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的五月七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一九五九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张申，1953年后任中共开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周化民在一九五八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一九六五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下面是访谈实录。

张申：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三日，陈留与郑州地委合并，纪念七一党的生日那天，正式办公。周化民调来陈留是1951年春，在地委宣传部任干事，后到地委办公室；合并成郑州地委，成立了工业部，周化民任秘书，焦裕禄在陈留地委当团地委宣传部长，我兼团地委书记。

周化民在这时和焦裕禄便是同志、同事、战友了。

(周化民插话：当时焦裕禄还为我介绍过对象哩，后来，没有谈成)。

一九五二年冬，焦裕禄任团地委副书记了。

一九五三年，我担任郑州地委副书记，住荥阳。1954年河南省政府从开封迁到郑州。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一九五三年，颇受毛泽东赏识、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是‘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有独到的认识，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

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右”了。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里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

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正看三国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

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

周化民插话：

一九五八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大干特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上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在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以内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

工业提出“以钢为纲”，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高指标就带来高估产，还得有高干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一棵红薯拖苏联，六亿人民吃不完”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翻！”

……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民公社全国第一个叫嵖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张申：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

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我去东北黑龙江参观，看到有“无人售饭处”、 “无人售货处”；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他是个老实农民，把‘党中央'误认为是个人了。

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当时叫“五风”，全国都刮，而属河南最严重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翻，达到1070万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当时开封地区西部5县是山区，都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上......

张申点头说是，张申接着说下去：

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35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5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全砸了。

周化民：

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型的，方型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木制风箱炉。

当时叫“小土群”(小炉、土法、群众运动)，都是高温作业，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登封当时是全省大办钢铁的“先进县”。这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的。河南日报登照片，叫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让人啼笑皆非。

张申：

登封在大办钢铁前，曾用土法炼过铁，这时，登封成了典型，全国都来参观，哲学家艾思奇也来过。他下放到这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是蔡振中。蔡振中虚报产量，搞形式主义，我批评他，他不吭气，省委杨珏说我：不要批评他，要引导他。由登封提出四无县后，他让群众在厕所里刨蛆，打苍蝇，给牲口、羊刷牙......省里以此典型推广搞四无专区。我不赞成不行，少数服从多数，地委的领导都同意，我没办法。毛主席来河南搞农业40条，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问说：三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当初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说他右倾，因为他不许说谎，弄虚作假，吴芝圃去北京开会汇报，经邓小平批准，在北京开始批判潘复生；以后全省开始批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吴芝圃当了书记，就更左了。

五八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5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地区共辖21个县，1100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一九五八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这情况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郸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历害。

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周化民：

商丘地区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开挖“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一九五八年，他们在商丘北郊挖了个“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护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后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张申：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说着哭：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水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他们驱车直奔省委，报告给吴芝圃；吴大惊。以后为河南饿死几百万人，做了检讨。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

一九五九年八月......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一九五九上八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意见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一九五八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来说明其中的问题和困难。因为我了解具体问题很多。如钢铁产量有不少浮夸虚报问题，我举例说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有因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当时我们住在省军区紫荆山宾馆开会。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我当时想，他俩准是来参加我们小组讨论的。张申同志是讨论小组召集人。张申拿钱买了西瓜，切开了，让他俩吃，他俩拒而不吃，态度非常严肃。

副省长说：“省委派我们二人来，是找张申谈话的。省委认为张申昨天的发言，有很多错误，实际上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问题。省委决定：明天下午，张申同志要做检讨，地点在省委北院礼堂。”

说后他俩便离开了。

小组讨论会上像突然一颗定时炸弹爆炸一样，把大家炸得一句话也没有了。半天，鸦雀无声。

张申说：“检讨吧！我们得去做准备。”

说罢即和我一起离开了会议，回到了宿舍。

这对我们都是晴天霹雳，思想非常紧张，又从内心里想不通。我对张申说：“你的发言，我的补充，都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思想还不够解放，还有许多问题，未讲出来哩！咱们还要不要实事求是？省委让你检讨，我思想不通。”

张申沉思一会儿，说：“不要再讲别的了，我们一起商量怎样写检讨吧！”

我说：“我思想乱极了，说不出什么意见。”

张申要我平静一下。我们在一起稍微研究一下，七拼八凑，由张申执笔，总算搞出了一个“检讨”。

第二天下午，天气燥热，像憋着一场暴雨。

在省委北院礼堂召开了省直机关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人很多，座无虚席，人们乱问：开啥会呀？不知道，打听干啥，一会儿还不知道呀......

张申到礼堂后边去了。

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开板便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乖乖，还有‘论'哩！)，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些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会议情绪异常紧张，消沉，谁也想不到要开这样的会议，有不少人心里和张申讲的一样，只要不是瞎子谁看不见？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

会议有些冷场。

这时，新乡市委副书记刘义发言了，他情绪高昂，措词激烈，他说：“我认为张申的错误是属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参加会议的人一下子被弄得莫名其妙，交头接耳起来，我更接受不了，我想，只有像陈独秀、李立三那样的领导人才能犯机会主义错误，其它人怎会犯机会主义错误呢？张申同志不过说了点具体意见和看法呀！令我吃惊的是：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站起来为这话鼓掌，但此时，会场上响应鼓掌的稀稀落落，杨蔚屏生气了，又站起来批评说：“你们怎么不鼓掌啊？”

下边才又有一点稀稀落落的掌声。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反对大办钢铁，说：‘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他反对人民公社，说‘办早了，办糟了'；他反对大跃进，说这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还有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黄克诚(总参谋长)、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组织了一个所谓军事俱乐部，就是反党集团，反对三面红旗，猖狂向党进攻。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并说：“这次会议，到此结束，各地市领导回去，都要按省委布置开展反右倾运动。”

这次工业会议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做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第十三天，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你是和张申一块去开会的，在开会时，你和张申一唱一和，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你比张申说得还具体、思想比张申还顽固，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罪应有尽有，特别令人不服和憎恨的是：打人、骂人、违法乱纪、私设公堂，大搞逼、供、信，在地直机关盛行。

庐山会议没开完，就把张申和我揪出来了。九月份开省三级干部会，批得更厉害了，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月，回地区*流批，上挂下联。商丘地区划过来的人批开封地区人最来劲，80%以上的科室头头都受批判了。

农业系统批判斗争农业局一位刘副局长，被打得受不住了，有意逃跑，和商丘来的一个他认为可靠的人商量，要跑回山东老家去，但是说路远，由那人给他回商丘解决路费问题。当他俩化装于夜间到达商丘火车站时，那人竟跑到开封地委驻商丘办事处向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报告，把他出卖了！结果把他带回开封，更加严刑拷打，追问刘到底想往哪里跑的，刘个性很强，想着要是到监狱里也可能更好点，可能就不挨打了，便说：“我不敢说。”经一再追问、拷打，他才说：

“我是要往台湾跑的。”

打人凶手又追问：“你到台湾想找谁去的？”

他答：“我是想找蒋介石去的。”

“你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

“我在参加工作前，参加过蒋介石的训练班，听过他讲课。”

打手们如获至宝，想这下可抓住一条大鱼，急忙向上级汇报。谁知经上级领导分析，认为这全是假话：因为刘副局长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根本和蒋介石不沾边儿。以后又批他不老实，本来他想编个瞎话，弄到监狱去少挨打，结果弄巧成拙，打他反而更厉害了！

对我批判斗争，也来回摇我，让我站中间，推过来推过去的，可就是没有挨打，好让我奇怪！就连张申同志也被打个鼻青脸肿，一塌糊涂。被斗的人无一幸免，为什么不打我？这是难解之谜。直到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平反以后，一位负责抓运动的人才对我破了谜：原来是准备狠狠打你的，因为你思想很顽固，你年轻，身体好，也经得住狠打。可就在这时，省委派来第一书记李玉亭，有人说，他是你爱人李韵杰的亲哥哥，所以未敢打你！
    原来如此！

从一九五九年九月到一九六〇年三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八日，中共开封地委监察委员会在“对周化民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处分决定”上批示：

地委常委一九六〇年元月三十一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细心一点，你会看出：工业部党支部对我做出处分决定是一九六〇年二月八日，我签属意见是二月二十五日，而地委常委批准是在元月三十一日，这是先定性质、戴帽子，作出组织处理，而后才走形式，开支部大会讨论“一致同意”的，哪还有一些党内民主？这也严重践踏了党章呵！当时，我还敢说吗？我只能同意，只有两点意见说明一下。

1.我不记得诬蔑毛主席，说过“毛主席这老头脑子也热了”这句话。

2.“任务提的太大，千斤担子压下来，压的下边干部硬着头皮顶住，为了怕反右倾，看领导的眼色行事，完不成硬说是能完成，这样把人们的思想引到片面性那方面去了。”这段话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份传达中央批转云南省委文件上说的。当然我的思想当时可能是错的。”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八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文明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群众生活如何？看来让人万分难过，不寒而栗！

当时永城县六十万人口，已活活饿死十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把群众完全置于死地。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多么残酷的现实！

三月二十五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想到此时，还有多少农村父老乡亲冻饿而死，这心里的痛苦，远比个人的痛苦更强烈，自己活着，还说什么呢？......

张申，以沉重的声音，慢慢地说，像是自语，我把身子离近他，把录音放到他跟前。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十级降到十二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五七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一九六一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百姓，是可以活的！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一九五八年冬天，在发现问题后及时处理解决，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下令不许老百姓家里冒炊烟，就忍看老百姓活活饿死；那个杨蔚屏，还坐着轿上鸡公山，见路边死人却不下来......这还是党员！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谁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回到开封，周化民先送给我一本剪帖报纸，是在一九九八年河南《大河报》连载三十九次的康健的纪实文字《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真实记述这历史的悲剧和教训。这文章所记正好和我采访人所讲的事实对照。

老周领我到了他的楼上，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已八十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一九四四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战争年代在县里当秘书；一九五〇年调到河南省委农民协会当秘书；土改结束，一九五一年省成立农委，一九五三年改为农村工作部，他当干事；一九五五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提起那段往事，这位八十多岁老人记忆犹新。

姚学智：

要说信阳地区饿死百姓事，得先说吹牛皮、放卫星，没有说谎话、说天大的谎话之因，也就没有饿死百万人的恶果了。

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一九五八年六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副部长把报告交彭副省长。给河南日报总编一个电话，取走了报告，变成了铅字。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是啊！那时候有话不能说呀！”姚学智接着向我讲当年的谎话成风的真实情况：

......那回甘肃省来请放7000斤卫星的西平县郊区委去介绍经验，让先到省里来谈谈，让我去听介绍。

你们汇报一下，咋打了这么多小麦？

西平县人说：“俺那麦子好哇！十四五个小伙子，一亩地割了三天才割完的。”

我说：我不信，就是伐大树吧，十四五个小伙也伐不了三天，你们不能这么介绍，说的太过，人家也就不信了。那时还组织干部下去验收“卫星”哩！

一天听完汇报，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问我有什么看法？

我说：人家咋说，我咋听呗，我能有啥看法。

一九五八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

那时候到处检查，我满天飞哩。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洛渊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

上边对河南的压力也大。那时谭震林副总理在河南指挥，有事就让我陪谭震林和钱正英。钱正英说：我们水平低，谭政委水平高。谭说：“你们要一年实现水利化！共产主义很快就实现了，到那时天天喝牛奶、吃鸡蛋……”

很多问题到一九五八年冬全露出来了。如真让干部说话，敢说真话，也不会继续严重恶化；可人们不敢讲真话。五七年说真话的成了右派，谁不清楚，到一九五九年，还有敢讲真话的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就全完了……

这样，就出现了“信阳事件”……

天文数字的征购粮，便是吹牛皮的代价。一九五八年夏、秋两季的“粮”征购，让嵖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财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实际与账面上差距不啻是天文数字85879万斤！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县里召开征购会议，人们不发言，不表态。沈寨乡一生产队长叮嘱开会来的会计沈万治：“说少了对不起毛主席，说多了，老百姓就要饿掉牙，我看就实事求是报130斤的单产，可你去开会，弄不好挨辩论，不中，就往上多报点，150斤，再不中报160斤，只这三个数，不敢再长了。”

可谁知沈万治架不住折腾，一辩论，便胡说亩产512斤了，人问他：“开始为啥报哪么低？”万治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俺队长交代的，不让报太高。”

队长在家听到这消息，五尺高的汉子号淘大哭：“我*啊万治，把我打成右倾不耐事，你让老少爷们饿肚子可咋办哪！”哭得像小孩子一样，任谁也拉不起来。硬汉子也架不住辩论会，又怕打成右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你别辩论我，叫咋报都中，谁报的高谁早过关。征购会就这样胜利结束，赶回家中，掀起征购狂潮。

老百姓对付你的第一个办法是千方百计“藏粮”其方法五花八门。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务咋办？他说：

“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嵖岈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小营大队支书上去批判说：“彭德怀，你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毛主席，想干啥？官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挨批斗后还惊恐地问人：“什么是‘油牌'？我哪来‘油牌'呢？”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洪福头发连头皮一块撕下来，活活地打死！庐山会议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〇年七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检讨，也称“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为这报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有斗争。地委书记路宪文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都非常怕说真情，报实数，去拼命封锁消息，不让说真话。

一九六〇年，吴芝圃要到中央开会，组织人搞“五风”的材料，我是这个组的组长。通知信阳地委，找人配合。我到遂平，这儿离嵖岈山40里，我马上下去了解情况。晚上就接到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电话，说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哩，要我去到会上。我说：“我刚下来，不想去了，我要在下边摸摸情况。”对方说：“你要不参加得向省委请假。我只好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用车来接我。”

到驻马店，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嵖岈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回到嵖岈山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我是来搞“五风”材料，凡是省直在遂平蹲点的统统集中到嵖岈山公社来。让他们谈真情。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嵖岈山公社死多少人？”

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

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嵖岈山上倒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县委派宣传部长郭树志来到嵖岈山。他曾当过公社书记，还曾出国，和丹麦国王一起照了像，他放的很大，摆在办公室墙上，在人们挨饿时，他躲在屋里偷吃牛肉。群众吃糠，大便下不来，见他把牛骨头扔了，群众去抢，好整些油出来，他不让，把抢骨头的人批斗！就是这个人，我让他写死人情况，他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嵖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嵖岈山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嵖岈山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县委说：你换个地方吧，中南局来人了。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嵖岈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倒底是谁写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 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罗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是啊！还有什么话说，还狡辩什么？

应该把害国害民的制造谎言的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也实在不忍再听下去了。我的心头像压上千斤石头一般沉重，不仅因为事实的悲惨，而是在于这真相没有让世人知晓，我们今日为饿死的千百万农民祭奠，我们祭奠饿死的灵魂，从而共同思索：如何使谎言造成的悲剧不再发生！

                         （选自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纪实》2008版，任彦芳著）

  黑夜里

  灯火高楼

  血和肉敞开着

  杀人的机器推进着

  惨叫声声

  最长的河流流过黑夜

  黑血

  黏稠，腥涩

  黑血渗漏

  在家园的沃野

  黑血撞见断层里亡灵更多，披头散发

  黑血淋漓着它们前额

  亡灵、黑血痛楚一家

  黑血淋出了——

  它们眼中的刀，腹部的药，肺里的霾

  心头的劫……

  它们懵懂无辜的孩子——

  那一只只可爱的小海鸥

  飞翔的天赋被早早切割

  黑血被亡灵的泪水击破，祈盼火

  火与血，血和泪……随遮掩一起陷落

  更深的冷在漩涡里扼杀热

  枯骨被亡灵包裹，亡灵被黑夜包裹

  黑夜啊

  最长的河流流过黑夜

  黑色的血

  黑色的瓜果

  黑色的河流两岸

  鼓吹盛世的人马络绎不绝

                    2014．3．28

1928年发生的“皇姑屯事件”，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一直被认为是日本人的一个大阴谋。最新出版的《辞海》也写道：这是“日本关东军谋杀张作霖的事件”。

然而，真相究竟如何呢?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作者托托从大量的俄文原始史料及其俄国和欧美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中获悉，“皇姑屯事件”其实是苏俄特工的一件杰作。这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新的解说。

“中东铁路”纠纷激怒了苏联政府

　　1924年9月20日，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东铁路条约”，做出与苏联友好的姿态。根据条约规定，中东铁路将由苏中双方共同管辖。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政府开始改变了对张作霖的态度。1926年1月，张作霖军队在交纳使用中东铁路费用问题上与苏方发生纠纷。截止1925年12月，张作霖军队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为此，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决定禁止张作霖军队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对于伊万诺夫的决定，张作霖军队不仅不予理睬，而且变本加厉地使用铁路，甚至开枪对拦截过往军列的铁路工作人员加以威胁。

　　1926年1月，张作霖命令军队逮捕了伊万诺夫，以便控制对中东铁路的管理。苏联政府将其称为“东部铁路纠纷”，试图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并暗示张，日本一些有影响的团体正在物色新的人选取代他，希望张不要在这种时候与苏联把关系搞僵，以免失去可靠的支持者。但是，苏联政府的努力化成了泡影。同年7月，张作霖在北京会见了吴佩孚，与其讨论了共同对付左派运动问题。同时，张作霖还向吴佩孚提出了将中东铁路管理权交给他来管理的要求。尽管苏联对此提出了严正抗议，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实际上还是落入了张作霖之手。

联共（布）指令

1926年8月初的一天。苏联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局长办公室内，别尔金将军反复默念着刚刚收到的命令：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联共(布)政治局命令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除掉”中国满洲地区的独裁者、反苏反共的北洋政府大元帅张作霖。

   “蛇蝎暴君”斯大林

必须刻不容缓地执行此命令。问题是派谁去呢?军事情报局并不乏行刺好手，但是由于中国情况复杂，环境特殊，所以不易得手。别尔金将军经过与三处(亚洲处)处长研究后，决定派境外工作经验丰富且通晓中国事务的特工站站长萨尔嫩去组织并实施暗杀张作霖的绝密任务。

1926年初至1929年底，萨尔嫩在中国任苏联特工站站长期间，曾经秘密组织反对张作霖控制中东铁路路权的斗争，领导在奉系内部实施策反、颠覆及破坏等工作。

接到莫斯科的调令后，当时在保加利亚执行任务的萨尔嫩迅速返回总部。在局长办公室里，他见到了别尔金将军。

别尔金将军说：“满洲地区的形势很复杂，张作霖的贴身侍卫队又很厉害，听说每个队员都身怀绝技。所以，你们实施方案时，要格外小心，尽量把困难想得充分一些。你过去后，担任情报站站长工作，其掩护身份为驻卡尔甘(现河北张家口市)苏军顾问团成员。你的秘密代号为‘格里斯卡’。为了尽快圆满地完成此任务，我已密令满洲地区所有的特工配合你们的工作。请记住：执行完任务后，要迅速离开案发地，当地的情报组织会巧妙地把作案嫌疑栽陷到他人头上。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两周内拿出行动人员名单及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

半个月后，别尔金将军果然收到了由远东地区发来的密电：除掉“目标”行动人员名单及行动方案——

1926年9月底，应大帅张作霖之邀，“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队”将到其官邸的“帅府苑”举办音乐会，据说张作霖的目的是为了取悦于舞女出身的宠妾——五姨太。届时，萨尔嫩将安排布尔拉科夫提前把在远东地区特制的遥控炸弹带到中国境内，再由对铁路系统既熟悉情况又活动方便的梅德维杰夫、费拉先科转交给已到沈阳的该乐队“线人”。然后，由“线人”按萨尔嫩提供的方位图，把遥控炸弹藏匿到张作霖的座位下。而一身轻松的布尔拉科夫则以乐队聘用的电工身份，混入“帅府苑”，并寻机实施遥控爆炸。

莫斯科的将军们在收到密件的当天，就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最后批示：认同行动人员资格，同意实施行动方案。行动时要慎之又慎。

接到莫斯科总部的批复密令后，萨尔嫩便指示下属迅速行动。他自己也于1926年9月初，以苏联驻奉天领事馆随员的掩护身份，亲自到大帅府送交例行的外交公文。萨尔嫩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观察大帅府及“帅府苑”的地形环境，以便为“线人”提供准确的炸弹放置点。

几天之后，即1926年9月24日，化了装的布尔拉科夫出现在由苏联海参崴驶往中国哈尔滨的“东方快车”上。当列车驶到中国边境小站绥芬河车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奉系的侦缉队突然冲进了布尔拉科夫乘坐的高级软卧车厢，随后在该车厢的行李中搜出了苏制的遥控炸弹、数量众多的高级手表及美元、日元等大量现钞。

原来，由于布尔拉科夫的“线人”过分关注交响乐队在大帅府演出的具体时间等事宜，引起了奉天警宪的注意。最后在有关人员的逼问下，“线人”只好招供：布尔拉科夫指使自己参与炸死张作霖的行动。不过，他只供出了布尔拉科夫一人。其实，他也仅仅知道布尔拉科夫一人。

在哈尔滨的宪兵司令部里，先后被捕的布尔拉科夫与“接货人”梅德维杰夫、费拉先科，接受了奉系警宪的审讯。

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虽然三人都表示认罪，但都一口咬定：暗杀张作霖只是他们的个人行为，没有受任何人指使。

这样，布尔拉科夫三人保住了此次行动的实际指挥与领导者——萨尔嫩。

再次行动

事情败露后，苏联政府公开发表声明，称布尔拉科夫等人是受“俄日战争”讨命组织的指派暗杀张作霖的，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毫无关系。另一方面则全面深刻地总结此次暗杀失败的经验教训，准备再次行动。

经过一段慎密的考核，他们决定仍让有着丰富的对华情报工作经验的萨尔嫩担任此次行动的负责人，而具体执行的人为有“冷面杀手”之称的功勋特工埃廷贡。

后来，为确保此次暗杀行动的成功，总部又增派了一名兵器专家型特工——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三局的维纳罗夫。

1928年春季，“清除”张作霖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陆续地从莫斯科、北京、沈阳等地聚集到了哈尔滨。

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考虑到张作霖经常乘火车回奉天的习惯特点，特别行动小组决定把“清除”行动锁定在沈阳，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炸弹由兵器专家维纳罗夫备制，而地点、线路选择则由埃廷贡负责。萨尔嫩负责挑选亚裔特工，做协助及外围工作。

潜入沈阳后，他们聚集到苏联驻奉天领事馆“安乐窝”小楼，举行了秘密的宣誓仪式。

宣誓仪式结束后，他们向莫斯科总部发去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可随时实施“清除”行动。

莫斯科总部领导人明白：萨尔嫩与埃廷贡等人正在等待暗杀张作霖的最佳时机。于是，他们命令在张作霖身边工作的“线人”，要不失时机地密报张作霖的行踪，以配合萨尔嫩等人的行动。

不久，服务员列别捷娃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密电，上面写道：

由于北伐军步步逼进，张作霖正准备撤出北京，返回老家沈阳，并拟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

张作霖将于近期返回沈阳，这样就可以尽快实施中途起爆方案。埃廷贡不免为此而喜形于色。

“请总部说出张作霖返沈的具体日期及所乘的具体交通工具。”萨尔嫩对列别捷娃命令道。

5月30日夜，莫斯科总部发来密电：

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京站出发，所乘交通工具为火车。你们要绝密行事。

在该密电中，莫斯科又指出：

再次提醒你们，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按照莫斯科总部的要求，特别行动小组紧张而有序地工作起来。

维纳罗夫负责准备炸药。在很短时期内，他就备妥了120公斤黄色炸药。为便于携带和隐藏，他把这120公斤炸药分解成40个小袋，每个小袋仅重3公斤。小袋的外面标上了“洋灰粉”或“涂料粉”的字样。兵器专家出身的特工，干起这种事来，可谓得心应手。

埃廷贡负责选择行动的地点和线路。经过几天的化装踩点，他最终选择了京奉列车必经之路的京奉路(即京沈线)与南满路(即长大线)交叉处的老道口。其优点是：1、它距皇姑屯车站很近，而且还有一个便于隐蔽放置炸药的三洞桥，由于两侧的路基凸凹不平，更便于遥控引爆并迅速撤退;2、最关键的是，该地段处于日本人管辖区，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身上。

    爆炸现场

一份密电

6月2日晚间，萨尔嫩又收到一份密电：

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将于6月3日凌晨(时间待定)从北京站出发，走京奉路，约在6月4日凌晨(时间待定)到达奉天新站。该列车共22节车厢，张所乘坐的车厢为第10节，其明显标志为蓝色的花车。

就在苏联特工秘密筹划谋杀张作霖之际，5月30日，张作霖召集身边的重要将领，举行了一个紧急秘密会议。参加人员有：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会上决定，即日下达总退却令。除个别留守人员外，奉系所有军队都将陆续退出北京，返回东北。

6月1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各国公使，随后又接见当地绅商及商团代表，宣布他本人即将离开北京，一切政务将交由国务院代行。

一时间，从中南海到大帅府，上上下下一片惊恐，各部、厅、办公室的大小官员都在手忙脚乱地收拾档案，焚烧文件，为返车做准备。

6月2日下午，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称：撤出京津，退回东北。

6月2日傍晚，奉方要人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张大帅将于今日夜晚离京。

6月2日晚8时，留守人员为张作霖举行告别晚宴。

6月3日凌晨，张作霖在国务总理潘复、各阁员及侍从武官等人的陪同下，从中南海西门分乘4辆汽车驶往前门火车站。

6月3日凌晨2时30分，列车启动。

埃廷贡带着两名亚裔特工，于3日子夜前将维纳罗夫准备好的40袋炸药秘密地摆放到老道口三洞桥下，然后在夜色掩护下躲藏到10米外的路基下隐蔽起来，只等几个小时后京奉线列车开过时，按动手中的引爆器。

按照埃廷贡事后的说法，当时他已做好了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准备，如果炸车不成功，他也会挺身冲向张作霖。

6月4日晨，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时，奉天站的官员张景惠、刘尚清等都到车站来迎候。而张作霖乘坐的是一节特征明显的蓝色花车里，正当这节花车穿过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巨响，烟尘滚滚，砂石纷飞，正好把这节车厢炸碎。张作霖被炸出3丈远。

当人们把浑身是血的张作霖抬进大帅府时，他已奄奄一息，之后，胡乱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气绝身亡了。此时是6月4日上午9时30分。

这是一千个的名字，也是一千条活鲜鲜的生命。其中不少是名人，曾是我们仰慕的对象，然而他（她）们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都消失了。消失到哪里去了？直到50年后才发现是北大荒那遍冰天雪地把他们吞噬了……

                                                     ——题  记

一个偶然的机会，原在北大荒农场“改造”的右派难友，“改正”归来后的90年代，去北京潘家园淘古，发现了這份一千个北大荒受难者的名册，与老板几经交涉，才获得了這一千条才华錚嵘的生命的财富。倒不因为我是右派，而是它里面有我不少悉知的人物，有的还是我的朋友，并且有重大的史料价徝。在它上面详细记载着的这些名字，有的还有简介和事迹，对折磨而死去的难友留有深深的缅怀。行墨走笔情真意浓，不难看出整理不但花了许多时间，还注入了大量的心血，功不可没啊！

這是一千个的名字，也是一千条活鲜鲜的生命。其中不少是名人，曾是我仰慕的对象。比如高汾大姐，是《大公报》的名記者，曾活跃于二战前线，在战火纷飞中出生入死，用生命和鲜血写下许多揭露日本軍国主义法西斯暴行的文章。后来她消失了，消失在飞雪茫茫的北大荒。多可惜，這是人才啊！三天前我见着她，已是近九十高龄的老太婆了，可那时才三十多岁，正是,人生风华正茂，遥当年是何等的英勇神韵？怎不令人唏嘘。

新华社记者戴煌，写下过不少名篇，可北大荒的饥饿与寒冷几乎夺去他的生命。他终于顽强地活了下来，活得好凄苦惨烈！由于苦之深，痛之切，归后所写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在读者中广为流传，深受世人好评，还译成日文在世界发行。由于这是一本写真写实，记述右派苦难历程的书，各地书店己罄售一空，有点近似洛阳纸贵。

在份名单中还看到名记者殷毅、吳永良。且不说他们年轻时代“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的锦秀文章，纵是烈士暮年写出的北大荒回忆录，读后也叫人肝肠寸断，回荡九迭。前者叫《回首殘阳已含山》，后者名《雨雪霏霏》。文如人，字似血，一文一字都在呼唤中国的民主自由。真是，北国风冷，陈尸未腐，呻呤仍在，鉄钳锁喉，问神州大地，何处是春天？一千条生命，一千个花蕾，記录着历史的灾难。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是天生的软弱；中国人民最大的不幸， 是迷信“皇帝”。我们何时才不软弱？我们何年才不迷信“皇帝”？噫嘻，悲乎。

一九五八年将右派送往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改造的中央国家机关25部5院5委5托1行1局和军委五总部等单位名称： 

文化部

1、文化部机关

001 杨  角：1916年9月23日生于黑龙江绥化县。原沈阳东北鲁迅美术学院院长。离开850农场，任哈尔滨文联副主任兼美术部部长，市宣传部副部长。1998年1月24日病故。

002 张晓非（女）：1919年生于黑龙江双城县。杨角之妻，原沈阳东北朝鲜美术学院副院长。离开850农场，任哈尔演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1996年8月26日病故。

003 焦勇夫：1930生于黑龙江肇州县。原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的秘书。曾留在850农场编写场史。后来调到齐齐哈尔，不久又回到北京文化部工作。1996年9月7日病故。

2、艺术局

004 尹瘦石：著名国画家。曾在850农场总场画画。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工作。已病故。

005 辛若平：1928年生于河北黄骤。原在戏剧处工作，科长16级。绰号“辛胖子”。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后又去山西工作。已病故。

006 李兴文：1931年生人，电影局翻译。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在中国电影科研所工作。

007 吕  林：电影局干部。

3、文化局  

008 陈  地：音乐作曲。离开850农场，在哈尔滨工作。

009 罗忠恕：1931年生于四川涪陵。中央群众艺术馆编辑，文艺12级。1960年12月分配到安达工作，后又回到北京文化部工作。已病故。

010 胡允立：京剧研究院研究员，曾任阿甲秘书，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工作。已病故。

011 屠楚材：1914年生于常州，京剧琴师，京剧研究所研究9级。曾是民初四大公子之一，收藏家、名票，张伯驹的琴师。离开850回京工作。

012 王清辉：1934年生于四川宜宾，京剧院舞台美术设计文艺12级，离开850回京工作。

013 蒋咏荷：1926年生于江苏武进，音乐研究所实习研究员。二胡拉得好。离开850回京工作。

014 梁福荣：音乐研究所职员，在850云山畜牧场时，曾担任通讯员工作，热心为大家服务。离开850到齐齐哈尔市图书馆工作。

4、中央乐团

015 陈永田：1932年生于山东博山，乐队队员文艺10级。吹双簧管。离开850回京后又去了香港。

016 舒  风：1936年生于黑龙江阿城。小提琴演奏员，文艺13级。离开850回北京工作。

017 阎启明：1932年生于辽宁抚顺。合唱团演员，离开850回北京工作。

018 龚明贤：上海乐团演员，男低音。原是飞机机械师，曾给张学良开过飞机。光棍一辈子。改正后住北京天坛复康里9号。年老病逝。

019 张家驹：上海民族乐团，板胡拉的特好，在任何场合板胡随身带，有请必拉，可以，他到哪儿都受欢迎。是个戴着深度眼镜的瘦小子。

5、中央民族歌舞团

020 梁远荣：1933年生于广东南海县，中央群众艺术馆舞蹈演员，文艺12级。离开850农场去香港。

021 孙顺骊：1926年生于四川绵阳，舞台美术设计。连鬓胡子，绰号“太君”。1960年12月分配到合肥越剧团工作。退休后回四川成都度晚年。

022 白音图：歌舞团总务。蒙族人，不是右派。

6、中央实验歌剧院

023 王大可：1921年生于辽宁，舞台美术设计。离开850在辽宁艺术剧院工作。退休后以金石篆刻为乐趣。已病故。

024 王桐纲：1933年于天津，舞台美术设计。离开850在天津木偶剧院工作。

025 娄  刚：唱歌、作曲。离开850回北京工作。

026 谢雄飞：1927年生于南京。舞台美术设计。

7、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027 孙泽均：舞台美术。留在佳木斯农垦局文工团工作。后来回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

028 文  燕：（女）留在佳木斯农垦局文工团，后来回北京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

8、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029 梁文华：1929年生于黑龙江宾县。党支部副书记，16级。1959年11月在云山畜牧场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离开850回京在北京木偶剧团工作。

030 包  蓉：翻译，离开850在山西太原煤炭设计研究院工作。

9、故宫博物院

031 于善浦：1932年9月9日生于辽宁西丰县。陈列部助理研究员。留在850农场工作，1979年在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工作。现职称为文博研究馆员。著有《清东陵大观》、《香妃》、《珍妃》、《东陵盗宝记》、《福寿园中的海上名人》等。

032 徐琴久：1932年生人，绘画组助理研究员。1959年11月在云山畜牧场第一场摘帽。离开850回北京后又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军区总医院工作。

033 喜  野：织绣组助理研究员。不是右派，离开850到贵州工作，后来出国了。

10、中国历史博物馆

034 金玉海：1934年生于北京。说明员25级。离开850回北京原单位工作。

11、出版局

035 王耀光：1933年生人，纸张管理处职员。1960年12月分配到佳木斯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作。退休后爱好钓鱼。

036 唐砥中：出版局职员。离开850回北京，先下放到山西长治，后又回北京新闻出版署工作。

037 邵吾康：1927年生于浙江绍兴县。科员19级。（1958年9月开过小差）。

038 曹九湘：中华书局编辑。

12、出版社

039 聂绀弩：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作家，诗人。1958年7月在850农场四分场工队劳动，因宿舍失火，被诬为“纵火犯”入狱。出狱后就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后来回北京工作。已病故。

040 沈湘川：1928年生于河北通县。文学出版社，科员19级。

041 张彪（标）：1932年生于天津。文学出版社助理，编辑12级。

042 李志强：1928年生于河北三河，美术出版社，副科长17级。

043 郭烽明：1919年生于河北晋县，美术出版社，编辑7级。

044 李新泉：1927年生于江西乐平，美术出版社，科员20级。

045 侯德麟：古籍出版社编辑，离开850回北京工作。右五。

046 李  易：1927年生于山东昌县，大学文化，编辑9级。右四。

047 张学廉：1920年生于浙江上虞，专科，编辑8级。右五。

048 黄仁清：1929年生于江苏常熟，财经出版社，助理编辑11级。

049 彭体泽，1932年生于天津，大学，编辑18级。右四。

050 高  恒：1930年生于内蒙敖汗旗，通俗读物出版社，编辑8级。1959年11月在云山畜牧场第一批摘帽子。之后全家迁往虎林，在《农垦报》工作。1979年回北京《农民日报》工作。后来调河北省政府任副秘书长。

13、人民出版社

051 安毓英：1933年生于河北武清。美术编辑。1966年12月分配到安徽工作。

052 史玉华

053 张启亚：编辑，不是右派。离开850回京在文物社工作。已故。

054 杨锡九：1933年生于山西。助理编辑11级。离开850回山西，在太原市山西史志研究院工作。

055 吴道弘：1929年生于浙江嘉江县，副科长17级。离开850回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

056 王志民：1926年生于南京。编辑9级。离开850回京人民出版社工作。

057 张士信：1911年生于绍兴。财务副科长，16级。

058 王定远：编辑

059 王复加

14 人民画报

060 黄苗子：1914年生于广东中山县。画家、书法家。编辑。离开850回北京工作。

061 丁  聪：漫画家，副总编。离开云山畜牧场，曾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离开北大荒回北京工作。

062 吕向全：1931年11月26日生于山东黄县。摄影记者。离开850在佳木斯农垦局工作。著有《岁月留痕》画册，其中有大量北大荒的珍贵照片。1998年5月8日病故。

063 刘有声：画报记者。离开850回北京后又分配到太行山长冶市工作。

064 孙承武：1930年生人，美术编辑。不是右派但同情右派而跟右派一起到北大荒，又和右派一块外局新世界出版社参加劳动。离开850在哈尔滨美术研究所工作。后调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画报社工作。已病故。

065 徐培基：西班牙文翻译。不是右派。在修五一水库干活时总爱唱西班牙文歌曲。1958年近秋时回北京工作。走时经队领导批准让他带走自己一直使用的已经磨秃了的十字镐，文革中自杀。

