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武汉“7•20事件”——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武汉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政策，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当时中共中央对此事件做出严肃处理，7月27日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为一“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称：“‘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此后，几乎全部涉及武汉事件的记述、回忆、分析、论说文字，均按此基调演绎、辗转复制、臆断（仅仅是所谓“破坏文化大革命”被悄悄淡去），严重违背了基本事实，出现了对于毛泽东、周恩来和真实历史的一种反动。

历史的实际情况和事件的本质真是1978年湖北武汉军政当局说的那样吗？究竟武汉问题是林彪和江青策划处理，还是毛泽东亲自坐镇武汉、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与中央亲自筹划处理？究竟事件是体现了林彪、“四人帮”反对毛、周，“破坏文化大革命”，还是充分和实质性地显示了反对文化革命的体制性、群体性的力量，对毛泽东为首的文革司令部和文革路线的强烈抵制抗争？这既是个严肃的史学问题，也是一个极其严肃的现代政治学、法学问题。本文在历史事实再考证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澄清事件的事实真相和实质。在重新考证中，大量地引用了亲历者的口述材料。

笔者在文革发生业已40年之后，再来“回到历史”，陈述与廓清事实。基于我们伟大的历史的民族，长期来在热衷于历史讨论的活动里，却总陷于相互追究与政治指责的循环，我们在指责中研讨历史和政治，从而也掩盖历史、戏说政治；一代民众的集体记忆，也被人为地消磁抹去。彼时为了某些历史政治的需要，维护某些历史人物A去指责另一些历史人物B，此时又为了另一些历史的政治需要，反去指责A而去维护B。有时“为了”维护人物A不遭受新的指责，转而去指责已被指责过的人物C；“为了”维护群体Crowd不被指责，反过来去变本加厉地指责乃至压制一再镇压过的群体Group。我们几乎很难站得更高地理性地来辨认和总结历史悲剧，也更难从现代政治与政治民主的角度，看待业已发生的和应该吸取的教训，我们还站在前一时代的政治学圈子里争辩历史；要从历史人物与各个群体的心态及其不可违背的政治文化环境，学理地看我们民族、政党、军队的整体悲剧，似乎显得太早了一点。

40年过去，整个民族似未从历史的阴郁投影下走出。我们难以超越历史。本文也仅仅是试图站在投影之外来述说历史的事实，以纪念文革发动的四十周年。

 

一、周恩来代表中央主导处理武汉问题

长期以来，官庭与坊间诉及1967年的“武汉事件”，隐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及文革决策者毛泽东，和操作者周恩来处理问题的既定方针，特别是掩藏周恩来的初衷、活动和主导作用，夸张扭曲为林彪、江青预谋的——甚至被称之为“小爬虫”王力的破坏活动作用，这种违背历史真实的价值取向是极欠公正严肃的非学术行为。1967年7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对处理武汉文革的问题，已有既定的原则精神，他们亲临武汉、亲自接谈，劝导部队干部；在发生“7.20”事件之后，周再赴现场，与毛泽东商议处理，组织毛的转移、营救王力，返京后以中央名义召集武汉军队要员到京学习集训、召开中央常委会议批判陈再道和事件之“叛逆行为”。这些，都不是王力和谢富治能够办理的。

1．周恩来7月18日讲话的出台

实际上，在着手准备处理武汉问题时，在具体解决武汉问题、处理武汉事件与事件的善后中，周恩来始终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是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代表毛泽东和中央对解决武汉问题的表态，表达与贯彻对处理武汉问题的基本方针，接踵而至的“7.20事件”，针对反抗的也正是这个讲话的精神实质。

7月13日会议上，毛泽东并未明确解决武汉问题的具体办法，仅仅是商议去不去，毛就全国形势和军队讲了一些大道理，并未谈武汉具体事宜。在7月9日前，周恩来还持文革碰头会定的在京解决的意见，并未去提出什么解决方案；之后，也无明确要求和精力，起草处理武汉问题意见。特别离京前夕，他还信告李富春等“我有任务离京两三日……”[1]，并未准备久留武汉。王力说[2]：“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中央讨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可见，按当时运作和周恩来的惯例，他对于复杂的局面并未主动请缨——由自己出面、主持解决问题，至少到了此日，周才同意参加解决和主持问题。写提纲做总结至少是此后的事。

据记录杨成武回忆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7月17日深夜“（杨）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泽东”，并说“……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史无前例么，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3]杨成武拿给毛泽东的讲话稿，应是16、17日周恩来斟酌、亲自用毛笔草拟的。其背景与价值判断，来自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数月来周对武汉情况的掌握，以及解决其他省市问题的原则经验。

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旨意和自己认识起草讲话稿，当然没有认为中央意图会有什么问题。如果说他真正反省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有问题，可能是在独立师与“百万雄师”反弹闹事之后。他在主持绝大多数的（各地问题）接见、谈话、决策、起草文件，绝非林、江。他和毛泽东一样十分自信：到武汉是可以既排除来自右的、抵制文革的干扰，又能够排除来自“左”的、无政府主义的干扰的。对武汉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对历史的搭档面对面商量、就地起草讲稿、实地处理问题，远在京城的林彪和江青实在是鞭长莫及。

王力《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4]是这样说的：“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誊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总理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的讲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周总理传达的中央方针更厉害，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没有说……”。在公开出版物，王力也申辩说[5]：“主席和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讲得就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主席一条也未改变”。

王力陈述的中央精神，在杨成武的回忆里也同样披露，集中在毛、周讲话里体现出来。

要历史地理解当时中共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周恩来于7月18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会议的总结讲话，是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他谈了湖北的形势与问题，肯定了军区在支工支农中的成绩。对于运动问题，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廿多个省的前面。……（中央）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他诚恳地批评军区：“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象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象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6]。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

