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
你整天游走于坟墓间
与风中的亡灵
默默相对
很深的注视
使彼此的血凝固
这些彻底的失败者
没有留下名字和历史
入夜，你杯中的酒
微醉着变成一堆火
为亡灵们
照亮有限的空间
它们讲述着生命
你倾听着苦难
彼此都很安详
如同孩子们
熟睡时的双手
梦的尖顶上
又长出龟背竹的嫩叶
它的自杀总不成功
而你这个
迷恋失败者的女人
自己却从不失败
因为从尸体的微笑中
你知道了
那永远不会失败的
只有死亡
独自走在雨夜
没有影子可以交谈
谎言装饰着阳光
一切都明晃晃地腐烂
白天比夜晚更凶残
无人能够拯救
亲爱的
不要封闭自己
不要一个人
独自嫉妒失败者的绝望
敞开你的门
把我也作为失败者收留
把我也作为
你活下去的悲惨理由
让平静的烟
在你我之间升腾
1998年9月10日 晓波
你的字总让我自卑
信中的绝望难以辨认
而笔画却趋于完美
梵高的向日葵，长在
你握笔磨出的厚茧上
那把空椅子很珍贵
不是你读书写信的地方
换一个姿势
就是换一种记忆
你平静地面对劫掠
一个人欣赏梵高的画
每天都用心跳行走
总以为再迈一步就是尽头
撞墙的预感引导着你
在爱的反面
在死的另一面
梵高的播种者
毁于刚刚萌芽的种子
对于你
房间等同于天堂
从外面回家
似乎就得到了拯救
在无人哀悼亡灵的时刻
每个人都成为了歌手
唯有你保持沉默
守着那把空椅子
血腥的记忆勒住咽喉
词是咸的
声音是黑色的
全天候的跟踪
和大脑中的监视器
也抢不走你的笔
和画中的那场大雪
梵高割下的耳朵在飞翔
为你寻找一种色彩
一双沾满泥巴的农鞋
在笨拙地行走
带你去耶路撒冷的哭墙
1997年8月14日 晓波
站在时间的诅咒中
那个日子格外陌生
一
十年前的这一天
黎明，一件血衣
太阳，被撕碎的日历
所有的目光都停留在
这唯一的一页
世界化为一个悲愤的凝视
时间不能容忍天真
死者们抗争着呐喊着
直到泥土的喉咙
嘶哑
攥住监室中的铁条
这一刻
我必须放声大哭
我多么害怕下一刻
已经欲哭无泪
记住无辜的死
必须在眼睛正中
冷静地插进一把刀
用失明的代价
换取脑浆的雪亮
那种敲骨吸髓的记忆
只有以拒绝的方式
才能完美地表达
二
十年后的这一天
训练有素的士兵
以最标准最庄严的姿势
护卫着那个弥天大谎
五星红旗就是黎明
在晨光中迎风飘扬
人们踮起脚、伸长脖
好奇、惊诧和虔诚
一个年轻的母亲
举起怀中孩子的小手
向遮住天空的谎言致敬
而另一个白发母亲
吻着遗像中的儿子
她掰开儿子的每个手指
仔细清洗指甲中的血污
她找不到一捧泥土
让儿子在地下得到宁静
她只能把儿子挂在墙上
这位走遍无名墓的母亲
为了揭穿一个世纪的谎言
从被勒紧的喉咙中
抠出那些窒息了的名字
让自己的自由和尊严
作为对遗忘的控诉
被警察跟踪和窃听
三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已经被翻修一新
山沟里出来的刘邦
做了汉高祖之后
用母亲与神龙私通
演义家族的荣耀
多么古老的轮回
从长陵到纪念堂
刽子手都被庄严安葬
在豪华的地下宫殿里
隔着几千年的历史
昏君和暴君之间
一边讨论刺刀的智慧
一边接受陪葬者的跪拜
再过几个月
这里将举行盛大的庆典
纪念堂里保存完好的尸体
做着皇帝梦的刽子手
将共同检阅
走过天安门的杀人工具
如同秦始皇在坟墓中
检阅不朽的兵马俑
此刻，那个阴魂
回味着生前的辉煌
那些坐吃山空的后代
将在阴魂的保佑下
用白骨铸成的权杖
祈祷新世纪更美好
在鲜花和坦克之中
在敬礼和刺刀之中
在鸽子和导弹之中
在整齐的步伐和麻木的表情之中
旧世纪的结束
只有血腥的黑暗
新世纪的开始
没有一丝生命之光
四
拒绝进食
停止手淫
从废墟上捡起一本书
惊叹尸体的谦卑
在蚊子的内脏里
做着黑红的梦
靠近铁门的监视孔
与吸血鬼交谈
不必再那么小心翼翼
突然的胃痉挛
给我临终前的勇气
呕出一个诅咒
五十年的辉煌
只有共产党
没有新中国
1999年×月×日凌晨于大连市劳动教养院
二次大战后，中国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台湾民众初表欢迎，殷切期待，讵料战后台湾，政风腐败，特权横行，经济垄断，生产大降，米粮短缺，物价暴涨，失业激增，军纪败坏，盗贼猖獗，治安恶化……，民心日渐流失，终至怨声载道。
1947年2月27日晚，台北市延平北路发生专卖局查缉员打伤女烟贩并酿成枪击民众致死命案，28日台北市民向相关机关抗议未果，反遭行政长官公署机枪扫射，情势一发难收，扩及全岛，各地蜂起，全岛骚动，许多外省人成为民众殴打浅愤的对象。
各级民意代表与社会精英旋即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行政长官陈仪交涉善后处理事宜，进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情况渐趋稳定，然而，陈仪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向南京请兵。国府主席蒋介石采用在台军政特务人员一面之词，决定派兵来台。3月8日傍晚，国府军队在基隆登陆，当时正在码头工作的工人，莫名其妙遭到突如其来的军队的扫射。3月3日军队进入台北，继而向南挺进，在各地展开镇压与屠杀，死伤惨重。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随即被陈仪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命解散。参与开会的许多社会领导精英，也开始被列为清算整肃的对象。
自3月10日起，全岛各地社会精英，包括民意代表、教师、律师、作家、医生、记者，纷纷被捕遇害。许多家民间报馆也一一遭陈仪当局查封。
3月20日，长官公署开始在全岛各地展开所谓「清乡」的行动，以连坐法的威胁，要求民众交出武器和「恶人」。在「清乡」的过程中，各地不断有人被捕枪毙，且多未经公开审判。台湾到处充斥着冷冽的肃杀之气。
国府军队假「绥靖」、「清乡」之名对台湾民众进行屠杀。试举以下史例了解：
军队登陆基隆后的情形，根据一位基隆市民向台湾史学者杨逸舟作了目击证言，说：
登陆的士兵对着码头工人与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机枪扫射，瞬时有数十名、数百名的工人应声倒下，悲鸣与号声四起。市民见状，便乱奔乱窜，慢一步的人就成为枪口的猎物。恶魔突然降临，横扫市街，死伤者倒在路面，到处皆是……
当时奉派来台的整编21帅的副官处长何聘儒也回忆说：
该团在基隆要塞部队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机枪向岸上群众乱扫，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腿断，肝肠满地，甚至孕妇，小孩亦不幸免。直至晚上我随军部船只靠岸登陆后，码头附近一带，在灯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迹。
杨逸舟又记述：
数百名被认为暴徒的人们，足踝被贯穿铁线，三五人一组被抛进海中。有时，十数人一组，用铁线贯穿手掌，有的已气绝，有的半气绝，统统捆成一团，抛入海中。不数日，无数的无名尸像海绵似的吸饱海水，浮上海面，漂到海边来。
住在基隆的许曹德，当时年仅十岁。军队登陆当天，他躲在门缝边，窥见杀戮的镜头，以下是他的片段回忆：
我不知道什么时间军队登陆，但听到风声，家里准备紧闭店门、防止意外的下午，便听到南荣市区方向传来可怖的枪声、人群奔逃嘶叫声、军队对行人吆喝站立声、不断的双方向射击声。从店门的缝隙看出去，看到军队举枪对任何起疑的人物，无论大人小孩一律射杀的恐怖镜头。我软躺的门边，赶快爬进后面卧房，一声不响地掩卧在被褥中，母亲、大哥，也躲到后面天井的酱菜仓库。直到黄昏，我们仍然不停地听到外面恐怖的枪声、机关枪声、抓人的命令声、喊冤枉的呼救声，子弹甚至都打到店门，楼房外墙柱子也感到军队枪托的碰撞声。直到深夜，整个市区戒备，平常晚上必然听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声、行人声、马路卡车声，一下戛然而止，化为死城。第二天，恐怖加剧，街上任何人物移动、任何抗拒，当场射杀。我们听到附近军队冲进巷子、民房、搜捕嫌疑人物。我们偷偷看到马路上一批批青年在枪尖下押向市区，看到一辆辆军用卡车载着面露恐惧的青年驶向市区。我们看到马路边从昨天躺卧到现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尸体。我看到比战争时期被车炸、被飞机射杀的场面更惊怖百倍的镜头：射杀一个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我们整天都活在极度的恐惧中，不知这些野蛮军队，会不会冲进我们店里搜捕。我看到妈妈从未如此害怕过，只看她不断念大悲咒、念阿弥陀佛。我们最怕大哥发生意外，他们是镇压军队怀疑的对象。此时，任何二十几岁的台湾人，只要踏出门口，休想活着回来。
美国国务院所刊行的《对华白皮书》中，曾提到军队滥杀的情形，兹引一段如下：
三月九日起，发生广泛而无差别的杀戮行为。在美国领事馆员的宿舍前面，工人并未有任何挑衅行为，就被刺刀刺死。也看到军人抢夺行路人的钱财。妇女从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去抗议，即被两个军人砍倒。服务于教会医院的一位加拿大籍护士，勇敢地奔梭于枪弹中，抢救受伤的人们。当她带领负伤者奔往医院的途中，军人从后面开枪把负伤者射死。年轻的台湾青年被捆缚起来，用铁线贯穿手掌，拉过街道尽端。教会附近，一个小学女教师从后面被击，被掠夺。有一美国妇人的家，受到附近阵地的机枪射击，一个英国企业家要去救她，子弹贯穿了他的衣服，幸未打中身体。另一个外国人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被宪兵叫下来，用刺刀刺穿了手掌。有人要躲，有人要逃，可是人们被射击。军人看到任何喜爱的东西，即掠夺过来。三月十日，领事馆附近万华一带，许多商店主人被射击。
数日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开会地点中山堂，自3月8日下午以后，顿然成为惨绝人寰的杀战场。根据一位法官向杨逸舟的口述：
陈仪于八日下午，最先派了一个大队包围中山堂，其中的一中队冲进中山堂内，把各楼各室正在处理各部门事务的学生、青年共两百多名，乱杀一阵。有的被刺刀刺死，有的被推出窗外。当中有几个女学生，被抓住长发抛出窗外，发出悲鸣，青蛾似地从空中乱舞而下，骂着中国兵：「鬼畜生的支那兵！」「阿姆！救人啊！」，直到气绝。从四楼掉落下来的人，头破骨折，当场死亡。但从二、三楼被抛出来的人，只会半死。这时在外面待机的士兵，就用刺刀补死。尸体手上带表的被切断手掌，指头带戒指的切断手指。愈来愈多的士兵在搜索尸体身上的口袋，钞票被搜光。
台湾旅沪六团体对于当时全岛多处民众遭屠杀的惨况，有如下记述：
屠杀方法残酷无伦，（一）如基隆车队用铁丝穿过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为一组，捆缚一起，单人则装入麻袋，抛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犹时有尸首。（二）高雄军队对集会中千余民众用机枪扫射，全部死亡。台北别动队使用机枪及坦克弹杀害平民。（四）基隆军队割去青年学生二十人之耳鼻及生殖器，然后用刺刀戮死。（五）台北将所捕平民四、五十名由三层楼上推下，跌成肉饼，未死者再补以刺刀。（六）高雄将人钉在树上，听其活活饿死。（七）卡车上巡逻兵见三人以上民众即开枪击杀。（八）哨兵遇路过民众，不问情由开枪击杀。（九）各地大批逮捕平民、未经审讯即绑出枪决或半途而处决。（十）嘉义、台南一带人民因闻主席白部长一律从宽免究之广播后，向当局自首竟被捕枪决。（十一）军队以清乡为名，向民家搜查，将财物取去复杀人灭口。
此次事件死亡人数，说法不一，但综合各方估计，约在两万人左右。
中华民国在二次战后接管台湾，却接管出腥风血雨的二二八事件，如此中华民国，何「精彩」之有？这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台湾的悲哀！
【延伸阅读】
1.李筱峰《解读二二八》，台北：玉山社，1998
2.李筱峰《唐山看台湾——228事件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证》，台北：日创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
难于理解的一哭
1971年9月13日晚，月黑风高，亲密战友乘飞机外逃了。
在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里，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作何动静？没人详细知道。周恩来则吃住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三天三夜没合眼。
消息最终是等来了：林彪及妻儿摔死在异国的沙漠里。
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终于慢慢恢复了平静，面色严峻的军机大员们渐渐地各自散去，偌大的大厅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和另一人（笔者注：此人可能是李先念）。
纪登奎回忆：“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地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纪的回忆描述得还算是平静的，有的文章却不平静：说是人散席凉，纪也正准备离去之时，“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从背后传来。纪回首一看，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他面对着墙壁双肩在不住地颤抖着。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这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举杯庆祝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的周恩来。”
让我们大家想一想吧！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一个参加了中共革命全过程，始终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心历经沧桑的大国总理，一个资深的老革命家、大政治家，他的失声恸哭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不是“掩面而泣”。“掩面而泣”是一种克制的哭，动作小小的，哭声嘤嘤的，泪水当然也会有的，也会从指缝间流出来。
也不是“喜极而泣”，周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
也不是“委屈而泣”，一般人在受了过度的委屈和伤害后会向自己的亲人、知已，哭泣诉说委屈，寻求理解、支持。
周的哭声很大很大。这种痛哭是在经受了长久压抑，压抑再压抑，终于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突然爆发的痛哭，是一种无比痛楚、撕肝裂肺般的痛哭。这种痛哭既不是为了诉说委屈，也不是为了寻求理解和支持。他的委屈太多了，堆积得如山高、似海深，却没有地方去诉说。他太需要理解支持了，却没有人能给予他所需要的理解与支持。他的哭泣，没有目的，没有动机，纯粹是一种真情流露、感情宣泄。有人说周的一生都在演戏，无论这种说法对不对，但这一次绝非如此。
他太苦了，比黄连还苦。一个70多岁的人，每天只睡二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没日没夜地干，做的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都是“为别人擦屁股的事”，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做的都是“全他娘的叫什么事儿”的事！
他太冤了，比窦娥还冤。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的总理，时时刻刻没有自我，事事时时都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看毛的脸色也就罢了，谁让他是他的老领导呢！却还要看他老婆的脸色，还得向她致敬，向她学习！
……
这个哭的内涵太丰富了，没有人能解释清楚。
历史上有过申包胥哭秦庭，孟姜女哭长城，诸葛亮吊孝哭周瑜……这些有名的“哭”，都能说得清原因、动机、目的，不但说得清，而且比较单一。唯有周恩来的这一哭，说不清，它的内涵太复杂了，有委曲，有抱怨，有无奈，有惘然，有恐惧，有对时局更大更深的忧虑……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哭可以类比。
这一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年，建国二十二年的历史，包含了瑞金的八角楼、遵义的柏公馆，延安的土窑洞……
当年，周就是在延安的土窑洞里挨整的，挨整一年多，五次检查通不过。毛培养的新贵们，高岗、康生指着鼻子数落他，谩骂他，毛则在一旁不吭气，毛的脸色很难看。那时周就不止一次地痛哭过，当然是暗地里哭，小声地哭。
也包含了反冒进挨批评，毛威胁他说离右派只剩50米了。毛像一个恶婆婆，开一次会数落一次，短短数月内，他竟然做了13次检查。
也包括了刘少奇的专案，周在材料上写了那么一大篇注定要被历史否定的话。他在他的屋里踱来踱去，他明白他是躲不过去的，毛正等着他的态度呢！
也包括当初放下“老资格”的身段向全党推荐两个人，一个就是林彪，另一个是陈伯达。如今这两个人，一个死在异国它乡的沙漠里，一个关在秦城监狱里
他还曾多么丢脸地向林副主席做检查，多么丢脸地一再举手高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中国有句歇后语：“猫哭耗子——假慈悲！”周不是的。周很清楚自己的角色不是猫，猫是另有其人的，他只是帮着老猫捉老鼠的，帮着吆喝，帮着驱赶。现在这只老鼠被赶得无家可归、无处可逃，居然飞到天上给摔死了。猫呢？猫却一点也不高兴，猫也没有一点后悔的意思，猫还没玩得过瘾。毛说：这个林彪，又没有人赶他。言下之意，这只老鼠怎么这样不经逗？
周也一样高兴不起来。他当然知道这件事没有完，猫玩老鼠的游戏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只是不知道下一只老鼠轮到谁？
周的哭太复杂了，没人能准确地理解这一阵哭。
不由得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的那一段“黛玉葬花”来。
那天，天气不错，荷锄葬花的林妹妹将《葬花词》念了出来，她念着念着，不仅自己被自己渲染的气氛搞得悲痛欲绝，也触动了躲在假山背后的贾宝玉。“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周也面对这样的感伤局面：林彪死了，摔死异乡；刘少奇死了，死在开封，赤身裸体；贺龙死了，彭德怀死了，陶铸也死了……一个个都不得善终。革命，革命，继续革命，活到老，革到老，革到最后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抢公章的闹剧
1967年“一月风暴”中，1月29日，四川省万县市（当时中共万县地委和万县专区专员公署所在地，今为重庆市万州区）的造反派夺走地委、专署的公章和钢印，宣布地委、专署必须在造反派监督下进行工作，致使地、专机关完全瘫痪。随后，专区各县（市）党政机关、各行各业的领导机关相继被夺权。
1月25日至2月2日，短短几天的时间，《人民日报》为各地夺权而发表的社论便有：肯定山西造反派夺权的《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青岛夺权发表的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为贵州省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而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成立，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全国人民都知道各地在夺权，热闹得很。
我当时只是个在精米厂按时上下班的临时工，因出身资产阶级而从小便挨整，就没敢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打定了主意只站在岸边观涛，决不下水弄潮。因未介入其中，就不知道外地大城市那些造反派夺权是否真是《人民日报》所述能使革命彻底、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
记得是在1月下旬，我上白班，厂里传说赤旗派（造反派学生组织）要在今天夺万县市委、市人委的权。我毕竟还年轻，对新奇的事儿自然有抑制不住的兴趣，在车间里拖着沉重的原粮袋子时，我就心痒难耐。从报纸上看到的事儿是一回事，真要在身边发生了，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地、专当局拥有军队、警察的“权”，就真会这么轻易地被手无寸铁的群众组织夺取？我很想去亲眼看看这旷古难遇的稀奇事。但这份工作我很珍惜，不敢旷工也不敢早退。
好不容易捱到下午4点，终于下班了。我连脸都没洗，穿着粘有米糠的工装就出了厂门。没用10分钟，我便跑到了环城路的万县市人民委员会（当时省地县乡各级政府都不叫政府，而称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的大院里。这古时的县衙门内冷冷清清，几幢解放后新建的大楼全都门窗大开，办公室里桌椅歪倒，满地的文件纸张。眼前场景，只在电影中那些仓皇撤退的镜头里见过。大院里，除了几个跟我一样跑来看稀奇的家伙外，就没再见到什么工作人员。可能这儿的权早就被夺了，我想。
我一路小跑，过了万安桥，登上大石梯上了东方红广场，直奔旁边的中国共产党万县市委员会。远远地便看见市委大门外围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人在吵吵嚷嚷。这儿的热闹还没完！我暗自庆幸，急忙跑了过去。由于我左臂上没有红袖章，便知趣地不敢挤进人堆里，只在旁边站得尽可能近点，听他们吵些什么。听了一会儿，好像都是几个组织内的矛盾，外人不明究里。
此时，便看见一个身材壮硕、穿一身旧军装的青年从大院里面朝外挤。他长满青春痘的圆脸胀得通红，双手护住怀里一个装得满满的军用挎包。我以前在好几个大会场上远远地见过主席台上的此人，知道他是一个国营大厂的造反派头头。
就听有人在喊：“各部委的公章全装在他包里了！”
有人就笑着伸手作抢夺状，还有人叫：“拿出来我们摸一下！”
但也有一批人保护着他，一番推搡，开出一条人巷，然后就拥着那一书包公章跑掉了。
这就是夺权么？我脑袋里怎么也想不出来，他一个青年工人，将那些木砣砣公章夺去能作什么用？手中有了那些木砣砣，他便有权发号施令了？别人都会听命于他么？
被主流媒体称为“一月风暴”的全国大夺权，我这个局外人亲眼目睹的仅此一幕。我以为不过是一场闹剧。
万县第一次大规模武斗“落凼事件”
2月14日，万县市又发生了一件影响运动进程的大事。
城里的赤旗派和红色派（官办学生组织“东方红”及各行业中与之同观点，均以“红色”为名的保守派组织）还可以闹个势均力敌，但在农村，由各级组织自上而下成立的“红色贫下中农战团”就占绝对优势了。据说，在万县市西北约十来公里有个叫落凼丘的乡村，那里的农民“主力军”（各行业中与学生组织“赤旗”同观点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受到压制，便要求城里的战友们去声援。这一天，市里的“主力军”就去了几十个人，在人民公社的院子里刷了些“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炮轰公社领导的大标语。那“红色贫下中农战团”本就是在公社武装部的领导下以各大队民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官办群众组织，此时见城里人来公社捣乱了，有人便下了命令，各大队的民兵就一队队地开过来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围住城里来的家伙们叫喊“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双方就开始大辩论，各说各的。然后，就有人动了手，乱成一锅粥。
“主力军”们眼看寡不敌众，就向市里求援。“主力军”司令部闻讯，立马组织援兵。当时汽车很少，群众组织还少有这类装备，性急的人一时找不到汽车，就只能徒步行军，计划抄近路赶往落凼丘。
当援兵们列队步行到苎溪河上的红星桥时，却遇到了“红联站”手挽手组成的人墙，将这必经之路堵得水泄不通。双方就各背诵各的“语录”，打起了口水仗。两边都在背诵对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谁也不怕谁，都觉得自己是在伟大舵手指引的航道上奋勇前进，理直而气壮。在旁观者看来，这些人就像两个聋子吵架——只说不听。
吵了许久，解决不了问题，“主力军”就有人喊：“冲过去！”
要想过桥的人就变成了潮水，呐喊着一波一波地往前冲。堵桥的人就变成了堤坝，坚若磐石迎风斗浪。那天我上白班，下班后我到原先叫福星桥、当时更名为红星桥的附近去看过热闹，只见红色工人兵团的战士们列成四五十人的横排，这些清一色穿工作服的汉子们从桥中间密密匝匝地直排到东边的马路上，手挽着手，将不足15米宽的石桥堵塞得严严实实，别说人，连耗子都休想从桥上溜过。桥西的“主力军”则是男女老少都有，服装也不整齐，东一簇西一堆地聚在各自的旗帜下，也没见有个统一的指挥。突然哪一堆人发作了，就齐声高喊着诸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去冲击人墙。堵截的一方则高呼“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类最高指示，挺起胸膛进行阻挡。
冲一阵，过不去，就退回来。待一会儿，有一堆“主力军”发作了，又唱着语录歌去冲。此时对方早已将后队变成了前队，依然坚若磐石地抵挡着一波又一波的人潮。我看了一阵子，就发现“主力军”们非但没有统一的指挥，人们都是各自为政凭热情行动。而红色工人兵团则不光有人指挥，且下面的战士都听命令守纪律。这也是当年造反派与官办保守派的明显区别。
直到半夜两三点钟，我睡在苎溪河下游的家中，还能听到相距约一公里远的红星桥头传来的歌声和喊叫声。
就在当天下午，也有些人抄另外的小路绕过红星桥，三三两两地赶到了落凼。不光是去声援的“主力军”，也有许多是看热闹的人，其中就有我那刚小学毕业的小弟声远。但不管是去声援或看热闹，他们一进入落凼，便被严阵以待的“红色贫下中农”俘虏。小弟后来告诉我，他和几个少年一起，被押进一个真正的牛棚里关了起来。当地人根本不听他们分辩，农民们说凡是城里来的都是“翻天派”，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
直到天黑后，那两位手执扁担守在棚外的农民被吆喝去公社吃干饭了，小弟他们才连夜逃回了家。
当时，亲历过“落凼事件”的李森还是一个刚满18岁的高66级学生，他参加的组织是“红旗公社”（属赤旗派）。四十多年后，在市人民医院CT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休的李森，亲口对我讲过他在“落凼事件”中的经历。
1967年2月14日那天，李森和同学们安静地在学校写了一天的大字报，他们没听到任何有关落凼的信息。直到晚上7、8点钟，冬天的夜空早就漆黑了，他才和同学们一起步行离校回家。当这一群男女学生走到东方红广场时，就见到那里聚集了许多人和空汽车。有许多人在吵吵嚷嚷，说是有赤旗的战友到落凼宣传《十六条》，被当地走资派蒙蔽的农民扣押了，我们应该去将战友们解救出来。这十几个还饿着肚子的学生们一听，马上就跟着激动了，根本顾不上各自家里的父母还在等他们回去吃晚饭。李森和同学们便爬上了一辆带篷的大卡车。李森说，那车厢内除了一个空汽油桶外，连棍棒都没有一根，绝无半点武斗的准备，大家都以为只是去辩论一阵便解决问题。
不知道是几点钟了，直到每辆车都上了些李森这样临时凑合的人，就出发。浩浩荡荡地一共有23辆车，去的人多半都是赤手空拳。无组织无准备，碰上了就去了，纯粹一群乌合之众。
车队没走红色派设防的红星桥，经沙河镇上了那条又窄又烂的土路。颠簸着进了两边是山的落凼丘。清冷的月光下，就发现前面的路上横着许多条石，就判断对方早已严阵以待。车队正准备往后退，山坡上又滚下来很多大石头，将后面的土路截断。车上的人正慌乱间，两边山坡上便亮起了许多手电，响起了阵阵恐怖呐喊，无数石头从天而降，砸得车篷和车头噼噼叭叭响，中了埋伏的人们就惊惶失措地跳下车往回跑。
李森刚跳下车，左后脑上便挨了一石头，鲜血马上便流了出来。旁边一位姓柳的女同学将手绢递给李森，还没捂住伤口，李森右脑上又挨了一石头，他说只觉得脑袋里轰地一声，便倒在地上。后来听说，李森昏倒后，同学唐先觉曾背着他往包围圈外跑了一段路。有三个手持锄把的农民冲了过来，将唐先觉打倒在地，唐同学滚下了山沟，便顺着山沟跑了。被扔在地上的李森就落在了农民手中。
数十年后，李森还对当时的体验记忆犹新。他昏倒之后，并未“不省人事”。他说，清清楚楚地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漆黑的地方，突然就看不见天上的星月和闪烁的手电，也听不到喊打喊杀的呐喊了。他说，自己没感觉到伤痛，只是非常奇怪，就想，我到了什么地方，为何没一个人，没一点光亮，没一丝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李森醒过来了。发现自己背靠着一个谷草堆坐在地上。他不知道唐先觉曾背着他跑，也不知道农民怎么样将他拖上了山。此时，天上有一弯冰冷的明月，身边有同班男同学杨明富，女同学曾仁权。这时，他左脑上的伤口还在淌血。
第二天一早，据说是防止造反派来抢俘虏，李森和那两个同学被“红色贫下中农”用竹蔑条五花大绑，押着往大山深处转移。走出不远，走上一片冬水田的田埂时，他们见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壮年男子倒在田埂下面冰冷的冬水之中，这人的头被打破了，白色的脑浆和鲜红的血液还没有变色。想来才被打死不久。
三个什么坏事都没干的中学生，其中还有一个女生，就被竹蔑条五花大绑着“接力”转送，都不知道要被送到什么地方，受到怎样的处理。直到晚上，押送的“红色贫下中农”没给李森们松过一次绑，没让他们吃过一顿饭，还几乎将他们“处理”掉。好在当年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生命力正强盛，还能捱过去。
直到第三天下午，李森们被押到了开县白果大队一位姓张的队长家里。被竹蔑条五花大绑地捆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学生们甚至连大小便都没有。押送者走了，那位根本不了解万县市情况的农村干部才给他们解开捆绑，让这两男一女在冷水中洗了洗身上早已结痂的血，忠厚的张队长还请他们吃了一顿饭。17日一早，张队长对学生们指示了返回万县市的方向，就放他们各自逃命了。返程的路上也还有风险，这些我也就不说了。其中的困苦艰险，就留给写得一手好文章的退休李主任以后写回忆录时使用吧。但从李森和同学们的亲历，我也大体知道“落凼事件”是怎么一回事了。
所谓“落凼事件”是万县地区文化大革命史上的第一次武斗，双方的宣传机器都曾作过铺天盖地的宣传，指责对方制造了“惨案”“血案”，打死打伤了多少革命群众，烧毁了多少房屋，破坏了多少国家财产。就连在不久后进行的“镇反”运动中，官方的文书也将这作为“主力军”的主要罪行。后来的武斗越打越厉害，所谓的“惨案”越来越大，“落凼事件”就被抛在一边了。据我所知，没有人为这事件中的死伤者负过责。
第二天，我照常上白班。当我和王师傅干完活儿靠在粮垛上抽烟喝茶时，他就说起昨晚厂里的红色战团也奉总部的命令到红星桥去堵了半夜，他们如何纪律严明令行禁止，“主力军”如何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经历过多少次冲击而巍然屹立，过不了桥的“主力军”最后只得作鸟兽散。虽然没有参加组织，但我内心一直是站在造反的赤旗派一边的，便对他的夸耀不感兴趣。只是我严守着在厂里不表明观点的自律，闭着眼听他吹。他吹够了，我的气也歇得差不多了，便去帮女搬运工背米，搞我的“义务劳动”。
文革中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1967年“一月风暴”中，各级党政机关都被夺权后，除军队之外的国家机器几乎全部瘫痪。虽然上层建筑大半已经倒塌，但不少基层单位特别是企业，却在惯性地运转。在许多工厂里，生产活动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譬如我所在的精米厂。每天的任务没有减少，交接班正点准时。在乱七八糟的文革时期，如精米厂这样的国营小厂也并非特例。由于生产方式，再加上多年的严格管理，就有了“工人阶级特别守纪律”一说。
这年春节前，国务院发出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说是“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因此，当春节来临时，各单位都不放假休息，要“抓革命、促生产”。节日那几天，工厂的机器照常轰隆隆地响，人民公社的社员依旧顶风冒雪扛着锄头上坡，连肥皂火柴都需凭票购买的商店仍然开门营业……大家都在“促生产”。只有被夺了权的机关干部，停课闹革命的学校师生有时间去“抓革命”。
不知道是哪些“广大革命群众”有春节不休息的要求？“广大革命群众”是否还有其它要求？上边按惯例是不说的，广大革命群众也不必知道。
我记得1967年春节那几天天气不好，天空阴霾密布，地上稀泥不干。时断时续的小雨淋淋漓漓，寒风冷嗖嗖地刮着，大批判专栏上破碎的大字报抖抖索索。户外行人稀少，没人开会游行，也无人在街头进行辩论，整座城市冷清沉闷得又像回到了文革之前。
这是由于前不久毛泽东主席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时称“公安六条”）造成的局面。这个在全国城乡到处张贴、家喻户晓的“公安六条”，其中第四条针对当时全社会风起云涌的群众组织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里所提出的一大批各种类型“分子”及“家属”，谁都可以被对方说成是“改造得不好”或“坚持反动立场”，就可以将那些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问题的人清除出群众组织并剥夺其“大民主”权利，直至“依法惩办”。
当时共和国还没有刑法、诉讼法之类，所谓“依法惩办”就是依随时都可能制定的文件惩办。这个文件一出来，便弄得两派都有点人人自危。试想，经过那么多次政治运动，每次运动都整过那么多人，这些人又牵连有多少亲属？不管你是什么人，真要收拾你时，肯定能在你的“九族”中找出一个有问题的人来，你就成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要受到“依法惩办”。这个圈子划得太大了！许多人都感到了压力，参与运动的情绪便有些低落，街市上就自然显出了冷清。
1967年2月初的春节，可能是有春节以来的第一个“史无前例”。我自然也在精米厂按时上下班，过了三天“革命化”的节日。
春节过后，天天在厂里挣表现想转为合同工的我，还是感觉到了政治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赤旗派的集会游行减少了，“一月风暴”中被搞得灰溜溜的红色派开始面带喜色。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关心政治运动的走向。文革开始几个月之后，因了造反派的闹腾，我的日子才好过了一点；如果没有造反派了，不管我如何夹着尾巴做人，“阶级斗争”定又会找到我头上来。当时有句流行语：你若不关心政治，政治就会关心你。事关切身利益，我便到处翻报纸寻传单，找参加了组织的同学朋友打听消息。
很快，我便从各种渠道知道了——
毛泽东主席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1967年第三期《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更以大量篇幅专门谈到“镇反”问题。这就令人想到了1957年“反右”时的“引蛇出洞”。不少相同内容的重要社论及报道，都由新华社向全国各大媒体发出，各大报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那些杀气腾腾的语句，实际上是发出了开展“镇反运动”的命令。
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中央文革小组这个“二四批示”，率先在湖南掀起了针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反运动”。很快，“镇压反革命”运动便在全国陆续开展起来了。虽然后来中央文革这一边又将“二月镇反”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反扑，被镇压的反革命都平反成了革命左派。但铁证如山，证明这不过是翻云覆雨。
这时，我就听说，由于城里面“主力军”人多势众，万县军分区要向重庆警备区借一支野战军来万县市进行镇反。2月中旬，果然就来了一支番号为7799的野战部队，许多人看见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乘坐数十辆军车，径直开进了军分区大院内，天天闭门学习。而军分区当时一直是公开支持红色派的。
向中雄最后的歌声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67年2月21日那个难忘的夜晚。
这一天轮到我上夜班，上班时间是22点至次日早晨6点。在家里吃过晚饭，又看了一会儿书之后，已近21点。我就不急不忙地步行去厂里接班。
连续好几天了，太阳就没露过脸。似雨似雾的东西时断时续，整座城市就像浸泡在愁云惨雾之中。大街上灯光暗淡，没有车辆经过，行人也很稀少。当我冒着寒风踏着泥泞走到环城路诊所门外时，突然迎面撞见了向中雄。
向中雄是我在一马路民办中学的同学，他中等个子，肩宽背厚，经常笑容可掬的方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当时初中学生戴眼镜的还很少，同学们都昵称他“向瞎子”。民办中学在“大饥荒”中解散后，向中雄进了一个街道搬运队作会计。他自幼爱好音乐，不光是笛子吹得好，一把普通的二胡在他手中发出的声音也格外让人陶醉，使得他在本地的业余音乐圈就小有名气。但由于他花了太多的精力在音乐上，难免对本职工作有些影响，在搬运队就不大得意，听说早已被下到工班劳动了。
我记得，那天向中雄没戴帽子，他头发乌黑蓬松，穿一套挺时髦的草绿色仿军装，肩上挎着一个用红布做的语录小包，左臂上有一个毛泽东思想什么文艺造反队的红袖章。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裤腿挽得老高，糊满稀泥的解放鞋上露出一截粗壮的小腿。我本想寒喧几句就走，但他却显得很兴奋，拦着我眉飞色舞地说他学会作曲了。他把我拉到街边物资局紧闭的大门前，借着门灯昏黄微弱的光线，庄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横格账簿纸来。纸上用钢笔写着岳飞那阕著名的《小重山》词及他给谱上的简谱。
我坦率地告诉向瞎子，我不识谱，还要去厂里上夜班。他却拉着我说：“不忙不忙，这是我今天下午才谱好的，我唱给你听。”由于光线太暗，他只得将歌单举到鼻尖下，轻声唱了起来：“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嗓音低沉浑厚，站在冬夜的冷街上，借路灯的微光唱古词，还真有点苍凉。我真诚地赞了几句，向瞎子一高兴便将歌单递给了我：“送给你，这是我谱写的第一篇手稿，待以后我成了大作曲家，它就有价值了！”
我把那将来可能有价值的纸折好放进口袋，正欲告辞，向瞎子却神态严肃地说：“最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要反扑，你要当心点。”
我说：“我一个逍遥派，哪个会来整我？倒是你要小心点。”
他却马上昂起了头：“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头可断血可流……”
当年，像我们这样低工资的年青人都还买不起手表。我不知道时间，怕接班时间到了，就不敢再同向中雄闲聊，匆匆拉了一下他的手，说了句改天找时间到公园喝茶，转身便走。
刚走开没几步，身后便传来他的歌声：“……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我回过头去。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向中雄强健的身影在幽暗中越走越远。眼看他渐渐被夜色吞没，只有歌声在身后飘荡。没觉察到从什么时候开始，天空中又飘起了蒙蒙细雨。我心中突然就涌起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怆。
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到，每逢大事发生之前，必有各式各样的预兆出现。但人们往往都只能在事后才认识到这些“预警”的信号。
我参加了抬尸游行
精米厂当晚还在正常运转，工人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到得凌晨，我们那一道工序早已完工了，就听见围墙外隐约传来高音喇叭的叫声，隔得太远听不清楚。那年头这不是稀奇事儿，习惯于夜间工作的领袖说了一句什么话，全国人民就会连夜上街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那天，没人来向我们这些正在干活儿的人传达什么，我们也没在意，大家依然按部就班地完成着生产任务。
早晨6点，夜班下班了。但除了住在厂内宿舍的人之外，家在外面的人都没进厂来接班。我们不知原因，也不想问，劳累了一整晚，只想赶快回去睡觉。
不料我们才走到厂门口，便被两个端冲锋枪的士兵挡住了。他俩用枪口指着我们厉声吼道：“戒严了，不准出来，回去，回去！”
工人们都愣住了。马上便有红色派的小头目明白过来，兴奋地叫：“解放军镇反了，镇压‘主力军’了！”
我抬头一望，门外右侧的土岗上，有几个士兵如临大敌般蹲在那儿，身前架着一挺机枪。枪管和拉出的子弹带在路灯下闪着冰冷的寒光。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野战部队在城里戒严。后来听说，在凌晨刚开始戒严时，早已半瘫痪的公安局得到镇压“主力军”的消息后，一些警察欢声雷动。由于当年我们这种级别的城市里还没有专用的警车，几个兴奋的警察便爬上消防车，拉响警报出去协助军队镇压反革命。不料这响着警报挺能制造气氛的消防车还没开出一公里远，便被在大桥西头设置警戒线的士兵喝令停车。士兵们得到的命令是除执行镇反任务的部队外，不准任何人上街，警察和消防车自然也都在不准之列。后来有人说是开车的警察没听见停车的命令，开得太快来不及刹车；也有人说是兴奋的警察和紧张的士兵产生了误会。结果，反正是戒严士兵朝消防车开了枪。不知当场有多少伤亡，后来也从未公布过。我仅确切地知道，一个熟人当警察的亲戚就是在那时被从消防车上打下来，成了主动去帮忙镇反的“烈士”。
出不了厂，下夜班的人都被叫进了食堂，听红色派的小头头自发地宣传“主力军”的罪恶。老工人们都七嘴八舌地议论：
“自古以来，哪有政府不镇压造反的？”
“敢造反，就要杀头！”
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在食堂心不在焉地吃过早饭，还是不敢出去。过了一阵，有人进来说戒严的军人撤走了。大家便涌出了厂门。
天空中阴云密布，空气潮湿而寒冷。街边上绝大多数店铺都关着门，马路上虽然满地泥泞，行人却不少。时而有臂带红色派袖章满脸兴奋之色的汉子手提棕绳急步奔走，去捉拿本单位的反革命。
我刚走上环城路，就见到几个“红色工人兵团”的壮汉推着一个穿旧军装的青年迎面而来。那青年中等身材，很精干的样子，他虽然被棕绳五花大绑捆住双臂，却一边走一边犟着脖子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扭送他的人一边骂：“狗日的翻天派，死到临头了还嚣张！”一边用拳头脚尖往他身上招呼。这便是当年时兴的“革命群众扭送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场面。
我与这被扭送者有过一面之缘，他是个退伍军人，转业到一家工厂作锻工，业余时间很爱唱歌。30多年后，他夫妻俩拥有了自己的工厂和一家宾馆。为改一部电视剧本，我和建成在他那郊外的宾馆住过几天。一次同他吃饭时，我提起了1967年2月22日清晨目睹他被扭送时的英勇表现。他却摇着头说：“那时年轻，喝了迷魂汤一般；不提了，不提了，喝酒喝酒！”
且说2月22号早晨，我走到电影院，门外的空地上正有一个胖胖的女学生在人群中演讲。臂戴赤旗袖章的女学生泣泪交流地说，凌晨，戒严部队冲进了设在天主教真原堂的“主力军司令部”，将里面的人全抓起来了。天亮后，解放路中学赤旗分团闻讯，就集合了学生出来游行，沿途有许多赤旗派的学生和职工自发地参加了进来。他们闯破了层层戒严线，最后想冲进真原堂去抢回被抓的战友。不料戒严部队就开了枪，打死了许多人……
她还没说完，就有几个“红色工人兵团”的汉子围了上去，指着女学生的鼻子骂：“你造谣，那些冲警戒线的家伙都是自已踩死的！你为反革命鸣冤叫屈，攻击戒严部队，现行反革命！”就要将那赤旗女生扭送专政机关。这时，便有许多可能是赤旗派残余的人涌上去拦阻，推推搡搡之际，那女学生便一溜烟跑了。
真死了许多人？我半信半疑，就想到二马路西头的天主教堂去亲眼看看。
不料刚走到万安桥东头，悲壮的《国际歌》声便飓风般卷了过来。此时天上下着小雨，伴着寒风密密麻麻地洒在人们的脸上身上。我看见有数十面高举的战旗从对面涌上了大桥，旗帜后面是“狂飚文艺造反团”的管乐队在愤怒地吹奏。紧接其后，是二三十块躺着尸体的木质语录牌。每块语录牌都由4个人放在肩膀上扛着，合着乐曲沉重的节奏，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再后面便是挤满了大街望不见尽头的人流，男女老少都紧挽着手臂，迎着风雨高唱着《国际歌》，跟在后面缓步行进。
我看见游行队伍里人人都昂首挺胸，双眼闪烁着悲愤的火花。在斜风细雨中，湿漉漉低垂不动的战旗，语录牌上那些被雨水冲洗得苍白的脸，万千人沉重的脚步声，再加上无数条喉咙中发出的低沉悲壮的歌声，突然就在天地间形成了一种异常庄严肃穆的气氛，连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人行道上围观的人们，不论是哪一派的，都停止了交谈，注目于语录牌上那些年轻僵硬的躯体。
我突然在抬尸的人里面发现了老友蛮子。语录牌的一角压在他的左肩，他边走边抽泣还大声唱着，雨水和泪水流了满脸。与蛮子并肩抬着尸体的是青年教师廖元善（25年后，热爱戏剧的廖兄作了万县市文联主席），他俩臂上都戴着“毛泽东思想呐喊文艺造反队”的袖章。他们抬的语录牌上躺着一具穿草绿色仿军服的青年遗体，胸前挎着一个装有语录本的红布包，头上的长发被雨水粘在脸上，看不清面孔。我大声问：“蛮子，抬的哪个？”
“向中雄。”
我脑袋里突然响起一个炸雷。向中雄？十多个小时之前，就在后面不到500米的街角，他还兴致勃勃地对我谈音乐。我胸前的衣袋里还放着他昨天亲笔谱成的第一首歌曲，现在他却已变成了一具冰凉僵硬的尸体，仰躺在阴霾的天空下任冷雨浇淋……
我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后面的游行队伍，马上便有人从两边挽住了我的双臂，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跟随大家一齐唱着《国际歌》，昂首挺胸往前走。
游行在东方红广场的影剧院大门外结束。面对着整齐摆放在地上的一排排年轻的尸体，苍天已用雨水将他们冲洗得得干干净净。我在向中雄的脚前久久地伫立。他面色苍白，浑身透湿，躯体好似也缩小了一圈。我希望他能突然爬起身来，继续同我大谈音乐。但耳边回响着的哀乐声告诉我，他再也起不来了！永远也起不来了！
我突然明白，我们总有一天都一定会死去；但我们都不知道何时或如何死！21岁的我开始感觉到了死亡的恐怖。
当时我在向中雄身上确实没看到伤口。但在40多年之后，朋友李森对我说：向中雄的妹妹亲口讲，在为哥哥收殓时，发现向中雄左耳后面有一个子弹射进去的弹孔，但未找到弹头的出口。
后来，我学会了向中雄谱的第一首歌《小重山》。现在我已年过花甲，还唱得出来那首歌。早逝的向中雄谱写的第一首也是最后一首歌，这天底下怕就只我一人会唱了。但那歌单手稿，却因后来几次被抄家，失落了。
真原堂的枪声与血字
后来，我随许多人去已被取缔的“主力军”司令部看了现场。在真原堂大门外狭窄的巷道里和对面大街的墙壁上，都能清晰地看到密集的弹孔。在与真原堂有走廊相通的市招待所一间客房内，我们不光看到了墙上的弹孔，还看见有人用手指沾着鲜血写了“我是革命的”五个大字。白壁红字，分外耀眼。那些弹孔一直醒目地存在了十多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填补抹平。
当时的高67级学生、后来当了梁平县仁贤电器厂厂长的郑洪林，知道我在回忆“二月镇反”时，于2008年10月6日发来以下信件：
……67年2月21日晚，我住在与真原堂一墙之隔的市招待所，镇反时是被枪声和军队踢开门喝令举手弄醒的。对面房间没举手的一个学生被一枪打中肚子，后来，我看见他沾着血在墙上写下“我是革命的”几个字。另一房间的一个人被打穿手腕。墙上一副语录“八九点钟的太阳”被打出好几个枪眼……
写作此文时，我从收藏家王茂灿先生提供的资料上看到，这个被打伤腹部后再用鲜血在墙上写下“我是革命的”五个字的青年，不是学生，而是梁平农机排灌站的工人颜朝发，时年19岁。
事隔不到两个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里，对2月22日的事件是这样定的性：“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
但在30多年后出版的《万县市志•大事记》中是这样记录的：“1967年2月22日凌晨3时，万县军分区奉令镇反，宣布‘主力军战团’为反革命组织。上午10时许，发生部分学生和群众冲击驻军警戒线的骚乱，死亡33人。”
已任了两届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郑永松，当时是万县解放路中学高66级学生，解中赤旗分团的负责人。他对我讲：2月21日晚上，他和一些同学住在学校。22日凌晨，有人跑来说，军分区在镇压“主力军”，部队冲进了设在真原堂的“主力军”司令部，将熊道生（万县市东方红旅社服务员，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万县市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等头头全抓起来了。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马上激动起来，不是天天在喊“坚决同主力军团结战斗在一起”么？大家就决定冲进真原堂去抢回被抓的战友，就马上进行上街游行的准备，有人还跑出去通知住得近的同学。
天亮了，解放路中学赤旗分团就打着旗帜出来游行。出校门时，才几十个解中的学生，但沿途有许多赤旗派的学生和职工自发地参加了进来。走过二马路时，人越来越多，队伍就成了见头不见尾的人流了。他们高呼着口号，冲破了一道道戒严线，最后涌进了真原堂所在的那条约3米宽的巷子。郑永松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说，当时人太多，都在大声吼叫，场面很混乱，在那狭窄的巷子里，自己几乎是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跑，已经被推着冲过了真原堂的大门，也没停下来。
突然，枪响了。人们都没想到戒严部队会对红卫兵开枪。郑永松的后肩中了弹，他醒过来时已被士兵拖进了真原堂。屋子里有死伤的同学，军人替伤者进行了包扎，然后送到了专区医院。给郑永松动手术的丁院长对他说，根据伤口推断，你是被“撞弹”，也就是打到墙上撞回来的子弹打伤的。多年后，郑永松对我说，没有看到对准人群开枪，是射到墙上的“撞弹”伤的人。
监狱里“反革命”人满为患
据说，军队奉命镇反，原本只限定“主力军”这一个“反革命组织”和以熊道生为首的一批主要头目，大约也就十来个人。野战部队在2月22日凌晨执行了戒严和抓捕任务后，便离开万县市撤回了驻地。但既然开始了镇反，我们这社会便按照多年形成的习惯，将其视为一场“运动”，人人都要参与进来。受够了赤旗派欺压的红色派更是兴奋，不用发动便积极参与“镇反运动”。他们也不管自己单位的对立派是否“主力军”，只要对方与“主力军”有过联系，便将其大小头目和所谓“跳得高”的骨干分子视为“反革命”或“帮凶”，捆绑起来往公安局“扭送”。赤旗派的学生领袖钟嘉钰、应维忠等高中学生也纷纷被捕入狱。
本已半瘫痪的公安局于一夜之间焕发生机，立即在旧轨道上高速运转起来。最初，凡是“革命群众”扭送来的家伙，问都不问统统收监。才不过几天，看守所里便人满为患，那些每间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囚室内，都塞了四五十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晚上，“反革命”们紧挤着躺下去后，谁都别想再翻动一下身体。几天后，再也塞不进人了，便将原来法院街早已搬迁的地区监狱重新起用，把一些“罪恶较轻”的家伙转过去关押。但对于像流水一般继续“扭送”着涌进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场地还是有限。不得已，才开始对各单位不断“扭送”来的人先行询问一番，凡是家庭出身没问题，仅是一般成员的，便只得遗憾地拒收，让各单位带回去自行关押批判斗争。
为了腾出场地关更多的人，专政机关对已抓进来的人便想要从快处理。但幸亏才一个多月后上面就下令放人平反，否则不知又要造成多少冤案。我那位后来作过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朋友蔡华义，当年不过是个青年教师，在赤旗派内也只是一般成员，仅因“家庭成分不好”，抓进去后未提审过一次，便被内定判处死缓。当华义在平反时看到那份未及执行的判决书时，自已都不敢相信神圣的法律竟会如此轻率。
在这“红色恐怖”期间，凡造反派都是人人自危。胆大者纷纷外逃，上京告状。就是现在所谓的“上访”。胆小者怕又添个“畏罪潜逃”的新罪，只能呆在家里等着挨整。其实，挨整的人都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都是奉命造反，要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呀！
我虽未参加过任何一个群众组织，但在镇反的当天因好友向中雄的死，冲动之下跨进了抬尸游行的队伍。在游行到东方红广场时，我见到路边人群中有几个精米厂的红色派在对我指指点点。我猜想他们在说，这家伙在厂里伪装是个逍遥派，原来也是个赤旗派！我就担心再去上班会被革命群众扭送。家庭出身不好，又确实被多人看见我参加了“对抗镇反的反革命大游行”。若真被抓进去，肯定是个“组织上虽未参加，但思想上参加了”的反革命。我就不敢再去上班了。那个月已经干了20多天的工钱也不敢去拿。
或许是厂里忙着收拾正式职工中的赤旗派，顾不上我这个临时工。也可能是看见我的那几位老工人宅心仁厚，没在厂里添油加醋出我的言语。反正，我虽然丢掉了这份十分珍惜的工作，厂里也没来找过我的麻烦。
那段日子，真是后来的大字报上形容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白天夜晚，处处都在游斗“反革命”，男男女女一串串被五花大绑着游街，或捆在街边的台阶上被批斗。入夜之后，城里更是异常冷清，偶尔有几个路人，无不是低头缩肩远避着灯光疾走。大街上“掀起一场红色恐怖”，“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大标语令人触目惊心。当局还印了一本宣传“主力军”罪行的小册子到处散发，小册子图文并茂，在首恶专栏里，我看到熊道生等“主力军”的头目，其中还有我在民中时的那位又高又胖的同学王达天，他竟是什么“五人核心小组”的成员。后来听说，他被内定判处死刑！
人人都尽可能地避免外出，更不敢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这种形势下，许多人虽然住在城里，却与孤身被扔在荒漠中一样孤独。人们不敢走动打听，朋友间都断了联系。当年莫说一般百姓，连市里部局长家里也没电话。都不知道谁被抓了，谁在单位挨批斗，谁又外逃了。
我在家里才潜伏了十多天，吃饭的问题就出来了。当时人年轻，挣得钱时先交生活费，然后就乱花，不知道积蓄，经常囊空如洗。我与大妈住在一起，她老人家只有每月父亲给的6块钱生活费，还替姐姐带着我那小甥女。文革开始后，姐姐一家日子难过，小甥女的几块钱生活费也不能按时寄来。大妈就是想让我吃闲饭也吃不起。没办法，为了有饭吃，我只得出门去找活儿干。
一上街，便见到赤旗派的学生列着整齐的方阵，高喊着“请罪、请罪，向毛主席请罪”的口号，一队队在街道上巡游。这些被迫上街请罪游行的学生队伍比以前得势时反而显得更整齐，人人都阴沉着脸。学生们虽然合着领呼者在高吼着“请罪”，但任何旁观者都感觉得到，愤怒和委屈在他们年轻的躯体内汹涌。当局对此也无计可施。学生中参加赤旗派的比例太大。如我二弟就读的商校，他们年级就只有一个男生是红色派，虽然造反的学生头头被抓了，但在校园内，那一个红色男同学领着一群女生，任何时候都镇不住他们。
睡
灾难到来之前它们都在睡
人类睡在房间里，矿石睡在群山里
火柴睡在火柴盒里
睡
死亡到来之前它们都在睡
须发在睡，眼睛在睡，嘴唇在睡
三角区在睡
筋脉在睡，碧血在睡，骨头在睡
一片光辉在睡
睡
幸福的人类，葱郁的矿石，恬静的火柴
心里没有压抑，没有火，没有原色的
罪
是哪一双手，把火擦着了
幸福，葱郁，恬静
三个形容词
———统统烧成了灰
是谁一次次玩火
把黎明烧成了黑夜
把肉体烧成颂歌与丰碑……
2005.7.9
之后警察来了
之后她被关进警车押走了
之后她的女儿嚎淘大哭
丈夫脸色苍白
之后我在电影院里看到了这一幕
观众的眼睛大睁
之后她站在法庭上大义凛然
之后她以反革命罪被处以极刑
