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中国，流行着两种很有意思的“政治”思潮。第一种思潮竭力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民主可能引发效率损失，降低全民福利，甚至引发社会动乱。这样的人也分两类：一类是光明日报、求是发表文章的那些人。奇怪的是这类人发表的文章堂堂正正，但是署名（秋石，宋鲁郑等，怎么都不像“人”名）却是躲躲闪闪，不知道怀的是什么鬼胎。另一类人试图从学理的角度瓦解民主。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左派，也有一些学者参与，刘小枫推崇施密特便是一例。质疑、反对民主制度的人，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地，声音很大，但是似乎自己也知道这样的反对民主，大多是商业买卖和“终南意识”作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勾当，对着鬼神，回到常识，他们中的多数人可能私心并不反对民主制度。第二种思潮便是中国所谓的自由派，他们无望、无力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或者说服）民主是世界潮流，认为：非此，中国的前途非常危险，所谓的大国崛起也是沙盘上的高楼，颓倒是迟早的事。
第二种思潮之所以“无力”和“无望”是因为代表这类思潮的人物，他们从人数上来说是极少数，而且他们的事业既没有民间的有组织支援，更没有庙堂上的仁者知音——两头空荡荡。民间不是没有民主的诉求，但是，民间经过60年的解构，“社会”被毁弃了（熊培云的观点），也就是社会自组织能力被阉割了。没有“社会有机元素”，民间无法组织起来，草根无力，于是挺不起自己的民主精英。庙堂也不是没有对民主的认知（比如，坚拒民主者也许心下私淑宪政呢，很多退休官僚转向民主就是明证），但是，利益和权力把在场的政治人物统统异化成了奴才和佞臣，没有人敢冒既得利益之险，通过改良把自己和子孙嘴里的肥肉吐出来。庙堂没有仁者和知音，谁还去倾听民主精英们的盛世危言呢？当年康梁维新，还有一个所谓圣主光绪可以幻想，今天中国民主派们内心的荒凉和无奈比100年前的前辈不知尤甚几许！
中国人似乎有制度迷信的癖好，却常常忽略制度如何发生的问题。比如，从逻辑上看，民主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实际上，这句话套话里更多的是豪气，而非真实的历史过程。纵观世界历史，你会发现民主制度的发生在边际上（和经济学上的边际决定论一样）往往系于一人之道德良知，而非历史的天命注定。比如，使无华盛顿们（包括其他几个人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之高风亮节，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能够顺利建立还是一个未知数。使无甘地之放弃暴力专制，印度的民主政治不知还要延误几个世纪。使无曼德拉之坚持政治和解，南非可能还在以暴易暴的轮回中挣扎，民主政治全无指望。使无戈尔巴乔夫之新思维，死而不僵的苏东体制可能仍在垂死中凭借惯性苟延残喘。使无蒋经国之没有永久的执政党，陈水扁前总统今天可能仍然在专制体制的牢笼里作斗士，而在非民主治下的监狱里作囚徒。可以说，这些国家（地区）皆是天佑社稷，降下英才，而非仅赖于“历史之必然性”致使民主获得成功。
退一步讲，民主制度固然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大约相当于必然性），如，民智开化，公民社会，权利意识，等等（其实这些是否是民主制度的结果也未可知）。但是，这些条件可以在伟大的政治家治下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可以在独夫民贼的手里被恶意践踏、毁弃。比如，洋务运动和维新启蒙积累起来的大清文明在慈禧太后手里就被完全毁掉，结果宪政成为骗局，吏治腐透，民间绝望，满清完全失去其政治合法性，三百多年的帝国基业在几声零星的枪炮中轰然倒下。一个社会经过启蒙仅仅具备了民主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如果在此关头，有伟大的政治家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推动宪政，民主或可顺利“发生”。