史的遗产，是毛泽东、邓小平路线的继续，是专制与民粹再次奇特地相结合，也同样是一种无疾而终的运动——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何频  2014年5月6日，墨西哥）

“人挺帅的，个儿挺高，思维很开放，思辨能力很强。我原来只在电视上看过他，一直以为他是感性的人，懂得和媒体打交道，很能创造关注度。这次在重庆和他面对面的感觉不太一样。他的一些话很有意思，比如说他对重庆的改革措施很有信心。”

我在拙著《致困惑中的年轻人》（凤凰出版社，2012年3月）里（第195页）这样形容薄熙来。

2010年8月初，我着陆到炎热的重庆。它是盆地，周围都是山，市内几乎没有平路，到处都是坡路，使我忽然间想起祖国的家乡热海——山口百惠主演的《伊豆的舞女》的场地。

一次小范围的交流，我早就到了会议室，黄奇帆市长也在了，就是中间的位置是空着的。看着离我大约5米的那个位置，联想着的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我之前从不同的日本商界人士听说过他们眼里的薄熙来，他们感叹说，“薄熙来先生很重视对外交往，很认真地倾听我们外国企业想在他管辖的地方做什么，当然，他也会直率地对我们提出要求。”

在会议室内，重庆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们似乎有些紧张。我靠近一名男官员，询问“书记在重庆的地位这么高啊？你们都紧张成这个样子。有这么严重吗？”这位先生很小心，看着周围，确认没有一个同事“监视”后，悄悄回应说，“我们开会都是这样的。书记的要求很高，他是一名很重视形象和成果的人，我们不能有任何失误，否则麻烦了。”

自从2012年4月10日，“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后，我与曾在辽宁省、商务部、重庆市与薄熙来一起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交流，听听他们对薄的印象：

“他喜欢做新的事情。”

“他的政治野心大。”

“他做事不像其他领导，不太重视部下的意见，常常自上而下地做出决定。”

“执行力超强，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其做法必然带来一定的风险。”

前些天，我与了解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有关情况的一名“太子”聊天，他说：“薄熙来一直以来想要的，不仅是进常委，还想要得到更重要的位置。但他的作风与手腕不是能够令其他中央领导人接受的，他会得罪太多人，破坏既有的政治秩序。”

或许，这是围绕“薄熙来事件”最具有信服力的解释。

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有一条相对固定的发展规律，呈现出四个阶段：一是极权政治；二是威权政治；三是精英政治；四是市民政治。划分的标准是这四个具有不同风格的体制的统治者具有多大权力，抑或哪些群体或阶级在统治社会。就中国大陆而言，毛泽东时代属于第一阶段；邓小平时代属于第二阶段；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据我理解，属于从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的过程中，但迄今为止已经在较大程度上靠近第三阶段。

从这一东亚政治发展的规律角度出发，当前中国政治舞台能够容纳的已经不是像过去一样具有纯粹极权或威权的“政治家”，而是在基于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的集体领导体制下能够“读懂气候”的“优秀官员”。

时间在走，令人沉思。

过了一阵子，薄熙来带着几名保镖和部下，高调地进到屋子里，走路速度在我见过的官员里是最快的。身高1.90米左右的他显得既匆忙，又憔悴。我回头问了一些官员，他们介绍说，“书记身体不是特别好”。

我与薄熙来握了下手，他的右手很干，从来没握过如此没有温度的手。“是与他身体不适有关还是有其他人为的原因？”我在脑子里胡思乱想。

他坐下来，开始讲话。声调波动得很清晰，观点表达得很生动。他动不动就展示自己对重庆的喜爱。

“重庆是个好地方，重庆人很好客，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地方”，他高调地对我说。

他紧接着阐述“5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他强调高度重视重庆市民的生活水准与幸福指数，“为了使我们的人民开心、快乐地过日子，我们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你可以在重庆好好观察下，能感受到我们政策成果的。”

我每天从住宿的解放碑附近出去跑步，如薄熙来说的，到处能看到“5个重庆”的口号横幅。马路边上的警察比我去过的任何城市还多，在我眼里，站在十字路口中间大胆执行任务的强悍女警察，似乎展示着重庆发展的方向。

凌晨的街头、广场，我去与那些唱红歌的中年太太、先生们交流，“你们唱得好开心啊，你们这些年快乐吗？”她们明显享受着快乐，纷纷回答说，“快乐！开心啊！”

我也去问在重庆读书的大学生，“你们如何看待现任政府的政策？”有人回答说，“要经常唱红歌，麻烦呢”；“没什么，挺好的，经济发展快嘛”；“重庆受关注，还是令人自豪的”。