之后她被割断了喉管
被摘除了鲜活的器官
……
之后她的丈夫拉扯着儿女艰难度日
之后他们承担着各种骂名
丈夫的工作没有了
女儿的书不能读了
之后又一个所谓的太阳出来了
之后她被平反昭雪了
报纸杂志上有她的大幅照片了
字里行间激扬着她的清流
跟当初那一盆盆脏水
调子相反
之后观众们开始嘁嘁喳喳议论
之后他的丈夫开始莫须有地反省和忏悔
莫须有地感动并哭泣着
之后她的儿女桀骜不驯了
抓紧机会出国定居了
之后的之后
观众什么都不会想了被泪水浸泡着
之后的之后大家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
她的家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了
她的血也被权力和愚昧清洗干净了
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好像从未发生过……
2002．9．25．
他死了，他自杀了
他马上在殡仪馆占据了一个房间
据说在他自杀的前一天晚上
纪委的人找他谈话了
纪委的人找他谈话了
他就简单安排一下后事自杀了
他自杀了
他的豪华型办公室空着
他的豪华型轿车空着
他显赫的官位空着
一排相互咬合的牙齿
此时，突然缺失了一个
他死了，他自杀了
他已盘踞这个山头28年了
根须扎进土壤28年了
28年了，众多杂树野火一样疯长
气候诡谲得狐臭一样
他火化那天
风和日丽
他被火化了，他的死党
作鸟兽散
重新寻找新的靠山
他的老婆、子女手捧骨灰
慨叹世事难料
人情冷暖
他死了，他火化了，他消失了
一场贪腐大案的线索人为中断了
纪委也就不再过问了
他本身这座山还不是足够壮阔
他背靠着的那座汗津津的大山
从此可就多云转晴喽——
他的位置很快就被新人抢占了
那排牙齿看上去又整齐了
又焕然一新了
又能嚼碎许多该嚼不该嚼的东西了
2008.7.14
2013.6.1
骆家辉
我成长于一个中式家庭，我们的传统是，不要浪费，勤俭持家，为重要的事情——比如上学——攒钱，我们也一直往老家寄钱。在中国，我的父母一直攒钱，一直勤俭，把节省下来的钱物送给刚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乡里乡亲。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当我还是州长的时候，我非常坚持节约开支，因为政府运转的钱是人民的钱，不能浪费。
我们需要富有效率的运作。我们需要确保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运作越有效率，越节俭，我们就越有钱来作为大学生的奖学金，就越有钱来赡养老人，就越有钱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政府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钱去干所有的事情，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信条。
7月3日，在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的会见厅等他时，接待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都会指着天花板，说：哦，你们可要问问他这个风筝。
这是一间中国气息浓郁的厅室。进门右手边的沙发组群上空，盘绕着一条长龙风筝。左手边墙上挂着孔子第73代孙的墨宝：龍。一台配着打印机的电脑，鼠标垫上是龙的图案。长条会议桌中间摆着一件瓷盘，盘子四围以及盘底，都画着龙。此外，中国画屏风、大如意摆件、竹简上书孙子兵法、雕“福”的盆植，如果算上书架上的五口人的全家福——大使夫人李蒙亦是华裔，中国元素充满整个空间。架子上甚至有“重庆”、“考古”字样的书籍。可，会议桌后，分列着美国星条国旗及大使的使节旗。
“中学为用，西学为体”的思路贯穿整个美国驻华大使馆。这组耗资4.34亿美元的建筑位于东三环，紫禁城东北方，在美国上百个海外使馆中，规模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在巴格达的外交建筑。五座西式建筑之间彼此分离，通过中式的庭院、竹林、荷塘、木桥相连接。建筑外围的黑色墙体被称为“龙墙”，作为保护屏障。中式的景观设计穿梭于建筑外部和围墙之间，是安全考量上的缓冲区。通过重重门岗、安检，进入使馆办公区，乘坐扶梯升降，可见持枪的大兵巡逻，严肃的氛围跟建筑整体的灰暗色调匹配。工作人员的格子间里，一张办公桌上堆叠着五颜六色的“愤怒的小鸟”公仔，跟大厅的一组多彩钢铁雕塑“郁金香”呼应。这组雕塑是杰夫孔斯的作品，由使馆租借，用期10年，是使馆里最形欢乐的因子。
拐进大使会见厅前，经过三幅罗伯特劳申伯的艺术作品，独特的织物和纸张拼贴画上，分别书写着汉字“个人”、“丹心”和“变”。
美国首位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祖籍广东台山，会一点粤语，但普通话不行。他上了两年中文课，因为常把粤语和普通话搞混，老师很气，他考试也没通过。接受电视采访，被要求说几句中文，他都拒绝：“不不，除非我知道我说的绝对是对的，我绝对不会说的。”
除了外表，他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严谨的外交官，其奋斗历程也被视为实现“美国梦”的典范。他出使到这片祖先的土地，认为不会说普通话也有好处：“我不会说普通话的事实或许能提醒人们，我代表的是美国。”
2011年8月12日，空降到北京已是夜间，机场记者云集。在8716公里的飞行途中，他拿着优惠券、背着书包、牵着孩子，在机场星巴克买咖啡的照片已经通过社交媒体传遍中国。况且，他坐的还是经济舱。走下飞机的骆家辉全家，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并没有跟媒体透露到京的具体时间。
在中国民众的亲切、惊讶、喜爱和佩服、猜测与指责的复杂情感中，骆大使开始了故土之旅。
2011年9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参与“湖北武汉美国周”活动，骑上环保低碳自行车沿途观光汉口江滩
“我没有因为批评中国遇到过任何麻烦”
人物周刊：一年半前，接受CNN采访时，你说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你的首要任务，现在呢？
骆家辉：显然，为美国人创造更多工作机会还是高度重要，但从我来到北京第一天起，就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的任务，比如，改革我们的签证申请流程，让中国民众去美国旅游和访问都更加容易。我刚到中国时是8月，夏天，对于在上海申请美签的人来说，要等上70天才能轮到面签，之前一年在北京，这个等待时间是100天以上。我上任一个月后，我们把等候时间缩短到5天，现在，你只要等上2-4天就能去面签。我们确实希望向更多中国人展现美国的伟大之处、展现我们优美的风景和令人激动的城市，同时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增进两国的彼此理解，促进两国科学家、学生、政府官员的更多交流。每年，有20万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但只有1.5万美国学生来到中国，奥巴马总统非常希望在未来几年把这个数字提高到每年10万人。我相信，随着我们更加了解对方，随着我们会讲对方语言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我们更频繁地彼此造访，我们会更有能力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这不仅仅会帮助中美两国，还会帮助到全世界。让我们一起攻克癌症，一起解决气候问题，让我们终结世界上的各种战乱、饥荒、恐怖主义，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携手解决，作为大使，我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让中美走得更近。我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更好地了解美国，了解我们的价值、传统、文化和理想。
人物周刊：驻华大使这一角色所能发挥的作用，不仅取决于个人，也取决于中美关系及中国政治发展、改革的大气候，您觉得中美关系现状该如何定义？我们到了哪一步？
骆家辉：我认为两国关系很牢固。如果和41年前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相比，和三十余年前卡特总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相比，我们的关系更加牢固、更加紧密结合，更加复杂。你知道，当兄弟姐妹只有五六岁时，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当他们长到35岁或者40岁，他们的关系会更加牢固，但也会更加复杂。公司之间也是如此。
我认为中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特别是在两国元首几周前在加州会晤以后。这不仅仅是一个小时的会见，而是超过两天的接触。他们还有一个私下的散步交谈。因为这些会面，我想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牢固的工作与私人关系，这会帮助那些制定政策的高官，让他们保持这种关系。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共识，有伙伴关系，有良好的对话，我们在一些领域意见不同，这很正常，美国和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都会有不同意见，这都很正常。我们需要继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最小化分歧，并处理好我们的差异。
人物周刊：你认为中国改革到了哪个阶段？
骆家辉：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改革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有了巨大进展。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国家的繁荣，你也能看到它面临的各种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而贫富分化则在加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些，他们知道需要改变。我想关键在于继续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金融服务领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需要继续依赖出口，而中国领导人希望扩大内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以平衡经济。要做到这种转变，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中国民众使用更多的金融服务产品，美国的公司正可以在这一点上帮助中国，提供各种产品与服务，比如养老计划、保险、信用产品和投资机会。中国人不必都把钱存在银行里，或者藏在地毯下以防万一。如果中国人更敢花钱，那么内需的增加会为中国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也会进一步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都不对外资开放，或者有诸多限制，在中国经济的许多部门，外国公司控股不能超过49%，这很难吸引到欧美的投资，如果中国继续开放，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人物周刊：2012年1月，你回国述职时曾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批评中国自2008年以后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倒退，说中国走在错误的方向上。你当时为何这么直率？
骆家辉：美国官员通常都非常直率，但是……我这么说吧，人权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之一，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核心之一，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因为美国事实上就是在表达自由、宗教自由、鼓励争论这些价值基础上建国的，这些已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我们也相信，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关注中国是否能够容忍不同见解、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好处的，而且人权也是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所以我们呼吁中国遵守自己宪法里的承诺，承认意见、宗教、种族、文化的多元性，这有助于中国继续融入现代世界。
人物周刊：为何选择那个时间批评中国？
骆家辉：我没有有意选择哪个时间，我是在那时被问起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回答了。
人物周刊：有一家电视台的评论员说，这可能是你外交经验的不足导致的失误。
骆家辉：不是。从总统到国务卿，美国官员都表达过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我们每年都和中国展开人权对话，所以（这种关切）并不是新鲜事，这是我们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
人物周刊：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说，有些人总是把中国少数人的观点当作主流意见，难道我们应该把占领华尔街的人的观点当成美国社会的主流声音吗？
骆家辉：我们从未说过这些观点代表全中国人民，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立场。但重要的是，认识到观点和意见的多元性。也许这些意见不为社会其他人接受，也许我们不同意这一小部分人的看法，但应该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并且有机会表达——谁知道呢，也许他们是对的。许多年以前，有一小部分人呼吁关注环境问题，但当时美国社会大多数人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可是现在，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非洲裔美国人的问题也是如此，四五十年前，他们在美国遭受许多歧视。一小部分人说这样不对，但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个问题。那一小部分人持续不断呼吁、抗议，最终让其他美国人意识到，歧视是不对的。在抗议越战期间，许多美国人倡导公民不服从，甚至鼓吹暴力，但即便我们声明暴力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也允许他们请律师，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也不会去惩罚那些律师。
人物周刊：还有一种说法，作为大使，更应该做的是协调工作，公开批评所在国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骆家辉：任何外交官，包括我，作为大使，代表的是我国政府的观点。我代表和传达的是美国政府的观点与价值。同样，中国驻美大使代表的是中国政府的观点，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我虽在北京，代表的却是美国政府。我也没有（因为批评）遇到过任何麻烦。
骆家辉夫妇
“我们对于新领导人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抱持很大的希望”
人物周刊：来华将近两年，你会见了许多中国官员，对他们的整体印象是什么样的？对谁印象最深？
骆家辉：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8年，那以后我来过中国很多很多次。我必须赞许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中国仍面临困难，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和二十多年前已无法同日而语，不论是地市级还是更高级的中国官员，他们完成了许多在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可能完成的成绩，作为一个以中国传统为荣的华裔美国人，我必须要赞许他们。我对他们的奉献、他们的努力和他们面临的挑战都印象极为深刻。
无论是与拉萨的市委书记，还是清华北大的校长会面，我都很享受与他们的相识。中国人民和中国官员都非常亲切友好。
人物周刊：在会见了那么多官员后，你对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更有信心了吗？
骆家辉：中国现在有了新的领导人，我们对于他们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抱持很大的希望，对于习主席的讲话、中美两国元首讨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我们也感到相当鼓舞。大国之间冲突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希望能彼此相处，解决问题，并为整个世界提供一种引导。就像我刚才说的，许多问题不能只靠中国或者美国一方解决。我们对此抱有很大希望。
人物周刊：澳大利亚前首相陆克文日前在《金融时报》撰文，说如今，切中中美两国政府要害的字眼是“战略信任赤字”，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骆家辉：我不确定他谈论的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美两国的合作层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我们两国军方有了更多交流，两国军方高层也有越来越多的互访，美国还邀请中国海军观摩美军演练。两国在朝鲜、伊朗问题上也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们现在也在共同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减少不信任的关键在于增进政界、商界、军界、学界的交流，而这些交流事实上也越来越多。我们彼此间就科技、气候、创新、军事、卫生、航天、农业、食品安全等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对话，这些对话在持续进展。
人物周刊：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曾经告诉我，美国外交官在和他们的中国同行打交道时有时会很沮丧，因为中国人喜欢谈论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但不太谈论“如何”做得更好。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骆家辉：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具体所指，而且我当外交官的时间也不长。我只能说，我很享受我在北京工作的这两年。中国人对我和我的整个家庭都非常温暖、亲切与友好。我们一起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旅行，我来北京的目的之一就是带着我的孩子们尽可能多地发现中国，发现那个属于他们祖父、曾祖父和祖先的中国。这对他们是一段非常充实的经历。与此同时，我也会见了中国的高层领导，我们有非常坦率的对话，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这些合作将令中国人民受益，也会帮助中国的领导人达成他们实现现代化、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与质量的目标。我很享受与中国政府官员间的互动。
人物周刊：你是否有过沮丧的时候？
骆家辉：我想多数时候我是个相当急躁的人。我当（华盛顿州）州长时有过沮丧，当美国商务部长时有过沮丧。我总说我们要快点行动，要快点把事情完成。我总说我们需要更高的效率，美国大使馆的工作就有许多地方我想要改进的。但是，我不会说出我对什么失望。还是那句话，我非常感谢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对我的热情欢迎。
人物周刊：你说你是个急躁的人，那么当上外交官后是否需要做很大的调适？
骆家辉：我以前从未当过大使。许多为美国政府工作的人都有多国工作经历，但我一直在美国国内。我刚来到这儿时，中国人要等上100天才能预约上面签，使馆里的许多人说“这我们可没办法”、“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一直都这样”，我说：“不，我们能做得更好。”一个半月以后，我们就把等候时间缩短到了5天。使馆没有增加人手就做到了这些，我们改变的是整个流程。
人物周刊：前国务卿希拉里2011年曾经说过，我要求每一位美国大使和各地使馆都把与公民社会接触作为我们外交的基石，但对于一些国家的政府来说，这常常是令他们敏感与担心的事情，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骆家辉：我的观点是，即便是华盛顿州的州长，也不可能为人们做好所有的事情。在美国，我们都非常倚赖公民社会的筹款，去赡养老人，或者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进行援助。四川地震之后，中国人进行了募捐，也帮助营救伤员，参与震后重建。这是公民社会非常自然的一部分。事实上，中国有很多公民组织参与社会活动，比如改进环境、教育和培养公众的环保理念等。连姚明都（在公益广告里）说：请不要吃鱼翅。中国也有为外地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提供教育的公益组织。当然，美国政府非常慷慨，为一些专注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公民组织提供资金援助。我们为彼此在公民社会建设中的互动和互助而感到非常骄傲，中国人民对此也有着很高的评价。
人物周刊：我想知道，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奥巴马政府多大程度上倚赖大使馆提供的信息和分析？
骆家辉：我想是非常倚重的，因为大使馆的人员会接触（中国的）意见领袖、知识分子、智囊团、中国领导人和商人。我们阅读中国的报纸、杂志。我们也关注大家在微博上说什么。我们努力为华盛顿勾画一幅当下中国的全景图。
人物周刊：维基解密说，美国大使馆在中国有许多联络人，包括一些知名的公众人物。可否向中国公众解释一下大使馆的这项政策？一些人对此感到很愤怒，他们认为那些联络人是线人……
骆家辉：不，我们与这些人员的会面都是公开的，很多信息也是在公共环境中采集的。我们参加中国的会议，我们获取的那些人的言论都是公开出来的。我们参加大学的讲座，我们倾听大学教授说些什么，还有中国人在电视上的言论。你们的领导人在电视节目里发言，我们就把这些记录下来。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鸿沟的国家。你观察和估量中国的主要指数是什么？
骆家辉：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鸿沟的国家，这是因为有上百万人口居住在城市，但也有上亿的人口在农村。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居住条件的差距非常非常的……这是一条巨大的鸿沟。中国领导人深知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努力改进生活方式，让农村人的生活条件变好。
人物周刊：观察中国的衡量指数呢？
骆家辉：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指数。你的指数是什么？
人物周刊：我是说，你从什么角度考量中国？比如说，有些人用“中产阶级”、“贫富差距”。
骆家辉：这只是众多标准中的一个，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机会、城乡人口的医疗保障等。有很多标准可以用，但中国人都知道，城乡人口在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方面有着很大差距。
人物周刊：你是否有机会跟国会议员解释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骆家辉：我跟美国国会的议员多次会见。首先，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有很多挑战。中国正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但情况依然很复杂。确实，更多的国会议员应该到中国来亲自看看，用他们自己的眼睛好好看看当下的中国。
人物周刊：你建议他们亲自来中国考察？
骆家辉：对。
2013年6月21日，骆家辉先生造访南京爱德面包坊，与智障人士一起制作曲奇饼
“全人类都有着类似的梦想”
人物周刊：去年9月18日，中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你的座车也被示威者攻击，最终在中国安保人员的保护下才进入大使馆，你是否感到震惊？
骆家辉：不，我不震惊。我知道这类事情中的情绪性有多强。我没有受到惊吓，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我都没感到自己身处危险。美国人特别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我们一直信奉和平、非暴力地表达。
人物周刊：你是否能够理解中国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感？
骆家辉：我知道世界各地的人们常常很强烈地表达自我观点。我尊重他们。我尊重他们表达观点的权利。我要重申，人们对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进行充分的讨论——只是讨论，不是诉诸暴力——这非常重要。
人物周刊：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更关心国内事务，比如保持稳定，发展经济。在中国待了几乎两年，你是否发现，中国的长远打算是什么？
骆家辉：我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向往和平、稳定，人民生活富足。我也相信，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志向高远，渴望机会，他们希望在自己身处的这个国度，只要努力工作、学习，高远的志向都可能实现。我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如此，所有的人民都希望如此。
人物周刊：最近中国人都在谈论中国梦。您本身就是一个“美国梦”的代表，您怎么看待“中国梦”，以及“美国梦”与“中国梦”的异同？
骆家辉：我认为全人类都有着类似的梦想。个人有个人的梦想，也有对孩子的梦想。我的父母，时常为了存钱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大学，而不肯花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后代能生活得好，我希望我的3个孩子能够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并且快乐。我们向孩子们强调的就是“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达成理想”。特别是在美国，没有基于性别、种族、收入水平和宗教信仰的壁垒。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度充满自由、希望、机会和平等，只要努力工作，人人都有机会。看看奥巴马总统，非裔美国人，美国总统。也许再过3年，下任总统便会是一位女性。我是第一位华裔的美国驻华大使，美国大陆第一位亚裔州长，第一位华裔的美国商务部部长。现在，美国有多位亚裔州长，我们也有很多的少数族裔担任大学校长、公司首席执行官、国会议员、州长，有很多少数族裔的科学家、诺奖获得者、艺术家、体育明星。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这些机会。不管是中国的父母，还是非洲的，美国的，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大大的梦想，成为宇航员、歌手、奥林匹克选手，如果那是他们所愿的话。
人物周刊：上个月（2013年6月），你对西藏进行了正式的访问，你做了什么努力得到中方的允许？
骆家辉：我们向中国政府提交了申请，得到许可是花了一阵子的。不过，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次旅行。景色非常美，见到了许多西藏人和地方官员。我很想再去。我希望能鼓励中国政府让更多的外交官、外国记者和游客去访问西藏，让他们亲眼看看那里有多棒。那里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西藏政府的官员对于他们取得的成就非常骄傲，如果他们想把成就展示给世界看，就应该让更多的人亲自去那里看看，社会进步有多大。同时，我也跟西藏的官员说，要想提升城市，则应该加强西藏人民所特有的文化、宗教和语言。
北京，美国大使馆前，等待签证的中国学生
最严峻的时刻
人物周刊：去年，你是两起焦点事件的中心人物，处理这些棘手的事情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我是指王立军等事件。当王出现在美领馆的时候，你上任才刚刚6个月。这是不是你工作中最严峻的时刻？
骆家辉：呃，我不否认……那是最严峻的时刻。那时我的压力非常大，当时的情况非常敏感，处理起来需要非常小心，需要考虑很多，还要跟华盛顿协调。我为使馆人员细致地在外交原则下处理那些棘手事件的表现而感到骄傲。
人物周刊：跟你处理过的WTO骚乱、洪水、地震相比呢？
骆家辉：每一次挑战都不一样，我为自己保持沉着冷静感到自豪。并且……嗯，就是这样。
人物周刊：处理王立军事件中，你认为最困难的是什么？
骆家辉：噢，啊，是这样，我们要和成都的领事做很多沟通，也要跟华盛顿协调。两个国家处在不同的时区，中国和美国当然有时差，但是，让我这样说吧，我为大使馆和领事馆团队的出色工作感到非常非常骄傲。北京的大使馆、成都的领事馆，以及华盛顿的国务院，我们以高超的技巧、细心和外交准则解决了这些棘手问题。
人物周刊：因为你们的PM2.5数据，中国官方不得不向公众公布这一类的环境指数。有人说，美国大使馆在这个议题上间接地扮演了压力团体的角色，你觉得呢？
骆家辉：实际上我们没有想着要对中国政府施压。我们提供PM2.5的信息是为了使馆的工作人员及其家人，还有所有其他在北京的美国人。但这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注意。实际上，我认为是中国人把PM2.5的数据传播开来。很多人发微博，全北京都知道了，也传遍了全国。
去年和今年的1月，在我们呼吸着糟糕空气的那些日子里，是中国的报纸和中国公众，呼吁说：这不能忍。这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为，是中国人民、中国报纸在批判，认为其危害中国人的健康，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连官方的报纸都这么说。不是美国政府，也不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在施压）。我们也引以为豪，使馆和所有领事馆做这种监测已经有几年了。重申一下，真的是中国人自己引发的讨论，并让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注意。
人物周刊：你刚来北京履职的头半年备受媒体关注，比如坐经济舱。但现在你很少再这样出现在媒体上。对于这个变化，你自己怎么解读？
骆家辉：我觉得这意味着大家已经接受成自然了，再也不是新闻。这就是日常生活。当新事物出现，就会有很多报道。过段时间，当大家都习惯了，再也没有继续谈论它的必要。
人物周刊：你喜欢“平民大使”这个称号吗？
骆家辉：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这样说吧，我成长于一个中式家庭，我们的传统是，不要浪费，勤俭持家，为重要的事情——比如上学——攒钱，我们也一直往老家寄钱。在中国，我的父母一直攒钱，一直勤俭，把节省下来的钱物送给刚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乡里乡亲。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当我还是州长的时候，我非常坚持节约开支，因为政府运转的钱是人民的钱，不能浪费。
我们需要富有效率的运作。我们需要确保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运作越有效率，越节俭，我们就越有钱来作为大学生的奖学金，就越有钱来赡养老人，就越有钱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政府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钱去干所有的事情，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信条。所以我们只要做一部分事情，把它们做好。
就像我说的，在我来任大使一个半月后，上海等待面签的时间从17天降到5天。我们做到这些，没有增加资金、人员、设施的投入。……现在中国人申请签证也越来越容易，你不用打电话了，只需要上网申请，任何时间都可以。早上3点，“哦，我想去美国，我想申请面签。”你就可以上网。价格也便宜了。更快，更方便，我在做商务部长的时候也做了类似的工作。
人物周刊：《环球时报》曾经发表社论说，骆家辉应有意避免自己成为中国舆论影射中国官员的“镜子”，但实际上他有意无意地做了配合，他似乎很享受自己在中国舆论中的“廉洁秀”。您对此怎么看？
骆家辉：我就是我。如果我被中国媒体利用，政府应该告诉那些媒体不要再写我坐经济舱的故事。我没有让报纸去报道那些。我没让报纸刊登我在星巴克买咖啡或者自己搬行李的照片。我们甚至没有告诉媒体我和我的家人什么时候到。我控制不了媒体的所作所为。
我做的每一件事，对于美国官员来说，都再正常不过。美国政府规定我们只能坐经济舱；如果要做头等舱，得自己掏钱。我和其他美国外交官没有差别。这是美国政府的规定。我知道很多中国官员也自己买咖啡。
所以，我就是我，我没有试图引起关注。当我返回西雅图我的家乡，或者在华盛顿居住，我都是自己洗车、除草、刷碗，为全家人洗衣服。在这里做大使，我每天晚上自己遛狗。每天我们回到家，就摘掉领带，穿上短裤和T恤，蹬上运动鞋。作为国家，作为一个种群，我们非常容易相处、放松、开放、友好。
人物周刊：这个风筝是你自己组装的吗？
骆家辉：是的。我踩着梯子，别人帮了点忙。
人物周刊：是新的吗？
骆家辉：不是，1988年开始它就跟着我。我第一次中国之行的时候买的。不记得在哪里的一家商店，我看到在中国到处有人放这种风筝。
在国会工作的时候，办公室很小，我就把它挂起来，每节都贴得很近。等我成为华盛顿州的州长后，有了独立办公室；我成为商务部长之后，又把它带到首都华盛顿。我把它舒展开，挂在房间顶部。之后我就把它带到这里来了。有点褪色了。绸子也变得很脆，开始皲裂。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它。就像作为华裔，我非常骄傲一样。几千年来，中国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为此感到骄傲，比如像指南针、钟表、印刷、火药等等这些发明。但是，我是个美国人，我也为美国所代表的自由、希望、机会、平等，为我们的创新、民主以及美国为全世界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我就像两种文化的联合展示。
2013年08月10日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杨潇 张蕾
实习记者：宋梦醒
杀完了人，杀人者会逃向何方？
杀人者凛然在祭坛上
千千万万走狗美化着现场
明月高悬，大河流淌
杀人者翩然在祭坛上
好像从来没有杀过人一样
杀人者的大脑里
不会产生关于忏悔的种种可能
宪章锵锵，威权至上
杀人的理由冠冕堂皇
死者新鲜的血肉
一次次端进来，供杀人者品尝
大大小小的帮凶，山呼万岁，满面春风
……
杀人者，杀完人之后
下一步杀人计划开始酝酿
杀人的策略更趋理性
更多死难者的亲朋
沦为新的牺牲
更多杀人者的帮凶
把千秋的功德唱响
祭坛上下，经幡飞扬
祭坛左右，草木鲜红
白骨被蝼蚁啃噬
功德簿生长
一代代杀人狂血雨腥风
——屹立在高高的神坛上
2013．8．1
1893年的门里，幽灵出来
1976年的门缝，幽灵进去
1927这道门，幽灵翩然穿过
又穿过1935、1945、1959、1972……
一道道门被幽灵水蛇一般贯穿
水面上激荡锁链的风云
高原上——
诱人的光斑闪烁
红色毒腺盘旋
龙颜，狮身，鹰血，狐心
拨雾，闯关，钻穴，叩门
一次比一次灵验，一次比一次力不从心
一次又一次回光返照
它摆动着的长尾巴拖曳血痕
千千万万生灵，还有，水面上
不期而遇的
所谓朋友，所谓敌人，死于——
它烟雾缭绕后爆发的灵感
它的水深
去“乌托邦”路途遥遥……
它腾挪得太累了
读书，游泳，吸烟，玩权术，搞女人
诡谲的胆汁，死死
缠住了
七寸
1976，一道更凶险的门屹立在眼前
幽灵泪痕满面，晚境苦不堪言
门看见它这样，索幸自己开了
电光石火，幽灵一个跌扑……
再也没能上岸
浊流，激越着死穴，死穴坍塌了高原
冥币飞舞的废墟上，升起
自宫的弯月
一艘鬼影幢幢的渡船，驶向了
曦光中
陈尸的
宫殿
2013.5.13
如果说共产主义运动的的历史轨迹是抛物线，那么，半个纪前的1956年，特别是当年的匈牙利革命，就是共产主义由盛至衰的转折点。
1953年，赤色沙皇斯大林去世，共产世界遽失不容挑战的主宰性帝王。犹如狂暴的弥天沙尘骤然止息，这个由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绑捆起来的横跨苏联、东欧、亚洲的大帝国、这台庞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机器，其引擎失却了原动力，发条已然松动。于是，暗潮汹涌，变动之机悄然降临。特别是在苏联红军刺刀下建立起来的东欧各国，则纷纷呈现离心倾向。一股股求变的岩浆正在地底喷涌、汇聚，寻找破土而出的火山口。
首先，在大帝国的心脏——苏联，王储们窥测方向，审时度势，殚思竭虑，频频出手。其中，赫鲁晓夫技高一筹，纵横捭阖，战胜对手，在权力斗争中赢得最高权位。
尘埃落定之后，赫鲁晓夫开始向斯大林发起了历史性挑战。其第一个战役，便是1956年2 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告，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石破天惊，打响了了非斯大林化的第一炮。接着，赫鲁晓夫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他释放了几乎全部政治犯，为 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名誉。接着，文艺界也出现了所谓“解冻”时期。
赫鲁晓夫的“解冻”努力，不久就在外交领域反映了出来。1955年 5月，苏联抛弃斯大林的方针，与持独立立场的南斯拉夫领袖铁托的重新和好。共产主义“叛徒”铁托的平反，营造了东欧国家的某种宽松的政治氛围。
1956年3月，在波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冲破了被历史禁锢的禁区，原来被打成铁托分子的哥穆尔卡及其同伴获得平反昭雪，大批领导层中的斯大林主义者被迫辞职。新闻界与民众获得了公开表达自己不满的机会。于是， 1956年6月，在波兹南市，成千上万的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罢工，要求面包、自由以及终结苏联的支配。 10月19日，波兰联合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决定结束苏联控制。会议期间，苏共赫鲁晓夫带了六人从莫斯科飞抵波兰，要求把亲苏的波兰党与军队的头目保留在政治局中。但是，波兰党顶住了苏俄压力，开除了亲苏头目，并选举哥穆尔卡为党的领袖。后来，哥穆尔卡以保留苏驻军为条件同莫斯科达成了妥协，延续了其温和政策的寿命。
在东欧，特别突出的是匈牙利，由于外国苏联军队的驻扎，匈牙利变成苏联的附庸；没有民主自由，变成极权政体，因此社会上一直怀有强烈的不满和抗拒苏联的情绪。以十九世纪匈牙利抵抗俄国沙皇的大诗人裴多菲命名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是这种情绪的典型代表。
组成裴多菲俱乐部的，有作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大学生以及党的干部等，年轻的精英人物占了相当的比例。它原初目标仅仅是为了给数百名因斯大林式恐怖政策打成"资产阶级报人"的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和职业； 其宗旨同时也是成为便于党政当局掌控"自由言论" 一个聚会形式，但后来自己却变成了一个旨在争取民主自由的团体，发展成为民主改革的论坛。从1956 年3月成立以来，它多次组织召开群众大会，采取各种形式，对亲苏的极左的匈共领导人拉科西的政治路线进行批判。拉科西的下台，拉伊克的平反，纳吉的上台；尤其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思考和批判，冤假错案的平反，对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争取等，在思想与文艺领域，裴多菲俱乐部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俱乐部里，年轻的精英们，慷慨演说，指点时政；吟诗著文，抨击弊端；生气勃勃，摧枯拉朽；成为匈牙利社会引人注目的舆论重镇。
有一事例典型的反映了裴多菲俱乐部众望所归的社会声誉：一位叫佐尔坦·多哈尼的国安警察中校，行为粗野，国安部军官身上所有的专横、优越感他身上都有。他曾说，一个国安部的下级军官胜过一个警察局长，甚至一个部长。1956年春天，多哈尼中校和另外几位国安部军官被派到裴多菲俱乐部，参加各种集会，并要求他们将那些演讲者的思想言论记录下来，向国安部汇报。然而，他们参与的讨论次数越多，受新思想的影响就越大。最后，他和另外被派往裴多菲俱乐部的国安部军官共同写了一份备忘录，表示赞同裴多菲俱乐部的观点，赞同党内改革派的主张。共党头子拉科西为此事大发雷霆。在拉科西的责令下，国安部要这些人选择：要么撤回签名，要么受到审判。 许多人屈服了，只有佐尔坦·多哈尼拒不认错，我行我素。他被撤销职务并开除军籍，仍不变初衷。
这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在波兰的波兹南事件鼓舞下， 在裴多菲俱乐部的热情激荡下，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从1956年10 月21日开始，爆发了大规模学生与工人的示威。裴多菲俱乐部提出了十项要求，呼吁威望很高的纳吉 (Imre Nagy)上台组织政府，并强烈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10月23 日，原共党头目请求驻扎在匈牙利的苏军出面恢复秩序，于是，苏军在第二天进攻示威者并在之后对匈牙利人民发动了强大的袭击。
但是，为了安抚民情，匈牙利工人党于10月24日提名纳吉出任总理，卡达尔为党的第一书记。在随后几天里，纳吉的新政府对街头反叛者的要求作出了更多的让步。
10月30日，纳吉宣布放弃一党制度，实行自由选举；同时，他还要求苏联自匈牙利撤军。 31日，苏军开始撤离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11月2日，纳吉谴责了东欧共产国家的军事防御体系 ——华沙条约，并宣布匈牙利中立。
这就超出了苏共赫鲁晓夫改革所能容忍的限度。11月4日，赫鲁晓夫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支持下，悍然派遣苏联装甲部队开入布达佩斯和其他大城市，严酷地镇压了匈牙利的独立运动。当天，纳吉就被赶出政府，先进入南斯拉夫驻匈大使馆，后来在苏军的包围和压力下，被驱逐到了罗马尼亚。在苏军刺刀下成立的以卡达尔为总理的新政府，虽然继续了纳吉的一些政策，但卡达尔明确宣布：他的党将保证一党制度，匈牙利将保持与苏联结盟，苏军将留驻匈牙利直至秩序复。
匈牙利起义者虽然只有简陋的轻武器，但是仍然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抵抗。在力量极其悬殊的战斗中，布达佩斯人一直到11月14 日才被迫放下武器。但即使如此，后方仍有游击活动此起彼伏，并有连续不断的总罢工，直至12月中旬才告大体平息。随后，数千游击队员及其家属逃亡到奥地利。这一绵延悲恸凄恻壮丽的“ 出埃及记”，歌哭生死，连续上演了了好几个星期，在抵抗共产主义历史上留下了浓笔重彩的一页。
不久，从1957年1月起，卡达尔政府改变了温和政策，转向血腥镇压。于是，大逮捕大清洗大屠杀开始了。罢工与革命的许多领导者被逮捕； 2月18日，布达佩斯开始了一系列公审；5 月，42人被当局处死。同时，成千上万的年轻匈牙利人被关押进强迫劳动的集中营。当局拒绝了联合国派人前往调查该国事态发展的要求。1958 年6月17日，匈牙利政府宣布，纳吉以及另外三名1956年「叛乱」的领导人已经被执行死刑。
发生在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一场悲壮的要求民主自由和国家独立的革命，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匈牙利事件惊醒了世界上对社会主义心存幻想的人们，斯大林主义的铁幕天空开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腥裂缝，从裂缝撕开铁幕，五彩斑斓的共产天穹背后，露出了其骇人听闻的黑暗血腥内幕。于是，共产世界的所谓“先进性”、“人民性” ……的光环全部破产，它的历史道义性失去了合法依据。从此，它遁入了衰微没落的历史流程。而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正是鸣响这一下坠历程的第一声嘹亮的号角。这场史诗般的革命，已经无可争辩地载入人类为自由而奋斗的巨大史册上了。
作者：陈奎德
1966年
五月
25日，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29日，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卜大华、邝桃生、王铭、张晓宾、熊刚、张承志、陶正、高洪旭、袁东平等学生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遗址开会，决定成立第一个“红卫兵小组”。
1967年
五月
郭路生（食指）创作话剧《历史的一页》，讲述红卫兵的成长历史。该剧由李平分导演，姜昆主演。
六月
6日，郭沫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郭沫若即兴创作了诗歌《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8年
一月
1日，浩然、李学鳌在《人民日报》发表通讯《闻风而动的人们》。
六月
30日，钢琴家殷承宗和京剧演员刘长瑜等，在人民大会堂庆祝建党47周年的文艺晚会上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表演他们的新作钢琴伴唱《红灯记》。
八月
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赵紫阳的通讯作品《大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加速农民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化》。
1969年
七月
27日，《人民日报》刊登计红绪的批判文章《掀掉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筵席”——评<</span>上海的早晨>中的“星二聚餐会”》。
1970年
一月
11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京剧团红光(汪曾祺)的《人民战争胜利的凯歌——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修改过程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1971年
三月
《红旗》第3期刊登北京大学闻军（王瑶）的《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评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国防文学”的反动性》。
七月
29日，《光明日报》刊登闻军的《评卖国文学〈赛金花〉》。
本月，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正式成立，由在上海市委兼任第二书记的姚文元主管。“上海市委写作组分历史组、文学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又下辖有若干外围小组(如‘石一歌’和各种教材编写组)。哲学组的笔名为翟青,历史组的笔名为罗思鼎,文艺组的笔名为丁学雷、方泽生、任犊、石一歌,这些笔名是比较固定的,其他还有,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方海、齐永红、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金风、方耘、常峰、景池、龚进等八十多个笔名。最重头的文章也使用上海市委写作组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名义。”（史义军：《“罗思鼎”和“朝霞”事件》，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2期）写作组最初由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担任领导核心。1973年5月，肖木调北京任王洪文的政治秘书，王绍玺补入核心。1976年6月，又增补顾澄海、陈冀德、章树琨3人为核心。正式成员约45人，分为历史、哲学、文艺、经济、自然辩证法和秘书六个组，历史组以复旦大学教师为班底，别的小组另调有原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单位的人。主要成员还有胡锡涛、郭绍虞、陈孝全、高义龙、徐缉熙、章培恒、谭其骧、陈旭麓、王守稼、吴干兑、吴欢章、孙光萱、余秋雨、丁志伟、戴厚英、胡万春、段瑞夏、姚汉荣、高志仁、邓伟志、刘修明、李海生、胡申生、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王一纲等。后来以借调使用、办学习班、培养理论骨干等方式建立外围组织，层层向外扩展。第二层次为写作组下属单位，包括电影组、鲁迅研究组、文艺《摘译》编辑部、历史组、市委五七干校六连历史组（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人员）、党史组、哲学小辞典编写组、哲学组、经济组、《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部、自然科学《摘译》编辑部等11个单位，合共237人。第三层次称为写作组业务联系单位，包括《朝霞》编辑部，苏修文学组、近代史组、战后世界史长编组、历史学习组、党史学习班、《教育实践》编辑部、《科学社会主义》编写组、理科大批判组、自然辩证法组等10个单位，合共202人。到1976年，写作组本部及外围组织人员发展到近500人。上海市委写作组从1971年7月正式建立，到1976年10月停止活动，共发表文章八百篇左右。（参阅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十月
19日，《解放日报》发表孙逊的《鲁迅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永放光芒——批判刘少奇、周扬一伙政治骗子用唯心论歪曲和诬蔑鲁迅的罪行》。
十二月
浩然的《金光大道》第一部发表在《北京新文艺》1971年试刊第2期。
1972年
1月
16日，《文汇报》发表姚克明的小说《区委副书记》。
本月，上海“《鲁迅传》写作小组”成立，成员有高义龙、陈孝全、吴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等十一人，取谐音“石一歌”为集体笔名，小组直接归上海市委写作组领导。
2月
26日，《文汇报》发表朱敏慎的小说《带路人》。
孙犁的剧本《莲花池》发表在《莲池》第2期上。
3月
《北京新文艺》试刊第2期刊出李瑛的诗辑《枣林村集》，下乡插队知青丁东《书记的镐》等诗。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编的诗集《工程兵之歌》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叶文福《我们在毛主席身边》、韩作荣《师长到工地》。
《红霞万朵——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诗歌选》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戚积广《白玉基石的赞歌》、曲有源《送粮路上》、胡世宗《战地黄花》等诗。
4月
李瑛的诗集《枣临村集》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黎汝清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5月
21日，闻军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赞革命现代京剧<</span>海港>的艺术构思》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文汇报》发表小说上海警备区贾晓晨的《铺路人》。
《解放军文艺》复刊号发表李希凡《阶级斗争经验的概括和结晶（读鲁迅后期杂文）》、诗歌：时永福《伟大号召照前程》，李存葆《野炊》、韩作荣《访磨刀人》、叶文福《工程兵生活短曲》。
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的诗集《延安山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收路遥《老汉走着就想跑》等诗。
《阳光灿烂照征途——工农兵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徐刚《阳光灿烂照征途》等诗。
云南人民出版社编的诗集《云岭山茶朵朵开——工农兵文艺作品选》由该出版社出版。收昆明部队某部高洪波《号兵之歌》等诗。
6月
1日，《文汇报》发表张秋生的《工农新村的歌（儿歌四首）》。
8日，《文汇报》发表宋运斌、罗达成的散文《大路歌》。
18日，《文汇报》发表俞天白的散文《放蜂时节》。
《解放军文艺》6月号刊出散文：刘兆林《乌兰哈达》等。
《绘新图》（工农兵短篇小说选）由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内收李存葆的《雪映旗红》、郑万隆的《春潮滚滚》等。
7月
《湘江文艺》第一期古华的小说《“绿旋风”新传》。
原文化部五七干校政工组编辑的《向阳湖诗选》油印发行。收四大队五连杨匡满《送战友》等诗。
8月
《解放军文艺》第8期刊登小说：管桦《惩罚》，李存葆《青山望不断》，战士曹征路《新来的连长》等。
9月
24日，《文汇报》发表姚克明的散文《写在彩色的橱窗上》。
《解放军文艺》9月号刊出战士李小雨《推土机手》等诗。
《湘江文艺》9月号刊出小说：莫应丰《中伙铺》。
诗集《红日照海河》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刘小放《激战海潮》等诗.