15、北京电影制化厂

066 李景波：演员5级。1914年生于山东临清。主演《祝福》、《新局长到来之前》。离开850在哈尔滨工作。已病故。

067 管宗祥：演员，主演《祝福》。离开850农场回北影，继续拍电影。

068 郭允泰：演员。1929年生于山东沂南。文艺8级。主演《怒海轻骑》、《智取华山》。离开850回北京后继续拍电影、电视剧。

069 张  莹： 1924年生于辽宁开源县。演员，文艺8级。主演《六号门》、《小兵张嘎》，离开850回北京后病故。

070 刘  宗：演员。曾留用在850农场，后调山大同话剧团工作。1979年回北影。

071 陈瑞琴（女）：1932年生人，编辑。离开850回京工作。著有《北大荒在召唤》。现名陈瑞晴。

072 陈敏凡（女）：舞蹈演员。（田庄之妻）。1960年11月30日第二批摘帽。离开850回北京在中央芭蕾舞蹈团工作。

073 田  庄： 剧作家。离开850回京工作。已病故。

074 钱  玮： 1928年生于浙江平湖。大学，责任编辑，行政17级（文艺11级），离开850到南京文联工作。

075 胡玉甫：会计，不是右派，离开850到新疆电影制片厂工作。

076 孙自诺（女）：干部，离开850回京在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

16、新闻电影制片厂

077 王少明：1923年生于汉口。摄影师文艺8级，离开850回京在中国电影科研所工作。

078 莽  珉： 1936年生于吉林市。洗印工3级。离开850回京在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2004年8月2日病故。

079 张  朴：1927年生于山西孝义，导演9级，右四。

080 李定远：1925年生于陕西咸阳。副导演文艺10级，1960年12月分到山西工作。

081 孙士峰：1931年生于黑龙江兰西。1960年12月分到河北工作。

082 李长庆：1929年生于北京。大学，科员19级。离开850回京后在中国电影基金会工作。

083 张奉奎：离开850回京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工作。

084 冯  英：离开850回京在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

085 刘治邦：离开850回京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

086 郑光泽：摄影。离开850回北京工作。2004年7月去世。

087 袁桂臣：离开850回北京工作。

088 杨吉昆：1930年生于河北乐亭县。宣传干事18级。离开850回北京工作。（曾在五栋房墙报上受过表扬）。

089 1929年生于吉林，照片洗印技术员，技术3级。1960年12月分到山西工作。

090 文朴新（女）：图书员，1927年生于贵阳，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工作。

091 韩大年：不是右派，是右派文朴新的丈夫。随右派妻子到云山畜牧场。在五栋房修五一水库时为大家发电照明。

17、大众电影

092 刘柏华：编辑。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在《大众电影》编辑部工作。

18、书店

093 王光浩：北京新华书店职员，在850农场二分场排水连干活，在排水工地因爆破冻土而被炸死。

094 刘斌德：新华书店职员。

095 黄文兴：国际书店职员。离开850分配到内蒙工作。后辞职到南京和爱人曹清华开了一个眼科所。后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封门不放。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新华书店工作。

096 高国淦：国际书店。在850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到安徽工作。

097 王振瀛：1918年生于苏州，1942年西北联大毕业。到国际书店财务科工作。1958年3月去850云山畜牧场，1960年底回国际书店财务科工作。1983年退休时17级。

098 俞位伦：1924年生于浙江，大学，科员20级。国际书店工作，不是右派，是历史问题。

099 王  林：1928年生于山西，国际书店出口部科员20级，右派五类。

100 张岸久：国际书店总务科，1960年12月分配去山西。

101 邵亚民： 1920年生于浙江永嘉，大学，办事员20级。

102 韩明德：国际书店工作人员，1959年春破冰修路时饿累病故。

19、图书馆

103 梁思瑞：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不是右派。离开850回北京工作。

104 陈芷荃：文化部图书馆工作人员。

20、文化部下属单位不清楚

105 王瑞山：1923年生于沈阳，大学，翻译8级。

106 伊  剡：1929年生于北京，高中，副科长17级。

107 刘秉往：1924年生于湖南益阳，京剧院办事员22级。

108 秦志远：在一分场劳动，1960年11月30日摘帽。

109 王定远：编辑

110 张世杰：1960年12月分配到河北工作。

111 汪守本：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112 徐葆初：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113 陈  洲：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114 胡文元：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115 稽寿康：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116 李  义：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117 宋永源：1925年生于河北饶阳县，中央电影厂副导演，文艺11级。

118 张成杰：1925年生于湖南，人民出版社上海办事处校对23级。

一机部

119 吕  莹（女）：干部，离开850回内地工作。

120 唐文彝：1918年生于江苏，会计师16级。绰号“唐老板”。喜好演京剧青衣。在云山畜牧场因饥饿去云山水库西工区买食品，未买到，归来时坐在水库大堤水闸处死去。

121 戴菊英（女）：1940年生于南京，1958年才满18岁，设计院编图员。离开850回内地工作。

122 王学（雪）松：1932年生于安徽凤阳，副科长。

123 高云虎：1933年生于镇江，干校教员，中技9级，1960年12月分配到四川工作。

124 王根宝：职员，离开850回内地工作。

125 王龙宝：职员，1960年11月第二批摘帽，回内地工作。

126 韩俊廷：1931年生于天津，科员。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时，连累带饿死亡。

127 李振清：1933年生于山东，电力科学院办事员24级。

128 曹文杰：1935年生于河南，五局科员20级。

129 罗运鸿：1924年生于重庆，工程师9级。大家都叫他“大箱子”。

130 马文起：俄文翻译。离开850回沈阳工作。

131 佟霭成：1926年生于安徽砀山县，一机部子弟学校校长，17级。妻子离婚，孩子残疾。在云山畜牧场4号地自杀未遂，当天遭批斗，第二天晚上他吊死在小土山上。

132 方  增：1929年生于山东济南，俄文翻译，离开850农场去山西工作。

133 张其福：1938年生于上海，一机部干校学员，离开850回北京又去安徽天长工作，最后南京创业。

134 吴  敏：1934年生于苏州吴县，俄文翻译10级。回北京后分配去世新疆，后来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

135 崔永昌：1930年生于北京，1948年参加工作，汽车司机3级，号称“大崔”。

136 陈金石：1929年生于长沙，俄文翻译。

137 王保（宝）华：1931年生于沈阳，干校学员。

138 李维方，1928年生于江苏##，科员19级。

139 李维义：1932年生于天津，科员20级。1959年离开850农场，后来调新疆工作。

140 许友敬：德文翻译。离开850分配到海伦县水泥厂工作。

141 张  荣：离开850分配到哈尔滨兽药厂工作。

142 汪辅政：1933年生于沈阳，一院翻译10级，在五一水库为大家理发的“小汪”。

143 刘炳翼：1928年生于江西萍乡，副科长17级，1960年12月分配到四川工作。

144 刘夫参：1930年生于湖南醴陵，科员。

145 潘功久：1935年生于安徽，科员21级，1960年分配到河北工作。

146 刘长春：1932年生于河北昌黎，真空管技术员12级。

147 董引伸：1934年生于江苏高邮，干校学员。

148 刘湖深：1921年生于江苏泰兴，编辑11级，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时死于小云山割大豆“大会战”中。死后于1960年12月20日摘掉帽子。其父刘延陵是“五四”时代著名诗人。他在新加坡闻儿死讯后，派人冒着严寒到云山畜牧场的基地祭奠，并希望起出尸身进行火化带走骨灰。当时遭农场以“从冻土申挖出尸身十分困难”为由给予拒绝。

149 吴阳烈：1928年生于福建，八局科员21级。

150 程伯纯：1915年生于湖北大冶，科员19级。

151 潘经春：1936年生于南京。俄文翻译14级。1960年12月分到内蒙建筑工程学院任教，后调南京工业大学任教。已退休。

152 陈庆明：1932年生于辽宁营口，电力研究院翻译12级。

153 马士华：1933年生于吉林，俄文翻译。

154 陈行健：1934年冬生于安徽。一机部出版社职员20级。

155 陈世计：1927年生于湖南浏阳，科员。

156 高  健：1924年生于辽宁凤城，科员21级。

157 张庆华：1933年生于沈阳。设计院翻译14级。

158 朱善礼：1935年生于江苏邗江，检验员22级。

159 朱文义：1937年生于上海。职员。

160 邵仲兴：1933年生于浙江镇海，干校学生。

161 王  玺：1925年生于天津，工会主席18级。

162 周铭芳：1929年生于湖南湘潭，办事员22级。

163 赵达章：1928年生于苏州，科员。

164 韩九芳：1933年生于河南，办事员，1960年分到内蒙工作。

165 何克俊：1923年生于四川潼南，科员。

166 杜宝光：1923年生于河南鲁山，科员19级。

167 张祖光：1929年生于山东临清，三局翻译10级。

168 华孟之：1924年生于北京，十局科员19级，1960年12月到内蒙工作。

169 佟正温：1930年生于北京，科员19级，列于850农场，死后于1960年12月20日摘帽。

170 翁庆熙：1936年生于广东朝阳，一机干校学员，1960年分到四川工作。

171 邱鹤鸣：1924年生于吉林白清，预算员18级。

172 任泽生：1925年生于四川。副科长19级，1960年分到四川工作。

173 高孝发：1930年生于山东临溜，工会副主席18级，1960年分到内蒙工作。

174 李元驹：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县，技术员10级。

175 陆  进：1915年生于浙江绍兴，科员19级。

176 顾家（嘉）宝：1935年生于上海，描图员25级。

177 吕春生：1930年生于河南。俄文翻译，为人憨厚老实，他身上衣服补丁落补丁，两年似乎未换过衣服。

178 李叔泳：1928年生于上海，大学，职员19级。右五

179 唐建藩：1929年生于长沙，中技，技术员5级。右左

180 邢振中：1930年生于郑州，高中，技术员11级。右四

181 邱志军：1932年生于辽阳，专科，翻译12级。

182 汪建绪：江苏昆山，大学，干校学生。

183 王敏珍：1930年生于江苏盐城，大学，干校学员。

184 原  野：1921年生于陕西扬城，初中，办公室主任14级。

185 康荣林：1928年生于辽宁，大学，一机部卫生所，医师12级。右四

186 李升德：1937年生于四川，初中，译电员22级。

187 谭兆武：1931年生于河北，大专，科员19级。

188 张敏良：1918年生于天津，初中，汽车司机3级。

189 何宏一：1931年生于河北，大专，翻译11级。

190 冯  龙：1929年生于常州，大学，技术员3级（历）。

191 黄承宏：1929年生于浙江，高中，五局副科长17级。右派四类。1960年分到安徽工作。

192 严启浩：1932年生于浙江，高中，编辑10级（历）。

193 王大祁（女：）1933年生于扬州，大学，翻译11级。

194 陈亭华（女）：1929年生于杭州，大学，十局科员19级。

195 吕  瑛（女）：1930年生于上海，大学，科员19级。

196 王萍珍（女）：1922年生于是北京，大学，保育员3级。

197 夏彩云（女）：1935年生于吉林，大专，设计院翻译12级。

198 林兆章：1931年生于福建，大学，国际工业出版社编辑10级。1960年分到山西工作。

199 张循源：1926年生于山东，高中，行政司科员21级。

200 王宝善：1931年生于河北，高中，教育司副科长18级。

201 杨洪敏：1924年生于河北，处长12级。

202 郭保安：1924年生于山东，大专，一局会计师9级。

203 何克俊：1923年生于四川，小学，######

204 邓启仕：1930年生于湖南，大学，科员21级。右三

205 王树田：1933年生于山东黄县，专科，翻译11级。右四

206 顾复兴：1934年生于上海，大学，一机商干校学生。

207 王根生：1937年生于上海，干校学员。

208 杨以工：一机部三局（广西柳州工程机械厂）。

209 李国华：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到河北工作。

210 黄裕喜：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到山西工作。

211 吴升非（伍声辉）：1930年生于湖南，五局科员。

二机部

212 戴镇安：1928年生于上海，俄文翻译22级。1960年分到江西工作。

213 刘玉（裕）昌：1930年生于北京，制图员22级。

214 林泽均：1927年生于广西宜山县，大学，翻译11级。

三机部

215 盛桂林：1931年生于沈阳，一局青年团团委副书记，19级，离开850后情况不明。

216 卜路灯：1929年生于浙江东阳，科员17级，1960年分配江西。

217 罗世同：1929年生于北京，俄文翻译10级。1960年分配山西。

218 黄邦跃：1937年生于福建，十局科员21级，1960年分配安徽。

219 梁启永：1929年生于山东安邱，科员，1960年分配到山西工作。

220 张绍华：1936年生于江苏靖江，办事员，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221 钱恩德：1937年生于浙江，干校学员，1960年分配江西。

222 邢玉西：1916年生于山东东阿县，副科长16级，1960年分配山西。

223 崔  益：1934年生于河北滦县，翻译四等11级，1960年分配山西。

224 王一夫：1935年生于河南商丘，干校学员，1960年分配山西。

225 陈长林：1933年生于长沙，科员，1960年分配湖南工作。

226 徐月清：1927年生于辽宁旅顺，翻译11级，1960分配山西。

227 苏  林：1926年生于山东栖霞，科长16级，1960年分配山西。

228 沈雅庭：1922年生于浙江萧山，副科长。1960分配套江西。

229 裘绍基：1935年生于上海，技术员14级，1960年分配安徽工作。

230 胡建民：1934年生于湖北黄坡，办事员21级，1960年分配湖北。

231 吴洪仪：1931年生于河北，俄文翻译，1960年分配山西。

232 黄承宏：1929年生于浙江，高中，五局副科长17级，右四，1960年12月分配到安徽工作。

233 林兆章：1931年生于福建，大学，国际工业出版社编辑10级，右三，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234 方广才：1933年生于浙江，电机，1960年12月分配安徽工作。

235 胡声飞：1960年12月分配湖南工作。

教育部

236 王光溥：1924年生于河北武清。教员，1960年分配河北工作。

237 王常茂：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1月摘帽，1960年分配辽宁工作。

238 杨治安：1928年生于长春，科员。

239 吴自任：1923年生于江西，编辑9级，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240 杨子象：1927年生于安徽，科员18级。

241 陈光林（历）：1960年分配辽宁工作。

242 史德厚：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四川工作。

243 杨荷萍：在一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湖北工作。

244 王  林：在850一分场劳动。1960年11月摘帽（待中央审批再行师）。

高教部

245 王嘉琦：1918年生于沈阳，编辑9级，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246 罗相成： 1929年生于成都，科员19级，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期间，连累带饿而死亡。

247 胡彬陶：1931年生于南昌市，科员21级。

248 戴剑梅：1920年生于合肥，编辑18级。

249 章自新：1927年生于北京，科员20级。曾于160年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右派吃不饱。后该信件退至右派队党支部，原准备批判，因中央考察团来到云山就没来得及批。

250 郭蕻生：1920年生河南偃师，副总编辑11级。

251 皮筱韬：1917年生于湖北浠水，高教出版社编辑8级。

252 陈  鼎：1922年生于山东聊城，高教出版社科员20级。

253 王其祯：1921年生于河北，大学，科员20级（历）。

254 胡守律：1927年生于湖北，大学，科员19级。右五

255 曹文卿：1924年生于安徽，中学，出版社编辑。右二

256 唐泰生：1933年生于江苏，大学，校对21级（历）。

257 刘  杰：1922年生于山东，高中，副科长14级，右五。

258 曲  琐：1916年生于江苏，中学，副科长14级， 右四。

259 邹乃山：1927年生于湖南，大学，副科长15级，右四。

260 王泽侬：1927年生于四川，大学，秘书11级，右四。

261 封  光：1926年生于江苏，大学，高教部科学研究守科员19级，右二类。

262 鲍祖良：1930年生人，科员，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263 曾桓华：1932年生人，助理编辑，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264 何月慧：1936年生人，助教12级，右三，在一分场劳动。

265 敖泉生：1934年生人，助教12级，右三，在一分场劳动。

266 徐拓云：1911年生人，语文科主任1级，右二，在一分场劳动。

267 吴秋东：1933年生人，助理编辑1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268 罗光洪：1926年生人，副科长，右四，在850一分场劳动。

269 徐敦复：1927年生人，科员12级，右五，在850一分场劳动。

270 芦  芷：1909年生人，编辑主任12级，右三，在850一分场劳动。

271 王儒林：1908年生人，副司长10级，右四，在850一分场劳动。

272 李浩民：1908年生人，研究员12级，右四，在850一分场劳动。

273 黄显亭：1909年生人，编辑7级，右四，在850一分场劳动。

274 王裕泉：1911年生人，编辑11级，右四，在850一分场劳动。

275 黄复佳：1926年生人，科员18级，右六，在850一分场劳动。

276 张纪才：1920年生人，专员12级，右四，在850一分场劳动。

277 傅尚民：1925年生人，编辑4级（历），在850一分场劳动。

七、外贸部

278 陈猗坤：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279 曹  伯： 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八、外交部

280 王倬如：礼宾司司长，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工作。

281 王  树：1906年生于河北定县，助理研究员，1960年分配河北工作。

282 孙  方：（李克农大女婿），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1月30日摘帽。

283 李采岩：在五分场劳动，第二批摘帽，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284 葛 翌：在五分场劳动，第二批摘帽，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285 赵玉荣：1924年生于北京，副科长。1960年分配内蒙工作。

286 林依萍：1925年生于福建福清。外交部信使。

287 唐汝厚：1926年生于安徽，科员19级。

288 彭  枫：1960年分配湖北工作。

289 张志民：1960年分配江西工作。

290 石铁生：1928年生于广西，《世界知识》编辑8级，绰号“大石头”，离开850回京后去内蒙，后在香港美国新闻处工作。

291 丁金葵（女）：1925年生于沈阳，1949年毕业于辅仁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1950-1958年人民出版社总编室第二编辑做编辑工作，英泽 汉，1958年3月—1959年12月在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劳动。1960-1961年在外交部农场劳动，1961-1963年调河南新乡商业局业务科 干活（包括卖鸡蛋）。1963-1966年在河南汲县一中教高中英语。1966-1970年“文革”下放劳动，1970-1978年在山东淄博市博山区海眼农中教书。1978-1979年在博山新博英语专科学校教书。1979年改正后回北京外文局新世界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副编审）汉译英，1988年退休。 1990-1991年去美国，随爱人讲学逛历美国19个州，1994年后在家教洋人中文。

292 谢和庾：1912年生于桂林，《世界知识》编辑6级。离开850回京后在外交部工作。他的妻子是著名电影演王莹，在“文革”中她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293 王绍仁：1928年生于湖南，世界知识编辑9级。离开850回京工作，为外交学院教授。

294 王祖导：1908年生于浙江勤县，外文出版社，科员16级。

295 黄洪辉：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九、石油部

296 于德仁：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十、交通部

297 赵琪（杞、琦）：1916年生于山东，科员17级，右三类，在云山畜牧场忍饥挨饿坚持劳动，1960年病故于风雨途中，死后于1960年12月20日摘掉“右派”帽子。

298 刁  力：1929年生于湖北枣阳，计划局科员18级。

299 徐永祥：1928年生于山东掖县，科长，1960年摘帽后分配江西工作。

300 王用光：1927年生于江苏，调度员9级。

301 谭仲萱：1935年生于四川，文书22级，1960年分配黑龙江安达工作。

302 张（章）鼎东：1932年生于福建，科员，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03 李棣荣：1929年生于沈阳，海港工程师9级，1960年分配内蒙工作。

304 李国俊：1935年生于四川，土木工程技术员11级，1960年分四川。

305 陈其勇：1930年生于江苏，科员18级，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06 刘  蒙：1935年生于河北，《人民航运报》编辑21级，家庭出身商人，高中，右五类。离开850回北京工作，著有《春天的雨秋天晴》。

307 叶恒蕃：1918年生于湖北汉川，造船技术员10级。

308 吴亦听：生于河南固始，人民公路报编辑12级。

309 赵玉（煜）祥：1925年生于杭州，翻译12级。

310 陈嵩元：1930年生人，办事员22级。

311 任维钧：1924年生于武汉，副科长17级。

312 谢清泉：1929年生于湖南来阳，政治部科员20级。

313 林大发：1927年生于湖南，行正处科员19级。

314 潘景元：1916年生于江苏，财会副科长17级。

315 任培顺：1932年生于江苏，财会科员21级。

316 赵方金：1929年生于湖北沔阳，技术员10级。

317 杨奉先：1935年生于湖南邵东，大学，技术员12级，右五类。

318 张思余：1923年生于浙江，大专，工程师7级。

319 佘启明： 1925年生于上海，大学，科员19级，饿累死亡。

320崔双成：1916年生于江苏，大学，财务局副科长16级，右四。

321 陈悦文：1924年生于广东，大学，科长14级，右五类。在云山畜牧场七栋房当过排长。

322 安树伦：1935年生于北京，高中，统计员22级，饿累浮肿死亡。

323 黄英佛：1928年生于江西，电讯局科员，一等2级，大专，右三。离开850到宁波工程学院教书。已退休。

324 王锡琛：1930年生于山东，大学，行政处办事员22级，右四。

325 丘克辉：1913年生于广东，大学，交通部出版社副科长11级，右三类。

326 张郁棠：1908年生于江苏，大学，翻译8级，右三。

327 屠  双：1915年生于常州，人民交通出版社编辑17级，大学，1960年饿累死亡。

328 卫  星：1928年生于广东，交通部报编辑组组长，编辑9级。

329 麻清泉：在一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江西工作。

330 田振兴：1925年生于山东，公路总局科长16级，初小文化，回内地工作。

331 孙  式：1931年生于山东，水运设计院副科长17级，1960年11月第二批摘帽。

332 吕文府：1908年生于山东掖县，翻译9级。

十一、财政部

333 李家福：1930年生于河北丰润，科员。1960年分配黑龙江安达工作。

334 邵  铮：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1月30日第二批摘帽。

335 余天心：在五分场劳动，第二批摘帽，1960年分配吉林工作。

336 赵庚甲：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1月第二批摘帽。

337 赵志明：在五分场劳动，第二批摘帽，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38 陈今池：在五分场劳动，第二批摘帽，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39 王胆珩：1926年生于四川合川，助教，1960年分配河北工作。

340 耿  志：1927年生于河北，财政干校系主任。

341 陈怀瑾（女）：1933年生于浙江，干校教员11级，大学，右五。

342 方洪光：1926年生于广东，大学，科员19级，右三。

343 刁开智：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44 冯汝仁：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45 刘惠义：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46 靳春霖：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47 范洪勋：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十二、商业部

348 刘  琛： 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经理。1958年冬，在云山畜牧场上山伐木第一天就被斜劈的树干将头号砸入土中，当截断树木时，将他救起，人已死亡。因树砸下来的速度太快，腐植质土松软，他的头虽未破裂，但脸部瘀血已呈浅紫色。

349 王九成：商业部干部，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挨饿浮肿病故。

350 佘林清：物价干部，离开850回北京工作。

351 王世轩

352 林  枫

353 张春晓：1960年分配河北工作。

354 熊有兆

355 赵子才：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56 任文学：1960年分配吉林工作。

357 温志心：1960年分配吉林工作。

358 孙文章：1960年分配黑龙江工作。

359 黄翼武：李辽宁工作。

361 冯玉龙：1960年分配江西工作。

362 孙  炯：1960年分配湖北工作。

363 刘永生：1921年生于安徽。科员

364 孙守品：1932年生于江苏，科员，1960年分配黑龙江安达（大庆）工作。

365 刘一凡（九）：1925年生于湖北，副科长。

366 仉序生：1927年生于无锡，科员，1960年12月分配安达工作。

367 李  英：1925年生于河北行唐，科员，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68 邹再生：1922年生于江苏宜兴，科员。

369 孔宪中：1918年生于江西崇仁，商业部教员，死于1960年10月13日小云山割大豆大会战之夜。

370 朱  华：1921年生于河北秦皇岛，副局长，1960年分配河北。

371 朱太林：1921年生于合肥，科员，1960年12月分配山西。

372 赵锡镛：1920年生于北京，科员。

373 刘  之：1918年生于山东临清，办事员。

374 陈炎德：1923年生于四川，合作总社干校教员。

375 陈冬娟（女）：1926年生于浙江，大学，教员9级，右四类。

376 姚雨生（女）：1932年生于安徽，高中，科员21级，右六。

377 周禄询（女）：1927年生于河北，高师，科员21级。（历）

378 秦昌荣（女）：1929年生于四川，初中，打字员22级，右三。

379 李学成：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80 徐学超：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81 谷  川：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82 陈存财：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83 杨丽金：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384 张  茶：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黑龙江工作。

385 凌汉医：在一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河北工作。

十三、轻工部

386 宋庆丽：1928年生于河北，副科长16级。

387 黄云意：1928年生于四川运武，办事员20级，1960年分配辽宁。

388 卫  礼：1937年生于南京，工作人员。

389 曹国华：1929年生于湖南，科员21级，1960年分配安达。

390 沈联航：1927年生于四川忠县，办事员19级。

391 任友闻：1937年生于南京，中技，办事员24级。

392 曹作仁：1933年生于天津，高中，办事员22级，右三，1959年10月15日投井自杀。

393 吕宝珩：1918年生辽宁，高中，日用品化工局技术员，右三。

394 杨   #：1921年生于湖南湘潭，设计司科员18级，死于小云山割大豆大会战中，死后于1960年12月20日摘掉“右派”帽子。

十四、纺织工业部

395 钱德林：1960年分配湖南。

396 左汉鑫：1960年分配湖南。

397 林孟晋：1960年分配湖南。

398 王玉连：1960年分配湖南。

399 张善有：1915年生于河北，办事员。

400 祝震东：1920年生于安徽六安，科员18级。

401 张儒彬：1929年生于河北饶县，技术员，1960年分配吉林。

402 秦荷生：1932年生于江苏吴县，助理勘查员。

403 高奇任：1925年生于浙江，技术员。

404 杨凌寒：1915年生于南通，中学，科员18级（历）

405 刘兴仁：1927年生于河南内乡，大学，办事员22级。

406 黄令中（女）：1925年生于湖南，高中，会计2级（历）。

407 吴中淮：1919年生于南京，大学，财务科长兼工会主席。1959年11月去世。

408曾令宇：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四川。

409 陈金德：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四川。

410 曹玉斌：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湖北。

411 张仲序：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湖北。

412 袁修全：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湖南。

413 蒋永俊：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江西。

414 程文迟：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江西。

415 冯绍宗：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吉林。

416 金    ：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河北。

417 薛梅芳（历）：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黑龙江。

十五、建工部

418 沈奎绪：工程师，离开850到大庆工作，后回南方。

419 杨跃东：1915年生人，医师9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20 郝肇同：1929年生人，科员19级，右六，在一分场劳动。

421 王效祖：1932年生人，技术员12级，右三。

422 王绍序：1960年底分配大连玻璃厂。

423 舒湘芹：离开850到武汉理工学院工作。

424 陈？敏（女）

425 彭家杰：1929年生人，编辑18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426 郭冠一：1931年生人，办事员21级，右五。

427 孙  立：1930年生人，美术设计员21级，右四。

428 赵学增：1929年生人，翻译13级，右六。

429 沈家杰：1927年生人，技术员4级，右三。

430 夏恩光：1913年生人，科员20级，右三。

431 候玉中：1924年生人，19级，右三。

432 陈义章：1933年生人，翻译11级，右五，离开850一分场，在武汉理工大学任教，现在在武汉和北京两地换着住。

433 孟长岭：1933年生人，科员21级，右六，在一分场劳动。

434 吕伯森：1934年生人，预算员，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435 韩寄非：1920年生人，科长16级，右三，在一分场劳动。

436 赵晓亭：1909年生人，科长16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437 花瑞丰：1933年生人，行政24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438 童思益：1932年生人，翻译13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439 陈  方：1931年生人，技术员5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40 王守成：1929年生人，助教9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41 葛经一：1917年生人，科员17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42 穆森福：1932年生人，技术员5级，右三，在一分场劳动。

443 崔雅泉：1923年生人，技术员4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44 张文生：1929年生人，教员22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445 于金龙：1924年生人，翻译，右三，在一分场劳动。

446 张启斌：1934年生人，设计员，右六，在一分场劳动。

447 杜平民：1921年生人，副科长15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448 欧阳冠欧：1929年生人，技术员10级，右边，在一分场劳动。

449 叶绿萍：1928年生人，翻译12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50 吴潮松：1926年生人，编辑19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51 候永声：1925年生人，统计员19级，右六，在一分场劳动。

452 崔志一：1932年生人，预算员2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53 袁东启：1925年生人，教育干事，右六，在一分场劳动。

454 陈永红：1930年生人，翻译13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55 陈俊信：1928年生人，科员20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56 王再春：1922年生人，技术员10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57 张之宇：1930年生人，科员21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458 屠良官：1931年生人，技术员2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59 曹冠球：1932年生人，科员21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60 靳绍勋：1931年生人，科员21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461 石  谭：1923年生人，副科长16级，右三，在一分场劳动。

462 于文华：1904年生人，科员20级，右三，在一分场劳动。

463 高子庭：1932年生人，文工团12级，右三，在一分场劳动。

464 宋金福：928年生人，办事员20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65 赵  汾：1929年生人，翻译11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66 张松林：1930年生人，会计20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67 殷德生：1921年生人，科员20级，右六，在一分场劳动。

468 周  炎：1929年生人，翻译10级（历），在一分场劳动。

469 韩  廉：1924年生人，技术员4级，在一分场劳动。

470 于豁然：1911年生人，技术员4级，在一分场劳动。

471 杨继增：1917年生人，技术员2级，在一分场劳动。

472 张静直：1916年生人，教员。在一分场劳动。

473 刘铭勤：1918年生人，油印员13级，在一分场劳动。

474 贲  超：1920年生人，技术员13级，在一分场劳动。

475 吴天泉：1928年生人，翻译13级，右三，在一分场劳动。

476 张非伐：1913年生人，保卫处长13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77 张志成：1932年生人，科员20级，右六，在一分场劳动。

478 傅待衡：1932年生人，技术员12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479 韩作林：1927年生人，医生，17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80 李维铎：1935年生人，办事员，右三，在一分场劳动。

481 谢展伦：1937年生人，技术员8级，右六，在一分场劳动。

482 朱世杰：1928年生人，副科长16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83 周连荫：1936年生人，技工2级，（坏）在一分场劳动。

484 肖恩德：1926年生人，科长16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85 张小文：1922年生人，编辑15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486 涂伯屏：1932年生人，科员19级，右三，在一分场劳动。

487 郝秀春：1931年生人，办事员21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88 薛文龙：1936年生人，技术员2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89 邱  蜀：1922年生人，科员19级（历），在一分场劳动。

490 薛  才：1931年生人，资料员，右六，在一分场劳动。

491 王家森：1931年生人，科员21级，右六，在一分场劳动。

492 李  黎：1929年生人，翻译13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93 胡绍荃：1907年生人，设计员17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94 张铁男：1930年生人，科员21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95 曾  宣：1922年生人，科员15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496 孙书有：1924年生人，教员18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497 王育奇：1922年生人，科员19级，右六，在一分场劳动。

498 郝志新：1929年生人，办事员21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499 蔡锦铸：1922年生人，翻译10级，右五，在一分场劳动。

500 王世科：1924年生人，科长16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501 朱焰华：1932年生人，技术员4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502 高天晓：1932年生人，助理技术员1级，右四，在一分场劳动。

十六、内务部

503 魏泽同：（摘帽待中央审批），1960年12月分配内蒙工作。

504 缪鸿昌：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505 高金皂：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506 焦  全：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507 刘光健：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508 夏桂苏：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509 彭  达：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四川工作。

十七、农业部

510 卫水山：1931年生于陕西华县，助理编辑21级，农业出版社（财经出版社）。在云山畜牧场伐木时，亲眼看到施宗仁被大树撞死。还拿出自己的衣服给施宗仁换上。并在山脚下草草埋葬。

511 吴佩林：1934年生于江苏泰兴，农业出版社助理编辑11级，1960年分配内蒙工作，后到南京农业大学任教。

十八、冶金部

512 苑家良：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1月摘帽，分配到甘肃酒泉钢铁公司。

513 高锦茂：在四分场劳动，分配到西北冶金建筑公司。

514 关志亨：在四分场劳动，分配到甘肃酒泉钢铁公司。

515 惠树德：在四分场劳动，分配到甘肃酒泉钢铁公司。

516 芦庆儒：在四分场劳动，分配到山西太原钢铁公司。

517 王毓升：在四分场劳动，分配到西北冶金建筑公司。

518 郑  云：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太原钢铁公司。

519 王振业：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太原钢铁公司。

520 初绍文：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太原钢铁公司。

521 熊宗林：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湖南钢铁公司。

522 ？连喜：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湖南钢铁公司。

523 戚太新：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湖南钢铁公司。

524 刘少天：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甘肃酒泉钢铁公司。

525 王  ？：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甘肃酒泉钢铁公司。

526 杜宝泉：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甘肃酒泉钢铁公司。

527 黄  裕：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甘肃酒泉钢铁公司。

528 王廷山：（历）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甘肃酒泉钢铁公司。

529 孙家侦：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甘肃酒泉钢铁公司。

530 王  臣（坏）：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甘肃酒泉钢铁公司。

531 张  臣（坏）：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到西北冶金建筑总公司。

532 刘志林（坏）：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到西北冶金建筑总公司。

533 孙庆涛（坏）：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到重庆新检钢铁公司。

534 万家欣（坏）：，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分配到西安冶金机械厂。

535 冯绍增：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分到重庆新检钢铁公司。

十九、水电部

536 黄立象：1935年生于广东，教务员，1960年12月分配到四川工作。

537 鲁克沄：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538 魏世锬：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539 王  琦：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540 张克弟：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541 蔡克贤：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二十，水产部

542 赵文钧：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1月摘帽，分配到黑龙江。

二十一、化工部

543 于伯行（历）：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544 于伯行（历）：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四川工作。

545 刘风伯：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辽宁工作。

546 徐昌吉：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辽宁工作。

547 郭  涵（历）：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548 柴长清：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二十二，粮食部

549 杨  宏：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吉林工作。

550 王心勉：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吉林工作。

551 罗铭声：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辽宁工作。

552 沈宗基：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辽宁工作。

二十三、林业部

553 张希闳：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1月第二批摘掉帽子。

554 唐照宁：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555 王税清：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556 许  有：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557 应再彪：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到山西工作。

二十四、地质部

558 王明德：1929年生于河北，地图出版社测绘员，1960年12月分配四川工作。

559 易文彬：1923年生于湖南湘潭，地图出版社编辑12级。

二十五、农垦部

560 张国钧：1960年11月30日第二批摘掉右派帽子。

二十六、国务院

561 皮韵北：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1月摘帽，12月分配湖北。

562 吴绍树：原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离开850回内地工作。

563 江守劳（历）：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564 唐仲威：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吉林工作。

二十七、高检院

565 李甫山：1911年生于陕西延长，初中，1935年参加工作，厅长8级，在五分场劳动，摘帽待中央审批。1960年12月分配山西。

566 张  夫：1930年生于河北迁西，大学，1947年参加工作，书记员19级，1960年分配辽宁。

567 李树芳：1916年生河北柏乡，初中，1938年参加工作，助理检察员14级，1960年12月分配山西。

568 蒋宝善：1924年生于浙江金华，大学，1950年参加工作，文化教员19级，1960年12月分配山西。

569 王立中：1916年生于湖南礼县，初中，厅长9级，1930年6月参加工作。

570 刘惠之：1907年生于云南易门，大学，厅长8级，1938年参加工作。

571 白步洲：1917年生于陕西清涧，初中，厅长8级，1933年参加工作。

572 王仁卿：1918年生于山东掖县，初中，检察员13级，1939年参加工作。

573 刘澄清：1924年生于山东齐河，初中，助理检察员14级，1960年12月分配去辽宁工作。

574 李逢春：1920年生于辽宁黑山，初中，副科长16级，1946年参加工作。

575 李实青：1922年于成都，大学，助理检察员15级，1946年参加工作。

576 许君武：1925年生于河南巩县，大学，科员20级，1960年分配山西工作。

577 张爱信：1927年生于四川万县，大学，书记员20级，1953年参加工作。

578 宋方珍：1929年生于山东招远，大学，书记员20级，1954年参加工作。

579 崔南山：1927年生于茌平，大学，科员17级，1950年参加工作。

二十八、高法院

580 裘灌尘：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1月第二批摘帽。

581 陈文浩：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1月摘帽分配山西工作。

582 彭沛泽：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1月摘帽。

583 王怀安：在四分场劳动，摘帽待中央审批，1960年12月分配湖北工作。

584 杨显之：在四分场劳动，摘帽待中央审批，1960年12月分配江西工作。

585 冯洪群：在四分场劳动，摘帽待中央审批，1960年12月分配河北工作。

586 杨诗宇：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河北工作。

587 马换仁：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河北工作。

588 庄惠臣：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589 曹卓立：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590 李国路：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591 孙家平：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592 王方炳：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593 张玉根：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594 韩文选：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595 张从绳：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安徽工作。