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象看，当时，重庆市内是平安的，稳定的，快乐的。

对于近年以来城市GDP增长15%以上、农村GDP增长20%以上之成就，薄熙来很自豪说，“这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黄奇帆市长的功劳”，并拍拍黄市长的肩膀。

黄市长没有反应，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或有些过意不去。书记与市长之间展开的小插曲使我感到很别扭，给人一种“两者不配”的幻觉。

迄今为止，薄熙来已离开重庆，黄奇帆则继续施政。

着力谈论重庆改革的薄熙来，显得有些疲惫，记性却不差，不看稿子，随时拿出数据来支撑改革成果。不可否认，他是我见过的中国官员当中最有个性的，况且，也是唯一可称得上的政治家。

违背他心愿的恐怕是这个时代。

我几年前赴香港，跟曾若干次到重庆做过调研的《亚洲周刊》记者纪硕鸣交流，他在凤凰卫视的化妆室里对我说，“重庆模式注重的是民生”。后来，我亲自到重庆考察的过程中“体验”到，对“重庆模式”来说，“唱红打黑”才是支撑“注重民生”的强大后盾。薄熙来是拿着前者的果实，巩固权力，迎合民意，自上而下地把纳税人的钱投入到最能体现出改革成果，尤其直接促进GDP增长的战略领域，包括公租房建设。我在与薄熙来的面对面交流中一直等着他大胆谈论“唱红打黑”的伟大，却始终没有谈，直到座谈结束，他离我而去，表示，“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忘记了涉及这个话题，还是时间不够；是因为有什么因素使他有意避开谈到那个话题，还是与王立军不在现场有关……

今天，重庆迎来了全新的面貌，该走的走了，该来的来了，该抛弃的抛弃了，该恢复的恢复了。听重庆当地的年轻朋友说，“没什么人讨论打黑唱红了，也没什么人议论薄熙来了”。

有一名曾在重庆，目前在北京工作的媒体人对我表示说，“我原来离开重庆媒体就是实在受不了那个‘红色模式’，彻底摧毁了我们作为媒体人的良心，根本无法去做媒体该做的正常报道，包括批判性报道，而只好服从领导人唱红的政治需求。”

我问他，“现在情况变了，还回重庆吗？”

他说，“现在，已经晚了。”

时光已过，仍有余香。

现在回过头来评估，“重庆模式”的问题点有三个：一，它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压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义，并强调自己的制度优越性与政治合法性，这一做法早已过时；二，它“打黑唱红”与“注重民生”过程中的透明度极低，决策过于自上而下，彻底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忽略“社会”的维度，从而缺乏体系内的弹性与耐性；三，“重庆模式”的提法本身从当前中国政治游戏规则角度看恐怕成问题。在中央一把手都没谈论“中国模式”的形势下，地方一把手大大谈论，或赞扬“重庆模式”，只能说，没有读懂气候。

造成这三点问题的责任或原因不仅在于薄熙来本人，也不局限于重庆当局，更不限于中国执政党，问题反映的是关心中国现状与未来的所有人之公共意识（public mind）。对此，“我们”需要作出必要的反思。

中国政治的“去官僚化”趋势使得薄熙来陷入孤立、孤高、孤独，他表现出的政治手腕早就不适应当前的中共官场，这与他是否是信仰文化大革命无关，也与他在十八大上要站在什么位置无关，更与他对邓小平路线的忠诚度无关。

薄熙来的命运向中国政治提出的只是挑战，而不是机遇。底线的保住不相等于蓝图的诞生。中国依然有着一批没有“价值观”的百姓，中国依然是没有“共识”的社会，这依然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肯定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N个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更不好走，迷失的则是方向。