10月
22日，《解放日报》发表张抗抗的短篇小说《灯》。
29日，《文汇报》发表俞天白的小说《突破口》。
11月
25日，《文汇报》发表张抗抗的短篇小说《小鹿》。
《山东文艺》（试刊）第3期发表路早、李存葆的诗《幸福柳》、王润滋的诗《访“莱动”》。
《天津文艺》试刊第一期发表蒋子龙的小说《三个起重工》等。
《四川文艺》11月试刊第二期刊出评论：尹在勤《文艺创作必须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
12月
17日，《文汇报》刊出钱国梁的诗《船厂大道》。
《解放军文艺》第12期发表雷抒雁的报告文学作品《沙漠战歌》。韩作荣《戈壁行军》等诗。
《北京新文艺》试刊第5期刊出林志浩《生活土壤的芬芳——略评四篇业余作者的小说》。
1973年
1月
21日，《光明日报》刊出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王恩宇的文章《延安山花红艳艳——读诗集〈延安山花〉》。
《四川文艺》第一期发表诗歌：胡笳《油海浪花》等；小说：艾芜《高高的山上》；评论：唐正序《移植革命样板戏，深入开展川剧革命》。
《天津文艺》复刊号刊出小说：蒋子龙《弧光灿烂》。
《河北文艺》第1期刊出诗歌：尧山壁《渡“江”进行曲》。
《广东文艺》第1期刊出小说：程贤章《公社食品站》，廖红球《迎着朝霞》。
《安徽文艺》1月号试刊刊出小说：陈桂棣《情深谊厚》。
《长沙文艺》第1期发表莫应丰的短篇小说《山村五月夜》。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一期刊登白寿彝的文章《论秦始皇》，称“他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执行了一条适应历史发展的革新路线，改革上层建筑，促进了封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实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局面。”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一期刊登袁伟时的文章《孔子反动教育四议》。
2月
《少年文艺》第2期发表矫健的短篇小说《铁虎》。
3月
3日，《文汇报》发表矫健的小说《春天》。
《解放军文艺》3月号刊出散文：汪浙成《锡林浩特灯火》。
《北京新文艺》更名为《北京文艺》，第一期刊出诗歌：丁东《和大寨英雄握手》。
《四川文艺》第二期刊出散文：邓绪东、赵长天《银花朵朵》。
《内蒙古文艺》试刊刊出评论：温小钰《努力写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革命样板戏学习札记》。
《吉林文艺》3月号刊出诗歌：顾笑言《踏着雷锋的足迹前进》。
《河北文艺》第二期刊出评论：陈映实《无个性即无共性》。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4月
8日，《文汇报》发表吴芝麟的小说《快马加鞭》。
《山东文艺》第5期发表诗歌：王润滋《喧嚣的渔港》。
《辽宁文艺》第4期刊出马达的叙事诗《阿萨》和社员张占兴的诗《顶天立地一个“斗”》。
《湘江文艺》第二期刊出评论：杨文虎《英雄人物要置身于矛盾斗争之中》。
《福建文艺》（试刊）第1期刊出诗歌：俞兆平《催春曲》。
诗集《军垦新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浙江生产建设部队黄亚洲《早晨》等诗。
诗集《塞上新歌》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收解放军某部雷抒雁《沙漠练兵组诗》等诗。
5月
《红旗》第5期发表周建人的文章《学习鲁迅，培养青年》。
《解放军文艺》5月号刊出诗歌：匡满《向阳堤》、韩作荣《筑路歌》；评论：王向峰《要有高度的典型概括》。
《北京文艺》第二期发表诗歌：陈建功《欢送》；散文：韩静霆《小豹》。
《河北文艺》第3期刊出评论：山赤、金梅《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文艺创作——读短篇小说集〈骏马飞腾〉》。
《吉林文艺》5月号刊出诗歌：张天民《大庆诗简》。
《黑龙江文艺》试刊第3期刊出龙彼德《接鞭》等诗。
文艺作品集《朝霞》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收录有小说:段瑞夏《特别观众》、赵自《底脚》、黄蓓佳《补考》。
内蒙古革委会五七干校编的《战地黄花——五七战士诗歌选》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杨匡汉《红旗底下写青春》等诗。
6月
17日，《文汇报》发表段瑞夏的小说《特别观众》。
《解放军文艺》6月号刊出诗歌：梁上泉《剑门山的路》；散文：汪浙成《第三碗奶茶》。
《山东文艺》试刊第6期刊登诗歌：叶文福《家》等。
《呼和浩特文艺》第二期刊出评论；毕文波、杨匡汉《为捍卫无产阶级文艺方向继续作战》。
张长弓的长篇小说《草原轻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7月
8日，《文汇报》发表张抗抗的散文《大森林的主人》。
22日，《文汇报》刊出俞天白的小说《开端》。
《北京文艺》第三期刊出评论：吴功正《笔蘸浓情谱诗章评——〈放歌长城岭〉的艺术特色》；小说：理由《清明雨》，工人郑万隆《一个心眼》。
《四川文艺》7月号刊出小说：周克芹《早行人》。
《陕西文艺》创刊号刊出散文：路遥《优胜红旗》，陈忠实《水库情深》。
《河北文艺》第四期刊出评论：吴士余、戈尘等《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和创作思想》。
《广西文艺》第7期刊出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登齐思和的文章《批判孔子的反动唯心史观》，周一良的文章《读柳宗元的<</span>封建论>》。
宫玺的诗集《银翼闪闪》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姜金城的诗集《海防线上的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
12日《光明日报》刊出刘登翰、孙绍振的诗《指点河山重安家——给公社水利专业队》。
《解放军文艺》8月号刊出诗歌：宫玺《机场诗页》；评论：谢冕《战斗前沿的红花——诗集〈红花满山〉读后》；小说：刘兆林《流水清清》。
《四川文艺》8月号刊出小说：周克芹《李秀满》；评论：邓仪中、仲呈祥《学习鲁迅解剖阶级敌人的斗争经验》，尹在勤《新诗要努力向革命样板戏学习》。
《天津文艺》第4期刊出高占祥的诗《银纸彩墨绘英雄》。
《群众艺术》第八期刊出诗歌：沈奇《十万矿石一把抓》；革命故事：贾平凹、冯有源《一双袜子》。
文艺作品集《金钟长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小说：姚克明《踏着晨光》，散文：张重光《杠棒赞》，贾晓晨《星星寨》，菡子《大海之歌》。
宁宇的诗集《红色的道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建人民出版社编的诗集《闽山朝霞红》由该出版社出版。收厦门林祁《磨出铁肩好接班》、霞浦县俞兆平《赤脚医生赞》等诗。
9月
15日，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刊登思想评论：王运熙、顾易生、李庆甲《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
《解放军文艺》第9期上刊登诗歌：黄亚洲《鹰儿看看我是谁》、陈国屏《插队》。
《北京文艺》第四期刊出北京人民印刷厂高占祥《满怀豪情印〈公报〉》，北京下乡知青郭小林《前进在伟大的时代——致下乡知识青年朋友》等；评论:黄侯兴、田本相《一篇讨伐“天才论”的战斗檄文——读鲁迅的〈门外文谈〉》；散文：刘厚明《河滩上》。
《河北文艺》第5期刊出评论：吴泰昌《一个反革命复辟的文学口号——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所谓文学“写人”的谬论》。
《湘江文艺》9月号刊出诗歌：王燕生《请献给心中的太阳》；小说：叶之蓁《跑接力赛的人们》。
《文物》第九期刊登包遵信的文章《明<</span>城阙里记>碑文反映的起义农民对孔教的蔑弃》。
10月
《学习与批判》第2期发表评论：徐缉熙《评<</span>红楼梦>》。
《山东文艺》第1期刊出诗辑李存葆《海疆抒情》等诗。
《广东文艺》第10期刊出解放军章明《延安的颂歌》等诗。
《湘江文艺》第5期刊出诗歌：王燕生《指挥长》、株洲市工人聂鑫森《战斗的鼓声》等；评论：李元洛《从“文章得失不由天”谈起——学习鲁迅札记》。
《四川文艺》10月号刊出评论：唐正序、陈应鸾《深入批林整风，继续搞好文艺革命》，王尔龄《古今“礼治”的反动面目》。
短篇小说集《火花》由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内收陈建功的《“铁扁担”上任》、郑万隆的《代理班长》等。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组”。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史军、闻军、哲军等为笔名。写作组主要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另8341部队文书科副科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李家宽任党支部书记，北京大学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宋伯年和清华大学的王世敏任副书记。梁效分为写作组、研究组，主要成员有如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杨克明、王朝文、卢振义、叶朗、胡经之、梁英明、徐琳、钟哲民、孙静、孙庆升、冯天瑜等，而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老教授在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任顾问，主要任务是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写作组先要由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负责人转达、贯彻；此外，他们还要根据江青等的授意进行写作。梁效存在的三四年时间里，共发表文章181篇。（参阅范达人：《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11月
《解放军文艺》11月号刊出评论：李希凡《从未休战永不休战》等。
《学习与批判》第3期上发表金冲及《<</span>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秋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一文中，作者称胡适为“卖国贼”、“反革命”等。
《广东文艺》第11期刊出诗歌：黄子平《胶林深处》。
《陕西文艺》11月号刊出诗歌：谷溪、路遥《歌儿伴着车轮飞》；小说：陈忠实《接班以后》，邹志安《流水欢歌》。
张长弓的长篇小说《青春》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汉中地区革委会文教局编印的诗集《汉水新歌——汉中地区革命文艺创作选集之一》印行。收张俊彪《毛主席和咱心连心》、沈奇《炉火正红》等诗。
12月
23日，《新疆日报》发表余开伟的文艺短评《努力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读短篇小说〈风从大寨来〉》。
本月，《解放军文艺》第12期发表诗歌：雷抒雁《军训号角》、杨牧《葡萄架下一堂课》、以及常贵田对相声作品《喇叭声声》。
《学习与批判》第4期发表评论：郭绍虞《从汉代的儒法之争谈到王充的法家思想》。
《湘江文艺》第6期刊出报告文学作品：胡英、谭谈《韶山红旗飘万代》。
剧本集《珍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陆天明《扬帆万里》。
散文集《韶山红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叶蔚林的《韶山红日》、古华的《种春人的歌》等。
1974年
1月
20日，《朝霞》第1期发表小说：夏兴（段瑞夏执笔）《初试锋芒》，姚真的《红卫兵战旗》，段瑞夏《电视塔下》。
《解放军文艺》1月号刊出草明的小说《幸福》。
《学习与批判》第1期发表余秋雨的《胡适传》，文中写道“这就是曾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的归宿。十年迁北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真是走了一条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同期还发表评论：姚克明、黄彩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翁义钦、倪蕊琴《从当代苏联“工业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苏修文学述评之一》等。
《天津文艺》1月号发表蒋子龙的短篇小说《压力》。
《上海少年》第1期发表叶永烈的科学童话作品《干嘛要搬家》。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一期刊登许怀中的文章《鲁迅评<</span>红楼梦>中对胡适派的批判》。
《文史哲》第一期刊登庞朴的文章《孔府地租剥削内幕》。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一期刊登畅广元的文章《“知、仁、勇”是为“复礼”服务的反动道德》。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一期刊登陈继会的文章《谈“风格”》。
2月
10日，《解放日报》刊出宁宇的朗诵诗《斥“仁义”、“忠恕”》。
《解放军文艺》2月号刊出短篇小说：朱苏进的《铁流奔腾》。
《朝霞》第2期刊出诗歌：仪表工人冰夫《工人阶级怒挥铁扫帚》、机械工人谢其规《千军万马，直捣林彪老巢》，钱钢《老首长的战友》等。散文：任大霖《路》，吴芝麟《在列车上》；理论：曾培《从孔老二“恶郑声之乱雅乐”说起》。
《广东文艺》第2期刊出诗歌：兵团战士洪三泰《寄自黎母山》。
《山东文艺》第1期刊出李存葆的短篇小说《猛虎添翼》。
《文史哲》第二期发表李衍柱等的评论文章《西沙自卫反击战的壮丽颂歌──读张永枚同志的诗报告〈西沙之战〉》。
3月
3日，《文汇报》发表矫健的散文《春天》。
同日，《江西日报》发表陈世旭的短篇小说《徐家湾里一人家》。
18日，《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组倪震良的小说《方向》。
《朝霞》第3期刊出诗辑《批林批孔炮声隆》有梅子涵《老大爷的控诉》等；小说：姚克明《挂红花那天》；散文：段瑞夏《怒吼》。
《北京文艺》第2期刊出小说：郑万隆《风雪河湾》。
《湖北文艺》第2期刊出英山县四顾墩大队知识青年熊召政的诗歌《梨沟春早》。
《陕西文艺》3月号刊发小说：邹志安《石桥畔》。
《人民教育》第三期刊登高占祥的文章《谁说工人不能批孔？》
《文史哲》第2期刊登高亨的文章《商君与<</span>商君书>略论》。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刊登王臻中的文章《英雄遍地光彩照人——评江苏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选<</span>京江怒涛>》。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蓝棣之的评论《评小说〈高高的山上〉》。
4月
18日，北京话剧团在京演出话剧《云泉战歌》，编剧刘厚明、蓝荫海。
《福建文艺》第2期发表诗歌俞兆平《林贼与“敲门砖”》。
《广东文艺》第4期刊出廖红球的小说《枇杷成熟的时候》。
《湘江文艺》第2期刊出小说：韩少功《红炉上山》；诗歌：株洲市工人聂鑫森《乐队指挥》；评论：韩少功《“天马”“独往”》，李元洛《反击战的凯歌——喜读诗报告〈西沙之战〉》。
文艺作品集《青春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散文：梅子涵《我和小白榆》；剧本：陆天明《樟树泉》。
5月
10日，《新疆日报》刊出新疆军区某部陈志海、李慎明的文章《碧波南海传号角——喜读诗报告〈西沙之战〉》。
15日，《北京日报》刊出陈满平、殷之光的文章《壮丽的诗篇战斗的檄文——读张永枚同志的诗报告〈西沙之战〉》。
《朝霞》第5期发表散文：路遥《江南春夜》；诗歌：张秋生《雪地开出串串花》、宁宇《干校灯火》等。
《学习与批判》第5期发表评论翁义钦、倪蕊琴《从当代苏联“农业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苏修文学述评之二》。
《天津文艺》第3期刊出小说：蒋子龙《春雷》。
《陕西文艺》第3期发表诗歌：工人沈奇《红心飞向中南海》；小说：陈忠实《接班以后》。
《广东文艺》第5期刊出诗歌：农民林贤治《石壁诗草》。
《武汉文艺》第3期刊出诗歌：七四三五工厂胡发云《广阔天地访战友》等。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刊登陆耀东的文章《鲁迅是这样评论法家的》》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刊登甘竞存的文章《鲁迅是怎样评价法家的》。
《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刊出尹在勤的文章《新诗学习革命样板戏的成功范例——评诗报告〈西沙之战〉》。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刊登陈继会的文章《耿耿正气满胸膛——读浩然的中篇小说<</span>西沙儿女——正气篇>》。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三期刊登畅广元的文章《孔老二的“诗论”是奴隶主的舆论工具》。
延安地区编创组编的诗集《我是延安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梅绍静《庄严的时刻在今天》。
6月
9日，《解放日报》刊出季振邦的诗《在沸腾的工地上》。
28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闻军”的文章《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生死斗争——评长篇小说<</span>艳阳天>》。
《朝霞》第六期发表小说：孙颙《长江后浪推前浪》。
《学习与批判》第6期发表评论：杜华章《党是领导一切的——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span>杜鹃山>观后》，徐缉熙《鲁迅是怎样读<</span>红楼梦>的》，戴厚英《“特种学者”的“考证癖”》，翁义钦、倪蕊琴《从当代苏联“军事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苏修文学述评之三》等。
《四川文艺》5-6月号发表小说：周克芹《棉乡战鼓》。
《湘江文艺》第3期刊出小说：韩少功《一条红鲤鱼》。
《文物》第6期发表包遵信的文章《明代著名的法家李贽——读<</span>藏书>笔记》。
知青短篇小说集《农场的春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长江后浪推前浪》（孙颙）、《小牛》（王小鹰）等作品。
7月
28日，《文汇报》发表俞天白的小说《进驻的第一日》。
《解放军文艺》7月号发表诗歌：李小雨《架梁》等；散文：叶蔚林《晶妹子》；戏剧：常宝华、常宝田的相声《保卫西沙》，赵连甲等的单弦《铁岭红花》等；小说：战士朱苏进《镇海石和瞄准点》等；评论：吴欢章《革命诗歌的样板——学习革命样板戏英雄人物核心唱段札记》。
《四川文艺》7月号刊出评论：尹在勤《新诗学习革命样板戏的成功范例——赞诗报告〈西沙之战〉》。
《陕西文艺》第4期刊出金谷、路遥的长诗《红卫兵之歌》。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四期刊登袁伟时《实行法家路线的政治家曹操》，杨荣国《先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文史哲》第四期刊登李国涛的文章《大观园里的造反生力军——从苏州买来的十二个女孩子》。
8月
24日，《解放日报》刊出吴欢章的文章《诗贵立革命之意——读诗集〈红色的道路〉》。
《山东文艺》第四期刊登故事：王兆山《八百斤稻种》。
《四川文艺》8月号刊出诗歌：赵长天《为祖国站岗》。
《湘江文艺》第4期发表诗歌：长沙市工人周实《剧院里的回忆》。
9月
15日，《文汇报》刊出铭鉴的文章《遍地红旗遍地歌——小靳庄诗歌创作活动随感》。
《朝霞》第9期刊出诗歌：张秋生《展览会》等；小说：胡万春《新人小传》，段瑞夏《典型发言——续<</span>一篇揭矛盾的报告>》等；散文：姚克明《起重工的手》等。
《陕西文艺》第5期发表小说：陈忠实《高家兄弟》；散文：路遥《银花灿烂》。
《湖北文艺》第5期刊出英山县知识青年熊召政《献给祖国的歌》。
10月
25日 《文汇报》发表任大霖的文艺短论《从“党的孩子”谈起》。
《解放军文艺》10月号刊出散文：汪浙成《沙漠的笑容》；报告文学作品：侯钰鑫等《辉煌的土地》；评论：叶茂康《轩然大波中的勾结与争夺——从<</span>红楼梦>抄检大观园看反动阶级内部争斗的特点》。
《朝霞》第10期刊出小说：陈先法、赵兰英《秧田新苗》；散文：王小鹰《花开灿烂》。
《山东文艺》第5期刊登诗歌李存葆的《油城礼赞》等。
文艺作品集《碧空万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朝霞丛刊”之一。收录小说：古华《仰天湖传奇》等。
11月
10日，《解放日报》刊出解放军空军某部宫玺的诗《在向前飞驰的列车上》。
《朝霞》第11期刊出特写：姚克明、刘征泰、徐刚、段瑞夏、陈继光等《上海啊，你的未来》。
《北京文艺》第6期刊登理由、陈志忠《小戏开新花高歌颂英雄——四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小戏剧目观后》。
《陕西文艺》11月号发表诗歌：工人沈奇《夜巡》。
《湖北文艺》第6期刊出诗歌：工人胡发云《我们的红卫兵战友》。
《四川文艺》11月号刊出诗歌：工人张新泉《出勤簿》。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刊登吴良镛的文章《从历史上孔庙的兴毁看尊孔反孔的斗争》。
诗集《放歌天安门》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工农兵学员平凹、和谷《工农兵学员之歌》。
12月
《解放军文艺》12月号发表小说：李存葆《合作医疗的风波》。
《广西文艺》第11-12期诗歌：南丹县插队知识青年杨克《红花朵朵》诗。
《云南文艺》第6期刊出诗歌：解放军某部高洪波的《理论小组》。
1975年
1月
《朝霞》第1期发表小说：朱敏慎《广场附近的供应点》，段瑞夏《十年树人》，钱钢《钢浇铁铸》等；诗歌：孙绍振、刘登翰《狂飙颂歌》等；理论：高义龙《作家·创作·世界观——从高尔基的<</span>母亲>和<</span>忏悔>及列宁的批评想起的》。
《学习与批判》第1期刊载任犊的《读〈朝霞〉一年》、刘大杰的《读〈红与黑〉》，孙乐英、陆丽芬《论历史上儒家对妇女的迫害》。
《福建文艺》第1期刊出诗歌：柯原《才溪诗抄》。
《陕西文艺》第1期刊出路遥的散文《灯火闪闪》。
《山东文艺》第1期刊出诗歌：纪宇《船厂抒情》，苗得雨《沂蒙愚公歌》。
《安徽文艺》1月号刊出严阵《东风不停地吹——文化大革命凯歌之四》。
《湖北文艺》第1期刊出诗歌：胡发云《遵义寄情》、黄声笑(黄声孝)《长江号子唱新春》、管用和《公社人》等诗。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一期增刊发表萧萐父的文章《农民革命的风雷对王夫之思想的影响》，唐长孺的文章《曹操法家路线的形成及其局限性》。
《文史哲》第1期发表萧涤非的文章《唐代法家诗人刘禹锡》。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刊登陆文虎的文章《李斯是秦代文化的杰出代表》。
《浙江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刊登蒋风的文章《略谈谚语中反孔和尊孔的哲学思想斗争》。
叶永烈的科普童话故事《烟囱剪辫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月
2日，《文汇报》刊出江迅的诗《扎根派的歌——记一个农场的“扎根农村”誓师大会》。
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法的评论《燔虱与除蠹》。
《解放军文艺》第2期刊登小说：刘兆林《特殊合金钢》；散文：温小钰《乌兰牧骑生活散记》。
《朝霞》第2期发表散文：俞天白《高空的闪光》；理论：吴欢章《散文要有战斗的思想光彩——评<</span>崭新的记录>》等。
《学习与批判》第二期发表陈旭麓《“九州生气恃风雷”——<</span>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
《广东文艺》第2期发表叶蔚林的散文《激流飞筏》。
《人民教育》第2期发表冯友兰的诗《七律·欢庆四届人大》。
章德益、龙彼德的诗集《大汗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月
7日，《体育报》发表李健吾的散文《夜访红医村》。
23日，《文汇报》刊发郝铭鉴的文艺短论《文艺创作也要大干快上》。
本月，《诗刊》社举行学习毛主席词二首的座谈会，诗人袁水拍、冯至、李瑛、藏克家、田间等同志在会上做了发言。
《解放军文艺》第3期发表诗歌：叶延滨《女队长的画》、叶文福《天山哨兵》、韩作荣《火热的工棚》等。
《朝霞》第3期刊登理论：任犊的《走出“彼得堡”——读列宁一九一九年七月致高尔基的信有感》。
《北京文艺》第二期刊登滕云、何峰《从“文以明道”看柳宗元的文学思想》等。
《福建文艺》第2期刊出孙绍振、刘登翰《在革命样板戏的光辉启示下——读〈福建文艺〉一九七四年的诗歌》。
《黑龙江文艺》第3期刊出陆星儿的小说《牛角》。
《武汉文艺》第2期刊出工人胡发云的长诗《新的进军》、工人高伐林的诗《钢厂新人》。
《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闻军的评论文章《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学习革命样板戏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经验》。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3期刊登吴良镛的文章《我国城市史上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
《齐鲁学刊》第2期发表顾农的文章《评尊儒反法的诗人陶渊明》。
《天津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刊登金梅的文章《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斗争中前进——评长篇小说<</span>金光大道>第二部》。
4月
29日，《人民日报》刊出蒋子龙的小说《时间的主人》。
《朝霞》第4期发表小说：史汉富《百分之九十五》，杨代藩《春笋岭》，曹雨煤《水妹子》。
《学习与批判》刊登文学评论：彭浦机器厂工人陈大康《谈“出冷门”》。
《湘江文艺》第2期发表诗歌：聂鑫森《磨刀工之歌》。
《文史哲》第2期发表顾农的文章《尊儒反法的文艺思想家——刘勰》，包遵信的文章《道学的形成和它的反动本质——兼论封建社会后期儒法斗争的历史特点》。
5月
25日，《解放日报》刊出诗歌：赵丽宏《在入海口》。
《解放军文艺》5月号刊出浩然《为无产阶级专政冲锋陷阵》。
《朝霞》第5期刊登任犊的文章《让思想冲破牢笼——学习列宁〈欧仁·鲍狄埃〉有感》。小说：孙顒《老实人的故事》；散文：林伟平《献给庐山的歌》。
《天津文艺》第3期发表蒋子龙的文章《势如破竹》、浩然的《学习典型化原则札记》。
《华中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第3期刊登黄曼君的文章《鲁迅论<</span>水浒>和反投降派的斗争》。
中共绥阳县委宣传部编的诗集《喷泉集——工农兵诗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李发模《演出》等诗。
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政治部编短篇小说集《边疆的主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有梁晓声《边疆的主人》，陈可雄《新松挺拔》等。
6月
9日，《人民日报》刊登闻军的文章《文艺必须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
15日，《光明日报》发表蒋子龙的散文《前锋》。
15日，《北京日报》发表杨义的散文《我们的第一个“脚印”》。
《解放军文艺》6月号刊出诗歌：战士乔良《进山》；评论：常宝华、常贵田《歌颂新英雄改造旧形式》。
《朝霞》第6期刊登小说：贾平凹《弹弓和南瓜的故事》。
文艺作品集《序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朝霞丛刊”之一。收录小说：姚真《红卫兵战歌》，姚克明《挂红花那天》，姚华《青春颂》；剧本：陆天明《樟树泉》；诗歌：钱钢《钢浇铁铸》，孙绍振、刘登翰《狂飙颂歌》。
《友谊的彩虹——坦赞铁路工地诗歌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张志民《友谊暖在心窝里》等诗。
张长弓、郑士谦合著的长篇小说《边城风雪》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儿童文学作品集《盖红印章的考卷》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内收刘心武《盖红印章的考卷》，铁凝《会飞的镰刀》等。
7月
3日，《北京日报》发表杨义的散文《年轻的共产党员》。
27日，《贵州日报》发表雨煤的小说《山的性格》。
本月，《解放军文艺》7月号刊出诗歌：陈良运《连心桥》、叶延滨《“实战演习”》；评论：毛志成、陈智贤《屈原作品中的法家思想》。
《朝霞》第7期刊载诗歌：柯原《红井》、赵丽宏《胜利的渡口》；评论：陈大康《赞“傻”》；散文：余秋雨《记一位县委书记》，罗达成《兴业路抒怀》，俞天白、王锦园《爆竹声声》；小说：雨煤《山寨钟声》。
《北京文艺》第四期刊登诗歌：顾城《入伍》；散文：韩小蕙《火伯伯》。
《陕西文艺》第四期刊登陈忠实的小说《公社书记》。
《黑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刊登刘魁立的文章《<</span>水浒>是一部宣传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天津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刊登夏康达的文章《进化论与复辟狂》。
8月
《朝霞》第8期发表小说：刘绪源《女采购员》，叶蔚林《大草塘》。
《学习与批判》第8期刊有余秋雨的《读一篇先发现的鲁迅佚文》，刘大杰的《唐代社会与文学的发展》和徐缉熙的《漫谈看一点文学史》等。
《湘江文艺》第4期发表韩少功的散文《稻草问题》。
梅绍静的叙事长诗《兰珍子》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
26日，《天津日报》发表蒋子龙的散文《渤海雄姿》。
《解放军文艺》9月号刊出李存葆《合围》。
《朝霞》第9期刊出小说：刘观德《钢厂笛声》；文：徐一鸣、林伟平、陈心中《在驼峰上》。
《学习与批判》第9期刊有评论：陈大康《论阮氏三兄弟》，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仲富兰《宋江的“反诗”》。
《天津文艺》第5期发表蒋子龙的散文《力量源泉》。
《福建文艺》第5期刊出俞兆平《新的长征》、上杭女知识青年林祁《养猪姑娘》和刘登翰、孙绍振《伐木者之歌》等诗。
《安徽文艺》9月号发表杨匡汉的评论《誓做当代鲍狄埃──读农民女歌手殷光兰：“毛主席送我上讲台”的修改稿》。
《武汉文艺》第5期发表陆耀东的《批反面教材<</span>水浒>，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古远清的《大力歌颂社会主义现实的光明面》。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刊登金尧如的文章《从近代儒法斗争试论魏源革新思想的阶级基础》。
《天津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刊登金梅的文章《试论浩然的创作道路》。
谌容的长篇小说《万年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张抗抗的长篇小说《分界线》，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
同日，《大众日报》发表李存葆的散文《红军的脚印》。
本月，《解放军文艺》10月号发表苗得雨《革命新愚公的赞歌》、乔良《齐步——走》等诗。
《朝霞》第10期发表小说：刘绪源、蒋明德《光明磊落》，胡万春《永不停步》等；散文：赵丽宏《笛音缭绕》，徐开垒《生活的大书——国庆抒情》；理论：郭绍虞《宋江私放晁盖新析》。
《学习与批判》第10期刊登余秋雨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徐缉熙《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评<</span>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
《文史哲》第四期发表肖兵的文章《评李逵》，吴功正的文章《略论<</span>水浒>的政治倾向》。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阎崇年的文章《评康熙》。文章称康熙帝“是一个有作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康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维护领土主权、抗击沙俄侵略,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马季、唐杰忠的少儿相声集《游击小英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1月
1日，《光明日报》刊出谢冕的文章《叙事诗创作的新收获——评〈钻塔上的青春〉》。
同日，《文汇报》发表茹志鹃的散文《凉亭漫话》。
5日，《文汇报》刊出姜彬的文章《创造民族形式的新诗歌》。
22日，《人民日报》刊出殷之光的文章《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诗歌的战斗作用——谈大力开展诗歌朗诵活动》。
23日，《光明日报》刊出田间的文章《吹起进军号》。
《学习与批判》第11期发表评论：刘大杰《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
《北京文艺》第6期发表陈建功的小说《尚奎师傅》。
《陕西文艺》第六期刊登贾平凹的小说《两个木匠》。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刊登陈继会的文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评<</span>金光大道>中的张金发》。
12月
7日，《解放日报》刊出吴欢章的文章《需要更多更好的政治抒情诗——诗歌漫谈之七》。
《朝霞》第12期发表小说：贾平凹《队委员》；散文：孙顒《窗口》，罗达成、吴振标《古炮的壮歌》，陈先法、周林发《胜似春光》；报告文学：黄宗英、蒋小磬《可敬的人们──长寿支路菜场的日日夜夜》。
《学习与批判》第12期发表评论：黄霖《“眼前二万里风雷”——评<</span>儒法斗争史话>》，以及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沈津《关于新发现的<</span>京本忠义传>残页》。
《四川文艺》12月号发表周克芹的报告文学作品《银花朵朵》。
《贵州文艺》第6期发表雨煤的小说《季节不等人》。
刘心武的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彩色故事影片《春苗》在公映。谢晋等导演，李秀明、达式常等主演。
彩色故事影片《红雨》公映。崔嵬导演，曹秀山等主演。
彩色故事影片《第二个春天》公映。影片由桑弧、王秀文导演，于洋、杨雅琴等主演。
1976年
1月
同日，彩色故事影片《决裂》公映。李文化、黄健中导演，郭振清、葛存壮等主演。
17日，《人民日报》发表余秋雨的散文《路》。
20日，《人民文学》复刊第一期刊发小说：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陆星儿《枫叶殷红》、孙颙《老实人的故事》；评论：刘梦溪《封建统治阶级为什么有时禁<</span>水浒>？》。
22日，《人民日报》发表陈漱渝的随笔《视个人名利如粪土》。
24日，《光明日报》发表金梅的评论《努力反映农业学大寨的伟大斗争生活——评长篇小说<</span>克孜勒山下>》。
25日，《光明日报》发表书瀛的散文《雨天访问西固壁》。
同日，《南方日报》发表陈国凯的短篇小说《主人》。
《解放军文艺》1月号发表评论：李元洛《读鲁迅诗论札记》，范咏戈《科学的入口处及其它》等。
《朝霞》第1期发表小说：陈先法《未受邀请的“代表”》；评论：江曾培《向前看》，陈大康《谈“算账”》。
《学习与批判》第1期发表评论：谷超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焕发出革命青春》。
《北京文艺》第一期发表小说：理由《大路上》等。
《天津文艺》第１期开始连载蒋子龙的中篇小说《机电局长》。
《新疆文艺》第1期发表余开伟的评论《革命风暴的高亢颂歌──读赛福鼎同志的诗文集〈风暴之歌〉》。
《陕西文艺》第1期发表路遥、李知、董墨的散文《吴堡行》。
《文史哲》第1期发表萧涤非的文章《敬读毛主席的光辉诗篇》，黄侯兴的文章《论鲁迅的历史观》，钱林森的文章《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论<</span>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形象》。
彩色故事影片《金光大道》（上集）公映。林农、孙羽导演，张国民、王馥荔、浦克等主演。
彩色故事影片《难忘的战斗》开始公映。汤晓丹、天然、于本正导演，达式常、焦晃、白穆等主演。
2月
同日，《文汇报》刊登茹志鹃的散文《小小山歌大寨音》。
6日，《人民日报》发表金河的短篇小说《急行军》。
8日，《光明日报》刊登茹志鹃的散文《大寨的……》。
《朝霞》第2期刊登小说：刘绪源《凌云篇》，刘观德《岗位》，夏坚勇《掌印》；评论：高义龙《一面镜子——论曹仲和》，江曾培《莫把延安当西安》。
《学习与批判》第2期发表陈旭麓的文章《是拆庙还是补天？——李贽与<</span>水浒>及其他》，谭其骧的文章《碣石考》。
《北京文艺》第二期开辟“认真学习毛主席词二首”专栏，发表曹禺《我们要歌唱——敬读毛主席词二首》，阮章竞《伟大的诗篇 光辉的典范——学习毛主席词二首的体会》。
《江苏文艺》第2期刊发小说：黄蓓佳《开弓没有回头箭》，范小天《板头师傅》，高华《小站春暖》等。
《湘江文艺》第2期发表韩少功、刘勇的评论《斥“雷同化的根源”》。
《福建文艺》第2期发表孙绍振的评论《群众诗歌创作的可喜收获──读〈红日照霞山〉》。
《陕西文艺》第2期发表小小说：路遥《父子俩》，贾平凹《曳断绳》等。
《云南文艺》第2期发表谢冕的评论《时代需要号角》。
高尔品的长篇小说《足球场上》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3月
2日，影片《反击》，李文化导演，于洋、胡朋等主演。
7日，《光明日报》发表蒋子龙的散文《李战斗的故事》。
15日，《新华日报》发表王臻中的文章《文科教改的响亮战歌——喜读短篇小说集<</span>红缨>》。
同日，《光明日报》刊登袁良骏的文章《浅谈鲁迅小说中的复辟派形象》。
《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诗歌：臧克家《忆向阳——五七干校赞歌三首》。
《朝霞》第3期刊发散文：王周生《晨光从这里升起》，胡廷楣《红旗在我们心中飘扬》；诗歌：宫玺《叱咤风云》，刘大杰《七律四首》。
《北京文艺》第3期发表小说：马立诚《决赛之前》；评论：毛志成《“雷峰塔”与“孩儿塔”》等。
《汾水》第3期发表杜书瀛的文章《沿著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学习毛主席关于诗歌创作指示的体会》。
《上海少年》第3期发表小说：吴周文《争夺》。
4月
（“四五运动”后），11日，《光明日报》发表雷抒雁的诗歌《天安门在战士心坎上》。
24日，《光明日报》发表陆贵山的评论《走资派的一镜子──谈〈金光大道〉中的张金发》。
25日，《人民日报》发表黄宗英小说《山亭斗“虎”》。
《解放军文艺》第4期评论：王愿坚、陆柱国《坚持学习革命样板戏，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
《诗刊》第4期刊登评论：冯至《“今不如昔”——复辟倒退的滥调》、田本相《学习鲁迅诗歌的战斗精神——读鲁迅后期诗歌有感》、谢冕《壮丽的青春之歌──赞长诗〈钻塔上的青春〉》、罗宗强的评论《一代新人的动人形象──读组诗〈深山创业〉》等；诗歌：韩静霆《“扁担剧团”赞》；通讯：殷之光《北京市举办职工业余诗歌朗诵学习班》、谢文利、蒋原伦《黑龙江召开诗歌创作座谈会》等。
《朝霞》第4期刊发评论：朱杰人《典型化的力量》，高义龙《从“不是奴隶”到“做‘星期五’”》，陈大康《光明与黑暗》等。
《学习与批评》第5期发表刘大杰的文章《韩愈与古文运动》等。
《陕西文艺》第4期发表贾平凹的小小说《对门》。
《黑龙江文艺》发表陆星儿的小说《舞台主人》。
《湘江文艺》第4期发表韩少功的小说《对台戏》。
《群众艺术》第4期发表贾平凹的革命故事《豆腐坊的故事》。
王润滋的长篇小说《使命》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短篇小说集《新的战斗》由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内收陈建功的《算账》、李存葆的《蜜桃花开》、母国政的《北疆风雪》等。
石一歌的《鲁迅传》（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学习与批判》丛书”之一。
5月
5日，《解放日报》刊登江曾培文章《文艺创作的重要课题——论表现无产阶级与走资派的斗争》。
11日，《浙江日报》发表单演义的文章《从“独木桥”想到的——读鲁迅小说<</span>风波>有感》。
31日，《体育报》发表顾城的诗《运动场上儿歌》（四首）。
《解放军文艺》第5期刊出诗歌：时永福等《凯歌如潮旗如画——热烈欢呼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
《诗刊》第5期发表诗歌：臧克家《八亿人民齐怒吼》、田间《写在金水桥旁》、时永福《好呵，红色的风暴》、韩作荣《狂飙曲》，韩静霆《干校夯歌》，邹荻帆《饲养员》、张士燮《愤怒声讨邓小平》，王燕生《凯歌飞向毛主席》，刘章《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人民文学》第3期上发表小说：陈忠实《无畏》；散文：陈建功《火红的袖标》。
《朝霞》第5期刊登小说：林正义《五月惊雷》，俞天白、王锦园《第一号文件》；评论：潘颂德《真伪辨》。
《学习与批判》第5期发表顾易生、王运熙的文章《读洪皓<</span>江梅引>》。
《湖北文艺》第5期发表徐迟的散文《诗言志——回忆1945年在红岩毛主席给作者题词》。
《陕西文艺》第5期发表李镇、金元浦的小说《地铺》。
电影《青春似火》，董克娜、辛静导演，杨雅琴、辛静等主演。
《河南文艺》第5期发表叶文玲的散文《革命的巨轮》。
电影《西沙儿女》开拍。由水华导演，朱时茂、李秀明、张连文等主演。
《文史哲》第3期发表孙昌熙的文章《试论鲁迅<</span>中国小说史略>的战斗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阎崇年的文章《论王莽复辟的社会基础》，文章称“在当前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重温历史，继续批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王莽复辟的社会基础，对于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现实意义的。”
计红绪编剧的电影《千秋业》开拍。
电影《战船台》开拍，傅超武导演，王振江等主演。
俞天白、王锦园执笔的长篇小说《钟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陆星儿等著的短篇小说集《枫叶殷红》由农村读物出版社编辑出版。
6月
6日，《浙江日报》发表蒋风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读长篇小说<</span>前夕>》。
8日，《人民日报》发表解放军某部范咏戈的文章《“一直唱到共产主义”，好！——读<</span>一直唱到共产主义>》。
12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电影制片厂于洋的文章《在电影革命的大路上前进》。
14日，《新华日报》发表黄宗英的散文《水──颂宿迁》。
19日，《光明日报》刊登李希凡的《要塑造典型——驳文艺创作上的一种奇谈怪论》。
23日，《人民日报》发表谢冕的评论《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战歌──读小靳庄大队的两本新诗》。
《诗刊》第6期发表高亨《诗三首》。
《朝霞》第6期发表评论：陈思和《且谈“黄绢之术”》，陈大康《“饮食结构”改善种种》，刘绪源《新生事物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span>女采购员>创作体会》。
《北京文艺》第6期发表诗歌：黄帅《高举红旗反潮流》。
《陕西文艺》第6期发表陈忠实的散文《努力学习努力作战》。
《武汉文艺》第6期发表杨书案的散文《红太阳光辉照万代:“农讲所”二题》。
文艺作品集《火，通红的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朝霞丛刊”之一。收录陆天明的话剧剧本《火，通红的火》等。
刘心武的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由北京人民出版社。
郑万隆的长篇小说《响水湾》由北京人民出版社。
7月
1日，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开始上映。刘琼、沈耀庭导演，马昌钰、潘虹等主演。
3日，《光明日报》发表李国涛的文章《要在斗争中争取入党——读几篇写党组织“纳新”的小说》。
《解放军文艺》第7期发表散文：朱苏进《红旗高扬》；评论：吴士余《主要矛盾冲突的设置及其他——评短篇小说<</span>进军卧虎坪>》。
《人民文学》第4期发表蒋子龙的短篇小说《铁锨传》。
《诗刊》第7期发表评论：陆贵山《努力表现无产阶级与走资派的斗争》，吕进《闪光的枪刺──读叙事诗〈闪光的工号〉》。
《工农兵评论》第7期发表王臻中的文章《文学创作要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
8月
2日，《人民日报》发表解放军某部李小雨的诗歌《青年指挥员》.