596 孙祖球：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安徽工作。

597 袁  健：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安徽工作。

598 彭继健：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四川工作。

599 邱耀车：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四川工作。

600 蒋大涛：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湖北工作。

601 王佐平：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湖北工作。

602 齐  萌：政法学会，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江西。

二十九、社科院

603 许宝初：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工作。

三十、中科院

604 施宗仁：1927年生于江苏启东县，科员18级，1958年冬在云山畜牧场上山伐木时，由于疲劳和过高的伐木定额，加上他没有经验，伐倒的大树来不及躲闪，竟被断裂的大树尾直冲的脑部，抬下山就医，未及走出白桦林，在途中就身亡，他的尸身埋在山脚下“木轨路”旁。

三十一、国家经委

605 马竞亮：1922年生于河北安国，科员20级，在云山畜牧场挨饿时，他将骨头压成粉面吃，被批判为“丑化社会主义”。1960年10月13日死于小云山秋收割大豆“大会战”之夜。

606 徐学仁：1925年生于湖南新田县，工程师8级。

607 王水青：1927年生于湖南衡山，科员21级，在五栋房伙房工作，并担任往五一水库工地送开水任务，外号“王开水”。

608 朱传铭：1929年生于杭州，经委铁路建筑技术员。

609 仉良山：1927年生于辽宁新宾，科员17级，1968年12月分配辽宁工作。

610 余国华：1926年生于浙江诸暨，科员19级。

611 高  敏：1930年生于辽宁辽阳，科员18级。

612 吕学文：1929年生于黑龙江宁安，办事员。

613 林清文：1927年生于北京，经委组长17级，六类。

614 钱同荪：1907年生于浙江嘉兴，大学，副科长17级。

615 吴德深：1930年生于江苏江阴，大专，科员17级。

616 陈家炎：1932年生于成都，高中，科员19级。

617 冯幼丽（女）：1930年生于河北，科员19级，右六类。

三十二、侨委

618 汪之淼：归国华侨，在云山畜牧场劳动，一次，割完大豆挑着行李回驻地时，连累带饿死在路上，死后身上还留有900元钱和几十万粮票，尸身埋在五一水库西山坡上。

619 方大火：1920年生于福州，副科长，东南亚归国华侨，每当上山伐木、运木时，他都是夜间在小工具棚里为大家修理工具和用钢锉“伐锯”。1960年12月分配湖南工作。

620 张建淼：归国华侨，干部。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时，挨饿浮肿病故。

621 王  林：干部，离开850回北京，后到江苏南通工作。

622 林  波：1924年生于山东，编辑主任。

623 耿秉臣：干部，1960年11月30日第二批摘帽。

624 陈松年：1930年生于河北，华侨补习学校教员。

625 朱风藻：1926年生于江苏淮安，编辑。离开850农场到辽宁鞍山工作。

626 李  昌：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四川工作。

627 伍明苏：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四川工作。

628 陈竟登：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湖南工作。

629 李 康：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湖南工作。

三十三、对外文委

630 赵超群：1930年生于是北京，翻译8级，离开850回京后去山西，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后来出国定居。

631 韩  渊（女)：不是右派，随赵超群到云山畜牧场劳动，离开850后回北京工作，后去甘肃省话剧院。

632 丁耀瓒：翻译，离开850回京工作，后来移居美国洛杉机。

633 郭冠军： 1931年生于河北东鹿县，副科长20级。1960年12月在850一分场听到自己摘帽子的消息，欣喜若狂，他和大家一一告别，还把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悉数拣出，送给伙伴们留念。当夜，他由于极度兴奋引发心力衰竭而死去。

634 陈志泉：日文翻译，科员21级。1960年分配内蒙工作。

635 陈永全：行政职员。

636 胡  考：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河北工作。

637 郑家珊：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四川工作。

638 彭阜民：《人民中国》英语编辑，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三十四、人大常委

639 周民夫：在五分场劳动，摘帽待中央审批，1960年12月分配去山西工作。

640 刘春明：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去山西工作。

641 肖宜宗：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去辽宁工作。

三十五、国家机关党委

642 李桂宜：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

643 宋 源：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

644 张正明：在四分场劳动，1960年11月摘帽。

645 姜佩生：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1月摘帽。

646 罗维伦：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1月摘帽，分配山西。

三十六、新华社

647 戴  煌：1928年12月生于江苏阜宁沟墩镇，1944年4月参加新四军，1947年夏任新华社军事记者，参加过抗美援朝和越南抗法战争的报道，正营。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后又因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云山畜牧场有些领导违反党的政策，又说了实话而被押进监狱。改正过，仍在新华社工作，发表有《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九死一生》还被日本翻译出版。

648 方  钧：1921年生于四川隆昌，编辑记者。离开850去四川后又回北京，还协助北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649 陈    ：外文记者，已去美国。

650 陈封雄：英文翻译，记者。已故。

651 梁昌荣：1920年生于四川，初中，报务员工等，1949年参观者加工作。

652 杨逖先：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江西。

653 杨  明：中国新闻社编辑。

三十七、大公报社

654 萧  离： 1926年于湖南古文县，记者部主任12级，离开850回北京参加北京出版社工作，已故。

655 高  汾（女）：1920年生于江苏江阴，记者13级，离开850回北京工作。

656 余  悦（女）：记者，离开850回京后又去贵阳工作，已故。

657 尤  化：1926年生于四川万县，记者14级，离开850回京后又去湖南工作。

658 徐文兰：1918年生于天津，财会工作，科员16级，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工作。（民盟）

659 吴永良：1926年生于天津，记者14级，离开850回京后下放到贵阳，后又回北京到经济日报社工作。著有《雨雪霏霏——北大荒生活纪实》。

660 朱启平：香港《大公报》驻北京记者。离开850到张家口军外院任教。1978年恢复香港《大公报》工作。1990年移居美国加福尼亚洲。1993年底病故。

661 石文华：行政部工作。绰号“小石头”，离开850回京工作。

三十八、光明日报社

662 殷  毅：1928年生人，记者，离开850到内蒙呼和浩特，1979年回顾北京光明日报社工作。著有《回首残阳已含山》2003年1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663 徐  颖：1932年3月12日生于辽宁，光明日报记者，1959年11月份回北京，1963年一家去安达，在安达二中教书，几年后又转到大庆26中学教书。1979年8月改正后回北京光明日报社工作。

664 钱统钢：记者，离开850先到安徽后回北京工作。

665 许子美：记者，离开850到安徽，改正后在职安庆民工盟市委工作。已故。

666 韩逸云：财务科长，1960年挨饿时煮老鼠吃遭到批判，离开850农场，回内地工作。

667 范愉增:记者，很风趣，他说：“一拳头朝空中打出去，能把天打出一个窟窿”。说明北大荒蚊子小咬又多又密。

三十九、中国青年报社

668 孙汝飞: 1929年生于江苏丰县，初中，科员18级。

四十、国际旅行社

669 郑有义：四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湖南北工作。

四十一、中国人民银行

670 陈伯龙：干部，在云山畜牧场劳动，连累带饿死于小云山割大豆大会战之夜。

671 张  宣：1917年生于江苏镇江，科员，1960年12月离开850时，饿的走不动路，同伙抬上车，在乘火车回北京途中猝死在火车上。同伴们与列车长交涉许久，才允许将尸体运到天津，在天津火化后把骨灰盒带回北京。

672 王  献：1919年生于常州，科员。

673 李信治：1922年生于山东长清，科员。

674 李承欧：1928年生于浙江临海，科员，1960年12月分配去山西，后又回北京工作。

675 欧阳岗：1928年生于安徽炳辉，科员，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676 肖日新：1922年生于山东逢莱，人行专员，1960年分配黑龙江工作。

677 徐征明：1911年生于常州，人行教员，1960年10月13日死于小云山割大豆大会战之夜。

678 汪宗跃：1918年生于安徽休宁，科员，离开850回北京总行总务处工作。已故。

679 郭玉璞：总行工作人员，到850农场初期在云山畜牧场老电锯厂当班长（班员有李承欧等），离开850在哈尔滨金融学校任校长，已故。

680 李时恩：1920年生于重庆，科员。离开850回北京，分配在北京工商行工作。

681 陈俊录：1930年生于宁波，科员。

682 王继增：1928年生于北京，人行办事员。

683 康国均：在五分场劳动，1960年12月分配山西工作。

684 王勤本：人民银行干部，在云山畜牧场，饿死在夜里，天亮才被发现。死后于1960年12月20日摘掉帽子。

四二十、中央气象局

685 肖诗正：1935年生于上海，资料员，技术12级，1960年12月分配到四川气象局工作。已故。

686 张蔚材：1933年生于天津，秘书、技术员21级，离开850去江西工作，1980年调回北京在中央气象局出版社工作。

687 邹执中：讲师，在850二分场排水劳动时累赘病死亡。

688 杨传贤：1931年生于苏州，教员，1960年12月分配安徽工作。

689 廖伯偕：1936年生人，报务员，离开850回京后下放到湖北。

690 翟裕宗：1932年生于江苏泰县，科员，技术10级，留在北大荒八一农垦大学工作，退休后定居青岛。

691 金振奎：1928年生于河北，科员21级，离开850回京后到江西，又转到南京工作，退休后回北京。

692 吴昌棣： 1925年生于成都，编辑9级，离开850到四川西昌科协工作。已故。

四十三、刚毕业的学生

693 郭庆雨：1957年哈尔滨东北农学院应届毕业生，在云山畜牧七栋房养猪，1959年8月调八一农垦大学畜牧兽医系，任教研究主任、副教授。曾以畜牧系教育考察团成员之一出访意大利，已故。

694 梅振耀：成都工学院机械制造工程系毕业，湖北黄梅县人，特长机械制图。1957年10月经北京双桥拖拉机修配厂划为右派。1960年摘帽。

695 刘建民：北京农业机械学院毕业，山东牟平人，特长拖拉机修理，1961年11月6日摘帽。

四十四、弄不清单位

696 印  邦：南京人，住南京评事街，工程师。1949年6月参加工作，在850云山畜牧场基建大队担任技术员，技术13级。常住云山基建队宿舍，1961年在三队帮助工作时，得知基建队宿舍失火，他笑对人说：“这下要发财了，我可领到救济款和布票了，我的全部家产都穿在身上，云山宿舍全部东西，只有一床检来的破被单。此人爱说笑话，外号叫“硬棒棒”。

697 农中南：原佳木斯农垦总局话剧团反派演员。

698 何俊信：建委，1960年11月30日第二批摘帽子。

699 王岸九

700 高幸然

701 赵大愚

702 胡信南

703 高玉然

704 张仲夫

705 刘显培

706 杜启仁

707 杨东藩

708 刘  椹

709 刘  世

710 周怀久

711 宋哲生

712 孔令换

713 徐茂荫

四十五、军队

1、总政治部

714 张钦若：总政文工团画家。曾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离开北大荒，在哈尔滨艺术学院任教，1979年回北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教。

715 徐介城：总政文工团画家。曾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离开北大荒，在哈尔滨艺术学院任教，1979年回北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教。已故。

2、总参谋部

716 杨泰泉：1925年生于四川大竹县，三部科员，中尉，副连级。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挨饿浮肿而死。自来北大荒至死，从来不说话。

717 王培经：1936年生于山东，三部科员，正排级。1959年11月第一批摘帽通知上有他的名字，但未宣布，于1961年1月3日第二批才摘掉帽子。

718 林楚薏（女）：广东梅县人。总参卫生处少尉化验员。1960年9月21日摘帽。离开850总场医院到广州工作。

719 李  中（女）：1931年生人，总参直属卫生处中尉军医，离开850总场医院到南京工作。

720 郝起新：营房管理部门中尉助理员，副连级，1959年第一批摘帽后留在右派队当排长，1964年回河北，后又到南宁农业银行工作。

721 王辉春：1937年生于河蓟县，总参三部少尉参谋。

3、总军械部

722 王广谋：1921年生于沈阳，弹药局助理员。在云山畜牧场劳动。1960年挨饿浮肿特别严重才准许到裴德医院住院，因医院也不能让他吃饱，最后死于医院中。

723 郑克杰：1933年生于安徽歙县。轻武器研究所未定职，副连级（未宣布）。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期间，常因工效不高而挨批。1961年1月3日摘帽后去新疆农五师中学教物理。几年后回杭州安排在省邮电科研所工作。迷于数学，并在数学方面有重大研究成果。曾被杨振宁邀请列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物理会议，也曾被钱伟长教授点名邀请出席在徐州召开的全国数学会议。由于痴迷研究数学，而不注意身体，经常是开水加馒头，办公桌睡觉书当枕头，最后患肝癌，于2002年4月去世。

724 杨崇道：1933年生于江苏六合县，中尉助理员，副连级。1959年第一批摘帽后留在右派队当文书。“文革”中于1968年被850农场内迁到友谊农场。 1976年到中学教书。1979年改正，由农场安排，，还是就地教书。1980年靠自己活动和家里人帮忙调回老家南京教书，1993年退休后自己办学校友会，2003年才歇下来。

4、总后勤部

725 管音绰：总后卫生部，留850农场，后分到新疆工作。

726 李信志：总后卫生部，医生。

727 李定国：1934年生于广东兴宁，总后军医，1961年1月3日摘帽，后到武汉市口嚆中山医院工作。

728 林  嵘：总后卫生部医生。

729 黄积涛：1931年生于福建连城，总后绘图员，1959年“云山右派花名册”就是他抄写的。他因在劳动中右腿受伤而担任右派队的行李仓库保管员。

730 王崇芳：1930年生于湖南双峰县，总后卫生部教员，正排级。1963年分配到东方红林业局工作，先教书后来担任教师进修学校校长，高级教师，退休后月薪600元人民币，挺满足。

5、总干部部

731 高  洁：总干大尉秘书，离开北大荒回河北工作。

732 吴富亭：河北通县人，大学，总干文化教员，1960年9月18日在850畜牧队摘帽。

733 李春田：1925年生于辽宁辽阳，总干子弟学校教员。留在850农场工作。已故。

6、海军

734 杨川林：1929年生于河南方城，海政文工团，上尉团员，文艺11级。留850农场。离休后定居哈尔滨。

735 刘士彩：1932年生于四川大竹县，海政文工团舞台美术设计，文艺10级。留在佳木斯农垦总局文工团做舞美工作。

736 谢学敏：1927年生于浙江象山，海军航空部军械工程师副连级，离开850在宁夏银川工作。

737 林治光：1936年生于广东汕头，海军工程部勘测员，正班，都叫他“小林”。1961年1月摘帽，离开850回福建工作。

738 陈延辉：东海海军学员，1963年分配到虎林东方红林业局工作。退休后住虎林市内。

739 周兴华：1927年生于四川，海军军校教员，留在850农场中专校任教，热天住850农场，冬天住山东日照市。

740 毛西旁：1928年生于四川，武汉海军第一预备学校教员，正排级，离开850回内地工作。

741 王世进：海军大尉，离开850去石家庄工作，已病故。

742 贲长铭：1920年生于长破釜沉舟经军政治部大尉助理员，正营级，离开850回内地工作。

743 杜秉锐：1930年生于辽宁锦西，海军航空部少尉翻译，正排级，1961年1月摘掉帽子，已病故。

744 焦铸英：1931年生于北京，海军后勤部见习助理员，22级，副排。1996年到东方红林业局工作“文革”中内迁到友谊农场。

745 王克勤：1928年生于浙江，海军上尉助理员，正连级。在上海复旦大学曾是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离开850回北京，在社科院工作。

746 杜恂凡：上海人，大学，海军后勤部油料部助理员，中尉副连级。1960年9月20日在850二分场摘帽。1960年11月因饥饿难忍误食中毒死亡。

747 王进中：河北望都县人，1938年入伍，威海基地政治部宣传科长，正营，1960年9月摘帽，病故。

748 季  霞：1923年生于南京，大学，海军修建部，上尉技术员。

749 范德一：1926年生于四川，大学，海政人民海军报社中尉辑。

7、空军（含防空军）

750 李显甲：1924年生于重庆，空政文工团唱歌演员，文艺11级，离开850去鸡东林业局，1979年改正后到浙江宁波高等专科学校任教。

751 律培南：1932年生于河北，空政文工团少尉团员，留在850农场总场子弟学校教书，1961年摘帽后，离开850回老家另谋生路。

752 梁  南：1925年12月出生于四川峨眉县，1956年4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夏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50年代在空军政治部当记者，上尉正连级。以发表长诗《危地马拉兄弟，我望见你》及《最近北阿非利亚洲发生了什么事情》而知名于诗坛。1958年开始先后在850农场、虎林铁管处，铁路工程段等处劳动。1979年改正，1982年到哈尔滨省作协《北方文学》杂志社工作。著有《风雪归来》、《寸人豆马随军》、《在缪斯伞下》等作品。2000年10月12病故。

753 李  凌：空军大尉，1959年第一批摘帽，离开850在北京社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

754 ？广文：1930年生于湖南益阳，空军军校部少尉参谋，正排。

755 李德鸾：1930提生于山东潍县，上海防空军司令部少尉参谋。

756 李文尧：1933年生于杭州，高级防空军学校教员，副排级，离开850于1964年调浙江东阳县工作。

757 任耀章：1929年生于山西，防空军高级干校中尉助理员，副连级，在云山畜牧场因饥饿肺病复发未治死去。曾在1959年中秋节期间，在粮食定量陡减的情况下，给了徐颖一整块月饼吃，让徐颖怀念终生。

758 沈  明：1930年生于江苏吴江，高级防空军学校中尉助理技术员。

759 周砚秋：1919年生于江苏，高级防空军学校大尉教员，正营级，离开850到鸡东林业局任副局长。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时，是老挨批的对象，他从来都是笑对批评，自己不生气，把批评的人气得够呛。

760 潘荣光：1930年生于山东昌邑，大学，空军少尉化学教员。

761 唐  持：1934年生于湖南，空军工程部军械中尉助理员。

8、军事训练总监部

762 王廷瑞：1929年生于河北安次，少尉体育参谋，正排级。1961年1月3日第二批摘帽后分配新疆工作。

763 朱金城：1927年生于河北秦皇岛。俄文翻译，离开850在东方红林业局工作。现住河北廊坊。

9、国防部

764 徐少白：1934年生于安徽六安，五院实习研究员，1959年第一批摘帽，去联义队，林煤厂和独立通讯连住会计。1964年先分配到安徽铜陵，后调到航天部南京8511研究所。

765 谭日清：1932年生人，国防五院翻译，少尉正排。离开850到内蒙工作，退休后回上海。

10、军事交通部

766 朱跃锡：1930年生于浙江浦源县，航运少尉助理员，正排级，1963年调虎林段铁路管理处工作。

11、军事院校

767 刘蔚文：1927年生于湖南邵阳，军委外语学校中尉教员，副连级。

768 刘  健：1932年生于天津，军事工程学校教员，正排。

769 吴汝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在八一农垦大学打成右派，在850农场森林煤矿厂劳动时，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劳动表现都是特别好，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公开表示：把他打成右派他死也不服。1984年就去世了。

770 刘  鑫：1926年生于安徽巢县，政治学院中尉教员，副连级。1961年11月16日摘帽。先在850农场太和中学教书，后到虎林段铁路管理处工作，有时住广州。

12、防化学兵

771 钮长睦：防化部工作，在云山畜牧场劳动，1959年8月调八一农垦大学基础部任化学教师，摘帽后任教研组长，基础部主任，副教授。离开北大荒到柳州广西工学院工作，已故。

772 蒋同瑳：1933年生于安徽，防化部第15研究所少尉实习研究员。1964年离开北大荒分配到安徽天长县银行工作，又调合肥市建设银行工作，在金融投资学方面颇有研究，并有多篇论文发表。

773 章纪荣：1932年生于绍兴，防化研究院实习研究员，中尉副连级。在云山畜牧场劳动。1960年因严重浮肿住进裴德医院。在上海家里人接济下消肿出院，后调八一农大基础部住化学教师。七十年代离开北大荒到上海农学院任教。

774 周作仁：防化部工作。1957年他提出如何建设化学兵，曾受到彭德怀元帅接见，谈话长达两小时。后被划为右派，在850农场二分场学校教学。1960年底调八一农大基础部任化学教师。七十年代离开北大荒到无锡轻工业学院任教。

775 王昌钰：防化部工作，在云山畜牧场劳动。1960年底调八一农垦大学基础部任化学教师。

13、通讯兵

776 尤庆林：1932年生于江西，通讯学院中尉教员，副连级，已故。

777 黄沧海：1937年生于广东梅县。通讯兵学校学员。正排级。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摘帽后在850农场西岗师范学校教书。1979年调回老家广东汕尾工作，兼深圳教育科学研究培训中心工作。

778 钟循声：1927年生于湖南，通讯学院中尉教员，副连级。

779 金培岳：1928年生于湖南，通讯兵工程学院上尉教员。1959年8月调八一农大基础部任物理教师，七十年代调黑龙江阿城农垦师范专科学校任教，任物理系主任，副教授。

780 金重根：1930年生于北京，通讯兵学校中尉教员，班主任，副连级。

781 罗晓棠：1931年生于湖南，宣化通校少尉教员，1959年第一批摘帽后留右派队当排长，后调新疆工作。

14、炮兵

782 孔祥志：1927年生于河北，军委炮兵学校上尉教员，正连级。留850农场工作，已离休。

15、工程兵

783 张  寄：1925年生于辽宁辽中，工程兵干部部中尉指导员，副连级。1959年第一批摘帽后留右派队当排长，后来分配到新疆工作。

784 王瑞明：1923年生于河南鲁山，工程兵学校少尉教员，正排级。

16、坦克兵

785 吴辅仁：1930年生于湖南桃源县，坦克学校助理员。20级。离开850分到长沙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工作。

17、测绘兵

786 李廉青：1935年生于河南唐河，军委总参测绘局副组长，少尉正排级，1963年去东方红林业局工作。

787 陶云湘：1920年生于湖南湘潭，测绘学院上尉教员，正连级。

788 杨成聚：1933年生于河南洛宁县，正排级，制图技术员，1960年初调八一农大。1972年回河南。

789 唐奕骅：1913年生于广西桂林县，测绘学院实验员2级，在云山畜牧场劳动，连累带饿死于1960年10月13日小云山割大豆大会战中。

18、铁道兵

790 陈室勇：1927年生于四川开江，铁道兵司全部少尉文化教员，正排级。留在850农场工作。

19、 航校

791 卢新民：河南济原县人，哈尔滨第一航校学员，1960年9月19日在850四分场摘帽子。

792 ？        河北蓟县人，哈尔滨第一航校学员。1960年9月19日在850农场四分场摘帽。

793 朱明栓：江苏镇江人，哈尔滨第一航校区队长、政治部文化教听9月19日在850四分场摘帽。

794 陈信明：浙江分水县人，哈尔滨第一航校飞行中队长，1960年9月19日在850四分场摘帽。

20、报刊杂志社

795 鲁 一：1924年生于山西曲沃，《解放军文艺》杂志社上尉编辑，正连级。离开850回内地工作。曾在修建五一水库时，人人都说“严格要求自己”，唯独他说：“不！我们要残酷要求自己！”

796 徐仓城：1930年生于山东，大专文化，《解放军战士报》报社中尉编辑。

21志愿军

797 陈国华：1921年生于江苏泰兴，中尉连长。

798 翼虎虎：1929年生于山西，副政治指导员。

799 邱光荣：1931年生于四川，300部队少尉排长。

800 申义和：1934年生于陕西，21级，1951年1月参加工作。

801 王桌英：1931年生于山西，准尉副排长，1948年参加工作。

802 马  凯：1931年生于辽宁，体育主任，少尉正排级，1960年12月24日850农场党委通知中，马凯不作右派处理。留850宝乐中学教体育，“文革”开始，此人失踪。

22、公安军

803 张少先：1929年生于河北，天津公安军宣传科长，大尉正营级。后来离开850回天津工作。

804 胡子宗：1920年生于陕西兴平，公安军校政治系主任教员，副营级。后来离开850回北京工作。

805 张玺英：1932生于黑龙江鸡西，公安军一校学员。

806 孙正修：1934年生于吉林镇#，公安军一校学员。

807 吴敬持：1931年生于江苏，公安军政治部文工团员，12级。离开850回北京工作。

808 陈瑞金：1927年生人，政治部上尉教务主任，1959年第一批摘帽，留在850党校当教员，后调佳木斯农垦总局工作。后来去山东在青岛远洋船舶学院工作。

809 王连一：1929年生于辽宁，中央警卫师，中尉教员，副连级。1958年到云山畜牧场，戴着帽子当排长、副队长，1959年第一批摘帽后留云山农场，当过生产队长，最后升为农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人缘特好。1960年没挨过饿，“文革”中没挨过斗。在北大荒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一路顺风。是850农场 925名右派中最幸运的，没有第二个。退休后安居在密山市牡丹江农场管理公司老干部活动中心。地处北大荒大门口，凡是回云山、850农场访问的荒友，他总是热情引服务周到，是位难得的热心人。

810 周# 新：1927年生于河南，中央警卫师，中尉宣传助理员。离开850去河南信阳固始县党校工作，已故。

811 赵应谦：1928年生于陕西紫阳，中央警卫师，中尉宣传助理员，离开850到东方红林业局工作。在全国恢复高考时，他在陕西的女儿高考分数优异，只因父亲是右派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他接到女儿来信，愧疚自缢而死亡。

812 赵恩甲：1920年生于河北，警备部少尉科员，在云山劳动，第一批摘帽。

23、八一电影制片厂

813 金  星：1925年生于郑州，电影技术鉴定教师。留在850农场，“文革”中含冤入狱，粉碎“四人帮”之后得到平反和右派改正。后在850农场工会工作。已离休。

814 陈尔真：1926年生于广东，技师9级。从美国归来搞动画美术设计。离开850农场在虎林县中学教书，1979年后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

815 沈默君：军队剧作家，大尉。著有《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等电影剧本。在850农场宝东中学教书时写出《革命自有后来人》即《红灯记》电影剧本。离开850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已故。

816 戚  玲： 1921年生于江苏宝应，副摄影师。在云山畜牧场于1960冬饥死一回，后被人用玉米渣子汤灌活了。离开850回江苏宝应文化馆工作。著有《雪莲呻吟》诗作。已病故。

817 董  奇： 1925年生于辽宁，副摄影师。留在农垦总局工作。帮助水利部工作时，在潘家口水库病故。

818 王开泽： 1935年生于四川，工会文艺干事，留在850农场工作。“文革”刚开始，在五分场旁边新华大队自杀。

24、部队

819 黄文帮：1929年生于广东，中尉研究员。

820 李永华：1937年生于甘肃，通讯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技术员，14级。1959年第一批摘帽。

821 高连（良）和：1928年生于河北，2918部队上尉教员，1959年第一批摘帽。

822 张居云：1929年生于山东，济南军区干校，少尉学员。

823 杨德安：1934年生于四川，2158部队，正班学员。

25、军队某单位

824 黄德忠：某部，在云山畜牧场18公里运木时，双腿被木头砸断。

825 孟宪棠：某部中尉副连级，1959年第一批摘帽，1961年分配去新疆工作。

826 钟世维：四川人，某部转业在850凉水泉打成右派，后分到东方红林业局工作。

827 夏士民：四川人，某部转业在850凉水泉打成右派，后分到东方红林业局工作。退休后回四川定居，已故。

828 刘小平：1929年生人，中尉助理员，在一分场劳动，“文革”时自杀。

829 丁德宜：1933年生人，少尉文化教员，在一分场劳动。

830 吴冶平：1929年生人，少尉文化教员，在一分场劳动。

831 陈西贵：1929年生人，少尉排长，在一分场劳动。

832 唐自元：1931年生人，卫生员。在一分场劳动。

833 黄  岗：1933年生人，军械员23级，在云山水库劳动。

834 张凤来：1931年生人，军械师21级，在云山水库劳动。

835 陈锡鏻：1927年生人，材料员22级。在云山水库劳动。

836 王连生：1932年生人，人事干事22级，在云山畜牧场劳动。

837 崔志仁：1932年生人，参谋21级，在云山畜牧场劳动。

838 陈  仁：1934年生人，上等兵（坏），在云山畜牧场劳动。

839马有清：1934年生人，学员21级，在云山畜牧场劳动。

840 李传文：在一分场劳动。

841 关德英：在一分场劳动。

842 王法治：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43 霍大保：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44 刘德萌：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45 夏宗尧：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46 丁  廷：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47 张青林：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48 林世钦：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49 孙秉云（女）：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50 赵 琦（女）：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51 鲁国栋：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52 朱  宽：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53 康程林：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54 王学俭：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55 许为伦：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56 陈荣光：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57 李喜怀：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摘帽，1960年宣布不作右派处理。

858 鲁保库：在四分场劳动，1959年摘帽，1960年宣布不作右派处理。

859 刘天恩：在太和畜牧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60 宫树芳：在850太和畜牧场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861 于家伦：在850农场总场场直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帽。

说明：

（一）根据八五0农场史和云山农场史记载：

1958年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军委各总部送到850农场总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共计925名。

（二）2004年开始从北大荒云山农场，八五0农场，八五三农场收集的材料以及全国各地荒友的提供情况，现只收集到861名当年右派名单。

其中：1、目前知道的已故81人（含军队23人），（地方58人），其中1958年秋——1960年冬期间非正常死亡34人。

2、现有通讯地址的91人。

                                                               铁  流

                                             2004年12月5日于长春

梦之一

梦之二

梦之三

梦之四

梦之五

梦之六

苏军士兵在柏林街头一边拉扯德国妇女，一边解开自己裤子

强奸，这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卷中却有着一段没有受到过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奸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德国的大规模强奸。由于这些犯罪者以反击侵略的面目出现，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惟一对人类历史上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强奸浪潮有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那一批被蹂躏过的德国妇女。很显然，让她们再去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公理已经很难很难。

下文是一篇由强奸受害人自己写下的受害回忆。老人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1997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现在属于波兰)，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炸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2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枪，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奸。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奸！

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奶、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已经怀孕……

 
    被苏军强暴致死的德国女孩儿

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罗塞尔(Roessel)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身份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被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10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苏联军队在占领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

 
    大批德国女人被苏俄军人凌辱致死

哥廷根的历史研究会曾撰文指出：

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战败一方的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罪行最为严重者则首推“二战”中的苏俄共军。那么德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记录又如何呢？战后，全世界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深刻和广泛的揭露，但大规模的军队强奸行为从未涉及。

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史料表明，德国军队从普鲁士时代起素有以侮辱妇女为耻的观念。到了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纳粹禁止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因此产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以上军队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是否存在强奸行为。

“二战”中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惩罚的。为解决德国军人的性饥渴问题，国防军设立了大约500个随军妓院。”

2001年，女历史学家蒂尔斯在采访了30名遭受过苏军蹂躏的德国妇女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另一个世界的述说》。书中写道：

强奸大多数发生在黑夜，受害者很难辨认和事后指认施暴者。这样就造成了妇女的整体恐慌。苏军的坦克部队通常是连续推进的。在同一个地点连续住几天的主要是步兵。大多数强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面对面的强奸和谋杀他人是需要克服一种强烈的犯罪感的，这对一些单纯的青年人来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集体强奸比较盛行，因为参与犯罪的人越多，士兵个人的犯罪感和顾虑就越微弱。几十年后，当一些犯过此类罪行的苏军老兵谈起这种事时，口气就像谈论一个周末下午的散步。他们并不认为50多年的那些受害者现在还会有什么痛苦和耻辱感。

我们是否该永远沉默？对这个问题，受害者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她们说：“我们无法谈起这些，永远不能。”很多受害人当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她们不理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远不如今天的孩子那样生理早熟并拥有对性知识的了解。这种恐怖的经历对孩子来说异常残酷，并经常会导致精神或心理上的障碍。一些受害人对我说，她们成年后在性生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她们的情人和爱人只有在具备充分理解和忍耐力的情况下才能期待一个正常的婚姻。另一方面，因强奸导致的性器官的损伤和疾病还致使很多受害人患不育症并且频繁流产。

                                                                 （朱维毅）

 二次大战期间，苏联红军强奸德国妇女的书籍出版后，很多沉默了50多年的受害人，都纷纷打破缄默。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她在去年自杀身亡。 当年她只有12岁，和母亲同时被红军强奸,军事历史学家比弗出版的《柏林：1945年沦陷》，是根据俄罗斯档案中一些未经公开的材料，德国、美国、法国和瑞典的战争档案，以及受害人的忆述而写成的。
    在差不多三年多时间里，苏联红军由普鲁士与纳粹德军作战并攻打柏林，估计共有200万名妇女被奸，其中有些更是被人轮奸。单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
    该书今年9月在英国发售后，被俄罗斯驻英大使指为"侮辱"，俄国军事专家并否认书中内容，但不少当年的受害人看过书后，再度勾起多年前的伤痛，并公开这段被人忽略的历史。
    人们再次审视战争的丑恶一面。
    
      战争总是丑恶残暴的
    
    《拯救大兵瑞恩》一开场被炮弹掀起的水柱此起彼落，登陆艇的钢板船舷被机枪打成筛子，冲向岸边的士兵被击中，胸前鲜血喷涌，炸断的手臂，撕下的大 腿，掀开的皮肉，刺出的骨头，胸腔翻开，肠肚横流，满脸血污，身首异处，布满了几百米宽的海岸。斯比尔伯格把战争的残酷无情、战争的丑恶恐惧描写得淋漓尽 致，令人震撼。他用最形象、最生动、最直接、最明了的语言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坏人还是好人，英雄还是狗熊--死得都是那样脏、那样 破、那样恶心、那样难看。他把描写战争的片子拍成了反战的宣言。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好莱坞很多其它战争片，还有我童年时看过的很多"打仗电影"，演的都 是"好人"的机智与英勇。即便有牺牲，也是化妆得整整齐齐，额头裹上一条象征性的绷带，微笑的嘴角或许有一滴鲜血，在曙光的照耀中，安详地死去。这些电影 不是在描写战争的真实，甚而美化牺牲，宣扬英雄主义。难怪在这样的电影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人不怕死，不怕战争。
    
      二战中苏联红军在德国的行径
    
    战争无论"正义"与否，都是残酷无情的。这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常常体现在给平民所带来的灾难上。无论战争的发起者与指挥者怎样标榜自己军队的风纪，侵扰，甚至掠夺、凌辱、虐待、强奸对方的平民、妇女，在所难免。
    1990年著名女权运动家海尔克?桑德与芭芭拉?波尔合作编写并导演的电影《Befreier und Befreite. Krieg, Vergewaltigungen, Kinder(解放者与被解放者--强奸、儿童、战争)》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激烈的讨论。桑德采访了很多经受了战争创伤的妇女，让她们在摄像前讲述自己遭 受苏联红军轮奸的经历。作者在同名的书中写道：
    
     "1945年，当45万红军攻打柏林时，城里有140万姑娘和妇女。1945年初夏到秋天，这些姑娘和妇女中有11万人遭到了红军士兵的强奸，占总数的7.4%。……这些遭到强奸的、处在生育年龄的姑娘和妇女中，有11000人怀了孕……被强奸的姑娘和妇女的人数与强奸的次数不重合，因为40%的 受害者被多次强奸。……历史学家莱西灵估计，在柏林有一万妇女死亡或者留下了终身的伤残。"
    