相反，如果天弃生民，遇到一个，或者一系列自私、昏聩的“皇帝”，他（们）剪除民主力量，培植利益集团，鼓励人性之恶，进而诱拐商业阶层，招安知识精英，离间民间草根，整体社会日益溃败，而一代集权政权也将末日临近。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政治家和民主制度哪个更为重要？民主制度发生的过程中，政治家的作用如何体现？其实，这是一个不同阶段孰为主导的问题，而不是哪一个永远居于关键位置的问题。在民主制度已经建成并正常运行之时，制度主导，即法治为先，政治家退居其后。而在民主制度发生之时，或发生之前，政治家至关重要。因为，与集权制度相比，民主是至善的目标，至善的事业需要宏大的精神才能完成。因此，至善之民主制度能否发生有赖政治家本人善念的发动和信仰的坚守。只有政治家有大理想、大勇气、大操守，他才能抵御权力诱惑，担当历史使命，完成社会转型（包括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培育民主的社会基础等）。民主制度如果完成，政治家或仅获清名（比如，杰斐逊名载史册，但本人在贫困中死去。戈尔巴乔也有生计之虞）。如果失败，政治家甚至有性命之忧（比如，遭遇软禁等）。相比之下，集权制度则是人性之恶的产物，推行集权制度，政客只需要放任恶之天性，摒弃基本操守，以天下福祉为牺牲，或因循守旧，顺水推舟，或工于厚黑，擅玩阳谋，虽然落得万世骂名，但一代皇权在握，巨万财富入囊——对于无良政客，权力和财富才是其至上的目标。
中国近代历史，民主宪政没有实现，其根本原因，我私见以为并不是民智不开，科学不昌，而是前仆后继的当权者皆为奸党权臣所致（即，没有遇到善人）！慈禧太后情愿输掉大清，也不愿真心立宪，行止不如娼门。袁世凯不惜断送共和，也要披上黄袍，嘴脸酷似地痞。蒋介石硬可丢掉大陆，仍然执迷军政，处心几乎下作。但是，这样的恶人，却曾经或是国人仰仗的神武领袖。这不能不是说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的悲哀和不幸！具往矣！1949年民主宪政的机会有一次摆在中国面前。共产党以民主为号召，发动人民推翻腐败无望的民国政府，而毛泽东却说“打扫龙庭作天下”，之后，“红太阳”经过一次一次的“阳谋”，彻底剿灭党外、党内民主势力，实现了他个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政治理想。更为不堪的是，自毛泽东始，中国社会形成惯性，“制度化”地重复铲除民间，消灭精英，鼓励黑厚，腐化社会的过程，直至把理想主义从草根到庙堂消灭干净。
民主的目标是至善，而民主的基础是理想主义。没有至善的追求，政客执迷权势，罔顾子孙，不惜毁掉社会；没有理想主义，民间堕落成犬儒，精英变成幕僚，大众沉迷物欲，整个社会失去价值标准，既无法孕育追求至善的政治精英以引领民主潮流，也不能对庙堂之上的政客形成淘汰压力。其结果是正义沉沦，社会溃烂，黑恶公行，腐化成风，文明进化出现返祖现象——背离普世价值，向以统治者自身私利为特色的反文明方向坠落。此时，政权得以苟延末日，但社会堕入中国古代式王朝更迭的循环，暴力革命的报应近在咫尺。比如，辛亥革命，从离析社会结构，把中国导入军阀时代的后果看绝无必要，但从统治者处心积虑欺瞒民众，绝无妥协地逼迫民间的恶行看注定要发生，这是慈禧太后的坏心眼酿造出来的“报应”。之后，北伐战争则是北洋军阀逼出来的“报应”，解放战争则是蒋家王朝逼出来的“报应”。
暴力革命固然快意恩仇，但空耗人类生命，文明却无法积累。辛亥革命马上100年了（ 2011年10月10日）！回望历史，我们所得几何！辛亥革命是一次仓促成功的革命，主要是满清政权气数已尽（1898年以前，中国的GDP世界第一，与今天崛起中国相仿佛。但世界第一却不能为满清带来合法性）①，革命力量的“破坏”倒是其次。结果，辛亥革命一夜成功，竟然没有多少暴力。按理此时正可以建立共和，确立宪政。但是，由于孙中山不善“实践”民主，而袁世凯私心梦想黄袍，当时的中国又缺乏另一个有权威、有担当、有智慧，又能坚定推动民主宪政的政治领袖。结果，一场革命推翻了帝制，却错过了建立宪政的绝佳时机，只留下一个民国、共和的虚名头。一场千古未有之革命，却由于袁世凯这个“极坏”的榜样，改变了辛亥革命的初衷，更改变了中国政治演进的方向——从此，中国的政治进化不是通过制度积累向民主宪政演进，而是不断倒退——皇帝做不成（袁世凯）就做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军阀做不成就立军政（蒋介石），军政之后又来“专政”，等等。如此这般，辛亥革命100年，中国的政治制度几近秦政轮换，而民间思想几近荒凉绝地！