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

    “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忠臣，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舆情很难说能够平静下来，议论汹涌扑来，也未见得马上就能够冲垮原有的政治伦理堤岸，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幕现实大剧视同一出视觉和听觉的娱乐节目，尽情消费相关的政治情节和故事，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泛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预设前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这种学者云集为一个地方说话的现象，大概只有在国共之争时的延安才有，那个时期，多少理论才俊和文学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不去西安去延安，成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时尚。两军对垒，分清敌友，选择政治正确，是战争年代的不二法则，而今重现这类现象，值得研究。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执政党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化为导向，不仅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成绩，也重铸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格局下，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其在中国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经济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以学者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为主体的老左派原有污浊的名声，同时激发出社会民粹毛左势力的政治热情。党内老左派建构意识形态正统，长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语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对新的时代，拿不出新词，缺少话语方式调整，说了谁也不信。草根阶层的毛左势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网络街头政治，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的输入到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反对的学者一时无从置喙。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左派已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话语力量，发出的声音已不可忽视。在此思想背景下，“重庆模式”以“唱红”方式开发红色资源，为新左派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空间。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于是，重庆大门大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大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像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毛时代的制度遗产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道重庆模式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
　　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个核心说法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在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重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影响深远，是一个公开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3月15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潘维一如既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得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总结重庆的巨大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
　　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情歌颂薄熙来的“千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央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这些阿谀之词，无异于谱写了新一曲的“东方红”。就是这么一个“学者”，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某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等，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不仅邀请崔之元等重庆官员宣讲重庆各项经验，而且也广为邀请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时代的大红人戚本禹、朱永嘉和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张宏良在这个高层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赴重庆的著名学者远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美国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黄宗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黄宗智在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据说和王国斌、彭慕兰共同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加州学派”，退休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也算是衣锦还乡。这回对重庆模式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多次撰文予以良好评价。他的切入点是顺着崔之元的话接着说，充分认同崔的洋书袋里的那些说法，认为“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张旭东教授师从美国新马批评大师杰姆逊（詹明信）教授，身份也是显赫，这次是以另一种“学术方式”介入到重庆的场面之中，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他在题为“为什么选择重庆”的采访中，从所谓“总体性时代”开始谈起，话题广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中国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国新人和中国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视野很大，预期很高，目标是在重庆建立起一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话语中心”。

    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极大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在执政党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去重庆背书之后，重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进一步得到确认，以致引来更大规模“红色朝圣”潮。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纷纷前往重庆，在2011年达到高潮。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院长常务副院长亲自带队，各大所的所长和众多学者参加，浩浩荡荡奔赴重庆，召开“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接着是北京大学，也是由校长和书记一马当先，率大队人马来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市校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人民大学也不甘落后，校长纪宝成临退休前率队去重庆考察，赞扬重庆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至于像北京邮电大学，档次和规格都低一些，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重庆相关人物的高度尊重，聘请其为该校的兼职教授。
　　在前往重庆的路途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边缘学者的身影，比如去年由杨帆教授组织的“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诸如黄纪苏、张木生和萧功秦这样的学者前去重庆，回来后整理了一个发言记录，在网上披露后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萧功秦的发言受到重庆苏伟教授的高度认可，被他认为是右派人士在重庆经验感召下发生理论转向的一个标本。萧功秦教授的确是在去了重庆考察之后，为重庆说了不少好话，当然也对重庆“唱红”迎合文革毛左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张木生也有这样的倾向，对重庆办理“李庄案”有所质疑。在左派对重庆的一片唱多声中，这几个学者在赞美重庆诸种做法的同时，还是表达了一些看空的观点。然而，这些质疑和批评的观点，在左派和官学的一片欢呼声中，瞬间就被淹没。
　　如此之多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奔向中国西南一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在尽显沉闷拘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无疑是一道极其亮丽的政治人文景观。原因何在？我看有三。首先，这是奔着这个人去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显赫的红色背景，不具问鼎高位的潜力，何至于有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前去捧场投帖？他去重庆执政，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终老一生，随着他雷霆般的执政行为呼啸而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传统格局，大有挟“诸侯”以令“天子”的架势，当六个常委先后前去为他站台之后，人们都在议论，剩下的三个会在何时动身。大概正是这种态势摆在那里，加之其个人的超凡魅力，让许多人从最初的观望中迅速决定下注，为重庆留下投名状。在此环境下，学者岂有例外？其次，意气相投，价值观一致，有共同信仰，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共识，可谓志同道合。重庆打出红色大旗，标榜意识形态正统，整合左派思想资源，呼应民粹，在中国渐已形成的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众。学者的作用在于，为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利益驱动为政学不同资源整合创造了巨大动力，使得合作双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补。重庆地方财政难说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学术，支持学者来渝讲学做课题搞调查，还是轻而易举的。坊间传说几个大牌学者获得丰厚资助，无法证实，应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和重庆战略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和地方资源交流与结合，是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内在逻辑，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奔赴重庆，为重庆说话，于理于法于情，都无可置疑。和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相同的政治见解，何错之有？坚持执政党一贯的意识形态，怎能不对？提供了学术服务获得地方财政支持，岂有不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学者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国天下为抱负，提倡经世致用，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然，这是一种理性人格，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学者，原来是极其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的，对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多有批评，在理论研究中大致还保留着某种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2、左右之争已从理论思想层面进入到了现实层面，左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为重庆模式说话，不置一个微词，是其正当权利。屁股决定脑袋，从来都是如此。问题是，学术文章和宣传品总是要有所区别吧，这个区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个洋人的话，做了多少个图表，尾页有多少个注释，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王绍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据和图表，看似学术性很强，其实都没有摆脱奉命之作应景之作的嫌疑。把他们的文章和苏伟的文章作对比，即可发现，他们所提供的学术论证流程不过是对苏伟文章的一次改写，基本的调子是苏伟已经定好了的，他们的创新之处无非是增添了几个时髦说法，比如“重庆梦”和“社会主义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离开学术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它即恢复其意识形态本质，毫无科学求实精神，以价值判断开路，主题先行，最后必定堕入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在那些已经全身投入“重庆叙事”的学者，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以前说出去的那些大话，是继续说呢还是收回来？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在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人们正拭目以待。
　　3、重庆模式自实行以来，即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其中“打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触目惊心，对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场，均应有所反应和判断。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开出来为重庆“打黑”辩护之外，大多数左派学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这和他们在重庆民生经济上高谈阔论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是明知道重庆方面做得不当为尊者违？还是故意以沉默表达对重庆的无言支持？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我认为他们并不难发现重庆“打黑”的诸多破绽，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完全是出于党同伐异立场，毫无公正可言，背离社会正义。重庆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从开始起就已显端倪，其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的所作所为，一直就被广泛质疑，公道人心，显然易见，为何那些充满睿智的学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２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１９６２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６５年９月至１０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１９５７年３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的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 ，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２月１２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原刊于（《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