     很多妇女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军队所到之处，不仅烧杀抢掠，而且高声呼喊："Fraukomm（女人来）"。他们挨家挨户搜集德国妇女，从未成年的小姑娘到中年以上妇女，进行集体强奸、轮奸。很多妇女不堪暴行而惨死，另一些妇女不能忍受侮辱而自杀。剩下的年富力强的则被抓回西伯利亚作苦工，成了活的 战争赔偿。苏联军官索尔仁尼琴回忆说：最幸运的是那些没有被强奸就被枪毙的德国妇女们。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估计，在1945年4月24日到5月5日之间，柏 林有近50万妇女遭到红军官兵的强奸，占总数的30%。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苏联红军士兵强奸的德国妇女总数在200万以上。

 对数千万欧洲人来说，二战胜利日并非噩梦的结束，而是这片土地陷入原始蛮荒状态的开端。
　　请设想一个所有秩序都被破坏的世界，那里没有权威、没有法律、更没有制裁。在城市废墟中，衣不蔽体的流民艰难地搜寻食物，为一块手表乃至一双靴子大打出手；每个夜晚都有妇女会遭到强暴；街坊邻居反目成仇；“不适当的”姓氏或口音同样意味着杀身之祸……
　　一切听起来犹如梦魇，而事实上，这正是欧洲在二战结束后一段时间里的真实情况。在新近推出的专着《野蛮大陆：劫后余生的欧洲》中，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罗威写道，对数千万人来说，欧战胜利日并非噩梦的结束，而是他们的家园陷入原始蛮荒状态的开端。

德国民众遭无差别报复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当痛苦而漫长的战争终于告一段落，用“支离破碎”来形容欧洲人肉体和心灵的状态实不为过。身为始作俑者，德国付出的代价最为高昂：约2000万人无家可归，同时还有1700万难民；柏林的一半房舍沦为瓦砾，科隆70%是残垣断壁。
　　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支持希特勒，随着同盟国特别是苏军的滚滚铁流而来的，却是针对全体德国人的无差别报复。尼莫斯多夫村是最先被苏军攻占的德国领土，所有老人、女性和孩子都被残忍杀害；在柯尼斯堡市（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郊区，遭到凌辱的女尸“或是散落在路上，或是被钉在当地教堂的十字架上，德军士兵的尸体则挂在近旁”。

今天，许多俄罗斯历史学家坚决否认这些暴行，但无数亲历者和家属的痛苦永远抹杀不掉——在德国的城镇和村庄，数万名妇女在征服者的纵欲中死亡。家住柏林的一名女子回忆说：“被23名士兵轮奸后，我才敢去治疗。从此，我再也不想与男人有任何瓜葛。”
　　有人会说，法西斯军队曾在入侵苏联期间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所以德国人罪有应得。即便如此，罗威在书中提供的大量细节，读来依然叫人不寒而栗。

　　受害人一夜间变成杀戮者

　　那些从纳粹残酷统治下解放的国家，同样无法在复仇狂潮中幸免。在意大利北部，约两万人被同胞残杀；在法国的小镇广场，同德国士兵相好的妇女被剥去衣服、剃了光头，暴徒在旁边哈哈大笑；在布拉格，德军俘虏被浇上汽油点燃；在波兰监狱，德国囚犯头朝下被溺毙在粪便中，还有的被迫吞下活蟾蜍而窒息死亡。
　　在纳粹曾经滥杀无辜之地，复仇本能统治一切，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悲哀现实。犹太人也不例外。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解放后，党卫军看守被曾经的囚犯活活打死。“我们都参与了，感觉酷毙了。惟一难过的是报复得太少。”谈到自己的暴行，犹太囚犯贡塔尔兹没有丝毫悔意。而在达豪集中营，美国大兵让几十名德国狱卒排好队，用机枪草草射杀。
　　彼时，绝大多数人相信，这一幕幕血腥的场景只是对昔日罪行的合理惩罚。因为不想失去公众支持，同盟国领导人明知真相，依然对此听之任之，连口头谴责都少得可怜。正如捷克前总统萨波托斯基曾经不屑一顾地打比方说，“你砍木头时，总会有碎片乱飞的。”

　　种族战争的最后一幕，始于希特勒，由斯大林继续，在波兰结束

　　在基思·罗威看来，某种程度上，越往东走，当地人的所作所为就越远离文明。在东欧各国，已平静生活几个世纪的德裔居民大批背井离乡，这是他们为希特勒倒台付出的、无法再大的代价。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结束后几个月内，约有700万德国人被赶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驱逐了300万人，其他中欧国家驱逐了约200万人。无论怎样看，这都属于种族清洗范畴。不过在当时，波兰和捷克都认为，“驱逐”是避免另一场战争的、最仁慈的方式。
　　事实上，种族暴力并非单纯针对德裔居民。各国民粹分子的终极目的是“保持国家的同质性，洗刷掉异族带来的最后污点”。1947年，波兰当局实施旨在围捕境内乌克兰裔人士的“维斯瓦河行动”，将他们驱逐到偏僻的西部，令许多在战时未受彻底破坏的村镇十室九空。“这是种族战争的最后一幕，”罗威写道，“始于希特勒，由斯大林继续，在波兰结束。”
　　最接近黑色幽默的是，东欧诸国刚摆脱希特勒的魔掌，旋即又成为莫斯科的附庸。尽管精疲力尽的西欧无力再和苏联打一场“热战”，铁幕的另一侧，不是所有人都对新秩序表示服从。在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的“森林兄弟”游击队一度同苏军展开巷战，谋求独立未果；迟至1965年，立陶宛民族主义分子仍不时与苏联警方爆发枪战；当最后的爱沙尼亚抵抗战士，时年69岁的奥古斯特·萨比被击毙时，二战的火焰已熄灭了33年之久。
　　如果说二战是欧洲乃至人类近代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那么，战争结束后滥觞于各国的复仇狂潮，则部分说明了这种黑暗的根源——以地域和血缘区分敌友的思想，其实一直潜伏在普通人灵魂的角落。正如基思·罗威在《野蛮大陆》中的总结：经历了将近70年的道德含糊，是时候反思这场战争的结束方式了；何况，又有谁能保证历史绝不会重复呢？

一

    1949年，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城市的社会秩序由我当时服役的12军实施军事管制。

    工商业很快得到恢复，山城的风貌依然花团锦簇，香风习习。从山沟沟里走来的老军们，一见重庆的女娃儿标致，心旌摇荡，物欲泛起，纷纷打发了小脚的，不识字的，脸上有皱纹的老妻，换得年轻貌美有文化的新妇。一时间，老干携少艾，双双出入商店、戏院、公园、餐馆，其乐融融。老百姓厌恶当今的陈世美。最为恼怒的是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他认为，抛弃糟糠之妻的干部是思想堕落，作风腐化，是资产阶级的俘虏。他把城市比作染缸，城里的女人比作糖衣炮弹。为了“防糖弹、拒腐蚀”，他抓住“张唐事件”做典型，向全区干部敲响了警钟。

    “张唐事件”的张，是张柯岗，12军宣传部长；唐是唐平铸，12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把自己的小脚老婆换成随军名记者曾克，唐把没文化的发妻休了，娶了个大学生。邓拿张唐开刀，是他俩都是表率军队的高级政工干部，警示全军最具有震慑力。与此同时，12军还有48位师团级干部给老婆换了届，都遭到了同样严厉的惩治。

    在12军召开的党委扩大会上批斗张唐，有人哼起刚在部队传唱的一首歌：“什么最可怕？享乐又腐化；什么最可怕？骄傲又自大；什么最可怕？功臣自居，自私自利，到处抓一把……”这首歌是柯岗写的词，时乐濛谱的曲。批判者哼罢，指着柯岗问：“歌词是不是你自己在批判自己？”柯岗辩解说：“我不是腐化，我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爱情观念。”当时，老军们对自己的婚姻离异，就像撤换战斗不力的部属，无须通过法律，仅向上一级的组织部门备个案，然后给女方所在的县、区、乡政府发封函，凭借军队的大章和本人职务，没人敢站出来说不。

    最不服气的是张柯岗，我是他的部属，见面就听他牢骚满腹，说毛泽东不要贺子珍找了江青，连组织手续都没有。邓小平找的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厂老板的女儿，成份那么高，自己就批准自己，我们为什么就该当刀头肉？

    柯岗的愤然遭到邓小平更为严厉的处置，脱下他的军装，打发到重庆市文联爬格子。

    邓小平还把“张唐事件”提到了巩固政权的高度。他责令军区所属的文工团队，大演“李自成进京”以教育部队。这出戏的剧情来自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闯王率大顺军攻进北京，不爱江山爱美人，仅因死活爱上陈圆圆，把刚到手的新政权很快丢失。邓的目的是借古喻今告诫部队，要是像李自成一样为女人而败落，就会退回太行山打游击。在他的倡导下，由中共中央作出部署，在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学习运动，从800万人民解放军中清理出数以千计“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干部。我记得，我们的一位副师长持不同“政”见，他在一次批判会上放声大骂：怎么怪“糖衣炮弹”呢？都是你偷鸡摸狗的，管不住自己的鸡巴，瞎戳乱戳，自作自受！

二

    无情斗争是我军教育人的一贯方式。我参加过好几次反腐批斗会。那时，我刚从军干校毕业，分配到师野战医院当文化教员，教导员很器重我，每次党支部开会批斗“腐化”干部，都要“扩大”我参加做记录。在我的记忆里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次批斗，是一对男女护士暗恋引发的（当时只有年满28岁的团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恋爱结婚，而他俩都是副连待遇）。一天晚上，他俩在护理值班室幽会，关了灯，一群好事捉奸的“志愿者”待机破门而入。亮灯一看，只见他俩在床沿上正襟危坐，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床上动作。捉奸的都是些老资格，绝不愿无功而退，为了取证，他们不由分说把女护士摁在床上，扒掉裤子，脱下裤衩，拿到批斗会上用手电筒照着给大家展示。一个很有成就感的老护士还喊着：“大家都好好看看，裤衩上有块精癍！”——是真是假谁也无法判定。此时，与会者群情激昂，口号声起，高呼：“要老实交待！”“回头是岸！”“不交待滑不过去！”上台批判的人无不破口大骂：“不要脸！”“丢人！”“破鞋！”……我的心灵震颤了，他俩的命运很可能是开除军籍、党籍或是降级降职（护士降下来做护理员）。幸运的是，掌握政策的教导员手下留情，别看他主持会批的调门高，处分却很轻，俩人都只给了党内警告处分。

   “防糖弹”教育在全军上下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人人自危。医院的女同胞多，我和她们都熟识，低头不见抬头见，却从不敢单独和她们中的谁多说几句，若有事要交谈，一定要找个正直的党员陪着做见证。我处处注意那些监督男女作风的积极分子，她们都和我关系不错，经常如数家珍一样，告诉我一些女同胞中的风流轶闻，如谁有主了，谁正待字闺中等组织分配，谁曾因腐化受过什么处分，有多少干部住院是来点秋香的……

    战斗部队对男女之事的管理更是严格，授受不亲成了戒律。在城市，霓虹灯下的哨兵们拒绝女人身上散发的香风，硬要说那是资产阶级腐蚀军人的毒雾。执勤战士要是多看了女人几眼，在晚上的班务会上，准会受到大家的严厉批评。重庆街头有个战士巡逻，见一对男女勾腰搭背，他端枪上去用刺刀挑开两人依偎的身躯，还骂人家是资产阶级的腐化作风！

三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军入朝参战，“性”闻依然不断，并开始“国际化”。

    杀鸡儆猴是我军最令人生畏的纪律处分。比如，我们进入朝鲜作战之前，一个在解放战争中获得战斗英雄称号的连长，对他的房东妇女施以非礼，强奸未遂，在万人誓师大会上被当众枪毙。入朝行军，部队大都住宿朝鲜人家里，凡是对朝鲜妇女动手动脚的，一律就地处决。我还参与破获过一起案件，一个工兵连长来住院，趁月黑风高，奸杀了一个护士。临刑前，警卫连的战士让他自己挖好坑，并躺下试试长短宽窄，问他合不合适，枪毙时，让他跪在坑边，排长用20响点着他脑袋说，记住，二世为好人。枪响，脑浆像散花一样迸出，排长一脚把他蹬进坑里。

    军纪严酷无情，却难以制服人与生俱来的性本能。我们在朝鲜作战一年，常和朝鲜群众朝夕相处，男女之事，屡屡发生。军法不再用杀人警示，“犯罪”一词也更名为“生活作风错误”，处罚他们通常是放到机关的挑夫班，师的担架连，团的运输队，以苦力代刑惩。“当兵三年，老母猪当貂婵。”在朝鲜战场的第三个年头，军人的性饥渴如临大旱，全军腐化已逾千人（有的是班、排“集体作业”），法罚更难责众，凡属通奸的，都交给本单位组织和行政酌处。

    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失利，我所在的有五万人的军伤亡近半，很快从四川补来两万翻身农民。我们这些入伍已两年又经历战争考验的学生兵，从机关、后勤抽调到连队充当战斗骨干，我到炮团山炮连任见习排长。

    团长是用大刀片子杀出来的红军干部，外号“老捶子”，人正直无私，就是满口脏话，念念不忘女人。入朝前，因抛弃老妻从副师长的位置降下来，新婚的女孩惧怕战争，别他而去。团长三天两头向组织科要女人，组织科从医院给他找来个护理员小纪。小纪是重庆人，和我一起参军的。开初，组织科找她，以入党提干为饵，她一听说团长是犯错误的，又没文化，年纪已47岁，怎么也不答应。师政委动了大驾，左劝右说，要她“工农化”，压服了小纪。小纪提出交换条件，不干护理，政委马上拍板，调炮团当民运干事。

    婚后的小纪，心情老不快，见我就数落团长，说他动作粗野，张口就骂人，在全团大会上讲话都带性，什么“屌鸡巴”、“操他娘”之类的。团长还有个特点，开党委会也要讲荤故事。他讲的都会在全团流传，其中一个我记忆最为深刻——

    抗日战争中，他已是连长，他们连的卫生员，喜欢给住地的闺女、小媳妇看病，总说人家下身发臭是长了蛆。姑娘们不谙事，吓得要求他给治，他要女孩子把裤子脱了，说能把蛆给掏出来。他也脱了裤子，拔出他的宝贝就径直往里捅，捅了一阵，拔出来给女孩子看：我已经给你把蛆捣烂了……小媳妇都懂，有人报给了村的妇女主任，妇女主任要大家抓骗子。她们逮住卫生员，也扒下他的裤子，妇女主任找来把剪刀，正准备剪下他的宝贝，村长知道了，赶来制止，妇女们仍气不过，找来几条麻绳，把卫生员的小鸡子系上，提溜着送到了连里……故事有挑逗性，成了大家经久不衰的龙门阵。

四

    我在炮兵连还兼任团支部的副书记（书记是副指导员，他是党支部分工的青年委员），团支部经常要处理几个小鸡子不老实的人。

    我们连的驾驶员都是专业的，给他们组成了驾驶班，便于生活和思想的管理。班长是党员，没有驾车的技能，他手下五个兵，都是从俘虏的国民党兵中挑选出来的，在档案上称为“解放战士”，党的组织很难吸收他们，只发展了两名团员。他们日常生活自由散漫，由于经常出差拉物资弹药，一出去就是三、五天不归，沿途都住宿朝鲜老乡家。朝鲜人家的青壮男人大都上了前线，老人妇女就守家种地，我们这帮驾驶兵就乘虚而入（在朝鲜几乎所有的志愿军汽车兵都深知此道），他们先从车上取下些食品或日用小百货之类的，送给房东青年妇女博得欢心，仅一夜间就得手犯事。驾驶班每次出勤在外，班长负责捉奸，回来就报给副指导员，副指导员通常交给我处理。最初，我们把犯事的捆起来批斗，不认账的就吊在树上逼供，批判者说到动情时，还允许他上去挥动拳脚。后来师团明令禁止体罚，我们也不再捆绑打人。但批判如何严，处理如何宽，都由我掌握。如驾驶员小罗，屡抓屡犯，斗得他成了块橡皮，大家气不过，一致要开除他的团籍。我坚持留团察看，当时开除人举手就通过，人家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的宽容出现了成效，回国后处理他复员，我送他去车站，临别时，小罗流下了泪。他家在蚌埠，1967年我到安徽“支左”，专程去拜访他，他已是一家千人大厂的党委副书记，作为革命干部最先解放出来主持工作，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夫人是厂的制图员，热情贤慧。我们对往事都羞于提起，我感悟的是，用恩义焕发出的社会责任感正在回报社会。

    我当时的思想虽然是组织性高于一切，但对待这帮人还是一手软一手硬的，爱恨交织，带有几分人性。

    我们连的炊事员小陈，四川人，团员，是翻身农民参军的，他的女房东是朝鲜人民军排长的妻子，我们发现女房东的肚子大了，才知道是小陈搞的。我找小陈谈话，他认错，诚恳地表示，愿意接受团组织的任何处分，他要求我千万让女人把孩子生下来，复员了，他会来接他们到四川去。他天真又荒诞的愿望，我在批斗会上给截留了，讲开了对他极为不利。他犯的事，不但涉及到朝鲜地方，还牵动朝鲜人民军，必须会同双方相关的部门一起来处理。我到团机关找小纪，她是民运干事，专和地方打交道的。

    我来到她的办公室——朝鲜人家的炕，也是她夫妇睡觉的地方，团长也在，正坐在炕上抽烟，满屋烟气。他一见我就骂：“你们的破屌事，天天找上门，干脆把朝鲜女人都弄回四川慢慢搞去！”

   “四川人怎么啦？四川人得罪你啦？我不是给你搞了吗！”小纪肝火陡地升起，以团长惯用的粗话反击。

    团长不敢反抗，这是他在全团唯一惧怕的人，他灰灰地走开了。

    我在电话里已汇报过小陈的事，她让我坐下来，说，“按正常情况，搞一个朝鲜妇女应赔偿300斤高粱米（这是师的规定），可人家肚子里的也是人啊？我看应给600斤。再就是一定要让那个朝鲜女人离开你们住地，回她娘家去，一则是避开了小陈，也免得你们连的人闲言碎语。我还要去找里（村）的委员长，不能让她回去后受当地群众的歧视。”

    我告诉小纪：“小陈一直惦记着孩子下地，怎么办？”

    小纪说：“小陈像个男人，还有点情义，不过孩子生出来，他是带不走的。这事我去做工作，你回去要帮助小陈放下包袱，还要告诉连里，再增加200斤高粱米，一共800斤，就说给女的搬家用的。”

    小纪的安排具体周到，我感到小纪成熟了，更感谢她对小陈的怜悯。我回到连，如数把800斤高粱米送到里委员会。

    大约三个月后，小纪打电话来，要我再带些吃的去慰问那个妇女。小纪说：“她已生了个男孩，丈夫不要她了，当地政府对她也不好，不给口粮配给。”

    我向指导员作了汇报，把小纪说的都说成是团长说的。

    第二天，我用车拉上500斤高粱米和200斤大米，还有几箱罐头和副食，跑了50多公里，到她娘家住的村子，见了她和孩子。孩子未足月，已没有奶水，靠吃苞米糊糊，瘦瘦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女人脸已清瘦，灰色，显得忧郁，有气无力地向我哭诉，说乡亲们疏远了她，骂她，政府不管，吃的粮食少，要配些薯叶和苞米茎。她要求见小陈一面，让小陈看看孩子，她现在不知该怎么生活生存。我无法回答她，只是安慰一阵，亲了一下“中朝友谊的结晶”就走了。回来的路上，心里老是沉沉的，一直在想，战争给了她的痛，男人又增添了她的痛苦，如今，亲人们又让她痛不欲生，她已面临生死存亡，谁还能说她是颗糖衣炮弹呢！

    我还要说一件司务长老冯的“异事”：他是山西人，老婆来信告诉他，说梦见他回家了，现在怀了孕。他拿着信给我看，问：你说说，我媳妇做个梦就肚子大了，这事可能吗？我不能跟老冯较真，他脾气躁，只说，可能，古时候，老子他妈就是做梦才有了老子的，给中国生出了大圣人。老冯听了半信半疑。过了几个月，她媳妇来信报喜说，生啦，是个男孩。老冯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管他妈谁的种，只要叫爸爸就行。

五

    战争让女人走开，我还用刺刀剥离过女人的爱。

    这事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后期。在我们和美二师对峙的日子里，营的兽医老丁留在后方看管牲口，有时，他跟随牲口送弹药来到我们连的阵地看望我，会亲热地聊上一阵。他知识面宽，懂英语，我们和美俘聊天，他当翻译，朝鲜话也流利，我们之间很有交情。

    留守处离阵地不到30公里，只需大半天的路程，他来阵地请示或办事，却要走上三四天。有人发现了秘密：在路途中，有户朝鲜母女，女儿是江原道（省）文工团的团员，老丁一来二去，都要在她家歇歇脚。女文工团员很有魅力，吸引了老丁，两人相识相知相爱，十天半月就相会。这事被营长知道了，把老丁臭骂了一顿。处理他却很难，老丁是起义军官，不是党员，把他撤了职，全营几十匹牲口的伤病谁来料理？女文工团员也知道老丁触动了红线，她是见过世面的女人，竟只身跑去见了我们的师政委，斗胆提出，她爱老丁至死不渝，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这连彭德怀总司令都不会答应的问题，终不能如她所愿。年底，我军换防，在撤出阵地之前，营长把我找去交代，要我带一个班，提前把老丁押到后方休整地再作处理。我到了留守处，收缴了老丁佩戴的可尔特手枪（这是我在战场上拾得送给他的），并通知他，部队马上转移，明天一早你跟随我先出发。老丁明白是领导的用意，坦然说，我不会违反纪律，更不会叛变革命，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和她见一面。尽管我同情老丁，在友情和纪律之间，当然要坚守我的职责。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劝你还是死了你的心吧，我不可能放走你。

    其实，我心中有数，那女人能量大，可能有了我们即将离开的信息。

    入夜，女文工团员果然来了。哨兵堵住了她，班长来向我报告，我思量再三，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不能把人情做绝，应给他网开一面。我告诉班长，要哨兵放行，一切责任我担承。最担心的是发生意外，我要全班通宵达旦地在全村巡视。

    战争改变了人的常态，恐惧会使人精神分裂，善良的会变得暴戾，有人自伤，有人逃逸，有人报复。我还想起在医院批斗的那两位老护士，入朝一上战场，就双双投向了敌人的营垒……这一夜，我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大早，老丁拎着背包来了，他脸色灰黄，两眼红红的，显得十分疲惫。我赶紧让战士把他的行装放到牲口驮上，给他一张热络络的大饼和一壶水，他没有接，没有言语，只迈动沉重的双腿。一路上，他耷拉着头行军，宿营任他独处，一日三餐，按病号饭做好送去。一天晚上，他刚睡下，我给他端去一盆洗脚水，还帮他挑了脚上的泡，涂上碘酒，他绷紧的脸上松驰了，还出现一丝笑意，我看到开导他的机会来了。我说：“老丁，我就睡在这里吧，说说话。”他没拒绝。

    我躺下来，还没开口，他却先敞开了心扉，像一股拥塞已久的山泉开始奔泄。

     “刘老弟，”这是他对我的尊称，“你才20岁，我在你这个年纪已混闯江湖，参加过青帮，贩过烟土，开过赌场。我有家传的兽医本事，胡宗南天下第一军炮团聘我当了兽医主任。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有的是难兄难弟，我的为人义气第一，谁犯了法，我给包住；动刀动枪打群架的，都听我调停；要开小差，我给出路费；有人要报复，我会帮助他杀人。老弟啊，我的事，我想通了，你仅是拦阻我的一张铁丝网，我不会责怪你，也不会伤害你，你还有明天，阴功积德，胜造七级浮屠。你别以为我是旧军人旧意识，人藏在心里的正义正气都是一样的……”

    这番话，我听得心都快跳出胸膛。他有丰富的世俗经历，人生哲学却是“反动”的，我崇信党的教育，无法接受他的观点，气得无语以对。

    到了谷山休整地，他很快被遣送回国。一去茫茫无消息，人消失了，他的爱也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我渐渐走出阶级斗争的围城，念及老丁，生发出一种深深的歉疚之情。

六

    我在部队几十年，听来的故事也不少，挑几个印象深刻的记在下面，是真是假，我没核实过。

    据说，军队男女艳事是有“传统”的，红军时期就有轶闻。比如，在中央苏区，某湘赣省委书记被怀疑是AB团主要成员，遭到保卫局的关押审讯。此时，一位刚上任的湘赣军区司令和一位赣西南特委委员，两人合谋，要在书记老婆身上寻欢一回。他俩翻墙进屋，书记的老婆不乐意，他俩硬是扒光她的衣服，轮流采花。书记解脱回来，闻听此事，不要老婆了。老婆闹到临时中央，中央与犯事的两人协商，用抓阄决定女人的归属，最后由特委委员抓到。

    还有，某司令的秘书告诉我，在解放战争中，该司令率领的纵队在中原某县稍事休整，司令有一双慧眼，看中地主房东秀色可餐的女儿，白天眉来眼去，夜里爬上绣楼和她睡在一起。警卫员急了，报告给政委，政委跑到楼下仰着脖子叫阵，骂司令败坏军纪。司令正在兴头上不睬不理，政委要警卫员搬走梯子。司令气呼呼地从楼上跳下来骂：“你当政委的，就会管我的屌事！”

    文革开始，军区文工团造反派抄了司令的家，把他藏在马桶里的避孕套抄出展览，有一千多只。

    曾领导我军驰骋中原的另一位司令的故事更传奇。该司令一生爱枪，爱马，爱女人。他收藏的十多支供把玩的小手枪，大都是德意日军工生产的精品；他从红军时期当连长起，就从战场缴获中挑选骏马，一匹阿拉伯的纯种马，从鄂豫皖一直伴随他走到大西南；他爱的女人谁也数不清，我是从多年跟随他的人那里记下了他几则花花故事。

    1948年 10月，他带领5个旅逐鹿中原。在炮火隆隆声中，他不忘亲近女人。攻下城池之后部队还在肃清残敌，诸事须他亲自处理，他却放手交给了参谋长，自己带上作战处长去访寻听人说书。他慕名的说书女人，很有几分姿色，嘴也巧，让司令入了迷。处长几次催他回去，他要处长买来烧饼，一直听到太阳落山，把爱慕之情释放完了，才返回驻地。

    他回师路过河南信阳，当地的豫剧团慰问部队，司令看中了三个俏美的女演员，坚持要她们参军。剧团团长死活不干，哀求司令高抬贵手，说，我的百十人的生存就靠这几根台柱子支撑，你们把人弄走了，我的一个团就散架了，老总啊，要钱我们给，人是我们的命，不能带走啊！后来，政委出面干预才罢休。

    1949年10月，我军正准备向大西南进军。一天，司令把军师两级干部召到一起，不是开会，而是要他们去逛窑子。30多位高干一听都傻了眼，咧开了嘴。司令说了就得照办，谁敢不遵？

    这座城有条窑子街，那时记者对这种行业称之为无烟工业。做窑户的人家门前都挂有一盏红灯笼做标志，老嫖客一眼就能从灯笼的大小式样分辨出它的等级。当司令领着一大群军队的高干来到这条已经冷落多时的街道时，行人都停下来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共产党的老总们，以为他们是来“扫黄打非”的。

    司令领头，到一窑户的门前，一脚踹开房门，然后指着跟来的一位师干说：你进去。又走到第二家踢门，又呼叫“×××，你进去”。再到第三家踢开门，叫某人：该你了。几十家窑户都安排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两级将领。进去的人，绝不能蜻蜓点水应付了事，他们都得坐下来和窑姐攀谈，问问这，说说那，谁也不会上床试水。但他们都有共同的担心，从窑户出来要面对司令的考问，答不上答不好，都要受到训斥。

    司令站在大街中央，等待诸将出来说说心得体会，来一个就问一个：怎么样？领教了吗？回答是各式各样的，但绝没有一个正而八经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之类大词。谁要是把见到的女人说得俏皮逗人，表述得荤荤的，司令就最爱听。

    司令进四川后，暗恋自己属下的京剧团演员，每到礼拜天就要这位演员到他家洗澡。他让警卫员把水烧好，支上脚盆（四川人洗澡用的大木盆），倒上热水，女演员在里边洗浴，他在外边通过门缝窥视。警卫员火了，踢盆打墙地乱叫（那些年，警卫员很有党性，敢在党的小组会上批评首长的作风）。司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欣赏而已。后来他到了国家机关，权势炙人，性天地宽阔，两年间搞了几十个女人，最终被发配到河南的一家农场看管苹果园。

    战友的指责，严厉的处分，没有让司令放弃“爱”，他把年轻保姆带到农场。文革前，司令把他改良品种的苹果拉了几卡车上北京，让老部下给他推销。在小保姆的陪伴下，司令走家串户，谈笑风生，毫无赧颜，像永远生活在春天里。

    战争年代，对一般干部的性管制，只能是严防死守，对老军们，则是建立些有效的调解机制。

    部队一停下来休整，组织科的第一要务，是让家属连马不停蹄地赶到休整地，稍有怠慢，老军们就骂娘：老子大头没掉，小头就得享受！

    所谓家属连，不属部队的建制序列，它是由组织科把师团干部的家属编成班、排，进行集体管理，安全由警卫排保护，吃、住、行由后勤配大车，配粮配物，还有医护人员随同治疗伤病或接生。当年我们部队来来回回地在中原拉锯，她们就尾随大军流动，全部身心都是为自己男人提供性服务。

    有一回，部队在河南某县休整。家属连因洪水受阻，一个团参谋长的老婆只身先到，她是坐老乡的筏子过河徒步来的。参谋长不在，正下部队检查工作，几个团干心生妒意，商量，既然你等不及要先上炕，我们就先治治你的骚货。几个人把她诓到一间屋里，扒下她的裤子，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壶冷水，直往私处灌进去，每人轮流，嘴里还念说：我来敬你一壶。直到壶水灌完，几个老总像得到快感样的享受，才兴高采烈地撒手而去。参谋长回来怒火中烧，向师党委告状，师长说；谁教你老婆抢先到，人家高兴玩玩嘛，又没有用屌捅，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对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仗的干部，领导恩宠有加，性的管理更是松动，甚至是放纵。如某团葛团长就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性自由，他主张不娶老婆，说老命一丢，留下孤儿寡母的，不如自由自在的快活。他在中原战场进进出出16个县，都能找到女人陪他上炕。干部们编出歌谣：葛团长，老屌长，村村都有丈母娘。

    斗转星移，到了文革时期，几十万军队干部管制全国的机关学校企业，处处是芳草，权力寻春，唾手可得，宾馆饭店招待所成了逍遥宫，有人玩起过五关斩六将的性游戏，有人的小蜜以打计，性交往如同握手般容易……

    今天已是21世纪，人的“性”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2008年，国内一家著名的社会杂志与时俱进，倡导“快速性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军队会如何，就不是我这退役多年的老兵所能想象的了。     

   刘家驹，1931年出生，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副连长、副队长、副处长，《解放军文艺》副组长，《炎黄春秋》执行主编。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梧桐，叶呀叶落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三送红军到拿山/山上包谷金灿灿/包谷种子红军种/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掰/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啊/撒下的种子红了天/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撒下的种子红了天

五送红军过了坡/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够捎来书信/鸿雁飞到天涯与海角/千言万语嘱咐，红军啊/捎信多把革命说

七送红军五斗江/江上船儿穿梭忙/千军万马江畔站/十方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回乡/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回乡

九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的手/心象黄连脸在笑/血肉之情怎能忘，红军啊/盼望早日传捷报

十送红军望月亭/望月亭上搭高台/台高十丈白玉柱/雕龙画凤放光彩/朝也盼来晚也想，红军啊/这台名叫望红台

                                           ——《十送红军》歌词

龚晓跃来北京，一起KTV，非要我唱《十送红军》。这首歌以前在南方体育KTV时，必要一唱。但我很少进KTV，更别说唱歌了。老领导点名，只好勉为其难了。龚总对现代中国革命，对毛泽东，自有其看法。但大抵有一点我们相同，一个说不清的情结，事实上，这大概是中国人的情结吧，如程益中所说，喝着狼奶长大，甩都甩不掉。而对毛泽东，要想湖南人彻底批判视之，恐怕很难。湖南人民基本说起来，无论是半尊敬还是半调侃，都是叫毛嗲嗲啊。就我来说，我总力图本着现实的批判，存入历史的宽容；基于价值观的否定，考虑方法论的借鉴。

上面题头是《十送红军》歌词，据《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校。歌词里省却赣南（即赣州）客家方言：里格、介支个。“里格”是“这个”的意思，和赣北都昌话差不多；“介支个”不知道是啥意思，按比较权威的解释是：客家方言中的衬字与语气助词。但也没说清楚该词独立状态是啥意思，有说是“那几个” 的意思。怎么念叨，都想不出都昌话里有相同的词，相同的是都昌话把“介”也读成“gai”。

这首歌，并非当年赣南民众屁颠屁颠跑在路边，满含深情地送别红军所唱。梁山泊式火并王佐袁文才，清洗江西本土籍共产党，裹胁政策导致乡村经济破产，军营式治民体系带来恐惧，赣南民众对红军已经是冷眼相待，甚而有领着白军打红军的情况。赣南中共控制区240余万总人口中，先后有33万余人参加红军，那送行的民众，站在两边，灯笼火把交相辉映，然而，与其说感念军民鱼水情深，不如说是凄绝送别此去不归的家属，和自己身不由己的命运。

此处不是历史论证文章，无法过多涉及赣南中共控制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当地民众和红军的关系。虽然《十送红军》曲调搜集整理者朱正本，回忆它采风时的了解说：当年每当红军上前线，各个村子的百姓经常到村头、河边、大道旁送别红军，有时一边送一边唱，其中一首送别红军歌，旋律婉转优美（此话真实度几何存疑）；虽然无数革命回忆录包括共产党政斗失败者的吴法宪，在回忆自己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都仿佛洋溢着阶级的仇恨和找到组织的喜悦；然而现有的当年史料已越来越多证明，壁垒式军管之下，参军既是血酬定律的最好体现，也是恐惧不能自主的无奈。所谓扩红，披红挂彩的背后，充满着泪水和恐惧，“反革命”三字的恐怖，导致人们害怕就能使兵员激增。虽然当年和多少年后的宣传画，“打土豪分田地”和“翻身农民闹革命”显得那么伊甸园，但这样的政策，农民革命几千年见怪不怪，丝毫不影响流寇或军管式从农民身上对金钱、粮食、劳役和兵源的裹挟与榨取。没有一次农民革命，不是一时的、树典型的开仓赈民欢乐，和永恒的普遍的对手无寸铁的农民的恐怖裹挟。上溯几十年，被中共称颂作为先驱榜样的失败的天平天国，其高级官员、军事领袖李秀成后来就曾轻描淡写地回忆：西王（萧朝贵）在我家近村乡居驻，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全家食饭，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秀成一生，身不由己，这是最初的表达。他的既因革命食饭更被革命恐怖裹挟，是无论包裹着什么外衣的农民革命，最一以貫之的对立统一。所以，当《送郎当红军》调起，扎入乡愁体味优美的同时，内心有一片空间在时刻提醒，地底下，有痛苦的父母妻儿，有亡魂在呐喊。

江西在中共革命中付出的代价不小，官方统计数字显示，江西有238844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其中赣南占10.8万；中央红军西走陕北时的 8.7万人中，有5万余人是赣南籍子弟。湘赣和两广有相似之处，因为移民而有千丝万缕联系，毛泽东就是唱着“老表”的口号进入江西。然而命运待他们并不厚，太平天国广东人做精神领袖广西人控制世俗权力，两广老兄弟同坐江山同享尊荣的历史没有重现，江西本非中共革命领袖起事之地，它只是革命的一个驿站，加上江西籍高层在井冈山、赣南的覆没，到后来方志敏被执，张国焘败走，江西终至就算从中共自身评价体系言，也是廿万子弟百战死，才换三员上将廿年归。

