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九十八，应北京官方邀请，参加“九‧三”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活动，来往旅费及在京食宿由主办者负担，七十五岁以上可以带一位陪伴，于是我同妻子吴琼飞往北京。
报到的周折
我俩提前八月二十五号到京，住儿子家，八月三十一日有联系电话催我们报到，为节省国家一天的开支，我们九月一号才报到。一号早由儿子开车前往北京饭店，长安街北京饭店前面铁门锁住，院内未见人影。我们的车子刚靠近大门，佩短枪的武警立即前来命令我们：“快开走！”我说：“我是香港参加阅兵的代表，今天来这儿报到。”武警不理什么报到，气势汹汹要我们赶快离开。呵，堂堂首都北京大饭店，不开门迎宾，又没贴“停业”公告。我九十八岁了，也曾到过世界各地开会及旅游，没见过如此不文明的待客方式，忍不住发火：“岂有此理！”武警见我比他们还凶，立即软下来，告诉我们，所有报到车辆都要绕到后街偏门。
我不禁遗憾，“九‧三阅兵”不是大喜事吗？怎么搞得形同一座监狱？甚至还不如我曾经坐了二十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所方有一条规定：“保障人格”。管理所监管干部对待战犯从来客客气气，没想到这次到北京饭店却遇到如此不愉快的事。唉！我不由叹息，根源是不尊重“平民人格”。
到了饭店后街，车子还是不能直接开到后门，他们在后街口设一铁栏栅，所有人员必须在此下车接受安检。天下著小雨，颇冷，妻子下车与之交涉，我坐车上看这出戏。好在有中央统战部两个小年青接待人员走来问明情况，扰攘约半个小时，才有人推著轮椅接我进去。
三类代表人士的排名
我们住在北京饭店一号楼一○一七号大套房。住定后，翻阅报到时派给我们的“会议手册”，“手册”未注明“保密”，不妨公开。原来，北京饭店安排三类人士入住：
一、港澳代表人士一百二十二人；二、台胞代表人士一百零四人；三、海外代表人士一百四十二人。三类代表人士一共三百六十八人。三类统称“代表人士”代表谁呢？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我在日记上打个问号，当然不得“甚解”。
现将港澳代表人士“序号”名单抄列如下：
一、蔡省三，二、吴康民，三、孙必达，四、王晓玉，五、杜毅，六、杜颖，七、侯伯文，八、董利翔，九、方津生，十、方惠兰，十一、梁锡光，十二、黄敏利，十三、楼家强，十四、蔡加赞，十五、郭基辉，十六、邹永平，十七、张国星，十八、杜伟强，十九、王明凡，二十、萧晖荣，二十一、范徐丽泰，二十二、梁爱诗，二十三、谭惠珠，二十四、杨孙西，二十五、何志平，二十六、曹其镛，二十七、彭耀佳，二十八、梁志坚，二十九、傅金珠，三十、俞培俤，三十一、鲁夫，三十二、谢光，三十三、王彼得，三十四、唐子恩，三十五、刘陈小宝，三十六、宋莹坤，三十七、薜滨，三十八、黄华康，三十九、龚永德，四十、梁世民，四十一、李国栋，四十二、周伯展，四十三、王少华，四十四、熊路珊，四十五、黄进辉，四十六、林树哲，四十七、王国强，四十八、蔡冠深，四十九、卢文端，五十、邓日燊，五十一、钱炳辉，五十二、贺一诚，五十三、马有礼，五十四、陈明金，五十五、钟小健，五十六、刘雅煌，五十七、陈文吨，五十八、吴福，五十九、梁树森，六十、柯海帆，六十一、关荣丰，六十二、王淑梓，六十三、阮建昆，六十四、张宗真，六十五、傅铁生，六十六、李秀恒，六十七、胡经昌，六十八、梁富华，六十九、黄楚标，七十、郑翔玲，七十一、曾智雄，七十二、沈冲，七十三、杨钊，七十四、谭锦球，七十五、林光如，七十六、周安达源，七十七、李尔良，七十八、李君豪，七十九、赵利生，八十、张泰超，八十一、胡葆琳，八十二、陈永棋，八十三、霍震寰，八十四、李家杰，八十五、颜延龄，八十六、梁华，八十七、许爽，八十八、苏树辉，八十九、何美华，九十、林金城，九十一、吴志良，九十二、张明星，九十三、何富强，九十四、谭伯业，九十五、张永珍，九十六、闵丽华，九十七、颜纯炯，九十八、姚志胜，九十九、廖泽云，一百、吴小琼，一○一、夏金，一○二、薜辉，一○三、罗筱莹，一○四、赵欣，一○五、柯德伟，一○六、张春霞，一○七、李鋈发，一○八、曹罗碧珍，一○九、孙程礼庆，一一○、胡玉兰，一一一、黄惠珍，一一二、柯达权，一一三、陈洁霜，一一四、陈季敏，一一五、余健楚，一一六、黄共流，一一七、王端瑞，一一八、陈炜，一一九、吴三明，一二○、丁启金，一二一、张健，一二二、纪文萍
