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蔚：难忘的牢房日月

失去姓名的人

那人一身蓝，枯瘦的脸。偶尔抬头一瞥，目光凶狠锐利。随身带来的物品：手表、小刀、钢笔等，登记后放入一个大牛皮纸档案袋。他拿起那本《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犹豫了一下，迅速翻看有无夹带，递我说，拿着吧，一般不让带进去。他宣布纪律：你代号为“2261”。在里面不许用姓名。互相不许谈案情。

跟着他在漆黑的院子里走了好一阵，进入一道门。然后是一条昏暗的室内走廊，约一米五宽，一边是窗一边是间隔整齐的房门。他停在一道门前，啪地打开门上与人眼高度相当的长方形小门，向里张望。然后开锁、拉拴，铁器摩擦碰撞声尖利刺耳。“嗡——”一声低沉的吼叫，那扇门开了。他示意我进去。刚要进门，脚被挡了一下，才发现门槛出奇地高，而门框又比通常的低矮。我个子不高，却要低头、提腿，把身子弓成虾米状，才能顺利进门。现实的体形教育告诉你：进得此门来，不再有挺胸抬头的权利。

刚刚站稳，身后又是一连串刺耳的响声，门锁了。这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震动、回响，给我留下极深的记忆。

与昏暗的走廊恰成对比，屋里亮得刺眼。空气很差，有股烧火墙的煤味，混合着各种不干净的气味。很像北方小镇的旅社、大车店。门对面是窗，右侧两张铺板床，左侧一张。右侧靠门的一张已睡人，盖一床绿军被。里面一张，光床板上铺着黑里黑面、脏得油光锃亮的薄被，看来是为我预备的。我将它横着一折，兼作被褥。书包当枕头，这一夜就合衣而卧吧。上床前，习惯地去关灯，没找到开关。门上小方孔半掩，有人在监视。我忽然明白了，对那个看不见的人说：“可以关灯了。”“不用你管！”一声喊叫，使我陡然清醒，这里是监狱，我已失去自由。我没有姓名，我只是“2261”号。我的一切尽在别人掌控之中。

鞋也没脱，跨上床去。躺了一会儿，灯熄了。

低哑的铃声把我吵醒，窗已透亮。六块毛玻璃，窗框内用铁条封死。“铁窗”云云，就是这回事了。同屋那人说该起床了，我一骨碌跳下床，她还在一层层穿衣服。约二十二三岁，短辫、微胖，一身色气不正的军衣。她讲了早晨的程序：放风、洗漱、早饭。好在一切都很慢。放风时发现，所有牢房都被走廊连接起来，像一座规整的小城。耳边不断响起开关门声，却看不到一个人。洗漱很简单，门开后，将脸盆、牙具排放在门槛内，外面有人提桶哗地一倒，或多或少，一天的用水都在内了。伸手一试，冰凉。早饭是从小方门递进来的。两个粗瓷大海碗，一碗底黄豆咸菜，大半碗小米粥——非粥非饭，当地叫“稠粥”的那种。吃不到一半，再也咽不进去了。她那边吃得很香。她劝我多吃，不然会饿。我问午饭是什么，她说就两顿，下午四点。俩窝头一碗菜。她说刚来时都吃不下，呆长了会不够吃。

饭后，看守来问，我的衣服被褥找谁要，让他们送来。然后就死寂一般再无声响。两个人对坐很无聊，我说：“听你口音是陕西人。”她说是。“军人？”摇头。她看看小方门，又专心听了一会儿，确定门外无人，轻声说：“河西公司的。”原来是一家著名的军工企业。其造反派叫“八一八”，在社会上很活跃。“你这么年轻，能有什么事呢？”她瞥了一眼小方门，更轻声地说，是在报纸上乱写了些字，人家给凑成个反动标语。“你承认了？”“没。后来朋友劝我，说承认了吧，承认就没事了。我承认了。”“男朋友？”点头。“完了就来这儿了？”点头。“唉，怎么能瞎承认！你朋友也是……”她头低到胸前，十分懊悔。

下午很早就听到锅碗勺碰出的响声。晚饭是一碗粘乎乎的烩菜，一个长形的馒头。她说，今天是年三十，这就是年夜饭了。人家早早送完饭，好回家过年。她一说我也想起是过年，但年不年的，早已没有了感觉。饭后天还很亮，就这么干坐着，不由得想起家人。我自己怎么都能豁出去，就是不放心父母。他们老了，理解不了当下的事。姐姐姐夫都在七机部，那里也分两派。不知能否回家和老人一起过年。工作以后，我每月寄钱给老人。只有继续寄，才能使他们不发觉、不担心。现在，我的存折和一点点零钱都被收走了，往后怎么办，尚不清楚。过去有信件往来的同学和朋友，早在文革开始就不再联系，因为我很难说清自己。现在倒省心了。

陕西姑娘闷闷地坐着。我问她家乡过年的习俗，听来也和北方其它地方相似，饺子蒸馍之类，直吃到正月十五。只是初二的面多些花样，揪一小块面，往草帽辫上一按，印上花纹，成了带花面片。简单的生活，也可以很有情趣。

当晚，我的被褥、用品送来了。自己的被、枕头、枕巾，才分别一晚，摸着它们无比亲切。总算可以告别那床黑脏被了。脱了衣服，睡在自己的被里，从未有过的柔软、舒服，很快睡着了。