在谈了形势与原则问题之后，他以个人名义谈了中央对解决武汉问题的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7]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8]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以上一至四条均是后来湖北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公开反对——双方最有争议的原则问题。后人看“武汉事件”，当然要看当时冲突焦点与争执的实质，而非表象和支流的东西，甚至把他们实际上是对毛、周的愤怒，变换成反对林、江和王力！

    2．周恩来对武汉和周边文革问题的认识过程

7月14日赴汉前的3个月，周恩来对武汉存在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表示态度；但7月18日他的总结讲话说:“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这个“当时”指的就是“‘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讲话披露出几个月来，中央对武汉问题有倾向性认识，军区的指导思想有问题，没有轻易表态是相信军区，在观察和等待军区转向，先解决周边问题以影响武汉。需要强调的是，周恩来在主持文革碰头会，在代表中央处理多个省市的问题，这些看法并不简单是文革小组几个人的认识。从本质上看，这些地方问题与湖北武汉并无二异，都是军队介入以后，造反派与军队矛盾、两派冲突加剧，我们从他处理的有关问题中，可以管窥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各地运动的基本倾向。

4、5月，周恩来主持解决四川以及重庆问题的系列谈话、会议，批发文件。

6月份，是周恩来解决河南军区问题的一个月。此前，主持河南第一次进京汇报团会议，讲话，并决定派出中央医疗队救治造反派伤员，并调查社会情况。6月4日，接见河南部队领导并讲话。6月13、14日，第二、三次主持接见河南代表；6月23日，接见河南部队领导并讲话。频繁的接见、听汇报、表态仅仅是一个方面，政府总理周恩来始终与群众接触，倾听实情和群众意见，提携拥戴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干部，调教造势文革的底层平民群众。解决河南和四川问题是当时观察湖北问题前途的一个最直接的视窗；在6、7月，武汉的军队、干部和群众的各派，都把是否会走河南、四川的道路看成十分敏感的大事。研究和解决河南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周恩来试图解决湖北问题的倾向和决心。

周恩来对与湖北问题有相似背景的各省问题，不厌其烦地耐心做工作，协调群众与群众，群众与军队、干部的冲突；文革的决策者们认为已经对湖北武汉的问题解决，创造了条件。

中央《六六通令》发出，武汉的武斗不但没有降温，其规模到6月中旬反迅速扩大，“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武汉造反派学校、工厂、广播站采取了武装扫荡，试图在武装镇反的前提下，一举清除造反派，实现夺权。“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口号，十分鲜明地表现了这个态势。6月17日，有组织的武斗队伍在汉口中心地带与造反派激烈冲突；6月23-24日，数千“百万雄师”血洗无线电厂“工造总司”，攻打汉阳轧钢厂，攻打水运工程学院、武昌险峰大楼、铁四院。并围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大楼，形势极端危急，长办造反派于25日深夜要求发放单位民兵枪支自卫，“长办联司”头头想不出办法压服下面，只有给周恩来发电报，说长办形势危急，许多人要求启封武器，请求总理指示。当晚（周从1966年一直支持的）“长办联司”收到总理办公室七字回电：“那个东西不能动”。周十分清楚6月下旬武汉危急局势和实质；“7.18讲话”就指出：“‘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安全，武斗是部分人策划的极端行为，周遵循了政治家的起码原则。

26日，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电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后来许多议论乃至研究文革历史者，说该电是康生或陈伯达个人指示所为，是指责压制军区的作为。其历史根据和政治逻辑何在呢？[9]周从4月起就搬到钓鱼台办公，主持碰头会，签发文件；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和决策。要求军区切实制止“百万雄师”挑动武斗，也是一个政府理应做出的起码政治规范。周恩来在河南问题上，就严肃批评了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挑起残酷的武装围剿。况且陈再道在7月初电话汇报周：两派武器业已收缴，形势缓和，军区按“6.26”电话精神已组织群众代表，准备进京会谈。当时陈也正确的将该通知视为中央的通知（而非文革小组个别人的批评），且是向周总理回报执行通知的情况。而7月10日，周在完全知晓电话通知和全局情况的前提下，告诉武汉代表不要来北京了。

到了七月，周恩来处理武汉问题的思路，或许已在频频的河南汇报、接见、对话中形成。他原意叫武汉军区组织各派群众进京汇报和谈判，如同河南模式。即便是没有后来的“武汉事件”显示出陈司令很难有政治能力控制武汉局势，周恩来准备留给武汉的，基本上就是解决河南问题的模式，1967年7月18日的讲话，和对河南的八次讲话（周恩来到场讲了6次）原则完全一样！毛泽东与周恩来无非坚持要求陈支持“三钢三新”，让他们认定的革命左派——造反派群众拥护“已经认错的”一位军队老同志嘛！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基本倾向，是今天把文革作为历史来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的不应回避的问题。

7月13日当天，周恩来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称：“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而湖北及比邻的川、湘、豫、赣数省，是当年两派群众武斗特别剧烈，也是中央明确要支持的革命造反派与部分军队干部冲突激化的地方。

周恩来确确实实、时时把握毛泽东当年文革的一个意图，要让革命造反派在这场斗争里得到支持、锻炼和壮大，不能让造反派吃亏。这一基本取向，决定了他处理湖北周边地区和武汉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态度。

3．周恩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准备

为掌握和处理种种问题，在当时的政治原则下，周恩来有着他的规范的信息渠道。

1967年元月武汉批斗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周恩来就密切掌握武汉情况，南下学生向他办公室汇报，周还做出有关指示；并于元月29日凌晨接见过他们联络的“斗争王任重指挥部”造反派，听取关于武汉批王、夺权、群众组织情况的汇报[10]。武汉的信息是通畅的。毛、周都研读小报与各种资料。周恩来有自己非常完善的信息系统。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合署“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对外承担接待任务，特别是国务院的信访室在原有基础上，也增调了部队人员，研究群众来信，提供总理秘书或直接送周恩来。周在郑州与武汉地区的多位联络员，就与各派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收集与递交各派群众的材料。文革记者站和办信组提供的大量信息，均要送达几个常委和江青，周恩来亲自同意调配记者、过问记者站工作，指导他们工作。他专门对记者站同志说，中央领导是将各军区汇报和其他渠道汇报的情况结合起来，两边对着看，分析与作出判断的。他的判断并非听信某些群众倾向，而是在看了军区的汇报后作出的。[11]联络员也将周恩来的意图和要求，中央规范与制约群众的愿望，传达给群众。在6月、7月，总理联络员就多次与武汉群众接触（在汉或北京）。