18日，《广州日报》发表黄子平的诗歌《如风如火──献给红卫兵战友们》。
26日，《文汇报》发表陈思和的文章《为“补上这一课”提供生动教材──喜读今年的〈上海少年〉》。
28日，《光明日报》发表冯天瑜的文章《反潮流的杰出著作——读鲁迅的<</span>汉文学史纲要>》。
《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张抗抗的散文《征途在前》；革命故事：祖慰、于力《逮“抓鸡老虎”》；评论：吴欢章《让散文大唱革命赞歌》。
《朝霞》第8期发表诗歌：周涛《送报的姑娘》。随笔：陈大康《理想谈》。
《北京文艺》第8期发表小说：陈建功《荷泽惊澜》，理由《坝上石》。
彩色故事影片《南海风云》公映。景慕达、张勇手导演，唐国强、张勇手、洪学敏等主演。
彩色故事影片《雁鸣湖畔》公映。张笑天、王维臣编剧，高天红导演。吕亚林、张力维、史可夫等主演。
9月
9日，《新华日报》发表王臻中的文章《鲁迅小说中复辟派的形象》。
22日，《人民日报》发表才旦卓玛的文章《永远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26日，《光明日报》发表雷抒雁的诗歌《毛主席，我们永远怀念您》。
《解放军文艺》第9期刊发王树和、刘兆林的特写《战士本色》等。另刊有诗歌：易中天《广积粮战歌》。
《诗刊》第9期发表评论：吕进《需要更多好诗评》，蓝棣之《重视政治鼓动诗的创作》。
《人民戏剧》第5期刊登鲁彦周、江深的话剧《大河春秋》。
古华的长篇小说《山川呼啸》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莫应丰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
10日，《吉林日报》发表王小妮的诗歌《向毛主席宣誓》。
22日，《人民日报》发表徐刚的诗歌《祖国，在前进！——写在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中》。
彩色故事影片《南海长城》公映。李俊、郝光导演，王心刚、刘晓庆等主演。
彩色故事影片《山里红梅》公映。乔典运编剧，斯蒙导演，郑幼敏、史进等主演。
本年
彩色故事影片《征途》完成拍摄。颜碧丽、包起成导演，秦怡、江山、曹效萍等主演。
彩色故事影片《盛大的节日》，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谢晋导演，焦晃、朱龙广等主演。
彩色故事影片《占领颂》开拍。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韩涵侠导演，斯琴高娃等主演。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史上，所建立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国以后，至今年一九九九年十月是整整的五十年了。为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半百大寿，大陆上和海外若干地区，均将有极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有鉴及此，乃电嘱笔者撰文随喜。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五十年来，祸福身受，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我辈虽偷生海外，谁管中原兴废事，但是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对母族的兴衰祸福，也是永远摆脱不了的心事。「安危他日终须战，甘苦来时要共尝」。纵无刘社长的吩咐，我们能无骨鲠在喉？
记得远在一九二三年，当时炙手可热的霸主吴佩孚将军，在洛阳大做其五十大寿。那位对帝制复辟，情有独锺的康有为，赶去溜须，并送了一副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我们如果未能免俗的，把中共享枪杆打下的这个政权，也当作一个传统的「朝代」来看，从传统朝代的兴亡规律，和现代革命政党盛衰的前例来推论，今后如不发生严重的纰漏，则中共的红朝，应该也有个「百岁勋名」才算正常。但是今日我们要为「人民政府」这个阶段，在民国通史中，记一笔流水账，我们就只能记其过去的史迹与功过。至于它下一个一百五时年要变成个什么样子，将来的史家自别有著录，后事还须问后人，毋须吾人预为操心。所以今日史家为人民政权结账，只能算是半途而论之，斯即拙篇标题「半论」的意义之所在也。
回忆邓公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三起之时，那个被老毛搞的要死不得活的「人民中国」，顿时气象一新，国内国外，众口交赞，许为「小平中兴」。当时邓也曾说过，由于年老的关系，他只预备掌政十年，即行「交班」。海外闻文之，颇为之扼腕。我们真希望，邓公当国，万岁万万岁也。因此在邓公执政五年之后，笔者不揣浅薄，曾着文评之，说他老人家，「十载功勋才一半」，希望他能全始全终，一竿到底，把「小平中兴」晋级为「光武中兴」，不要搞成个「同治中兴」，半途而废就就好了。但是笔者读史数十载，对历代圣主昏君，也可说是「阅人多矣」。「若是当年身便死，此身真伪有谁知」的个案太多了。从周公摄政流言，王莽谦恭下士，到老蒋及身而败，老毛死有余辜。都是突出而并不稀罕的例子。蒋、毛二公，「若是当年身先死」：蒋若死于抗战胜利；毛若死于建国初期。朋友，他二公在中华民族的地位，谁能相比？不幸二公都健康长寿，结果弄成蒋公死后，几无葬身之地，毛公也落得个万民鞭尸的下场。他这个「纪念堂」，将来如何关闭？读史者批览往例，偶念及此，能不废书三叹？因此当年笔者对邓公的观察，也觉得他老人家正在历史上走钢索。成败之间，在邓氏盖棺之前，史家固不敢预作论定也。果不其然，时未期年，邓公就搞出，中华国史上前所未有底血洗天安门的败笔来。终于弄得真伪难分，前功半弃……。时代的悲剧和历史的残酷，一至于此，真警人肺腑。
应有百年之寿的中共政权
现在话说回头。吾人根据何种星象，而敢说当今的中共政权有其百年长寿也。记得他们贵党的毛主席不也曾说过，一个革命政党的生命，正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它也有其青年、壮年、中年、晚年诸阶段；最后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定律。毛主席生前，被全国人民不知叫了几万万万次的「万岁」。最后还不是只活了八十四岁就龙驭宾天了？他底政党和政权，能活到一百岁，也就够长的了。君不见，那个功在国族的老大哥国民党，不是活了一百岁就完了？一个革命政党原有它底革命任务要完成。任务完成了，没有再生存的必要了，它会自然的寿终正寝。反之，它如果违反历史规律，胡作非为，它也会被时代和人民所遗弃，不能享其天年，自招横死。君不见二战前，西欧的纳粹党、褐杉党，和二战后东欧的布党、劳动党、工人党等等不都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也是个有机体。他如果完成了它底历史任务，百年后，它自会寿终正寝。它如胡作非为，重蹈其故主席毛某的覆辙，那历史家就无法逆料了，这在历史学上便叫做「偶然」，「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因此今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循常规的「必然」道路前进；或是中途转折，发生了「偶然」的顿挫，将来历史家自然会有更详细的交代，我们今日就不能越俎代庖了。在重复一句，我们今日只能半途而论之也。
可是今日的历史，却是将来历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历史的特性，那么对历史转型的下一阶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这种预测，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现代社会科学史家，则视为历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测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间，要没有变量才好，而变量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任何向前发展的历史，皆无法完全避免之也。
余尝面告张学良将军曰：「您一时冲动，搞起了个『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不但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呜呼，西安事变就是个历史学中的「偶然」；星象学中的「变数」。举一可以反三也。因此吾人之所以能预祝人民政府百年长寿者，期其一帆风顺，富贵寿考也。下世纪中，如半路杀出程咬金，搞出另样的「西安事变」来，则一切自当别论矣。
人民政权在转型末期的特性
然则今日大陆上的人民政权，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又有些什么特性呢？回答这个问题，吾人要知道，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所以笔者在不同的拙作里，曾一再批驳，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为胡说幻想也。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一转变的程序，大致始自「鸦片战争」（1839-1842）。要经历两百年以上的艰苦岁月，始可粗告完成。换言之，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
明乎此一宏观历史的大潮流，我们就不难看出，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之所在了。谨条列四项如下：
（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
（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
（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
（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以上所述，当然只是今后中国历史发展之常规（natural
course）；四十年时光，白驹过隙，一瞬即逝，或不致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则阿弥陀佛矣。反之，则今后国运、族运如何，就不知伊于胡底了。
今且根据上述这个转型末期政权的特性，对这段中共政权五十年的史迹，妄师庖丁之解牛，略作爬梳，以就正于高明。
毛前毛后两大阶段
近五十年的中共政权，很清楚的可以分成毛前毛后两大阶段。毛泽东生前当国，前后凡二十八年（1949-1976），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最后把八亿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绝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国灭种的边缘，自成五千年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阶段。毛死后迄今又已二十三年（1976-1999）。从华国锋的「凡是派」，邓小平的「开放派」、「两制派」，再到江、朱、李三雄接下去的「两制派」、「走资派」，让苦难的人民大喘一口气，虽不免也有过坦克上街，杀人不眨眼的恶劣嘴脸（这原是个极权遗传下，绝无必要的败笔），但是大体说来，还是相对的国泰民安，颇具升平气象，也自成一个完整的，起死回生的，值得读史者歌颂的第二个阶段。
吾人如果把这悬隔霄壤的一国两段的历史连接起来，做个鸟瞰分析，我们就可以约略地看出近代中国，从「帝制」转向「民主」底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脉络。它前一段显然是两千年帝制的尾声，和回光返照；后一段则分明是社会经济变质（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业经济），独裁制随之滑坡，独裁者权力也随之递减，极权政府更是亦步亦趋地，走向法治民主之必然的方向也。
老江今日似乎颇有点不甘心，还想试试来个自我核心化，回头向纪念堂学习一番。老江，这一着是屎棋，碰不得也。这种「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理，原是阿Q公时代之时势也。如今中国政治转型，已进入一个法制民主的新阶段，您如果还要回头向和尚学习，也去试摸一下，可能就要挨「性骚扰」的官司，而吃不了兜着走也。今后中国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接班制」的问题；诸公如误为只是共产党培训（第四梯队）「接班人」的问题，那就为毛、邓二公的人治思想所误导了。转型期中，各个阶段自有其不同的主题，不可照抄也。愿当政者慎，毋河汉斯言。
两部法律治天下
请先谈谈，由毛氏当国，为帝王专制，作回光返照的，这个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便是毛泽东一人当国。在毛氏一人当国二十八年中，全国疆土远大于欧洲和美国。中国的人口也从六亿增至八亿。他一人统治了这样的一个大国至二十八年之久，竟荒唐到全国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另一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在毛氏时代，只是一张废纸。其中一条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连那位依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竟然被红卫兵抓走，失踪了事。一部宪法连个国家主席的性命，也保护不了，其为废纸可知矣。
至于「婚姻法」，在百法皆废的情况之下，何以能依法独行？写历史的人怀疑这是毛氏羁縻开国功臣和老干部的手法之一。大家既然打下了天下，进了城，食色性也，在这花花世界里，大小功臣自然都应该享受点「歌儿美女」（赵匡胤的话），乡下的黄面婆也得让让位才好。中国历史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便是这样做的。蒋氏父子败退台湾，早年在台湾也搞了一段性开放，其作用也在此。所以中共「进城」之后，迫不及待地便推出一部新婚姻法来，这显然是经过毛泽东特别许可的，甚或是他特意设计的，也是含意深远的，虽然后来证明，并无此必要也。
一国无片纸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笔者初次回国，还是四人帮当权时期，我曾很诚恳地向接待我们的干部们请教，他们也很得意的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的党，自有政策。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可是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呢？现在我们研究国史的和党史的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长征以前的政策，原是「共产国际」制定的。长征结束，直至解放前后（大致是从一九三五─一九五六），则是党的中央政治局，集思广益，集体制定的。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渐渐的，则是由毛泽东一手炮制了。到毛氏生命最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则毛的词组只字，都是法律。由于毛氏年高，言语不清，还要透过一位一脚踢的娘姨张玉凤女士的独家传译，才能传达于中央政治局，再布达于全国。
再者，在毛氏独裁初期，他所强加于全国的个人意志，还可叫做政策。渐渐地就变成荒淫暴君的意气用事了，到他最后的十年，那简直是语无伦次的胡作非为了。对这种胡作非为，毛未始不自知。所以他在文革后期，告诉他底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时，也苦笑地承认他自己是「和尚打伞」。不意斯诺这个「中国通」，居然不懂这句中国歇后语，回美国之后竟大作其独家报导，说毛氏自述是个带着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一时欧美「中国通」和媒体，都为之大惊失色，大家对这个「孤独的和尚」，所做不同的评估，也一时俱来，把我辈流落海外的老华裔，弄得啼笑皆非。
因此毛泽东这个「孤独的和尚」，一人治国的政治模式，不特是中华五千年史所未有，近代世界史上（除非拉两洲中少数原始部落国家之外），也是闻所未闻的。
毛氏独裁的主客观条件
中国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古文明大国也。五千年来，它出了多少圣贤豪杰，和才智之士。就是共产运动在中国初起之时，也是志士如云，杀身成仁的青年烈士，随处皆有的，怎么到头来，竟让这么个「打伞的和尚」，乱搞一泡呢？其实这也只是个社会文化转型的短期现象。在这转型期中，传统的典章制度是被玉石不分的全搞砸掉了。新的典章制度还要经过两百年，才能慢慢的磨练出来。在这个真空时代，你叫我们这个大权在握的「打伞的和尚」喳办呢？毛氏曾公开的说过，他压根儿不相信什么「法治」。他说只要在「人民日报」上写篇社论，然后推行起来，一竿到底，要啥鸟法律呢？他更不相信民主选举。他知道在他自己的经验里，所有的选举都是假的，只有枪杆出政权才是真理。共产党的「天下」，是解放军打下来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啥鸟选举？
【笔者附注：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之内，所有毛泽东的选集和未选集，都会计算机化的。上引毛语录，在秒速亿次的检索程序上，一揿便是，有心的读者将来自可查阅。纵在目前，检索亦触手可得，笔者自己，亦每有前论。本篇因篇幅有限，就不细注了。读者谅之。】
总之，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这位小学国文教员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们起义的领袖，本质上他是和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们是同一种动物，只是时代不同，在思想行为上，略加点时代色彩罢了。他们底心理状态，都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那个老社会。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从传统的「帝王专制」，转向现代化的「民主法治」这项必然演变的程序，他老人家就无此视野了。至于现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有关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识和基本概念，例如「人权」、「法理」这些观念，在他脑海里也是连影子也没有的。毛对现代人权的认识，实在是连「权利」、「权利」都搞不清楚。遑论其它呢？毛氏对法律的认识，也停滞在两千年前传统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而已。他对现代法理学（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中底保民之法（保护人民不让恶政欺压，孟子所谓「保民而王」）的基本概念，可说是一张白纸。但他强辩足以饰非，硬说这套西方的正统文明，只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不值一顾。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又是什么东西，则他连写标语的知识也没有了。自己不知，却强不知以为知，以天纵英明自许，绝无任何虚心来向他人请益。
【笔者附注：列宁就不同了，列宁原是西方传统法学训练出来的律师，他对这两造不同的法理学，自有他的另一套「列宁主义」的诠释。虽然也流于偏激，却远非毛氏所能及也。在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学习态度上，毛甚至不如蒋介石；当然与孙中山就更不能相比了。】
不过毛对现代社会科学之无知，在早期中共的领导阶层中，也并不是个太大的例外。那时在共党组织中最骄傲、最抓权的「国际派」，像王明、博古、李三立、瞿秋白、张闻天等人也不无如此。而且他们反而没有毛的笃实、苦干，和对中国社会本质，所具有的调查研究的精神。跟他们相比，毛反而有鹤立鸡群的领袖形象。
毛泽东还有另一套本领，非若辈所能及：毛公善读中国线装古书，精通中国传统的「帝王学」，尤精于玩弄古法家的「权术」，以及打原始农民战争的那套土「兵法」。毛对这套传统帝王学的艺术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纵，雄才大略，文武双全，全国无两。他就是靠这一套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经验，终能在党内压倒群雄，异军突起，最后竟能赶走蒋氏，而统一大陆的。起阮籍于地下，可能他又要说，天下无俊杰，使竖子成名了。但是，朋友，我们第三世界，搞工业化，曾有个名词叫「恰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你引进科技，要恰合你当时社会国家的条件。时间未到，你就躐等的大搞其「高科技」（high
technology），过犹不及，那您就反而是制造瓶颈，而开其倒车了……。毛泽东那一套，在落后的中国，反而比胡适等「人权派」那一套更恰当，更appropriate，所以他能打天下，而人权派不能也。但是，时变而思想不变者臭。等到人权派那一套，逐渐变成适时的恰当技术了，毛还未死，却顽固不变，那他就变成封建落伍，成为结束帝王专政时的最后一个荒淫无道的暴君。（事实上，中共在八全大会中发生的反毛暗潮，就是因为毛在这一新阶段，已变成了一个阻挠进步底反动独夫的结果，见下节。）这原是转型时代政治的特征啊。毛也是一个时代的牺牲者。夫复何言。
毛的个人崇拜，刘是始作俑者
根据党史上一般的说法，毛之窜升至全党一人，实始自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让他当上了军委主席，取得了军权，从此抓住了枪杆，至死方休。其实它真正地变成全党一人，却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全大会期间，由刘少奇搞「个人崇拜」，一手推上去的。盖中共经八年抗战的迅速发展，至此已拥有半壁河山。那时以刘少奇副主席为首的毛派若干高干，为着与党内国际派争党权，和党外国民党争政权，乃突出毛氏，为独揽大权、超出全党之上的最高党魁，来领导对外斗争，和对内清党，刘少奇的第一着棋，便是树立「毛泽东主义」为全党最高指导思想，其地位仅次于马列主义。但毛氏那时正谦恭下士之时，不愿亦不敢与马列平坐，乃自请改「毛泽东主义」为「毛泽东思想」。这一个由七全大会一致通过，并载入新党章的「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之树立，毛泽东就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了。他在一夕之间就变成苏联布党的列宁、中国国民党的孙中山了。
且抄两条，七全大会后的中共新党章，以见毛在党中的超越地位：
（总纲）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第一章，党员）
第二条：凡党员均有列义务：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摘自党章原文，载刘少奇等箸「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员」，一九四八年香港红棉出版社再版，新民主出版社经销，页一─三。）
毛泽东经过七大在新党章中树立了特殊地位以后，很自然的便发生两项后果。第一便是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就变成毛派的极权政党，和毛氏个人的政治机器了，其它党内反毛非毛的派系和个别党员，不是被关被杀，被清出党，就是在党内靠边站（像朱德元帅那样）。这项发展正和与它斗争最尖锐的敌党──国民党的发展，殊途同归。自此以后，发生在战后中国的两党斗争，就逐渐变成蒋、毛之间的（和刘邦、项羽一样的）两人之争了。第二个后果便是，这种极权式的革命政党中的独裁领袖，他底独裁权力是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的；同时他底政治特权，也未有不被滥用的。这就是麦克斯?韦伯所说的，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必然后果也。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之时，把毛某「踢到琼楼最上层」，虽不无党同伐异之私，但他的动机也是为他底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着想。刘在七大上歌颂毛的领导为「完全正确」。我们以笔则笔、削则削的史家标准旁评之，笔者就曾说过，刘的颂毛之言不算太过分。可是到十一年之后（一九五六年八大期间）「解铃还是系铃人」，同一个刘少奇，又想恭请毛主席下楼休息，可就请不下来了。相反的，他却激怒了这位大独裁者。为着保权卫冕，毛所施展出的不择手段的反击，和其后所发生的骨牌效应，不但把刘某自己弄得家破人亡，他几乎也把一个辉煌的人民政权，和十亿善良的人民，都一起陪斩，而弄到万劫不复之绝境。有的大陆史家，就误认为刘有野心，志在提前接班，偷鸡不着蚀把米，而自诒伊戚。海外史家有的讥笑他，木匠顶枷，自作自受。其实他也是出诸善意。刘曾说：「现在不再搞毛泽东个人崇拜了，搞邓小平个人崇拜。」虽是戏言，亦是衬语。笔者不学，在邓氏三起之前，即曾撰长文评之。此是后话，下节在另作交代。
可以做皇帝，不能做主席
刘少奇搞起的毛泽东这个独裁班子，虽有其必然的不良后果，可是在它对付蒋介石那个同样的独裁班子，却有其催枯拉朽的效率。在抗战后，蒋、毛二公逐鹿中原，那一盘楚河汉界的象棋上，不出三年，它就吃掉蒋公的「老将」，而统一了大陆。其效率之高，也确是惊人的。共产党人，像邓小平就常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信不诬也。吾人写历史，固不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在中共取得政权以后，长话短说，它开国初期的气势，也确是不凡的。且看那天安门头，群雄揖让，四海之内，万众欢腾。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是一去不复返了。何等气势？谁又知道，时未兼旬，九州岛之内，又人相食，打砸枪，哭声震野呢？
毛氏这记虎头蛇尾的政权，大陆上的中共党史家，曾说他：「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我们隔洋观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总统」在内，也层笑过他，「只会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但是我们海内外两造，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这点倒要稍加解释。
「自古帝王多无赖」，老实说，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来，必是一位顶瓜瓜的「开国之君」，不下于刘邦、刘秀、赵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纵是袁世凯、蒋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我就曾当面恭维过他），都可做一阵好皇帝，而做不好总统、主席，何也？因为做皇帝，我们已有三千年老样板、老经验、老社会、老底子，你有本领打了天下，南面称孤，依照老样板、老经验来，虽阿斗、溥仪，也可照本宣科也。
在袁、蒋、毛、李那个去古未远的时代，「打天下」也远比「治天下」容易。因为打天下只是无赖打无赖，封建残余打封建残余，都有老套路可循。治天下就难了。老样板没有了。「依样画葫芦」，也没个葫芦做样子了。你要做总统、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经；美国式、英国式、法国式、俄国式、苏联式、日本式，你学得再像模象样，你没他那个洋社会、洋底子，也是要画虎不成，画出狗来的。人家有人家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乱搬？
须知，制度者，机运与智慧之产儿也。而智慧与机运之交配，亦非数百年不为功也。剖腹取子，也得怀胎十月，是急不来的。此笔者之所以擅作三峡之论也。袁世凯的悲剧，是背着个总统的包袱，去做皇帝。蒋、毛二公的悲剧，则是背着个皇帝的包袱去做总统。他们三人，都死不瞑目，也就像我的老学长王作荣院长一样，自叹「壮志未酬」也，悲夫。
「新政协」和制宪建国
现在谈谈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和制宪。
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打平了天下之后，中共要组织个新政权了。他们认为在抗战后，该党本愿意跟国民党及诸小党，乃至海内外民主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来组织个「联合政府」嘛。毛公为此，还着了一本小书呢。可是这一政协决议被国民党单方面破坏了，如今蒋介石被打垮了，他们要开除国民党和附国的民社党和青年党的会籍，由「共产党领导」，包括原有的民革、民盟等诸小党派，和海内外民主人士，再来组织个「新政协」，一切从头来过。
经过一番筹备之后，这个「新政协」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首次集会于北京，到会代表一百三十四人，代表各小党和各社会团体二十三个单位，并正式分组拟定「共同纲领」（等于临时宪法），选定国旗、国歌，以及各级政府组织法和人选的草案。再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至九月底再次开会时，代表人数已增至六百六十二人，代表团体也增至四十五个。这就算是新政权的临时国会和立法机构了。
据当事人回忆，在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之中，有关国号的讨论时，毛曾主张维持「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而为华侨老财东陈嘉庚所激烈反对。陈主张毛的新政权，应当与蒋的旧政权彻底划清界线，绝不能再用「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了。几经辩论，终于接纳了张奚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年前余访陈嘉庚墓，见其被红卫兵砸毁的墓墙上所刻的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浮雕，不免感慨系之。当年如没这位热爱水浒底老华侨的乱干国政，中华民国的国号，如果没有被废除，则今日海峡两岸的「两国论」，就说不出口，事情就好办多了。有地位权力，可以一言兴邦丧邦者，动用鸟嘴，可不慎哉。
国号之外，与会者也接受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五星中之大星，代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四小星则代表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大团结」）；老「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并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及以下官员数十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二时，北京天安门前，礼炮二十八响之后（象征中共革命二十八年），毛主席揿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空，全场一片欢呼，中国历史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正式诞生了。
毛泽东自叹战略错误
可是这时人民政府虽已在北京成立，中国大陆并没有全部「解放」。新中国尚未弥月，解放军精锐第二十八军有三师之众，登陆金门时（十月二十五日），过分轻敌，诸将也争功冒进，古宁头一战，竟被打的片甲不还，使该军总指挥叶飞，望海痛哭。毛泽东也承认在华南打了败仗。
这时舟山、海南、和台、澎、金、马等东南沿海岛屿，尚在国军掌握之中，不用说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十月十二日），在西南中国，川康云贵的半壁江山里，也还驻有大军百万。代总统李宗仁虽已逃之夭夭（十一月一日离渝，十二月五日飞美），国民党总裁蒋中正还在台北、重庆之间飞来飞去。中国共产党如何结束这场内战，完成中国的统一，也还有好一场结尾的扫荡工作要做呢。
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他在这项扫荡作战中，犯了一记战略上的错误：他不该先解决西南；以后再图台湾。他说他应该集中二、三、四野的全部精锐，先把台湾拿下再说，台湾彻底解放了，然后再挥军西，去解决川康一带胡宗南和宋希濂的残部。他不此之图，先挥军西上，川康之间正打得势如破竹之时，东北海疆，忽然晴空霹雳，一场韩战在朝鲜半岛上突然爆发了。原把台湾和朝鲜，都已划在美国防守线之外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这时未加思索，便把美国第七舰队调入台湾海峡，把大陆和台湾之间凭空建起了一条好鸟难飞的钢铁长城。那原是危如累卵的台湾，这一来，一夕之间，就安如盘石，固若金汤，以迄于今了。
毛泽东事后叹息他战略错了。但是先打西南，后打东南，朋友，伟大的毛主席错在何处呢？他并没有错嘛。尤其是在古宁头一战之后，毛氏可能意识到，海上战争，他未可轻发，所以才决定，先打那叫有把握的山地战，而舍东就西。但可能影响他决策的古宁头之战，也是个天大的偶然嘛。兵骄者败，兵哀者胜，国军守将汤恩伯、胡琏最初也无必胜的把握呢。
抗美援朝的复杂后果
至于「高丽战争」的爆发，那就更和当年的「西安事变」一样，纯粹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了。当年的「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却救活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中国共产党。
天道好还。这次的「高丽战争」，也改写了中国历史，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它救活了奄奄一息的中国国民党。若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死里逃生，高丽战争和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所发生的作用，真是异曲同工。两党都是在枪毙之前，突然获救，五十五十，彼此彼此，十分公平。
朋友，这一连两三个改写了人类历史的「偶然」之发生，虽云人事，岂非天意哉？您能说我迷信？历史本是「必然」和「偶然」交互为用，慢慢地制造出来的呢。可是由于这些偶然的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也随之同时改辙。最明显莫过于中共在外交上搞其「一边倒」，在内政上走「极左路线」，和美国对蒋家政权的心回意转，让这个垂死的国民党政权，死灰复燃。因此中共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也就和国民党当年的「剿匪战争」一样的，功亏一篑了。
一场「韩战」，打了三年，中国单方死伤超过百万人（官方只说三十六万，笔者近周在纽约曾与一位来美探亲的韩战老兵，细说当年。他说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是整营整营的死亡。虽毛泽东的儿，亦不能免。战况之惨烈，非常人所可想象也）。其后遗症至今未灭。长话短说，那就是它打出美国共和党的极右政权，产生了疯狂的「麦卡锡主义」，竟至把美国国务院中的亲华、知华，和会华语的专家，一网打尽，并以中国代替苏联，成为美国天字第一号的敌人，而加以围堵围剿。苏联反退居第二，有时且向美国讨好，谬作中美两仇之间的调人。北京反要向莫斯科赔偿战债。搞国际外交，天下还有比这更笨的笨蛋？言之可叹。
更可怕的是，一场高丽战争，也打出个中国「极左路线」的内政，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来。最可叹的是，美国向极右发展，只是短期的和政策性的，其主要运作也只限于外交界。等到他们发现错误时，还是那个共和党极右派政客的尼克松。
中国向极左发展就不然了。中国的极左路线则牵涉到，有永久性的意识形态。它不但影响了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在内政上更是极左政策的一竿到底。终至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死人数千万，受害者数万万，历时二十余年，至毛死后而已。其遗患至今未了也。
归根结柢，其关键在那个偶然发生的「韩战」。但韩战真是偶然发生的吗？它是不是经过斯大林的精心设计，想利用金日成那位莽夫的鲁莽行动，来拴住北京的老毛，以防他在美苏之间浑水摸鱼，而取其渔翁之利呢？远在淮海战役期间，斯大林曾特派米高扬去西柏坡警告过毛泽东，认为解放军不可「渡江」，借口是怕美国介入，会引起第三次大战，为毛氏所婉拒。一九四九年末，毛泽东在莫斯科谒史时，曾为此违命而道歉。斯大林莞尔说：「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
中共解放军渡江未几（一九四九年四月），金日成就挥军南下（一九五○年六月），金某竟敢瞒住斯大林而单独行动？常识令人不能相信也。斯大林如先知金军南下，为何不派米高扬前往阻止？也难令史家释疑。各种迹象显示，韩战分明就是经过斯大林精心设计，至少是默许才发生的。斯氏之目的盖在拴住毛泽东，免其变成亚洲之狄托也。而毛泽东也就甘愿陷入斯大林之圈套，而不能自拔，也真是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也是俗语所谓「棋高一着，逼手逼脚」吧。
高丽战争与惩越之战
但是「抗美援朝」也有其歪打正着的一面。第一是它大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记得国共之战打到尾声时，有一新闻记者访问我们哥大的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威尔将军曰，假如美国要出兵援蒋，需出兵几许，始能逆转战局？艾氏伸出两个指头。记者曰：「两军？」艾氏微笑说：「两师。」可见其对中国之轻蔑也。但是韩战却给这位趾高气扬的美国元帅一记大耳光。也足使整个世界媒体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做了一百多年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共同殖民地，今日稍微抬一抬头，谁说不宜？
「高丽战争」对中国内政，所发生底建设性影响，那就和一九七九年邓小平所发动的「越南战争」，有其异曲同工之处了。自秦始皇而后，中国军队一向都讲求「系统」，近代尤然。国民党军终究有所谓「中央系」、「桂系」、「西北系」、「东北系」，和数不尽的所谓杂牌军。共军中始则有所谓「方面军」，国共内战时，又分为四个「野战军」。表面上是属于中央军委统一指挥的，骨子里各野战军也各有其系统，中央军委对他们的指挥，也只能因势利导。尤其是像邓小平这样「二野出身」的军委主席，他指挥二野或可如臂使指，指挥其它「系统」，就难免有些不顺手了。但是为着打一严重的对外战争，这就给中央军委提供了法理根据，来抽调各系统的精锐，作集中训练，并加以混编（「混编」是国民党裁军时，设法消灭杂牌军的老办法），这一混编出的新系统，就是人民政府精锐的中央军了，虽然在解放军体制中无中央军其名，然有其实也。
五十年代的解放军系统当然更为复杂，纵以毛泽东的声威来指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可是为着打这场生死存亡的「抗美援朝」，他们就要认真的打散各野战军，抽调各系统的精锐，加以混编，来统一指挥。三年韩战，打得四野全销，解放军就真正的统训统编，军委毛主席指挥起来，也真就如臂使指了。所以一场韩战，对毛泽东的整军裁军的计划来说，也真是若有天助也。邓小平后来打越战，也是如此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里，开国之后，裁军整军都是第一难题。而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未费太多气力，贺龙（一野副）就乖乖的去打桌球，当体委；刘伯承（二野）也缴出兵符去办学；陈毅（三野）遵命去搞外交；林彪（四野）安心去俄国养病。只有一个毛主席最信任、最亲密，过去合作关系也最好的「彭大将军」，彭德怀（一野正）保存了军职做国防部长，抗美援朝时奉旨出任中国志愿军司令员。这计杯酒释兵权，固然是老毛通天的本事，但也是诸将识大体，和对美帝作战的生死交关，有以致之。毛当时对彭老总宠信最专，谁知伴君如伴虎，这也是彭德怀这位有圣贤资质的爱国军人，一生最大的不幸呢。朋友，彭德怀凭什么要死于非命，而死得那么惨？但是中共的解放军就是经过韩战这场血的洗礼、血的训练，而成为一支真正的世界级的武力。一九六二年那位不知轻重的文人学者尼赫鲁，居然地想抹抹老虎屁股，解放军才稍微动一动，印军就全军覆没，全国震惊。解放军如真的倾巢南下，全印也就要被「解放」了。那时笔者曾被哥大派往新德里公干，目睹印度朝野之举国惶惶也。
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实验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正式建国之后，在「文治」上，也颇有开国气象。首先，那原是代替国会的「新政协」就改为「中央人民政协」，作为安抚小党派、民主人士，与少数民族的顾问机构。各省也各有其省级政协，以安抚只有地方性的「民主人士」和被改造释放的国民党战俘。这一安排也颇为成功，以迄于今。早期「新政协」所制定的「共同纲领」，原是作为「临时宪法」之用。建国五年之后，几经制宪委员会的努力，至一九五四年，就正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取代了。北京的所谓「联合政府」，也就变成正式的中央人民政府了。人民政府中最高领导的班子依旧，只是原先的「政务院」则改名为「国务院」了。
人民中国这第一本宪法，也是包罗万象的。举凡现代政治学理上，所有的新鲜事物，无不应有尽有。尤其是它明文规定了，五年一任的国家元首（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制度。这一制度如果认真地执行起来（像美国开国时的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一样），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一个接一个的接下去，未始不能替人民中国慢慢地建立出一个稳定的接班制度来。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先把中央政府稳定下来，其下各种制度，随之渐渐的纳入正轨，如此，则转型期的中国，就可迅速的驶出这个可怕的「历史三峡」了。不幸的是，在这段帝制转民治底转型运动的中期，接班（帝制时代叫做「立储」）问题，便是个最难解的问题。原先的真皇帝都解决不了，如今半皇帝、假皇帝，所谓主席、总统者，就更难解决了。下章再专论之。
建国初期的党政组织和意蒂牢结
人民中国在建国初期，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一般说来，它和汉唐宋明等传统朝代，也是大同小异的。大同者，还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制度」：一个皇帝高高在上，中央集权的北京政府，由三公九卿组成一个庞大的「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体系。地方政府则郡县乡镇三级制一竿到底。「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一制度，两千年未变，而人民中国继承之也。只是在遴选候补官吏的制度上，它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带有时代性的「入党做官」的办法。推行起来，比帝制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考试制」，还要落伍一点罢了。
另外迭床架屋，他还有一套，和政府机构平行，而更具决策权力的党的机器。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长应是省长；一校的首长应是校长；一个公司的首长，应是总经理。可是在共产中国，则一省首长却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一校则是校委书记；公司工厂，也是厂委书记。甚至学生自组的学生会，也是书记当家。「六四」在天安门领导闹学潮的王丹，原来便是党中派出管治学生的党小组的书记。他年轻气盛，却承继了北大自由主义的传统，舍鱼而取熊掌，才在党内造起窝里反，而享名世界的。
这种以党为大，党指挥枪；党指挥政，指挥一切，在「进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进城以后，富有天下，把一时权宜之计，当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纰漏了。毛公所以在历史上，以独夫终篇，便是打不开这个死结的结果。国民党还有个「还政于民」的口号。共产党则是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全世界资产阶级还未消灭之时，则是一党专政到底，决无还政于民之心。这也可能就是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的死结罢。
不过话说回头，当年国民党搞「以党治国」，还搞不到共产党这个水平呢。蒋介石以前曾批评过王安石，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便是他少了个中央政治学校，没有训练出足够的干部，来执行他变法的政策。但是在训练干部上，毛公可能就要暗笑蒋公是小儿科了。在搞「土法炼钢」时，毛就吹牛说，他一次能送「九千万人上阵」。蒋介石搞土法炼钢，中央政治学校能训练出多少干部呢？
蒋、毛二公俱往矣。青岛康有为墓里，老康遗骸的头骨，也被红卫兵弄丢了。他们三位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者啊。现在我们不叫变法，叫转型。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要智慧加机运，再加实验时间；横的好的要移植，纵的好的也要承继。如此，至少要两百年，才能慢慢地「变」出个新「法」来。哪能一蹴而几？读者公婆，请稍安毋躁，中国还要再实验四十年，我们就可能有个象样的民主制度出现了。否则就再等一百年，它迟早是要出现的，急有何用？
农村土改和都市工商改造
至于土地政策，人民政府所采取的也只是王莽的新朝（公元九年─后二十四年）所实行底「复井田」的土地公有政策。它先搞「土改」，从事分田。分久必合，然后进一步组织「合作社」，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这本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想；甚至也是传统儒家所谓「大同之治」的教条。国共两党都列为最高理想的。中共建国以后，按照宪法和党章，也是要亦步亦趋，加以推行的。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迷信和曲解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偏信了列宁主义阶级仇恨之说，建国以后，以政府统治机器，泰山压顶的力量，关门杀狗，一举把「地主」屠杀了八十余万人（实际数目显然远大于公开的数字）。这种阶级净化的革命手段，和近时科索伏的种族净化，实是异曲同工。如此以滥杀方式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近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已充分证明，不但不构成一项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底并发症和后遗症，尤其可怕。因为杀人是有瘾的。「我好杀人人杀我，头颅一样滚瓜红」，杀仇人杀红了眼，下一步就要杀自己的人了。据说张献忠每天都要杀人。等到杀得无人可杀时，他每天就要在自己的队伍里拨出人来，以供屠杀。共产党当年把阶级仇人杀光了，就开始杀自己的同志了，可能也是同样心理变态的结果。尤其是毛公迫不及待，为私为公，他都要立刻冒进，来大搞其公社化，终于演出一场饿死三千万贫下中农的大悲剧，更是不堪设想。此是后话，到时再说。
至于都市工商业的改造，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和一些经贸专家都主张，先从公私合营做起，实事求是，慢慢化私为公，反对冒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谨慎执行，全国经济随之复苏，实颇具开国气象。不幸「二五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墨渖未干，便被毛氏一手推翻了。结果弄出三面红旗，土法炼钢等，势将传之千古的历史笑话。记得笔者于一九七二年返国探亲时，所见一家「国营照像馆」，那架最主要的黑白照像机，比我身边所挂的廉价的彩色照像机，还要老二三十年，我和外甥到一「国营餐厅」去排队买油条，等了半个小时，只买到数根冷油条的情形，如在目前也。
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政策，中国向苏联学习，先搞军事工业，倒颇有可观。它集中全国力量，正如陈毅外长所说的，没裤子穿，也得发展原子弹。在一九六四年中国果然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不到，又爆炸了氢气弹，速度之快，足使美苏侧目；按着北京又搞起「航天」，发展「二炮」，送卫星上天。更是震动全球。这种成就，确是打破世界纪录的。也使海外华侨，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从此不再做落后的「支那曼」（Chinaman）矣。但是这也是变相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于「大跃进」之后。朋友，以三千万颗头颅换一颗原子弹，历史家执简书之，心头也是万般沉重的。
凡此，论者已多，经贸科技专著，亦所在多有，笔者今后有暇，当再略为分类综括之，以留信史。本篇就一笔带过，不再多叙了。
极权领袖的统治艺术