“咔啦！嗡——”惊心动魄的开门声把我惊醒，下意识地坐起来、披上衣服。看守站在外面喊：“你（指陕西姑娘）！起来收拾东西！”趁牢门微微合上，我小声说：“是放你出去吧？”她胡乱卷着铺盖，借机扭头对我说：“哪有夜里放人的？”抱起东西往外走，绿棉袄在门缝处一闪就不见了。灯亮着，门也没锁，半天没动静。我躺下接着睡。一会儿，进来一个中年妇人，精瘦。迷迷糊糊听见她细声细气和看守说着什么，又睡着了。就这样度过了狱中的最初二十四小时。

一家三口同狱不能见面的“16号”

半夜搬来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女人，编号16。对起床、放风这一套很熟练，估计进来时间不短了。她身量矮瘦、衣着破旧、脸色黄白，但总体感觉很“洋气”。五官轮廓鲜明，眉骨高而直，嘴薄而阔，下颌瘦削，脖颈坚挺。长发随意在脑后绾一高高的发髻。起身、走路，头微微昂起，像受过形体训练。短袄略显肥大，袖口已磨破。核桃扣中式蓝布罩衣洗得发白，褪色的哔叽西裤掖在半高腰马靴里。马靴很小巧，黑色翻毛、半高跟，新时一定很漂亮。眼下鞋头已破，鞋跟歪斜，像一对小残疾。而主人穿上它，披一件大衣，将领子竖起，走起路来还是很神气。我猜她是文艺工作者。

她问我从哪来，我直言相告。又问电台有没有一个瘦高个儿南方人，高鼻梁、戴眼镜、有些口吃的。“造反派？”“当然！我们就是他抓的。”她说，印象太深了。眼光发蓝，从镜片后面盯着人，让人发瘆。像我们“三家村”的“村长”，但未经证实不便相告。电台造反派也能在外单位抓人，是大联合的“功绩”。

监狱里什么都简陋、匮乏，唯有一样东西有富余——时间。除了放风、吃饭、睡觉，就呆着。“互相不许谈案情”——这是我们最关心的、生死系之的大事，岂能不谈？只是小心别让外边听见，别惹麻烦。现在只有两个人，谈话比较方便。她陆陆续续谈了自己的情况。

我猜对了，她属内蒙文化局系统，在二人台剧团任编剧。她告诉我姓名时，见我没反应，有些奇怪。也许她是文革名人，而我长期与外界隔绝，无从知晓。她女儿是呼市二中的学生（二中是当地名校，犹如在北京说四中）。二中里，头头脑脑的孩子较多，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活动很活跃。她女儿也是积极分子，到处讲演。但她哪里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同，属于“不准革命”一类。父亲因历史问题被揪，她也被昔日的红卫兵战友们关押、批斗。她不服，伶牙俐齿地和他们辩论。挨打，尿血。当妈的也曾到内蒙古党委为女儿讨公道。随着运动的深入，“历史反革命”被抓，母女俩成了反革命家属。她俩不服，偷跑到北京上访。只有一点点钱，成天混在各地来京上访的人群中，吃苦受罪不说，还须提防被人认出来，是怎样一种惶惶然！果然，不久被呼市的红卫兵逮住，就地关押了几个月，最后押回内蒙，草草批斗后，送至此处——又已三个多月。女儿是一起抓的，可能也关在这里，没见过面。丈夫被抓走后音讯全无，不知在哪里，是死是活。一个家就这样拆了。“我们招谁惹谁了？”（普通话里夹一些天津味儿。）说到伤心处，她总以这句话表达不解和气愤。就这样，折腾了一年多没回家，难怪衣服破旧，人也瘦弱疲惫。

她丈夫有多重大的历史问题，不清楚。她俩被株连，肯定是冤枉的。她说话很慢、很轻，发现小门缝有刺刀闪过，马上停止。说到女儿，有时叫“小家伙”，有时用动作，将拇指和食指张开，在耳后一比，做成一根短辫样子。

对我有所了解之后，她才告诉我，女儿就在这里关着。通过一个站岗的小兵，她们互通消息。当然是最简单的，身体如何，有没有病倒。有一次那小兵露面了。他开小门很轻，那是一张非常年轻的庄稼人的脸。唇上有些茸毛，算不得是正经胡子。他很紧张，脸憋得通红。16 号也很紧张，尽可能靠门近一些，打着手势。我的位置，在16 号背后，面对着小兵。我赶紧转身面向窗外，给他们一个后背。过后她说，小家伙肾不好，怕她挺不住。小兵一来，多少放点心。当时，小兵这样做很冒险，我为他的善良和勇敢敬佩他。他只来过两次，以后再没来，也许换防了——但愿没事。

刚来时，每天盼着提审，想尽快把事情说清楚。有一次忍不住，问看守：“怎么还不提审？怎么没人管？”看守见多识广，说，到时候自然有人叫你，没人来，就呆着，急什么！16号说，她来这么久，还没提审过一次呢。看来得有长期准备。我向看守打听到，每月可以给家里写一封信，内容尽量简单，经他们检查后发出去。工资已停发，寄钱可用存款，自己填单子（太好了！）。狱中伙食费，每月八块六；买生活必需品，可写条子交看守，将来出去了再结账。