在7月15-17日的汇报过程中，周恩来调查信息、证据十分充足。后来军区支左办公室在揭发里，就指出：“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的很”。为证实武斗挑起的真相，周将一派组织武斗的“调令”都向军区领导呈示出来了（这是造反群众并不知道的）！争论的焦点是工人总部的翻案问题。周要求军区释放工人头头朱洪霞，在摆事实的调查材料里，就有朱的材料，长达一万字，说明周恩来对于解决武汉问题，是早有自己的调查研究与思想准备。而这些材料，都不是王力一行带到武汉的（也不是江青提供的），据办事组张根成的回忆，他与谢富治、王力6月下旬离开北京，根本没有去武汉的任务，更没有任何涉及武汉的文字材料。

关键的是，在7月6、7、9三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到毛泽东处开会，至今任何研究未曾披露毛、周商议的内容；但毛泽东就在此时给周提出南巡武汉，也完全可能涉及到毛泽东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的基本原则，周就紧接其后（10日）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指导湖北武汉文革运动的精神，应与当年其他省市问题的处理原则无二：批评部队在支左工作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造反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团结对象”。大联合夺权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在武汉“7.20”事件发生前夕，最高决策层内部思考讨论的和公开的表态都是如此。在6、7和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实际上他们已经商议、统一了行止取向，在13日会上，周很快就不再做无效的说劝，断然地当场布置出发的一切要事。1967年异乎寻常出现党政军高层大队伍随同毛泽东南下武汉（毛、周共赴东湖南巡，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毛泽东“御驾亲征”解决一个地方的问题，在文革里也是唯一的一次）。周恩来的关键任务，就是配合毛泽东，将作为一个主角出面解决武汉问题，而不在仅仅保护毛泽东安全的层面上。

在周恩来的准备里，还涉及到军队和保卫问题，他都亲自考虑和安排了。如周恩来讲要谢富治来，因武汉部队是谢的老部下，是意味深长的。周在14日一见到谢富治，就道出军队序列渊源，谢反而未曾注意；毛、周毕竟是率兵多年的最高军委领导，毛泽东认为解决问题，部队是关键，无庸置疑，周在去武汉前，军委的毛周决策核心已经研究过武汉部队问题，这大概也与确定倚重武空，由刘丰负责毛泽东安全有关。又如，周亲自安排将东湖宾馆工作人员里的“百万雄师”的用造反派工作人员换下来。后来悲剧性事实也说明，个别工作人员，就在20日凌晨带路去冲击了百花二号——找谢富治论理。

    实际上，周恩来对武汉问题还做了大量艰巨的善后工作。事件之后，他与毛、林频频联系，商量处理原则与方案、落实军区领导的任免、组织军队干部集训、保护部队干部、组织维护武汉的新秩序；面对因反击“7.20事件”而滋增加剧的“揪军内一小撮”浪潮、两派对立加剧局面，他在致力维护中央政府权威和秩序同时，促成毛、林抛出武汉英雄的王力以平“军愤”。特别是在8、9月文革航船大大转向之后，周陪同谢胡一行到武汉，阿尔巴尼亚战友实地考察文革的胜利成果；他极为诚挚地就地安抚和调教了在“7.20事件”后取得新的地位的武汉军民，毛泽东关于支持、提携、告诫革命造反派的意图，得到体现。

 

二、武汉“720事件”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抵制

 

1967年7月17日，湖北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不经意说了一句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话：“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12]话虽出自原来属于公安内卫部队的一个基层军官，却天才地预见了2天后的武汉的政治变动大势！我们的回顾，不仅仅是历史政治事件本身，也涉及十分有趣的群体心理活动，文革的“派”与“观点”的歧义，似乎磨灭了“官/民”的分层，运动触及各个阶层的人物，上下众生无不卷入观念与灵魂碰撞，官员几乎和学生一样情不自禁和不同程度地，用文革惯用的思维方式或相近的表达方式，在思考与表述；各类群体心理也包括了军政官员、中下层干部，并不仅仅是普通工人、学生。

1．“7.20抵制”的思想由来

实际上，湖北省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领导思想上较早也较深地——同样以文革的思维方式卷入了武汉运动。早在2月16日，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以师党委名义致信中央军委（送在京的陈再道司令、钟汉华政委转呈），云：武汉地区局势紧张，有一个地下黑省委，控制部分造反组织；军区情况复杂，唐(副司令员)、吕（政治部副主任）自杀身死，李副司令等有接管两级军区的计划；张体学（省长）幕后指挥搞假夺权，造反派组织互相打砸抢。据说军区将29师（8199部队）调市内，却未与独立师通气。“社会上流传‘血染武汉’的谣言，说有兵变的危险”。他们在部队中散布“两级军区都有问题，不能信任，时刻有兵变的可能”；“在两级军区瘫痪的情况下，我们师的担子很重，不能按常规走路，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反革命暴乱和兵变”。陈、钟首长表扬了这种时兴的风声鹤唳无限上纲的猜想。[13]要注意的是，防止“反革命暴乱和兵变”的说法，首先是独立师在“7.20”5个月前提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陈、钟首长当时也曾电示某几个常委要团结起来，暗示其他常委是坏人，在军区常委内造成了事实的分裂。