辛亥革命转眼100年了，而中国仍没有实现梦想，民主、宪政“发生”之日仍然遥遥无期。下一个100年中国在能否解决民主、宪政的问题呢？从庙堂越来越缺乏具有担当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政治精英及民间反常识的思维大行其道的现实看，前景确实无法乐观。因为，政治生态的人为破坏，不但挖断了通向民主的道路，而且毁掉了一旦天降民主，民主政治赖以倚重的“支援意识”（比如，重复非洲式民主乱相），而这些都是自私、卑劣的现实利益主体过去处心积虑为之，今天仍然坚持不懈努力的“建国伟业”。但是，另外一侧，民间和一部分知识阶层相互唱和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左派思潮，却越来越获得广泛的社会响应，在神州上下大有蓬勃之势。这似乎预示着另一场暴力革命的循环正在酝酿，如果这样，下一个百年有可能是这一个百年的翻版。如此，我们只能哀叹：中国何辜，为什么将商周鼎盛和汉唐气象抛弃，却直接在始皇秦政的100年历史中循环折腾呢！而让人不解的是，庙堂把仅劝其身退的民主诉求视为死敌，而把直接取其头颅的民粹主义引为同道。
辛亥革命后的100年，中国在不断站起来（包括主权独立和国力富裕）的同时，政治制度却在一片荒凉之中不断演出大荒唐。百年沧桑，令人悲哀的是我们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今天中国面对的甚至不是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而是如何回到起点的问题。因为社会演进的方向是错的，前进得越快，离文明和进步就越远。关键的是重新回归起点。一个是如何清理这100年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也就是如何清除“专制”实践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不断扭曲，以及这种扭曲导致的，在物质上崛起几成事实的条件下重新堕入暴力轮回的可能性。另一个是回到洋务运动和启蒙运动在100年前取得的最初成果——在全社会上上下下达成但求真民主和真宪政的最大共识。第三个是重建公民的批评权利，提升公民的参与意识，以此阻止、扭转庙堂把社会导向腐化和溃败的恶行，为真正的政治家的诞生准备条件。第四个是尽快放弃对民主的无为争论，回到历史常识，回到民主实践。民主制度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发展起来——民主制度的“好处”只有在民主实践中才能壮大起来，而民主制度的“坏处”，也只有在民主制度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去除。
今天，如果辛亥革命值得纪念，这应该是这场革命100年对于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启示和意义吧！
2010年8月动笔，2010-9-23初稿，2010-9-25改定
①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等著作，十九世纪末，中、英、美、日四国，按四个国家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中国占17.3%，而日本、英国、美国仅分别为2.3%、9.1%、0.9%。到了1900年，中国的比例为11.0%，落后于美国的15.8%，但依然领先于日本的2.6%和英国的9.0%。从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来看，1860年中国与英国相当，分别占19.7%、19.9%，远高于美国（7.2%）和日本（2.6%），1880年，英国制造业将中国甩在后面，但中美的差距却并不明显。直到1900年，中国（6.2%）的制造业才落后于美国（23.6%）、英国（18.5%），但依然高于日本（2.4%）。从GDP数据看，清末中国绝对是世界上的强国之一，虽然不能跟英国相比，但即使到了19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也依然高居日本之上，是世界至少是亚洲强国之一。
（转引自《衰弱“强国”：1900年中国GDP高于英国的启示》2008年07月20日 《环球时报》。作者：熊志勇，外交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