几万子弟背井离乡，逃荒已经绝望，这不是逃荒，而是扛枪的逃亡。那些绝望的父母妻儿，站在于都河岸，想着可能永远不归的儿子丈夫，忧心红军去后不测的命运，能不撕心裂肺、肝肠寸绝？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最后一代唐诗图景，产于现代中国，落在江西赣南。少共江西省委书记、留守性质的中共苏区分局委员李才莲是兴国人，1935年5月，21岁的他在瑞金突围时战死。她的妻子池煜华每天站在自家门槛上望郎归，一等71年，直到去世，因为他的丈夫曾经说过：战争时候什么消息都有，如果有人说我死了，你千万别信，我一定会回来找你。早些年，我的同事曾经采访过此位老人，这个故事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它内涵的时代中大人物的传奇和祭台上小人物的凄绝，让我百感交集（此事真实度几何存疑）；而以共产党的被遗弃者写进历史的吴法宪，则用无限凄凉的笔调，描述除他参军以外的作为平民的一家七口，因围剿、还乡团原因，死掉六个，最后孤苦的父亲流落街头，贩卖黄烟直到解放，可还未见到衣锦还乡的儿子就不幸离世。考虑如此，则于都河的送别，撕心裂肺当有之，然而，这和“恩情似海不能忘”、“撒下的种子红了天”的咏叹，就是两码事了。

这首歌，赣南民众可能不会唱。但最关键的是，那时压根没有这首歌。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作些有意思的说明。《十送红军》中，三送红军到拿山，七送红军五斗江，十送红军望月亭，加上下了山、过了坡，上大道，这是彻头彻尾的井冈山地名和路途。而那时，我们的红军长征，按官方定义，较为客观的出发地表述是：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党政军首脑机关撤离瑞金，于10月17日傍晚在于都率领8.7万名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瑞金、于都是赣南，井冈山是吉安，中央、红军和毛泽东那时侯早就在赣南的瑞金红都了，吉安湘赣界的井冈山1929年就撤了，谁送啊？你看这歌情深意切，肝肠寸绝，天知道不仅时间挪位，空间上更是睁眼撒谎。或许赣南送别，领头的是博古他们，加上毛很背，比不上当年红色山大王的风光，于是事过境迁，就来他个乾坤大挪移，这种事情，没少干。

已经无法记起第一次是何时听到《十送红军》，或许，也是通过广播吧。我们家乡是在赣北，和赣南、井冈山也是路途遥远。然而，这并不妨碍《十送红军》的旋律，伴着秋雨梧桐的凄凉梦境，永远刻在少年的我的脑海。因为笼盖我们的，是如陈凯歌电影《无极》里大圈圈套小圈圈的紧箍宫殿一般的革命的情感。书本上接受的是宏观的革命景象；落到江西，接受的是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井冈山和南昌两大中共过客式用兵之地，是江西全民的图腾幻境；落到都昌，则是处于身边切身体验的革命情感。都昌同样是老革命根据地，高考可以有加分优势，虽然我印象中，等到我大姐惨痛的高考经历时，这个已经不起作用了，都昌这个老革命根据地算不得什么，不过是燎原星火中渺小的一点而已，远不能和赣南、吉安比；落到汪墩，这自己的生活环境，则是每个清明，涉步不远，去扫烈士墓。这里当年也上演过血腥的党派和宗族仇杀，现在最后战胜方当年所牺牲的亡魂，正享受着至高无上的道德供奉，他们的子弟，也幸运地进入当地政界，成为头面人物，而曾经风光一时的最后失败方，则杀头的杀头，逃亡的逃亡，早已树倒猢狲散，他们的后代，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清明时节，通常乡下会做米粑吃，这是都昌民间最受人欢迎的食物之一，而那春日艳阳，和风拂柳，漫山的映山红开放，映山红，本就是江西风土和革命的典型吉祥物，还是一种略带酸甜的上好食物，加上松涛阵阵，写出一篇祭奠先烈努力学习的文章，能得到带队老师的夸奖，则革命一词，已经和清明结为一体，成为乡间少年难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了。

一旦你从少年时代起，就是处于这样的环境，则你的思想命运，通常也就难有大的例外了。而一旦进入成年，因为两次下雨的意境对接，则对《十送红军》里秋雨梧桐的梦境，已经是欲罢不能了。头一次是下雨天的傍晚，天色昏暗，细雨沾衣，走在崇山峻岭、景色幽深的山路上，那是当年中共游击队活跃的三县交界处，茫然无依的孤独，伴着对当年枪声和英雄运筹帷幄的想象，幽灵已经进入你的心中，你无丝毫反感。再一次是看戏，堂皇的剧院，动情的演员，正在现代光影设施制造的瓢泼大雨天中，上演着赣南山野一次惊心动魄的革命情景，那是在讲述一个乡间美丽女人如何挽救一个革命者。这出戏的剧种叫采茶戏，是赣南客家和江西的代表性剧种，它曾经咿咿呀呀不厌其烦地通过波频传送给全江西，但江西的乡愁或许是被黄梅戏和越剧所占据，它未曾有一次打动过我。

终于有一天，我竟然能听到采茶戏那么美丽动人的声音，那就是《十送红军》。是的，就是传唱中国的《十送红军》，成为共产党和他人民情深似海、患难相依的经典诠释。它是采茶戏。

我们知道，1961年，《十送红军》作为歌舞剧《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的一首，由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首演于北京，从此传唱中国。它由共产党庞大而训练有素的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曲作者朱正本与词作者张士燮搜集整理、创造新词，于1960年发表，也就是现在《十送红军》的模样。而他们搜集整理的，正是赣南客家民歌《送郎调》曲调，该曲调在采茶戏中叫《长歌》。古老的乡土中国，从《诗经》开始，民间就对爱情进行最淳朴热烈的讴歌，那些忧伤动人的民谣，延续到罗大佑、崔健，一直勾引着中国少年悠远的情愫，成为这个国家典型的文化意境。《送郎调》就是从南到北，从东倒西，从汉族到另外五十五个民族无数这样美丽动人旋律中的一个。它并不会知道，它将和那些美丽旋律一道，遭受那美艳善良的女子妲己一样的命运，被九尾狐狸精害死附身，偷梁换柱，从此人们再不复知道它的本真。越是见不得光的幽灵，越需要附身光明正大、万众所趋的美好事物，一旦俯身，则因为本体的美好，迅速流被。类似的预言，东西方都有作品在诠释。经典电影《异形》里，异形一旦附身，再美好的人类都变得邪恶，当它最后附身电影女主角，那地球上最后的善良母性，看着她绝望的挣扎，和异形一旦附身，就再也洗刷不掉，成为自身一部分，禁不住悲从心来，久久不能散去。

那优美的《送郎调》，是客家离人和思妇的乡愁。有人说：送别的情感在客家人中特别浓烈，客家民歌与客家采茶戏中“送郎”、“十送”之类的民歌占有相当大的成份。客家先人告别中原，举家向南迁徙，长途跋涉，艰苦转辗，在漫游中选择一个又一个生存空间。不停地走，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不停地告别、离别、送别。《送郎歌》中的情景是妻子送郎出远门，边送边唱，情深意长，一唱三叹，触景生情，如泣如诉，悲切哀惋，欲言又止。这优美凄凉的旋律，最后通过置换新词，成为《十送红军》，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通常被一个或一群共产党文工团的美丽女子，穿着现在已经没有的乡间清纯打扮，站在路边，向那些满负荷尔蒙的红色军人，忧伤而多情地挥手。客家夫妇的深情送别，就这样天衣无缝地转化为以赣南女子为形象代表的赣南民众对红军的依依不舍。

所以，每当少年的我，听到《十送红军》或《送郎当红军》时，总能感觉出浓重的忧伤。总想是赣南民众眼看着红军和子弟就要远离，白军和还乡团回来，那种断肠的分别痛楚的自然流露。而这，当然是一种忧伤的失败情绪。心想，红色革命中，总算还有像苏俄革命的灵性空间存在。可全然没想到，这块恢弘背景布的后面，是对客家离人思妇的情感表达空间的无情占取。

那些发源于春秋战国年间的田头采风传统，同样行进到现代中国，成了铺天盖地的异形式侵入。那些不缺才思和土地精神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不再是爱情和美丽的使者，所做的不再是乐府式抢救和收藏，而成为官方权力控制下，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异形入侵。以《十送红军》为例，就足见一斑，据曲调搜集者朱正本回忆：空军部队领导为突出老区革命传统，要求他们必须注明《十送红军》是民歌。而当时中共苏区负责文化教育的瞿秋白就指示：没有人谱曲，就照民歌曲调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就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

这些偷梁换柱式妲己附身、异形入侵，从南到北，从东倒西，从汉族到另外五十五个民族，桃花过处，寸草不生。现在，是到了该恢复中华民族美丽的爱情和生活旋律的时候了。我们将要无比艰难地去捕捉，那些被偷梁换柱后早已模糊陌生的美丽的背影：

1.《十送红军》本是客家采茶戏《长歌》。

原词有：一送里格表哥，格只介柜子边，双手里格拿到，格只介两吊钱……表哥哥听妹哇，出门里格郎子，都要爱惜钱。

改词见文开头。

2.《送郎当红军》本是赣南民歌《十送郎》。

原词有：送郎送到天井边，一朵乌云遮满天，青天保佑下大雨，留住我郎宿夜添。

改词有：送郎送到十里坡，眼不流泪口唱歌，愿郎革命革到底，等你十年不算多。

3.《八月桂花遍地开》本是河南信阳民歌《八段锦》。

原词有：小小鲤鱼压红鳃，上游游到下呀嘛下江来。头摇尾巴摆呀哈，头摇尾巴摆呀哈，打一把小金钩钓呀嘛钓上来。小呀郎来呀啊，小呀郎来呀啊，不为冤家不到此处来。

改词有：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啊，张灯又结彩呀啊，光华灿烂现出新世界。亲爱的工友们呀啊，亲爱的农友们呀啊，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4.《东方红》本是陕北民（情）歌《骑白马》。

原词有：骑白马，跨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打日本就顾不上。毫无疑问，这已经非《骑白马》的民间歌词。

改词不列。

5.《乌苏里船歌》本是赫哲族民歌《想情郎》。

其余各地各民族的歌曲被偷梁换柱情况，不知凡几，因非专业人士，不再一一列举。

当初出发长征，绝对的高端机密，除了核心成员少数人之外，没人知道。谁若是跑出村头高歌送红军，还“十送”，不算“AB团”也算奸细，非杀头不可。

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前夕，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剧《长征》，该剧生动地再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丽画卷。剧中多次用唢呐吹奏《十送红军》，使得气氛更显得慷慨悲壮，有力地烘托了剧情。剧中有这样一段情节：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乡亲们边打着火把送红军，毛泽东叫一位姑娘再唱一首《十送红军》，这位姑娘便含着眼泪唱了起来……

空政文工团的老同志们看到此处，哑然失笑：“《十送红军》1961年才问世，长征时哪来的《十送红军》？”再说当初出发长征，绝对的高端机密，除了核心成员少数人之外，没人知道，哪来的大张旗鼓高唱《十送红军》……

                                                                   作者：魏寒枫

    “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忠臣，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舆情很难说能够平静下来，议论汹涌扑来，也未见得马上就能够冲垮原有的政治伦理堤岸，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幕现实大剧视同一出视觉和听觉的娱乐节目，尽情消费相关的政治情节和故事，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泛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预设前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这种学者云集为一个地方说话的现象，大概只有在国共之争时的延安才有，那个时期，多少理论才俊和文学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不去西安去延安，成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时尚。两军对垒，分清敌友，选择政治正确，是战争年代的不二法则，而今重现这类现象，值得研究。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执政党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化为导向，不仅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成绩，也重铸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格局下，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其在中国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经济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以学者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为主体的老左派原有污浊的名声，同时激发出社会民粹毛左势力的政治热情。党内老左派建构意识形态正统，长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语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对新的时代，拿不出新词，缺少话语方式调整，说了谁也不信。草根阶层的毛左势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网络街头政治，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的输入到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反对的学者一时无从置喙。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左派已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话语力量，发出的声音已不可忽视。在此思想背景下，“重庆模式”以“唱红”方式开发红色资源，为新左派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空间。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于是，重庆大门大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大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像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毛时代的制度遗产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道重庆模式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
　　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个核心说法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在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重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影响深远，是一个公开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3月15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潘维一如既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得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总结重庆的巨大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
　　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情歌颂薄熙来的“千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央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这些阿谀之词，无异于谱写了新一曲的“东方红”。就是这么一个“学者”，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某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等，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不仅邀请崔之元等重庆官员宣讲重庆各项经验，而且也广为邀请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时代的大红人戚本禹、朱永嘉和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张宏良在这个高层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赴重庆的著名学者远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美国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黄宗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黄宗智在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据说和王国斌、彭慕兰共同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加州学派”，退休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也算是衣锦还乡。这回对重庆模式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多次撰文予以良好评价。他的切入点是顺着崔之元的话接着说，充分认同崔的洋书袋里的那些说法，认为“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张旭东教授师从美国新马批评大师杰姆逊（詹明信）教授，身份也是显赫，这次是以另一种“学术方式”介入到重庆的场面之中，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他在题为“为什么选择重庆”的采访中，从所谓“总体性时代”开始谈起，话题广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中国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国新人和中国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视野很大，预期很高，目标是在重庆建立起一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话语中心”。

    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极大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在执政党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去重庆背书之后，重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进一步得到确认，以致引来更大规模“红色朝圣”潮。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纷纷前往重庆，在2011年达到高潮。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院长常务副院长亲自带队，各大所的所长和众多学者参加，浩浩荡荡奔赴重庆，召开“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接着是北京大学，也是由校长和书记一马当先，率大队人马来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市校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人民大学也不甘落后，校长纪宝成临退休前率队去重庆考察，赞扬重庆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至于像北京邮电大学，档次和规格都低一些，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重庆相关人物的高度尊重，聘请其为该校的兼职教授。
　　在前往重庆的路途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边缘学者的身影，比如去年由杨帆教授组织的“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诸如黄纪苏、张木生和萧功秦这样的学者前去重庆，回来后整理了一个发言记录，在网上披露后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萧功秦的发言受到重庆苏伟教授的高度认可，被他认为是右派人士在重庆经验感召下发生理论转向的一个标本。萧功秦教授的确是在去了重庆考察之后，为重庆说了不少好话，当然也对重庆“唱红”迎合文革毛左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张木生也有这样的倾向，对重庆办理“李庄案”有所质疑。在左派对重庆的一片唱多声中，这几个学者在赞美重庆诸种做法的同时，还是表达了一些看空的观点。然而，这些质疑和批评的观点，在左派和官学的一片欢呼声中，瞬间就被淹没。
　　如此之多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奔向中国西南一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在尽显沉闷拘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无疑是一道极其亮丽的政治人文景观。原因何在？我看有三。首先，这是奔着这个人去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显赫的红色背景，不具问鼎高位的潜力，何至于有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前去捧场投帖？他去重庆执政，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终老一生，随着他雷霆般的执政行为呼啸而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传统格局，大有挟“诸侯”以令“天子”的架势，当六个常委先后前去为他站台之后，人们都在议论，剩下的三个会在何时动身。大概正是这种态势摆在那里，加之其个人的超凡魅力，让许多人从最初的观望中迅速决定下注，为重庆留下投名状。在此环境下，学者岂有例外？其次，意气相投，价值观一致，有共同信仰，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共识，可谓志同道合。重庆打出红色大旗，标榜意识形态正统，整合左派思想资源，呼应民粹，在中国渐已形成的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众。学者的作用在于，为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利益驱动为政学不同资源整合创造了巨大动力，使得合作双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补。重庆地方财政难说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学术，支持学者来渝讲学做课题搞调查，还是轻而易举的。坊间传说几个大牌学者获得丰厚资助，无法证实，应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和重庆战略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和地方资源交流与结合，是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内在逻辑，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奔赴重庆，为重庆说话，于理于法于情，都无可置疑。和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相同的政治见解，何错之有？坚持执政党一贯的意识形态，怎能不对？提供了学术服务获得地方财政支持，岂有不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学者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国天下为抱负，提倡经世致用，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然，这是一种理性人格，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学者，原来是极其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的，对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多有批评，在理论研究中大致还保留着某种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2、左右之争已从理论思想层面进入到了现实层面，左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为重庆模式说话，不置一个微词，是其正当权利。屁股决定脑袋，从来都是如此。问题是，学术文章和宣传品总是要有所区别吧，这个区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个洋人的话，做了多少个图表，尾页有多少个注释，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王绍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据和图表，看似学术性很强，其实都没有摆脱奉命之作应景之作的嫌疑。把他们的文章和苏伟的文章作对比，即可发现，他们所提供的学术论证流程不过是对苏伟文章的一次改写，基本的调子是苏伟已经定好了的，他们的创新之处无非是增添了几个时髦说法，比如“重庆梦”和“社会主义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离开学术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它即恢复其意识形态本质，毫无科学求实精神，以价值判断开路，主题先行，最后必定堕入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在那些已经全身投入“重庆叙事”的学者，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以前说出去的那些大话，是继续说呢还是收回来？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在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人们正拭目以待。
　　3、重庆模式自实行以来，即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其中“打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触目惊心，对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场，均应有所反应和判断。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开出来为重庆“打黑”辩护之外，大多数左派学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这和他们在重庆民生经济上高谈阔论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是明知道重庆方面做得不当为尊者违？还是故意以沉默表达对重庆的无言支持？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我认为他们并不难发现重庆“打黑”的诸多破绽，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完全是出于党同伐异立场，毫无公正可言，背离社会正义。重庆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从开始起就已显端倪，其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的所作所为，一直就被广泛质疑，公道人心，显然易见，为何那些充满睿智的学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

“人挺帅的，个儿挺高，思维很开放，思辨能力很强。我原来只在电视上看过他，一直以为他是感性的人，懂得和媒体打交道，很能创造关注度。这次在重庆和他面对面的感觉不太一样。他的一些话很有意思，比如说他对重庆的改革措施很有信心。”

我在拙著《致困惑中的年轻人》（凤凰出版社，2012年3月）里（第195页）这样形容薄熙来。

2010年8月初，我着陆到炎热的重庆。它是盆地，周围都是山，市内几乎没有平路，到处都是坡路，使我忽然间想起祖国的家乡热海——山口百惠主演的《伊豆的舞女》的场地。

一次小范围的交流，我早就到了会议室，黄奇帆市长也在了，就是中间的位置是空着的。看着离我大约5米的那个位置，联想着的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我之前从不同的日本商界人士听说过他们眼里的薄熙来，他们感叹说，“薄熙来先生很重视对外交往，很认真地倾听我们外国企业想在他管辖的地方做什么，当然，他也会直率地对我们提出要求。”

在会议室内，重庆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们似乎有些紧张。我靠近一名男官员，询问“书记在重庆的地位这么高啊？你们都紧张成这个样子。有这么严重吗？”这位先生很小心，看着周围，确认没有一个同事“监视”后，悄悄回应说，“我们开会都是这样的。书记的要求很高，他是一名很重视形象和成果的人，我们不能有任何失误，否则麻烦了。”

自从2012年4月10日，“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后，我与曾在辽宁省、商务部、重庆市与薄熙来一起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交流，听听他们对薄的印象：

“他喜欢做新的事情。”

“他的政治野心大。”

“他做事不像其他领导，不太重视部下的意见，常常自上而下地做出决定。”

“执行力超强，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其做法必然带来一定的风险。”

前些天，我与了解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有关情况的一名“太子”聊天，他说：“薄熙来一直以来想要的，不仅是进常委，还想要得到更重要的位置。但他的作风与手腕不是能够令其他中央领导人接受的，他会得罪太多人，破坏既有的政治秩序。”

或许，这是围绕“薄熙来事件”最具有信服力的解释。

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有一条相对固定的发展规律，呈现出四个阶段：一是极权政治；二是威权政治；三是精英政治；四是市民政治。划分的标准是这四个具有不同风格的体制的统治者具有多大权力，抑或哪些群体或阶级在统治社会。就中国大陆而言，毛泽东时代属于第一阶段；邓小平时代属于第二阶段；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据我理解，属于从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的过程中，但迄今为止已经在较大程度上靠近第三阶段。

从这一东亚政治发展的规律角度出发，当前中国政治舞台能够容纳的已经不是像过去一样具有纯粹极权或威权的“政治家”，而是在基于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的集体领导体制下能够“读懂气候”的“优秀官员”。

时间在走，令人沉思。

过了一阵子，薄熙来带着几名保镖和部下，高调地进到屋子里，走路速度在我见过的官员里是最快的。身高1.90米左右的他显得既匆忙，又憔悴。我回头问了一些官员，他们介绍说，“书记身体不是特别好”。

我与薄熙来握了下手，他的右手很干，从来没握过如此没有温度的手。“是与他身体不适有关还是有其他人为的原因？”我在脑子里胡思乱想。

他坐下来，开始讲话。声调波动得很清晰，观点表达得很生动。他动不动就展示自己对重庆的喜爱。

“重庆是个好地方，重庆人很好客，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地方”，他高调地对我说。

他紧接着阐述“5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他强调高度重视重庆市民的生活水准与幸福指数，“为了使我们的人民开心、快乐地过日子，我们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你可以在重庆好好观察下，能感受到我们政策成果的。”

我每天从住宿的解放碑附近出去跑步，如薄熙来说的，到处能看到“5个重庆”的口号横幅。马路边上的警察比我去过的任何城市还多，在我眼里，站在十字路口中间大胆执行任务的强悍女警察，似乎展示着重庆发展的方向。

凌晨的街头、广场，我去与那些唱红歌的中年太太、先生们交流，“你们唱得好开心啊，你们这些年快乐吗？”她们明显享受着快乐，纷纷回答说，“快乐！开心啊！”

我也去问在重庆读书的大学生，“你们如何看待现任政府的政策？”有人回答说，“要经常唱红歌，麻烦呢”；“没什么，挺好的，经济发展快嘛”；“重庆受关注，还是令人自豪的”。

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象看，当时，重庆市内是平安的，稳定的，快乐的。

对于近年以来城市GDP增长15%以上、农村GDP增长20%以上之成就，薄熙来很自豪说，“这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黄奇帆市长的功劳”，并拍拍黄市长的肩膀。

黄市长没有反应，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或有些过意不去。书记与市长之间展开的小插曲使我感到很别扭，给人一种“两者不配”的幻觉。

迄今为止，薄熙来已离开重庆，黄奇帆则继续施政。

着力谈论重庆改革的薄熙来，显得有些疲惫，记性却不差，不看稿子，随时拿出数据来支撑改革成果。不可否认，他是我见过的中国官员当中最有个性的，况且，也是唯一可称得上的政治家。

违背他心愿的恐怕是这个时代。

我几年前赴香港，跟曾若干次到重庆做过调研的《亚洲周刊》记者纪硕鸣交流，他在凤凰卫视的化妆室里对我说，“重庆模式注重的是民生”。后来，我亲自到重庆考察的过程中“体验”到，对“重庆模式”来说，“唱红打黑”才是支撑“注重民生”的强大后盾。薄熙来是拿着前者的果实，巩固权力，迎合民意，自上而下地把纳税人的钱投入到最能体现出改革成果，尤其直接促进GDP增长的战略领域，包括公租房建设。我在与薄熙来的面对面交流中一直等着他大胆谈论“唱红打黑”的伟大，却始终没有谈，直到座谈结束，他离我而去，表示，“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忘记了涉及这个话题，还是时间不够；是因为有什么因素使他有意避开谈到那个话题，还是与王立军不在现场有关……

今天，重庆迎来了全新的面貌，该走的走了，该来的来了，该抛弃的抛弃了，该恢复的恢复了。听重庆当地的年轻朋友说，“没什么人讨论打黑唱红了，也没什么人议论薄熙来了”。

有一名曾在重庆，目前在北京工作的媒体人对我表示说，“我原来离开重庆媒体就是实在受不了那个‘红色模式’，彻底摧毁了我们作为媒体人的良心，根本无法去做媒体该做的正常报道，包括批判性报道，而只好服从领导人唱红的政治需求。”

我问他，“现在情况变了，还回重庆吗？”

他说，“现在，已经晚了。”

时光已过，仍有余香。

现在回过头来评估，“重庆模式”的问题点有三个：一，它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压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义，并强调自己的制度优越性与政治合法性，这一做法早已过时；二，它“打黑唱红”与“注重民生”过程中的透明度极低，决策过于自上而下，彻底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忽略“社会”的维度，从而缺乏体系内的弹性与耐性；三，“重庆模式”的提法本身从当前中国政治游戏规则角度看恐怕成问题。在中央一把手都没谈论“中国模式”的形势下，地方一把手大大谈论，或赞扬“重庆模式”，只能说，没有读懂气候。

造成这三点问题的责任或原因不仅在于薄熙来本人，也不局限于重庆当局，更不限于中国执政党，问题反映的是关心中国现状与未来的所有人之公共意识（public mind）。对此，“我们”需要作出必要的反思。

中国政治的“去官僚化”趋势使得薄熙来陷入孤立、孤高、孤独，他表现出的政治手腕早就不适应当前的中共官场，这与他是否是信仰文化大革命无关，也与他在十八大上要站在什么位置无关，更与他对邓小平路线的忠诚度无关。

薄熙来的命运向中国政治提出的只是挑战，而不是机遇。底线的保住不相等于蓝图的诞生。中国依然有着一批没有“价值观”的百姓，中国依然是没有“共识”的社会，这依然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肯定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N个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更不好走，迷失的则是方向。

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

                         武怀让，原名武胡景（1899—1936）

在中共军事史上，有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他身居中央军委书记的高位，却于1936年在苏联神秘失踪，20年后他的下落才被人所知：在失踪当年就已被康生借苏共肃反运动而灭口，时年37岁。他就是武怀让。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名字直到2008年底，才被写入中共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表〞中。

    接任中央军委书记 
 

武怀让（又名武胡景），1899年生于河南省孟州市，1921年加入中共，1926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安排武怀让回国工作。1931年底，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赴反〝围剿〞前线，临时中央决定将武怀让从东北调往上海，担任临时中央军委书记（亦称临时中央军事部长）。
    在任军委书记期间，武怀让选择抵制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支持毛泽东、朱德等人的运动战术，让中共红军重新走上运动战的道路。1932年8月，武怀让改任中央保卫部（亦称中央特委和特科）部长。

    赴莫斯科监视王明、康生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命武怀让赴莫斯科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实质就是监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在共产国际的活动，提防王明再度掌控中央大权。
    武怀让夫妇刚到莫斯科，王明即安排高级宾馆为其接风。同时，康生对武怀让也是热情有加。武怀让意识到，王明、康生是想拉拢自己。一天，康生在武怀让面前大肆吹捧王明，并称，在共产国际会议上，要看到王明的优点，不要对其缺点斤斤计较，同时警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但武怀让并没有买账。他说，王明〝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武怀让还劝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总结他领导中共军队几年来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听完这番话，康生只好怏怏而去。
    在1935年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上，武怀让总结并抨击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共革命造成的损失，使王明继续掌控中央大权的美梦化为泡影。在此次会议上，武怀让还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在苏神秘失踪  20年后才知遭秘密处决

武怀让的强硬立场，令王明、康生大为不满。1936年8月，苏共发起〝揭发和铲除敌人〞的运动，很多官员和将领都受到株连。在王明和康生看来，在异国他乡，秘密残害异己的时机终于到了。接下来，一系列恐怖事件频出：中共党员有的失踪，有的遭流放，有的被捕，甚至被处死。8月底的一天，武怀让也神秘失踪了。妻子侯玉兰多年来四处打听其下落，但都一无所获。
    1945年8月，侯玉兰写信给毛泽东，揭发王明、康生在苏联的罪行，并恳请中央帮助查找武怀让的下落，但依旧毫无音信。1954年，侯玉兰又将武怀让失踪一事告知刘少奇，刘指示有关部门全力查寻。同年年底，周恩来也让秘书通知中共驻苏联大使馆，设法寻找武怀让的下落。
    1956年，武怀让失踪的原因终于揭晓，原来他在1936年就已被康生假苏共之手秘密处决。武怀让之所以被杀人灭口，是因为他在军委工作时，对康生底细有所了解，排除异己的王明、康生认为武怀让不除，终是其心头之患。

    武怀让名字写入军事博物馆

〝文革〞开始后，武怀让的家人及战友也遭到康生等人的迫害。武妻侯玉兰任被康生扣上〝苏修特务〞的大帽子，关入秦城监狱。出狱后，她继续为丈夫奔走，直到1982年抱憾而 逝。武怀让的弟弟武怀谔也被打成了右派。在〝文革〞前，武怀让的昔日战友王世英（中共建政后曾任中纪委常委）和冯仲云（中共建政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曾向康生询问武怀让的死因，康生称不知情。〝文革〞开始后，王、冯二人也被迫害致死。
    2008年5月底，武怀谔接到了中共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研究处的公函，得知武怀让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长的内容，已经添进了土地革命战争馆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表〞中。这意味着，1927年至1936年期间，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由6人增至7人，按当时的排名顺序依次为：周恩来、杨殷、关向应、项英、朱德、武胡景、毛泽东。

   竖立在河南省孟州市的武怀让烈士纪念碑

    毛泽东的标准像被做成像貌堂堂，王者气象，但其本人则是脸色灰黯而黄，脸上有几个肉堆，牙齿全黑，背微驼，直如古庙塑造的判官，和相片上判若二人。可以肯定，照相时多方选择角度，洗晒时又做了许多加工手脚，所以看来好看，并不反映实际，这一点，摄影工作人员非常清楚，他们多能化腐朽为神奇。
    毛泽东的诗词也一如其标准相。一九四九年以前，毛诗词在社会传诵的只是《长征·七律》和《沁园春·咏雪》两三首，有些人读后好奇地赞美它新奇，有些人并不欣赏，共产党"左翼"文坛旗手鲁迅所下评语亦未推崇，说是"山大王的诗"。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以主席之尊，陆续发表诗词，于是，帮闲客交相赞誉，说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其实，毛诗词正如毛相片一样，大多是后来经过他人艺术加工的假货。
    毛泽东读过六年私塾，学做古文旧诗，后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他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和数学等等，次次考不及格，全吃零蛋，他的国文也不是全班最好的第一个，只能说是八九个好的中间的一个。老师除黎锦熙、杨昌济、方维夏、徐特立等外，有几个老先生很能吟诗作词，每年组织学生到岳麓山、橘子洲等名胜地方游览，都要大家吟咏一番，毛泽东算是非常活跃的一个。后来，毛泽东投靠苏联，带一帮二流子落草井冈山，再从江西逃窜陕北，难带诗书随行，难有闲情写诗。《长征．七律》也是到陕北以后才写出来的。抗日战争打响，毛泽东躲在延安和朱德、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林伯渠等作旧诗看京剧，如王实味指出的，"歌啭玉堂春，舞翻金莲步"。毛泽东还拋弃妻子玩戏子，选纳蓝苹。在诗词方面，毛有什么作品，都请董必武、谢觉哉参与修改，有时还求教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秘书，非常虚心，不耻下问，这种不耻当是他的作品和权力得以成就的原因。现在，毛诗词的定稿和原稿之间到底有多大出入，当然无从知道，但是，现在刊定的诗稿如《长征·七律》"金沙水拍"原作"浪拍"，《沁园春·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试"字也是最后确立的，其它"还多有讹误"。胡乔木说《沁园春·雪》为他所作，与毛泽东争著作权，到底是谁作谁改，外人无从得知，大有可能是毛先作，胡乔木后更改补充，最后毛据为己有，胡乔木亦无法相争。
    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毛泽东有些诗词谱成歌曲在全国播放﹔红卫兵组织战斗队武斗期间，各战斗队竞相用毛一些诗句做战斗队的名称，为"换新天"队、"征腐恶"队、"风景这边独好"队、"从头越"队等等。有人因为把《毛泽东诗词选集》放在睡床的席下，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人因为折损其中的字句而被判刑。在中国大陆，至今不见文学评论界对毛诗词做过贬语，这就更迫切地要求我们对毛诗词做周详的研究，做实事求是的评判。
    中共搞黑箱作业，毛诗词也是看政治需要才拋出一些。一九五七年在《诗刊》发表十八首，是毛诗词公开发表最多的一次，也是第一次；一九六三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一书，收诗词三十七首﹔一九七六年再版，收诗词三十九首﹔一九八六年为纪念毛死十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出版《毛泽东诗词选》，共收诗词五十首，分正、副编，都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因为这些作品写作时间前后相距近五十年，有些早期作品的写作时间，据说作者生前都已记不清楚，有些较晚作品的写作过程，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不清楚。现在海外做毛诗词的去伪存真工作，倍感困难，最多只能根据民间传说和报刊资料详细对比考据，作出判断。
    如一首咏蛙诗，在韶山毛故居作为毛少年作品展出，后经人查出该诗原是清末安徽名士程正鹄的作品，由毛拈来改了两句，变成他的作品。还有，《送纵宇一郎东行·七律》一首，说是毛一九一八年所作，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党史研究资料》第十期，是毛死后三年以后的事，提供这诗的，是罗章龙──毛早在一九一八年前的好友，后来分手成为政敌。当罗章龙的《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时）》在《党史研究资料》发表时，北京文艺界一些旧诗词爱好者，即怀疑该诗词为罗章龙所作，曾去电《党史研究资料》调查并无毛的亲笔，因而怀疑滋甚。
    《沁园春·长沙》一首，号称绝唱。毛自称"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应该是想到这首词才有这种自负。但是，北京文艺界一个旧诗词爱好者对毛的少年朋友作了多方调查，发现这首词的原作和公开发表的稍为不同，兹收该词原作记录于下：

    肃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欢歌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据说此是毛泽东一九二零年和一九二一年间和许多同学游岳麓山和橘子洲头，大家所作的联句，经几个诗词造诣深的老师修改而成。毛泽东后来和一些朋友重游湘江、岳麓山、橘子洲头时念过。三十年代，萧三在陕北获得此词，当是毛泽东提供的。但已改"肃立"为"独立"，改"欢歌"为"偕来"。此词整套功力上和风格上和毛泽东先后所作词迥异，其著作权，为词学界所怀疑，但大陆知情人慑于毛的权势，不敢提出异议。