7月10日周恩来通知陈再道，中央决定就地解决武汉问题。陈、钟召开了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陈再道作了指示，给军区支左工作定调子，统一口径：“一是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二是“百万雄师”是客观存在，是革命群众组织，对他们要帮助、教育、提高，我们赞成这个组织，支持这个组织；三是……各单位要把对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的看法的材料准备好”。并一再强调对外口径一定要一致；他的准备与中央的意向大相径庭。但独立师领导和军区的一些中层、政工干部，分析了全国情况，对于即将到来的情势，却并不乐观。11日，独立师就在师里详细传达了军区会议精神，还集中讨论了三天，并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讨论、统一认识。独立师负责支左与军管，深深卷入运动，他们对于公检法军管、逮捕造反派、顾问并支持“百万雄师”武斗，负有具体责任，当然对于即将到来的与中央“摊牌”，决定自己支左工作是非“政治命运”，精神十分紧张。

陈再道后来在12月1日的检讨中也诚恳地承认：“7月9日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麽！‘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所以这个就是你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做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就把保守势力搞起来保自己”。

这点，周恩来在7月18日的报告里就明确指出了：“‘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认识上的冲突在几个月里早就形成与积聚了，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谢、王到汉2天（16日），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明眼人都明白，“百万雄师”情绪的把谢、王看成脱离工农兵的“钦差大臣”（造反学生是“臭知识分子”）。这里，他们采用毛早年批判本本主义和王明的话语批评王力的“工作方法”，针锋相对的正是毛泽东1967年的文革路线！

17日凌晨，谢、王到“百万雄师”总站，严厉指责他们确实十分反感的这一派群众；其头头也不客气地顶嘴道：“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这次是他们与中央代表的第一次接触，就显示出“百万雄师”对中央意图的疑惧，预示了决裂和对抗，[14]谢、王丢失了缓和保守派情绪的唯一机会。尽管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周恩来15-16日在军区的讲话精神，但已经十分敏感：由谢、王等文革要员代表中央，决不会倾向保守派的。

调查记载：19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对“百万雄师”讲话，“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15]讲话反映出部队对于全国形势认识，与中央文革十分疏离；军区担心对问题一个个的处理，将不利于武汉，担心“犯方向路线错误”，因政治恐惧而对河南方案造谣。中原问题相互沟通、影响，这点周恩来7月18日就在军区公开说了：“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

实际上，武汉部队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研讨了内蒙、成都和河南军区的问题，研究了中央的态度，对解决这些地区所谓“保守派”的方针政策，表示极不理解和极其不满。当时最担心的是湖北走四川、内蒙、河南的道路，引致军队和保守派前景凄凉。这些忧虑后来以大量对抗性言论、标语——甚至谣言表示出来。独立师明知道前景不妙，爆发了对中央决策的反抗，是退无可退，铤而走险的（明明知道对内蒙军区反抗闹事的批判压制）。独立师蔡炳臣政委纵容部下“炮打”中央，是经过思考的暴力性抗争。当时与“百万雄师”共同奋斗的一些大中学校红卫兵，通过调查分析，在7月初也提出形势和前途的报告，他们冷静地看到全国运动的走势，对即将到来的两方谈判和中央表态，并不乐观。

独立师对武汉运动的认识，也来自长期的负面宣传。战士邹顺驹在事后回忆[16]：“平常他们……在各种场合下，向连队的战士们大量灌输恶毒污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舆论，把三新二司的学校和他们所在的民众乐园描写成恐怖世界，人间的地狱，渣滓洞的宫殿，把三新二司的革命小将说成混蛋流氓和杀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说6.17大血案，解放军去制止武斗的一个加强团的人被民众乐园的牛鬼蛇神杀了一大半，邱少云生前的英雄连队死的只剩十几个人，一个空军女广播员被三新二司拉进民众乐园脱光了衣服，开腔破肚，割了脑袋，说他们杀人放火，抢友好商场，抢粮店等等”。

邹某在事件后的这个揭发是真实的。在独立师，有人利用传统政治的说教，散布谣言妖魔化造反群众，强化了独立师指战员的心理对抗，调动了体制性的对抗。

这些情况，已充分说明在周恩来到武汉和事件爆发之前，部队与“百”派群众中业已高度积聚了对中央处理其他地方类似问题与中央文革的极端不满。这同时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心理问题—人们以为法国古斯塔夫 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仅仅是批评雅各宾群众狂暴的——适用今天清算造反派的理论著作，其实该著针总体的群众政治狂飙里的群体心理，而非专对“派”与下层群体；该书也概括了被虚幻谣传暗示、挑动的“法国现象”：“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17]

事件当天，独立师一些中层干部和指战员讲话，就更深刻地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共中央的文革路线，有着从感性到理性的反抗：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在20日被抓走游街，车上军人对他说“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言简而意赅。要注意，讲话的仅仅是一个基层指战员啊。后来张被带进8201师部，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就对他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

在社会上，群众的言论也十分说明问题：“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甚至“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这哪里仅仅是几个普通军人和群众，针对小小的头脑发热的王力，真是一反到底，简直是今天批判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文论了！

这些言论映射出军队不愿意作为文革司令部的驯服工具，要叫板要较真了！他们对周恩来传达的中央精神造反也是直言不讳的。以8201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绑绑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呼吁》顶头是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百万雄师”也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有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传统的政治文化，在事件的发生与深入里，起到最关键的作用。这是体制性的与群体性的浩大反抗。在部分军人和自觉的“百万雄师”的理念中，文革当然是一场镇压反革命、牛鬼蛇神的运动，就是要压制和镇压造反派，他们的方向全然没有错，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

从群体心理来看，“有意识的行为，是主要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18]；而在“720”非常时期里他们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的群体性行为，也是传统的长期性固有的利益与动机的必然结果。有意思的是，熊彼得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谈到民主政治时，就述及勒庞的群众心理研究，告诉人们“人在群集影响下其行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激动情况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而且“群众心理现象绝对不限于在拉丁市镇狭窄街道上暴动的暴民。每一议会，每一委员会，每一由十几位60岁开外的将军组成的军事会议，无不流露出暴民闹事时那种十分触目惊心的特征，特别是流露出责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对非逻辑影响的较多的敏感”。他述及的法国现象或许对我们思考文革中的泛群体心理现象有惊人的趣鉴。从抵制文革的思念、舆论到以下具体的抵抗，无不如此。