现在再谈谈建国初年的那些有名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和「反右」诸种运动。毛泽东当国二十八年，最大的特点就是搞「运动」。二十八年中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简直可以说没有一时一刻不在胆战心惊的运动中讨生活。孔子的大门徒宰我先生就曾形容过，周朝建国初年的政策是「使民战栗」。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也正是如此。到毛的晚年，不特人民战栗，连党的老干部和超级老干部像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贺龙、林彪、陶铸、彭真、郭沫若、潘汉年、陈伯达和他们底夫人们、子女们，甚至周恩来和邓颖超，也都无时不在战栗之中。周恩来就感叹地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邓小平说他能活下来，实在是「命大」。小心翼翼，靠「命」过日子，能不战栗？
但是毛主席究竟有什么神通，一个人能把全国全党，都弄得生活于战栗之中呢？社会科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就十分简单了。那是极权政治，尤其是现代化极权政党的基本性质嘛。极权政党是一部无坚不摧的统治大机器。任何强人，抢得了这部大机器的操纵权，谁就可以和尚打伞，为所欲为。始则是为国、为民、为党、为革命、为主义，运用此一大机器来清除异党和异端。但是绝对权力，绝对腐化，掌握绝对权力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尤其是掌权过久，孤独多疑，老年昏聩，发生偏执狂（Paranoia）的大独裁者，更会胡作非为。为着清除「异己」，那就白刀进，红刀出，无恶不作了。
当然，权力滥用，也是个绝大的政治艺术。我国古代的「法家」，和西方现代的「马基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都曾把这一项艺术发展到最高峰，而大独裁者们，都是这一行道的好学徒和最高手，否则他们也吃不了这行饭。在近现代中国里，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雄，都是这一行的九段高手和掌门人。他们手段之高明，耍起来，往往令历史家，甚或他底政敌，都拍案叫绝。我记得李宗仁往往斗不过蒋介石。在斗败了之后，他反而佩服蒋制胜的本领。说到精彩之处，李德公常时把大腿一拍，然后翘起拇指，向我说：「蒋先生这着高明。」其实李宗仁先生在此行道并不低能也，但他自叹不如蒋。其实蒋的本领到毛，还差得远呢。朋友，相信吗？
镇反、肃反、三反、五反
毛泽东就凭这部大机器取得了政权。他也就靠这部大机器来建国治国。在建国之初，他是利用这部大机器，来清除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即所谓「镇反」、「肃反」是也。中共在夺取政权，尤其是志愿军入韩之后，从一九五○年十月开始，一搞两年，其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之彻底和残酷，真是古所寡有，今亦无双。虽德苏两国亦相差远甚。数十年来北京的官史家为此一政策辩护，说是国民党和美帝不甘失败，在大陆留下大批特务，从事破坏和暗杀，猖獗到阴谋「炮打天安门」的荒谬程度。据说中国人民抱怨政府「宽大无边，有天无法」，政府不得已而为之，才开始镇反肃反的。
其实，战败了的国民党，当时之不服输，信或有之。但是国民党尸居余气，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衰迈的老K，当时无此潜力与气焰也。美国想派遣间谍向大陆渗透，也是事实，然碧眼黄须者，究系异族，搞搞调查研究，窃听收买，行有余力也。搞炮打天安门，若非编导侦探演义，就是撰写科幻小说了。此阴谋如为事实，则愚蠢不堪矣。
当时中共搞残酷的镇反、肃反底真正原因，则是报仇雪恨。国民党当政时杀的「赤匪」也够多了，毛、周也虎口余生，几遭不测。如今变天了，以牙还牙，辱其大，杀其小。非尽屠万恶的「项氏之臣」，不足以雪心头之恨。再加以向苏联联共学习，「把革命进行到底」成一时风气，中共对异党异派之残酷镇压，一杀数十百万人，就青出于蓝了。凡此，将来公正的历史家，都会作专题处理的，本篇就三言两语的带过了。
国民党和美帝的特务，赶尽杀绝之后，共产党整肃矛头就指向党内的异派和贪污干部，以及党外的奸商。这就是所谓「三反」、「五反」了。
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年底由毛泽东下令推行的。在运动进行中，处决了贪污有据的高干刘青山和张子善。前者是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后者是天津地区行署专员。二人都是三十年代就出生入死的地下党，解放后位据要津。二人的处决，使全党全国耳目一新。政肃风清，新朝究非前朝可比。
五反则是三反之扩大。反的是所谓「五毒」：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目的是整肃市场上之不法商人的。大都市中的各级商场和各样商人，本来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阶层。商人有钱，官僚有权，再加个黑社会从中勾结，这就是台湾今日之所谓「黑金」了。黑金猖獗，那任何革命政权都要腐化了。中共初进城时，就立刻体验到这腐蚀之可怕。五反运动虽然也是血迹斑斑，却颇收一时之效，为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提出与施行，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扩大，铺平了道路。
总之，开国初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确有其一番朝气。当时朝野两方对社会主义制度之优越性与可行性，也从不怀疑。毛氏利用其无坚不摧的共产党那部大机器，来雷厉风行地施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国上下地无不俯首帖耳、心悦诚服地跟着共产党走。到五十年后的今日再反之，吾人固知，社会主义，尤其毛派社会主义，实为一大空中楼阁的乌托邦也。但是，朋友，不是五十年前呢。那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包括国共两党的全部党员，很少不是所谓「社会主义者」。二战之后，我辈中国人的最高理想便是：政治自由、经济平等。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虽杀人如麻，但是治乱国用重典，一时居然也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境界。加以物价稳定，社会平安，虽粗茶淡饭的清教徒生活，人民也甘之如饴矣。
因此这三五年的太平盛世，时至今日，仍有历尽沧桑的若干父老缅怀不置也。当年海内外绝大多数人民，对北京人民政府，也都抱有最高的幻想。认为自此海晏河清，中华民族百年苦难，总算是出头了。
笔者这一辈的过来人，亲身体验者，那时都还是最爱国的理想青年也。我们所最为入迷的口号便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呜呼，一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谁知这三大理想，都是一场空哉？言之可叹。
承继问题仍是政治死结
今日痛定思痛，从巫山之巅，俯瞰三峡，才豁然有悟。原来毛泽东时代究竟还是帝制尾声，去古未远。中国古帝王专制（尤其是开国时期），政治上最大死结，便是帝位继承问题，今日叫接班问题。让我们翻翻中国通史。且看从秦二世矫诏杀扶苏开始，到汉初的诸吕纂刘，初唐的「玄午门之变」，北宋太宗赵匡义逼死太子，明初朱元璋尽杀功臣为建文太孙接班铺路，最后还是免不了一个「靖难之变」。清康熙为中国历朝最可敬的圣主明君也。临死病危时，诸子争位，他自己是否是自然死亡，史有疑团也。纵在民国时代，袁世凯的金匮石室，贻笑至今。孙中山身后汪氏纂胡，蒋氏纂汪，都是影响深远的政治波涛。蒋中正传子，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迨毛公打平天下，粗安未及半旬，接班问题之日趋严重，已远迈前朝。其后骨牌效应，毛死未已。毛公生前为贤妻接班铺路杀人，是何等骄狂？他怎知一朝瞑目，尸骨未寒，「武则天」就被活捉去者？时至今日，对接班问题，吾人仍未见江公有何善策也。一句空言：「培养第四梯队接班人」，说得何等轻松。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今日史学博士生，执简以待之可也。朋友，您认为台湾今日民主了。李总统的接班人，将依法产生，太平无事了。且看李公今日已方寸大乱矣。其情况之复杂，恐亦非吾辈书生所能空论也。虽然它的局格，只限于一个小岛，接班之争与大陆相比，只是个茶壶风波而已。总之，在我们这个转型未成的人治国家里，接班制是众乱之源，接班搞不好，则一切免谈。毛治中国二十八年的众乱之源的，契机即在此。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看看，人民中国建国初年，便隐然发生的接班问题：上节已言之，开国五年，毛已作了一任华盛顿。一九五四年宪法颁布，毛又依法连选连任，当选了第二任国家元首，任期直至一九五九年为止。本来嘛，作国家元首两任十年，原不算短。殊不知在人治中国的国家元首，尤其是开国之君，都是从马上得来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踩着一条血路爬上层楼，数十年白刀进，红刀出，尔虞我诈，仇雠盈野。为本身和家庭安全计，他纵想引退，也是退不得的。何况生就独裁胚子，都是终身职的职业革命家，岂可半途而废。如部下的从龙之士，硬要逼宫造反，则犹要不惜一切，卫冕护权到底，绝不罢休。老实说，这一特质是世界上所有独裁政权皆然，中国并不是个例外也。但是无巧不成书，毛公的第二任元首之职，未及中途，国内和国际情势都发生了剧变，迫使毛氏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数，以图自保，人民中国也就随之大乱了。
莫斯科鞭史，北京城抑毛
原来，毛公的第二任还未开始，苏联政局就已经发生了翻天的变化──大独裁者，全世界第一号共产党领袖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突然病死。论国际共产运动的资历，毛泽东水涨船高，此时理应递升接替斯大林为第一号领袖了。谁知事有不然，苏联在史氏死后，几经权力斗争，终由赫鲁晓夫，取得了政权。赫氏为一有手腕的修正主义者，在史氏专政之下，久遭折磨。如今一旦当政，不特一反斯大林之所为，并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对史氏公开「鞭尸」。他认为斯大林三十余年的个人独裁，实在是当今苏联内政外交、政治经济落后的百病之源。他坚持把斯大林所有的政策，都加以逆转；说做就做，斯大林留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里的遗尸，很快的也就失踪了。苏联人民受史魔之苦久矣。经赫氏登高一呼，全国人心大快，洋溢着一片「鞭史」（当时西方所谓De-Stalinization）之声。「党内民主」的口号，被叫得震天价响。十余年来美苏之间的冷战，也随之迅速解冻。
苏联这一突变不打紧，一向以「老大哥」的行为马首是瞻的北京政坛，就随之震动了。再者，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吧，中共的八全大会，也竟预定与苏共二十大同年举行。上节已言之，中共自七大以后，毛泽东已亦步亦趋的走向斯大林的独裁之路。这一下斯大林在苏共二十大中，忽然从圣人导师变成坏事做尽的恶魔了；中共在他的八全大会中，将如何处置毛泽东呢？毛又何以自处呢？
首先，中共党内一般毛派高干，本来就是和以陈绍禹（王明）为首、以斯大林为靠山的国际派，针锋相对的。斯大林一死，国际派已全部靠边站（王明于中共八大当选为最后一名中委之后，即潜往苏联定居，终于老死俄京），毛派干部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对史早就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是此次赫鲁晓夫鞭史，情况就复杂了。北京多数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和邓小平等人，显然都有意与苏共步调一致，来搞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可是毛泽东这个传统的反史派土共首领，这时却摇身一变，变成斯大林幽灵唯一的魔鬼辩护士了。在中共高级干部一致附和鞭史声中，毛则力排众议，坚持评论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应该是三七开：斯大林「功大于过」。
朋友相信吗，中共在八全大会中对斯大林被鞭尸的反应，其后竟变成人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本身，接着发生的二十年不停的动乱，尤其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底众乱之源啊。
八全大会和新党章
中共的八全大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开幕的。长话短说，大会中最重要一件议案，便是「修改党章」，这个「新党章」和七大通过的旧党章，最大的区别，便是把原有的「毛泽东思想」（见上节）给划掉了。这一划不打紧，便把毛主席从琼楼最上层，降级，降到基层，和其它工农兵党员没有两样了。
上节已言之，朋友，搞咱们中国的官僚政治，尤其是最高领袖，只能升，不能降也。更上一层楼，您可以去见上帝，像袁世凯；或晋升为太上皇，像邓小平，您不能真的「退居二线」，像五六十年代之间的毛泽东，或二三四十年代，三度「下野」的蒋介石。纵使是二级领袖，像五十年代被政敌赶出台湾的、「蒋家天下，陈家党」中的陈立夫。立夫先生在美国新泽西州开鸡场时，或问陈夫人何以选此行道，夫人喟然叹曰：「鸡脸比人脸好看啊。」毛主席在「退居二线」期中，王光美以第一夫人身分出访印度尼西亚，大跳其探戈，不是也把随老头退居二线，舞艺比王夫人更强的江青，脸都气扁了？文革中，刘主席失踪了，第一夫人王光美被判死刑，岂非探戈夺命哉？真是官高位险，「二线」岂可久居？
关于这点怨叹，朋友，我们不能专怪我们的失势英雄，和他们底娘子们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那些见风转舵的，无耻政客和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也要看看我们那久染于官僚「酱缸」中的社会大众。文革中在全国最高学府的清华大学上演那幕「活捉王光美」的闹剧，还不是清华大学中那批高知师生，观风转舵导演的？可耻吧。
读史者阅人多矣。在中国传统里搞政治，一到琼楼最上层，就得干到死为止，绝不能退休。曹操不也说过，他如自动退休，「欲为长城公，岂可得乎」？纵在毛后的人民中国，若不见华国锋、胡耀邦、赵**三位灰溜溜的下场。这不是他底接班人有意要羞辱他们呢。而是没有「鸡脸」好看的那些「人脸」（包括他们原来的朋友，同志，下属和一般社会大众），才使他们吃勿消呢。这种鸡脸和人脸的变化，在共产中国，尤其显明。这话不是不才老朽，瞎扯淡吧？数年之前，大陆不是也有什么「江落石出」的顺口溜吗？这种政治传统才叫做「封建残余」，和「酱缸文化」呢。这种传统不洗刷干净，中国哪配做个现代化国家呢？但是要洗刷这个臭不可当的传统，那就要彻底完成政治转型；转型一天不完成，则此臭就永远存在。所以今日北京的当务之急，不是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而是要搞出个接班制度来。试看在近百年民国史上，袁蒋毛邓四大独裁者，不都曾精心培养过接班人？结果呢？一个培养了老婆，两个培养了儿子。老邓没儿子老婆可以培养，终于培养了三个后辈。结果呢？一个被他气死；一个被他废幽，几乎也弄得天下大乱。这种糟糕的先例，现任当权者还要如法炮制吗？江公现在显然也在培养接班人。望云翘首，我们敬为胡东宫锦涛祝福，希望他将来和平接班也。
毛对抑毛运动的反击
明乎此，我们再回看毛公对八大抑毛的反击，和其后的骨牌效应，就不难一目了然了。
第一，主观的，毛天生具有以「斗争为快乐之本」的个性，非低声下气之人。遭此屈辱，就非斗争不可了。
第二，客观的，上述那个官场的人际关系，和深染于酱缸文化的传统社会，也使他非反击不可。
第三，这次抑毛运动是当权的毛派自家人的窝里反。毛是个独人班，高高在上，以一人而敌全党。因此他反击底对象，几乎是从龙功臣的全体。他不能不分而制之。
第四，毛是个老谋深算，不择手段，不打没有胜利把握之仗的，战略家和政略家；搞阴谋阳谋，俱是九段高手。因此这场保权卫冕之争，就变成长期的，狠毒的，和分段分期进行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血淋淋底，不顾任何道德原则的政治内战了。
至于他所运用的手段，四十年后的观察家，也就可以看的很清楚了。大致说来，毛公最基本的原则，便是抓住枪杆。「枪杆出政权」。大枪杆是抓住全部人民解放军的军权；小枪杆，则是掌握北京城区的卫戍军力（尤其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八三四一部队）。毛主席如对任何党政官员不满意，他老人家只要歪歪嘴，该员立刻可「失踪」。再加上一个如臂使指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毛的政权控制之细密和彻底，实非俄国的布党和德国纳粹所可望其项背。德俄两国，一般政治学家，都把他们归入所谓「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公统治的中国，则是已入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其统治之严密，世界史上尚无前例也。但是纵使如此，他要向刘邦、刘秀和朱元璋那样杀尽功臣，也非运用有耻和无耻的借口，以及有形和无形底策略不可了。
至于毛功的政治策略，则大策略不外是不顾国家民族，和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放火自救。不顾原则的打破现状，制造混乱，然后（且引用他自己说的话）「从大乱中求大治」。毛知道在全党全国大乱之后，也只有他能快刀斩乱麻地，造势整风清党，然后来拨乱反正。毛从江西时代开始，就以搞「拉一派，打一派」，为全党所畏（这在马基维利的政治哲学理则叫做Divide &
Rule，也就是分而制之）。事实上，八大之后的二十年中（一九五六─一九七六），毛公就是运用这套手法，把他的本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整得死去活来。幸好人老必死，毛如不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也不会有痛定思痛，而图谋改革开放的「毛后」时代也。
至于毛公所运用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小策略」（且用毛氏自己的话来说），那就可以小到「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角」，贴大字报，暗中搞阴谋，公开搞阳谋。搞得人头滚滚，也搞他老人家不亦乐乎。但是受害者就不止于毛派和共产党自己了，全民族之受害，也是三代不能恢复也。悲夫。
近二十年来，笔者就和当过各派红卫兵的小朋友们（包括我母省安徽曾一度闻名世界的「好派」和「屁派」）长期笑谈往事。他们也未有不自觉荒谬的。有的甚至咬牙切齿的痛恨老毛，和独裁政权。因为他们自己也无可补偿受害者啊。
从双百运动到右派造反
按顺序来。毛泽东主席所亲自发动的第一轮反击战，便是八大之后，一九六五年底的所谓「双百运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运动初起时，我曾问过胡适老师：「百家争鸣，人人知道；百花齐，出自何典？」胡顺口答道：「镜花缘。」真是渊博。
在八大抑毛运动中，他们的借口是反「独裁」和「个人崇拜」。可是从毛功的立场来看，老子固然独裁，「他*的」（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用过这句三字经「国骂」，今且借用），你们就不独裁呀？独裁制原是帝王传统遗传下的权力金字塔。根据共产党「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原则，毛所拥有的权力固然是个大金塔，他下面各阶层的「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沿梯而下，何人又没个金字塔呢？连一些乡镇级的小干部，也是一些小金字塔呢。在毛看来，他那时声望已达颠峰，刘少奇还差的远呢。你们批评老子独裁，你们就不独裁吗？大家是同样的独裁，只是权力大小、等级不同而已。要批评独裁，应该从你们这些官僚党棍，整风整党呢。小子鸣鼓而攻之，这显然就是毛所策动底，自卫反击斗争心理状态。
兵来将挡，水至火迎，毛就准备利用当时分散在各个小「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党整风，自清君侧了。这显然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底所发动的「双百运动」底最原始的构想。在此运动中，尤毛公亲自主持，党和政府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北京召集了一连串的「整风座谈」。在这些会中，毛号召各小党派中的「民主人士」，大胆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批评。并给以「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最安全保证。他所制定的指标则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作此公开的保证时，他显然认为他自己声望正隆，高居顶峰，这对三个「主义」，都沾不上边。因此批评者也只会批到刘少奇为止。不曾伤及「皇上」。这原是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的特色。连造反者，分明是造皇帝的反，但是传统的办法，都是只号召「清君侧」，对皇帝是不直接攻击的。纵在战时，国共两党「摩擦」到围攻新四军的程度，毛氏亲自策划的反国民党的宣传战，也只到何应钦为止。蒋，他是暂时不碰的。
此次搞双百运动，毛公显然视为当然，他自己是不会变成攻击对象的。谁知他老人家估计错误了。所以在「言者无罪」的铁卷保证一经提出，这批旧社会出身的老士大夫和高知，对共产党的党天下，早就骨鲠在喉，既然言者无罪，他们就舍共干，而把矛头直指共党了。一时热火朝天，原来声威比天还高的「党」，一夕之间就变成众矢之的了。
「罗章联盟」和「反右运动」
在这一系列的整风座谈会中，首先对共产党提出严厉批评的，则是早先拥共最力的民主同盟正副主席的章伯钧和罗隆基了。罗其时是官至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官高一品。接着便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黄绍竑和龙云等人以及有影响力的媒体像「新观察」的主编储安平等人。经这些名人在北京登高一呼，全国高知如响斯应。一时举国滔滔，把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批评得一无是处。他们批评的内容，可以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语概括之。那就是共产党把持了一切。小党派人士，表面上官高位显，事实上只是一些「有职无权」的花瓶。所以他们要求共产党开放政权，搞政治民主化，不能再搞「外行领导内行」。章伯钧甚至要组织一所「政治研究院」来研究体制改革，要求共产党开放政，好让各党派「轮流坐庄」。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批共呼声中，湖北一位高知葛佩琦甚至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共产党如不好好为人民服务，人民会「杀尽」老共的。
在大小知识分子，越批越起劲，全国人民也为之大鼓其掌；时未经月，自毛主席以下的大小干部，和金字塔主持人，个个傻眼了。乖乖，这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真要造反了。共产党怎能如此「宽大无边，有天无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如此不识抬举，毛主席震怒了。他很快的就体会到自己的错误，反扑势在必行。但他能表面容忍，并把所有右派「言者无罪」的控诉，一字不易的在「人民日报」，全部刊登；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乃把邓小平叫出来，发动一个强烈的「反右运动」，把他们镇压下去。小平遵命后，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一声令下，千百个大嘴巴，就纷纷被捉将官里去了。这就掀开了人民共和国史上，第一幕血淋淋的「反右运动」，以后的骨牌效应，就没个底了。
罗、章、储、葛诸大嘴巴傻眼了，主席老人家，您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嘛。怎么言犹在，时未迭月，又搞起文字狱，抓起人来了？这不是「阴谋」吗？主席传语邓小平，这不是「阴谋」，是阳谋」。党发动双百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把你们这些毒蛇毒草骗出来，加以铲除，加以捕捉的。一个灿烂光华的「双百运动」正式推动，尚未迭月，在老毛一声「阳谋」之下，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成为「反右运动」了。根据毛主席的估计，全国各机关、各学校、各单位里的「右派」人数，应该是百分之五。如此，各单位就根据这一比率，划出「右派分子」，来加以清除。国防单位之外，国内任何机关，皆不可减免。一个单位如只有二人那就打一人为右派，那就是百分之五十了。余类推。在主席直接指挥之下；小平举手之劳，全国共有五十万「右派分子」（说超过百万），就锒铛入狱了。这个血淋淋的「反右运动」，初起颇似儿戏，终则家破人亡，下放劳改，幸存，亦每至二十、三十年后，始获「改正」，或「平反」。「右派分子」遭遇之惨烈，史家不忍卒书也。三十年后，邓小平还说，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错在不应扩大。说得何等轻松？朱镕基总理便是个老右派。不知对当年反右，他是如何看法也？
我辈偷生海外，无切身经验，但是国内右派朋友，数不尽也。笔者在纽约曾一度与葛佩琦先生的哲嗣张君，详谈乃父受难经过，如其惊心动魄也。不知所终，尸骨无存的储安平先生的前妻（改嫁宋希濂将军）今亦定居纽约，对过去伤痕，则不愿多提矣，然精神伤痕，显然也是终生未灭也。
十五年超越英国的幻想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毛公作为国家元首，在一计反右之后，可说国家信用、个人信用全盘扫地，把「阴谋」硬说成「阳谋」，更可说是标准的嘴尖皮厚，但这也为着他自己的政治生存和错误，不得已而为之也。但凡心黑度厚的政客，怕的是初犯，一犯以后，就视重犯为当然了。「汉书」上有个故事说，某家有位「节妇」，守寡多年，玉洁冰清，不幸一次被强盗强暴了，其后她就开始乱搞男女关系，变成个「荡妇」了。毛氏失信的下场，盖近之也。
毛公本来的构想，原是发动高知来「帮助整风」，谁知弄成个高知反党，他自己又被迫反右的结果。自此以后，他再也不敢轻用高知。在「文革」期间，为着把刘少奇斗臭斗垮，他就舍「高知」，而去利用「低知」和「无知」的红卫兵了。成长后的红卫兵，自觉上当，同思往事，地无不咬牙切齿也。此是后话。
毛氏在「双百运动」失败之后，他第二着棋，显然便是搞「从大乱求大治」。首先砸掉那前途看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出个「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混乱局面来。然后由他自己来拨乱反正，乘势主动的实行「清君侧」，把周恩来「罢相」，换以柯庆施，这一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之内，就可没有顾忌，而为所欲为了。这又是一着险棋。
原来，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所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十分成功；然只限于内战后的打扫战场，收拾残局。人民政府所精心策划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才算是真正的经济建设（Economic
Reconstruction）的开始。因此，该计划放八大通过实行之后，党内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领袖，真是经之营之，珍之重之，实事求是的，预备好好的建设一番。那时在莫斯科冷眼旁观的赫鲁晓夫，曾为之暗暗咋舌。赫氏于一九五九年访美之时，就曾警告美国说，「很快的美国就要沦为世界第三位经济大国。」记者反问他，谁是第二位呢？赫氏忽然以英语回答说：「No
Comment.（无评论）」足见赫氏对中国之惊羡也（此为当年笔者在美国电视上所亲见亲闻者）。
不幸此一为全国财经专家所精心策划的「二五计划」，却为老毛一人一手给砸掉了。毛之砸掉这二五计划，是有绝好之借口的。事缘这个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科学家在人类历史上放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被他放得心慌意乱，苏联这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已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赫鲁晓夫曾大放厥辞，说在十五年内要超过美国。并且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这时举世皆信以为真。这当然也使当时正在访苏取经的毛泽东，大为信服（毛是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因而也信口吹出他底「十五年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要十五年超过英国，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速度，都得翻上好几翻，才能做到。因而毛就要撤销「二五计划」，不顾一切的「冒进」，才能超过英国。
笔者记得抗战期中，在重庆听过马寅初批评他底「学生」蒋介石的演说。马说，「蒋介石是个军人，就欢喜叫『稍息、立正』。这次他也要向物价叫『立正』，物价可就不干了。」说得我们哄堂大笑。毛主席是迷信体育的。欢喜叫人跑步、跳远。但是搞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按部就班，既不能跑步，也不能跳远。所以当毛主席一再向周总理抱怨，二五计划目标太小，速度太慢时，周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可能认为毛是外行领导内行。那时毛的绝对权威还有待建立。据胡乔木的回忆，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某日，周又为「反冒进」和「反反冒进」问题，单独去见毛。二人争执了起来，周竟然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胡乔木回忆说，「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以柯庆施换掉周恩来
其后他们之间，周的「反冒进」，与毛的「反反冒进」，仍不时有所纠缠，周虽一再退让，毛始终是尾追不舍的。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南宁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西南各省市的工作会议时，周因公迟到，毛就打算乘机逼周辞职，而以上海市长柯庆施代周为国务总理。
早在八大期间，党内高干曾戏谈如何淡化毛主席的独裁形象。因为按照开国以后的惯例，在公共集会场合，但凡毛主席出现时，大家照例起立，鼓掌欢迎，此时大家一致同意，废除此一形势主义。大家都同意了，周总理曾加一句戏言，说，「以后有谁见到主席要起立鼓掌，我就不分发他戏票。」因为当时北京每有杰出的戏曲表演，高级干部和民主人士的戏票，照例由国务院统筹分发。所以周恩来有此戏言。想不到事隔两年，此次南宁会议时，在一月十六日上午，毛竟在大会上，取出柯庆施所写的论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给周看。并当众戏问周道：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随后在大会会场上，毛也声色俱厉的叫出，所谓「反冒进」，就是反革命，和反马克思主义，周虽深知内情和毛的用意所在，然尽力容忍，不要表态，自动辞职。事后且亲撰万言书，作自我批评，深责自己「反冒进」之错误。直至同年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席上，周始委婉地在会中自陈：「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总理是否适当？」经众议一致挽留，这次「罢相」危机，始暂时淡化。「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见李东朗、任贵祥主编，「细说周恩来」，一九九九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实事求是与反冒进」，页四九三─五○三。）
在这段小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政中国二十八年中，毛、周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二人一个坐第一把交椅，一个坐第二把交椅。都是从开国之初；坐到死为止。他二人显然都知道，二人都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彼此都是过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中途是退不得的。毛之不能中途退休，上节已言之弥详。周之不能中途「罢相」，其理亦至明。为着个人安全计，他的影响力和潜势力，都太大了。他一旦罢相，则生死交关。他原是「高饶事件」之后，毛主席所想清除的次一个对象也。
再者，周之生命非属其一人也。他也是一个王朝的无冕之王，也是一把大伞，和一棵大树，树上的猢狲，伞下的「老同志」，像叶剑英、聂荣臻，邓小平、陈毅，乃至彭德怀、贺龙、陈广，和数不尽的民主人士，包括张治中、傅作义，和笔者的老朋友，李代总统，和程思远，以及千千万万的大小知识分子，和臭老九，都要靠他这把伞来照拂，始稍有安全感。他这棵大树倒不得，大伞也收不得也。
周和毛不同。毛是个独夫，人亡政息。周则是个「体制」（Institution）世世代代，承传有人。他只要不倒，就是胜利。他和老毛作健康比赛，毛如先他而死，则党和政府就是周的了；毛如死在周后，党和政府也就是「周派」的了。所以周氏生前，虽受尽胯下之辱，也要做个不倒翁。不倒就是胜利；周的政治本领，就是能维持他自己不倒，则荫及三代，血食千年。为着他的「党」，也是为着他的政治理想，他是绝对不能被老毛捅下去的。老毛常吹牛，某人某人（如彭真），他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捅下去，但他对周恩来就始终捅不下去的。
这次南宁会议，周如受不了屈辱，稍示辞意，或以退为进，那他这个宰相，也就让给柯庆施了。等到他在政治局中表示倦勤，那就必然被一致挽留了。这也是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表现吧。
总之，毛的拳路是空手道、少林拳等等「外练筋骨皮」的外家功。周则是「内练一口气」的内功拳、太极拳、沾绵拳。你一旦被他「沾」上身，你有天大的摔角功夫，也摔不掉他。周死之日，毛还要说他是「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毛公生前不知斗垮了多少政敌。唯独对周毫无办法，眼见他死后是周派的天下，寡妻不能自保，他也莫如之何也。所以老毛也是死不瞑目的。下章再说说他老人家如何导演「土法大炼钢」和「文化大革命」的闹剧。
【笔者附注：本篇所叙述的历史故事，行道中人，都如为老生之常谈也，只是作者对许多故事的解释稍有不同罢了。加以篇幅有限，一般史实没有细注的必要。史料太多，细注之，反而挂一漏万也。只是本篇最后一段，毛拟以柯代周的故事，一般史料多语焉不详。拙篇多说了几句，怕读者不察。故注明出处，通人教之，为感。】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于美国新州
「土法炼钢」和「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
上篇所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为着「罢相」问题的明争暗斗，从历史哲学的观点来解释，实在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一计过眼烟云的转型现象。我们不是不断地说过，「转型」问题，在政治上，便是从「帝制」转向「民治」的问题吗？这一转型是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的「必然」。只是这一转，要把皇帝转成总统的程序是很慢的。他要先从大皇帝、真皇帝（道光、咸丰），转到半皇帝和大独裁总统
（袁、蒋、毛），再递减到假皇帝和半独裁总统（蒋经国、邓小平），渐次转到家长总统或总理（李登辉，也包括李光耀吧），慢慢才能转上依法办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总统像为好色而遭弹劾的小公仆，在转型中国尚未出现的，柯林顿）。朋友，这一转，需时两百年，工程浩大呢。
我们不也是说，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吗？那么皇帝转型，皇帝以下的宰相，也就要跟着转，从封建帝王朝廷中的「宰相」，转成代议政府中的「国务总理」。可是宰相的转型却是和皇帝的转型，「同步」进行的。皇帝是「皮」，宰相是「毛」。要转，则毛与皮得同时同步转变，不能皮转毛不转，也不能毛转皮不转。笔者在拙著中曾讨论到袁世凯和唐绍仪的关系，那就是个毛转皮不转的关系。所以唐绍仪内阁只维持个把月就倒了。
我们也谈过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关系。为着「参战问题」，段祺瑞自认是「责任内阁制」中的国务总理，总统只是个划押盖章的「虚位元首」，所以他独断独行，非参战不可。可是黎元洪和一般反段的政客
（包括孙中山），尤其是当时去古未远的社会大众，则认为段只是个宰相，宰相要挟天子，才能令诸侯。如今天子反对，而宰相专横，成何体统？在转型期间，各说各话，是非不明，双方都有口难辩，最后还是靠枪杆来解决，就天下大乱了。但是这个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本身，也是个转型现象，从巫山之颠，俯瞰三峡中的顺流、逆流，和从不停止转动的乱流，及大小漩涡，我们就会了解到夫子之言，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但是它最后还是要慢慢地向东方流去。人类的历史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管它是怎样的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它底总方向是不会变的。明乎此，我们就不必大惊小怪了。纵迟至毛泽东时代，这个总方向也不会变的。
不是路线问题，是权力问题
以上所说的是从宏观历史着眼，看的是历史潮流的大趋势。我们如再从微观历史着眼，来看看共党本身权力的变化，那就有另一种的启示了。大体说来，在中共的早期党史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所举行的「遵义会议」，实在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共的党内斗争基本上是「路线」问题。因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个百分之百的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根据第三国际的党法，全世界的国际支部，对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都有「绝对服从」底义务。因此在「中国支部」里，代表国际的领导人，不论他是华裔或外裔，都是钦差大臣。他所执行的国际「路线」，中共全党都得无条件奉行的。例如最早的「家长」陈独秀，和后来挟天子令诸侯的李立三和王明。所谓「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事实上就是「国际路线」。全党都得跟着这路线打转。不得有违。
不幸的是，列宁死后之所谓「国际」者，事实上便是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二人，双头马车的平行领导。而他二人对中国情况也是一知半解。因此他二人的「领导」，事实上也只是一套「瞎指挥」。指挥出了毛病，二人就互相攻诘。他二人的矛盾反映在中国支部里，因而中国共产党也就分成「托派」和「史派」了。等到托洛斯基在俄国被斗垮，逃往墨西哥另组其「第四国际」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就变成反革命了。以故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便是史派的政策，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史派的共产党了。斯大林虽是个了不起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对遥控中的「中国工农红军」，难免也是一派瞎指挥，终于在蒋介石的「五次围剿」中，一败涂地，在「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残部数千人，被逼向川黔山区流窜，眼看就要步石达开太平军的后尘，集体消灭了，才举行了一个起死回生的「遵义会议」，让毛泽东取得了军权，而扭转了党的命运。
自此，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便逐渐的形成了。在这一系统的成长期间，也就是在「遵义会议」与七大的十年之间（一九三五─一九四五），它始则对「第三国际」阳奉阴违，渐渐的它就摆脱国际对它的直接控制。七大之后，中共就变成一个真正独立的毛派政党，而自订其独立的革命政策了。再更进一步，则党内凡是与毛派有抵触的其它系统，如原先掌握中央党权的国际派（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陈绍禹），和有意自立中央的第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以及单独发展，自成方面的第二方面军系统（贺龙），留守赣南苏区的零星游击武装（项英、陈毅），早在自己故乡就扎寨为王的陕北土共（高岗、刘志丹）等等，不是被慢慢的吸收融化（像贺龙、徐向前、陈毅），就是被迫靠边站（像张闻天、王稼祥、项英），乃至干脆驱逐出党（像张国焘，和早先的托派），或被迫自我流放（像陈绍禹），这种为着权力集中而发生的「清党运动」，现在我们也可叫它为党的「净化运动」（party
cleansing
movement）吧。原是所有的革命政党和极权政党都有的，不限于中共一家也。解放军打了天下，毛公「进城」不久（一九五四），就发生了所谓「高饶事件」，高岗自杀，饶漱石瘐死狱中，党内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这是毛泽东杀功臣的开始，其实更正确的说，那只是这一净化运动的延续。杀高饶非毛一人之意也。毛派从龙之士，人人皆欲诛之，因此毛之有意诛戮自己系统之内的功臣、近臣，实在只是在开国九年之后，从他企图把周恩来罢相开始的。这是起于毛派的窝里反，毛要在他自己的系统之内，搞拉一派，打一派，来自清君侧，那就与「高饶事件」在性质上大异其趣了。
所以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全大会之后，毛泽东在他自己的政权系统中所策动的一系列的运动，只是一种他自己系统之内的权力净化的内争，这也就是传统帝王在打平天下之后，所实行的诛戮功臣的老套路。与党的路线无关；与共产党的意蒂牢结，更无直接关系也。或问草莽英雄在打平天下之后，做了皇帝了，为什么一定要大杀功臣呢？此虽非关本题，我们也不妨三言两语的代为举例解释一下。因为这也是个有现代意义的历史问题，近代中国转型运动如不能于短期内完成，它可能还会继续，所以我们有义务要了解一下的。
政权政策的转换问题
第一是在打天下和共患难期间，革命伙伴，同生共死，亲如弟兄，没啥尊卑之分。汉朝的刘邦已经做了皇帝了，在庆功宴会上，有些老粗，酒喝醉了，还要「拔剑击柱」，胡闹一通，使新皇帝恼火不已，所以他以后要「起朝仪」，分尊卑，搞三跪九叩，来加以约束。一九四九年后的新中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在五星红旗升起之后，满朝文武，都一致主席长、主席短之时，彭德怀那个「张飞」，却改口不了，还是老毛老毛的乱叫，成何体统？据说当「彭大将军」（毛给他的封号）从朝鲜血战归来之时，有要事要晋见主席，适逢主席正拥艳昼寝，彭德怀这个「樊哙」，不耐久等，竟推门直入，就更不成话了（「史记」上相同的故事别说刘邦正「枕宦者而卧」，意思是刘邦正在搞同性恋，樊哙却排闼直入）。彭樊哙最不可恕的，还是把岸英未保护好，被美帝飞机炸死了。原来，高丽战争爆发之后，毛主席为鼓励士气，派长子毛岸英从军入韩。这在古代原叫做「太子监军」，何等严重，想不到彭德怀这个老粗，竟让美帝飞机把个「监军」给炸死了，岂不令人浩叹（抗战期间，蒋公介石也曾把纬国派到胡宗南部下当连长，胡则派了一团精锐来加以保护，后来国共徐蚌会战时，纬国已升任装甲兵团团长，率部参战，前线指挥官也特派蒋团长在空中指挥）。彭德怀最不可恕的还是他滥用国防部长的权力，解散中南海文工团，干涉禁城宫闱琐事，更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所以彭德怀这个「海瑞」，最后被「罢官」时，毛公实在把他恨得牙痒痒地，并亲撰文告，质问这个人粗「心细」的彭樊哙，「何所恃而无恐」？朋友，毛公之黜彭，实在不是因为彭德怀上万言书，写讽政诗才「罢」他的呢。很多历史家坚持这个观点，那对「历史三峡」中，人治政权的历史，就未搔着痒处了。
第二，传统皇帝之杀功臣，多半也是因为功臣功高震主，潜力深厚，怕他们迟早会造反，影响小皇帝接班，因此许多功臣纵使是老朋友、老同学，绝不会造反，但是皇上也会怕「功臣的功臣」，为着功名富贵，像宋太祖赵匡胤被部将强迫他「黄袍加身」一样，不得已而纂位做了皇帝。既做皇帝，赵匡胤也还怕他底「功臣的功臣」来如法炮制，所以老赵要搞「杯酒释兵权」。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和毛与林彪的关系，也正是如此。尤其是在八大（一九五六）以后的刘少奇和九大（一九六九）以后的林彪，都已羽毛丰满，派系显明，不但他二人自己对黄袍有心，他二人的家臣伙计，也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足使毛公寝馈难安。纵使像彭张飞这个圣人，对毛主席绝无二心，但是他在解放军中有统兵作战的光荣历史，有将士归心的崇高声望，这也就不得了也。
记得李宗仁先生以前曾告诉我一则有关白崇禧的故事。李说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才能最为欣赏，但是对白也最不放心，就是白虽属「桂系」，却也能指挥蒋的「中央军」，蒋对他就不能推心置腹了。毛对彭德怀也正是如此。毛氏明知老彭对他绝无二心，但是老彭在解放军中有崇高的声望，解放军除主席之外，也可以跟彭老总走，此毛之所不欲也，彭氏不黜，毛亦寝食难安也。但他们都是数十年肱股近臣，彭是有名清苦简朴、不近二色的张飞，甚至是关云长；林彪则是有名的好权而不好色的「病号」；刘少奇已贵为「储贰」，第六位夫人又是中外有名的「校花」，所以毛公要学「续通鉴」上的赵匡胤，来颁布一个「新婚姻法」，奉献点「歌儿美女」、保健护士，对他三人就完全是失去效应。因此要清除这个三人帮，他就只有搞拉一派，打一派，来分而制之了。二桃杀三土，毛这个法家高手，虽然是完全成功了，但是岁月原是白驹过隙，一瞬即逝，以致毛公生命的最后的二十年，除掉连续的杀人、整人，搞拉一派、打一派之外，其它的「功业」，历史家对他，就一无足书了。这段历史写下来虽然可惜可叹，但是这也是「从帝制转民冶」的转型过程中，两千年帝王专制的回光反照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吧。
罢相企图的后遗症
再者，上篇所述的毛周之争，我们如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它也是民国初年的历史之中的袁世凯和唐绍仪之争，以及黎元洪和段祺瑞之争的翻版。只是毛主席比袁、黎二总统显然更为强暴；周总理比唐、段二总理，则更为柔顺罢了。因此毛泽东不愿从「一人独裁」，转回集体领导（在西方政治学上则是从Autocracy转回Aristocracy或Collective
Leadership），周恩来学了乖，也就顺水推舟，听其独裁；甚至你要向后转，我也「同步」向后转；你要「冒进」，咱也跟你冒进；你要杀人，我就做刽子手。总之，咱俩好，咱俩绑在一起，寸步不离，同生共死，这种「绑在一起」的关系，在最新的「航天科学」上叫做「同步」。搞不好这同步技术，就不能使用「精密武器」（precision
weapon）。在太极拳家的术语，则叫做「黏绵拳」，一旦你被我「黏」上了，你纵有九段摔角高功，你也休想把我甩掉。这在美国江湖上的俚语则叫做「If
you can not lick him, join
him.」。（「你搞不过他，就和他合伙」；「搞不过他，就卖身投靠」；「搞不过他，就和他狼狈为奸」。）说来算是亵渎圣贤吧，周和毛最后二十年的关系，就是如此度过的。对周来说，伴君如伴虎，为公为私，为主义理想，为身家安全，为保护老同志和知交好友，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他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其痛苦可知也。内心煎熬太久了，所以周氏死时，四癌并发，实在是医学史上所少有的，至可悯也。
「周恩来」这个名字，笔者在孩提时期。就很熟悉了，因为他是我三舅父韦光熄在南开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我在幼儿时代，在他们的「同学录」上就见过周恩来的名字。抗战中期，我自己的一位中学同班周小姐和翁文灏的儿子结婚，我也被请去参加婚礼。在那红绸上签名时，我赫然发现周恩来也在我后面排队，真为之大惊失色。抗战末期某次一个青年集会上，举行战后对联合政府的「假投票」，我也投了个多数票；总统蒋中正；行政院长周恩来。想见当时中国青年对周某期望之高也。后来笔者在美国教授「中国现代史」近四十年之久，对周氏之观察，就更是从职业角度出发，而认定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半外交家之一，另一个半是李鸿章和顾维钧。而李周二人都是外扼于强寇，内制于昏君，未能尽展所长，为之惋惜与叹息，未尝断也。
英雄识英雄的最后二十年
至于最后二十年的毛周关系中的毛泽东，就不然了。在表面上看来，从土法大炼钢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间，中国一切的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一手推动的，刘少奇和林彪只是他的两个棋子罢了。但是一旦牵涉到周恩来，毛就无一而非被动了。就以一九五八年「罢相」这个运动来说罢，毛显然是准备有素，用心良苦。但是在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却轻轻松松的就过了关，毛也只好干瞪眼，而无可如何也。
