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6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
周秉德所写《我的伯父周恩来》有一段文章很有历史价值，笔者不厌其烦，转录如下：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
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用嘶哑的声音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中共高级干部躲起来偷偷地哭鼻子，周恩来不是第一人。笔者记得的就有两次。其中一次是从文革中的小报上看来的。这场哭发生在文革之前，在文革中被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揭发”出来，他当时是北京七机部(今日航天部的前身)一派群众组织“九•一六”的头头。七机部在北京有几个研究院，人口众多，财力雄厚，可以出动卡车一个晚上把北京大街小巷盖满他们的大字报和标语。文革中有许多事，现在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不知是否有人还记得当年曾有过一段批判所谓“多中心论”的运动，大家都知道是冲着聂荣臻去的。叶正光是在聂家长大的，他在批判聂荣臻的大字报里揭发，1959年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几位元帅(记得他提到了刘伯承、罗荣桓)下山回到北京，在聂家聚会“抱头痛哭”。这件事虽未广为流传，却因为它同本人当时心目中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反差太大，留下了至今不忘的印象。
另一次发生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期间，是当时的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大闹怀仁堂时发牢骚自己透露出来的。那是1967年2月16日中央碰头会上，谭老板冲着中央文革的人发火：“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最后他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李先念跟着说：“我也哭过三次。”看起来聂帅他们比谭老板少了一点心眼，不知道哭应该避开自己家里的孩子。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话说得很好听：“要造成既有集中统一、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元帅之哭到副总理之哭，再到总理“九•一三”之夜的嚎啕大哭，都说明这种政治局面不要说老百姓没有福气享受，就是在最高领导集体内也从来没有存在过。
毛通过延安整风到庐山会议又到文革这几十年的经营，所造成的局面是：谁要敢向他老人家表示异议，不管是党外的知识分子还是党内的高级干部，都要把他斗倒斗臭，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偏偏那些年里他老人家犯的错误又特别明显而且后果严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局面：社会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响彻云霄，因为老百姓看不见云遮雾障里的事情。和“舵手”同在云雾里的那些党的高级干部，眼里却看得一清二楚，这位舵手正在把大家引向何方。
他们中刚直一点的像彭德怀，把异议端到台面上，下场自然是自取灭亡;心机深一点的如林彪，就投其所好，用“最最最”的语言把毛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此来谋得平安谋取权位。不过大忠大奸者总是少数，多数高干眼看这个他们集体捧上台的人为所欲为，无可奈何，只能像小媳妇在婆家受了气那样，找个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地哭一场。他们中有些人也许存着“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想法，而且后来也真有当上了婆婆的。被历史称为“八老”的，多半就是这样的人物。
不过，有一个人是很难熬出头的，他就是周恩来。自从在遵义会议上他把领导权交给毛泽东以后，就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成为毛的主要竞争对手，而让张闻天、王明这些人充当党内第二号人物，使自己避开毛的斗争锋芒。即使如此，在延安整风期间，他也差一点同王明一起倒台。根据莫斯科1986年公开的文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22日——正是延安整风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发出一份要毛泽东亲启的电报，电文中说：
“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周恩来和王明当时的处境何等险恶，已经到了被“排除在党之外”的边缘。如果不是季米特洛夫(背后是斯大林)出面保护，以及在党内军内的深厚基础，周大概过不了延安整风这一关。
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此后的岁月中，周恩来在毛前面几十年如一日低声下气，连李志绥医生看在眼里都有点瞧他不起。周恩来何等明白之人，当然知道人家会怎样想。但是正是凭着这委屈求全的姿态，虽然失去了莫斯科的保护，亏得有刘少奇这堵墙承受了毛的大部分斗争锋芒，他总算过了一段相对安全的日子。
当年为了同“机会主义头子”周恩来、王明斗争而被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反而成了周恩来的挡风墙，这恐怕是毛、刘、周当初都没有预料到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到了1966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
于是，经过了五十年斗争的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内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只站着两个人物。周恩来面前的那个对手，信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哲学，他的斗争哲学是——用林彪替他总结的话来说——“一旦得罪，得罪到底”。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这恐怕才是纪登奎听到的那“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的真正原因吧。
——《华夏文摘》作者：季有心 2015-0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