2．汇报过程里的抵抗

周恩来和谢、王到汉后，军区与独立师某些领导就有泱泱不乐。未通知陈再道到机场接总理，使陈寒心。安全保卫问题上又产生猜忌——张根成说，“总理把8201部队（独立师）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大家一开始就发现蔡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好象不相信他们”。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提出多项建议加强宾馆保卫，如调8199部队人来；钟汉华政委一律不采纳，并说“8199部队与8201部队之间有矛盾，还是不调8199好”。钟政委后来检查（12月1日）：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东湖，保卫科长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我说29师和独立师有矛盾，就不了了之。

更突出的是，军区领导对周恩来的讲话和谢富治的指责意见很大。钟政委事后检查说[19]：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由于我们反动的立场，就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的反革命决心不变，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钟汉华这个“逼”字，用得再好也不过了。特别是后来就发生了会场外的“逼宫”。

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后来披露军区向总理汇报的实情[20]：“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同志们，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

另方面，周恩来在17日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思想工作；但陈再道不知周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毛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顿时十分抵触，不满周讲话，当场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又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嘛。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以至愚钝、傲慢与率真地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对于这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周也气的得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21]

这一内幕，可名曰：“陈将军问鼎东湖”。陈的不满除了现实运动外，话中有话，似乎，在文革认识冲突背后，有一个深刻的未曾抚平的心理创伤：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历史冲突。或许，陈与周四目对视之时，脑海里既难有“工人总部”也没有“百万雄师”……！

后来15军王新政委揭发陈煽动下面干部在会上给总理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军区王步青副参谋长也揭发钟汉华埋怨军区整理的材料没有及时送交总理和汇报。

陈再道后来也检查说：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

3．中央精神被透露——部队如何出现反弹

周总理讲话精神在18日当晚就被泄露了：在独立师迅速传达，后又传到社会上。

独立师干部事后揭发：18日夜，军区会议精神由8201部队的蔡政委回去决定传达到该独立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蔡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群情激愤；牛、蔡二人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祸水引向王力。

蔡又向8201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实际上，关于王力的政治谣传，在15、16号已经在社会上散布。

独立师事后揭发[22]，18日常委开会研究决定，19日上午各团级干部参加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深夜，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蔡炳臣家开会，第二天突然扩大了传达范围。周叫管理员阎保国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了会议。

后来的追查揭发说[23]：“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19日上午，除了造反派播放王力在水院讲话录音，并没有两派的任何人在街上宣扬什么“四点指示”，似乎群众都不知道什么。最先提出问题并发难者，就是独立师的人！

其置疑所谓“四点”之时，王力恰在军区正式传达总理讲话精神！今天心平气和来看历史，当年独立师蓄意宣扬“指示”，来自部队内部传达，还达不到什么蓄意栽赃造反派的程度，但40年后的场外者，总不能限于“东湖纵火案”式的“捉贼”愚弄来看问题吧？！
    调查[24]记载：19日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相继退出回到师作战部，牛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6时左右，8201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8201的工作。后来8201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区大院做工作，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已经有200多独立师的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六台宣传车倾巢而出，大喊大叫，半个晚上跑遍了武汉三镇……对此异常行径，独立师的干部提出疑问和意见——19日晚12时许，六团翟团长曾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19日下午独立师再次传达，周忠对副参谋长贺言生说：明天在机关勤杂人员和直属分队传达周总理指示……晚饭后周忠突然要提前传达，首先由周忠传达，未传达完就哄起来了，然后蔡炳臣接着传达。22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动员，后讲不下去，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完，院里就哄起来了，要去冲军区。（按：当时冲击军区，一是要阻止军区领导公开检查，二是要面见谢、王申述）独立师的战士邹某回忆：19日晚上，（师370）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大批工作人员便杀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军区后勤政委于某在夜12点带领3个人到370医院传达军区的指示，遭到工作人员的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反映出了当时部队的情绪。

事件发生后，独立师干部揭发说：“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在一天之内将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贯彻下去，在传达时，按其所需断章取义，尽力歪曲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挑起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对首长的不满……”

另一个很关键的参考情况是：也就在19日陈、钟军区首长已经按中央调子认错，起草、印刷公告，去释放造反头头时，军区有人让另一群众组织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接去，告之：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听话者决心要找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亲自反映“百万雄师”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意见。不过后来与独立师人员在军区食堂共同商议的具体行动是找王力、谢富治理论；随后，军、民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

4．关于事变引发的责任追究

对于周恩来18日在军区的讲话，军区擅自同意向下传达，部队部分领导故意挑动战士和群众的愤激情绪，是一个长期被忽视或有意掩盖的关键问题。官庭文革研究和种种坊间舆论总是说王力在水院泄露了“四点指示”、造反群众宣传了“四点指示”，激怒了对立面。

实际上7月18日（已是19日凌晨），谢富治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王力接着谢富治发表激情和煽情的讲话，也没有传达四点指示；而是几个方面：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从讲话全部内容看，王力在群众中没有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内容，精神大意是在中央的原则中的。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这些讲话精神显然是安抚与引导群众的；尽管头脑发热的王力支持造反派的情绪锋芒毕露，也实际上促使了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抗议与对抗。笔者的一个同学，当时在“百万雄师”总部负责两派谈判和辩论材料的整理，他们在19日下午才从街上大标语知晓有什么“四点指示”，遂打电话去中央文革落实真伪，接电人回答不知道这个精神。他们便判断“四点”是王力伪造的。

