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认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属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并非纯理性的，人们同时还受情感、欲望、意志、直觉、理想、幻想、灵感、潜意识、习惯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不自觉的、自发的、偶然的、非逻辑的精神现象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动。[1]
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晚年毛泽东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热点。然而，海内外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层面，诸如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而对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现象及其政治结果，至今还缺乏充分的讨论。就毛泽东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这首先是因为，作为“文革”中唯一的“伟大领袖”，他的非理性对历史进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长”的总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年的毛泽东身上，种种个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现得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等，往往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从而大大加重了“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灾难程度。其实，毛泽东自己从不讳言、更自傲于他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开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2]
作为20世纪最大的独裁者之一，他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中华民族甚至是整个当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显然，对毛泽东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从理性层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层面的辨析。本文是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因素
在社会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和程度内，人的情欲和性欲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由于人的情感和性欲，产生了血亲和婚姻等重要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对处于社会峰端的政治领袖的影响往往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无道而直接导致国家衰亡，或因专宠后妃造成后宫干政，陷整个王朝于混乱中，此类实例不胜枚举。
从这个角度去看，人们很可能会自然地想到江青。她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虽然毛有时会批评她，但总体来看，毛对江青的行动是相当放纵的。为何如此？是因为她受到毛的宠爱吗？事实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干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欲方面失宠。
江青为何在“文革”中能横行霸道？
1949年江青35岁时，虽然风韵犹存，但她与毛在中南海丰泽园中已分居两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顾了。这当然与毛泽东一贯在婚姻上有始无终、喜新厌旧的特点有关，但也与江青的妇女病不无关联。那时江青得了严重的子宫颈口糜烂，后来又被诊断为子宫癌，而不得不去苏联治疗。面对性欲极为旺盛的毛泽东，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地失去了毛在性关系方面对她的依恋。毛泽东碍于其“领袖”形象而不便离婚，但又想满足婚外性欲，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认。当然，这种默认也自然伴随着丈夫对其名义上的妻子的某种补偿。以毛氏夫妇的地位，在一切生活开支均可由国库支付的情况下，毛若对江作金钱上的补偿，并无实质性意义，最可能的就是在政治地位和权力方面作出补偿型承诺。据陈小雅考证，毛江之间的夫妻关系的演变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据在毛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文革”中的回忆：“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3]
为了适应这个调整，江青对外也大造舆论，宣称自己和毛泽东早已没有“夫妻生活”，他们的关系只是“政治夫妻”；对此，毛泽东也不讳言，予以配合。[4]
“文革”的发端：毛泽东对“李慧娘”一剧的反感从何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自己放荡的私生活的态度是极端虚伪的。一方面，他在性关系方面极端放纵，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盗名，维持“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因此，他对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会无端猜疑，甚至恼羞成怒，兴起风波。1963年，文艺领域里“批鬼戏”的风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先声，这场风波的发端与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关系。
1963初，经工作人员提议，毛为了消遣，调新编昆曲历史戏“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该戏的内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杀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无巧不成书，在毛看此戏之前，他的一个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恋爱的男青年结婚，但是毛不肯批准，为此她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刚发生了这起不大不小的宫闱风波，偏偏安排毛观看的是如此剧情的“李慧娘”，毛马上下意识地认为，此戏是在影射他同样是骄横淫逸的私生活。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观戏的李志绥回忆：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征逐歌舞，游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犹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贾似道报仇的情节。当时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于外。但我学会了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高挑，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了毛不准机要员和她的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马上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所有“鬼戏”的批判。一方面，他让江青找上海的柯庆施在《文汇报》发表罕见的长达1万3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驳‘有鬼无害’论”。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戏“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 [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还正式发出文件，指责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题材。[14]就这样，因毛偶然看戏时毫无道理地怀疑该戏“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酿成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导火索，还为后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提供了从“影射史学”入手进行上层政治斗争的范例。