时间长了，我和16 号也聊些别的事。我问她为什么在二人台剧团，她是天津人，又不是西部人。她说曾换过几个单位，作为编剧，差别不大。二人台的基础是爬山调。和陕北信天游差不多，爬山调也是很美的民歌，善用比兴。比如：“长城上跑马调不回个头，思想起包头我就心里抖。”（用当地话，“心里”念作“心her”）“摘一根豆角抽一根筋，为一回朋友伤一回心。”信天游，我喜欢；爬山调，经她一说，我也喜欢了。爬山调是唱的，当地人不说“唱”，说“吼”。她还哼了几种常用的曲调。其中一种，竟与马思聪著名的《思乡曲》开头四个乐句非常相似。音乐家懂得从民间吸取营养，才能这样简洁、流畅，正所谓“天成”。

有一天，看守派我们去擦玻璃，到了办公区。那是中间院落二楼的一个房间，我们边擦边聊。忽然她不再说话，眼睛发直，一动不动地盯着院门口。我随她转过脸去，见一位熟悉的看守，带着一个高个子男人慢慢走近。那人头戴一顶灰色乌克兰式圆皮帽，一副近视镜，两手揣在大衣兜里。走近时，不经意地向上扫了一眼，继续向前走。我悄声问：“你认识？”她不答，面色紧张，仿佛凝滞了。下边传来一声呵斥：“怎么搞的，没看见？”接着是那看守无力的辩解。

回牢房后，她告诉我，那就是她丈夫。原来他也在这里关着。看守不知我们在二楼擦玻璃，竟让他俩碰面了，犯了大错。我问他到底有什么历史问题，她苦笑着，讲了这段往事。年轻时在天津，俩人好上了。她不顾家人阻拦，“私奔”与他结婚，那时她不到二十岁。后来他花钱“捐”官，在警察局挂了个名，一天实事没干过。不久解放了。现在说他是“警察局长”、“历史反革命”，其实这档子事早已说清楚。她的话虽无法证实，想来有些道理。如果够上“历史反革命”的格，或有什么劣迹，“镇反”一关就难得过去。

她一家三口原来早已在监中“团聚”，只是互不知晓、不得见面，比邻若天涯。好在都活着，就算很幸运了！

因“内人党”案入狱的38 号

大约三个月后，监室又来了新人。那个午后，一阵杂沓的声响停在门前。门开了一半，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冲了进来，未及看清颜面，那人已扑到我的被上大哭起来。穿一件灰褐两色碎花线呢小棉袄，瘦削的肩一耸一耸。劝她也不理睬，半天才坐直，双手还在脸上抹来抹去。略微平静后，把脸转向窗外，呆呆的，谁也不看。直到五官全部露出，我才发现，这人我认识。但我不能表现出认识她，她同样不能显出认识我。互相认识，必调开无疑。16 号见她选择了我的床，果然起了疑心，悄声问：“认识？”我摇头。其实她选我的床是无意的。

她是内蒙古日报的。她曾在人大新闻系专修科读过。在校时，我们没说过话。到内蒙后，有过接触。她有两篇长通讯给我留下印象。一是写“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的，另一是文革前夕，写一学毛著积极分子、一位女牧民的（这女牧民名叫“绿女子”，很特别，一看就记住了）。估摸她有四十岁，中等偏高，细瘦。蒙古族，但她的长相不太典型。瘦长瓜子脸，肤色偏暗；鼻梁高、鼻头瘦削；眼睛圆而黑。过去，经常披一件黑色皮外套，很神气。

趁16 号不注意，我赶紧走到她的视线内，做手势让她不可说穿。从她进来起，我们互称代号，16 号、61 号、38 号，以示非亲非故。

据我所知，38 号参加革命很早，曾在察哈尔、热河边区的报纸工作。在我印象里，她很革命，曾对我说过要重视思想改造，争取入党的话。没听说她本人有什么问题，可能是受她哥哥牵连。她哥哥是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年轻的老革命”，其工作能力、人品曾广受赞誉。现在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亲属岂能不受牵连？她的小弟在内蒙师院教数学，不久前被逼自杀。弟媳在电台图书室工作，亦成了反革命家属（和我有一段“牛棚”缘）。一双小儿女成了没爹的孩子。近来看到原内蒙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图们（与人合作）的书《康生与“内人党”冤案》，进一步得知：38 号被抓入狱，当在1968 年4 月。其兄文革初虽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后又被结合进革委会。而在大挖新“内人党”时，他再次被揪出，并被诬为党魁，株连到家族。书中说：自从他被揪后，亲属也大多未能幸免。妻子不堪严刑拷打和屈辱，跳楼致残；他的四弟是建国后培养出来的内蒙第一代能用蒙语讲授大学数学的教师，在挖“内人党”运动中被摧残致死；大妹是《内蒙古日报》记者，也被打入监狱；二弟、三弟遭受长期监禁，年迈的父亲和岳父母受到批斗；只有小妹因远在四川三线军工厂而幸免于难。（见该书第175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年版）

38 号进来以后，我们监室生活又有了新内容。先是她讲外面的形势，滕海清的革委会有什么新举措。后就互相讲自己看过的书、背诗、唱歌。当然都是悄声又悄声，不让看守和小兵抓住。38 号心情稍好时也爱说话，东部口音（内蒙古的地形，像一个新月形的“飞去来器”。东部蒙族说汉话像东北话，西部蒙族说汉话则像山西话）。允许开窗时，她常以窗为镜，梳梳头，左照右照。有一次干警们一人一把大扫帚，说笑着扫院子。这情景、这气氛是我们多日未见的。38 号看着窗外说：“人家‘人间’劳动呢。”话音未落，“啪”地窗子被合上，外面喝道：“不许看！”她本能地向后一闪，说：“咱们‘鬼间’不许看。”此后，我们就沿用这两个新词，说他们“人间”在干什么了，我们“鬼间”又怎样怎样了。