陈再道后来在回忆里说王力在17、19日两次把毛主席在汉谈话记录给北航红旗的人看，“这些人不仅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武汉造反派，而且卖力地兜售王力的黑货，进行煽风点火，武汉造反派则到处张贴大字报和大标语，表明谢富治、王力是支持他们的”。陈再道的根据不知是什么？他仅仅是一个当事人和证人，他审查过王力和北航红卫兵吗？他参加“两案”审理部门、中纪委关于王力问题的研讨吗？从18日到22日，北航随谢、王到汉的红卫兵，没有任何机会，也没有在任何场合或私下与武汉造反派（乃至北航联络站人员）通气，泄露中央的精神；尽管他们倾向于造反派，但是当时有严肃的纪律规定，他们不能向地方群众透露中央指示精神，或私自传播倾向性的话。实际并不存在王力通过北航学生泄露中央指示精神的问题，这一点纯粹是捉刀人自己的想象。

此外，是否造反群众会自造“四点指示”？按照史实和文革第一年的通例，造反派仅仅是虔诚地“奉旨”冲杀，还不具备自吹口哨壮胆那样的——生造“圣旨”的需要和胆量。

对于这点，钟汉华后来检查[25]反倒是比较准确的：“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钟政委同意独立师传达总理讲话精神，是7月18日晚，总理讲话后仅仅几个小时！这个检查是在“武汉事件”以后批判陈、钟的高压下做的，措辞未必科学准确；但后来钟汉华并未公开否定它，没有为自己公开表白洗刷，说明他清楚应该承担最先违反党纪、军纪的那一部分责任。

不过，在1967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对于武汉军区的主要领导是非常宽容的，周恩来主持举办湖北军队干部学集训班，查清事件前后情况，军队干部揭发、批判陈、钟，他们自己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以后，毛、周并没有追究他们个人责任，陈、钟安全、宽松地赋闲在京。毛周辞世之后，陈再道不再承认自己责任——作为大军区司令员，支持一派群众搞武斗，镇压一派群众，抵制毛、周解决武汉问题的指示，则是另一回事了。社会上并不知道，研究者也不知一个内情：在1980年代，武汉军区对他的“武汉‘七. 二О’事件始末”涉及一些在军内有争议的问题，军区政委严政说“他那是错误的，由他自己负责，我们党委不知道”。当时陈的秘书（该文的实际撰文者）要在《长江日报》发表，被市委婉拒；武汉军区善后办党委就该文在《武汉文化报》连载问题反映给省委宣传部，宣传部责令停止转载。[26]

文革以后，中纪委在审查谢富治问题的报告（中发[1980]77号，1980年9月）“四、紧跟林彪、江青等人，参与制造武汉‘七. 二О事件’，反军乱军”一段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赴武汉，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做了明确指示，交代谢富治、王力等人，对群众组织不要作倾向性的表态，要协助武汉军区做好部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要实行大联合。但是谢富治同王力等人七月十四日到武汉以后，背着军区党委，私下四处活动，支一派压一派。七月十八日深夜，他们到武汉水利学院，公开吹捧‘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宣称‘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而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当成‘保守派’，致使矛盾更加激化。这就酿成了所谓‘七. 二О事件’”。对于此，该报告文件的附件十一“谢富治参与制造武汉‘七. 二О事件’”里有王力自己在对中纪委的交代证言（1979-4-13），他也承认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谢富治和王力到水运（系‘利’之误）学院大讲支持与‘百万雄师’对立的‘钢工总’‘钢二司’……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都是支持一派，反对代表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另一派，激起了武汉爆发‘七. 二О’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在武汉问题上，我违背毛主席路线，谢富治和我是一个路线”。张根成证言（1979-11-16）里也说王力在群众中讲话，“这样导致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百万雄师’冲了军区”。

中纪委审查结论和（尚存）当事人自己，都认为是谢、王的讲话引发了“七. 二О事件”。然而都是文革时期那种时兴的不经论证和推理的——一步到位的判断或待罪之人简单化的低头认错。

不过，据悉中纪委对王力本人尚无有关文字结论；中纪委对谢的审查结论和附件材料里当事人王力与随行人员（文革小组、北航红卫兵）的交代、证言中，也没有去指出和追究王力等是否在群众中泄露了周恩来的“四点指示”，目前社会上和一些文章中对于他的这些指责，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王力后来在公开出版的反思录里，虽然从1979年的交代退下来，不去说自己在被审查中业已承担的：支一派、反对一派——“违背毛主席路线”引发事件的责任，但也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泄露了总理指示，而是强调政法部门不再追究他在武汉问题里的责任，自己讲话没有超出毛、周讲话的原则。

当事人兼证人陈再道同志，在中纪委也留有证言：（谢、王）“私自把总理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三钢’、‘三新’，把他们封为‘革命左派’，把‘百万雄师’和其他群众组织打成‘右派’和‘中间偏右’。他们这样倒行逆施，激起了湖北、武汉党政军民学数百万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义愤。七月十九日深夜，一场百万群众自发地揪斗王力，进行说理斗争的正义行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七. 二О事件’的真相”（1979年9月11日）。至于周总理的方针是什么？陈再道今天是否可以公开承认依然反对这个方针？他没有在证言里说。但是为什么“透露”了以后会激起“数百万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义愤”？群众是反王力还是其他？他是欲言又止的。何况，历史事实并不仅仅如此，至少，暴力抗议——揪斗王力就并非“自发”，难道到了1979年，还不明白吗？

 

 

三、抗争肇事者的想法、内心矛盾及其问题的实质

 

1．“720”抗争中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言行

抗争行动挑起和推动，始终在省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组织与配合下进行。在19日独立师舆论大哗，掀起抗争浪潮后，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立即呼应参加了揪斗王力，与中央来人“谈判”的斗争。

据当事人回忆[27]，19日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非决策人），赶到联络总站，总站头头杨道安叫“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和头头孙德洲主持，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按总站的策划，他们的初衷确实是：要求谢、王首长接见，和王力谈判。20日二时，在军区会议室，由独立师作战科长孙某召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开会，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子夜，冲击报馆北门的武昌“武汉公安”，持有区公安局军管会王福（独立师干部）的介绍信。东湖“园艺军”控制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和北门。