一些日记片断
我多年来有写日记的习惯，现摘抄一些日记片断──
（一）中共执政后，官僚主义种种，超过我在国民政府时期岂止千万倍。
（二）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谁敢冒出规定的前后顺序，谁敢出线一步之差，其他集会等等，更不用说。
（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有规定自然是蒋公（中正校长）第一，但其他人，中常委、国务委员等等，谁排第二第三规定不严，有时蒋公行进中，每每有人挤在蒋公前后扯谈等等，军统派四名贴身便衣保骠，但侍从室有规定，任何情况下不得阻止民众求见蒋公。
北京中央各单位排名严谨。据我居港数十年所闻，从未见此序号排名，有可能一、二、三、四……内部保密列“序号”，但我一平民，与密件无缘。
（四）香港的“排名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标志”，就是“排名不分先后”，明眼人一见，内盘是有先后的，主持者怕“疏忽遗漏”，只好用“排名不分先后”做“护身符”。
（五）这次“港澳代表人士”按序号排列是偶然为之吗？我想，这种排名不得随意而为。例如吴康民先生，我们在大饭厅相遇，承蒙他送我一本书及交换名片，他名片上列著“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紫荆勋贤”和一连串大头衔。
我想这些代表人士没有第二位“大紫荆勋贤”了吧？可能会有不少金、银紫荆勋章获得者。而我不过一名“白丁”，与“勋贤”无缘，可我并不羡慕。
其他各位先生女士对“序号排列”恐怕有些尴尬。
（六）港澳代表人士按“序号”列名，这不是“微不足道”的细节，究竟谁干的？据“白丁”思考，港澳中联办不会这么干，因此不能怪张晓明。北京这次是“特殊”或前所未见的“突破”，事出非常，谁的主意？有何奥妙？有关者不必计较，更不宜查实。
阅兵前安检的极不愉快
阅兵早上，要求我们五点钟起床，吃了早餐，三百多人集中饭店大厅，有人宣布：所有人的公文包内的文件、纸、笔不准带上车，统统交给前台保管，还搜身。三百多人鸦雀无声地惟命是从。惟我昂然不动不理，怒气大升，“这是侮辱我的人格！我不交，就是不交！”
来了两位“维稳人员”说：“这是上级统一规定。”我这人脾气大，一向有气必发，有理必争，于是大声怒斥：“是哪位上级？我是来观礼的，也是个作家，纸笔都不让带，这么不尊重人格，岂有此理！”我屹立不动，大不了不去天安门看阅兵。
“维稳人员”见我这么强硬，态度缓下来，稍为摸查一下我的衣服口袋，就说：“现在上级特准你老可以带一枝笔，和两张白纸，其他东西还是要交给我们保管，等你老回来，我们一定奉还。”
我想想，要去天安门啦，还是顾全大局吧，于是隐忍。事后日记上却大事质问，阅兵乃全民大喜事，却出此等怪事，谁之过？
七点半左右到达天安门。大阅兵十点才开始，许多人顶不住骄阳暴晒，都到观礼台后面阴处去凉快。统战部李海楠副处长也劝我去。我想：我是一名抗战老兵，八年艰苦抗战都坚持下来了，况这里受阅官兵苦练了三个多月，他们才是真正辛苦，我要怕晒太阳，对得起谁？一定要坚持下去。结果阅兵十二时结束，我全身，特别是手臂，全晒红了。
（注：少将军阶，一般规定须三十岁以上或有特殊的功绩。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赣东北十多万民众上书推荐任命“蔡希曾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那时蔡希曾二十九岁，得考试院诠释部通过颁少将军阶。蒋经国不过是“职衔少将”，至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蒋经国始终未获铨叙“少将”，蒋公之公正无私，由此可见一例。我为黄埔军校十五期学生，借此谨向蒋公校长、经国先生补致最敬礼！）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