38 号常常若有所思地用手抚平半旧的黑色毛料裤子。她双手的小指不知是否受过伤，伸不直，在三只又瘦又长的“哥哥”后面，很妩媚地弯成一个小弯儿。一下一下、不紧不慢地“熨”着；有时手上还沾些水，除去肉眼仅能看见的微尘。16 号见她在意穿着，没事找事地说，裤子可以翻个儿，和新的一样。挑得3 8 号动心了，细问如何翻法。16 号说拆开以后，里子作面。前后片不能换，如果屁股磨花了，可以上下换。不够宽，用裤腰裤脚的贴边在裆上加一条。16 号又现身说法，拆自己的裤子做试验。38 号说，要有针线就好了。兴头上，她喊“报告”，要求看守通知家里送些针线、碎布来。

两天以后，果然从小方门里递给她一包东西。针线、顶针、各色布头码放整齐，还有她不曾要过的手绢、袜子。我们正要欢呼，38 号忽然捂着脸哭起来。准是见了自家的东西，想起两个孩子。女儿上高中，儿子上初中。没学可上，闲在家里。后来又听她说，丈夫早在热河时就自杀了（好像是因生活上的一些误会）。她没再结婚，娘儿三个相依为命。这一坐牢，撇下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够揪心的。比起她和16号来，我算是省心的。父母还有姐姐姐夫照顾，幸运多了。

以后的几天里，她俩一心一意翻改裤子。放风时，竟穿着毛裤出去，惹得女看守的目光在她们身上扫来扫去。我平时一碰针就扎手，不敢多掺和。只见她们拆了缝、缝了拆，又弄湿了“熨”。果然新了一色。两人穿上来回走，很是得意。臭美完了，38 号叹口气：“新又咋的，给谁看呀！”16 号说：“自己看！到什么时候，也得整整齐齐的。”后来，38 号被提审。出门之前，她特意把裤子捋平，夸张地摆了个抬头挺胸的姿势给我们看，然后迈步出门。

我们互相讲自己看过的书，背诗，讲故事。搜肠刮肚，凡能想到的都翻腾出来了。有一次，我忽然想起《胡马》（调笑令）：“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这首小词，可能是太顺口，一读就记住了。我说：“你看多惨——迷了路，又‘边草无穷’，还‘日暮’！”38 号抄起一张黄草纸（监中发的卫生纸），非让我写下来。然后坐在床上抱着腿，把草纸放在脚边专心地看。我和16 号又说起别的话。忽听38 号抽鼻子，哭得很伤心。“怎么了？好好的……”她哭着，断断续续地说：“我，就是那个，胡马。”

16 号被提审后，几天会被叫出去一次，每次约两个小时。屋里只我和38号，她对我说了些我从未听过的事。她说，采访草原英雄小姐妹时，问她们为什么冒生命危险去找羊，她们说：公家的羊，死一只要赔一只。我们家穷，哪赔得起！38 号强调：“是我听她俩亲口说的呀，跟后来宣传的不一样。”还说到那个“绿女子”。她说，人家本名叫“绿太阳”。毛主席是“红太阳”，她叫“绿太阳”。不改，哪敢见报呀！说这些话时，很无奈地摇晃着头，从牙缝里吸着冷气——蒙族人遇到不可思议的事、惶恐而毫无办法时，常常做出这副表情。

关于“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我认为，即使是怕赔不起而冒暴风雪找羊，也很了不起，也是英雄。她们那时一个十三岁、一个九岁，妹妹还因此冻坏了脚，落下残疾，多么坚强的孩子！近年来，她们接受媒体采访时，都很诚实。说父亲是出去给别人帮工挣钱，才不得已让她俩去放羊（原来的“宣传”，说她们的父亲是为公社的病羊出诊）。玉荣受伤以后，父母觉得有愧，不该叫这么小的孩子出去。对比宣传上的作假，她们的实话要可信、可爱得多。

看守们

我们在监中，眼睛的用途有限；用耳朵的时候更多。外界的各种活动：放风、吃饭、提审、哨兵轻轻的走动，全用耳朵吸纳、辨别。无论在做什么，耳朵都不能放松工作。我们能从脚步声，听出是哪个看守来了。轻快的皮鞋声，是年轻的小个子当地人，每早负责倒洗脸水的“眼镜”。脚跟提不起来、一步一拖的，是“中个儿”。爱穿布鞋或胶鞋，中等身材，脸色黑黄，说一口慢悠悠、拖沓沓的巴盟河套话。两个女看守，一高一低。高个儿，脚步轻而稳，像运动员。脸黑，我们叫她“黑子”。矮些的，像初中生。脸嫩嫩的，戴眼镜。穿半高跟皮鞋，哆哆哆，小碎步。对她没有固定的称呼，有时叫“小个儿”，有时用手比划“眼镜”再说“女的”。她特别爱训人。