    但是我们用一些旁证可看出其中确有不少问题。
    第一：《毛泽东诗词选集》刊明该词是一九二五年作，查当年八月，毛泽东即由湖南启程往广州，九月到达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十月被汪精卫推荐代理宣传部长。按新历八月当为旧历六月，湖南一带的气候尚未降霜，何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第二：毛泽东当时已为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在国民党的地位也不算低，怎会像初出茅庐的小伙子那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第三：如果毛泽东当年八月在湖南长沙有此佳作，九月份到了广州大有可能录呈在广州的林伯渠、柳亚子、郭沫若等人欣赏，作为"粤海饮茶"的谈资，可见毛泽东当时还不敢公然把此词的著作权全部占为己有。
    第四：到了陕北以后，毛泽东仍然没有做为己作公开于世，直到萧三在延安将它录出来发表，才在一九五七年收录于《诗刊》发表，其中蹊跷，明眼人一推即可全知。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坐上了北京龙庭，没有立即发表自己的佳作，直到一九五七年才收录十八首发表于《诗刊》，这一方面说明他的谨慎，有自知之明，后来他和陈毅谈诗的一封信，说自己对律诗"还未入门，偶尔写过几首律诗，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当非谦语。
    可见，毛初坐龙庭时，十八首诗词中有许多首根本没有写好，或没有改好，所以最初不敢贸然发表。但进到北京坐稳龙庭以后，毫无疑问，毛泽东会有空余时间读诗、写诗和改诗，又和许多著名文人学士交流写诗经验，听说他和柳亚子最初唱和时，也是表现非常虚心，要柳亚子收他的诗稿鉴定之后，他才拿给其它人看。除柳亚子外，毛泽东也请郭沫若经常改诗，后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要他把"诗二首"，"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据说郭沫若在修改毛泽东所作诗词时，常常先是极口赞美，然后通过吟诵将自己修改意见沉吟数次，让毛泽东听到加以采用。只有很早就和毛泽东熟悉的章士钊知道毛泽东的根底浅薄，多是看了之后点点头，附和几句，再通过其它人将自己的意见转告毛泽东。
    计算起来，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共计八年时间，所收诗稿多是描写江西游击战争和长征路上的遭遇，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今天，我们从他的诗题和诗词内容，可以看出一个事实，诗词多是后来补作的，十八首诗的许多首，属于"倒填年月"之类的东西，这即是说，井冈山游击战争前后的诗词是在进入北京以后写的。
    何以见得？我们看《菩萨蛮．黄鹤楼》注明是一九二七年写的，其中"沉沉一线穿南北"，注称"一线"是指"长江以南的粤汉铁路和以北的京汉铁路"！而事实是，一九二七年的粤汉铁路，还没有修成一线。又如"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而事实上内战规模不大，双方少用旌旗鼓角，这种不顾事实的描绘，只能说因为"倒填年月"的方便。又如"战地黄花分外香"，"风展红旗如画"，作者在战斗中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去尝画品香？再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注明作于一九四九年，可是一九五七年不放到《诗刊》上发表，直到一九六三年才收入《毛泽东诗词》，可以肯定也是后来"倒填年月"补作的，所以"宜将剩勇追穷冠，不楞沽名学霸王" 二句，十多年后才改为"不可"。还有多次补充的作品，如《清平乐．蒋桂战争》，写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和桂系的战争，不发表于一九五七年的《诗刊》而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人民文学》。相隔三十三年﹔《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写的是一九三零年的事，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人民文学》，相隔三十二年﹔《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写于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事，发表时间相隔三十一年﹔《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写一九三一年夏天的事，发表时间亦相隔三十一年。凡此种种，极为可疑。
    另一些作品从创作到发表的时间较短，推敲不够或修改人不敢尽情提意见，诸多原因局外人不尽知晓，如《七律二首．送瘟神》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写，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发表，最初"千村霹雳"，后改为"千村薜荔"，注释此说是形容村落荒凉，如是前者，只能解释为"人遗矢"像"霹雳"那样响，改为后者，那末家家种有常绿藤本植物，亦能形容绿化悠雅，不必和荒凉联系来解。"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和牛郎扯在一起，已属勉强，而牛郎问瘟神，又怎会一样悲欢？第二首"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一联，即使把自然界拟人化，怎么能得出"六亿神州尽舜尧"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一联，是同义语，有一句即可，真有瘟神，"纸船明烛照天烧"有什么用。
     《七律．到韶山》，一九五九年六月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出刊，中间相隔四年，其中"为有牺牲多壮志"，"遍地英雄下夕烟"，整句连贯生硬，作者不知农民有多辛苦?他们一天最多八个工分，一个工分最多五六分钱，毛竟然在别人的痛苦上陶醉！《七律．登庐山》，一九五九年七月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刊出，相隔四年"热风吹雨洒江天"对"冷眼向洋看世界"亦属勉强，只能解释为作者在清凉的庐山中想到有热风吹雨，下联"云横九派浮黄鹤"对"浪下三吴起白烟"，试问，浪下怎会起白烟？对此注释者不敢注释，许多读者百思不得其解。
    总的来说，毛泽东的诗词有不少语句是勉强凑数的，其中有些是词费，可要可不要，有些是隐晦，可以这样解，也可以那样解，要转弯抹角才能解得通，并完全缺乏诗意。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是硬颈称英雄，如《念奴娇．井岗山．一九六五年五月作》，其中"独有豪情，天际照明月，风雷磅礡"，读者知道豪情可以和风雷联系起来，但明月插在中间有什么联系呢？其它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月九日作》，有"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云水怒"，"风雷激"等，都属于这一类硬着颈子说大话的诗词。这些缺点的造成，最大的原因是经过反右派和反右倾之后，除了毛泽东指定郭沫若提意见之外，其它人已噤若寒蝉，不敢提意见，以致毛泽东发表时诗作水平日益下降。
    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毛泽东就在国内肆无忌惮的搞个人迷信，由林彪、陈伯达等人把毛泽东捧到马列主义的顶峰，其声势比一场迅雷霹雳暴风骤雨更使人害怕，当时群氓耸惧，万簌失声，对毛泽东本人天威咫尺，对毛泽东著作奉为无上之宝，出现许多读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毛主席诗词》有毛泽东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也曾掀起一片赞扬之声，誉为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最强者，其实，和毛泽东过去的许多作品一样，许多句子仍是类似标语口号，毫无诗味，如"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而《七律．答友人》， "红霞万朵百重衣"，其用意到底要说明什么，使人大费猜测。其中"红霞"说是意指"芙蓉花"，但"红霞"能用"朵"来计数，谁道有一朵一朵的"红霞"吗？ "百重衣"上接"红霞"，又说明什么？还有"长岛人歌动地诗"，注释者说："长沙橘子洲（见《沁园春．长沙》橘子洲注），代指长沙，可是《沁园春．长沙》并没有注明长沙即长岛，从古以来也没有定橘子洲名为长岛，只是作者为对偶上句的"洞庭"而生造的，即使有特权可以这样生造，但"动地诗"其意何在？迄今没有看到毛诗的注释和赞颂者详细的解释。照《毛泽东诗词选》收录的数目来看，一九四九年以前，毛泽东在战争的万忙中写出那么多诗，为什么一九四九年后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末，共计二十多年却写得那么少，其中原因可能是自己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也可能是位尊权大，羞于向一般人请教，也可能是写好之后，觉得难登大雅之门，随即撕毁。
    现在人们知道的是关于田家英的文章中，说毛写了一首《咏贾谊》丢在字纸篓里，被田家英捡回，毛拿去看了又看，说 "写得还可以。"要田家英收录，不知道此诗是什么原因至今未曾发表。据田家英收录的全诗看来，其中如："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空白泪罗步尘埃"，显然不够通顺易解。现在抄录唐人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来对比刘诗是："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即岂知。寂寞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两相对比，一高一低，显而易见。看来毛"可以"的标准是太低太低了。毛写给胡乔木的信，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为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说明他还有自知之明，并不敢接受抬轿客赶马公那样的吹棒。为了保住自己的诗人桂冠，他前期旧诗词多请帮闲修改补充，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平生好学，这不是坏事，也可以说是他从一个小学教师成为 "人民政府主席"的内在条件之一。本来只要他不做亏心事，好好完成他的本职任务，即使不会吟诗填词，人民照样尊崇他，可从他造反起家以后，四五十年，经他的手害死、杀死、斗死、逼死、饿死、不得善终的人，累累不可胜计。有人估计是七千万人到一亿之谱，当然包括他的朋友从富田事件的红军和五九年彭德怀、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在内。
    毛的文艺思想主张政治挂帅，所以他诗词中政治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红旗跃过汀江"﹔"分田分地正忙"﹔"百万工农齐踊跃"﹔"前头捉了张辉瓒"﹔"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横扫千军如卷席"﹔"敢教日月换新天"﹔"金猴奋起千钧棒"﹔"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雠"﹔"军号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在组织这些句子时，他确实化了许多脑筋，尽了所有的努力，他的诗词修改者也为他寻找许多其它词句来搀和配合，使它有机结合成为一首诗成一首词，后来这种标语式的革命口号竟然在大陆蔚成风气，似乎变成一种诗学的流派，不可一世。文革中，湖南道县一群民兵和革命小将，就是这样边唱毛诗词，边用斧头柴刀砍死数万人民。
    2004年是毛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北京组织文艺人员聚会，出版专集纪念，我们检查这六十年来中共统治地区的文艺作品,留下来的只是使人哭笑不得的东西。
    《毛诗词》出版了五千万册以上，这些稿费为他个人私有，用于请客或赏赐江青、张玉凤等身上。看得人多，销路又广，照齐、梁诗学评论家钟嵘的上、中、下三品标准，应属于上品。可是，毛崇拜的魏武帝曹操被列为下品，在重视"其源出于"某某的钟嵘看来，毛诗词评不上优质。
    令人费解的是毛平生主张造反有理，要冲决传统文化的一切纲罗，古物古书在他眼里都是封、资、修的东西，《词源》、《词海》、《说文解字》，和唐诗、宋词等书籍都要付之一炬，可是他自己用旧形式写得诗词，却要人奉为红宝书，连续几十万册的再版。他写的旧诗词还遵奉旧诗的老法度，要求律诗讲平仄，正经八儿的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他的一些诗词平仄不协，不是他不愿讲，而是他做诗的功力不济，没有更好的词汇去替换协韵。在旧诗词创作上，除加入标语口号词句外，完全没有反潮流的独创精神，有时套用别人的现成句子，脱不了仿真的习气。如《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即来自唐人张沁《寄人》："别梦依依到谢家"，温庭筠：《苏武庙》："空向秋波哭逝川"。李贺："雄鸡一唱天下白"，毛泽东改用为"一唱雄鸡天下白"﹔万俟咏《忆秦娥》，"天若有情天亦老"，毛泽东抄用全句﹔李白："我欲因之梦胡越"，毛用为"我欲因之梦寥廓"，"记得当年草上飞"全句，毛袭用黄巢《题像诗》。
    需要特别声明的：旧诗界袭用前人诗句的做法，并不犯规。问题是毛这样做与他一贯反潮流的精神大相径庭，才使人觉得奇怪。中国旧诗传承时间久远，出过许多伟大的诗人，其诗作传诵千古。宋代以后出现集句形式，是将不同诗人或同一诗人的名句凑合起来成为一诗，读来不逊于原诗，甚至胜过原诗。据说，王安石和文天祥都是集句的能手。集句这种形式说明旧诗遗产丰厚，也启缫袭他人诗句的方便之门。特别是旧诗遗产丰厚，出现许多陈陈相因的现成套话。一些剽窃能手只要把那些现成套话串通起来即可成诗。在毛诗词里，这些现成套话也不算少，如"分外香"，"天高云淡"，"西风烈"，"只等闲"，"望断南飞雁"，"白浪滔天"，"萧瑟秋风"，"郁郁葱葱"，"惊回首"，"雨后斜阳"，"霜天烂漫"，"风雪迷漫"，"白云飞"，"下翠微"，"一时稀"等等，在《诗韵集成》、《诗韵合壁》、《诗谱》等指导作诗填词的书籍里俯拾即是。毛袭用这些现成的语句来写战争环境，这是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战争是危事凶事，战争中血肉横飞，战争双方互有死伤，如果有人面对战争的死伤创痛，面对战争的惨重破坏，独自一人在那里吟"战地黄花分外香"、"弹洞前村壁，今朝更好看"，人们不说他无人性，就会说他发神经。自然，事后补写也是作者的自由。
    鲁迅写旧诗也写新诗，周恩来也一样，直到现在没有听过毛泽东写过新诗，这说明毛对旧诗的好迷恋执着超过别人，这是什么样原因呢？经过一番研究，多方面思考，认为这和毛本人的素养有关。毛的诗词和黄巢、洪秀全的"反诗"大体类似，如："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试看天下谁能敌，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高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都属这一类讲大话，吹牛皮的毫言壮语。黄巢 "通书记"，洪秀全为落第秀才，他们年青时的野心以及"寡人有疾"（好色）等等，与毛十分相似。他们也都是吐豪语，说大话，硬颈称雄，不会暴露自己见不得的隐私。
    幸而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讯息灵通，有各方面的资料参考对证，我们可以在正反不同的报导记载里看出症结所在。毛泽东崇法黜孔，批林还要批孔，一个大学教授提倡"学而时习之"，曾受到批判斗争。可是毛自己口不离孔子，用于诗歌上的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还不是自己可以放火，别人不能点灯？在毛统治时期一般干部正当谈爱说情，要受批评，甚至受政治虐待，而毛自己在延安时曾经写过许多诗歌给"交谊舞明星"吴莉莉，一九二零年冬天写信给杨开慧的《虞美人》词，没有附在诗词选集出版，可能是因其上下阕有过肉麻的描写﹔《卜算子．咏梅》，说梅作为革命象征的解释不免牵强附会，经李志绥医生指出他是为安慰弃置许久的情妇（该情妇曾寄陆游：《卜算子．咏梅》词来）写的，这就可以解答他何以忽然要"和"陆游这首词，词中措词造句的安排亦可以得到合情合理解答来。这说明毛的淫荡虚伪，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上为革命为人民，骨子里男盗女娼。他一生奸污妇女不计其数，如晚年身边侍女孟锦云，小他五十二岁，曾是空军文工团员，孟锦云十五岁时和毛跳舞得以行淫，一个时期毛爱她不忘，几年后孟锦云因泄漏毛宫内事，被关押劳改五年，出狱后去找毛援救，毛要汪东兴给孟锦云平反，调为毛身前秘书，后来毛叫孟锦云为"孟夫子"，人们以为这是毛随和不摆架子，但是读过李白："《赠孟浩然》一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就知道毛这样"叫"是一种爱称、戏称、匿称，他通过叫名在和孟锦云调情。
    由此种种事实，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人的实底，诗词上豪情万丈，大话连篇，私下荒诞无耻。从诗词反映的角度来看，毛和黄巢、洪秀全等人一样自我膨胀，是毫无疑义的。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里说："他在青年时代读古书时，就非常敬慕秦始皇。"毛泽东的秘书李锐也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坐稳红朝二十七年？袁世凯曾经做过八十二天洪宪皇帝，以失败告终，毛知道自己终不能称帝。毛的勤务员权延赤写的《历史的暗角》，说毛泽东直言不讳，称自己是马列主义加秦始皇，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毛是借马列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大暴君。的确，马列主义和帝王专制是同类性质的东西，毛泽东崇拜秦始皇，也就是这个原因。
    历史事实证明：毛打着马列主义旗帜，得到国外苏共和各国共产党的军事援助，所以胜过黄巢、洪秀全。在日本投降以后，中共得到苏军在东北掳获的轻重武器长驱入关，这是黄巢、洪秀全想象不到的，如果黄巢、洪秀全和毛泽东易时易地而处，同样能够成为"人民政府主席"。
    深入一层，为通过毛诗词了解其思想实质，不妨拿出几首做具体解剖：
    《沁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曰，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诗被许多人誉为构思奇特，气魄雄伟，千古绝唱。胡乔木临死时争过它的著作权，但胡乔木发表的诗词沉郁而不流畅，遗词造句很少诗味，大有可能是毛泽东写成初稿由胡乔木加工修改，实非全由胡乔木所作。在写作前毛泽东看过唐人岑参的《白雪歌》，在设想、构造意境上面有所参详取舍，但艺术描写远远不及岑参的细腻、深远。"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从直觉的惊讶可以理解，从字面来看，使人容易想到冰封的千里，雪飘的是万里，万里减千里，还有九千里地方无雪飘，不及岑参诗那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黎花开"，使人想象下去就觉得形容细致。毛诗的"千里"、 "万里"是平行的，岑参的"千树"、"万树"是"递进"的。花开由千到万，而冰封千里，雪飘万里，就难以令人接受。大河被冰所封，失去滔滔，和长城内外一样惟余莽莽，将大河和长城分开来写，不免割裂形象。"山舞"、"原驰"，如果是坐在颠簸不停的车上，可以看成这样，如苏东坡：《江上看山》诗云："船上看山如走马"，那是船上错觉，山动如走马，而受冰封雪压的"山"和"原"应亦惟余莽莽，怎会舞会驰呢？蛇爬而象步，不用放大镜看，万不能"欲与天公试比高"！晴日的阳光经白雪反映，一般不会变成红色，"红装素裹"的联想，有一半落空。"折腰"一词的原义是"卑躬屈节"，毛说"无数英雄竞折腰"，不知为江山折腰算是什么样的英雄，而用"无数"二字，也是不确切的。旧诗词允许超现实的构想，也允许重文叠字，但文字构思和意境构成要脉络分明，妙趣天成，如果经不起盘问，经不起品味，不能算为上乘。"白发三千丈"不下接"愁"字，"明镜见秋霜"如无"镜"字，都有会使人联想落空。看来，毛泽东的咏雪词也是一种八宝楼台，"折下来不成片断"。该词下阕议论更多，的确，毛泽东在发狂乱"吼"，也有可能是毛泽东没有看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的诗，没有见过唐太宗的书法，不知道汉、唐文化的盛况，才会下"略输"、"稍逊"那样不顾历史事实的字眼。更有可能是他生性狂妄，为了行文吟咏方便，根本不把别人的成就放在眼里，以为加"略"加"逊"可以减轻自己的错误，但信口开河，总不是一种美德，而把毛泽东的无知的狂妄棒到九天之上去顶礼崇拜，那又是怎样的行为呢？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逢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鸠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首诗用词不当，对仗不工，有许多问题。作者将自己和罗荣桓都划入"草上飞"一类人物，彼此常有不同意见争执。联系下联"长征"和"战锦"，注者说相违的是和林彪之间的争执。为什么在吊罗荣桓的时候，把林彪的错误提出来放在"每逢违"之下，使未看注释的人，很容易误会是罗荣桓与毛泽东相违，这在字面上显然是犯了交待不清的错误。第三联"斥鸠"、"昆鸡"，二句意义相同，是林彪在"欺"、"笑"罗荣桓，还是罗荣桓在"欺"、"笑"毛泽东呢？脉络亦属不明。在吊罗荣桓的时候，应该将罗荣桓的模范事迹突出地写出来，正面赞美他在长征和"战锦"中的功绩，不能用毛泽东诗中现在所用的词句，使人误会，这是措辞不当。按罗荣桓死的时候，林彪正在卖力鼓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毛泽东不至于对林彪如此切齿痛恨，连追悼罗荣桓场合都不放过机会去鞭打林彪。最后二句大有王者器度，对看大臣去世时际，想起江山社稷的危难大事，满幅君临天下的神气，满腔君王哭将相的口气，这二句做为京剧台辞来唱，倒不失韵味，但却是一首失败之作。连六十分也打不上。
    《念奴娇．鸟儿问答》一九六五年秋："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试看天翻地覆。"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说自己"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相当自负，可是这首诗就深受世人非笑，除"不须????"那样的不洁之语刺耳以外，把自己比做鲲鹏，而把苏联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等比做"蓬间雀"，这就失去为人的起码忠厚之道。而《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一词："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那个"鲲鹏"要做贬义才解得通。自然这首诗里的鲲鹏要做褒义解，一褒一贬，都由毛泽东个人自我作古，不知谁授权给他。这褒义鲲鹏扶摇羊角到九万里高，当然很了不起，"朝下看"，看见了"人间城廓"、"炮火连天"、"弹痕遍地"，无动于衷。反而是蓬间雀觉得"怎么得了"，于是想办法"订了三家条约"，人民"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鲲鹏看到这情景，骂雀儿"不须????"，因为它要的是"天翻地覆"，而"炮火连天，弹痕遍地"，根本算不了什么。做为普通老百姓，想过安居乐业和平劳动的生活，他们是接受褒义的鲲鹏好，还是接受雀儿好？鲲鹏那样喜欢"天翻地覆"，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就是国内杀、关、管、斗、批，在国外和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惜打一场原子战争，让中国人民死一半也在所不惜，这不是恶魔在狂叫，痴人在梦呓吗？那里有一点正常人的心理。就词论词，也没有一点词的味道。"扶摇羊角"上加"翻动"，应成什么形象？毛泽东满以为写了这词就会把修正主义骂倒，全世界的殖民地人民，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就会跟着他这个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起来造反，立即"天翻地覆"，可惜事与愿违，他到死也没有看到那样的"天翻地覆"，自己反倒变节，通过犹太人基辛格的拉皮条，被迫投降了"美帝"头子尼克松。
      《七律．读柳宗元着：封建论》  一九七五年：

              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粺糠。

            百代数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将子厚返文王。

    "文革"末期，毛泽东淫威吓人，这首诗肯定无人敢去修改，他也不会让别人修改，特别是诗中骂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不是"好文章"，郭沫若为此几次想自杀。毛泽东在诗中顽固坚持专制思想，替秦始皇开脱罪责，其实在为自己开脱罪责。他早就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在肃反中，杀了八十万知识分子，"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补充。"这首诗赞扬柳宗元，只是因为柳宗元在藩镇割据的时代，反对分封诸侯，要求实行中央集权，合乎毛泽东的心意，才把柳宗元封为法家，一点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就诗论诗，这是韶山冲里的私塾水平的诗，遗词造句，意义不明，平仄也错乱，其中"秦始皇"和"祖龙"名字双用，犯旧诗的"重复忌"。而 
    "莫将子厚反文王"句，要加添许多字句才能转弯抹角说得清楚，其意是说莫将柳子厚反对恢复封建制到周文王那时。其实，文王并未分封诸侯，分封诸侯的是武王，毛泽东把文王和武王都弄错了，可见他的历史常识何等浅薄。中共中央迄今拒不刊出这首诗，其原因可能在此。
    毛泽东的诗词高明吗？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说他的诗词"前无古人"，那就是说他错得离谱以致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了。

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广东卷），考了清代词曲家万树的一首词——

       10.阅读下面这首词，然后回答问题。（7分）

                                  望江怨

                                    送别

                                 [清]万树

       春江渺，断送扁舟过林杪^①。愁云青未了，布帆遥比沙鸥小。

       恨残照，犹有一竿红，怪人催去早。

                  [注]①杪：树梢。

   （1）这首词的前四句描写了怎样的送别情景？（3分）

   （2）怎样理解“怪人催去早”？请结合全词分析。（4分）

万树，字红友、花农，号山翁，明代崇祯三年（1630），出生于宜兴。以国子监生游学京都，学识明达，才思敏捷，工词善曲，是著名的词曲家。他年少时遭遇变乱，嗣后家境清寒，曾飘泊西部晋、陇地带，历尽艰辛。康熙十八年（1679），两广总督吴兴祚因爱其才，受邀入幕府，执笔文牍、奏议。余暇热衷创作词曲，每当新词谱曲初成，即由家伶捧笙按拍高歌，为吴总督助兴作乐。后因怀才不遇，忧郁成疾，康熙二十七年（1688），病归故里，不幸卒于广西濛江舟途中。

万树才艺卓绝，勤于词曲，可谓成就非凡。他不仅是词学家，又是著名的戏曲文学家。《宜兴县志》载：万树一生专著20余种传奇杂剧，有《拥双艳三种》传世。传奇8种：《风流棒》、《空青石》、《念八翻》、《锦尘帆》、《十串珠》、《万金麂》、《金神凤》、《资齐鉴》。杂剧8种：《珊瑚珠》、《舞霓裳》、《藐仙姑》、《青钱赚》、《焚书闹》、《骂东风》、《三茅庵》、《玉山晏》。还著有《推絮图集》、《香胆词》和《璇玑碎锦》等。

万树对词学研究精深，成就卓著，编纂《词律》20卷，这部巨著经无锡侯文灿协助，共收集唐、宋、金、元词作660个调，1180个体例。他呕心沥血，校订平仄音韵，句法异同，确定规格，纠正过去词谱中不少错误，可谓精严详备，是当时词体最详、资料最实、考订最细的一部词谱，吴衡照在《莲子居词话》中称：“万红友当轇轕榛枯之时，为词宗护法，可谓功臣。”乾嘉安徽词学大师凌廷堪，在秋日舟过荆溪之词《梅边吹笛谱———湘月》作序：力辟先著等言论，深以万氏之说与古暗合也，尤感敬佩。并以隔代知音缅怀万氏先辈称：“空想堆絮园中，停尊按拍；制新词为锦，律比申商；料后世，应有知音题品。”

万树著有《璇玑碎锦》，图文并茂，情趣盎然，收录60幅图形回文诗。有为圆镜的，石碑的；形态各异，以棱形、环形、菱形、瓜果等；从中解译出诗249首，词44首，曲2套。这些回文诗别有情趣，有的可跳着读，或是迭着读，形象生动，朗朗上口。如葫芦形七律回文诗《渔父辞》，每句末一个字，为下句第一个字；第八句末一个字，为第一句第一个字，读来耐人寻味。“芦花葛叶满平湖，湖月溪风一钓徒。徒有严陵佳世略，略无唐宪访贤图。图书鸡犬隋贤棹，棹桨鸥鶄伴晚晡。晡日欲斜聊作咏，咏成依样画葫芦。”

万树有《香胆词选》六卷500首，仅是五种词集之一，内容已够宏富丰硕。其词纯真自然，多生动活泼的机趣，雅韵和俗美兼备，有的颇近于乐府古体和南北朝民歌韵味。如《生查子·家书》：“三载住京华，百废家书寄，为会孟光愁，不尽叮咛意，今日离乡关，回首无牵系，索性没家书，省得书中泪。”又如《望江怨·送别》：“春江渺，断送扁舟过林杪。愁云青未了，布帆遥比沙鸥小。恨残照，犹有一竿红，怪人催去早。”他以轻松细语，写沉重情结，不雕琢不涂饰，而百结之肠，盘转苦情毕见。

万树词作“堆絮体”，以顶针叠句成名，这与他擅长作曲有关，但又不同于词曲混淆，可谓创新之举。如《苏幕遮·离情》：“彩分鸾、丝绝藕。且尽今宵，且尽今霄酒。门外骊驹声早骤，恼杀长亭，恼杀长亭柳。倚秦筝，扶楚袖。有个人儿，有个人儿瘦。相约相思须应口，春暮归来，春暮归来否？”

他另有传世名篇《贺新郎·三野先生传赞》和同调《游石亭记》，其中《问家僮》词，以否字一韵到底，即所谓“独木桥体”。正为谢章铤所论：“作者见奇，读者称妙。”他所填诸多词牌，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风格，虽用比兴手法而无曲晦之感，基本格调仍是清疏放逸。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称道：“万树之才，足与孔尚任翱翔；其曲律可比洪昇，能兼二者之长者也。”乾隆时杨复吉刻《昭代丛书》提及万树的其它著作近10种之多，可惜均已失传。

总之，万树是清代著名的词曲家，词曲创新，硕果累累，影响深远。新编《词律》巨著效应轰动，对中国词坛的贡献尤为巨大。

六、本大题1小题，60分。

24.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黑白胶片的时代，照片很少，只记录下人生的几个瞬间，在家人一次次的（应为：地）翻看中，它能唤起许多永不褪色的记忆。但照片渐渐泛黄，日益模糊。
    数码技术的时代，照片很多，记录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随时上传到网络与人分享。它从不泛黄，永不模糊，但在快速浏览与频繁更新中，值得珍惜的“点滴”也可能被稀释。

 要求：①自选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文体不限。

       ②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

       ③不少于800字。

       ④不得套作，不得抄袭。

     审判席上的“四人帮”

抓捕“四人帮”是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虽然后天戴上了诸如“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等政治罪名，却无法掩盖个人好恶和权力之争在其中的作用。主导参预这次行动的人，不仅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被历史所垢病。

中央高层六年的大换班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年离世，中共失去了核心。一面是骤登高位的华国锋跃跃欲试，一面是文革新生代百般掣肘，还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大批老干部虎视眈眈。
     1973年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 、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 、童必武。其中毛泽东（76年9月9日）、朱德（76年7月6日）、周恩来（76年1月8日）、康生（75年12月16日）、董必武（75年4月）均去世，李德生被中途换下（75年1月10日），邓小平进入（75年1月10日）没多久又被打倒，华国锋刚刚入常（76年4月7日）。
     在毛泽东去世时，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四个人。除常委外，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张春桥、姚文元。后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解除一切职务。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职的只剩叶剑英一人。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委员由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 华国锋、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 纪登奎、苏振华、 李先念、李德生、 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 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 倪志福、徐向前、彭冲等23人组成，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副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被清出政治局。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为中央主席，赵紫阳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新的排名顺序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文革新生代基本被全部清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政治局委员25人：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 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 廖承志。 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幕华 。至此，中央十届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叶剑英、韦国清和李先念三人。短短六年时间，中央高层发生了大换班式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走上“特别法庭”的王洪文

     参预抓捕四人帮的功臣后来结局均不佳

     很长时间以来粉碎四人帮被说成是大快人心的历史功绩，许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从不同的角度自夸其中的功劳，连一些跑腿的也把抓几个文弱书生描述的惊心动魄，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这场所谓的粉碎行为，无论从法治角度还是政治游戏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道义上也站不住脚，受历史抨击是必然的。
     这次对“四人帮”的清除如果论功行赏的话，首推华国锋。虽然他只是因为四人帮“欺人太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背信弃义”，至少在人格道义上站不住脚。仅从这一点上，他不足以成为国家领袖级的人物，后来被赶下台是咎由自取。
     汪东兴既是抓捕“四人帮”的力主者，又是具体实施人，论功行赏该排第二。他是毛泽东的近臣，也是历史上对毛泽东最忠实的人。他更多是与江青有矛盾，因私人恩怨而毁掉毛泽东的亲属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叶剑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上的功劳被夸大，他们只是利用了华国锋在清除“四人帮”的机会，顺水推舟并在态度上支持了华国锋。事实上他们虽然没有像华国锋等人那样被清洗，却有名无实地被边缘化，后来对国家形势没有邓小平和陈云那样有决策作用。原因在于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在位，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薄一波等东山再起的老干部不同，在清算文革问题上会涉及到。
     陈锡联、纪登奎、许世友、李德生、吴德、吴忠这些人是被划进毛泽东体系或华国锋线上的人，虽然在抓捕四人帮问题上出过力，却被定义为文革既得利益者。他们与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整肃是必然的。

   其它参预抓捕四人帮的人并没有因此获得奖励

     张耀祠，这位毛泽东老警卫负责人，1964年就晋升少将军衔。虽然在抓捕四人帮中功劳甚大，却仍受到长时间的审查，最后下放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以中央后补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调任军区副参谋长是一种降级使用。
     武健华，时任副军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奉命参与策划、组织、拘捕、关押四人帮，并任中共中央清查“四人帮”专案组办公室成员。1979年被调任陕西省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师职）。他的唯一收获是可以在媒体面前大讲自己抓捕四人帮的英雄事迹，不管是否真实，却是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收点出场费还是可以的。
     邬吉成，解放前就是毛泽东的随身卫士，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是江青的主要随卫。在抓捕“四人帮”时负责外围工作。1979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副军职。退休以后，一面出书和积极参加纪念伟人的活动，一面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向媒体报料。
    毛维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参预抓捕四人帮。1979年调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也是平调。
     其它人包括中央警卫局的处长孙凤山、副大队长毕方治，以及负责解决王洪文的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负责解决张春桥的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负责解决江青的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以及现场担任警戒的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等人，文革后也没有得到重用提升，很多人都以不同的说法叙述了抓捕四人帮的过程。这些人以不同的版本解说当年发生的事件，互相之间又非常矛盾，很多是无中生有。

   抓捕“四人帮”无关政治正确

     抓捕“四人帮”没有论功行赏的主要原因是这次抓捕无关政治正确，只是文革权力斗争的表现形式。而且就文化大革命而言，这些人的屁股并不干净。
     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及叶剑英，他们清除“四人帮”势力并非是要改朝换代，而是私利当头，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排除异己。

     华国锋被人家给“忽悠”懵了

     华国锋是毛泽东器重的人，他默认“按既定方针办”和“两个凡是”，说明他不可能改变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作为资历不深且人脉不广而位极人臣，他错误地认为威胁最大的是文革新生代，没有看到虎视眈眈的老干部才是最大的威胁。仅从这一点上看，华国锋至少不是位成熟的政治人物。正因为此，清除“四人帮”既是他的功绩又是他一生广受垢病的问题之一，落了个两头不讨好。他的这一举措如其说是“英明”，不如说是愚蠢。
     汪东兴没有摆脱历史上“宦官”的特征。他既忠诚于毛泽东，又想从中弄权。以大警卫员挤身中央中央政治局使他忘乎所以，开始挑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干涉朝政。结果虽然因抓捕“四人帮”而高升党的副主席，却被各方不认同。就像他的女儿汪延群说的“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说明他要夺的是“四人帮”的权，并非是对他们的真正打倒。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否定了毛泽东及四人帮也等于否定了自己。汪东兴与胡乔木、邓立群一样，既想讨好邓小平，又不想放弃一生追随毛泽东的信念，最终只能在纠结中打圈圈。
     叶剑英是位机会主义式的政治人物，历史上有多次“反水”经历。这位老“参座”的心思主要以揣测毛泽东意向作为行动的指南，文革中一直活跃在运动中。他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是肯定的，但毛泽东最后向他“托孤”则值得商榷。叶剑英被毛泽东“托孤”一说是《叶剑英传》自己编造出来的。在华国锋被废黜之后，他仍然说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头脑里有愚忠愚义思想”，继续他的毛泽东“托孤”一说。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 汉刘邦托孤周勃、蜀刘备托孤，都因为圆满完成了托孤任务而名垂千古。叶剑英则不仅亲手把“先主”的老婆关进监狱，而且伙同他人把“孤主”赶下台。他错误地以为清除了“四人帮”自己就成了鹤立鸡群的老革命家，然而当邓小平、陈云、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一代人物登场后，他立马放弃“托孤大臣”的身份，宁可要一个副主席的虚名，也不为华国锋殉葬。叶剑英是反手作空的高手。
     邓小平没有参预粉碎“四人帮”，对华国锋等人的行为不屑一顾，只把他们当作是过渡人物。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上台，也可以通过审判四人帮开始“非毛化”，却不会让这种“政变”流芳百世。作为政客，他知道这种行为在程序上不合法，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必将受到后来人的垢病。他毫不留情的把这帮机会主义者全部赶下台，重起炉灶开始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邓小平才是抓捕“四人帮”的最大受益者。
     参预抓捕“四人帮”各类人物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

改革是一场经济浩劫

习近平的反贪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曾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毛泽东的文革当年也得到很多人的欢呼。这三件事相提并论，很多人不会同意。其实，三者的政治逻辑是完全相通的，其手段、过程并没有本质差别，其结果也是一样的。

文革，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很多文革的受害者，官复原职、官升几级之后，却坚定地支持邓小平不准全面清理、检讨、反省这场浩劫，其原因，不仅是要掩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历史责任，而且是避免泄露文革许多“受害者”原本也是“害人者”的真相。

有文革经历的人，应当能够记得，文革固然极其荒唐、丑陋，但人们当时能疯狂投身其中，既有革命理想的浪漫、愚昧，也有对中共官僚阶层腐败、特权生活的真实愤怒。所以被打倒的那些官僚，有被冤枉的，也有并不完全冤枉的。文革之后，几乎所有被打倒的官员获得平反，却是应当的，因为他们被打倒的程序是非法的，而且他们多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这些获得平反的官僚重掌权力之后，并没有几个人反省自己的历史错失，几乎每个人都将文革受害经历，演化成一种政治道德优势。有的思想僵化者，成了改革的反对者，其私人生活倒有一些人有廉洁之誉；那些改革的推动者、领导人，其实不忘掠夺改革成果，让自己家人先富起来的，不在少数。他们腐败、享受特权的程度，是文革之前完全不能比的。

中国民众中，可以说多数都是改革的赞同者，毕竟多少都从改革中得到了改善生活的机会。直到20多年后，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开始意识到，改革可能是另一场浩劫。

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政治浩劫，以打击特权、腐败、私有为名，建立了虚幻、贫穷和没有人性的“人民公社”式社会；那么，改革就是一场经济浩劫，以改革、开放为名，造成的是国有财产转化为官僚家族私有财产，造成的是不可逆转的、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的是环境和道德的摧毁。

政治正确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无论是毛泽东的文革，还是邓小平的改革，都是政治领导人的“顶层设计”，出于他们的权谋、理想、私利，民众的一种情绪和要求，只是他们加以利用的“见证”而已。为了最大化、最有效地操弄文革和改革，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都发动了群众参与其中，却不给群体参与建构程序的机会，所有的程序都由毛或邓的语录、讲话演化出来，变成红卫兵胡来的依据，变成“太子党”贪腐的机会。

表面上看，邓小平的改革是对毛泽东文革的否定，实质是一种特权复辟。对老百姓而言，真实的贫富差距，比贫困的公平社会，还是要实在得多；但就历史的祸害而言，邓小平的改革比毛泽东的文革，未必更容易被修复。何况，改革至今仍是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正确”。

在文革的祸害未被清理，改革的祸害未被认识的情况下，习近平的反贪登场了。习近平毕竟披上黄袍没多久，他未来的政治行为还难以预测，的确具有较大的可塑性。现在我们能作出评判的，主要是他上台之后的反贪动作。

没有任何疑问，习近平的反贪合乎民意，他胆敢动到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头上，又持续不断地抓各级贪官，显示他的反贪是有些动真格的。

不过，如果比较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的改革，习近平触动的层级还远远不够，毛泽东可以逼死国家主席刘少奇，废了总司令朱德，赶跑党史载明的接班人林彪，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邓小平可是赶下了毛泽东的传人华国锋，废了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立威，要达到毛泽东、邓小平的程度，光是拿下周永康、徐才厚和一些小老虎还不够。大家都明白，中共腐败的根源，不是在地方，而是在中央，尤其是在最顶层的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去世后，如果说对地方上的、中央部委级别官僚“监督不力”，那么，政治局常委级别这个层次，就完全没有监督。现在看看，有几个当过政治局常委的家族不是富可敌国？