  【注释】
    ①这个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是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

78年前的今天，1937年8月14日，年轻的中国空军第一次迎战亚洲最强大的日本空军，取得6比0辉煌战绩，也是中国空军铸就“有我无敌”、“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牺牲自我”、“成全大我”的“八一四精神”的日子。这一天，被定为中华民国的空军节。

1937年8月14号，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空军接到命令，轰炸吴淞口的日本战舰及上海日租界的日军据点。凌晨3时半，第五大队队长丁纪徐率领8架“霍克—Ⅲ”式驱逐机从扬州起飞，沿长江向东搜索，飞到川沙县白龙港附近时，隐隐约约发现1艘敌驱逐舰，立即从2000米高空向下俯冲，向日舰发起了猛攻，炸弹一个接一个砸向日舰，将敌舰炸成碎片。上午7点多，中国空军的5架侦察机和21架轻型轰炸机分别从杭州笕桥和安徽广德启程，轰炸游弋在黄浦江的敌舰及在上海公大纱厂、江山码头附近的日军飞机场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恼怒的日军在中午时分，出动了最精锐之联队鹿屋及木更津海军航空队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对中国进行报复性轰炸，他们把杭州笕桥机场作为轰炸目标。妄想摧毁机场，使我空军无处立足。

驻笕桥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是个驱逐机大队，飞行员经过严格训练，技艺高超，中国空军的“四大天王”高志航、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除了刘粹刚外，其余三个都在第四大队。

    高志航

下午2点多，11架日军重型轰炸机飞临笕桥上空，杭州笕桥机场上空下着大雨，空军第四大队刚从河南周口赶回笕桥机场，就听到警报，大队长高志航下令一半驱逐机赶紧加油，一半起飞迎战。在高志航的带领下，4架霍克式驱逐机冒雨迎战日机。他们在空中上下翻飞。为精确打击敌机，高志航、李桂丹、乐以琴等飞到1000米的低空向日机扫射，日军6架96式轰炸机中弹，拖着长长的浓烟，起火爆炸，剩下的飞机没命地四下逃窜。当天，中国空军击落敌机6架，自己全部安全返航，以6∶0的战绩取得了首战胜利。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全国百姓从广播知道此一消息后，欣喜若狂。蒋介石亲自传令嘉勉。

次日，日军派出60余架飞机轰炸上海、杭州、南京中国机场军用设施和通讯指挥枢纽，更激烈的搏杀在长空展开，我空军勇士不畏强敌，士气高昂，再次击落十余架敌机，其中乐以琴一人连续击落四架。8月16日，中国空军再次轰炸上海日军阵地和日舰，重创日海军旗舰“出云”号。

    乐以琴

此后，空战更为激烈，虽然中国空军的飞机和装备远落后与日军，但空军健儿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坚定，令侵略者胆寒。8月17日，第5大队飞行员阎海文在空袭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战斗中被高炮击中，他跳伞后落进了日军包围圈，敌人试图活捉他，阎海文拔出手枪，一连放倒4个鬼子，最后举枪自尽，留下“中国无投降的空军”的名言。