至于哨兵（狱警），与看守不是一个系统。刚进来时，看见小门缝里有刺刀闪过，总想起唱过的一首俄罗斯革命歌曲：“太阳出来又落山哪，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绝逃不出牢监。虽然我生来喜欢自由，砸不断千斤锁链。”而我们现在是“反革命”，坐的是共产党的监牢。

所幸我们没有锁链。每晚熄灯前后，都有一个重犯，拖着脚镣，一步一哗啦地出去。半夜或更晚些，这人被送回。根据声音判断，他的监室距我们有四或五个门。每听到这“哗啦”声，我们都静下来，仿佛一步一步陪着他走。若是“中个儿”带着，听不到呵斥。西侧隔壁也有一个戴脚镣者，每次出门，都伴着“咕咚”——重物落地的声音。莫非他是个伤残人，迈不了门槛？他常挨骂。

16 号和38 号彼此熟悉后，监室里气氛较松弛，互不戒备。38 号在窗台下的白墙上用石子画道，记录在“鬼间”的日子。五一节早晨放风时，采了两丛小野花，捏在手心里偷偷带进来，插在喝水缸子里。还轻声唱了国际歌。一天早饭后，三四个人突然开门进来，凶神恶煞的。“黑子”打头，后面的不认识。我正在想出了什么事，一人大声喝道：“起来！冲墙站着！手背后！”只听他们在床上、褥子下面翻了一阵。坏了！有张纸在褥子底下，是听38 号讲外面形势时写的。可能还有考虑问题的提纲，这下麻烦了。她俩可能也有东西被抄走。这伙人又重申纪律：不准互相谈案情，有问题老实交代。只剩我们自己时，半天没人说话，好久才缓过劲来。真没想到在牢里还会被抄，前段有些麻痹了。又一想，反正人都进来了，还能怎么样？随它去！

她俩都在奉命写交代材料。那天抄走后，不久又从小门里递进来，一句话没有。她俩查看一番，确定没被截留。我这里心还悬着。两天以后，我被叫出去。训我的是第一天遇到的目光尖锐的瘦脸人。“知道你为什么进来吗？”我想过有很多原因，真还没有总结出一两句简单的话，来准确地回答。我说，我思想认识和革命群众有差距；我说，我有些坏毛病，爱随手乱写乱画……他听着，并不言语。不像批斗会那样立刻驳斥我。当然，不说不等于认同。我说完，他问：“以后应该怎么着？”我说吸取教训，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听到这里，他突然大声质问：“你吸取教训了吗？”手掌重重地拍着桌上，那儿有一张纸——是那张被抄走的、十分熟悉的小纸。上面除了字迹，还有一些小人头、花花草草，无意中乱画的。“为什么还要乱写乱画？”从被抄那一刻，我就在反省，恨自己不长记性，伤疤没好就忘了疼。此时，我无话可说，我的确没有吸取教训，真是不可救药！他把那张纸给我，叫我回去好好反省。回到监室，说给她们听。那瘦脸人虽凶，却把问题定性在“乱写乱画”上，与电台造反派显然不同。他说过自己的名字，16 号知道，说那瘦脸人是呼三司一号“勤务员”的哥哥。（1967 年11 月内蒙革委会成立，一号“勤务员”已当上常委。）

买必需的生活用品，写条子交给看守。我买过毛巾、梳子、清凉油等。“黑子”拿来给我们，一看，都傻了。不知从哪儿买的，“怯”得没法看。塑料梳子是大红的、半月形；农村老太太使的那种。毛巾是藕荷色的小方巾，四块全一个色。我用黑线“绣”上一个圆圈儿、一个月牙，将手巾、脚巾分开。清凉油数我的那盒好闻，薄荷味里多一丝玫瑰香，她们都喜欢。约定好如果我先出去，这盒清凉油得给她们留下。

头发长了，向“眼镜”借剪子。他不借，说“长了梳辫儿”。我说你放心，我们不会自杀。他瞪了我好一阵：“怎么说话呢！”第二天递一把推子来，我倒犯了难。举着看了半天——既然它是由小剪刀组成，那就能用。我凭感觉掌握高度，用一排小剪刀反复切割，终于将头发弄短。虽然不齐，也是短了。后来改为理发员进监室，估计借我们推子用也是违规的。

夏天，一个上午，“黑子”叫我们洗被——犯人的脏被。在一个封闭的小院里，用具一应俱全。中午“黑子”特意打招呼，不够吃可以拿几个窝头来；还破天荒地放了一壶开水。洗好晾干后，16 号过分积极地要求将变黑变硬的棉絮重新续过，“黑子”不反对。撕开棉花时非常呛人，落下很多粉状物，我从此咳嗽，并引发一场病（当时不知道）。干活那几天，“眼镜”借机凑过来说一些家常话。他说小时候穿鞋太费，一双布鞋几天就踢得张嘴了。老妈一针一针捺，多不容易！没有钱买鞋穿。工作了才见着个胶鞋、皮鞋。现在，老妈还是要做布鞋捎来……我不知道他这些感伤的话干吗要说给我们听。一次“中个儿”路过，站在一边似看非看，不急着走。16 号借机和他攀谈。“听说外边红卫兵打人可凶了，你们怎么看？”“中个儿”面无表情，也不看着我们，答说：“他们那么个做，我们不能说啥。要让我们那么个，我们不。”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像个西部农民。不会说官话、不会训人。脸上显不出喜怒哀乐，又时刻保持距离。我们都觉得“中个儿”是厚道人，可信赖。