所以习近平要立威，反贪抓人不会止于周永康、徐才厚。即使他现在只想适可而止，未来的情势演化可能由不得他。

专制与民粹再次结合

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没有进行到底，邓小平的改革没有进行到底，习近平的反贪又能进行到底吗？回答不用犹豫：一样不可能进行到底。除非，未来习近平重塑政治体制。

其原因，还不仅仅在于腐败是中共官僚成为官僚的唯一理由，不在于腐败已经腐及所有层级、所有领域，而在习近平的反腐败动作，是缺乏程序正义，没有法治作为基本依托的，所以不可能持续长久。

中共十八大之后，不少商人、官员神秘失踪，虽然有些人几个月后显示涉及贪腐被抓，但这种恐怖做法，哪有政治文明的影子？分明是黑社会的行为！

反贪腐由中纪委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党内机构来操办，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一种背叛。未经法定程序，由几个权力无边的纪委委员，就将商人、官员控制起来，很久之后又命令公检法完成所谓法定过程，和毛泽东的文革式打倒特权阶层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更阴险、更黑暗。

事实上，不少反腐败案例，是内部派系勾心斗角、争夺利益的结果，是一种互相构陷、是一种落井下石。说是恶官抓贪官，贪官抓贪官并不过分。

腐败的机制没有改变，法治的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反贪进行到底，就必然是“朝中无官”，而坚持“一党领导”的习总书记，就会成为光杆书记。所以没有理由可以想象反贪能成功。

当然，民众永远是喜欢看热闹的。每抓一个贪官，就可以解一部分人的气，也可使更多人一窥官场的丑陋。只是，中共领导人要算一算，抓了这么多贪官，是显示你对一党独大的自信，还是反映了一党独大腐败严重？答案大家都知道。大家需要明白的是：这是历史的遗产，是毛泽东、邓小平路线的继续，是专制与民粹再次奇特地相结合，也同样是一种无疾而终的运动——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何频  2014年5月6日，墨西哥）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良知的拷问》一书第八章第三节，原题为“毛泽东7·28召见讲话，我的解读和思考”。

大约是在1968年年底，我看到了一份手抄的毛泽东 7月28日召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的讲话稿。我把讲话稿抄在专门收录毛泽东未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稿、诗词等的专用笔记本上了，至今还在。这稿子比后来韩爱晶整理发表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要简单得多。不过，有关清华两派的谈话内容基本精神是一样的。

毛泽东的这次召见，非同寻常：

1、突然而定

“7月28日凌晨2时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严重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当时，毛泽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的湖南厅召集会议，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事件。”（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华夏文摘增刊614·文革博物馆通讯447）可以想象，那么多的中央首长在凌晨时分被红色电话机的铃声惊醒，揉着惺忪睡眼，带着睡意，心中不知道有多忐忑不安呢！

2、空前绝后

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召见五大领袖；毛泽东以下全部党政军首脑（除极个别如张春桥可能不在京的以外）悉数出席；召见时间比一般接见外宾还长许多的五个半小时；主要话题是清华的两派及其武斗以及由此引伸的教育革命等；对414这样一个群众组织明确的表态和对《必胜》的严厉批判。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此后也不再有的罕见举动。

3、意义巨大

这次召见，决定了团派和414的命运，也决定了全国造反派的命运。红卫兵、造反派走下了文革的舞台，文革初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束。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成为新的文革主力军。

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70）

当我看到这里，立时感到满腔的悲愤，犹如五雷轰顶、天旋地转一般的不能自已。我心里对着远方敬畏的神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一心一意用生命来捍卫您，捍卫您的伟大思想，捍卫您的革命路线。我们好几位414战士甚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您怎么能说我们414是反对您的呢？您要我们把火热的胸膛剖开让您看看我的心吗？那里面是一颗无限忠于您的红心啊！我们知道您对蒯大富是支持的，偏爱的。我们之所以成立414，是因为蒯大富他确实有错，他执行您的路线过左了呀！如果不是有人在您面前歪曲事实，搬弄是非，您一定会明白我们才是您最忠实的红卫兵！苍天啊……”

一想到在伟大领袖的眼里我们竟然是反对他的，他竟然那样的厌恶我们，我沮丧极了，难受极了，绝望极了！我甚至这样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悔不该拼死拼活地搞这个414！

这份讲话稿对我的刺激实在太深了。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多次研读过它。尤其是涉及到清华的，每隔几年读一次，都会有一些新的理解、新的感受。尽管我不是“七二七”的亲历者，更没有“七二七”的内幕秘闻可爆，我还是很想谈谈自己对这次召见讲话的看法和思考，其中也有一些主观的臆想和猜测，算是一家之言。

1、毛泽东为什么那样反感414

从这篇召见讲话中，可以明确看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他反感《必胜》所表达的“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

我在本书上一章中已经谈到了《必胜》本来的观点只是“414打天下，414坐天下”或“414为主打江山，414为主坐江山”。是毛泽东硬要上纲上线，把《必胜》的要害说成是“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他对“打天下者不能坐天下”的论调非常反感，说：“清华414说414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414！”（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4）

为什么毛泽东那么反感“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借召见之机，借《必胜》之题，要痛加批驳呢？那是因为这样的论调深深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触犯了他的忌讳。毛泽东本来就是农民造反派的头头，是他造了国民党的反才打下这座“共和国”的江山。毛泽东更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打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才坐上天下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论调岂不是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了他坐天下的合法性、正当性？对这样一种从根基上、理论上反对他、反对现政权的言论，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毛泽东看到《必胜》就龙颜大怒，一再声言“我不高兴”也就不奇怪了！

胜者为王败者寇。打天下者坐天下，这是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基本规律。一个敢于造反的首领，率领一群文武左右，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王朝。于是首领成了开国皇帝，文武左右成了开国元勋。他们打下了天下，也要世世代代坐天下。毛泽东（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等文臣武将）在“无产阶级”外衣下根深蒂固的“打天下坐天下”思想观念反映出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本质上依然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而已。

在我1967年批判《必胜》的时候，当时只担心《必胜》会传到江青那儿，没想到竟会传到毛泽东那儿。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召见讲话稿的时候，心里对周泉缨怨恨到了极点，以为是他让毛泽东对414产生了误判。实事求是地说，把毛泽东反感414的责任全部推到《必胜》、推到周泉缨头上，是有失公允的。毛泽东并非完全是因为《必胜》才反感414的。但是，因为《必胜》，无疑加重了毛泽东对414的反感。由于《必胜》貌似很有理论性，这让毛泽东认为414反对他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有理论支撑的。

其二：他反感414的“红线主导”论。

与团派提出的“彻底砸烂”论相对立的是，414提出了“红线主导”论。这是414思潮最基础的理论。

要是在文革前，尤其是毛泽东被政治上的对手攻击的时候，譬如像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刘少奇咄咄逼人的攻势搞得有点招架不住的时候，谁要是提出建国以来的成就是伟大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红线为主导方才取得的这样一番宏论，毛泽东一定是非常领情的。当年，林彪就是因为在大会上毫无保留地对“三面红旗”给予最坚决的支持，给毛泽东以最及时的援手，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当即把唯一一个“很好”的赞语给了林彪。414的“红线主导”论本意是为毛泽东解放以来的英明领导和伟大业绩歌功颂德的，但是在文革初期提，实在是提得不是时候。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由就是多条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文革初期，毛泽东对刘少奇正处于攻势，毛泽东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将刘少奇苦心经营的地盘彻底砸烂！而414提出的“红线主导”论，在毛泽东看来，既有为刘少奇评功摆好的嫌疑，又在否定他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妨碍他彻底摧毁刘少奇的势力。

毛泽东说：“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414就不赞成，414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73）毛泽东既说要“彻底砸烂”，实际上他又承认并非完全“彻底砸烂”。究其清华团、四两派恶斗的原因，这种悖论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对团派“彻底砸烂”论表示赞赏和支持，实质上就是他对414“红线主导”论的反感和否定。他以为蒯大富只要把“彻底砸烂”的意思向414解释清楚了，414就驳不倒了。他把414看得忒弱智了！如果说，蒯大富的“彻底砸烂”是“彻底砸烂旧清华”，那么毛泽东通过文革要彻底砸烂的是“彻底砸烂旧中国”（十七年来被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把持的那部分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欣赏、支持蒯大富“彻底砸烂”的根本原因。

其三：他反感414搞抬尸游行、炸高压线。

沈如槐承认：“派人炸高压线的电线杆是我在武斗中最愚蠢、最缺乏理智的决策，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这次行动……导致清华园及中关村部分地区停电四个多小时，给国家财产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了损失。”（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390） 我能理解沈如槐当时的心情。为了营救科学馆被团派火力封锁的一百多名414人员，才出此下策的。但是，情有可原，法理难容啊！因为这，让毛泽东反感414，我认了，414错得无话可辨。

至于“抬尸游行”，这算什么错误？当4月29日谢晋澄（自9）被汽车辗压而死的时候，“414抬着谢晋澄的尸体在清华游行”（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P344）。那时，414还顾及毛泽东的一点颜面，没抬尸到天安门去游行。但是此后两个多月来，中央不仅没出面制止武斗，武斗反而不断升级。7月4日、5日、6日连着三天，都有老四被冷枪射杀，414才在万分悲愤和极度绝望之下抬尸到天安门游行。这说明414对中央还寄托着最后的希望，敦请中央快快出手制止清华武斗。是的，在毛泽东看来，在庄严神圣的天安门广场上搞抬尸游行，那是丢了社会主义中国的脸，丢了文化大革命的脸，丢了他这个伟大领袖的脸，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为此，他非常反感414。我要说，他反感414是没有道理的。要说丢脸，是他自己在丢自己的脸！他发动、领导的文革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是他丢了中华民族的脸，丢了中国人的脸。414的抬尸体游行，只不过是在无意中把丑陋的、残暴的文革之脸向世人、向外人展示了冰山一角而已。

得益于通天的《井冈山》报，领袖对414的恶行一清二楚。至于团派的恶行，领袖概不知情，偶尔从别的渠道知道一点也以小将犯错误宽宥之。团派有这样的领袖撑腰，怪不得能肆无忌惮了！

其四：他反感414反对中央。

当毛泽东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江青马上接着起哄说：“414是反对我的。”跟屁虫谢富治接着江青说：“414也是反对我的。”江青在别处插话时还说：“我说414，你们不是必胜吗？414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2）

一个小小的414，竟然反了毛泽东、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中央文革，还反了没吭声的陈伯达，差不多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414都反了，真够罪大恶极的。

这里，只有谢富治说414想反他，我们是认的，没冤枉我们。反康生、反陈伯达，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并不代表414。对江青，我们有不满，但是没反她。至于对周恩来，414对他一向是敬仰的、感激的，要说反总理，完全是江青别有用心的恶意中伤和挑拨！

其五：他反感414右倾保守。

早在1966年8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知道蒯大富其人了。那时，蒯大富是一个被王光美的工作组、被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迫害的典型。毛泽东用这颗炮弹狠狠地炮打了刘少奇，把刘少奇拉下了马。在张春桥的授意下，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这为毛泽东的文革大业又一次立下了大功！蒯大富是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是学生领袖，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这些在毛泽东的心里是已经定格了的。

414是1967年4月才产生的。作为革命左派的对立面，天生就注定了是个“右”派（好听一点叫“保守派”）的命运。江青说：“甚至414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70）蒯大富是革命左派，深得毛泽东的偏爱，正红得发紫，414右倾保守，既没有为毛泽东建立寸功，反而不断地找蒯大富的麻烦，414凭什么讨毛泽东的喜欢？凭什么让毛泽东不讨厌？

这次召见，这篇讲话，让我们第一次直接地听到了毛泽东对414有那么大的不满和反感、那么深的厌恶和怀恨。

相比较蒯大富做了好几件令毛泽东欣赏、开心的大事而得到他的宠爱，也因此，他对414越加反感。

是否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对414的反感，也就是他对全国造反派中温和、保守一翼反感的真情表露？

2、毛泽东认可的“四不”方针让两派都失望之极

从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爆发的那一天开始，团派和414都盼望着中央早日表态和干预。当然，双方所盼望的表态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从中央文件和公开讲话中看，他向来都是反对的。这次召见讲话中，他也说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他接着马上就说，“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5）因为他认为“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同上P368）

所以，毛泽东并不是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武斗都一贯地坚决地无条件地反对的。在他认为需要“治”的时候和地方，他强调反对武斗、不许武斗。在他认为需要“乱”的时候和地方，他是默许武斗、纵容武斗、甚至想法搅乱。乱与治，都出于他的政治需要。

清华的百日武斗，正好处于毛泽东希望文革全局由乱到治的过渡时期。因此可以看到中央在清华武斗的前期和后期，执行着两种不同的方针：

高校学习班结束前后，北京市的一些高校已经爆发了武斗。北大发生武斗后，中央迅速表态了。这一表态，积极意义是北大武斗表面上被制止了，而非常坏的负面影响是，为得到中央支持的强势派蓄意挑起武斗逼中央表态加速打垮弱势派起到了示范作用。

毛泽东在召见时说：“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3）我不知道得到他认可的“四不”方针，北京市是何时出台的。我估计出台时间是在北大武斗之后清华武斗之前。这从北京市对北大清华武斗的不同态度就能看出端倪。这一方针，起码一直持续到6月底。这也解释了，在武斗初起的5月上旬，北京市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一个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由韩爱晶、王大宾等来清华调查武斗，但是，“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等原因最终失败。”（孙怒涛《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

谢富治、吴德知道毛泽东同意他们提出的“四不”方针，所以不会违背毛泽东的意志去做强力制止清华武斗这样既不讨好又很吃力的傻事。

到1968年7月初，毛泽东对全国近似内战的武斗局面已经不能容忍了。再这样下去，文革就要失控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真的想“治”了，再也不想继续“乱”下去了。《七三布告》的发布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于是，7月15日，谢富治等北京市领导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上交枪支（“7月15日上午，蒯大富在市革委会开完会后，蒯大富要求接见。谢富治、吴德、丁国钰、温玉成、黄作珍等接见蒯大富。谢富治等要蒯大富(1)上交枪支；(2)要清华两派提出制止武斗方案；(3)要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1）逮捕罗、文、李、饶；(2)宣布沈、陈、张、刘等4头头为反革命；（3）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4)拆除414的工事。”（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0）蒯大富的建议明确地拒绝了谢富治的要求，也堵死了自己的最后一条生路）。这实际上是上层对蒯大富的严重警告，也是给蒯大富以最后的机会。

对于上层在清华百日武斗期间前后期所采用的两种不同的方针（“四不”方针是只能感觉没有明示的），清华两派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团派方面

武斗爆发前的4月22日晚，新航空馆里“一场空前严肃的（团派）总部会议召开了，中心议题是清华要不要武斗。一些人坚持要打，他们列举了许多例子，指出，敌人已经磨刀霍霍，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会场议论纷纷，显然主战派占多数。……会上，也有人这样认为（在五柳村网站2011年2月15日发表的《陈继芳：1968年清华园“百日大战”亲历记》一文中，“鲍长康的见解很独特，他说”代替了此处的“也有人这样认为”）：‘中央对清华两派的斗争始终不表态，可我们不能总是这样与414僵持着，也许只有武斗才能迫使中央尽快对清华问题表态。’”（陈继芳、马小庄《潮起潮落》，P109）蒯大富说：“清华武斗之前，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蒯大富又说：“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同上）显然，挑起武斗，逼中央表态，用中央的表态压垮414，这就是团派挑起武斗的目的。

什么样的表态是团派期望的？我猜测：要是中央表态说414是挑起清华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已经由一个右倾保守的群众组织沦为被“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所操纵的反动组织，那么，把414彻底压垮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团派有这样的指望，并非是白日做梦。根据以往江青、谢富治等大人物对团派坚决支持的态度，参照北大的先例，不少团派人士估计武斗打起来以后，快则一二天，迟则三五天，中央就会表非常有利于团派的态了。对此，团派信心满怀。

事实上，团派可能得到的中央表态比他们所期望的要大得多。毛泽东在召见中讲了“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这是货真价实的最高指示啊！远非1967年4月蒯大富曾经拼凑“414上台，不行！”那样有水分的“最高指示”可比。这个“414是反对我的”最高指示，对414的杀伤力，犹如立即处斩、就地正法的死刑宣判一般，顷刻间，414会作鸟兽散。可惜的是，这一最高指示发表的时间晚了点，恰如马后炮，对团派已经没多大的帮助了。要是在武斗刚开始的时候，或者在武斗期间，甚至在“七二七”前的十几天发布这样的最高指示，团派发动武斗、求助于中央表态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

武斗挑起来了，令团派大失所望的是，中央也好，毛泽东也好，对清华的武斗一直没有表态。

可能蒯大富也不知道中央不表态是因为此时正在执行着“四不”方针，他没有认真地琢磨中央不表态意味着什么。团派既没有利用“不表态”不计后果地疯狂进攻414（各种条件所限也是重要原因），也没有因为“不表态”退而停息武斗（可能骑虎难下吧）。就这样，在占优的局面中与414打打停停地胶着着。

到了7月份，眼看414已经被逼上悬崖，这个时候，中央出台了《七三布告》，始终偏袒蒯大富的谢富治也开始叫停武斗。团派对此是极不情愿的（严格地说，此处应该是仅指团派中的鹰派。沈昆对笔者说过：“我记忆中并不知道有此谢富治叫停武斗之事，很可能是老蒯或团派头头贪污了。我以为，如果当时老蒯如实传达了谢的要求，在团派内充分民主讨论，团派可能达成某种停止武斗的解决办法，因为当时一线武斗人员绝大多数都已经感到厌倦了。”）。明摆着，这样做给414有喘息的机会，不让团派取得眼看就要到手的最后胜利。

总之，团派对中央在百日武斗中的前后两种方针和态度全都没看懂，全都不满意。

414方面

在武斗爆发之前，那时我还在学校里。414总部开会和头头们底下议论的时候，说的最多的都是“如何应对武斗”。也在如何应对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在科学馆内安装铁门，加强“李文忠学习班”的训练等。实事求是地说，414对于如何防止武斗想得很少，说得很少，做得很少。我与绝大多数头头一样，都感觉到武斗将一触即发，无法避免，应对武斗是当务之急。

414从来就没有讨论过“要不要武斗”的问题，因为“要不要武斗”的决定权不在414方面。414深知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都站在团派一边，414要是挑起武斗只能招来棍棒格杀，自取灭亡；只能引来包括414群众在内的广大师生员工的严重不满，众叛亲离；只能让团强四弱的局面更为不利，雪上加霜。要说414想维持分裂的现状，拖着，以求将来联合的时候筹码可以更重一些，这样的想法是有的。但是想从武斗中捞取政治上的好处的想法是没有的，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捞。414真的不想武斗，不能武斗。因为政治上打不得，实力上打不赢，武斗对414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一个小小的火星就会引爆炸药桶的敏感时刻，414做了一件错误的、不明智的事情：抓斗陶森。团派认为抓斗陶森触及了他们的底线，是引爆武斗的导火索。团派可能找其他借口甚至谣言（如414在大礼堂藏匿了“480根长矛”（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P340）来挑起武斗，但是抓斗陶森实在是414以自己的错误给了团派挑起武斗的口实。“四二三”武斗终于爆发，演变成百日大武斗。

414在武斗中对中央的态度，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些过程：

先是失望。

武斗爆发以后，以“救火大队长”著称的李钟奇副司令员不再来清华“救火”了。海军宣传队撤离清华了。北京市革委会就清华武斗发表了一纸无力的声明后再无实际下文了。种种迹象表明，清华爆发武斗以后，情况十分反常，负有责任的上层竟然都成了“围观者”，谁也不来管清华的死活了。414寄希望于中央和北京市出手制止清华武斗的希望落空，感到深深的失望。

继而丧失信心。

本来以为，这场武斗“发生在首都，发生在毛主席的身边，终究不会打大，打久，中央不会长期不闻不问”。（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367）但是，都打了一个多月了，经过“五三○”大战，双方都死了好几个人了，上层依旧不闻不问。414对上层干预武斗已经一点点地失去了信心，前途感到十分渺茫。

接着是愤慨。

等到武斗进行了两个多月，7月上旬，那几天，每天都有414的人被团派的冷枪射杀。这都是《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发生的惨案。414的情绪极度悲愤也是极度愤慨。抬尸游行是超乎常理的行为。但是，除了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向中央表达请求立即制止清华武斗的十万火急的心情以外，还能有什么样其他比这更合适更理智的方式呢？414是多么祈望《七三布告》能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啊！

最后是绝望。

当救援科学馆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以后，414陷于绝境。救又救不了，撤又撤不出，连一向意志坚定的沈如槐也产生了“只要科学馆的战友安全突围，我们就立即撤出清华”（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392）的念头。我相信，“七二七”前的最后几日，414在绝望中的坚守，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只好听天由命了！

如果414因为失望、绝望、愤慨而被激得完全丧失了理智，采用血债要用血来偿还的报复手段对付团派，那就正好应了毛泽东“暴露坏人”的预言，414肯定会落得个被当做土匪一样歼灭的下场。

所幸414在百日武斗中一直坚守防御的立场，而且是纯粹的消极防御。这明显与军事原则不相符的。在军事上，即使是防御，也应该是积极防御，在防御中抓住有利战机进行反击，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但这是派战，是武斗。既然被迫参加了武斗，唯一可行的就是以消极防御表达不愿武斗的意愿和不屈从团派挑起武斗的意志。

清华发生残酷、血腥、长达百日的大武斗，团、四两派都有责任，但最大、最主要的责任是在上层，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各地的武斗，究其总根子，全在于文革的理论和文革的发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宣扬的谁的拳头硬谁就有发言权的斗争哲学，以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革命经验都为武斗埋下了种子。他纵容暴力夺权，江青鼓吹“文攻武卫”，都造成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局面。其次，要不是他采用了令两派都失望都不满的“四不”政策放任清华武斗，近在他眼皮子底下的清华即使发生武斗，也是完全能制止得住的。

3、毛泽东为什么没把七二七行动预先告诉蒯大富

几十年来，令团派最想不通并且一直纠结着的疑团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把派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的决定预先告诉蒯大富。

蒯大富说，“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来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此话，我完全相信。要是预先知会一声蒯大富，团派对工人宣传队所表现出来的欢迎程度，起码在表面上绝对不会逊于414。

蒯大富认为对他封锁如此重大的消息是一个阴谋，一个“可能是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同上）的阴谋。

就在几年前，我参加过一次团派头头和骨干的小型聚会，他们还在继续孜孜不倦地追寻这一历史的真相。“七二七”那天，团派遭遇了灭顶之灾，他们想弄明白团派究竟是“死”在谁的手里的。

由于“七二七”这一历史事件的全部真相还没有揭秘，对于毛泽东为什么没把派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的决定预先告诉蒯大富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猜测。我也是。

“七二七”这次行动的决策、实施过程，韩爱晶是这样说的：

1968年7月的某一天，“毛泽东问机要员谢静宜，怎样看待校园的武斗？谢静宜当即表示反对武斗。毛泽东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组织工人去清华大学宣传中央《七三布告》，制止武斗。谢静宜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分头做准备工作。还让原来在清华工作过的海军干部去团派总部要来清华总平面布置图。……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蹲在地上，俯视清华平面图，他用大手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7月22日、7月25日，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先后两次组织一些工厂群众专门去清华大学周围游行，呼口号。……7月26日晚，8341部队牵头，北京卫戍区配合，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集61个工矿企业负责人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8341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宣传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拆除工事。”（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1）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

1、这件事情的筹备过程有好多天，具体参与筹备的也有好几个人。“七二七”行动并非是心血来潮的临时决定，也非个别人知晓的秘密行动。

2、毛泽东是“七二七”行动的最高统帅。原则大事，如哪个单位牵头，哪些单位配合、派多少工人参加、怎么进清华、现场哪些人指挥，这些都是在毛泽东那里决定的。

3、毛泽东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对于区区三万工人进清华的一次行动，毛泽东没有掉以轻心。他蹲在地上指点地图的架势，不亚于他当年指挥百万雄师的三大战役。这不仅是为了过一把久违了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瘾，还因为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通过制止清华的武斗来达到平息全国武斗的目的。

4、为此，毛泽东打破惯例，反常行事：（1）派工人去制止武斗。往常北京市发生了武斗，都是由卫戍区派解放军去制止。如果仅仅为了制止清华的武斗，遵循常例就是。蒯大富既不会开枪抵抗解放军，清华武斗也一样能被制止。以往的经验告诉毛泽东，那样只能解决清华一时一地的武斗问题，不能解决清华武斗的根源问题，更不能解决北京和全国范围的武斗问题。毛泽东是着眼大局的。他派工人去制止武斗，这样的方式是过去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完全出人意料。（2）派出了三万之众。三万工人与五六百人的武斗人员，几乎是50:1的绝对优势。三万工人涌进清华，因为武斗而空旷的清华园里将满地都是工人，区区几百个武斗人员立即会陷入工人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架势，工人不是来论理的，而是以多压少硬做的。识时务的，和平解决；不识时务的，就强迫解决。无论团派还是414，只许服从，不许讨价还价。（3）由8341部队指挥，卫戍区参战，海军宣传队带路，主体是工人。军民一体，各自发挥优势。

一旦以这样的非常手段、非凡魄力解决了清华武斗的老大难问题，再通过大规模的舆论宣传，那么北京其他发生武斗的高校，全国还在发生武斗的地区，都能正确无误地接收到伟大领袖下决心要解决武斗的信息了。解决清华一个点，影响全国一大片。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非常规的手段，才会有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效应和震慑各地造反派的强劲威力。毛泽东确实想出了一着非凡的高招、妙招、绝招！

毛泽东拍板决定派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的时候，有没有嘱咐有关人员给蒯大富打一声招呼呢？有三种可能：

1、明确嘱咐通知蒯大富。

2、明确嘱咐不要通知蒯大富。

3、没有明确交代要不要通知蒯大富。

1、要是毛泽东明确向某人交代要预先通知蒯大富，我看没有哪个人吃了豹子胆敢贪污“最高指示”的。当迟到的蒯大富扑在毛泽东的怀里恶人先告状，对毛泽东哭诉“杨、余、傅黑后台操纵十万工人，严严实实地把我们清华包围起来了，分片包围，学生跟他们讲理，工人就把学生拉到卡车上带走了”（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5）的时候，毛泽东听了,马上就问谢富治、温玉成：“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同上P365）接着毛泽东又马上追问：“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同上P366）从这两个细节中可以看出，要是毛泽东事先交代过要通知蒯大富而该人有意或无意遗忘了的话，毛泽东肯定会追问个水落石出、责备此人的。即便是周恩来，我想毛泽东也不会放过。如果有人真的忘了通知蒯大富，看到事态发展到这样严重，龙颜已经震怒，即便不是吓得屁滚尿流，肯定早就心惊胆战，赶快坦白请罪的。所以，毛泽东明确交代了要通知蒯大富而经办人故意隐瞒不通知，故意要让蒯大富犯一个大错误，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样的“阴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2、毛泽东明确交代不要预先通知蒯大富的可能性也是极其微小的。难道毛泽东有意要测试蒯大富的应变能力？果真这样，当然是没有哪个人敢泄露天机偷偷通知蒯大富的。

3、最大的可能性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想到要不要通知蒯大富这码事。这非常符合毛泽东的办事风格。他向来是只抓大方向，不过问细节的。

尽管毛泽东没想到要通知蒯大富，但是他对蒯大富是有基本估计的。《井冈山》报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414挑起了清华武斗，蒯大富只是没有能力平息武斗而已。他相信蒯大富会欢迎工人制止武斗的。

毛泽东认为：“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4）“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同上P369）这样非同寻常的声势，以及通过各种形式给蒯大富“间接打了招呼”（同上P370） ，本来很聪明很机灵的蒯大富应该用不着费太多的脑筋就能想得到工人是谁派的。

毛泽东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同上P368）的蒯大富，已经蠢到失去了最起码的判断力，蠢到没一点智商了。毛泽东太相信蒯大富了，结果看走了眼了。毛泽东对自己也太自信了，以为三万工人一到，两派定会夹道欢迎，武斗立马停止，人们山呼万岁。所以，在策划“七二七”的时候，毛泽东根本就没有“万一蒯大富抗拒工人怎么办”的应对预案。

一方面毛泽东很想帮蒯大富，给他梯子下。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学生领袖、造反派头头，想通过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测试他们的政治智慧，考验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既锻炼他们，考验他们，也测试、甄别他们。这也不能完全排除的。

如果毛泽东是这样的态度，那些知道“七二七”行动的中央要员，在要不要通知蒯大富的问题上，就要大费脑筋细思量了。

8341部队的负责人，与“清华井冈山”素无交往，没有义务要预先告知蒯大富。8341是“御林军”，其地位是“清华井冈山”不可能相比的。谢静宜、迟群等人“根本不把蒯大富放在眼里。……（他们）有心防止意外泄露。他们怕蒯大富知道了会严加准备，搞名堂不好办。”（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9）像迟群这样喜欢出风头、有政治野心的人，对这次行动要绝对保密才可能做到一鸣惊人。

北京市革委会的吴德、丁国钰，北京卫戍区的黄作珍、李钟奇等人，他们在这次行动中只是配角。而蒯大富“对于市革委会吴德、丁国钰根本不放在眼里；对卫戍区黄作珍的话不会听，更是藐视李钟奇等人”（同上P350）他们对蒯大富的张扬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他们心里巴不得蒯大富摔一个跟斗，哪会多嘴去通知蒯大富呢？

周恩来，从“七二七”行动的策划和操作过程来看，如果毛泽东完全绕过了他，他即使知道了这件事也绝不会插手，只会冷眼旁观。如果在“七二七”行动之前毛泽东告知了他，做事一向慎密的他对这样一件事情该涉足多深肯定把握得极有分寸。只要毛泽东没向他交代要给蒯大富打招呼，他是不会主动去通知的。何况他的内心对蒯大富也没多少好感。

估计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都没有参与策划此事。如果江青知道此事，即使毛泽东没有交代通知蒯大富，凭着江青对蒯大富的关爱，她是极有可能预先通知蒯大富的。即便事后毛泽东责怪江青多嘴多舌，江青倚着夫人的身份，或撒娇或撒泼，毛泽东对她也奈何不得。只因为江青没有参与此事，所以蒯大富这一最重要的援手没有发挥作用（《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杂志刊载了一篇在2004年7月对李传俊的访谈录《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文中提到江青事先知道“七二七”行动。若果如此，笔者认为江青没把“七二七”行动事先通知蒯大富是她的一时疏忽或对蒯的过于相信）。

至于林彪及中央军委的大员们，似乎更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与他们关系不大的这件事。

所有预先知道“七二七”行动的中央要员中，唯有谢富治的处境最为微妙也最难受。蒯大富与谢富治的交情最好，对这样一个与蒯大富有极大利害关系的重大行动，谢富治从心里说是非常想通知蒯大富的。但是，谢富治在这次行动中同样并不是主角，他也仅仅是被知会了配合一下这次行动而已。毛泽东又没有向他交代通知蒯大富，他猜摸不透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不敢擅自泄密。要是仅仅为了讨好蒯大富而泄露了天机，招致毛泽东的批评、猜忌甚至责骂，那样做是完全得不偿失的。另外，谢富治在7月中旬几次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解除对科学馆的封锁。一向对谢富治比较听话的蒯大富，这次连谢富治的话也不听了。这让谢富治在毛泽东的面前说不响话了，谢富治心里对蒯大富也是不很满意的。所以，我想谢富治在“七二七”前的那几个晚上反反复复地前思后想，一定在为要不要给蒯大富透露点口风而纠结着。最后，权衡再三，还是没有通知蒯大富。很可能谢富治有侥幸思想，以为不预先通知应该不会出大问题的。没想到蒯大富竟然头脑发热到会开枪抗拒。

在召见现场，表现最反常的也是谢富治。蒯大富还没有来的时候，谢富治在毛泽东面前两次都说是蒯大富“不肯来”，“（这连）韩爱晶（都）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3）蒯大富后来说：“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这样一个与他政治生命攸关的重大信息，有不少人（如吴德）可以告诉他，有一些人（如谢富治）应该告诉他，却都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这谜底蒯大富即使想一辈子恐怕都难以猜中了。

对于“七二七”这件事，蒯大富先后怀疑有两个阴谋。一开始怀疑的是黑手背着毛泽东操纵欺骗工人镇压团派的阴谋。这个阴谋在毛泽东对蒯大富前后说了四五次“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5）以后，蒯大富不得不打消了。紧接着他怀疑另一个阴谋，那就是工人确是毛泽东派出来的，但是在这过程中有黑手从中作梗，玩了花招，设下圈套“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 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这“阴谋说” 几十年来，始终困扰着蒯大富无以解脱，始终是一个“没想明白的疑惑”（同上）。

我想对至今还在钻研和破解“阴谋说”的那些团派朋友真诚地说一声，别钻这个牛角尖了。蒯大富的知心好朋友韩爱晶说：“知情者没人真心想帮蒯大富，也没人想告诉他内幕。……（这都是）由于蒯大富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恶性膨胀走向反动。”（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9）诚哉斯言！清醒的旁观者一语中的！“全身浮肿”的蒯大富首先是被自己打败的。骄横不可一世的团派也是被自己打垮的！

4、毛泽东对蒯大富、414、工人的态度迥然不同

先说对蒯大富的态度

在整个召见过程中，毛泽东对蒯大富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是震惊。毛泽东派出了三万工人去清华，并由他信得过的8341部队组织、指挥，对这次行动的结果肯定有过设想的。我想他认为两派在声势浩大的工人群众面前都会乖乖地服从。他绝对没有估计到对他一向敬仰，对中央文革惟命是从，对文革思想理解最透，对他的战略部署跟得最紧的蒯大富会武力抗拒，而且还打死了工人。所以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感到极度的震惊，他简直不相信造反派真的造反了。

接着是着急。深夜里，他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全叫起来，把五大领袖全都召过来。他要当面质问蒯大富，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召见一开始他就关心地问：“蒯大富没有来？”（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3）“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泽东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同上P363）后来的话题有点东拉西扯拖时间，显然是毛泽东在等着蒯大富的到来，那份迫切的心情流露得一览无遗。

痛惜得流泪。蒯大富来了，他“一下就扑到主席怀里，头靠着主席的胸口，嚎啕大哭，边哭边告状……毛泽东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同上P365）那情景，就像最疼爱的孙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一样，做爷爷的如万箭穿心般的难受。

解释和表白。毛泽东一边三番五次地向蒯大富解释“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同上P365）一边多次表白“今天（召见）没有邀请414（的人来）”（同上P369），“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同上P354）生怕蒯大富内心对他有怨恨情绪。

批评和责骂。闯了那么大的一场祸，当然要狠狠地敲打敲打蒯大富的。毛泽东批评蒯大富“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70）警告他“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同上P368）。最厉害的责骂是“蒯大富，你真蠢哪……你们井冈山很蠢……这一次你们很蠢”。（同上P370）连着用了三个“蠢”字，完全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口吻。

检讨和认错。要毛泽东做检讨是很难的。当着那么多中央要员的面，同时也当着几个年轻娃娃的面做检讨，更是难乎其难。但他十分罕见地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同上P370）毛泽东这样放低身段主动承认“错误”，唯一的目的，我想就是为了减轻一点蒯大富的犯罪感和心理压力。

肯定和鼓气。蒯大富栽了一个大跟斗，但是不能让他失去斗志和信心。毛泽东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同上P354）“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同上P370）这些都是对他的肯定。清华联合的时候，“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同上P370）退回到一年多前《四项协议》的基础上去。这都是对他的鼓气。对于蒯大富这样的学生领袖，毛泽东认为气可鼓而不可泄。

殷殷嘱托。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召见结束时刻。韩爱晶说：“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泽东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没想到，在他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泽东主席又回来了，大家又赶紧迎上去。毛泽东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泽东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毛泽东说了一会儿，五个头头又跟毛泽东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泽东主席走了。”（同上P373）毛泽东这般殷殷嘱托的护犊之心，我想蒯大富要是不感激涕零才怪呢！

不骂蒯大富，难解心头气。骂得太凶了，怕蒯大富泄了气，也怕414翘尾巴。毛泽东要把分寸拿捏到恰如其分，也真够难为他的。

再说对414的态度

毛泽东派工人进校制止武斗的时候，他估计两派都不会抵抗。当周恩来向他报告在清华大学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我猜想，毛泽东第一反应肯定是414在武力抗拒。通过江青、谢富治的不断进言，以及他经常阅读《井冈山》报，在他的脑海中早已烙下了414是闹分裂的，要夺蒯大富权的，竭力挑起武斗的深刻印象。在毛泽东看来，作恶多端的414进行垂死挣扎是很容易理解的。