    沈崇诲

19号，第2大队轰炸长江口外日舰。飞行员沈崇诲和陈锡纯的座机发生故障， 他们驾着故障的飞机冲向敌舰，与敌人同归于尽。

 阎海文

比较中日两国当时在空中的实力，日本已能独立研制世界上领先的作战飞机。陆军有140个航空中队，海军有65个飞行队。可用于作战的飞机约为2300架，预备飞机约280架，从飞机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中国空军，总计只有约600架飞机，但能够参加作战的仅有223架飞机，不及日本的七分之一，且全部购自国外，品种五花八门，机型过时，面临淘汰。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力薄弱，无独立研制能力，零件需从外国进口，损毁一架就是一架。

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中国空军迎战强敌，全凭一腔报国的热血，和纵使战到一兵一卒，绝不停止抗战的决心。1937年8月14日到8月31日，在历时半个多月的空战中，中国空军共空袭67次，空战12次，击落日机61架，击中日本舰船10艘，自己也损失了27架飞机。在开战的三个多月中，在上海、武汉、南京、杭州，一场场空战惊心动魄。处于劣势的中国空军给予日军以重创：日军损失飞机230架，飞行员阵亡327人，其中，三轮宽、山下七郎、潮田良平和南乡茂章，都是日军的王牌飞行员，号称“四大天王”，竟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先后葬身中国战场。虽然中国空军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有的歼击机飞行员在三个月中全部殉国，但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和一腔热血铸就的军魂却永世长存。在杭州东郊笕桥的中央航校门前，石碑上刻着航校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这正是当年“天之骄子”们“甘将碧血洒长空，精忠报国留丹心”的大丈夫气慨的真实写照。

至今听起来依然高亢激烈、震憾人心的空军军歌《壮志凌霄》，正是“八一四”精神的具体体现： （军歌起） “壮志凌霄，壮志凌霄，好男儿报国今朝。翱翔铁翼山河动，扫荡云烟日月摇。我们要智勇充沛，德性高超，飞虎腾蛟。努力发奋为雄，勿忘艰难缔造，担负起天下兴亡，万里长空永保。”

汪东兴号称警卫毛泽东三十年的内廷唯一行走，而纪登奎素来以毛泽东的“老朋友”为外界所共知，吴德在董必武死后，成为中国人大的实际当家人，朱德死后，他成为中共全国人大党组书记，权摄人大达三年之久，陈锡联是毛泽东晚年在军内非常倚重的“少壮派”，这位当年最为年轻的野战军纵队司令员是接替叶剑英的第一备用人选。所以，以上四人都是毛泽东晚年须臾不可离开的宠臣，对他们做以介绍，实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晚年政治的侧面。 

　　先说总管汪东兴：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的军功，也没有出奇的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的小心翼翼的努力。他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宾天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七十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的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小平的耳朵里，向来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 “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 “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地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来的常客。

　　附I：汪东兴的儿子汪振凯简介 
　　汪振凯，男，汉族，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曾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军衔。历任北京市红星农场管理部伙食科科长、管理部副主任，解放军西郊训练基地第一警卫组副组长，组长。装甲兵学院营务管理部副部长、副政委、政委。军事科学院行政部部长、训练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 

　　附II：汪东兴的女婿康永年简介 
　　康永年，男，汉族，曾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管理局副局长，武警大校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84450部队机关干事、后勤部干事、科长、组织处副处长、武警北京总队机关管理局行政处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兼政委。武警总部机关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姚文元四十二万字的回忆录被当局封杀之后，又写了一部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爆出了中共毛泽东王朝在最后日子里的一些历史真相。

   姚文元出狱后的两个愿望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笔杆子，「无产阶级理论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时期，毛泽东更封姚文元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间，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传口」。

一九九六年，姚文元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隐居，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还画画写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二○○一年九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经过四稿，已搁笔，共四十二万字，从一九五六年写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五百万买断姚文元回忆录版权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着，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内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万元买断版权。

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着无下文。据知，江泽民对此有过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当局对姚文元回忆录的「五不准」

到了二○○二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姚文元新撰《回顾与反思》爆历史真相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以下是该《回顾与反思》的部分内容。

   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着周恩来、江青责骂道：「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着，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

   毛泽东对周恩来追悼会的意见

姚文元写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要开追悼会。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汪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反应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关于总理人选

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

   关于对黄、吴、邱、李的处理

姚文元还爆出史实内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被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不过份。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帅，老帅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也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毛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子虚乌有

姚文元还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爆出：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毛为身后事忧虑

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

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摘自二ＯＯ三年十二月《争鸣》杂志

姚文元：浙江诸暨人。1931生，大学毕业后从事宣传文化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卢湾区团工委、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1965年11月在江青、张春桥授意、组织下，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1967年初，伙同张春桥、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1976年10月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2005年12月23日因糖尿病病亡。 