后来毛把整肃的矛头指向彭德怀，周反而是毛要争取的对象。毛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搞「拉一派，打一派」手法，以图去彭时，他第一个要「拉」的，虽然是刘少奇；周恩来虽未积极的助毛黜彭，至少也是弃车保帅，坐看黜彭以自存。周本可彭溺而援之以手的，但是周却为了趁势自保，而见死不救。彭后来之惨遭迫害，伤残致死，周氏对此显然是心疚终生。彭死之后，周恩来在老同志一片哭声中，对彭的遗像鞠躬不已，可知其心境也。（大陆上制作的电影周恩来传，导演把这一镜头便导得十分真切，甚至出神入化，今人感动。）
彭去之后，刘少奇恶有恶报，变成毛泽东「拉一派，打一派」的第二个对象。这次毛拉的主要同伙是林彪，但是周恩来却被迫做刽子手。刘少奇最后被判成「工贼内奸」而遭永远「开除党籍」的决议案，就是周恩来所亲口宣读的。周是保不了刘的，他也无心保刘。相反的，在毛刘之争中，他反可在夹缝里，勉图自保。可是被迫做刽子手来亲口宣布刘的「罪状」，显非周之本意也，被迫昧良心而为之，亦是不得已也。
按顺序来，毛的第三个整肃的对象，就轮到林彪了。这一次，毛要「拉」的主要伙伴，则是周恩来了。这次周也心甘情愿地下海，做全心全意的刽子手，没有这个刽子手，毛要单独对付林彪，也甚为吃力。因为林彪也不是个省油灯。英雄识英雄，林彪对老毛这一套领教已久，也早有防范。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全力助毛除刘的，但在除刘的过程中，他也留了一手来养寇自保。毛为除刘而发动其血淋淋的文化大革命，本来计划，六个月就可大功告成。但是林彪也是一代英雄嘛。他知狡兔一死，走狗必烹，他也就学会了美国流氓的秘诀：「搞不过他，就和他狠狈为奸。」把个反革命、走资派留着慢慢宰割，这一来毛泽东原计划只要六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就变成「十年浩劫」了。在拖延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为着对付林彪，毛泽东对周恩来就只好言听计从。而周之事毛，也是忠心耿耿。他知道两害相权取其轻，对毛他还可「黏」于一时；「副统帅」一旦当权，他这个可恨的老狐狸、可怕的白面虎，必然是首在开刀祭旗之列。因此周之助毛除林，虽不动声色，却用尽心机也。
据说某次突传毛王席一口气不来了，周竟为之吓到「大小便失禁」的程度。论者或说周某工于表演艺术；此事不论其发生于「九·一三」之前或之后，不才均信其实有其事也……。盖林彪这个「副统帅」，是好对付的？毛周合力，未必能制之也。主席突然归天，总理一人如何应付得了？骤闻噩耗，怎能不屎尿直流？此事如发生在「九·一三」之后，周之惊惶失措，亦不难理解，盖林家余党未清，林四（四人帮）余情犹在，老毛骤去，他们两帮合力挟恨寻仇，亦是不得了也。主席皮也，总理毛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九·一三」前夕，毛之能避掉「五七一（武起义）」的噩运；林彪之所以折戟沉沙，毛周合力，缺一不可，而在实际运作中，周之指挥若定，实远大于毛也。五年之后，汪东兴奉命捉拿江青时，曾对奉命执行的张耀祠说，要像以前对付林彪一样，「不动声色」。其实林彪事件，「九·一三」之前已酝酿有年，而能绝对的「不动声色」者，周丞相的羽扇纶巾之调度也，汪东兴算个屁？
林彪一死，毛还要搞「拉一派，打一派」，来对付周恩来，他就无派可拉了。最后黔驴技穷，把个泼辣的老婆也拉出来搞「批林批孔」，再来「罢相」一番，那就是失尽人心的天大的笑话了。毛氏横行天下数十年，盖世英雄也，死前被老周制得服服贴贴，窝囊到如此程度，而于青史长留笑柄，亦是二十世纪中的天大趣事。迨周先他而死，毛公余愤未了，竟拒绝参加周恩来的丧礼，也真是阿Q之甚矣。可笑也。以后如篇幅多余，当再一桩桩、一件件，分别作较详尽之处理，以留信史。此处只笼统的交代一下，言其大略，读者谅之。
也是毛公和四人帮的不幸吧，周公用巧计过多，心力耗尽，终于先毛而死。他如死在毛后，四人帮何敢夺权？四人帮不夺权，以周之一贯的作风来推断，江娘娘也不致锒铛入狱。如此则毛死周继「开放改革，匕鬯不惊，多好，哪又会让画虎不成的邓小平把坦克开上长安大街呢？若论政治策略之运用，实在是毛不如周也。邓小平承继周公衣钵，然与山高水长的老宰相相比，小平，小平，侬只是个五尺之童的小泼皮。在五千年国史上，萧规曹随的一幕喜剧演员而已，没太大经纬也？
找不到治天下的蓝图
总之，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直到他一九七六年寿终正寝约二十年中，除整人杀人之外，未做一件历史家可以大书特书的善政。海内外一般毛评家，大致都可同意说，毛泽东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但是大家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
笔者本人曾一再说过，毛泽东在近现代中国史上，最大的成就，就是自袁世凯以来中国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做而没有做到的「武力统一」。「武力统一」本身，就是个最大的成就。它是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上，能否复兴再起的最基本的条件。有此，就是百分之八十的成功。舍此，则一切免谈。中国一分裂，则一切完蛋。这也是目前江、朱等当政者，念兹在兹，曲不离口所谓「稳定」的实际内容。这个「武力统一」，就是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可是他的贡献也就到此为止。其它都是负面的。
但是武力统一了这么个大国（论人口是世界第一大国，论土地是世界第三大国），如何治理呢？总得有个蓝图嘛。毛公在打平天下之后，最有兴趣的蓝图，便是他所最向往的，也是我们老祖宗，行之两千年未变的「秦法政」，但是这个「焚坑事业待商量」的「秦法政」，毋待多说，毕竟不能再用了。毛有时虽也戏称「寡人」，戏称「朕」，并把丁玲「封」为「贵妃」（见丁玲回忆录）；对尼克松、季辛吉说他是中国古帝王的继承者，但是他只能在心中口中，过过干瘾，自我陶醉一番，真皇帝毕竟再也做不成了。
既然如此，那么毛公底第二套蓝图，便只有向「老大哥」学习的「苏联模式」了。开国之初，在农村、在都市，从「集体农场」、「自留地」，到「友谊商店」等等，苏联的确提供过数百十种模式，让中国来学习。不幸这些模式在四十年后，经实验证明，多半是不切实际的破产模式。学习这些破产模式，让中国浪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也就罢了。最糟的却是苏联的党政平行底两头马车的制度。而糟中之糟，却是他们自己也一直不能解决的党政领袖权力转移的问题和继承的问题。从二十年代的中期开始，苏联模式由于解决不了这个权力转移的问题，斯大林为争接列宁的班，就开始杀人了。不出十年，老史把苏联第二代的领袖，几乎杀得精光，他把他在列宁时代，联共中央「主席团」（Presidium）（编者按：当时叫做「政治局」）中的资深同僚同志，几乎杀得一个不留（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二位是幸存的例外）。因此一部二十年代的「苏联党政名人录」，几乎就变成斯大林杀人的名单。在这一名单的背后，受他们牵连的数百万古拉格劳改犯的悲惨命运，就不必多提了。
这个苏联模式显然是个一团糟的模式，当初孙国父的「以俄为师」，和后来毛舵手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如今已过去五十年到快一百年了，让一些「事过则知」的聪明的「司马懿」们，今日再回头一看，才知道当年拜错山门，而大呼负负，但是为时已晚，为之奈何？可是读者贤达，你我能错怪当年的孙公毛公吗？你我今日也都是一些不大不小的「司马懿」也。我辈当年，如果也有幸地加入了孙公蒋公的青年团、救国团；或做了毛公毛婆的红卫兵、三八式，还不是跟着去起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台湾的名作家柏杨，原来不就是这样的革命青年吗？后来头脑清醒了，才恍然大悟。乖乖，这一「恍然大悟」，对他有多大的代价啊。笔者不敏，近十年来在海外、在大陆，也碰到过几十几百个柏杨。大家痛定思痛，今日也都恍然大悟了。一错三十年、五十年，一辈子也就过去了，恍然大悟有屁用？个人如此，国家民族就惨不忍言了。
毛公是老一辈人物，他活到七十年代就翘辫子了；转型阶段未到，所以他是至死不悟的，也是真正的「死不改悔的」。他至死也不知道他找错了鬼谷子。拜错了山门，画错了蓝图，所以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了。我们贵国从君权神授的绝对帝制转向高度代议民主制，为时至少要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我们不断的犯错，不断的迂回，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怎能怪得少数英雄人物呢？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毛之不幸是他掌权于转型中期，歧路亡羊，不知道转型后的中国是怎样的一幅远景，可说是终身尚未闻道，就溺毙于三峡之中，做了个胡涂鬼。悲夫，我们这些后辈司马懿，怎能以「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来厚责古人。历史发展的阶段未到，虽贤者不知也，如之奈何？只是我国古史家，有所谓「诛心之论」。毛氏晚年为其方寸之私，要保权保位，而把个现代中国，弄到真正的「人相食」和「易子而食」、「父子相斗」、「夫妇告密」的绝境，冤死者数千万人，受害者逾亿，那就是其心可诛的无赖和独夫了。在十二亿同胞之前，历史家这样评毛，不算不公平吧。
只有「较好」，没有「最好」
再重复一句，在现代的文明世界中，所谓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最显明的区别，就是政治权力转移（甚至于政策的转换）过程中，杀人和不杀人的区别了。人民中国既然选择了苏联的极权模式，那么政治权力的转移，乃至正常政策的变换，也就非杀人不可了。因此人民政权在建国之初的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五六）一帆风顺之后，也发生了「七年之痒」，不但政策要变换，政治权力的转移也走上台面。现代政治观察家不知说了多少遍：集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为着集权不被滥用，所以才有人想出鬼主意，让他们彼此牵制，来他个「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嘛。这在现代政治学理上，便叫做「制衡制」（Check
& Balance）。权力有了制衡。有权力的政客，才不致滥用其权。
这宗老生常谈的学理，不但毛泽东嗤之以鼻，连喝过洋水，爱吃法国面包的邓小平，照样不懂。邓就说过，三权分立，等于是三个政府，没有效率，在中国不能采用。最近朱镕基总理不也说过，他派出来的人，比选出来的人，更为适当吗？这话原都是绝对真实的经验之谈，若不见，今日柯林顿大总统煞费苦心所签订「禁止核试条约」，签了字，还不是被美国参议院的政客，三下两下就否决了吗？八十年前的威尔逊总统曾手创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联盟」，但是美国国会和法院，却偏不许美国加入这个国际组织。朋友，这是什么个国家呢？不是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政府」，是什么个东西呢？
再看看台湾今日的政治，台湾今日学美国的三权分立，学的不能再像了。但是台湾这个蕞尔小岛，如今已被几百个政客，吵得天翻地覆。最近还要把个老顽童李敖哥，也拖出来竞选总统。李敖是绝对当不上总统的，但是也可因此名垂史册，因为他毕竟也是中华五千年史上，没有当上皇帝的黑头皇帝之一，跟林彪一样，纵使是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也是留名青史的。敖之，敖之，凭你这个嘴巴，你应该是下蚕室，遭阉割才对。今日你居然也当起候补皇帝来，跟邓小平一样，我辈同行，为尔骄傲焉。
不过话说回头，大陆这么大，如果也照台湾这样吵起来，那还得了？不说别的，这样吵来吵去，对财力人力，也是个无谓的浪费嘛。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富强都浪费不起，暗中还要搞「中国献金」；中国哪浪费得起呢？所以大陆上的江主席，望而生畏，因此要提出个「四不」原则来，不许台湾用台湾制度来「吃掉大陆」。朋友，你说江主席，杞人忧天？台湾行得，大陆行不得？真的，台湾吵得，大陆就是吵不得也。台湾只是个茶壶嘛，茶壶内起了风波，不会把茶壶弄裂也。大陆是个大水缸，水缸搅起风波来，就难免要缸破水流，无法收拾了。所以老江看茶壶而生畏，是不难理解的。试想今日大陆，如果也要找出个李敖哥来竞选一番，岂不天下大乱哉？所以老江要恢复「立储」旧制，也是另一种实验也。可是江主席今日在学袁世凯，来搞个「金匮石室」制，也是令旁观者担忧的。学不了威尔逊，就回头学袁世凯，总归是不大对劲嘛。这分明就是「转型期」所特有的现象了。
总之，一个可行的政治社会制度之诞生，原是智慧与机运相结合，经过反复底长期试验，才能慢慢地磨练出一个「定型」来（像传统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和近现代在英语民族国家中所施行的选举代议制）。纵使如此，也没有哪一宗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朋友，只有「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原没什么「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我们中国一行两千年的考试制度，就是个「较好的制度」，不但孙中山主张加以承继，今日大陆的共产党还不是要继续利用？更在扩大实行之。（注意：毛泽东却把这一制度恨得牙痒痒的反对到底，文革时期，那位教育部长张铁生原来就是一个在考试制度中「缴白卷」的烂考生。）因为考试制度，毕竟是比入党做官，较好的制度。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家，一向也没有说过，「民主政治」这位「德先生」是个最好的制度，而只是个较好的制度罢了。一个在文化转型期中的民族，总归要通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实验出一项适合他自己的较好的制度来，在目前中国，把李姓两位总统（李登辉、李敖）都弄得方寸大乱的「英美式竞选制」，和大陆上从电视连续剧上学来的雍正式的「立储制」，似乎均有待改进，才能实验出一个「较好」的和适用的「定型」制度来。所以笔者才敢擅自预料，我们要驶出这个动乱不定的「历史三峡」，恐怕还有四十年的实验要做呢。
从集体领导走向个人独裁
总之，时隔四十年，回头一看，从毛公于一九五八年所搞的第一次罢相运动之后，直至今日，大陆上还未实验出一个稳定的、较好的制度来。相反的结果却是，毛周二人这一无声之斗，在人民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上，却突然划出一道休止符。自此以后，共产中国的一切设施，皆以毛某的一言为定，举国上下，就再无政治体制之可言了。落笔至此，我不禁想起，在文革末期，第一次返国时，一位国内教授级的朋友接待我时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有政策也是一样的。」
读者同意否？人民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定鼎北京之初，制度上虽未尽如人意，然趋势上则一切看好也。至少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决策层次，看来是团结无间、行动一致的集体领导也。人民政府不是个民主政治，但至少是个现代化的「集体领导制」（a
modern
aristocracy）。在中央政治局内，高层的领袖们，为国为民，还可集思广益的，制订和执行一些有效的「政策」，可是在这次一九五八年的罢相争执之后，毛泽东虽驱周未成，却树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自此以后，在国政决策中，连国务总理周恩来，都不敢随意发言（见前篇末节），他人可知矣。如此一来，毛泽东就逐渐走向唯我独尊、荒淫无道的暴君行列，历史三峡之水，在漩涡中倒流，中央人民政府就变成变相的帝王专制的朝廷了。
本来嘛，对去古未远的中国来说，帝王专政，正如民国初年，来自美国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所说的，不但不是个坏制度，而且是个可行的制度。但是要采取这个制度则必须有两大前提：第一是人选的问题。做皇帝的人一定要具有中国古代传说中深具圣贤资质的尧舜。不幸在中华五千年史中，也只出现了这两个传说中人物，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要不那就出个希腊哲学中所要求的「哲学家皇帝」。而在中国历史传说中，除掉周文王之外，也就再没有第二个皇帝哲学家了。毛公坐在此龙座上，显然两者皆不是。
搞帝王专制政体的第二个前提则是，帝王专制，一定要有个铁定的接班制，庶几在老王死后，小王可以和平接班。没有这两个关键性的前提，那末帝王专政，就是现代文明中最坏的制度了。不幸的是，在我国第二次文化大转型中期，出现了帝王专制的回光反照的毛泽东政权。毛泽东基本上是个没有帝号的皇帝，甚至比皇帝还要皇帝呢。我想我们这项看法，今日大陆上千百位党史专家，也会完全同意的吧。
封建王朝的「宰相」是怎么回事
再者，在中国有两千年之久的帝王专制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应该说是最好的皇帝之一吧。但是一部《资治通鉴》也告诉我们，纵是圣主明君像李世民那样，有时也会滥用其权的。世民就时时自吹他「身兼将相」，偶尔也就有点得意忘形，可是他一看到那位守正不阿的宰相魏征，他就会立刻收敛的。有时他也为这个碍手碍脚的宰相，感到厌烦，要把魏征「罢」掉。相不到李世民却有个贤淑而有见识的老婆长孙皇后，他每次要把魏征罢相时，都被皇后苦谏而止，所以唐朝的「贞观之治」，卒能全始全终，造福万民，永垂史册。这和它那「较好」的宰相制，也是分不开的。
再回头检讨检讨我们及身而见的，红色帝王毛主席。中国今日已非帝制时代，搞搞集体领导的政府，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统治者实在不能再模拟皇帝了，而我们毛主席却热中为之。真的要做皇帝，那么您就学学好皇帝李世民也好嘛。毛公原来也的确有个魏征嘛，可是他偏把这个魏征，糟踢成一个和稀泥的周恩来，最不幸的他还讨了个糟糕透顶的老婆，她不但不能像长孙皇后那样，来致君尧舜上，她还要助纣为虐，把个老公弄得桀纣之不如，桀纣之君，荒淫无道，也不过搞点酒池肉林，逞逞私欲罢了。不像毛主席还要唱高调，来搞什么「大跃进」，把无辜的农民，饿死数千万，接着再搞个「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另外的几千万人弄得家破人亡，这就是传统史家所说的「桀纣之不如」了。我们实在无心要诅咒毛主席也。但是这也是过去五十年中，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我们既吃写历史的这行饭，又怎能昧着良心，硬说它不存在，视而不见的，加以回避呢？一直被写历史的人，承认为国史正统的当国者（legitimate
rules），也不应该讳疾忌医，否认这些铁的事实嘛。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想回避都是徒劳无功的。身为当国者，更应引史为鉴，不为暴君、昏君恶政护短，才能开辟出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新世纪来。如反其道而行，在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那就永无出峡之望了。
「大跃进」的序幕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大略的看看，毛主席的「大跃进」是怎样搞起来的。得机再辟专题作较详细的处理。大跃进的前奏曲，最早发端于一九五五年的冬季「一五计划」接近尾声之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共在毛氏有生之年，所搞的所有的五年计划中，最成功的一次；也可说是唯一做出结果来的一次。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增长指标，竟高达十八?七％农业也增产至三?八％。这项高指标的成就，虽然也包括「恢复生产」（rehabilitation）底数据在内，但是全国工农业生产，史无前例的增长则是铁的事实。
［笔者附注：在大跃进进行期间，中国大陆对国家经济情报，高度保密。当年海外（包括港台）学人，大都根据不完备的数据，对大陆经济成长，加以推断。结果与实际情况亦颇为接近。近年大陆上有关新书迭出，新史料亦源源而来，但数据也大致相同，参见「剑桥中国史」，卷十四，「人民共和国篇」，第七章。］
加以社会安定，动乱减少，全国也确有其海晏河清的远景，一九五五年底既然一切看好，人民中国的朝野两方，难免都有些由满足而走向骄矜的心态，中央自毛主席以次，多认为五年计划尚可加快，因此发生一些急躁情绪，而各方面执行干部，有的则由于片面加速生产，以致数据供应不足，而发生生产失调现象，影响了全国性的整体规划。这些现象在工农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都是正常而不难解决的小问题。因此以周总理和陈云为首的经建领导中枢，乃实行了一些所谓既反「保守」，也反「冒进」的实事求是的措施。这在任何正常「发展中」的国家，都应该是最正常的运作嘛。不幸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人民中国，由于政治问题日趋严重，「反保守」和「反冒进」，甚至如上篇所述的「反反冒进」都变成了政治皮球，被踢来踢去，终至演成个死人数千万的政治经济的大灾难，这就是所谓「总路线」、「三面红旗」和「大跃进」了。这大跃进反映在城市的工商业里面，就走火入魔的搞出个千古笑柄，「以钢为纲」的「土法大炼钢」；它反映在乡村的农业方面，则是所谓「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了。［对这两个题目作深入研究，资料丰富而可信，文笔也十分潇洒流畅而公正，可读性亦至高，可供一般参考者，下列专著，颇值一读：丁抒着「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九九六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全新增订本。共三七八页，作者为一科技教授。因成长于大陆，对书中故事有亲身体验，故旁及之，亦甚难能可贵也，专业读者有意接触第一手史料，入门之学，则下列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问题」，一九九三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卷，学术性与可读性均高，值得推荐。］
谨分类述其大略，以后再及专题，先谈谈「土法」如何「炼钢」。
「土法大炼钢」的历史闹剧
原来在「一五计划」完成时的一九五七年，中国钢铁生产量已达五三五万吨，这正是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时的钢铁产量，因而这也说明中国在解放后十年之中，钢铁产量已接近日本明治维新后七十多年的成绩，因此在「二五计划」中，国务院乃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订为六五○万吨。这项指标已属超额。但是为着十五年赶上英国（见上篇），则这一指标，就未免太慢了。所以在毛主席的心目中，钢铁生产应该「翻一番」才好。但是当时，中国重工业的基础，能否在已属「超额」指标之外，再来个「超超额」，甚或「超超超额」呢？这在经济学家的知识范围里（不论是计划经济或自由经济），都属于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神话，可是人民中国的建国本身，却原是神话变成事实。加以建国初期全国各行各业，在党的领导之下，内政外交、司法立法、经济财政、轻重工业等等，无一而非（如罗章联盟所说的）「外行领导内行」。在「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斯大林安慰毛泽东的名言，见上节）心理状态之下，不但毛主席不相信那些专家学者、小资产阶级的鬼话，全国上下那些做「领导」的行外干部，对专家的意见，就更是不屑一顾了。在一般干部的眼光里，蒋介石四百万大军，都可以摧枯拉朽的拉掉，那样凶狠的美帝，都可以打败，炼几百万吨钢铁算个什么呢？毛主席既然说得到，就应该做得到，再从毛主席的角度来看，群众的力量，是无坚不摧，无病不治的万应灵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何事不可为？在早期国际共产运动中，就曾有「胜利冲昏了头脑」（二战后毛的批蒋名言），和「假话说多了就变成真理；骗人骗久了，自己也会相信」（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流言）一类的话题，在五十年代之末，大跃进期间，党内各阶层中这类潜意识，显然是十分泛滥的。群众相信主席，主席依赖群众；主席完全依赖群众，群众完全相信主席……这个良性大循环，或恶性大循环，发起烧来，上帝就叫整个中国大陆上千余万的中共党员，和数万万黎民百姓，一道发疯了。
长话短说，二五计划中，原已超额的钢铁生产指标，终于被毛主席的新指标代替了，这新指标对钢铁生产的预计是，一九五八年的生产量是一九五七年生产总额五三五万吨的「翻了一番」，成为一○七○万吨了。这一个钢铁产量大翻身，据当时实际主管钢铁生产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事后的回忆，也是出于一个天大的偶然。原来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为想提高钢铁生产量，曾召见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并提供口头咨询。毛在池中问薄，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的指标能否翻一番？刚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个身，因而随口说「翻一翻」。毛闻言大悦，就说翻一翻吧。他二位决策者，因而就这样决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翻一番」，就订下了一○七○万吨的指标了。
［笔者附注：这个在游泳池里「翻一翻」的故事是根据国务院体改所前所长阮铭教授，听薄一波在文革出狱后亲口说的。见阮着「中国大陆无程序决策」载于一九九三年五月号的「中国之春」，复被丁抒教授近着「人祸：『大跃进』和大饥荒」增订再版所引用，见该书页五七，七九，然薄一波在其自己的回忆录里，虽然也承认他确是制订这「翻一番」计划的重要决策者，甚或是心甘意愿的帮手，他对毛的「冒进」横行，倒颇有恕辞，盖当时盲目乐观，因而具有冒进心态的高干太多了。薄一波本人，甚至刘少奇，皆在所难免。这大概就是所谓「谎话说多了，自己也相信」起来的心理问题吧，见薄着前书，下卷，「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页六九一─七○九。］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以及其它相关官方纪录，他们所订的一九五九年的指标，则为更荒唐的三千万吨;六十二年则为八千万吨到一亿吨。这个指标订得太高了，钢铁厂办不到，毛主席乃号召，为完成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的指标，乃于是年秋季开始，搞「全民大炼钢」，这也是因为当时各省的省委书记，都在主席面前夸口，他们各该省地方的钢铁产量是如何如何的茂盛。总合起来竟有七七○万吨之多，使毛主席龙心大悦，这现象在封建帝王时代便叫做「承旨」。（康熙皇帝以前为体恤汉族妇女缠足之苦，下诏「放脚」，立刻便有汉族大臣，专折上奏说，「臣妻先放大脚」，此次各省书记承旨，便是「先放大脚」的现代版或人民版。）毛主席既然发动了全民大炼钢，各省市和自治区的土皇帝书记，乃蜂起竞争，大炼钢铁，终于把各地人民的铁锅、铁床、铁门、铁锁、铁条、铁链、铁栏杆、铁丝网……铁钉、铁皮，凡是属于铁的东西，照单全收，投入土制小高炉，送九千万人上阵：上自大将军、大部长、大使、大教授，乃至国母宋庆龄、国妻江青，下至贩夫走卒，担柴、卖浆，以及幼儿园的小毛头。总之，农民不下田，学生不入校，夫妻不上床，一齐上阵，没昼没夜的来他个全民大炼钢。朋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土法大炼钢」了。终于把几百万吨有用的铁沙和铁制器材，炼出了几百万吨，在工业上一无可用的铁疙瘩，笔者本人于一九七二年回国探亲时，还亲眼见到过。
「土法大炼钢」一词，今日已变成世界性的成语了。它在中国语言里，势将和后主阿斗刘禅所制造的「乐不思蜀」的成语，和鲁迅所制造的「阿Q」一样，在中国日常词汇里，永垂不朽了。
「土法大炼钢」这一命题，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大学里，一定会有许多本最详尽的博士论文出现。纵是笔者手头的史料就足够一个「博士生」来写篇论文初稿，有暇不才亦当自理之。此处限于篇幅，姑且说个大略，乞读者谅之。下节再谈谈「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
回看一下传统的土地制度
咱们中华大帝国，在江泽民、李登辉出现之前，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一直便是以农立国的。我国古语说「有土斯有财」，土与财是分不开的。这种对土地的占有欲，不只是人类如此呢，禽兽亦不能免也。京戏的唱词里，有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争喧」，其实会唱歌的鸟，都是单干户。牠们唱歌都是先划定一块疆土（territory）来单鸣独唱的，同一疆土之内，牠绝不许第二只鸟来同声合唱。鸟儿们是不搞什么「黄河大合唱」的。那些不会飞的兽类，那就更是如此了。君不见狗儿欢喜零星撒尿？牠撒尿的目的往往是在划定疆土界限，不许别的兽类入侵呢。非洲的黑猩猩（chimpanzee）是一种群居动物。牠们的群（herd）都是有一定疆土的。群群之间，划疆而居，互不侵犯，偶有疆界之争，各群为着保疆卫土，发生内战，往往也杀得尸骸满山，惨不忍睹的。人类原是群居动物之一种，初民的部落也都是各有其划定疆土的。他们之间所发生的部落战争（tribal
war），十九也都是由疆土纠纷所惹起的。等到人类文明进入农业时期，一个部落的土地就为各该部落所公有。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里面，就叫做「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是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等到人类社会发展到奴隶或封建社会时，土地则属于国王和封建领主。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的奴隶或半奴隶（农奴），则是和土地分不开的（在中国近现代史里面，达赖逃亡前的西藏，还是如此的）。奴隶或农奴自己本身和家属，都和土地一样，是国王或封建主财产的一部分。在这种奴隶制或封建制之下的奴隶或农奴，都是在主人的鞭子之下工作的；他们自然不会发挥出最高的生产力。
在我国东周列国时代（公元前七七一年到二二一年），基本土是个封建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坚持此一时代是奴隶社会，但证据不太充足，笔者曾有专篇另论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代，动乱之源则是诸侯国之间搞土地兼并的战争。这战争一打五百五十年不断，把原先的数千个（据「汉书．地理志」所记录，至少有一十八百个）大小诸侯国，「兼并」成七个。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就被秦始皇独家统一成为大秦帝国了。在这历时五五○年的长期内战中，西周封建式的土地公有制（部落公有制的延续），就被彻底的破坏了。老的制度被破坏了，必然就有新的制度出现。事实上，秦国在统一六国时的一百三十多年前，就开始试行一种新的土地制度，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了。商君试行的这计新土地法，果然改善了这个落后的秦国的经济条件，使它一跃而为七国之首的超级强权，终于统一了东亚大陆，开创了中国通史中的帝国时代。
秦国的新土地法，所谓「废井田，开阡陌」，我们如果用中国最新的词汇来解释，那就是秦国把个原先已经瘫痪了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土地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废除了。改行「责任田」、「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借土与民」、「扩大自留地」，甚或干脆卖土与民，使农民可以私有土地相互买卖，相互租佃，相互竞争，搞「农业市场经济」，鼓励农业生产。这个「秦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反复试验，几经改良，终于在汉初落实成为一个两千年没有原则性改变的土地制度的「定型」。
毛泽东说「百代犹行秦法政」，这桩土地制度，就是这个「秦法政」主要的内容。其后两千年中，多少次，多少人，多少朝代，想改变此一制度，一个王家就出了两个重要人物，王莽（前四五－后二三）和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尤其是王莽，要彻底恢复古制，化私为公，可是二王都以失败告终。再如隋唐之间的「均田制」，乃至自汉以后历朝的「屯田制」，尤其是占「天下土地七之一」的明朝的「军屯制」，也都没有对传统的土地私有制，作出原则性的改变，太平天国史家曾人吹过洪秀全天王的「天朝田亩制」。事实上，那从头到尾，只是一张纸而已。
若论真要把这宗「千载犹行」的「秦制度（土地制度）」加以原则性的改变，王莽而后，实在只有我们亲眼看到的毛主席了。毛泽东要向王莽学习（王莽原是近代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英雄），复先秦之古，化私为公，最后竟然搞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来，表面看来很新奇，说起来更是玄妙无比的，「土地革命的高潮」，什么「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什么超越了马列主义底，「毛泽东思想」的「天才发明」，其实在熟读古书的中国历史家看来，毛氏的一切构想，皆未脱古人框架也。所以我们才敢大胆的说，毛公的政权是传统帝王政治的回光反照，小子岂敢谬评朝政哉？但是真理愈辩而愈明，我们倒竭诚欢迎各派同行史家严肃的指教。
再看看目前的资本主义
以上所说的传统土地制度，不是个好制度，甚至是个坏制度，但也不是左翼史家所说，是封建反动的「万恶之源」。上节已略述之，治制度史的人，不能说什么「最好的制度」或「最坏的制度」。他们只能在「较好」、「较差」、「可行」，和「不可行」之间，作其比较的评述。邓小平先生在发动他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初，有句名言叫做「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其实，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之际，那批了不起的政治家像刘彻（汉武帝）、公孙弘等人，所搞的「农业市场经济」，其目的也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但是这「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却有个发展的极限，那就是，你不许发展到「垄断」（monopolization）的程度。
最近两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史也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怕，便是它一开始就要搞「垄断」，不垄断，哪还有什么资本主义呢？所以美国人要不断地推行他们底「反托辣斯法」（Anti-Trust
Laws）。这一法令稍一放松就不得了也。君不见小毛头比尔．盖兹之窜升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富豪，十数年之间事耳。对这些小毛头不加管制，那还得了？
可是回看我们传统的农业市场经济，就不如此了。农业不比工业，工业集中在城市里，管理问题不大；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也易于推动；利润以等加速度递升，也不难做到（盖兹就是这样成长的）。我国传统的「农业市场经济」就不然了。它分散于农村，管理不易，农产品生产缓慢，利润不能递增；加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大规模生产，利润反要随业务之扩大，而作反方向的递降呢。加以农业经济中，不能实行「独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中国民间也无此传统。父死财分，三代而尽。所以中国历史上「土地集中」的问题，并不如想象中的严重。真正能搞土地集中的，历史上也只有「官僚地主」，差可为之。但这不是经济上「农业市场经济」制度的毛病，而是政治上「官僚制度」的毛病。
「官僚制度」才是个坏制度，它侵入农业经济，就会出现「官僚地主」；入侵工商业经济，就会出现「官僚资本」。这一制度的遗尽，在台湾至今亦未能根治，所以才出现「黑金」。在毛泽东政权下的大陆，则正是「方兴未艾」，吉拉斯所谓「新阶级」是也。但是毛泽东所制造的新阶级，重点在「权」，而不「钱」。所以今日大陆有个颇为「凡是派」所乐道的顺口溜，叫做「毛泽东干部，两袖清风；邓小平干部，百万富翁」。殊不知钱与权本来是一样的东西。毛泽东干部，虽然是「两袖清风」，却掌有「生杀之权」，所以才枉杀数千万。这比钱所引起的恶政，就无法相比了。
邓小平干部「百万富翁」，他制造了千千万万的「面团团富家翁」。至少不会杀人嘛。再者让他们「少数人先富起来」，拥有了斗大的「元宝」，我们多数人至少（且引用一句南京土语）「也可啃点元宝边」嘛。两相比较，朋友，这就叫做「较好的制度」（a
better
system）；「较好的制度」，更可晋级为「更好的制度」嘛。这就是江朱二公今日看好的远景所在了。好自为之，全民利赖，至可嘉也。后篇再续论之，这儿暂时煞车。
所以话说回头，历朝农民暴动，原因复杂；中国传统社会之生产力偏低，原因也不单纯。把他们一古脑儿归咎于土地集中，泰半都是于史实无据的。在中共主政以后，我们在海外也读过不少有关传统中国土地史的新着，就很少不带有政治宣传的偏见。近五十年来，大陆上社会经济史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当深入，但对土地集中问题，则始终还在假设的边缘打转也。所以中国传统的土地制度，纵使是个坏制度，但是并不是一个不可行的制度。因此它才能「千载犹行」，长期不衰。消灭这个制度，本是社会经济转型的问题，社会转型成功，它会自动消灭。社会转型不成，而误认为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或意蒂牢结的问题，那就「吠非其树」了。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谈谈人民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历史了。
土改分田「完全正确」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主张土地革命的激烈，莫过于中国共产党了，其实中共在建党之初，那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和他们背后的第三国际的决策者，沉迷于马列主义，对农民参加革命都是不太有兴趣的。马列二公都曾认为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不足与言「阶级革命」。共产革命是「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的专业；所谓「普罗阶级」（Proletariat），原义是古罗马的「市平」或「市贫」，是不包括「农民」的。所以那一时期的中共领袖们，像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高语罕等人所策动的群众运动，都以「工运」为主。刘少奇就是在安源煤矿，搞工人组织起家的。只有从农村出来的极少数青年共产党员，像彭湃和毛泽东才是以组织农民为专职的，热情甚大，在党中的影响则有限。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了，刘氏历史被抹黑。在安源煤矿组织工人的光荣历史，就被派给农民领袖毛泽东了。那幅有名的「毛主席在安源」油画中的青年毛泽东，多么英俊潇洒。但是与事实有违也。
［笔者附注：文革期中大陆上还有另一幅有名的关于「井冈山会师」的油画，画中人物应该是朱德和毛泽东，却被画成林彪和毛泽东了。据说朱德初见此画时，看到画中没有朱德，却有一拉着马的马夫，便笑着说，「那个拉马的应该是我了。」因此当年在大陆上搞党史和国史的职业人士，由于个人的恩怨，和政治的压力，述史画史，都难免有曲笔。纵是心存公道，也每因身在此山中，而难于掌握其全貌，我辈流落海外，虽史料不全，见闻有限，体验不足，但有失有得，在当代史学上，旁观者清，固亦不无其致力之虚，而自觉心安理得也。］
可是上述这个重工轻农的开始，长征以后就全面逆转了。八路军建军以后直至「进城」，以农村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就是个百分之百的农民政党了。土地革命因此也就变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要内容。但是吃一堑，长一智。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中共声明停止土地革命，所以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在其「民主根据地」中，所搞的土改只限于「减租减息」。可是日本一旦投降，毛公就立刻训令各解放区，把原先的土改，晋级为打倒地主，搞分田运动。不但「地主」与「富农」之田要分，「中农」之田，也不能保留。根据中共战后新政策，不但各级干部要忠实推动，土改还要从下向上，由「贫农」和「下中农」主动执行之。
可怜的中国，二战后的中贫农和中农，根据人民政府后来的官方统计，要占全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见「历史全鉴」，一九九六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卷一，页一八】，也就是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上下，经毛主席这一号召，地下消息不胫而走，大家摩拳擦掌，全民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就倒向共产党了。执政的国民党原来也有它自己的工农政策和土地政策嘛。不幸自蒋以下的派系，这时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只顾在收复的都市里，搞其「五子登科」和派系倾轧，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是不在他们兴趣之内了……。老实说，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便是从失去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开始的，不算胡说吧？相反的，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也就是从掌握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开始的。朋友，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中说，毛主席「完全正确」，你怎能说他不是？
「高级化前土改后」
不过刘少奇所说的「正确」，实在只是从两党斗争的政略和战略出发的。可是要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实际问题，那就自当别论了。因此中共建国之后，为着完成其土地革命，并把农村建设纳入正轨，乃于一九五○年六月颁布土改新条例，而推行之于全国。
深入研究人民政权的土改史，那将是一本巨着，三言两语概括之，我们可以说，全国农民在分田之后，所得到的平均地产，根据中外经济学家的统计，在中国的东南和华南的「鱼米之乡」，人烟稠密之区，则一家五口，只能分到可耕之地约三市亩（半英亩）。在华北西北一带贫瘠地区，或可多分若干，而产量则递减也。不论江南水乡，膏腴之地，物产是何等的丰盛，以半英亩土地的农业产品，来养活五口之家，在一个先进国家，乃至联合国所认定的生活标准上，都只能算是在「饥饿线以下」（below
poverty
line）。在一个有数亿人口的大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生存在饥饿线之下，则这个国家只能算是个乞丐国家，在这种国度里搞「农民暴动」，确可帮助农民领袖们，打天下，做皇帝，但是他不能解决真正的「农民问题」。
记得就在中国农民分地、热火朝天的五十年代之初，纽约有位华裔朋友，在郊外住宅区购置一小屋，并招待亲友，作诗自娱曰：「购得美洲半亩地，移来中国数株桃……」笔者当时敬陪末座，曾向同席的美国朋友和学生们说：「主人这块半亩地，数株桃，在中国一家五口要赖以为生呢。」这一铁的事实，曾说得举座皆惊，认为不可想象也。
可是纵使如此，中国农民那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还是火热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农村自鸦片战争以后已破产百余年。对一般贫下中农来说，他们已三代五代，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如今毛主席能给与三亩荒田，也往往是三代五代始第一次拥有土地，也算是耕者有其田了，能不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戴德？
不特此也。为着耕种这数亩恩田，你得购买耕牛，置办农具（如水车、犁耙等物），三亩小农，如何能购买得起？为农民着想，两袖清风的毛主席干部，乃劝导农民组织「互助组」，集资买牛，购犁，轮流使用，互助合作。这一德政，真是引得农村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三年之后，在「一五计划」发轫之时，「互助组」更奉命扩大为「初级合作社」。盖在互助组中，互助合作者不过数家。欲集体使用化肥，学习驾驶拖拉机，则非数十家合作不为功。这样则「初级合作社」之组织，就在所不免了。
可是中国农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保守成性的。做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单干户，本是农村的传统。为着购牛积肥，互助合作一下，还可勉强，真搞起合作社来，胆小的农户，就有点怕怕了。因此初级社之组合，曾偶有阻力，稍久终能相安。加以历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真是百年所寡有。因此人民中国开国初期的七个年头，对中国农村本身而言，也可算是一段，为其后数十年受尽折磨的苦难人民，所怀念不置的，所谓「高级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啊，可惜为时太短。一九五六年实行「高级化」之后，多难的中国农村便再度坠入深渊，几至于万劫不复了。［这句「高级化前土改后」，形容「黄金时代」的顺口溜，原为一九五八年冬毛主席在郑州会议所引的当时农民的语言。足见毛公其时并非不通下情也。见丁抒着前书，页四一，引自清华大学「学习数据」。］
一九五六年是个难关
一九五六年后的中国农村，为什么又再度遭劫呢？这就说来话长，原因复杂了。我们大致可分为三项，来试作解释：
第一，五十年后，我们回看「历史三峡」中的潮流，可以大胆的说，人民政权原只是转型期中的过渡阶段之一，它对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只能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理，后来所谓「黑猫白猫」是也。搞不出个「定型」来，则老病新疾，就会在短期中，作周期性的循环了。毛泽东似乎也看出这一特征。他的解决办法便是「在大乱中求大治」，所以在文革期间，他也说过文化革命，每隔六七年就得重复一次。
第二，社会无定型，则处理社会问题，往往不能对症下药，「汉书」上说：「有病不治，得乎中医。」那就是说，医师治病，好医师固能把病治好，坏医师则可能把病治坏，所以「有病不治」，等于找一个「中等医师」。治现代中国的社会病，却治死了三四千万人，那就不如「有病不治」的好。而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里搞「反右」，在农村里搞「高级化」，就是这个「治丝愈棼」，和「药石乱投」的开始。七年之痒，此其时矣。
第三，在「人治」依然重于「法治」的转型末期，则国家社会一切运作，还是靠「政治挂帅」。因此政治如果出了问题，不论是暗潮，还是明浪，得不到解决，如上篇和上节所述，毛周、毛彭、毛刘、毛林之间的许多政治问题，愈来愈严重，则其它相关的社会经济设施，就必然随之搁浅，甚或滋生并发症，而每下愈况，终至不可收拾。所幸万乱之源，集于一人，此人一死，则所谓「人死病断根」，大家在「带泪的微笑中」（smiling
through tears）一切再从头搞起。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谈谈一九五六年以后的共产中国里，毛泽东政权阶段的历史了。
从「反反冒进」到「人民公社」
先回头看看政治挂帅，人民中国建国七年的「黄金时代」，成绩斐然，唯独它对帝制转民治；人治转法治的进度，鲜有足述。甚至对最迫切的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均在原地踏步，一筹莫展，甚至于大开倒车。等到黄金时代结束，在体制变革的需要中，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都有其必要之时，这架硕大无朋的政治机器，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期间，就开始抛锚了。这一抛锚，引起的骨牌效应，问题就大了。上篇已略作交代，不再重复。
再看看工商业，士节亦已略述之。「一五计划」原是毛公有生之年最成功的一次的五年计划。「一五」结尾时，「以钢为纲」的钢铁产量已达五百三十五万吨，以后按年递增，连赫鲁晓夫也为之咋舌。可是在一九五六年后，也就煞车了。它之所以煞车，上篇也已交代过，实在是毛主席和薄一波两人在中南海游泳池中「翻一翻」的结果。翻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出不了货，一人当国的毛主席就开始发烧，要搞「土法大炼钢」，来补其不足。结果铁疙瘩倒炼出了几百万吨，钢铁产量基本上是倒退了。