独立师干部后来揭发：在冲击中，独立师“警卫人员曾陆续多次向牛蔡报告过冲击情况，而牛蔡无动于衷，不向军区报告，也不积极设法制止……牛到时，暴徒们正在围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并不采取果断措施营救中央首长，只向执行警卫的人员说：‘我们的宣传车和部队马上就到’。……围攻、绑架王力同志。牛却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牛师长于八时许又来到军区大院……装出一副保护王力同志的样子，实际上亲自参加了对王的批斗，向王力施加压力。当‘百万雄师’不断地广播所谓中央来电时，王力要牛去制止…牛反而带回一张外面谣传的四点指示的纸条，强迫王力同志表态，被拒绝后，牛又带去一军人，气势汹汹地要王力对其四点指示或签字承认，或声明辟谣”。军人和群众要求王力澄清事实的争辩，在文革那种特殊环境下演变成为群体性的暴力抗争；王力在军区大院被批斗。当时，“余立金找到蔡，要蔡设法保证王力的安全。蔡从东湖返师部后，在作战室正给军区大院的牛打电话：‘余立金找我，要我们保证王力的安全，我想人在军区大院，首先应由军区负责，我们没有兵力。’”20日晚八时许，机关部分干部看到了所谓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特急呼吁”宣言书后（实属5团8连三个战士盗用全体指战员的名义撰写、“百万雄师”工人铅印的），曾积极建议，立即发表声明辟谣，蔡却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一分为二嘛！’后来，又有干部多次提出类似要求，蔡仍置之不理”。

21日上午，蔡指使郝文德将“百万雄师”捏造的中央来电通知各部队，继续扩大事端。

在配合性的武装围剿事态发展之中，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密切分析形势、商议对策：

调查记载[28]说：20日当晚，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的会议，拟出一个十分具体的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

2、“全面夺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

21日上午，“百万雄师”在3506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下午，“百万雄师”开会，又将揪王力“临时联合代表团”改为“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晚上，“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还进入蔡炳臣办公室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部队干部揭发[29]：次日周忠和蔡到六团某连，有的战士问周开枪可不可以？周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一我们8201为核心。

部队干部揭发[30]：21日上午，蔡向机关干部探问对事件的看法，当大家就已经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时，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深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个决定，强调“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针对干部的怀疑，22日晚又经蔡口述，传达了四条紧急命令，再次规定要坚信师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传车约50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

23日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广播王力等回到北京的消息，秘密制订计划，甚至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百万雄师”头头还召开会议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

但是迫于被动局面，次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全市游行，呼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算是对“7.20”的一种变相表态；同时坚持呼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笔者在“百万雄师”负责谈判材料的学友现在告知：当时一些搞文字工作的大学生，虽然痛恨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争，但也不同意军人和群众冲击军区与宾馆的卤莽行为，他们曾请示军区，接电人指示不要上街，仍埋头整理谈判材料；23日广播谢、王回到北京消息，他们再次请示,军区仍说要派代表上北京谈判，抓紧材料整理。到26日广播天安门广场集会，林彪出席，他们才觉得大势已去，停止了材料工作。他也随一些“百万雄师”工人群众，开始逃亡农村。[31]

    就24日的变化情势，研究者王绍光一针见血指出：“百万雄师”对陈再道个人的命运并不大关心，但他们不能理解，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对待由大多数“纯洁”、“可靠”的人民组成的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和林受到了蒙骗。……但大多数人现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态发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按：军队和群众的头头心里自然明白这点）……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明天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7月19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

从他们的实际狂暴行为和这些言论与心态反映出用暴力与愚昧抗争文革路线的历史悲剧。同时，也是一个群体心理值得研究的实例。《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中译者序恰当地提到：“在群体中间……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按如所谓“无造反精神”）的感觉之后，会产生出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

3．抗争的矛头实质已指向毛泽东与中央

“7.20”的抗争行动，单纯是针对王力与中央文革的吗？是武汉军民反对林彪、江青吗？从上述典型言论的现象和实质看，当然不是。

请注意系列极其微妙却又深刻的事：张根成回忆20日15点左右他被抓进8201师部后，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显然，在1967年独立师的干部看来，总理与中央文革完全是一回事。蔡炳臣政委进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并有针对性地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按：指总理讲话稿和其他关于处理问题的文件）”？又叫把被撕下的领章帽徽还了张。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忙眨眼示意不要讲，那人不明蔡意，还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张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不是造反了吗”？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又盘问张，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由于部队卷入政治斗争，独立师的这些典型话语，不也就是“问鼎东湖”杯葛文革吗？ （相关文字载于《东湖风云录》 P228-229）

张的这段回忆十分重要，披露了8201师、团级干部的一些认识与心态。他们的率直的矛头所指，显然并不只是王力个人，而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人已经明显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不满。当时，“百万雄师“的头头明明知道矛头业已针对中央。批斗王力时，军区叶明副政委要29师张政委让揪斗王力的头头放了王，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现场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使不知此情的师政委大吃一惊。（张昭剑2002年给杨先财、石仲泉澄清当年事实真相的信。此前，毛泽东在武汉的绝密消息，已由军区人员专门在19日告诉了“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