    “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已经死去多年，同那段历史一样，“王洪文”3个字也变成了历史。同70年代在中国政坛上红极一时、横行一时的王洪文不同的是，他那祖祖辈辈以土地、耕牛为生的亲人们，始终在东北的一个山村里，过着清贫而本分的乡间生活。王洪文权力鼎盛时，他们没有随之“鸡犬升天”；王洪文从政坛上跌落下来，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故。让王洪文老母亲至死遗憾的是，从王洪文17岁离家出走到离开人世，老母亲只见过他一面。
    王洪文在政治上的勃勃野心，让他的亲人们付出了骨肉分离的代价。

    1932年，王洪文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他的父亲叫王国胜，耳朵有点聋，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王杨氏，生性胆小，为人谨慎善良。王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小时候，王洪文同那个年代大多数贫苦农民家的孩子一样，没读过书，只念了3个月的《百家姓》。10多岁时，他就给地主家放猪了。小时候的他长得白晢、文静、会说话，是村里公认的好孩子，很得乡邻们的喜爱。17岁那年，他参军离开家，除转业那年(1958)回过家乡一趟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他参军的第三年，父亲王国胜因肺病去世。他被押进秦城监狱的第五年，母亲王杨氏因脑血管破裂去世。 

    王洪文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叫王洪武。三弟叫王洪双，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现已退休了。四弟叫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1996年因肺结核去世。妹妹叫王桂兰，在吉林市做家务。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及其后代，都是普通工人、农民。
    开源村是西新乡较大也较富裕的村子，站在村前，我想象不出王洪文童年时村子的原貌。现在的开源村风景很美。村口于两年前建起仿古村门，村门一侧是水塘，水塘外是小河；另一侧是泛着鹅黄色的稻田，村门内就是绿树红瓦的村庄了。
    几经打听，我终于找到了王洪文的二弟王洪武的家。王洪武与大儿子住在一起。王家正在吃中午饭，饭桌上是一盆白米饭和两盘炒土豆片、几个咸鸭蛋，几个孩子争抢着咸鸭蛋吃。听说我是来采访的，王洪武和他的妻子放下手中的碗筷，让我坐在炕上。为了不影响他们一家人吃饭，我从屋里走了出来。
    王家住在村子的西头，除了他家是土房外，前后左右是一幢幢村民或新或旧的红砖大瓦房，房子整齐、漂亮。看着他家破旧的、几乎要倒塌的土房和一眼就能看得出的贫困家境，想着当年王洪文在北京做党中央副主席时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我心里竟涌起了一种历史感，仿佛听到了岁月的风声从耳边“嗖嗖”刮过。

“从大哥当兵离开家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 

    王洪武比王洪文小两岁，已经60多岁了。从脸形看，王洪武和王洪文很相像。王洪武的头发凌乱花白，脸上皱纹纵横，眼神有点发呆，说话有些木讷。王洪武的妻子是吉林省公主岭市大岭乡黄花屯人，瘦高，脸挺小，可以看出年轻时是很漂亮的。王洪武卷了一支叶子烟，吸了一口后，对我说：大哥“出事”后，家里很少来外人；前年有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安徽人来我家里看看就走了，你是第二个来我家的外乡人。说过这些后，王洪武就简单地、面无表情地讲述王洪文的经历：王洪文入伍一个月便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卫国战争；回国后转业到上海棉纺织17厂当保卫科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王洪文造反，当上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林彪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王洪文保卫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后来，毛主席把王洪文调到了中央；1976年10月，身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被逮捕了，关在北京秦城监狱；1992年11月，王洪文因肝病死在秦城监狱。
    说过这些，王洪武抬起昏花的老眼，接着说：“其实，我对大哥的了解很少，从大哥当兵离开家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自大哥离家后，父亲一面也没见到他，母亲在他转业那年回来时见过他一面。当时正是大跃进，大哥回来没呆几天就走了。” 
    1980年的一天，王洪武和他的弟弟妹妹突然接到可去北京看望大哥王洪文的通知。王洪武兄妹4人马上打点行装上路了。许多年来，王洪文很少和家里联系，也很少给家里写信，王洪文在北京的情况，王洪武和弟弟妹妹们基本上不知道。“四人帮”垮台时，听人传说，逮捕“四人帮”时开枪了，王洪文的胳膊被打断了，家人心里很害怕。因此，一路上，王洪武兄妹4人的心空悬着，谁也不说话。到北京后，他们和等在北京的大嫂见了面，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那次，他们和王洪文在一起呆了一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总共4个小时。那天，他们早早就等在秦城监狱的接见室里。王洪文被叫出来，坐在他们对面。王洪武初见王洪文时曾有一阵感到陌生，但觉得眼前的大哥和电影、电视里出现的没什么两样，只是瘦了些，脸色苍白，有些浮肿。后来，王洪武看见大嫂流泪了，心里也涌起了酸楚。他拉了一下王洪文的胳膊，说：“大哥，听说抓你时开枪了，你的胳膊给打断了，是真的吗?”王洪文举了举胳膊，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胳膊并没受伤，然后告诉他们，抓他时并没开枪，只是说开秘密会，不让带警卫员，去到会场就给抓起来了。王洪文叮嘱弟弟妹妹们要好好劳动，不要背包袱；叮嘱他们好好过日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母亲的身体。他说过这些后，话就很少了。
    1974年9月，王洪武到大寨去参观，回来时路过北京，在北京住了一宿，想见见大哥。那天晚上，他在招待所里给大哥打电话，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通了，是大哥的秘书接的。秘书说，王洪文没在，要想见王洪文得半夜以后。王洪武虽然十分想见大哥，但想到大哥那么忙，不忍再劳累他，于是打消了见他的想法，第二天就回长春去了。
    在秦城监狱同大哥说话时，王洪武说起那年到北京想看他的事，王洪文眼里闪出了亮光，问了王洪武在北京给他打电话的具体日期，细算了算时间，然后对王洪武说，那天他在北京，可是秘书没告诉他说他弟弟来了。说完，王洪文眼神里流露出遗憾。
    王洪武兄妹4人从秦城监狱看了大哥回来的第二年，即1981年，王洪文的母亲就因脑血管破裂去世了。