没有钢，饿不死人，问题不大，顺序影响到农业生产。民以食为天，人民没饭吃，问题就严重了。原来在「一五计划」的后期高潮中，那项「以粮为纲」的中国农业生产，也逐年创立新高峰。根据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就开始在农村推动所谓「合作化运动」了。那就是集「单干户」，组织「互助组」；再集「互助组」组织每单位包括数十农户的「初级合作社」（简称「合作化」）；接着再合并初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百家，乃至千家以上的「大社」，或「高级合作社」（简称「高级化」）。百尺竿头，如果更进一步，那就合并高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个，数十个，乃至数百个高级社，共有社员农户千万家的「人民公社」了。这个「人民公社」，和原先的「合作社」，在性质上是有霄壤之别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制。合作社员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各社员农户可保留各自的私有财产。合作社社员是可以自愿入社和自愿退社的。
「公社」就不然了。「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建制。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所有公社的社员都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没有私产的。个别社员除保留「一碗一筷，一铺一盖」之外，全部私产，涓滴归公（正因为如此，那时农民在被迫加入高级社或公社之前，都要把私产耗尽才赤手空拳「入社」，有的在三天之内要吃尽三月之粮，竟为之胀死）。但是公社内吃大锅饭，毕竟不要钱，大肚汉在公社食堂中，各吃所需，胀个半死，也无人过问。六亿同胞如果都能大办公社（包括城市公社），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的中国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了。推而及于全球就世界大同了。
朋友，这就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境界。你能说这一思想不高明不伟大？毛主席要把这一思想内容首先在中国的农村里加以试行。那时所有有思想的中共各级干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可说无人不服膺这一理想。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时间（Timing）的问题，快慢的问题；和实行程序的问题，方式的问题。
因此在「一五计划」快要胜利完成之时（一九五五─五七年间）高高在上、满脑理想、信心十足而意气风发的毛主席，和一些同意毛氏，或以毛为攀援之树的少数高干，像柯庆施、康生等人，就和当时党中那些目不暇接、日夜干活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子恢、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李先念等等实际工作者，就发生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差别了。
老实说，这一分歧，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的现象。但是只有在法制严密的国家里，才可得到和平合理的解决。试看美国开国之初，开国元勋的杰斐逊和汉弥顿，不就为着重农重商的问题，相持不下。其时高高在上的华盛顿，不就亲汉而黜杰。逼得杰斐逊一怒辞职，另组新党，竞选总统，实行他自己底重农轻商的朴素民主主义？但是美国当时的各项客观条件，却有利于汉弥顿的资本主义，终使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再度和平的转回汉弥顿路线，以迄于今。
可是这一相同的问题，在中国政治里，就变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从一九五五年起，毛主席这位理想家，就认为「一五计划」太慢，要大力加快，一翻再翻。并藉柯庆施等激进派为前锋「冒进」了起来（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篇笔误为市长，便为更正）。周、陈、薄等务实派专家，则认为翻不得也，一翻就要搅乱全局，大出纰漏。他们不察就里，还在继续呼吁要「反冒进」。可是那在暗中策划冒进的毛主席不依了，在上篇曾约略说过的「南宁工作会议」（一九五八年一月）里，乃揭开面纱，挺身而出，公开的领导「反反冒进」运动，并强迫周恩来自己承认是「促退派」，并企图加以撤职。据周恩来秘书事后的回忆，周公就为那一点点的犯颜直谏，被毛某强迫去「亲撰」（不许秘书代笔）认罪、坦白、检讨书使周公夤夜一人枯坐于办公房内，执笔流泪，使守夜不能成眠的邓大姐，也心焦不已。随后陈云、薄一波等人也都被迫「认错」、「检讨」；对刘少奇也被迫承认「头脑没有主席清楚」，而由「反冒进」转为「反反冒进」。因此在全国一片冒进声中，在全国「土法大炼钢」，百万座「小高炉」的熊熊烈火照耀之下，中国农村里原有的百万个初高级的「合作社」，在数周之内，就被合并成两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个「人民公社」了。所有的中国农民从此也就都能「吃饭不要钱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了。
饿死三千万贫苦农民
上述这个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的天堂之在中国出现，是人民中国建国十周年的事。距今已整整四十年了。这个天堂，其后一直延长了三年。其实际结果是在天堂里发生了数千万人民的「非正常死亡」。说真话，就是农村里面的农民，有三四千万人，被活活的饿死了。但是当时中国农村大量饿死人的实际情况，由于党和政府对信息封锁的严密，不但国外毫无所知，连大陆上的城市居民，如在农村没有亲友，也只是糊胡涂涂，一知半解，不知其情况之严重也。笔者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返国探亲访问，只略知童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多半死亡，固不知其死亡的原因是「饿死」也。但是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是今日世界任何史书上的大事。纸包不住火，二十年后，消息渐出，全世界，尤其是，「事过则知」的华裔司马懿，无不为之大惊失色。但是在这三年之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就言人人殊了。今后可能也不会找到精确的数字。但是国际人口学者，根据中国大陆历届人口调查的数据来统计，这三年（一九五九─六一）在中国大陆上所发生的「非正常死亡」，其底限盖为二千五百万人。根据从大陆移民出国的丁抒教授，很细心而可信的估计，则非正常死亡底限，应为三千五百万人。【见丁着前书，页三六九─三七四，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再根据陈一谘先生告我，他是在当时的国务院，亲身参加调查所作的估计，三年之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总数，约在四千万和六千万之间。陈君当时在国务院任职，曾亲身参预对中国农村受灾情况的调查，并在笔者的故乡、受灾惨重的安徽省肥西县实地调查，住过甚久。后来党和政府为着扭转灾情，更新制度，乃实验出「包产到户」的「安徽经验」，由各省前来「取经」模仿。这项「安徽经验」，便是陈君帮助一位不惜舍身饲虎的地方青年干部郭崇毅（也是笔者的一位近亲表弟，他保存有大量原始史料，并撰有专著），不顾死活地顶出来的。这项经验，一谘曾为我在纽约简述之。因为他所提出的，四千万到六千万的总数，纵有点情绪，也绝非信口开河也。
人是怎样饿死的
既然饿死这么多人（在中华五千年通史中，所有暴君所般的人，加在一起的总和，恐怕也达不到这一数目呢），读者或许要问，这么多人是怎样饿死的呢？政府为什么不加防范？不加救济呢？据说闯此滔天大祸的毛主席，后来也知道死人不少，而可怜的农民，宁死也没有揭竿而起，来暴动反抗，毛主席为此还把农民的善良褒扬一番呢。朋友，岂今日农民比古代农民更为善良哉？今日的极权政府，管制之严密，岂古代专制政府，所可望其项背哉？古代农民可以揭竿而起。现代农民，你敢？这就毋须多加解释了。
至于人是怎样饿死的呢？没饭吃嘛。粮那儿去了呢？政府征去了嘛。政府为什么要如此起征呢？大跃进嘛、冒进嘛。毛主席在都市中号召。工业要「以钢为纲」，要全民建小高炉，搞大炼钢，生产要翻几番。翻得遍地都是铁疙瘩。毛主席在农村号召「深耕密植」、「以粮为纲」。要把粮食产量翻几番。农民翻不出就饿死人了。奇怪了，粮食增加不了，又怎曾饿死人呢？教授有所不知，咱中国是个古怪的国家呢。粮食产不出，还要虚额上报；按虚额缴税。公积粮缴之不足，就缴口粮，甚至种仔粮也得上缴，这样，青黄不接之季，就饿死人了。谁个混账东西，来强迫农民，饿死也要超额缴税呢？干部嘛，省委书记嘛。他们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大家都要抢着「放卫星」，虚报生产量，还要抢着超额报税，向毛老大讨好嘛。农民的死活他们就不顾了？当了干部，当了官，谁还去管什么人民呢？……就是这么简单，三千万农民就活活地饿死了。
死了这么多人，政府为什么不早为预防呢？它不超额征税，不就是预防了吗？但是它又怎能不超额征税呢？有如此灾荒，中国原可向国际购粮赈灾，也可向国际报荒，请求赈济。但是一向就鼻孔朝天的毛主席，又怎能向帝国主义乞怜呢？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毛主席大办公社，办死了三千万人，在历史上剩下的也就只是个「统计」了，夫复何言？
──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北美洲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山西省辽县牺牲。林彪元帅悲痛万分，当着左权夫人刘志兰的面，写下长诗《悼左权同志》，并念给刘志兰听。
后来，这首诗以“凌霄”的谐音笔名发表在1942年6月1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林彪元帅唯一的长诗。
2007年12月9日，100多位将帅后人在北京阜成门的一家宾馆聚餐，纪念林彪元帅诞辰100周年，林豆豆当众朗诵父亲这首泣血的悼诗……
左权！
亲爱的同志，
亲爱的战友，
你！
你躺下了！
在你鲜红的血泊中躺下了，
静静的无言的永别了。
我惭愧，
我们本来是在一起的，
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一起战斗。
然而当着你战死沙场的时候，
我却没有亲自在你旁边，
看着你、救护你、抚着你
行将停止的脉搏跳动的手
握着你
脉搏跳动停止了的手，
马革裹尸还葬你的遗体。
当着噩耗传来的时候，
我从谈笑中立刻转入了沉默，
堕入了沉思：
“这是巨大的损失！
可惜一个忠勤笃实的革命者啊！”
回忆，
何忍回忆！
何从回忆！
但又何能抑制这自然的回忆？
大概是1931年吧！
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一个办公室内，
你坐在办公桌旁正在孜孜地书写。
你是那么谦虚，
毫无一点骄气，
你完全大别于当时某些留洋回来的人们，
神气十足，
鄙视别人是狭隘经验论者的习气。
然而你在国外学习的成绩却是很好的，
你在黄埔一期也是一个卓越的。
1932年我们东征打下了漳州，
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
在工作中你显出了良好的品质，
你不说空话，
你忠心干实事。
后来回师江西的时候，
忽然一个政治谣言竟然撤去了你的军职。
你从容地、泰然自若地回到后方，
那时我们就此分别了。
然而一个忠勤笃实的印象深留在我的脑子里。
在前方常看到你的一些有益的译述，
我们非常地欢喜。
在五次反“围剿”时你被调到同我们一起工作，
这时恰是红军最艰苦时期的开始。
从此无限繁难的工作昼夜围在你的周边，
敌人逼得我们是那么的紧，
只要我们一丝疏忽，
就要无益地丧失成千成万同志的生命，
就会放过了毁灭成千成万敌人的良机。
你所处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
你真正尽了组织战斗的重任，
白天行军作战，
夜间又要计划周详，
指挥有方，
电话机子成了你枕旁经常的陈设，
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来。
你倦极了，
清醒的神志到底抵不过过度的疲劳，
电话，一次再次的电话！
过度的繁劳使你好说梦话，
你的梦话我常听到，
你所说的句句都是战斗的安排。
见你过度的疲劳，
我心中实在不忍，
然而你的战友也是困倦不堪的，
又何能替你分劳！
记得吧？
亲爱的同志！
多少次的险恶的战斗，
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
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混战的漩涡，
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
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
我们曾各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
拦阻溃烂的队伍和敌人反扑，
子弹炮弹炸弹，
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纵横乱落，
杀声震荡着山谷和原野，
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扑在你我的身上，
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
我们是越打越起劲的，
当着人们面色苍白失去智慧的时候，
我们却更加奋发聪明起来，
也更加有点野蛮起来了。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忘记其他一切，
你在这时常警告着别人隐蔽身体，
一颗耿耿的忠心，
至今想来犹使人忍不住感激的泪。
无泪的，
左权同志！
你虽然死了！
但你的灵魂仍然活着，
活在我们的心间，
活在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心间，
无疑的！
我们，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
坚持着，
继续前进，
我们一向所欲解决的问题，
是一定要解决的，
一定会解决的，
你瞑目吧！
我们会做好的！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作为，今天的各种评论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对他的品格都是肯定的，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众所周知，彭德怀个性倔强、孤傲。这种性情一方面表现为他在战争中的勇敢、无畏，以及后来的刚正和坚忍；而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则是骄横跋扈、心胸狭窄、目中无人和睚眦必报。使用这样的贬义词形容彭德怀这位悲剧英雄颇为不敬，但为了分析他这位历史人物的种种行为因果，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回避。一个普通人具有这种个性并没有多大麻烦，然而一个政治人物则会使得自身、他人以致历史风云因此而变换。事实上，由于彭德怀长期处于敏感、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个性就成为他给别人和他自己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对于彭德怀的人品有所保留，就是从这一角度而言的。
我曾接触过一位从江西时代就与彭德怀很熟悉的老将军，他对彭的个人评价只有很无奈的一句话：“彭总这个人呐，他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尽管公开的史料中有彭与朱下棋的故事，而我还是相信这句无奈的话。至于看不起朱总司令在军内和党内意味着什么，就要牵涉到对朱总司令本人和许多高级将领的评价，那就扯远了，如有兴趣，另外讨论。在这里仅仅引用这句话让你我对彭德怀的个性从另一方面多了解一点。
国内战争结束后，彭德怀在历史上的主要标志是三件大事：朝鲜战争，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全军和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不用说了，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前两件事其实给最后一件事埋下了不少伏笔，而公开的史料很多问题避而不谈，刻意维护人物的历史形象，但蛛丝马迹还是不少。下面我就说说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和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分析，以作茶余饭后的消遣。
说到正题之前，我还想分析一下朝鲜战争的人选决策，只是题外话而已。中国参战前，志愿军司令一职的人选不好决定。对方是战斗力很强的美军，我方拟第一批入朝的部队是当时为准备参战而调五个军组建的东北边防军，都是四野的部队。故而志愿军司令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人能力上必须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二、个人资历上必须能镇得住四野的骄兵悍将。符合这两点的人很少。后来的十个大将中仅粟裕一人具备这两个条件，而他当时在负责对台湾方面的军事行动无法脱身。四野出身的大将萧劲光、黄克诚缺乏第一条件。全军其他类似地位的几个人如萧克、李达、刘亚楼等等都不具备第二条件。人选只能在后来的十个元帅中产生，而其中半数以上也都不行。朱总司令不可能；贺龙、徐向前国内战争时只担任了兵团级指挥，没有骄人的业绩，徐更不具备第二个条件；聂荣臻军事上不行，且在北平市市长任上；罗荣桓是政治元帅；叶剑英一直是个总参谋长的角色，上战场差点儿；陈毅与荣臻一样，军事能力有限，且在上海市市长任上。人选只有彭德怀、林彪和刘伯承三人了。刘当时已经急流勇退，辞去本兼各职，由贺龙接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本人只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他年事已高，战伤累累，而且毛泽东对他素有看法，对此我也可另外分析，总之刘伯承是去不了朝鲜的。人选只剩下彭、林两位了，林本来最合适，四野是他的部队，他的军事能力绝对在彭之上。但他也确实有病，而更重要的一点你已提到，是他自己不愿意。当时政治局和军队高层不主张出国作战的是多数，建议在东北采取防御态势的大有人在，林彪也是其中之一。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历史没有给予它证明的机会；而彭德怀则是少数主张出国作战的人之一，因而由他担任志愿军司令是最后的选择了。人选的重大决策必然要顾及当事人本身的意见，否则强人所难也是不明智的。当然，决不能排除彭、林两人的个人因素，在此点上彭胜于林。但我认为目前流行的看法，完全是由于一人“怕死怯战”而另一人则“见义勇为、主动请缨”才会形成了这段历史的观念，多少也是要打点折扣的。
朝鲜战争先后参加志愿军的部队，二、三、四野的部队都有，恰恰没有彭德怀一野的部队。入朝时，其总部机关只是一个兵团级指挥部，还不是彭德怀的部属，从文学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彭德怀是只身奔赴朝鲜前线的。而当时除三野有对台作战任务外，一野王震进军新疆是兵团级的行动，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上的军事意义，因为新疆已经和平解放，陶峙岳、鲍尔汉完全控制了局面；二野进藏也是兵团级的行动，主力已分散剿匪；四野的海南岛战役已结束，主力态势与二野相同。因此当时给彭德怀配备一个完整的野战军总部不是不可能的。我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准备时间过于仓促，同时最高决策层包括彭德怀本人对后来的战争规模估计不足。而彭德怀在指挥他所不熟悉的部队和将领时，他的个性又使他“树敌”过多，为日后他在党内军内造成了许多反对派。入朝作战准备仓促，作战方式生疏，初期某些部队作战不利在所难免。然而彭德怀对此处理得过分简单粗暴，伤人过甚。第一次战役时三十八军的行动迟缓，既有敌前侦察不利的因素，也有总部情报误导的因素。然而彭德怀却严厉斥责梁兴初“怕死”，威胁要“斩马谡”；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作战英勇，彭德怀便立即写下了名言“三十八军万岁！”。实际上，一次战役只是团级规模的遭遇战，二次战役各军均有战果，三十八军还不是战果最大的部队，彭的这种大起大落的带兵方式则对各军将领产生了不少负面效果。而到了三次战役后期，同样一个三十八军担任阻击，就有军级指挥官说出“如果由林总指挥，怎么也不会让我们主力与敌人拼消耗”这样的话来。另外，彭德怀一向对与他同级的将领持有蔑视的态度，“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而参加朝鲜战争的恰恰都是这些将领带过的部队，彭的个性使他在处理这些上下级关系时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矛盾。五次战役后彭与三兵团司令王近山等人检讨战役过程，对原属二野的三兵团他竟说出这样的话：“人家是专家，我是丘八，你们不都是刘伯承带出来的么？刘伯承不是挺讲战术么？你们怎么不讲战术啦？”如果朝鲜停战后，彭德怀的政治军事生涯到此为止，他的这些行为也无可厚非。傲慢骄横的将军并不鲜见，打胜仗才是真的。然而，历史却偏偏要把他再推到“政客”的位置上，而被他伤害过的将军们也将要在政治舞台有所表演，彭德怀的个性就完全失败了。
下回我将写给你彭德怀主持军委期间的一场运动和某些将军后来在文革之中对彭德怀进行报复的实例，都是不曾公开的。上述朝鲜战争的内容则在不少书籍中有迹可寻，都是支离破碎的，只是著者无心，而我读者有意罢了。
为了让你对我将要写给你的事情有个更生动的了解，请你先考虑一下几个历史事件——
刘伯承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到五五年，突然离任。继任院长的是宋时伦上将，学院的档次一下子差了两级，此后这所学院便默默无闻了，为什么？刘伯承从此再未担任过有实权的军职或政职，以他的能力和他对军队影响力，这不符合当时的惯例，为什么？五十年代初，解放军是五总部建制，除现在人们所熟悉的总参、总政、总后外，还有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察部。这些庞大的总部级机关为什么到五十年代末都没有了？那些干部到哪去了？叶剑英在国内战争时任总参谋长，地位在十个元帅中仅次于朱、彭，其在党内的资历甚至超过了彭。为什么在十个元帅中他竟列名“副班长”？萧克在七十六员上将中名列第一，为什么在五十年代末他竟然在国务院最小的一个部——农垦部担任副部长？五七年反右风潮席卷全国，而军内总部级的大机关好象却不见动静，为什么？他们当时在干什么？庐山会议后军内批彭进行得十分顺利，“九·一三后”军内批林可就很费了一番气力，两者为什么不一样？在具体探讨这些历史问题之前，我还想谈点别的题外话，对你提到的某些事说说我的看法。
在此先说说彭德怀“功高震主”的事，也算是题外话。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分主持全军。当时中国体制学苏联，国防部长权力极大。注意这一点苏联军队是没有中央军委这级建制的。一九五六年一江山岛登陆战役时，战役发起命令就是由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而不是由中央
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而同时代国际上是冷战最激烈的时候，两大阵营互不相
让。由于彭德怀在朝鲜顶住了美军，苏联赫鲁晓夫在他访苏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他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钢铁卫士。而毛泽东一向对与苏联接近的人深恶痛
绝，国防部替代军委掌军的体制更不会让惯于独裁的他接受。彭德怀是个军人，不是熟练的政客，对毛泽东的心理不可能理解。无形中他已成了毛泽东反苏的牺牲品。顺带说一点，此前已有高岗受苏联支持的前车之鉴。最后是高岗上吊，陈光自焚，饶漱石终身监禁，可想而知后果之残酷。由于此次党内斗争是毛授意邓小平主持的，故而成了今天党史上最铁的铁案。彭德怀对此警惕不足，成为下一个牺牲品，也是他非政客的个性使然。至于“功高震主”，不过是后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在演义历史。你我都清楚，彭德怀从未有过能威胁毛泽东地位的言行，不象林彪，发过行动手令。毛泽东在庐山所说的“上山找红军去”的话，不过是他在极力地强调自己对事件的强硬态度。毛泽东是文学家，他一生之中类似这种夸张的、文学色彩极浓的话比比皆是，我认为不能由这些话去认定当时全党全军已经面临分裂的局面。事实上，毛泽东讲这些话之前，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在会议上已经有人持反对意见了。支持者主要是张闻天和周小舟；反对者主要是上海的柯庆施等人，在毛泽东直接表态之前，柯庆施就已称“意见书”为“毒草”了。而此时多数中央委员在静观风向，等待毛泽东表态，就是想要分裂也无从分裂起。彭德怀在毛泽东发言的会后也并未退让，他的“屈服”是在多数中央委员群起而攻之之后。所以我认为“庐山的这场斗争”远远没有危急到党军两方即
将分裂的地步。后人为了否定毛泽东，在彭德怀头上加了“为了全党全军不致分裂而牺牲自己”的光环，彭总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越扯越远了，干脆扯下去,说说黄克诚大将吧?
黄克诚是上过井冈山的，堪称是毛泽东的嫡系将领。我听说过他在井冈山的一件事，结合庐山会议上的他，使我对他的人品极为敬佩。井冈山时期红军物资极为困乏，以至于有“朱军长挑粮上井冈”的故事。当时红军是不发军饷的，这在中国历代军队史没有先例，连土匪武装都要发饷呢，否则部队就要溃散。黄克诚当时很不理解这一点，认为如不发饷部队很难维持，他直接找毛泽东要求发饷。而毛泽东则以他特有的雄辩向黄克诚详细阐述了“人民军队”的构想和原则，使黄克诚心悦诚服。此事如果换一个人，很可能从此就对毛泽东产生迷信，实际上不少人对毛泽东的迷信就是从这样的一些事情上开始的。而黄克诚佩服毛泽东，却决不迷信于他。历史上他对毛泽东提出过多次不同意见，从未因毛是领袖而退缩。庐山会议时，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他上山是在毛泽东已经发出了“上山找红军去”的表态讲话之后。当时三个政治局常委一同约见他，即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向黄克诚通报了会议情况，给他看了彭德怀的那份“意见书”，希望他表态。三巨头共同到场，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见导向，足见对他的“恩宠”了。试想，彭德怀在提出意见时尽管出于公心，也绝未料到会演变成如此的结果。而黄克诚则是在一切都已明朗了之后，完全清楚后果如何的情况下上山的。而就是这位黄大将，在读过彭德怀的“意见书”之后，当着三巨头的面，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同意这封信里的意见。”在接下来与刘、周二人的辩论中，话题无意间涉及到了战争年代四平战役时的一件事，毛泽东插话打圆场说：“那是我决定的。”而黄克诚，就是在这种细节上也一步不让：“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壮哉，黄大将！自延安整风之后，敢对毛泽东当面说出这句话的，全党全军仅此一人！
这些都是我那个主题之外的东西，可谓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
让我们还是回到关于彭德怀的个性这个主题上，观察一下他在五十年代的作为。
先谈谈刘伯承的事吧。这一部分的内容大多散见于公开的史料中，尤其在刘伯承的传记文字中有所涉及。但都刻意回避了彭德怀的名字，把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而实际上，毛泽东尽管对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负有责任，但在不少情况下他并不是具体事件的发起人和执行人，只因为作为最高领袖的态度对于事件的进程起着左右的作用，别的人则借助他而创造了历史。在毛泽东被否定的今天，墙倒众人推，鼓破乱人捶。功绩人人有份，“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历史罪过则全堆到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别人的历史责任得以解脱，结果是把本已混沌不堪的历史搅得更混。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回国主持全军，在军委中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此前他从未有过如此之大的权力。然而让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五三年到五九年的军队建设，实在可以说是乏善可陈。除了向苏军体制靠拢外，在正规化方面没多大进展。而就是向苏军体制靠拢这一条路，也因人为因素而倍受干扰。彭德怀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朝鲜尚未停战前，刘伯承就在南京开始对全军高级将领进行轮训。让这些不少是半文盲的老兵痞走上正规军人的轨道谈何容易？他们个个身经百战，军功显赫，军校的教官却只是国军的留用人员。“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轮训的艰难可想而知。而刘帅从红军时代起就是军队正规化的极力推行者，他的许多建军方案到今天还在执行。也正是由于他的学识、威望及努力，这场历时数年的轮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五五年时，连许世友、陈再道这样的老粗都已通过了毕业考试。可以说，南京军事学院在那几年里是中国军队正规化的一项成就。另一项成就则是到五五年时军队建成了五总部体制。这一体制完全是学苏联的，除去今天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之外，还有训练总监察部和总干部部。与中国建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其中的训练总监察部，这一体制是否能够适合中国军队的正规化进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终归是正规化的一步。我下面还会讲到训练总监察部的人员配备，从中可看出当时花费了多大的心血。
彭德怀本人的军事素养并不高，他的作战能力基本是依靠他身经百战的军事生涯积累的战争经验，而不是以指挥艺术见长。这一点结合了他孤傲偏激的个性，使得他对于那些学识丰富、理论全面的同行们以及军队正规化的行动有着本能的抵触。请注意，做为普通人的彭德怀，有此个性也顶多被人称为老粗，无伤大雅；然而做为政客和历史人物的彭德怀，他的个性就必然要影响到他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行为，无论他有意还是无意，善意还是恶意。特别是当他拥有权力之后，个性鲜明的行为就具体化了。
首先受到彭德怀打击的就是刘伯承和他的南京军事学院，在此有必要多说几句刘伯承的背景。刘从来就不是毛泽东的嫡系将领。他虽是早年的川中名将，南昌暴动的参谋长，但未随朱老总上井冈山，而是去了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训后才于三十年代初到江西任红军总参谋长。他的正规化军事理念与毛泽东和
彭德怀的游击战观念历来有冲突。毛对刘一向是使用而不信任的态度。晚年的毛泽东在对张玉凤评价邓小平时，曾用蔑视的口吻说过“他只听两个半人的话，从不听我的话”。两个半人即是刘少奇、周恩来和刘伯承，刘伯承是残疾人，故毛称之为“半个人”，由此可见毛对刘的敌视态度。而彭德怀多年以来一直都是毛泽东在军中最主要的支持者，其作用有时甚至都要超过朱总司令，毛和彭在对刘伯承的态度上完全一致。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对林彪虽然一直是重用提拔，信任有加，但完全依靠他掌军则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了。所谓林彪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将领的说法是受了文革中“亲密战友”这一提法的误导。刘伯承对毛的意向很清楚，战争刚一结束的五零年便辞去本兼各职，埋头办学，以求急流勇退。然而这种古代名士的作法在中共党内是行不通的，可引用清末的一位老贵族讽刺慈禧的绝句形容一下五五年时的刘伯承，——“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
事件的起因是南京军校的授课内容中，讲授了不少苏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战例，苏军归纳为“十次打击”。彭德怀对此甚为不满，向毛泽东进言，并将毛的指示向军内的高层传达，核心即“专门讲人家的什么十次打击，而我们自己一百次打击都有过，却不肯讲。”彭德怀据此在军委内部开始对刘伯承进行批判，并迫令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检讨过关。当时刘伯承旧伤复发，被迫兼程进京，在怀仁堂的数百名高级将领面前，发着高烧作检讨，当场“独眼之中老泪纵横”。而对刘帅的检讨，数百名将军的态度却是惊人地一致：全场起立报以掌声，以示对他的尊敬！而从另一角度对这次批判表示强烈不满。刘伯承从红军时代就任瑞金红校校长，长征时任红军大学校长，可说是门生遍布全军。加上他对军队建设起过历史性的作用，本人又善于带兵且战功卓著，使得彭德怀对刘伯承的批判无形中起到了“伤众”的负面效果。这次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刘伯承被调离了南京军事学院，学院也因而降级；同年训练总监察部业已组建完成，人员到位。军委本已明令发布刘伯承任部长，而刘帅竟因此次事件没有到任，旋而由叶剑英接任了这一职务。从此，曾被白崇禧称为“共军第一号悍将”的刘伯承再未担任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军职。同时，这次事件也成为后来波及更大的军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前奏曲。
再说点题外话吧，彭德怀“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与林彪对朱老总的攻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彭是长期以来人品与个性的自然表现，不是某些具体的行为，且“看不起”是对于朱德个人而言。林彪的讲话则是一起有准备的政治手段，本质上是针对朱德所代表的某种倾向或势力，个人只是牺牲品而已。彭从未有过攻击朱德的具体言行，林彪在没有到达那个位置时也不可能这么干。注意，那时距文革已没几年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对朱德不满，林彪便藉此巩固自己的地位。文革中林彪权倾朝野，他却从未提出过“打倒朱德”的口号，因为那时朱德已不再代表某种林彪要打击的倾向或势力了，即便是把朱德的扁担换上了林彪的名字，对朱德个人的褒贬已无任何实际政治意义了，何况毛泽东还要维护“朱毛”的历史形象呢。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任何的事物和言行都可以异化成为某种手段，与咱们普通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在我写给你的这段历史中，以及在中国现代政治斗争的每个章节中，你都可看到“手段”的变换无穷。
现在终于进入咱们讨论的正题的核心部分了，这部分历史如今对大众还是一个谜。而对于我们的彭总而言，这是他庐山会议之前在军内最后的一次大动作，几乎可以说是他在军内权力运用的顶峰，如果不计较历史评价的是与非，也可认为，是彭德怀除庐山会议之外在政坛上的最后一次辉煌。
这场军内运动如果从刘伯承的检讨算起，到庐山会议彭德怀离任结束，历时近五年，正式阶段是五七年，与反右同步。运动范围以训练总监察部为主，几乎涉及所有五总部的高层机构。在此，我觉得有必要详细地介绍一下训练总监察部的种种背景，因为它是运动的主战场，也是所谓“灾情”最重的部门。
训练总监察部存在的历史很短，五三年组建，五五年投入运转，五九年撤销，前后不过六年时间，以致今天没多少人知道军史上曾有过如此一个大机关。而当年它却是风光一时，人员配备之精良，在军史上都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五六年授衔，该部呈现一名元帅带六名上将的豪华阵容，其他四总部无法比拟。同时代总参的粟裕、黄克诚，总政的谭政都是大将，下属各部主官是中将；总干部部的规模不大，罗荣桓虽是元帅，下属基本都是后来总政干部部的人员，名气不大；总后多年来在编制级别上就比其他总部低，当时任部长的是洪学智上将。而训练总监察部部长是叶剑英，下属的五个部的部长全是上将，后来又调入一名上将。而这六名上将即使仅在那七十六员上将中比较也非等闲之辈，远不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三杨”等人可望其项背的。我再介绍得详细一点，你或
许会感到惊讶。
陆军训练部部长萧克，曾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和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当年在红军中是与林彪齐名的青年将领，他的六军团拥有二方面军实力的三分之二。抗战时任一二零师副师长。他本是南昌暴动上井冈的老红四军成员，因他在长征中的那场斗争中支持了张国焘，被毛泽东视为叛徒，所以一直受压，授衔时屈居上将，但在所有上将中仍名列榜首。
军事条令部部长周士第，黄埔一期毕业生，中共最早的武装铁甲车队队长，南昌暴动时任由叶挺独立团扩编的二十五师师长，当时的聂荣臻曾在该师七十五团即著名的铁军独立团任党代表；南昌暴动失败后，周士第对上山的方案有怀疑，未随朱德上山而赴上海找中央。在抗战时任一二零师参谋长。以上两人的共同点都是在历史上担当过与半数元帅和全部大将可一比高低的军职，但个人历史有短处，在最后三年战争中无个人的辉煌业绩。
组织计划部部长李达，资历略浅，三一年宁都暴动才加入红军，但他的军事素养很高，长征时任红六军团及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时任一二九师参谋长，内战时任二野参谋长，是刘邓的得力副手。
出版部部长张宗逊，黄埔五期毕业生，老红四军成员。个人的军事业绩不显著，但到内战时已任一野彭德怀的副司令，是彭在军中的主要干将，后来的运动中他几乎是彭德怀在训练总监察部的代表。
院校部部长郭天民和后来接替这一职务的彭绍辉在军内影响不及上面三位，但也非比等闲。郭天民长征时已任红九军团参谋长，战争后期任陈赓、谢富治兵团的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绍辉是著名的“独臂将军”，在江西时代任过红三军团三师师长和著名的“少共国际师”师长。
这六员上将除了资深功显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文化水准较高，六人均未参加南京军事学院的轮训，一者说明他们地位较高，二者也说明他们不是军事素质有缺陷的轮训对象。
从我罗列的这一大堆简历中，你大概就能想见当年组建者对训练总监察部的重视程度和耗费的心血了吧，儒将风度的叶剑英带着这六员有文化的上将在彭德怀眼中是何种印象，我们可以揣测一下。
训练总监察部从一组建，就注定要风波不断。原因就在于其他各总部在战争中早就定型，有长期的工作传统和久经磨合的班底。而这个部门在军史上从未有过，又是完全从苏联学来的。党内、军内潜在的山头主义在此必然要较量一番。而对比刘伯承、叶剑英等“儒将”，粗犷的彭德怀也代表一个山头，因为这时候的他已经是一位政客，无论他自己愿不愿意，历史已注定了他的角色。
叶剑英刚一但任这一敏感职务，就不断受到军委的批评。五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极为敏感，而中方所聘请的苏联顾问中，军事顾问多数集中在训练总监察部。军委的批评也多是就与苏军顾问合作的问题而来的。叶剑英本人也是主张正规化的人物，自然与刘伯承的结局异曲同工。不过叶剑英是军中最熟练的政客，他自然清楚以迂为直的道理。在彭德怀主持的军委压力下，叶剑英主动地做出了高姿态，检讨错误，退居二线，授衔时他名列十大元帅的“副班长”，就是主动认错的结果。从那时起叶在军委中的作用一直不明显，直至文革后期才重新崛起。
从五七年起，实际主持训练总监察部工作的是萧克。然而萧克历来与彭德怀不和，一方面他有文人气质，后来还曾写过小说呢；另一方面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也看不起彭德怀！于是，持续了几年的较量迅速表面化了。
这场斗争实在是际近荒唐，荒唐程度比文革中的大辩论不在以下。无论彭德怀还是萧克，对正规化和向苏军靠拢都没有明确的观念，“正规化”本来是一种目的，却变成了双方进行争斗的手段，用来攻击对方，就像是我们今天在网上互相“扔板儿砖”一样！令人遗憾的是，主动发起攻击的一方是彭德怀，因为萧克在党内军内的权力和实力都无法令他有所主动。运动的导火索，是五七年陆军训练部一位上校副处长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当时苏军顾问机械地强求训练演习与苏军的标准一致，而中国的军队装备无法达到。因而在训练演习之中各级军官与苏军顾问均产生过矛盾，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就是主张不要照搬苏军条例。这位上校曾将大字报的梗概向萧克作过汇报，萧克未表示不同看法。实际上在此之前张宗逊已当面向苏军顾问的首脑表示过同样意见。然而，由于苏联对彭德怀有过高度评价，“反苏”就被异化成了“反彭”！原因就在于这张大字报不是出自代表彭德怀的张宗逊方面，而出自对立的萧克方面。结果原本据有同样意见的张宗逊秉承彭德怀的意见发起了“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开始直接批判萧克。这时军外已开始了“反右”，那么“反教条主义”正合其时。同时在彭德怀的授意下，总参、总政和当时的总干部部都派出要员到训练总监察部参加“调查组”，形成了对萧克和训练总监察部的围攻。按照我们局外人的思维，把发难的逻辑核心归纳一下：
正规化是向苏军靠拢，反对照搬苏军那就是反对正规化；彭德怀的本意是反对正规化的，而此时的逻辑已走了样：苏联对彭德怀有高度评价，那么反对照搬苏军就是“反对彭总！”你看，目的变成了手段，以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至于手段本身原来是什么，没人在乎了。
如果你细心观察一下中国历次政治斗争的细节，就会发现这一方式的采用是何等的普遍。直到今天，有人还在熟练运用。而再从反方向注意一下：一旦是手段转化成了目的，那么千万小心，已经离一败涂地不远了。
我绝不敢说这种逻辑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在我党党史和我军军史上与之吻合的实例比比皆是。外国的政治史我不熟悉，而在战争史上相符的战例也数不胜数。
“反教条主义”运动的规模扩大之后，各总部也多少都有所动作。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在一次会议上，曾表态认为那张大字报确实有问题，但在一位与他很熟悉的，于训练总监察部任职的少将当场提出反驳后，黄大将也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大概是他也搞不清楚“反对彭总”的确切涵义。而秉承上命参加“调查组”的各总部要员中，最活跃的是来自总干部部的刘其人中将，一方面他主动与训练总监察部的次一级将领单独见面，搞人人表态；另一方面他又在各次会议上当面指斥萧克“反对彭总”。他的活动形成了不小的运动声势，而萧克却没有提出有力的反驳，最后只是拍案而起，说“我萧克好汉做事好汉当！”，完全是意气用事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到了运动后期的一次会议上，还是这位刘其人中将，在台上声色俱厉，指责训练总监察部有不少人“竟敢反彭总！”。而在台下
，曾支持过萧克，这时接替萧克代管陆军训练部，素来以耿直著称的郭天民上将竟然噤若寒蝉。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运动压力已大到了何种程度。当然“顶硬上”的人也不是没有，除萧克本人“好汉做事好汉当”外，最为强硬的是当时在陆军训练部任处长的蔡铁根大校，不但从始至终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大量的文字，而也就是由于他的这些文字“证据”，才造成他本人在这场运动中的下场最为悲惨。
从这场运动的过程和涉及的观点来看，既没有什么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没有文革或者“九一·三”那样生死攸关的权力争夺，从一定的意义上简直可以说只是彭德怀和萧克两人个性的碰撞。运动的名称虽冠以“反教条主义”，而核心的命题却是模糊不清的“反对彭总”。运动中从没有人对这个命题加以界定，除少数几个人外，双方也没有形成明确的阵营。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彭德怀的一方提不出什么象样的证据来说明对方在“反对彭总”，萧克的一方也从未试图明确什么才是“反对彭总”，双方都简单纯朴到了让人觉得“可爱”的地步。由此可见，彭德怀和萧克都不是高明的政客。相形之下，后来的林彪或叶剑英才真正是高手。从事件前后的种种细节上看，很难说彭德怀早有预谋，也不能说萧克处心积虑。两个人都很象是老顽童，互相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一有机会，就要让对方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在彭德怀的个性面前，刘伯承肯屈服，叶剑英有谋略，而萧克则“铜盆碰上铁扫帚”。意气之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即使在军队的高级将领中也不新鲜。然而可悲的是，历史把彭德怀和萧克放到如此敏感的位置上，特别是彭德怀的位置。他本身的个性不是政客，却以这种个性当上了政客，并干了政客的勾当！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彭德怀非政客的个性给当了政客的他造成政客的悲剧，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开始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直接后果是，训练总监察部撤销建制，以陆军训练部为主缩编为总参军训部；军事条令部解散，人员转到军事科学院；组织计划部缩编为总参军训部的一个处；院校部改编成高等军事学院；出版部改编为总参战士出版社。如果你对后来的军队机关编制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六七十年代甚至到今天的机关编制中还有这场大整编的痕迹。在军事科学院之外还有叠床架屋的高等军事学院，完全是一个闲散部门，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完全并到军事科学院之中；军队出版业一向由总政负责，而到今天总参还拥有一家不合体制的战士出版社。
训练总监察部被撤销还有一定的国际背景。五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趋向冷淡，苏军顾问撤走，向苏军靠拢的正规化已失去意义，军队的体制要进行大调整。在撤销训练总监察部的前后，总干部部也被撤销，军队恢复了五十年代初期的三总部建制，五总部体制在军史上成为昙花一现的过客。
六员上将的豪华阵容不复存在，萧克被调离军界，派往与他素有介蒂的王震任部长的国务院农垦部任副部长，惩戒的意味昭然若揭；周士第不知为何降职安排，任命为空军副司令；郭天民到高等军事学院赋闲；李达、彭绍辉到总参“帮助工作”；只有张宗逊转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带有提升的意味。次一级的将领中，数名中、少将被调出了总部级机关，到省军区一级的单位任职；几位大校级的军官被调出了北京，降职安排。坚持不肯低头的蔡铁根大校，被开除军籍，解送黑龙江监视劳动。而这位蔡大校一直在不断撰写自己的种种理论见解及其他各种“黑材料”，到六十年代终于被指为“反革命分子”而遭关押。到文革的混乱岁月中，终因“现行反革命”罪名而被枪决！如果这些年江核心的反腐败中没有惩处过这一级别的军官，那么我们仍可认定，蔡铁根是在建国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军官。当然，他被处决跟彭德怀或萧克没一点关系了，那时彭德怀的处境比被处决好不了多少。
罗列了这么多未经公开考证的史料，其中细节处必有问题，特别在年代上，大概会有些出入。我不过想据此来分析一下彭德怀的人品性格，不料还是越扯越远。下次让我们转入自己的分析吧。
我所写的那些内容，可说是在从反面描述彭德怀。很容易令人产生我把彭当成反面角色的印象。而我的本意是对当今把彭树为完美偶像的做法提出异议，并不是要把彭的形象彻底毁坏。从庐山会议来说，彭的确是英雄，战争年代的彭总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今天在为彭德怀树立形象的人，其实还是把这一行为当成了“手段”，推崇彭德怀不是他们的目的，目的在于否定毛泽东。毛泽东该否定的地方甚多，但用这种“手段”来否定则要矫枉过正，适得其反，对彭总本人的历史也不够客观和尊重，结果是为推翻一个神而造了另一个神。在我们最后的讨论中我将阐明我在用什么眼光观察这些近乎于神的历史人物。现在还是让我们把该结束的先结束吧，如你所希望的，这段历史还没完。
顺带说一句，在对刘伯承的问题上，如你所言，毛泽东确实应负有责任，不能完全归到彭德怀的头上。历史如允许假设，那么即使没有彭德怀，毛泽东迟早也会给刘伯承来那么一下子的，可以说彭德怀让毛当枪使了。
让我们回到五十年代末吧。
那场运动的最后结局中，还有一件不合惯例但颇有讽刺意味的事：那张大字报的原始作者，时任陆军训练部某处副处长的张X
X上校，居然没病没灾地继续当着他的上校副处长。此人在七十年代任X
X部副部长直至离休。你能体会到我举出这个例证的意义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手段”本身是什么，当时没人在乎，运动的目的是打击对手，不是打击“手段”本身。在“反教条主义”的全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没有过问。至少是我到今天还没有见到或听到他对这件事具体表过什么态，发过什么具体指示。但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本人的个性中去设想一番，毛泽东最忌讳的事莫过于别人的权力和他比较大到了某种程度，军队是他的命根子，而彭德怀在军内有这么大的动作，想来毛泽东在内心不会无动于衷。毛泽东绝不可能喜欢萧克，但彭德怀的独断专行不会不令毛泽东产生某些别的念头。也许在庐山会议上，毛认为彭想“夺权”的看法，在上庐山之前就有苗头了?