小女看守动不动把人叫出去，没头没脑训一顿。她最常训我的是：“你了不起，你是大学生！看把你骄傲的！不好好改造想出去？永远出不去！”有时我发现她训人的话一套一套，并不完全针对我，悟出她是在拿我练习。于是就老实站着，不必对她的话做出反应。忍到一定时候，她练完了，喊一声：“回去！”便自顾自地走了。由站岗的小兵关我进监室。她声音刺耳，又离得近，震得耳朵生疼。

看守各有品性，我们也各有好恶。但说一句公道话，我们几个没挨过打，没受过体罚。那时公检法没有大乱，还在按规矩办事。

被控“反对毛主席”罪的“45 号”

早饭稠粥咸菜，下午窝头烩菜，固定不变的牢饭，开头真吃不下；一如老资格犯人所说，到后来竟不够吃了。菜中偶尔多放一点五香面，都觉得其香无比。38 号会把碗底褐色、混浊的菜汤，无论碜牙与否，全都喝光。后来发展到跟送饭的炊事员老头多要一点菜汤。老头从不驳面子，不无怜悯地说：“欢欢儿（快快）交代吧，宰（这）不是个好住处。”

38 号进来一个多月后，又来了一位——45 号。高高个子，白里透红、粉嫩嫩的长方脸，整齐的短发梳至耳后，一身淡灰色制服，白帆布鞋。其鲜亮和我们的灰暗恰成对比。偏她一进门便很能认同，红着眼圈与我们一一握手。那天我们仨恰恰站成一排，她又握得缓慢而隆重，像硝烟未尽、部队首长接见作战有功人员。

45 号自我介绍说，丈夫是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自己因“反对毛主席”被抓。用报纸抄大字报时没注意，背面有毛主席像。“往主席脸上抹黑”，一等大罪。她得知全天的饮用水是随早饭一次性发放，就向家里要了个头号搪瓷缸子，大得能把脸装进去。我这才长见识，原来缸子的大小是以“号”分的。平时用的漱口缸，也就六号或七号。38 号和45 号都有在伪满上学的经历，彼此能说一些旧事：冬天冷得邪乎，日本老师拿棍子抽人，“高丽棒子”狗仗人势等等。混熟以后，45 号最爱说做菜、做面点，招得大家肚子咕咕叫。16 号说，赶明儿个出去，焖一大锅米饭、炖一大锅肉。38 号说，啥也顶不上手扒羊肉。煮的时间长了不行，顶多半个小时，又嫩又香。我没那么高要求，只想吃个大馒头。45 号说，将来请我们到她家做客，她做奶油点心招待。38 号悄悄对我说，45 号充其量就是个称职的官太太、家庭主妇，当“反革命”抓来，实在是冤。

天渐渐热了，衣服需要缝补改造，45 号带头掀起做活热。16 号、38 号都有基础，我最差。我说，我跟你们学做活吧，反正有的是工夫。38 号的布头、针线又派上用场。先是补衣袜，后又用碎布拼干粮袋（下午的两个窝头，省一个，留到第二天中午吃）。我缝得尽可能整齐、针脚密，还是被45 号一下子甩了回来。“这叫什么？粗针大线的！重来！”我说这比以前不知好多少倍了。45 号假装生气，板着脸说：“你不是要学活吗？要不就别学！”我只好拆了重做。她真厉害，连挑几根布丝儿都有数。细线用完了，38 号贡献出她的丝袜子，我们一点点拆。两股合一股，细得几乎看不见，全凭手上的感觉。我用这种细丝线，把一件肘部磨破的长袖衬衣改为短袖，打补丁还要对上图案，不细看真看不出是补过的，总算被老师判了及格。

（上图：作者在狱中改制的衬衫）

38 号缝东西，握针时手心向上，把针放平。从远往近缝，像写竖行字。说蒙古人都这样做活儿，让我们大开眼界。剪布，没剪子；我们就趁放风，偷偷拣块玻璃碴子。回来背对着门，两人抻着，一人割，很快就割开了。后来我们能用玻璃碴熟练地割出各种形状的布。

我一直保存着干粮袋和改造成的短袖衬衫。这是那一段生活的见证物。我的针线活绝差，只有那时达到最高水平。以后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了，怪不怪？

检查交代与提审

进来一个多月时，因等不及提审，想尽快把自己的事说清楚，在狱方的同意下，我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就造反派编派我的罪行做检查或说明。

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也不认为自己思想认识上有多严重的问题。但在一浪高似一浪的“左”潮中，很难依然故我。我尽量上纲，从出身、经历、受修正主义思潮影响等几个方面检查自己，否则过不了关。检查内容概括如下：

一、“对领袖人物也要一分为二”问题。如前所述，是由评论毛主席的字引起的。1964 年“小整风”被上纲为“感情问题”，我不同意，认为是“学术问题”，整风后期未做结论。当时我很不服气，在日记上大大辩解了一番。

这次在狱中写检查，是在神化领袖人物的高潮中，我无法再用日记的调子说话。虽然我对刻“忠”字、“早请示、晚汇报”、“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等形式主义仍很反感；对“最最最”，觉得是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对“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觉得虚假造作；但必须承认自己与革命“左派”有差距，自己远远跟不上趟。承认“感情”确有问题。不得不按时髦的说法：“个人崇拜有两种”，检查自己不懂政治，受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毒害。