“我们没沾王洪文的光” 

    同王洪文的父亲一样，王洪武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早些年在村里当过队长，后来又当了村里的治保主任。王洪文进了北京后，王家在当地成了旺族，王洪武也成了让人刮目相看的人物，常常有村里乡里的人来请他出去帮着办事。他到哪里，只要一说是王洪文的弟弟，想办的事立刻就办成了。那些年，他帮着村里乡里办了许多事，给乡里买过一台汽车，还买过其他便宜的农用、建筑用的生产资料等等。王洪文的母亲也受到了村里乡里人的尊敬，乡里有许多次开会，都把王洪文的母亲请去，让老太太坐在主席台的正中，上台下台、上厕所都让红卫兵搀扶着，一口一个“王奶奶”地叫着。
    1974年，王家扒了旧房想盖新房，王洪武托人买来砖瓦、木料。房架子、门窗都做好了，村里说要帮着盖房子。王洪武的母亲做事小心谨慎，不同意村里帮着盖，怕有什么影响。可村里却非要帮着盖不可。为此，盖房的事就这么僵持着，一拖就拖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村里帮着给盖上了。
    王洪文在北京被捕后，王家压力很大。王洪文刚被抓起来，村里就来人撵王家的人搬出家门，并拿着铁镐、二齿子把王家4间房子给扒了，扒下来的砖瓦木料全拉走了。
    王洪文的母亲和弟弟王洪武平时为人挺好，房子被扒了后，没了住的地方，村民们见状主动帮王洪武盖房子。王洪武已没钱再盖砖挂面的房子了，只好盖了3间土房。王家就在这3间土房里住了20多年，一直没有能力再盖新房。
    因受王洪文的影响，王洪武的村治保主任的职务很快就给撤了下来。
    曾听人传说：王洪文在北京当党中央副主席时，国家曾给过王洪文母亲一些钱。从市内到西新乡再到开源村的这条路也是因为王洪文的缘故而专门修的。采访时，我把两件事提出来问王洪武和他的妻子。关于修路，王洪武想也没想就回答说：“路是修了，当年不是柏油路，是用山皮土修的。但不是因为王洪文出生在开源村才修的，就算王洪文不在这个村出生，路也要修。”至于国家给王洪文母亲钱一事，王洪武的妻子说：当时听人传说国家给钱了，但我们没花着，没人把钱给到我们手里。

“大嫂回来过许多次” 