江青奉命打击叶剑英，毛泽东为何“撤火”？
70年代初，各地的掌权者，尤其是军队干部，纷纷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友“开后门”，安排入学、参军。这股歪风邪气成为全国民怨沸腾的一个焦点。1974年初，毛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原本意图是，帮助江青等毛的嫡系帮派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手里夺取更多的国务院和军委的掌控权。1月24日、25日，江青和迟群、谢静宜等人连续召开了军队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会上江青公开点名叶剑英“开后门”送子女参军上大学的问题。之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又在《人民日报》和地方报刊上登出一系列高校清查“开后门”学员的文章，比较有名的有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的“一份申请退学报告”等[25]。当时江青等人抓住这一问题，向确实有腐败问题的叶剑英等人开刀，既能赢得民心，又可在军内扩充势力，甚至可能在毛的支持下对军队大权重新洗牌。面对这样的压力，叶剑英在1月30日向毛泽东写了关于自己的“严重错误”的“检讨”。
但是，在“走后门”问题上，毛泽东却出面帮叶剑英的忙，妨碍了江青等人打击叶剑英、插手军队事务的盘算。毛在2月15日给叶的复信中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26]毛的说法显然又是强词夺理，故意曲解。江青、迟群所批判的是“走后门”这种方式，并没有给“前门”或“后门”进来的人定性。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后来成了“开后门”之风的护身符，对全国性的党风腐败起了极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毛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27]显然，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说，“我没有办法”，不得不“开后门”送她们上大学，显然是因为与这些“女友”之间有约定的“权色交易”。据当年北大历史系的范达人回忆：“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3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3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3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后来这些女孩子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28]据范回忆，这类和毛直接有关的神秘女学员，北大还有好几个。另据中共资深干部沈容回忆，毛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29]
显然，毛自己因为有“权色交易”，带头“开后门”送了为数不少的“女友”上大学，所以他无法抓“元老派”“开后门”的把柄、借此整倒他们。像当年为“女友”任凭林彪排挤听命于毛的肖华、杨成武一样，这一次是为“女友”而“放”叶剑英“一马”。当然，在这件事上退让，并不意味着他就不想打击叶剑英。两年后，他还是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叶剑英“生病”，“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30]然而，这时候才剥夺叶剑英的军权，为时已晚。叶已经赢得了在军内苦心经营两年的时间，他“病退”前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资历尚浅的陈锡联根本无法压制或者忽视。毛死后不久，他生前竭尽全力扶持的“文革”派就栽在叶剑英势力的手里。毛若再世，当悔之莫及。
“毛办”“负责人”：“陪睡丫头”张玉凤
谈到毛在“文革”时期的私生活，就不能不涉及他与其晚年的“宠妾”张玉凤的关系。据李志绥回忆，1970年毛与林彪发生摩擦，结果导致来自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失宠，此后张玉凤正式调入中南海。在她陪伴毛度过其风烛残年的最后6年时光里，张在中国政治尤其是宫闱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她从毛的生活秘书变为“机要秘书”，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此柜里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材料反映了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人的“生死簿”。在高层政治斗争中，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泽东的家人，获得了实质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锦云能进入毛的房间，而且只有张才听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讲话。而毛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文件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以至于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1]几年前张玉凤的一则回忆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了毛之后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了记录。该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32]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毛的这一荒唐昏乱的身后安排，当作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临终前对自己的宠妾的一种表面性的政治安慰（看起来更象是毛当着张的面所做的临终授命），因为这种安排绝无可能实现。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张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她含而不露的政治企图心，否则她为什么不当面拒绝毛将她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安排？这一安排也有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结果。
从1970年到毛去世，张对毛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陪睡丫头”（江青对张的蔑称）的范围。张实际上扮演着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着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对她的依赖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实上从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只剩下一个徒具虚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张玉凤的真实地位，对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层政治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那时，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讨论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33]由于毛晚年根本不愿见江青，江青曾不断地对张“巴结”、“献殷勤”，即便如此，张和江的关系仍然不和谐。一方面，她们之间的“大妇”和“小妾”的争宠夺利关系极难缓和；另一方面，张也是个醋劲十足的泼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为怠慢了毛的一个“客人”而与毛互相骂“狗”，大吵一场，结果曾一度被毛赶出中南海。