而“一分为二”，我回避了。日记中幸好没有具体分析。自己也不知怎样去恰当“分析”。“一分为二”是毛哲学的标杆，说是无事不能、无处不在的。可几乎人人明白，某些人某些事就是例外，就是碰不得，就是不能分析。我也只能学学乖止步于此，老实承认自己无知。

二、对报纸上批判鬼戏，原是有看法的。这时不能再坚持。只能按当时的说法，检查自己不懂得“以死人压活人”的“政治用心”。

三、对“修正主义文艺”、名著，检查自己只从艺术角度欣赏，不明其政治本质。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受了毒害。

四、对电台文革现状的看法，是以“左”的观点很表面地分析了几位当权派，其中不免夹杂个人好恶。

对造反派掌权后，借“支左”排斥异己；借“工作需要”将自己的家属从基层调来；违反《婚姻法》，干预C和D的婚事；C跳楼身亡后，怕担责任又编瞎话，抓人封口等，坚持了原来看法，丝毫未因自己处境凶险而改变。

五、笔记本封皮上列宁头像及“有罪必杀”字样，说明不是同时画、写的。

大约第四个月，终于盼到了提审。预审员是一位三十出头的人，穿黑色对襟棉袄（未着制服），表情严肃，远远坐在两屉桌后。我被安置在屋子中央，一个不能任意挪动的木墩上。看守站在门外。没有书记员，预审员边问边记。

头两次提审，集中在“对领袖人物要一分为二”上。详细问经过及认识，提问很直截。如：“你认为不是感情问题吗？”“以前认为不是，为什么？”“现在的认识对吗？”有时又咄咄逼人：“你究竟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怎样一分为二？”

我回答时他记录，一般不驳斥、不打断。有一次我说：“当时的想法，日记里有，你们可以查。”他厉声喝道：“该查的我会去查，现在是问你！”由此，我猜想造反派没有把日记本交给狱方。

（右图：作者被搜缴作为“反革命”罪证的日记本）

列宁头像是他提审的第二个重点。他的话很激火：“你对列宁有什么仇恨？为什么要写‘有罪必杀’？”我说：“没有仇恨，不可能有。记得画列宁以后，写了一句俄文（高一课文里的）。意思是‘列宁和斯大林给了我们新的生活。’”（可能还有“学习，学习，再学习”，时间太久，忘了。）“‘有罪必杀’是和别人开玩笑写的。”“和谁开玩笑？”“可能是和录音组长××。”“谁能证明？”“这我很难说。开会，大家都坐在会议室，肯定有人看见。现在谁能证明，我确实不知道。”“你怎么能证明列宁头像和那四个字不是一次写的？”“我觉得公安部门应该有办法对笔迹做化学分析，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他可能没想到我这样回答，愣了一会儿，低头记录，没有再发问。

对电台走资派、造反派以及C的事，他似乎不感兴趣，基本没问。我说到时，他也似听非听。每次提审完，都将记录给我看。提问记为“？”；回答记为“：”；他训我的话，省略很多，只写“（教育）”。如无异议，签字。

他提审的重点在政治问题，因我是“现行”的“政治犯”。他用“激火”的办法，是逼我说真话。他虽严厉，也训人，但目的是弄清问题。和造反派的无限上纲、不听解释、不让说完的恶劣作风完全不同。记得共提审四次。最后一次，上来先问：“身体怎么样？”面色温和，使我感动。那是七月份，估计那时他们对我已有结论。

2002 年11 月25 日，定居天津的原录音组长来电话谈到此事。她说1968年夏天曾被叫到看守所两三次，不仅为我一人的问题。一个面目严肃的人拿出那张牛皮纸本子皮，问她见过没有，上边画的戴尖帽的“小丑”是谁。是不是江青？她肯定地说，戴尖帽的，画的是她本人。“因为我刚当录音组长，她看不起我，恶心我呗！我俩爱开玩笑，起哄瞎逗呗！”看来，那位预审员是在找旁证。她的回答和我“交代”的一样，总算可以证明了。1979 年发还这些“罪证”后，我又仔细看过。戴尖帽的小丑旁边就写有“录音组长”四字，字迹清晰不难辨认。为什么非要往江青那儿扯呢？

看病

在狱中，随着时间渐长，体质逐渐下降。我们学华子良在监室里做操，后来也懒得做了。竟然放风回来都觉得气短、腿软。不过五六十米，来回一百多米，去时提个小桶，回来桶也空了。探讨原因，还是伙食差。每顿吃得不算少，但总有饥饿感。我们谈笑说，越狱其实不容易。要比看守跑得快，比站岗的小兵们跑得快，简直是不可能的。

从洗被、缝被以后，我更觉体力不支。全身软塌塌，没有一点力气，躺下就不想起来。午后关节酸疼，脸上、手心发热，夜里出冷汗。凭经验，认定自己在发低烧。估计又到了风湿活动期（从1964 年四清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以后每逢春天都要发作）。后来就咳嗽，痰多。向看守要了个大口瓶，垫上纸，作痰盂。