    王洪文的妻子叫崔根娣，是上海棉纺织17厂的工人。她家在上海，父亲、母亲都是工人。她同王洪文结婚后生有两男一女，大的是女儿，如今，3个孩子都在上海工作。
    崔根娣跟王洪文老家的弟妹们格外亲。王洪文被押秦城监狱后，她多次给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写信，还多次从上海回开源村。每次回开源村，她都从上海坐车到长春，再从长春到吉林市，先在王洪文的妹妹家住些日子，然后再回到长春市西新乡。那时，从西新乡到开源村的路不好走，没通车，三四公里的路程崔根娣要走一个多小时。
    崔根娣最近一次回开源村是1995年夏天。她在吉林市、百家屯、开源村共住了3个月，在王洪武家时，崔根娣就住在西屋，她自己把凌乱的屋子打扫打扫就住下了。她不怕蚊子咬，不怕苍蝇多，与王洪武的妻子很谈得来。吃饭时，王洪武家吃什么她就跟着吃什么，只是不吃没做熟的菜。有时她还亲自动手和王洪武的妻子一起做菜做饭。
    王洪武的妻子说：“大嫂在上海家里也不宽裕，她总想着到农村来住，还想在农村养猪、养鸡，或养些值钱的东西。”停了停，王洪武的妻子又说：“大嫂说她今年还回来，可是，现在快到9月份了还没回来，怕是不能回来了。”
    王洪武瞅着窗外的远方，那样子好像是在看大嫂回来了没有。
    采访结束了，我问王洪武，家里有没有王洪文小时候的照片和他们母亲的照片，王洪武说没有。王洪武说：母亲去世时，本想给母亲照张相，但后来没照。王洪武送我出来时，我同他唠了几句家常话，知道他家种着10亩地，够吃用的了。王洪武还对我说，他大儿媳妇在乡里的绒布厂上班，一月下来可挣510多元。

                                                                                                        《每日文摘》2002年12月29日

王洪文：男，1935年12月生，吉林长春人。四人帮主犯之一，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

王洪文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一个贫农家庭。曾给当地富裕人家放猪，念过3个月的私塾。1951年4月由长春市郊区人民政府征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南渡鸭绿江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曾任警卫员、通讯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随部队调防江苏省无锡市。1956年复员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卫科干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洪文因为一系列“造反”行为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成为继林彪之后的第二个"接班人"。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加紧了所谓篡党夺权的活动。

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2年8月3日因肝癌病死于狱中。

在毛的遗体前，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十指相扣以示团结

张春桥将老婆留在上海

张春桥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像姚文元一样，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将他们都留在了上海。

张春桥为何要这样做呢?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革命后，曾被日本侵略军俘获，后来自首，成了叛徒，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战争，到处为日本军队做策反工作。

1946年张春桥与文静结婚。

对于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变的事实，文静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

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

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也是来监视张春桥，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

张春桥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

张春桥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张春桥这次是下了狠心的，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扔掉脑袋。

历史没有朝着“四人帮”策划的方向走，但是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们一伙相互勾结的罪恶目的究竟是什么了。

北京是个什么地方?那里是中国的高官集聚之地，对于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情况，特别是每一个想要进入高层领导层的人来说，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人物，只要人们发现了一条“辫子”，就会扭住不放的。张春桥老婆的这一条“辫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别人扭住的地方。

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

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这样处理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后花园”里还可成为他的一只耳目，随时了解各种情况，帮助他操纵和控制。

约见王洪文秘书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化大革命”中一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下去，那也会是前途无量。可是，自从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令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他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晚上，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走进那间熟悉的屋子，看到一向善于掩盖自己内心的张春桥，面容有些忧郁，神色有些不定，两个人的谈话没有了昔日的气氛，语调低沉，表情阴暗。

张春桥谈了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做好准备，要经受考验。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键是由谁来当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张春桥还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后，多收集一些邓小平反动路线的罪行，以便他将来在三中全会上好有“发言权”。

肖木从张春桥的长谈中，感觉到了一种悲伤，一种预感，一种即将灭亡时的绝望和挣扎。

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看来，与张春桥相比，肖木还是太嫩了。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正是因为张春桥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肖木临走时，他又一次让肖回到上海后，去找一下马天水，为他办好那件离婚的事情。

这时的张春桥是想到自己未来的前途，好再次高升以后另寻新欢呢，还是真的害怕因自己出什么问题将来牵连到老婆儿子?

总之，张春桥再次提出与老婆离婚的问题，已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

可以肯定，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时期，面对着未来，张春桥此时提出离婚的心情是更复杂的。他到底是要为老婆孩子留一条后路，还是想为自己的未来留一个更大的空间?

随着“四人帮”的迅速覆灭和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的沉默不语，这一切都永远地成了一个谜。

张春桥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

他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儿出面找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的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肖木这才发现，这位从上海来到北京高升了的“政治局常委”，除了考虑个人的权力之外，对于个人的幸福也是同时在考虑之中的。

一向自认为很“正派”的张春桥，在他的这个同伙眼中一下子变得有些虚伪了。肖木的回答明显带着几分不满：“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你还是要坚持离婚?”

张春桥根本不把肖木放在眼里，他显得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这位“首长”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这件事情：“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婉，几分凄凉。

 
    法庭上的张春桥据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