这个“客人”其实是毛以前的一个文工团“女友”－－陈姓女士，此人后来去香港后在报刊上披露了这一内幕。[34]从目前极为有限的已公开披露的材料来看，张玉凤（包括孟锦云）都未在毛面前为江青美言。例如，孟锦云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和她（指张玉凤）慎重地谈过与江青公开离婚的打算。[35]另据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张玉凤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张保管的毛泽东的几百万稿费发生严重冲突。江青甚至公开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36]“文革”中毛对江青最严厉的批评（即批评“四人帮”）正是发生在此次冲突之后。不难猜测，张玉凤在毛严厉批评江青一事上很可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另外两个年轻女人——毛当时的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容－－也时常离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唐、王两人当时比较认同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又与江青有私人矛盾，于是就利用毛的联络员的身份，在极为封闭孤独的毛面前讲了许多江的坏话。当然，王海容同时也在背后大骂张玉凤。[37]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总结毛泽东的治国方式时，使用了“在榻上乱天下”的比喻。此语有两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欢在床上办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视女人为工具”，表现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纵的生命的一个环节。”[38]确实，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在情欲横流的温柔乡里，然而，他也为情所累，会不时地陷入和引发与他身边的女人之间的“战争”。例如，1976年5月11日，不知因为什么无聊的事，毛与张玉凤大吵一场，结果导致心肌严重梗塞。当时虽然抢救了过来，但此事大大地缩短了毛的寿命。[39]毛生前虽然“妾嫔”成群，但死后尸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监狱，最后以自杀终结生命。对于“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报应和嘲讽。
【注释】
[1]有关本文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定义，可参考下列中英文着作：Richard
[2]Wolin. The Seduction of
Unreason ： the Intellectual Romance withFascism ： From Nietzsche to
Ppostmodernism.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John Dunn. The Cunning of
Unreason ：
Making Ssense of Politics， New York ： Basic Books， 2000；
JonathanBaron. Rati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吴宁《社会历史中的非理性》，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胡敏中《理性的彼岸：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夏军《非理性的世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
[3] Edgar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1.
p.175.
[4]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508-509页。
[5]陈小雅，《中国“丈夫”：毛泽东情事》。香港：共和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337-338页。
[6]黄峥，《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7]巴人，“毛泽东震怒——震动高层的’窃听事件‘”，《北京日报》，2007年6月19日。
[8]最后的处理自然是对那位来自农村的姓刘的录音员最重。据李志绥回忆，刘某被立即送去陕西劳改。据北京的知情者告知：直至“文革”结束，此人都未被“解放”。
[9]同注[3]，第354-355页。
[10]同注[3]，第354-355页。
[11]同注[3]，第354-355页。
[12]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同注[3]，第388-389页。
[14]梁壁辉，“驳’有鬼无害‘论”， 载《文汇报》1963年5月6日。
[15]“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2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
[16]郭金荣，《毛泽东的黄昏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第161-164页，第195-198页。
[17]同注[3]，第343页。
[18]《反叛的御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和他未完成的回忆录》。香港：《开放》杂志社，1997年，第29页。
[19]丁抒，“毛泽东和他的女译电员”，载香港：《开放》杂志，2000年4月号。
[20]“文革”开始后，由于原来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罗瑞卿、贺龙等人先后被打倒，经毛泽东的批准，军委成立了一个由叶剑英、杨成武和肖华组成的“三人小组”，处理军委日常事务。这对于林彪集团，事实上是一种制衡。
[21]同注[3]，第464页。
[22]张云生，《毛家湾纪事：林彪秘书回忆录》。香港：存真社，1988年，第87-88页。
[23]黑雁南，《十年动乱》。香港：星辰出版社，1988年，209-210页。
[24]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第672-677页。
[25]同注[3]，第508页。
[26]《人民日报》，1974年1月18日。
[27]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430页。
[28]《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内幕》。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653-654页。
[29]范达人，《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19-20页、39-40页。
[30]沈容，《红色记忆》。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206-207页。该书作者在网络上发表她全书摘录时的标题是“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
[31]
见中共中央1976年2月2日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文件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当时叶剑英并未请病假，而是毛泽东“钦定”他“生病”，从而夺了他的军权。
[32]同注[17]，第46页。
[33]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5年8月号。张玉凤的这一回忆现在越来越被研究者们认为是真实的。
[34]同注[17].另外见郭金荣的《毛泽东的黄昏岁月》，第119-120页。
[35]凌锋，“有关张玉凤的补遗”，载《闲话毛伯伯》。香港：《当代》月刊出版社，1993年，第80-81页。
[36]同注[15]，第185-187页。
[37]见“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中发[1976]24号，1976年12月10日。
[38]同注[3]，第561页。
[39]余英时，“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载《反叛的御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和他未完成的回忆录》，第84-87页。
（作者任教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本文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