有天早饭后不久，看守说：“准备一下，带你看病去。”6月份，已经热了。我穿上那件改制的短袖衫，外面套上棉袄罩衣；将棉罩裤当单裤；脚下是冬天穿来的高腰翻毛皮鞋。院里停一辆中型吉普，里面坐了几个男人。从衣着、神态看，他们和我一样是犯人。最后上来的一个年轻人极瘦弱，是被人架着连滚带爬上的车，“中个儿”让他在座椅之间半蹲半坐。我想起，曾听过一个进出门槛“咕咚”一声的，想必就是他了。他脚腕又细又脏，脸色苍白，神情安静或说有些呆滞。在监中戴脚镣说明是重犯，他只能爬着走，还怕他逃吗？也许他原本是正常的，也许戴脚镣是一种“待遇”，与逃不逃跑无关？我瞎想着，车开了。“中个儿”在车门处巡视着，而这些人或看窗外，或无聊地盯着自己的脚，无心做犯规的事。

走了40 分钟的样子，说“到了”。我一看，太熟悉了，是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那时公费医疗很宽松，只要带着小本子，到哪家医院都可以。这医院设备不如内蒙古医院，但医术不错，离电台也近。图方便我去过几次。这次不同了。从一下车，就引人注意，人越来越多，形成围观。人们嘁嘁喳喳议论着。我的样子一定很特别，穿一身不合时令的衣服，后面还有公安人员跟着。候诊时更糟了，我坐一张椅子，两米以外就是围观的人。“中个儿”不客气地轰着：“走开走开！有啥好看的！”人们挪动一下，很快又围拢来。我希望他们看着没意思自动走开，没想到他们像买了票看戏，不看出什么新鲜玩意儿，舍不得离开。我有什么值得这样看呢？我心里好笑，索性坐稳了，抬头与他们对视。就在对视的一刹那，有人后退，有人把目光移开。我此刻很平和，觉得自己没做亏心事，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和他们没什么两样。愿意看就看吧。

“61 号。”护士看着挂号单子，迟迟疑疑地喊着。她奇怪这人没有姓名。我站起来，围观者闪出一条路，又挤在后面尾随着。我从透视室出来，医生正和“中个儿”说话，把处方交给他。我在夹道“护送”下走向吉普车。

回到监室，向她们描述了看病经历。38 号说，不定哪天，把咱们拉出去游街示众，咱们一个拉一个别摔倒，咱们挺胸抬头（做了一个姿势），不能显倒霉相，不能让他们看笑话。我和16 号都很赞同。这一天我对自尊有新的感受。我们被批斗、受歧视，无法争辩，只能忍受。但千万要保持理智，要学会受人所不能受，要在内心为自己撑一根钢筋，冤不死、斗不倒、压不烂。这也是一种自尊。

“中个儿”从小窗里把药递进来。我问什么病，他说肺结核。着实让我吃了一惊。38 号说，就是叫脏棉被闹的。16 号是久病成医那一类，告诉我：“有药治，没事儿。”我知道结核病是“富贵病”，在这里恐怕难以痊愈。但不知哪来一股劲，硬是相信自己能顶得住。

狱方也许不懂这种病，也许有困难。他们只给我一周的药，又去内部的“新生医院”开过一周的药，就不再给了。结果可想而知。

出狱

有一次从窗口向外望时，发现前排房子西边山墙下，距我们约二十米，站着一位高个子军人，正朝我们这边看着。四十多岁，脸色温和，或多少有些笑意。我叫她们三个过来看，一致判定是个新来的。军装和警服的差别很明显，他不是公安人员。他又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一天早饭后，提我出去。瘦脸人一身蓝制服，端坐在桌前。为什么不是预审员而是他呢？他自报家门后，问：“你身体怎么样？”——此问出乎意料，我答还可以。又问对自己的问题怎么认识，我按预审时的口径简单作了回答。再问对狱中工作人员有什么意见。呆了这么久，头一次听到这种话，确有些感动。我说没意见，感谢各位对我的照顾。最后问：“你有什么要求？”“我想了解电台运动进展情况。”说完又觉得这不是他所能回答的。而他回答得既快又轻松：“这你很快就会知道。”说着，门开了。进来一个很久未见的人——电台保卫科原科长。脸上木然无表情，在我的右后方坐下。他原是“老保”，不是造反派。这说明形势有变。瘦脸人说：“电台来人接你，你一会儿就跟他回去。好好治病，继续改造思想，积极参加运动。”我不知不觉中涌出泪水，因为他的语气已不是对待“反革命”，因为我终于挺过来，等到了这一天。

他说完立刻站起来，示意“黑子”先行，三人快步向监室走去。一切都发生得这样突然，真有些转不过弯来。门打开后，她们三个，16 号、38 号、45 号，愣愣地看着，似有些明白。瘦脸人发话：“把铺盖卷起来，东西拿好！”她们一齐上手，边收拾，边跟我作无言的交流——我们曾互相托付，先出去的，要为里面的难友奔走。记住找什么人，办哪些事等。最后我把她们喜欢的那盒清凉油留下，轻轻说，你们用吧，保重。短短几分钟，在四只眼睛的监视下，我们完成了嘱托和告别。

瘦脸人负责将原来收走的东西还我，嘱我十天之内来补交饭费。又强调纪律：这里的情况，不许对任何人说。我想到，被关了好几个月，应向他要个手续。我问：“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证明’，类似‘判决书’？……”他说：“你是‘群众扭送’，在这里是‘拘留’。拘留期满，退回原单位。要什么‘证明’？”

这一天是1968 年9 月16 日。我被关押七个半月后放出。没有给我一个定性的说法。

坐着电台的吉普，我、科长和司机一路无话，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回到电台。下车的一刻，我在心里郑重地说：“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