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是笔者写于六年前的一篇短文。最近，阎长贵先生对该文的结论——关锋“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提出异议，认为根据他本人和王广宇先生的印象，是“有任命，但未到职”。
阎长贵先生的不同意见，是一件好事，为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创造了一个机会。惟笔者依然认为，关锋的回忆与事实真相是相吻合的，而阎、王两先生的回忆应有误差。
关锋回忆道：“没有下让我作总政副主任的命令，但是要我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组长，萧华作第一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并登了报”。
对关锋的话，应回到1967年1月时的大环境去判读。此前，自1966年10月5日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后，总政及其下属的全军文革小组，对于军队内部尤其是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已越来越难于驾驭。“各地军队院校学员到京冲击军事机关的行动愈演愈烈”（刘志坚语）。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萧华多少也被牵连，总政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的威信已荡然无存。如果此时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他一介书生，有能力、有威信去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吗？毛、林不是傻子，关锋一个人单枪匹马去上任，能起什么作用？
由于总政武功已废，毛泽东决定另起炉灶，成立一个更高规格的机构，以取代总政，统领全军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由徐向前挂帅的新的全军文革小组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而这决非是派关锋一人去改造总政就能达致目的的。
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的消息见报。该消息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为了加强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现将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名单前文已有，此处略。载《解放军报》1967年1月12日第一版）
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比起原总政下属的全军文革小组规格高得多。组长徐向前是军委副主席；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萧华，只是副组长之一；副组长中，加入了军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关锋；中央文革小组组员、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和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则属于“留任人员”。甚至林彪的夫人叶群、代表海军的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代表空军的余立金（空军政委）也都才是组员。
自此，三座门（军委文革小组办公所在地）取代了旃坛寺（总政机关办公所在地），天天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阎文引述了王广宇先生的回忆。以笔者愚见，王先生的回忆多半是将全军文革小组和总政两个机构混淆了；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与总政副主任两个职务混淆了；将军委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误记为是“关于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文件”；将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名单，误记为“还列了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排序名单”。王的模糊记忆中唯一没有错的是，关锋确实排在名单的“中间位置”，但这决不会是总政副主任的排序名单（如果退一万步说真的只是任命关锋一人，按发文惯例不可能将全体总政副主任名单再列一遍，没有必要这样做），这只能是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名单。
阎文关于关锋衣着的批评，其实到了1967年1月再议论是没有必要的。自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建国以来首次穿军装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公开场合已经大多以一身军装示人。即使关锋1967年1月有新的军内职务（笔者认为是全军文革副组长，阎、王认为是总政副主任），他也不是第一天才穿军装。
至于关锋说“管《解放军报》，我只是管版面的重大新闻，审阅社论、评论之类，不管报社的运动，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到解放军报社去过”，应理解他的意思是没有到报社去上班、没有管报社的运动就是了，不必拘泥于他是否一次都没有去解决过上头交下的任务。关锋的意思是说一天也没有去上班，这大致是没有什么错的，李讷（肖力）正在那里造反造得欢得很，关锋要是不笨，还不躲着她！
关锋说：“7月份（笔者注：准确地说应是7月份之后）萧华倒了，我也倒了”。其实不光是萧华、关锋倒了，连总政也瘫痪了，全军文革小组也不起作用了。8月份，他们全都被军委看守小组（后来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
阎先生谓对笔者所引用的组织文献资料“姑且不论”，笔者倒认为，在引用文献资料对史实进行判断分析过程中，官方的组织史资料往往比其他文献资料来得准确。
笔者在《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中引述过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以证明关锋的名字没有列在文革初期的总政副主任名单中。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军队部分，资料来源于非公开出版的、总政组织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笔者引述部分，还可见于该套资料（共六卷）的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年版，49页和第五卷38-39页）。总政组织部编的资料，总不至于将总政自己领导人的任职情况都弄错。还应说明的是，该套资料对于有任命而未到职者都列得很清楚，换言之，如关锋是有任命而未到职，也应列上，而资料中没有他的名字。
阎先生文中提及的两本“相当权威的文献”中有关关锋的信息，笔者认为均有误。试分析如下：
其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提及（1967年）1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1、根据惯例，当时的军委常委会议是须按开会日期顺序编号的。据有关资料，1966年11月30日召开第59次军委常委会议，1967年3月6日召开第60次军委常委会议，中间并无所谓1967年1月8日军委常委会议的记录。
2、根据当时的干部任免程序，总政副主任这一级别的干部任免，应由军委常委审核、请示林彪和军委各位副主席、常委批准后再报中央（笔者注：即指毛泽东）批准，并不是林彪一个人宣布即可任命的。
其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关于关锋的一个注释。该书的注释，部分颇为粗疏，尤其是有关军队干部的注释，错处甚多，不足为据。除关锋的这条注释外，第十三册注释错的还有：
1、53页，“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原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肖力造反后所任职务不是总编辑，而是临时总编辑小组组长（见《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以下简称《资料》]第五卷47页）。
2、116-117页，“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期，军委只设主席、委员，没有设副主席，彭仅是军委委员（《资料》第四卷6页）。
3、290页，“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苏仅为军委委员，不是常委（《资料》第五卷3页）。
4、302页，“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杨勇，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廖汉生为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政委李雪峰），杨勇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长一职早已免去（《资料》第五卷151页）。
5、355页，“叶飞，……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时福州军区司令员是韩先楚，叶飞仅任政委（《资料》第五卷273-274页）。
6、360页，“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当时”是指1973年8月，然而军委秘书长一职自1969年4月“九大”后早已取消，叶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资料》第五卷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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