真要是414抗拒，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泽东早就想好了：“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0）

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竟然是团派武力抗拒工人，414真心欢迎工人。这完全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也是他无法接受的一个尴尬事实。一个“搞抬尸游行”，“搞砸（炸）电线”，“也没有通知”的414，“为什么他们欢迎？”（同上P370）毛泽东可能到死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是414欢迎工人，而不是蒯大富欢迎工人。这让他的颜面往哪里搁啊？所以他恼怒地责骂蒯大富：“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同上P370）

因为团、四两派的表现截然不同，善恶分明，所以在召见中，毛泽东对如何评论414，如何对414定性，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我总结了一下，大致有三点：

不再公允：作为领袖，对于社会上已经普遍存在的造反派分裂成的两派，虽然他内心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极少公开点评，极少公开批评。他得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但是在这次召见中，他放弃了这样的立场，连表面上的公允也不再保持了。他一再对蒯大富表态说“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同上P369）“不管运动中（你们）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着）你们的。”（同上P363）

明确定性：毛泽东明白无误地对414做了“414是反对我的”（同上P370）这样的定性。我一直在琢磨，毛泽东对414的这个定性，在内心早在半年甚至一年以前就形成了，为什么一直不说出来呢？看来他是要选择最需要、最适当的时机。这一次，414与团派的表现，反差实在太大了。已经到了“现在414高兴了，井冈山（快要）垮台了”（同上P369）的危急关头。他必须一拉一打，才能挺住团派不垮台，才能把414的“高兴”劲儿打下去。

软硬兼施：毛泽东说，“对414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同上P369）“对414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及笔者1969年收藏资料《68.7.28召见讲话》）这种“争取群众、区别头头”的政策是分化瓦解的政策，是对待反动组织才采用的政策。一看到这样的政策，我的脊梁背就发凉！至于毛泽东说“沈如槐当副校长”（同上）这样一根胡萝卜，似乎只关乎沈如槐个人，与414的整体命运无关。

如果毛泽东当时只说“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这句话，那么414当天就会按反动组织被取缔的。但是他还说了一些与此有点矛盾的话。他说：“要消灭414也不行”，（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9）清华要搞大联合，“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同上P370）这样说来，414又好像是一个群众组织，而不是反动组织了。

这样一些可紧可松模棱两可的最高指示，如何贯彻执行，足以令在座的中央首长和学生领袖们反复猜测、绞尽脑汁的了！

现在再通读毛泽东这篇召见讲话，他说的“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这“反对”一词，可能并非是政治上“反党反毛主席”，性质是敌我矛盾的“反对”，而是与毛泽东文革思想、文革路线不一致，右倾保守，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对”。不管哪一种反对，在那个既极左又极端的年代，毛泽东钦定的“那个414是反对我的”罪名要多严重就有多严重。它足以把414压得顷刻间灰飞烟灭，足以把414的头头送入无产阶级的大牢！

最后说说对工人的态度

在“七二七”事件中，来清华制止武斗的三万工人，他们才是主角，是出了大力的，又是最大的牺牲者。

但是，这次召见，414没份儿，连工人也没份儿。

414没份儿的原因，毛泽东已经说了，因为他偏向蒯大富，所以尽管414会不高兴，他也不让414来。其实，414对领袖的安排哪敢有不高兴的胆量哦。不被召见，那是小事一桩。科学馆里的老四死里逃生了，武斗终于停止了，这些足以让414以手加额，欢天喜地的了。

倒是工人，他们挨了打，流了血，负了伤，死了人，这情况毛泽东是知情的。虽然召见中他也多次提到工人，但都是在叙事的过程中顺便提及的。只有一处，毛泽东算是比较正式地提到工人：“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5个工人，打伤工人”。（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9）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731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也没有对下属交代一句要他们高度负责地妥然做好善后工作的话。没有！统统没有！

当我听到他对蒯大富的全力支持，看到他对蒯大富落难时的流泪，觉察到他对蒯大富的一腔柔情的同时，我也痛感到了他对工人的薄情、寡情和无情，他的冷血和铁石心肠！要知道，这些工人，都是受他之命而受伤、而流血、而丧命的！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同上P368）妄想以威力强大的“精神原子弹”抵御土造的却是会致命的长矛手榴弹，是那个疯狂年代的荒唐！

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那五个死难工人的躯体还没有完全冰冷，他们的亡灵正游走在黄泉路上。五个破碎的家庭正在呼天抢地地哭喊着亲人的名字。那几百名伤员正在忍受着伤痛的煎熬，有些正在手术台上与死神搏斗。要是他们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在召见的时候对蒯大富与对工人是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死得其所吗？会觉得伤得值得吗？

因为毛泽东派出了工人，414得救了，所以，无论怎么说，414还是应当对毛泽东说一声谢的。但是，没必要感激涕零，跪拜叩谢。因为，毛泽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他的文革大局。他派工人来清华的本意是给蒯大富梯子下、替蒯大富解围的，并非是来救援414的。414所要万分感激的是参与这次行动的三万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尽管他们也是受毛泽东之命而来的，他们毕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的救命之恩！

死难的这五位工人，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牢牢记住他们：

王松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被手榴弹炸死；

张旭涛（北京541厂工人），被手榴弹炸死；

潘志洪（北京市供电局工人），被手榴弹炸死；

韩忠现（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被长矛刺死；

李文元（北京橡胶四厂工人），被开枪打死。（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为什么召见时毛泽东对蒯大富、对414、对工人的态度迥然不同？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明白：那就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蒯大富是他疼爱的亲孙子；414是招他嫌的野孩子；而工人，只不过是充当他“炮灰”（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3）的家丁而已。

5、蒯大富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

错误判断

蒯大富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在作出判断之前，他也是先做了一番调查的。打电话到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找不到江青和谢富治，工作人员都没明确告诉他工人是不是中央派来的。我猜想，蒯大富认为工人要是中央派来的话，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都会预先知道的，蒯大富所深信的江青、谢富治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他的。现在，江青、谢富治都没给他信息，从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那里都得不到明确的回答，于是蒯大富就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工人不是中央派来的，是414的黑后台伸出的黑手来镇压井冈山援救414来的。

另一些相反的信息并不支持是黑手操纵工人来镇压团派的判断。譬如，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并没有肯定工人不是中央派来的；蒯大富“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和我们是一派的。……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这些很关键的重要迹象都被蒯大富忽视了。蒯大富看到了他的好朋友鲁文阁，都没当面去问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信息矛盾、局面混乱的状况下，有点吓昏了头的蒯大富顺着根深蒂固的“414有黑后台”的思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有意思的是，韩爱晶一听到清华来了许多工人制止武斗，他在下午也跑到清华实地察看了一番。他一见人山人海的工人，马上就想到：“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及笔者1969年收藏资料《68.7.28召见讲话》）他的判断与蒯大富截然相反。韩爱晶的判断其实也是一个平常百姓的判断，用不着太高的政治智慧。蒯大富是当局者迷。

让蒯大富产生错误判断的还有下面几个原因：

1、首先，正如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的，是因为蒯大富“害浮肿病”了。他自恃是文革骄子，老子天下第一，除了毛泽东、江青，谁也管不了他，他也是谁的话都不听，谁都信不过。

2、在蒯大富的思想深处，一直坚信414是有后台的，而且这个后台身居要职、能量极大。这个后台平时支持414对抗团派。现在派几万工人进清华就是这个黑后台伸出的黑手，目的就是要拯救濒临绝境的414。

3、蒯大富亲眼见到的现实也印证了工人是被黑手操纵的：科学馆里的414都被工人解救出来了；一个个老团被工人抓走了；工人正在拆除团派的工事，收缴团派的武器，摧毁团派的战斗力。

4、联想到“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的一个群众组织。1967年8月4日，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血洗“上柴联司”，死伤惨重）的下场，蒯大富就像是遭遇了灭顶之灾，感到“很恐怖”、“非常恐怖”。（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蒯大富以及团派总部的委员们集体丧失了正常的思辨能力，连常识都没有了。

错误决策

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于是，蒯大富他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同上》、“必要时可使用武器”。（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我猜想，当他们做出这一决策的时候，面对“黑手”的血腥镇压，面对实力悬殊的强大敌手，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心中必定涌起了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悲壮豪情！

错误的判断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判断毕竟只停留在认识上，错误决策是一个性质更为严重的错误。错误决策一旦付诸行动，立即会造成重大的伤亡。可以这么说，当蒯大富作出这个错误决策的时候，蒯大富本人的命运，整个团派的命运，乃至全国造反派的命运都已无可挽回地决定了！他们的前程都要被葬送了！文革历史的轨迹又一次发生转折了！

错误的判断往往导致错误的决策。但是，错误的判断并不是必然会做出错误决策的。历史上歪打正着的事情很多，歪想正做的事情也并不鲜见。

假设一下，就算三万工人是被“黑手”操纵来镇压“井冈山”的，蒯大富也可以作出另一种决策：那就是不对抗，由着工人做。大不了工事被拆除了，武器被收走了，老团被带走了。即使这样，清华“井冈山”也变不了“上柴联司”。

因为，清华是在北京，离毛泽东近在咫尺，不是远在上海，更不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边陲。十万工人（这是蒯大富估计的）来清华这样的惊天大事，不出十二小时毛泽东肯定会知道，肯定会干预的。

因为，清华“井冈山”有蒯大富这样通天的学生领袖，有江青、谢富治这样靠得住的后台。“井冈山”、蒯大富，都是在毛泽东那里挂了号的。“上柴联司”怎么能与清华“井冈山”相比呢？

因为，蒯大富所看到的恐怖现象，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恐怖，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蒯大富看到工人“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呜的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康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季宏（后来高季宏声明他没有被抓，是老蒯看错了或记错了）也被抓走了。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工人见一个抓一个，必然会有一些肢体冲突，但是，没往死里打学生，也没打死一个学生。工人手里拿得最多的是红宝书，以及拆除工事用的铁镐之类，并没有用于武斗的武器。这与“上柴联司”被镇压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采用不抗拒的对策，蒯大富所损失的不过是工事、武器这些“身外之物”。人虽然被抓走了，但无性命之虞。只要毛泽东一句话，把人放出来，重振“井冈山”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

至于这只把清华“井冈山”整得如此惨的“黑手”，只要蒯大富一见到谢富治、江青、毛泽东，这只“黑手”马上就会原形毕露，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为伟大领袖除了一个隐患大害，为文革又立了一个旷世奇功，也可以出蒯大富心头的这口恶气。

即使最后知道“黑手”是自己错误的臆想，所谓“黑手”原来是一只巨无霸的红手，那也没多大关系。毛泽东向来是只注重结果，并不在意过程中的想法。蒯大富虽然没除大害，没出恶气，但是配合毛泽东停止了清华武斗，并为平息全国武斗做了贡献，这点功劳是跑不了的。

几个小时之后，已经是晚上了，蒯大富在广播台召开会议。面对“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的乱局，蒯大富坚决果断地说服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同上）这个时候的蒯大富，无疑是理智的，冷静的。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一个正确的决策。非常遗憾的是，太晚了，晚了三五个小时。现在惨案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的正确判断和正确决策，虽然避免了此后双方更大的伤亡，但是已经不能逆转历史的进程了。

不管蒯大富判断得是否正确，只要他应对的决策是正确的，那么形势的发展会怎么样呢？让我粗线条地畅想一下：

蒯大富配合毛泽东实现了平息武斗、转入“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毛泽东对蒯大富会高看一眼。“真蠢”的评语将会被“真聪明”、“真有政治智慧”、“真有应变能力”所代替。蒯大富将位列五大领袖之首成为首席领袖。

清华两派尽管会互相指责对方是挑动百日武斗的罪魁祸首，会要求惩办杀人凶手，但是在不可抗拒的潮流面前，即使面和人不和，也得实现大联合。团派与414这对欢喜冤家、情仇弟兄还得在清华园的同一片蓝天下共生共息。

清华将很快成立以《四项协议》为基础的革委会。414经过一年多的浴血抗争，仍旧回到414分裂时候的起点。有点进步的是，沈如槐将会是众多革委会副主任中的一个。

绝大多数工人被运动着到清华转了一圈，又会回到工厂里干活。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即使要发生，也是以后的事情。各地造反派只要紧跟形势，还能在文革的舞台上再蹦跶一段时间。

蒯大富做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和清华校长，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要做“九大”的中央委员，亦非梦想，完全有八九分的指望。虽然此刻他还不是党员，突击入党，只不过是一纸手续而已。

唉，可惜啊可惜！我真为蒯大富在影响到团派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没有选择正确的决策而扼腕感叹！要不，“七二七”的惨案可以避免，团派也不至于在此时覆没。一着错，全盘输。团派的锦绣前程并不是被“黑手”蓄意破坏的（如果“黑手论”成立的话），而是被蒯大富自己“很蠢”的决策所断送的。

当然，即使蒯大富选择了正确的决策，团派、414、全国的造反派及其所有头头的命运可能会稍有不同，但是，造反派最终被逐出历史舞台，文革头头最终会被清算，文革最终必然走向失败的历史命运是不会改变的。

6、毛泽东真的一开始就将“七二七”定位成伟大战略部署吗？

挑起武斗以此逼中央表态的蒯大富，最终只把414逼上绝路并没把414打垮却引来了毛泽东的强力干预。在这一役中，团派输得精光。蒯大富这个红卫兵领袖也由中央首长的座上客，迅即失宠，两年后沦落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阶下囚。

414在武斗中死伤惨重，陷入“春秋无义战”、团错四也错的泥潭。即使在“七二七”那天的表现可圈可点，最终还是落得个同归于尽的下场。

至于毛泽东，也不是赢家。他玩团、四两派于股掌之中，要打要停全在于他的意志。但是局面渐渐失控。最后派工人进校制止武斗，说明了“四不”方针的破产。

毛泽东为什么要派三万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对这个问题，猜测很多，各执一词。对“七二七”的意义，有往小缩小的，有往大拔高的。

至今还有一些团派朋友认为毛泽东要制止清华武斗，没必要这样兴师动众。更有个别的认为“七二七”的目的就是要镇压团派，打垮蒯大富。他们想的仅仅是制止清华武斗、冲着团派来这样的细枝末节。

相当多的人认为毛泽东派工人来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想着为了让工人阶级取代造反派，登上上层建筑的舞台。

我认为，“七二七”事件本身，仅仅是毛泽东以别出心裁的举措，通过制止清华武斗以平息全国武斗局面的一次有重要意义的行动。“七二七”事件的策划过程，毛泽东召见讲话及召见以后最初几天的事态发展，都不支持毛泽东派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一开始就是为了实施“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这一战略部署的说法。

在策划过程中：毛泽东把这次行动看得如同买一包香烟那样简单，所以才会交给一个机要员去办。要是他当时认为这是实施一个战略部署，他应该走正常程序，由中央开会决定，由周恩来牵头督办，交由谢富治具体负责经办。“这次不是这样。这次是毛主席口头对机要员谢静宜布置的，由谢静宜贯彻落实。具体由谢静宜、迟群牵头，张荣温组织工人实施，8341部队起重要作用。”（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9）从这样的策划过程中，我们只能看到别出心裁的战术技巧，看不出为实施战略部署所必须的深谋远虑和稳妥郑重。

在召见过程中：从毛泽东对蒯大富的疼惜、庇护中丝毫看不到他即将抛弃这批学生领袖，从对工人的冷漠、冷血中也丝毫看不到他对即将登上上层建筑的工人阶级的热情和重视。

在召见结束后：我们看到谢富治为落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而奔波忙碌。7月30日，谢富治在北航接见团派时说：“（宣传队）制止武斗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收缴武器的任务也大部分都完成了，……他们可以减少一些”。（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425）武斗已经制止了，谢富治认为工人可以撤出清华了。8月2日，谢富治接见工宣队和蒯大富时说：“回到老路上来，那个《（四项）协议》和伟大领袖讲的一样么！人数配备上差不多。”（同上P426）谢富治有了“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的圣旨，实现清华两派大联合的底气更足了。

这说明，一切都沿着毛泽东在召见讲话中所确定的轨道上前进。

但是，工人不干了！工人死了人，受接见的却是蒯大富，这实在太不公平了。工人的极大义愤，不仅谢富治知道，想必毛泽东也知道了。因为，具体指挥“七二七”行动的8341部队负责人，也一样的窝火和愤慨。为了安抚工人和“御林军”的不满情绪，8月5日，毛泽东把巴基斯坦朋友赠给他的芒果转送给清华工宣队，以示慰问。这仅仅是姿态性的慰问，还是他对工人阶级即将赋予重任的预告，我们不得而知。8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工宣队的代表。到这一天，我们可以断言，毛泽东已经作出了让“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决断。

我猜想，当召见完毕，毛泽东回到他的书房，点上一支雪茄，再细细回味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再反复盘算文革大局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有些新的想法了。

早在1967年9月的时候，他就提醒、警告过造反派：“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一“最高指示”是1967年9月16日由江青传达的）。这次召见中，他不仅重申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也亲眼见到蒯大富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样屡犯错误的小将还能作为文革的主力军，还能完成文革的重大使命吗？

一边是自我膨胀、很不得力的造反派，一边是组织严密、怨气冲天的工人阶级。在鲜明的对照下，毛泽东抛弃造反派，启用工人阶级作为他的文革新主力军，继续完成他的文革大业，是一个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选择。于是，“七二七”被重新赋予新的重大历史意义，成为“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标志日。

本来是一次代价巨大的制止武斗的行动，成了文革新阶段的转折点。尽管毛泽东在策划“七二七”的时候并不那么高瞻远瞩，但是他把握时机，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将一个本来是通过解决清华武斗进而解决全国武斗的战术动作演变成开始文革新阶段、推出文革新主力的战略部署。他将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高超艺术发挥到炉火纯青、淋漓尽致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

不少团派朋友，不少造反派头头，有一种被毛泽东先利用再抛弃、“卸磨杀驴”的感觉。在这点上，我倒是要为毛泽东说几句公道话。

我认为，从“七二七”策划直到召见结束，毛泽东没有一点点“卸磨杀驴”的念头。后来事态的发展，倒是很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泪”是召见那天就流的；此后，蒯大富等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就被搁置起来了；至于“斩”，那是在二年以后的清查五一六中才痛下杀手、赶尽杀绝的。

因为造反派在反刘少奇的斗争中为毛泽东立下了大功，所以，他对造反派、特别是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是够宽容够忍让的了。其时，已经发布了好几个制止武斗的公告，也多次发布最高指示要求实现大联合。但是，蒯大富等学生领袖置若罔闻，以为都是说外地的，说别人的。如天之骄子，根本就听不进去。两次联合的机会，都没抓住。林彪在召见中有句插话，一针见血点到了问题的根本：“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华夏文摘增刊614·文革博物馆通讯447）林彪的意思，反过来就是说，你们这些五大领袖，现在已经是要大联合、成立红色政权的时候了，你们还在不识相地继续打派战、搞武斗，远远落伍了！尽管毛泽东对蒯大富恨铁不成钢，有心护犊，但是他毕竟是大政治家，不是心慈手软的小娘们儿。当他看到工人阶级比造反派更有力量更有使用价值的时候，他完全改变了召见时候的态度，把造反派如同敝屣一样地丢弃了。就算是“卸磨杀驴”，也是因为以清华“井冈山”为代表的这头造反派“驴”不识时务，狂妄嚣张，不再按毛泽东所规定的“磨道”上拉磨了，才招来了“杀驴”之灾。毛泽东没错，是造反派咎由自取，怨不得毛泽东抛弃的。像西安的李世英、北航的韩爱晶，在大联合方面都做得比蒯大富要好得多，也跟着倒了霉。蒯大富在“七二七”中的愚蠢举动，如一粒臭屎害了造反派一锅汤。如果清华两派的头头在两次联合的机会中抓住一次，我想红卫兵运动的命运可能会更长一点，不会只是二年的短命。历史发展的拐点，往往因偶发事件的突如其来而改变了既定的发展轨迹，这并不是罕见的。当然，总趋势还是不可扭转的。

“七二七”那天，团派在9003大楼打出了巨幅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有意思的是，最后上断头台并非是“井冈山人”，而是清华“井冈山”——它的政治生命就这样终结了。

借工人阶级名义登上上层建筑的，在清华是迟群、谢静宜这些近卫军人。他们执行了一条比蒯大富时期更左、危害比团派掌权时期更大的错误路线。如果说，团派要“彻底砸烂旧清华”是砸烂解放以前和文革前十七年的旧清华，那么，在两个“基本估计”的指导思想下，工宣队继承并发扬光大团派“彻底砸烂旧清华”的“事业”，砸烂的对象还包括了文革中的造反派，尤其是曾经伤害过工宣队的团派。毛泽东用他的后一批炮灰来整他的前一批炮灰，这对“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团派来说，真的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按：这是本文作者分别与王树人、吉景峰商榷的两篇文章综合而成的一篇简版。本文作者为《解放日报》资深记者、主任编辑，学者。著作二十余种。文革中曾任解放日报社革命委员会第一召集人，即社长兼总编辑。

2011年，《炎黄春秋》发表了有关上海文革史的五篇回忆文章，其中有我的一篇《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刊于四月号，原稿24000字，该刊囿于篇幅，只刊用了8000字。实际上只是个摘要版）。拙文刊出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电、来信，说这篇回忆文章填补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空白。但编辑部也通知我，说收到王树人、吉景峰的两篇争鸣文字。我说，有争鸣是好事，事实越辩越真，真理越辩越明。我建议编辑部尽可能给他们登出来。编辑回复说，我们的方针是对事实有出入可登，对观点不同的争论文字一般不登。八月号上在争鸣栏内摘登了王树人、解芳雯的《〈亲历“解放日报事件”〉质疑》（“解芳雯”显系“解放文”的谐音假名，以下只简称王文）。我当即写了6000字的一篇答辩，编辑部说，不能就一个事件久辩不止了。我只好将文章交给《地方文革网·上海》刊用了。

事隔十六个月之后，吉景峰的争鸣文章《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在上海的《炎黄子孙》（内部资料，季刊，九月号第三期）上刊登了。

网友发给我吉文的复印件，我浏览了一下，感到不值一驳，一笑了之。但海内外新闻界多位同仁、朋友，以及一些当代史研究学者，不断来电、来函教我：让有违史实的说法流传，为害匪浅。现在的知情人不说，难道要等不知情的后人再来重新耗费精力作考证吗？于是，我还是写了万言答辩文字。

现将对王树人和吉景峰的两篇答辩文字，加以压缩，摘其要者,合并在一起，供关心此一历史事件者研究参考。

先说王文讲的两个小事实

1、《解放日报》事件前，《解放日报》和邮局到底有没有同时附送过其他红卫兵报纸？

首先指出一点：“同时附送”就是“同时发行”。红卫兵所说的“夹带”也就是同时附送或同时发行。王文硬把“夹带”说成是一份一份地把《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里。这完全是玩概念游戏。

拙文说，事件前，《解放日报》与邮局曾附送过一家红卫兵报纸。我这样写，是据当时的历史事实与有关文献。王文则说，据他问过邮局一个人，该人说没有附送过。

当年的亲历者、主要当事人——红革会主要负责人马立新打电话给我说：事件前，《解放日报》与邮局确实附送过红卫兵报，而且不止一家。除拙文所写的红总司一家外，还有一家，这就是上三司赵全国办的《红卫兵报》。

马立新说，其实，《解放日报》前后共附送过三种红卫兵报：A、总部设在陕西南路团市委即马勒别墅内的、由高干子弟为骨干组成的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总司”)办的《红卫兵报》；B、上三司的《革命造反报》；C、由红革会办的《红卫战报》。前二种，是市委、《解放日报》、邮局自愿附送，《红卫战报》则属事件后被迫附送。

马立新电话上对我说：《红卫战报》早在第七期就点名批罗思鼎，暗批张春桥。我们要附送，与曹荻秋签过协议。据此协议，我们先去找市邮局，报刊发行处副处长蒋某要我们找《解放日报》。王树人说我们不去找邮局而去找《解放日报》，是找错了门，完全是扯淡。

因此，我有确凿依据地指出，王文硬说事件前没附送过其他红卫兵报，这才真属于王文所说的“道听途说”，或“杜撰”。

2、谈判场所到底在哪里？

事件发生前的谈判场所是在汉口路309号底层，那里原是读者接待室，文革开始后即变成报社党委应付红卫兵的第一线、主战场。

事件发生后，还有一系列谈判，则转移到汉口路274号去了。这后来的谈判，包括了同市委负责人韩哲一、蒋文焕的谈判（韩、蒋是从汉口路286号后门中间开的小洞爬进爬出解放日报社的。286号与274号三楼破墙连通为一体），还包括了与市委王一平、李干城的谈判。

王文以事件前的谈判场所否定事件进行中的谈判场所。这或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许是故意扭曲事实，混淆视听。

我八天九夜都在两所大楼里活动、吃饭、睡觉。我当时是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领导机构——中心组的成员，需要每日每时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并采取相应对策。如参与报社造反派发表支持红卫兵的声明会议。我们有近百名造反派，有近百名造反派的支持者，每日每时汇总情况。王文说我不了解情况，属信口而言也。

到底是谁挑起了“解放日报事件”？

王文说，“解放日报事件”中，红卫兵是来“找茬的”，是由红卫兵“挑起”的。这是个涉及事件大背景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确：是谁号召京沪红卫兵到解放日报社来“找茬”并“挑起”事端的？

王文始终避而不谈这个大背景。然而，这正是“解放日报事件”的全部问题的要害之一。

京沪红卫兵到解放日报社来，理论上是有所宗的，这就是中共中央发布的红头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行动上是有所本的，这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和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和号召。

文革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都是当时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件、社论的规定和精神，不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创造。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一场内乱。领导者是谁？显然无误的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什么叫“发动”？当然就是“挑起”。王、吉二文对这一决议所说的“领导者”，通篇不予提及，而且对“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即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也基本不提，甚至对“领导者”毛泽东也不提。

为什么两者都不提？是不敢提。若一提，他们的文章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整个文革是“领导者”发动（或曰“挑起”）的，是“领导者”手里的一盘棋，“解放日报事件”则不过是整个棋盘上的一步棋而已。

而“领导者”对这步棋是很欣赏、很得意的。马立新在电话里对我说：1966年12月上旬，他奉中央召唤去北京。总理办公室的人对他说：《红卫战报》每期送毛主席那里。主席称赞你们办得好。

如果要说“找茬”，那么哪次政治运动不是“领导者”在“找茬”？单瞥一下王树人为委员的解放日报社党委在文革初期的“找茬”吧：

文革开始后，解放日报社党委就开始“找茬”整群众：A、通过党委委员张治民，把报社“四清”时，四十余个所谓“有问题人”的排队名单通过报社内的青年人，用大字报公布出来；B。把理论部、资料室两位人员的“地主出身”变成“地主分子”，批判后送回原籍。把郑拾风、沈光众、张乐平、林关金等一批知识分子点名批判，打入另册；C、把已调出报社的魏克明、王维又弄回报社，交群众批判，说他们就是走资派，目的是为现任党委成员作挡箭牌。报社党委以上种种动作，按当时中央文件，就是整群众，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试问当时的报社党委委员王树人先生：既然解放日报社党委存在以上的问题，那末，当时红卫兵要批判你们，要把批你们的《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来“找茬”，来“挑起”事端，这是不是符合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呢？

“解放日报事件”导火线：红卫兵来报社看大字报

在“领导者”向全国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气候下，上海全市大辩论一个问题：中共上海市委是否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综合起来，有三种意见：A、上海市委长期以柯庆施为首，是红线，没黑线。B、柯死后，陈丕显紧跟刘，是黑线。C、有红也有黑，有两条线。

形势不断急剧变化。“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上海市委紧紧抓住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指使成立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同时组织保守的上海工人赤卫队。写出《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传单流遍全市，想利用“上海工人最有发言权”这点来阻止北京红卫兵的行动。

9月4日，北京红卫兵冲了市委以后，使上海广大群众受到很大震动。9月6日，上海市委贴出了“上海市委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表面宣扬“引火烧身”、“加强同北京同学的团结”、“宣传中央精神”、“宣传毛泽东思想”，但同时又以“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来保护自己。

10月3日后。《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号角，中央指示要给在运动初期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市委慌了手脚，调动大批工人、干部来保卫市委。

北京红卫兵揭露、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传单、文章甚多，其中以“首都齐卫东”的集体笔名撰写的《九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出名。九篇共约十万字。

1966年12月18日，市委机关造反派召开了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其实，早在大会之前的9、10月份，市委机关造反派就传出话来：“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又长又粗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两大报及红卫兵都早就得到讯息。

这段时间，解放日报社党委与市委同步运行。党委组织批判了一批“反动权威”张乐平等，横扫了一批“牛鬼蛇神”沈光众、邹兆琦、林关金、黄晴岚等，并抄了他们的家，有的还发配他们回了原籍。还把原老当权派魏克明、王维弄回报社，进行批判，要他们揭发市委及自己问题，以做报社党委的挡箭牌。当时，吉景峰作为党办副头头，以上许多事是他亲自经手操办的。同时，报社造反派、群众也贴出揭批报社党委执行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大字报。

红卫兵到报社看、抄大字报，认为报社党委、市委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写成文章，登上《红卫战报》，要《解放日报》附送。于是，“解放日报事件”就发生了。

再谈吉文中的几处史实问题

（1）吉文篡改、伪造周恩来总理谈解放日报事件。

吉文说：11月27日下午传来周总理指示：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卫兵不要去干扰。

有人查了历史档案，周恩来只谈过红卫兵不要冲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吉文把《解放军报》改成《解放日报》。实际上，周恩来讲话那天，解放日报事件还没有发生。

（2）吉文说，“解放日报事件”是聂元梓到上海策划、发动的。

他没举出任何证据。我曾问过当年红革会的主要负责人马立新，马说，事件前，红革会根本没有同聂元梓接触、研究过；事件发生后，聂元梓在上海同红革会负责人的观点是相左的。即使聂不来沪，“解放日报事件”照样会发生。

（3）吉文说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两天时间在上海接见聂元梓。因此，“解放日报事件”是张春桥、姚文元与聂元梓一起策划的。

此说同样毫无根据。聂元梓是何身份，张、姚需花两天时间接见她？更明显的反证是：红革会是反张、姚的。张、姚怎能利用反他的红卫兵组织发动什么事件呢？

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是我大学同学，有数年，我在市里开会经常碰到他，他曾对我说，张、姚那段在上海忙别的救火的事，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发生“解放日报事件”，也从未听说过张、姚花两天时间接见聂元梓的事。

（4）吉文说，解放日报事件中市委、市人委领导中，有人被红卫兵打伤。

纯系子虚乌有。

（5）吉文说文革中解放日报造反派是错的，保守派是对的。

此说大谬也。二者都是遵照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行动的。都是被领导者利用的工具。况且，吉景峰的保守派，最早组织批、斗、抄，就以吉景峰本人为例，他当时是党委办公室副头头，文革初期由党委操控的大批判、横扫牛鬼蛇神、抄家等，都是由他组织实施的。

（6）“解放日报事件”时，吉文中说他八天九夜没有离开过。

吉是党办副头头，他是第一个中途溜走的。其他人也学他样离去。证人不止一个，都还活着。八天九夜，他大部时间不在现场，所写所谓“亲历”回忆文章，内容多为杜撰，或由他人代撰，并非史实。

文革浩劫谁之罪？

“彻底否定文革”，曾是一个响亮口号。但是如何付诸实施？近四十年来，又否定了多少呢？都还是悬在空中的大问号。

大陆改革年代的经济学家于光远2005年1月出版了《我忆邓小平》一书，书中提到，他参加了起草邓小平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邓小平说：“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见该书第212页）

为了应付当时党内外要求一分为二地总结文革的浪潮。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在当时是一个权威的文件，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的。

即使根据这个决议，也应当彻底清算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八届中央委员会“错误发动”文革的过失。当然这种清算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而不是旧传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类方式。这就要求开放文革档案，允许报刊公开刊登、研究、讨论，以便先弄清历史事实。

“彻底否定”的宣传倒是进行了一些时候的，可是，此事的进展与人们的愿望有违了。因为要遵循当时的领导者为毛泽东定的“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调子，毛泽东还是要基本上肯定的。所以，清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报刊禁登、出版社禁出。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也就泡汤了。后来只听说在汕头一个小屋里有过一个，不过是个象征性的讽刺性的喜剧小道具罢了。于是，“彻底否定文革”就变成一句空话。

对发动文革的“领导者”不去清算与追究，而文革又要“彻底否定”，怎么办？于是，亿万被领导被操纵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成了替罪羊。全国亿万红卫兵、造反派被妖魔化、法西斯化，变成三等公民，或被打入另册，或被停加工资，或被停评职称，甚至失掉工作，浪迹社会……

针对这种种情况，胡耀邦总书记曾发出多次指示，说文革的责任在上面，下面的红卫兵、造反派是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不能把责任算在他们头上。又说，文革中涌现了一大批有才干的青年人，对他们应该加以爱护。这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政策，公平正义的声音。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敢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光明正大的气量的体现。是为全国人民所拥护的。

野史多彩且扼杀不死

我的回忆录，是个人回忆录，不是党史、国史。我的回忆录是从我的经历、见闻、视角写的，不是第三者的编纂。

解放日报社革命委员会是1968年春天成立的。按照当时中央提出并强调的所谓“借鉴巴黎公社自下而上的普选原则”，由全体革命群众三上三下讨论、推选，上报并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讨论、通过，又下发红头文件，授命本人任“解放日报革命委员会第一召集人”。实任至1971年秋天。时跨四年。

那次常委会，是在晚上，在康平路165号小会议室召开的。会前，市革会指名通知我参加。驻沪三军负责人廖政国、高志荣等，都在场，他们都是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会上，由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负责人徐世玉汇报了对拟任命的解放日报革委会十余位成员的审干情况。后进行讨论，廖政国司令员立起来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

鄙人以上所述，上海市、解放日报社档案，均有案可查

当时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是共青团员、入党培养对象。1965年派去工厂参加“四清”工作队任队长秘书。去时，报社党组织的意见是归来后即发展入党。归来时，工作队队部组织意见：可以发展。但回报社后，文革已开始了，发展工作中止了。

市革会主要负责人对我说：解放日报革委会第一召集人，即社长兼总编辑，你主要把报纸办好，因为毛主席每天要看《解放日报》。运动的事，主要让工、军宣队去管。

在我主持《解放日报》笔政期间，《解放日报》发行量由文革前的三十余万份，增长到六十六万份，最高达八十余万份。

“解放日报事件”自始至终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与指导下发生、发展、终结的，对也罢，错也罢，责任在上面“领导者”。王文、吉文现在把矛头对着下面的红卫兵、造反派，是找错了对象，本末倒置了。

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这是两回事。同一事实，在处境、立场不同人的大脑里，往往是南辕北辙的。这种例证中国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时间是历史的唯一的最高裁判官。前一朝代的历史永远是被后一朝代的历史学家所审定。清代史到现在还没有定稿，还只是个《清史稿》——未定稿也。

参与“解放日报事件”的群众，八天九夜，围如铁筒，人山人海。据非官方统计，至少有30万人。若每人写一篇回忆录，30万篇中，没有两篇会是重复的。

对于历史事件，不同人有不同看法，这是自然的，正常的。同一个人，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历史事件，还会有不同景观呢。“横看成岭侧成峰”么。

我写回忆文章，是为了抢救历史，真实记录历史，并不是如王文所说，为了揭什么“秘密”。也不是如王文所说，要做什么“造反派的代言人”。造反派加红卫兵全国数以亿计，我一个人即使想代言也代言不了。

老百姓不需要代言人，他们需要的是自己的发言权。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却至今没有兑现。现在，有人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封锁、控制的言论自由，已经被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互联网，部分实现了。微博和手机为民众提供了言论自由的广阔天地，它不仅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开辟了民间和在朝的改革力量进行交流合作的渠道，使改革出现一线曙光

好在现在是网络时代，代毛泽东、党中央受罪，被打入另册四十五年的亿万红卫兵、造反派已能通过互联网发点声了。

2013.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