8201部队在直接触发“武汉事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从层面上看，该部原来是地方公安部队，习惯于按照传统思维定式看文化革命，将造反群众看成必须专政的牛鬼蛇神，而他们的认识又始终得到军区领导的支持；在支左中，8201的一些干部参与“百万雄师”的组织领导工作，而且更可怕的是，8201的部分干部参与组织了6月的一系列大型武斗，他们把部队的观点和命运与“百万雄师”结合在一起了。8201在支左前提下，非常深入地陷进武汉和军区的文革政治纠葛。他们自发自觉地投身于抵制文革路线的行动，其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讨刚刚开始。现在的文字研究和个人宣示，都是高度和热情地肯定了8201抵制中央文革的方面，把事件看成是一次伟大的抵制，不想面对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民族的悲剧，独立师在“武汉事件”中的作为也是一场军队悲剧的事实。撇开文革当时的路线是非问题，蔡政委牛师长本人，他们的一些下属，在事件中严重违反了当时的党纪和军纪，违背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独立师用暴力支持武装镇压群众和“百万雄师”暴力冲击军区、（中共中央领导人下榻）宾馆的行为，从现代政治学和法制和法理上，依然是无法说通的；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后毛泽东时代，都不应该存在以破坏法制为前提的对抗秩序的“造反”有理。

此前，内蒙军区干部战士在政协礼堂闹事，抵制中央有关精神，殴打政委吴涛，周恩来就下令逮捕了肇事者。周恩来对于受到中央文革压制的所谓保守势力的强力抵制与反弹，早在内蒙问题处理进行过程中已经有所体验，对类似问题也十分清楚。7月4日他在接见河南问题会谈军队干部时就谈到：“现在就是解决哪个省的问题，那个省的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起来都到这里来，内蒙搞过，四川搞过，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线都断了。东北那边向你们学习，马上成立三个小组，显示你们的力量，说服吗！不回去，……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诉军委了，抓几个头头。总有人在后面挑动，压中央，内蒙开始地方上动员，八九千人到京说服回去了。又煽动军队来。最后几个军队的坏头头，已暴露出来了”。他在北京严正警告的问题，旋即在武汉重演，时间仅仅过了半个月。

但是，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似乎没有估计到：就在他总结讲话、在他带领陈、钟去见毛泽东后几个小时，军区就擅自同意了在独立师上下传达讲话要点；似乎没有估计到他刚刚离开武汉，王力就在没有做通军区和“百万雄师”工作的时候，迫不及待、热情洋溢地在造反群众中显露了中央对他们的支持；也没有估计到他总结讲话后刚刚一天，军区就会有人专门告诉“百万雄师”——毛泽东就在东湖的秘密，要他们去宣示愿望。由文革的这层“败事有余”的领导干部的思维、行为模式，直接释放、催化了各派群众的行动力量。

周恩来在救出王力后，准备返京时，在东湖边与“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同学就谈到武汉事件的实质：“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32]这就是周在7月22日对事件严重性的认识。

7月25日周恩来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武汉问题直接影响到河南），也谈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26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7.20”事件，参加会议还健在的同志至今仍记得，他严正地指出该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的正式表态。听了常委会开始的这一宣判，对自己命运已有思想准备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也几乎当场瘫倒在地。

以上仅仅是当年的认识和事实；我们仅仅是试图恢复历史的实况与点明实质。

“武汉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抵制文革的思潮，是一个应当认真清理的文革异端思潮。

它是对文革不同意见面对面斗争的对抗性延伸，思想分歧外化为临时权力集团——军队并扩散在社会上，以剧烈、暴烈形式出现的政治抗争。军队将不愿意听党——毛泽东的话了！在党内无法秩序和制度解决的问题，就将在社会上暴烈地进行。这是多次历史事件业已证明的问题。

在深刻全面反思形成文革的社会形态、社会心理、传统体制之后，应该看到，武汉的事件是我们非法制国家和非现代政治文明，以及军队与党和国家关系的整体悲剧；也是毛泽东依靠军队发动文革、军队参与政治斗争、军队又反抗文革的一个历史悖论的悲剧。

1967年的武汉事件，完全可以联想起一个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东湖弄矛，意就在毛公！今天，笔者与“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反思历史，我们心平气和地谈到一个不可争辩的实质：这样实际上是反对的毛泽东；他坦然承认笔者的判断。相反的是，历史的蓄意扭曲，把矛头所向的毛泽东隐藏“保护”起来（说成是反对林彪、江青、王力），实际上把攻击毛的倾向保护起来，实际上是保护、承认、赞许、肯定了这种对中共中央的造反，从而就既颠覆了文革又颠覆了毛的合法性，创下可以问鼎威逼中央最高党政领导，可以利用军队干政的先例；同时，对于中共公开号召的群众和平运动，动用专政工具镇压有理（66年5月到67年3月的运动），对于这种镇压的和平抗议无理，组织体制性群体进行武装镇压有理，鼓动他们暴力抗议中央有理，类社会法西斯情绪甚嚣尘上。史学舆论从（文革）开始提倡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后来提倡的恢复党内民主和现代政治民主的字义层面，迅速堕落下来。这可能是身居要职的史官舆论制造者没有一下意识到的政治学与法理自身的抵牾。

1967年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反抗，既是对人，也更是对事——文革的路线和方针，反对王力仅仅是一个手段，一个现象，实质是对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理论、方针的深刻怀疑、暴力反抗。[33]这个事件，给文革的走势击响了警钟。

在毛泽东、周恩来身后，由毛周建立的——毛又没有能轻易改变的体制，对“7.20事件”平反——接踵而至大规模对这段历史“拨乱反正”，整肃了文革的造反群众，塑造重写了乃至歪曲了文革的历史事实；同时，压制反抗传统秩序的民众，反对那个“该死的文化大革命”，可以“不择任何手段”，再次张扬与合法化了反抗文革的传统暴力倾向。游民文化的暴力崇尚合法化了。

顺便要说一个公道话：当时武汉的造反群众是以激进的造反学生为先锋的，他们那时深信公开宣传的文革理论，完全仰仗中央决策、部署来解决问题，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发起对另一派群众的武斗和挑起“武汉事件”。至于1967年春夏的武汉血腥武斗，这里不需要再详细重提，“7.20”的事实已经证实了几月来的真相，一个有组织的乌合群体既然能够在毛、周眼皮下施暴，对人民群众实行准军事的规模性残酷镇压，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实了。

当然，全面地分析总结“武汉事件”的历史教训，还只有在回到历史真实和实质的基础上，才能开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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