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之前的我，一直在走心，走的是内心，穿越黑暗，直抵虚无。有那么几年，我迷恋老庄，沉迷于存在主义，《庄子》、《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是我的枕边书。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追究人生的意义和宇宙的起源。为此，还写了一本名为《有无与时空》的小书，探究世人皆知的一个事实：宇宙会毁灭，人类会灭亡。
有那么几年，我想出家做和尚，研究研究佛教典籍，做个得道高僧，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进入涅槃。也想过去深山野林隐居，走到哪就死哪，也不用埋葬，尸暴荒野，喂养飞禽走兽。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半睡半醒之间，感觉自己御风而行。十多年前，如果有人看到一个仙风道骨的人在蔚秀园、朗润园、未名湖之间飘来飘去，那可能就是本人。
有那么几年，我认为人生毫无意义，于是我就天天想各种死法，割腕、跳楼、跳河、跳海、跳崖（就如同《卧虎藏龙》结尾的玉娇龙纵身一跃，跳入万丈深渊）。老哲人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的。我认为，未有自杀念头的人生也是不值得过的。死过才知道活。
没有死掉后，我觉得人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于是我就往外走，走出内心，走向现实世界。不再与死神约会后，也就释然了，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老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年轻时什么书都看，我每周都要去潘家园旧书摊淘书，每次也总能淘个一二十本还算满意的书。经过十余年的累积，我有了上万册的藏书，后来生活拮据，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卖掉了一部分。
我最早的购书经历是在北大的旧书摊，有一次来了一批商务印书馆的旧书——汉译名著，我就狂购了一批。商务印书馆的这套汉译名著，成为我的启蒙书籍，其中有绿皮的（政治法律类），也有黄皮的（历史类），还有橘皮的（哲学类）。
我舅公搞了几十年国学，受其影响，我跑到海淀图书城把《二十五史》（上海古籍版）和《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版）买回了家，《二十五史》老沉了，我记得还是用自行车驮回家的，累得满头大汗。
那时我住在北大蔚秀园，小屋四壁是书，睡觉时老担心被书墙倒下来压死，书墙倒下来数次，但都没把我压死。那时我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通读经史子集、文史哲政。我现在戏称要竞选总统，就是那时留下的后遗症。
后来在看守所里，大伙儿听说我是做纪录片的，就叫我沈导演。后来知道我是学法律的，又叫我沈律师。我跟囚徒们开玩笑说，我要在里面组建一个宪政党，一些文化水平高一点的纷纷要求出任副主席、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但当我要求他们拿火腿肠、苹果等充当党费时，他们打岔说党应该给他们先发福利。每当收看《新闻联播》出现领导人的画面时，囚徒们就会催促我快点当总统，早点赦免他们。
以前看书都是漫无目的，近些年来我看书都是有目的的，如为了写《容共与分共》，我看了近百本书，把能找到的有关书籍都翻看了一遍。另外，为了写《百年宪政》的剧本，我也查看了几十本书，把有关中国百年宪政的书籍都看了一遍。去年写《宪政转型》和今年写饥荒系列、文革系列也一样，都是为写书而看书。
我前些年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就是准备用一二十年的时间把近几十年的历史厘清，普及现当代史方面的常识。后来因为做宪政纪录片，写作计划被中断。现在又有了新计划，那就是把各国的宪政民主转型经验整理总结出来，做一点宪政民主常识的普及工作。用长者的话说，在这方面我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
我本来是一个历史的记录者，但种种因缘巧合把我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参与者。现在我主要做一些宪政民主、现当代史的普及工作，这是一个自我启蒙与相互启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鼓励，就像我在看守所里对律师说的那样，我们害怕，他们更怕，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在恐惧中前行。
我现在的生活很单调，每天就是看和写。看书、看文章、看资讯，写书、写文章、写时评。看主要是为了写，看书是为了写书，看资讯是为了写时评。
年轻时，明明可以靠脸吃饭，而我却想靠才华吃饭。到现在，明明可以靠才华吃饭，而我却想靠脸吃饭。以前我见了漂亮姑娘就躲，现在漂亮姑娘见了我就躲。我以前也是外貌协会的，要求对方貌美肤白腿长气质佳。我现在虽然还兼任外貌协会的名誉会长，但主要看气质，合得来就行。至于女明星，谈个恋爱、搞个绯闻还行，居家过日子可能够呛。
我年轻时也是潮男，每个周末除了逛书摊，就是逛商场，用书籍武装头脑，用服饰装扮身体。走偶像实力派路线失败后，我有好几年一件衣服都没买过（内衣内裤除外）。有一次我跟宋石男开玩笑，戏称他为学界梁朝伟，他戏称我为学界张东健，现在我发现，我越来越像学界的小沈阳。
我对物质要求不高，有房有车可以，没房没车也行。当然，有别墅豪车更好。但这个对我还有点远，还是等我中了头彩或当了总统再说。物质能给我带来快乐，但人生的高峰体验会让我更愉悦，就像弘一法师临终前说的那种悲欣交集的体验。
我对自己的人生没啥要求，只要第二天还能醒来，没有永眠，就很感恩。当然，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宪政民主的到来，那就更好了。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能。
《百年宪政》制片人 沈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