从朝鲜战争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军内的种种作为，很难说是完全出于恶意，只不过是他军人的个性在政治舞台上的自然表现，与他在战争年代的作风是一脉相通的。我已说过，战场上的将军以胜败论英雄，彭的个性与他的偏激做法，比较他的战绩就无可厚非了。但到政坛上，他的个性就势必要给作为政客的他和别人带来悲剧性的结果了。彭德怀在这段历史时期的作为，无疑在军内起到了“伤众”的负面效果。这些被“伤”的“众”，在政治舞台上表演起来，也不可能是品格高洁的。而某些没被直接伤到的人，难免有“物伤其类”的情结，一旦有机会，也要乘机铲除对自己政治上有威胁的因素。这不同于军事指挥上的争执，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比战场上要来得普遍和残酷。庐山会议后在军内的批彭，进行得较为顺利，除去当时对毛泽东的迷信因素外，不少高级将领对彭的个人恩怨有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感到“物伤其类”而要自我保护的人。被彭德怀“看不起”的朱总司令，在庐山上因为“和稀泥”而招致毛泽东的不满。相比之下，握有实权的贺龙、罗瑞卿等人“一边倒”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注意，庐山会议后，贺龙任军委第二副主席，是文革前毛泽东牵制林彪的主要人物，取消军衔制就是他的杰作；罗瑞卿则接任了黄克诚下台后的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从军队的角度看，这两个人加上林彪，是彭德怀悲剧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林彪后来对这两个人的打击也是因为他们妨碍林彪取得最大权力。同时，在军内高层推行批彭阻力也不大，或许有个别将领发出过不同声音，但中央没有为此有专门的举动，可见其过程是顺利的。请注意，我所说的“顺利”，是指当事件被毛泽东定性之后在全军开始的批彭。在庐山上当然有人支持彭的意见，但在毛泽东讲话后能象黄克诚大将那样明确的就鲜如凤毛麟角了，在次一级的非中央委员的将领中更是如此。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彭德怀的肱股干将张宗逊的事，庐山会议后他依然如故当他的副总参谋长，未受任何冲击。以他和彭德怀的关系论，如此局面很难想象他在对批彭的态度上能够达到朱总司令“和稀泥”那样的程度，更别说黄克诚的程度了。张上将在文革中也被打倒，但林彪一倒他就出任邱会作空出的总后勤部部长一职，直到邓小平推倒华国锋为止。在毛泽东去世后那几天叫劲儿的日子里，又是这位张宗逊上将，给江青、张春桥发出了效忠信！当然，当时干这种勾当的在军内也不是他一个人，上将级的还有当时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和工程兵司令陈士榘。你感到惊讶么？
对比批彭，“九·一三”之后军内批林的进展就不同了。林彪已经死于境外，四大金刚束手就擒，政变的证据确凿，批判死人及打落水狗的难度比较庐山会议应容易一些，事实却并非如此。林彪事件向下传达是当年的十一月，批林完全展开是七二年了。而军委在周恩来主持下，于七二年一月召开了一次高级的批林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员很少，在组织系统上很不合常规。十个元帅之中，林彪、罗荣桓、贺龙已死，彭德怀不可能翻案，刘伯承抱病。其他人除朱德外全部到会，大将之中，徐海东、陈赓、许光达已死，罗瑞卿、谭政、黄克诚尚未翻案，张云逸抱病，而粟裕、萧劲光和王树声三人也到会。从参加会议的人员结构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除去在文革中被明确打倒，未能参加“九大”的人之外，最高级将领几乎都到了。与会者除了叶剑英有明确的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的职务外，别人当时都只是有中央委员的虚衔而无实际职务。或者说都是在文革中处于“靠边站”的位置。更值得注意的是，萧克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从六十年代起，他直到七二年新年联欢会才以“参加联欢会的还有X
X同志”的面貌重新在宣传媒介中出现，中央连“结论”都没给他做呢。但我们可看出，参加会议的人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全都具有对军队内部次一级将领的强大影响力。会议的内容完全是批判林彪在军史上如何反对毛泽东，特别集中在井冈山时期，而对于林彪在文革中的作为毫无涉及，当然各人的发言中都流露出对林彪个人的怨恨，而会议的详细内容作为中央文件的附本迅速向下传达到军内高层。相对于彭德怀，在军史上林彪的作用之大，我们都清楚得很。当时军内将领中对林彪还有着不小的崇敬，特别是四野出身的将领中有强烈的“林总”情结。林彪出逃的消息传达后，军内竟有不少人痛哭失声！如此状况对推动批林很不利，打蛇打七寸，要把林彪在军史上扳倒，老帅老将们的言论最有力。为什么批彭和批林如此不同呢？还是两人个性的不同。彭德怀在军内有“伤众”的举动，林彪则一向善于笼络人心。就一般将领而言，对彭是敬畏多于信服，惧怕多于尊重，对林彪则不同了。林彪带出的四野将领在数量上也远多于彭的一野，从上述的“四野”情结对比一下张宗逊的“一野”情结，军中一般将领对彭、林二人的态度，我们就有个大概的轮廓了。
下面我再讲一件令人齿冷的事实，此事在彭德怀的某些传记文章中不点名地提到过，但我要进一步披露一下，以作参考。
文革中曾在北京军区举行过批斗彭德怀的大会。在大会休息时，有一个人冲进关押彭德怀的小休息室，恶狠狠地将彭一拳打倒在地，而且真的踏上了一只脚，并且还叫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同一次会上，还有一个人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德怀的头上……
你能想象得到这两个人是谁么？他们既不是当时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也不是投靠造反派的一般干部，两个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将，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你能相信么？为了让你相信，我点出这两个人的姓名，他们今天大概还“依然健在”：第一个人是当时任副司令的李X中将！第二个人是当时任XXXX副政委的王X中将！两人都曾在朝鲜战场上受过彭德怀的训斥和处分
。李后来在训练总监察部任职，”反教条主义”后被降职到了……这件触目惊心的事实，当然首先表明了这两位中将极其卑劣的人品。而我们站到历史旁观者的角度，就有理由思考一下，同样是雪山草地走过来的，何以对彭德怀的个人仇恨能达到如此的程度？文革中被批斗的高级将领为数不少，非人的当场迫害屡见不鲜，但充当打手角色的均是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大概也有下级的干部或军官。而高级将领如此恶毒的似乎只有这一例，恰恰又发生在彭德怀身上。对此我总在想，”积怨”何在呢？从彭德怀那一边思考是反常的，但也许能有启发。
关于批林，再多说几句。
所谓“四人帮”阻扰批林的说法，也是为了达到将这两个集团绑到一起的“目的”而提出的“手段”。其实“四人帮”在批林活动中捞到了不少好处。我所说的批林，不是人们一般所言的“批林批孔”，而是在此之前的“批林整风”。在这次批林运动中，核心是批林彪的政变行为、反毛泽东的行为以及那些荒唐的形式主义行为。由于毛泽东是始作俑者，批林就不可能批到极左路线上去，也伤不到“四人帮”
。林彪的行为证据确凿，“四人帮”正要极力洗清自己与林彪的关系，阻扰批林无异授人以柄。批林中传达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这是江青最大的政治资本。在结束“批林整风”的“十大”上，王洪文成为接班人的角色，“四人帮”的帮派最终形成，可见他们捞到的好处。实际上，“四人帮”对批林兴趣盎然，在后来的“批林批孔”中，把林彪和孔老二生拉硬拽绑到一起的也是他们。
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上，我罗列了这么多，就是想从各个角度去思考一下彭德怀的个性与他的历史行为之间的关系。历史人物和我们一样，都是有喜怒哀乐的凡人，毛泽东乐于人家投怀送抱，小克林顿碰上莱文斯基也找不着北。彭德怀也是凡人，他的个性类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不同的是当一个人处于政治的历史的特殊位置时，其个性的表现就必然异化为某种政治的历史的事物。彭德怀的个性有缺陷，这种缺陷不影响他成为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但却要极大地影响他成为合格的政客。彭德怀本人肯定是不愿意当政客的，但历史终归把他推到了那个地步。不但是他，几乎所有的元帅和将军们都被历史推上这条道路。那么，他们每个人的个性就都在政治舞台上对历史和他们本人的结局产生作用。比如，那两位中将对彭德怀的报复本身完全是私人间的怨恨，但实质上就构成了一种政治行为，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极为丑恶的一笔。彭德怀的个性不是政客的个性，但是他不得不成为了一个政客而且干了政客的事，“反教条主义”是如此，庐山会议也是如此。他对萧克的打击也很难说是历史错误，两人个性的冲突说不清谁是谁非，然而到了政治舞台上一切就异化了。彭德怀非政客的个性害了别人，也害了他自己。我对他的人品有所保留，就是从这一角度而来的。由军人转化为政客，彭德怀完成了悲剧，而叶剑英则完成了喜剧。林彪做为政客也有高明之处，他几乎完成了比叶剑英还要壮观的喜剧，结果却成了一场闹剧。
说点题外话，再举例阐明一下“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林彪运用“手段”达到“目的”的政治行为最能说明两者的关系，庐山会议后军内批彭，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向苏军靠拢的“教条主义”帽子就扣到了本来对正规化很不感兴趣的彭德怀头上；而后来的“大比武”，林彪本是很赞成的，作为大军统帅出身的他肯定知道军训的意义。当时著名的神炮手，炮兵副司令赵章成少将下到基层连队传授他高超的迫击炮操作技术，林彪对此曾大加赞赏。甚至以他的元帅身份公开提出练兵标准是“象赵章成同志那样，使技术达到艺术的标准。”但到了文革，为打击罗瑞卿，同一个林彪就能把“大比武”说成是罪过；林彪在文革中还提出过荒谬的“军队骡马化”的方针，以标明他突出政治和走中国道路的姿态。其实富有战争经验的他何尝不知道机械化的威力？而中国最早的两个机械化军，三十八军和六十六军正是在林彪主政的六十年代末完成换装的。你看，在政客林彪那里，任何事物都可异化为“手段”，即便给后世留下笑柄也不在乎。如果我们清楚了这种政治游戏的规则，在观察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就迎刃而解了。
在观察思考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等人物时，我更注重那些与他们地位相同或接近的人同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中更能发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个性所在。距离远了，形象必然失真。至于象李志绥、李银桥这样医生、卫士的角色，他们的回忆文章只能作为参考，因为他们尽管在形体上比任何人都更接近对象，但他们实际上并不能进入到对象内心重要的决策过程中去。在他们眼中，毛泽东还是一个神，只是个有血有肉的神。同样道理，残酷批斗彭德怀的红卫兵们，还有在贺龙囚室窗外唱“洪湖水，浪打浪……”
的哨兵，同样是在把他们当成了神，不过是善神和恶神两个极端罢了。而与这些历史人物共同创造过许多历史的人就不同了，在他们眼中，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才是具有复杂个性的人，也许可视为“人物”，但不可能是神。彭德怀与萧克之间老顽童式的争斗，那两位卑鄙的中将对彭德怀的报复，再结合庐山上的彭德怀，我们不是就得到了一个更生动的彭总了么？
★论选举★
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６６７页】
★论国家★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由少数人组成国家，五亿人统统变成国家哪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工人、农民？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８０页】
★屁有香也有臭★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 年８月版，第三十七页】
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 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７５页】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８１页】
★引蛇出洞★
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
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然后让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认识他了。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４月６日）】
★超过秦始皇★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５８、５、８】
★拉屎拉尿★
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３月五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版，第４２页】
★有屎拉出来★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３０５页】
★坏事登报一定灭亡★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
★臭菩萨★
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左左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日），《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５４２页】
★日本占地越多越好★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在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在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在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在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第182页】
★感谢皇军★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7.10】
“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
【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1955年10月15日】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
【1959.8.17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年）第260页。】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战争。”
【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1964年8月22日】
★学文科的最差★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 １９６４、８、２４】
★操娘★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 年八月版，第４３５页】
★节粮问题★
节约粮食的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党内通信（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９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 ２９３页】
★屁 股★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１９６４、５、１１】
★绿林大学★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５４９页】
★考试要一概废除★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考试可以抄★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春节谈话纪要（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 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４６０页】
★上学太累★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和王海容同志的谈话 １９６４、６、４】
★考几何我就画个蛋★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论哲学★
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也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
中国人是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三个两个，甚至十个八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０日】
哲学讲半个钟头就行了，讲久了反而讲不清楚。
【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１９６４年３月】
★评古典名著★
《西厢记》里的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大家都是知道的。她是个青年人，是奴婢，但她很公正、勇敢，敢于冲破老规矩，帮崔莺莺、张生那么大的忙，当时那是不符合宪法的，是违反婚姻法的。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
孙行者是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习他呢？孙行者反教条主义，敢作敢为。猪八戒是自由主义，但有修正主义，老想退伍。当然，那个党不好，是第二国际，唐僧相当于伯恩斯坦。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４月６日】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人民日报》１９７５年９月４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引述】
诗经大部份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
★没有就去抢★
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8.18】
★谁打倒谁★
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０日】
★论武斗★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 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打仗靠流氓★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
★小平耳朵聋★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10月】
当年中学语文课本上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曾经感染、激励数代中国人。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知晓1960年发生在山西省平陆县的中毒事件的内幕、传播过程以及当事人的命运。
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新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中国青年报》记者据此采写的新闻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入选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成为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然而，在这“千里急救”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饭锅里的砒霜
“2月2日，在山西省平陆县一座新落成的红色大楼里，灯火辉煌。中共平陆县委扩大会议，照常进行着。与会者心神振奋，讨论的是1960年跃进规划。
七点钟时，县人民委员会燕局长匆匆奔进会议室，找到县人民医院王院长说：一小时前，风南公路张沟段有六十一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请立刻组织医务人员抢救！......”
（注：楷体引文皆为当年人教版语文课本中的话，以下同）
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这次“千里救急”的起点正是从这次被打断的县委扩大会议开始的。这段描写透露出中毒事件的两个背景：一个是大跃进，一个是修路。
1957 年，不顾黄万里等专家的反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黄河两岸，近30万居民告别故土。为了方便移民的生产生活，1959年10月，西起芮城风陵渡、东至平陆县南沟的风南公路开建，三百多个农民被临时抽调，组成张店公路营，负责修筑风南公路张沟段。在大跃进的口号声中，该营和其它工程队一样，在1960 年的春节没有休息，要“打个开门红的大胜仗”。
就在此时，发生了中毒事件。但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篇特写中，并没有提及民工们为什么会突然中毒。
据时任张店公路营三连三排排长的李中年回忆，1960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六)下午6时左右，同往常一样，收工后，他和几个干部先去检验当天挖掘的土方。回到三连驻地时，其他人大都吃完饭了，锅里的高粱面汤所剩无几，李中年顺着锅底盛了一碗。“喝着喝着，咦，碗里有一小块石头，小手指头大，红色的。”李中年感觉很奇怪，但也没有太在意。喝完面汤，他又走进灶房，看见灶台上也放着一块红石头，只是块头更大一点。炊事员说，是从锅里捞起来的。
而就在此时，先吃完饭的民工，一个个捂着肚子，纷纷嚷嚷胃里难受，有人开始呕吐。突然，李中年的头开始发晕，一股面汤从嘴里涌出来。“大伙不要吐了，现在粮食这么紧，吐了大伙要受饥啊，挺一挺，难受就过去了。”50多岁的民工刘振江劝道。
是不是吃的东西不干净呢？混乱中，有民工拿起秤砣，把灶台上的红石头砸开，舔了一下，跑出来喊：“红信！咱们连中毒了！”红信又叫砒霜，是一种由砷矿烧炼而成的毒药。
当晚9时左右，县医院的医护人员赶到现场。诊断结果显示，的确是砷中毒。然而，没有一个医生有治疗砷中毒的经验。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样描写当地医生抢救中毒者的场景：
“他们使用了各种办法：给患者喝下了绿豆甘草水解毒，无效!给患者又注射了吗啡，仍然无效!......无效!无效!
紧张，无比的紧张!空气窒人，医生、护士挥汗如雨。县人民医院负责医生解克勤等同志，经过紧张详细的会诊后，断定：“非用特效药‘二巯基丙醇’不可!必须在四日黎明前给病人注射这种药，否则无救!赶快派人去找!”
正是在本地医生救治无效，不得不去寻找特效药的情况下，才引发了平陆县委书记向北京求救的行动：
“郝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六十一位同志的生命，现在我们只好麻烦中央，向首都求援。向中央卫生部挂特急电话!向特药商店挂特急电话!’
于是，这场紧张的抢救战，在二千里外的首都，接续着开始了......”
而《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就此将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北京方面如何找药，送药。实际上，就在各方力量“千里救急”之时，在平陆，一场针对投毒的侦破工作也同时展开。
通过平陆县档案馆所存的相关材料，可以复原出这次案件的侦破过程：
2月2日晚上，在医生抢救民工的同时，平陆县公安局局长燕英杰带领十多个公安人员赶到现场。据炊事员反映，当天下午做饭时，民工张德才以舀热水洗脸为由，端着盆子接近过灶房。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张德才确实表现反常。以往每次盛饭，他都抢着从锅底捞稠的，可那天只在锅沿盛了一碗稀汤，并推说自己有口疮，让给别人吃。饭后，张德才虽然也趴在地上呕吐，却没有吐出任何东西。
燕英杰亲任主审，就地突审嫌疑人张德才。张德才很快交待了作案经过：当天下午3点多，他借口进伙房打开水，将两块红信偷偷丢进饭锅。二十分钟后，他被拘留。侦破非常迅速。平陆县委呈交上级的报告里称，从开始勘察到最终破案，仅用了8个小时。
在档案材料中，张德才被一致定性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他的“罪恶历史”包括：曾供职于日伪保安队，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和保警队情报组，淹死过农会主席，1953年强奸妇女未遂，被判刑6个月。
档案里至今还保留有许多张德才的照片，这都是他被捕后拍摄的。在照片中，张德才尽管个头很高，但体型消瘦。
投毒者
张德才，平陆县张店公社前滩村村民，1929年出生。按照档案中记载的经历推算，张德才应该在16岁之前就参加了“日伪保安队”，在20岁之前就参加了“阎锡山爱乡团”、 “反共复仇队”、 “保警队情报组”等组织，并且一贯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仇恨。而这也正是他要破坏大跃进，对“阶级弟兄们”下毒手的思想根源。
但与张德才同村的小时候玩伴刘克武却否认这样“贴标签”的说法。他说，张德才不到10岁就没了双亲，缺乏家庭教育，有点调皮。“是参加过警备队什么的，但当时他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人家让他送个信跑个腿啊，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其他孩子吧，家里有老人管着，不敢跟警备队混，他家里没人管啊。”
同村人张明亮也回忆说，“说他为日伪服务，多么多么坏，我说不清。他当时年龄很小啊。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这里拉锯。这边是国民党二战区，那边是八路军游击队。国民党来了，需要找人维持，共产党来了，也需要找人维持。”
既然并不是一贯怀有“阶级仇恨”，那么张德才为什么要投毒呢？
在平陆县纪委工作的李敬斋曾长期关注过此次中毒事件，并写有纪实文学《穿越时空的真情》。据他介绍，张德才在1949年后的经历比较波折。1958年他被太原钢铁厂招聘为工人。可惜好景不长，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他因“历史问题”被清退，押回原籍管制改造，1959年10月来到风南公路工地。刚到工地的张德才，工作勤恳，深受大家喜欢和尊敬，很快被营里安排为三排排长，可是，一场风雨终结了他短暂的辉煌。
当年12月的一个雨雪天，北风肆虐，民工们又冷又饿，但连长坚持“突击”。吃过午饭后，张德才倒下就睡，没听见下午开工的哨子，一直睡到天黑。这一次酣睡成了张德才命运的转折点。
当天晚上，他被揪到公路营的辩论会，站在会场中间，所有的干部轮番上阵批判。有人说他干活偷懒，有人说他吃的馒头总是比别人多。此时，副连长仝仁明站了出来，揭发他曾扣压过某个民工两块钱。
张德才的排长职务被当场免掉。随后，张德才捂着肚子，声称自己生病，没打招呼就回到了前滩村。1960年1月19日，村干部通知，如果不马上回到工地，食堂将停供伙食。次日，张德才忐忑不安地回到张沟，晚饭后，他被指定站在空地中央，又一场批判会开始了。
批判会上，张德才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怠工偷懒，多拿多占，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蓄谋已久，参加修路一贯消极怠工。利用春节时间，说什么：过年在外吃不习惯，吃白面少，肉少，煽动民工要求放假，制造混乱，瓦解军心，企图破坏公路的修筑。”
民工赵铁成至今还记得，这一次的辩论会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晚饭后开始，一直辩论到鸡叫”。而后来平陆县交给上级的调查材料中则称，当时“有高度觉悟的群众，绝不受骗，对他的言行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中毒事件发生之后，各地涌现了无数宣传画。其中一幅漫画反映的正是辩论会的场景：民工们围坐，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站在桌子前，严肃地举起右手，坐在场地中央的张德才缩着脖子，脸色发绿。远处的山峰上，太阳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们已经无法知晓，辩论结束后张德才的心理。而据档案材料记载，张德才事后交代，正是这次辩论使他产生了报复的想法，报复对象是批他最凶的三连副连长仝仁明。
张德才承认，他设想过三种报复方法。其一，是悄悄把毒药丢进仝的碗里，效果虽好却很难实施；其二，把毒药拌到玉米面里蒸成馍，但“副连长从来瞧不起自己”，不会吃他的东西；其三是用利器暗算，可“一下子解决不了，就会暴露自己”。
李敬斋说，十多年前，他认真查阅过当地公安局保存的投毒案卷宗，在张德才的供词里，录下这样一个细节：张德才产生报复想法后，也犹豫过，但有一天上午，他突然想起了女儿。他决定为女儿买一双小花鞋，可口袋里没有钱。他只好向民工们借钱，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被批臭了的人，没有一个人肯借给他。“这一切，都是该死的仝仁明造成的，我一定要碎了你！”后来他决定，“干脆把红信放进大锅里”。
刘克武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刘克武的父亲刘振江，当年与张德才同在三连，住在一个窑里。“事情过去之后，听我父亲说，张德才其实也没想要毒死这么多人。春节嘛，他想偷懒，不想干活，其实大家都不想干活。他就想着丢一点红信，致使全连的人都拉肚子，这样就不用上工了。”一个佐证是，中毒当天张德才还拿着碗说，“振江哥，把我的也喝了。”刘克武相信，如果张德才知道红信会把人毒死，他绝对不会劝平素跟自己关系很好的邻居多喝。
张德才的红信来自一个叫回申娃的人。“有一次，张德才发现雪地上有狐狸的脚印，他跟民工回申娃和议，毒死个把狐狸弄张皮子，回申娃回家拿了半斤红信交给他。”刘克武说。红信有杀虫效果的，被当地农民用来拌种子，并不难找到。事发后，回申娃被张德才供出，也被公安机关逮捕。有关档案这样给回申娃定性：地主成份，土改中被批斗，家产被分，从此对党和新社会产生不满与抵触，时时图谋对党和人民进行报复。
但在刘克武的印象中，这个回申娃憨厚老实，是地主家的养子，耳朵有点背，他被判刑是因为“倒霉”。
新闻热潮
中毒事件在平陆县引发了轩然大波。时任平陆县县长，今年82岁的郭逢恒对当时的紧张气氛记忆犹新，“有人投毒，你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问题？领导要追问啊！”正因为如此，县委立即打招呼：严格保密。
实际上，就在中毒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已经有记者赶到了出事地点。这就是《平陆小报》头版编辑常建华。当天，他正在另外一个公社采访，突然接到报社领导的电话：张沟工地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快去看看。第二天一早，常建华就赶到现场。
“写了大概一千多字的稿子，下午就带回报社了。”常建华回忆，报社领导立即向县委请示，但得到答覆却是：目前不宜宣传报道。
但事情却在2月6日发生了逆转。当天晚上，常建华俯在收音机前收听和记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这是当时各地媒体获取中央消息的最佳途径。突然，音箱传出一则消息：首都军民抢救六十一个中毒民工。他猛地站起来，扭大音量，大声喊道：“快来听！中央台报道中毒事件了！”编辑部里正在工作的几个人全都围了过来。
“我们一下子醒了。”常建华说，当时大家七嘴八舌：“还是大报有水平，选择救人的角度，真巧妙！”“这不就坏事变成好事了嘛！”“我们也上报！”
2月8日，《平陆小报》一版头条刊发了题为“毛主席派飞机送来救命药”的“好消息”。一版下角，配发了《敌人的任何破坏挡不住我们前进的道路》的评论。
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消息，来源于《北京晚报》2月6日刊发的“千里救急”，作者是北京卫生系统的一个通讯员。没想到的是，这篇一千多字的通讯员来稿，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旷日持久的新闻热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等报纸也迅速转载或刊发了这一消息，“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和“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成为这场新闻热潮的主调。
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长篇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及长篇社论《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并配发了社论和编者按语。各省、地、县各类报刊及各个电台、广播站的广播紧跟其后。这篇特写引起了巨大轰动。
一个名叫张胜学的读者，给《中国青年报社》写信，“深夜十二点了，我们仍围着文书的办公桌，听他读《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长春师专速成中文一班的全体学生围坐在火炉旁，一边讨论，一边由一名同学代笔写到：“《中国青年报》的长篇特写把我们的心都揉碎了……当读到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因缺乏特效药生命垂危时，我们的心都要急出血，恨不得马上变成巨鸟，展翅飞到平陆……当降落伞带着药物顺利落到地面时，我们的一颗心‘腾'地放下。这时，大家不知为什么一个个变得‘傻呵呵'的样子，表情那么的认真和严肃。不知谁喊了声‘社会主义好！'大家都跟着叫起来。”
全国各地报刊，纷纷派出骨干记者，奔向平陆这个地处偏僻的山区小县。
“为了满足采访要求，县委决定，分成两个班子，一个抓生产，另一个主要是搞接待。”郭逢恒回忆，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平陆“有点吃不消”。新县城刚刚建好，县招待所只有几间接待室，十几个床位。面对大批记者、演员和上级领导接踵而至，县委只好紧急动员，加紧收拾新建的政府大楼，当作临时招待所。
“我去三门峡，跟他们的市委秘书联系”，时任县委秘书的张明亮边比划，边笑着说，”那天搞了一辆车，把三门峡市百货大楼里所有的毛毯和被子全拉过来了。”县委还专门找了一个烹调技术高的炊事员，增设小灶，张明亮按单点名，不能按时回来地等着，随回随热，保证吃好。
当时，身为县长的郭逢恒，一年只能签批一万元资金，可中毒事件发生后，短短两个多月，流水式的接待，耗资巨大。”粮食当时很紧张，但没办法，挤一些出来，肉啊蛋啊，还多少要找一点。”郭逢恒不得不冒着挨上级处分的危险，批了近三万元招待费。
新闻热潮一直持续到四月上旬。仅仅根据平陆县档案馆的资料统计，这时期发表在各级各类报刊上的通讯、报道、评论和读者来信，达六百多篇。与此同时，大量慰问信寄到平陆，仅长春师专，就写了248封。
这些慰问信至今还保存在平陆县档案馆。翻开这些慰问信，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抬头大多直接写着“敬爱的毛主席”。的接下来是摘抄几段《人民日报》的社论，然后是表达自己要“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的决心。
惩治“反革命分子”
3月12日，平陆县人民法院在县礼堂公开审理投毒案。山西新闻电影制片厂现场录影。礼堂舞台上高悬一条横幅，上书“平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反革命投毒案”17个大字。
公诉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张、回二犯确系一贯反动，仇视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民愤极大，罪恶昭彰。为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精神，建议法庭对反革命投毒犯张德才、回申娃处以极刑，以清民愤。”
次日，合议庭办公室收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职工送来的300多封控诉书。控诉书中，人们对张、回二人设计了22种执行死刑的方式，有枪毙、杀头、割丸、解剖、放天灯、油锅炸、活剥皮、碎尸万段、千刀万剐、抓舌、挖眼、钉在城墙、挂十字路、乱棍打死、吃五脏六腑、鼻子扎钻、两肩吊罐等等。不少人甚至要求政府将张、回二犯交给自己处理。
“我看这个材料的时候也想，大部分死刑方式，他们也都只是听过而已啊。”李敬斋说。这些残酷的刑罚，很多出自历史故事和民间传奇，关键时刻，当地人们的记忆力和想像力着实让人惊叹。或许，当时的他们认为，这些控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罪犯是想毒害我“阶级弟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
仅有三封控诉书建议回申娃判处无期徒刑，但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两个人都执行枪决。
4月2日，平陆县一万多个群众代表参加了行刑大会。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到现场拍摄。中毒民工，一个接一个冲向主席台，控诉张、回二人的罪行。
群情激愤的受害者家属也在怒吼声中冲上台控诉，“你是一个本质不变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就是挖了你的心，也难解我的恨，要求政府枪毙反革命分子，为六十一个民工报仇。”
枪声刚落，《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便先后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了“平陆事件的教训”、 “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等长篇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开门见山地说：“这个反革命暗害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平陆民工受暗害的事件清楚地说明，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诈骗、盗窃、流氓等反革命分子，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而《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提高警惕，肃清残敌”则强调：“认为在肃反、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后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风平浪静了，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
一时间，作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平陆事件”被众多的文章引用，从理论界到党政部门，从企业单位到人民公社，阶级斗争的呼声骤然高涨，各地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学习。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认为政治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理论家和官员的武器，以及阶级斗争升温的催化剂。“平陆事件”本身结束了，但引起的“阶级斗争”热潮刚刚开始。
各级党政部门籍此清除了很多“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在山西太原，从4月3日起，不到半个月，就从省直及太原市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各大厂矿剔除了一千多名“五类分子”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平陆县则从炊事员中清除“五类分子”64人，调整富余中农44人，增添贫下中农373人，实现炊事员、管理员中没有五类分子，贫下中农占管理员和炊事员总数的 80%。
“平陆事件”之后，全国各地到底清除了多少“五类分子”，很难统计。更难计算的是隐性的影响。据刘克武和张明亮回忆，张德才和回申娃二人被枪毙后不久，前滩村又发生一起牲口中毒事件。后来经过证实，是因为一个饲养员误将六六粉当成水泥，抹牲口槽而致。但当时阶级斗争情绪异常高涨，尽管这个人是贫农、老党员，还是被枪毙了。而另外一个叫回运虎的饲养员，出身地主家庭，恐惧不安，听说有人被枪毙，便跳井自杀了。
波澜过后
1960 年6月26日，风南公路全线贯通，锣鼓欢腾，民工们的使命就要结束了。过去的4个月中，这些普通农民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波折，先是突然中毒，随后竟然被新闻媒体炒得火热。按李敬斋的统计，四分之一的人上过各类报刊，百分之九十的人被摄入各种镜头，五分之一的人在各类集会做过报告。
但随着新闻热潮的跌落，他们身上的光环也慢慢隐没。在民工解散大会上，公社领导曾宣布过一个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县里准备给他们安置工作。可是，当年8月，中央做出了加强农村工作提高粮食生产的决定，平陆县陆续下放了几百名干部到农村。安置工作的事情不了了之。他们依然按照原来的轨迹生活着。六十一个农民里，只有四个年轻人后来走出大山，其他人终生与土地相伴。
在这批“阶级弟兄”里，有几名本是地主、富农家属成份，在中毒期间，他们短暂地享受到了“阶级弟兄”的待遇。但“平陆事件”过后，他们依然没有逃脱厄运。
西牛村的赵铁成，回村后参加了“突击队”，表现积极，但因为是地主成份，一直被冷遇。文革中，他和父亲被造反派拉上大街，戴高帽，挂纸牌，游村串巷。他的子女，也因为成份问题影响了升学和婚姻。地主子弟景五福，当年中毒发生的时候，就生怕自己被公安机关怀疑。文革开始后，他负责看管的柴油被偷，于是他被揪出来批斗。在批斗会的前夜，他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在井边，随后跳下去了。
与前两者相比，贫农出身的李中年则要幸运的多，中毒事发后，他作为民工代表，被到处邀请接受慰问。回村后，当过10多年的生产队长，之后一直在做护林员。已经80岁的他，至今还认为“平陆事件”是自己人生中最“热闹”的时刻，“经常与全国各地的慰问群众通话。”
截至到2008年年初，如他一样健在的“阶级弟兄”，尚有十个左右。
时任平陆县长的郭逢恒如今回头再去回想自己在“平陆事件”中的种种经历，感慨说，“很多事儿像是闹笑话，但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时代”。
而48年后，刘克武在回忆到“平陆事件”时，会常常提到那个被枪毙的儿时伙伴回申娃，“他很老实的，人不坏，比我小几岁，当年一块割草放羊，如果不死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