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声显：在万县旁观“夺权”与“镇反”

抢公章的闹剧

1967年“一月风暴”中，1月29日，四川省万县市（当时中共万县地委和万县专区专员公署所在地，今为重庆市万州区）的造反派夺走地委、专署的公章和钢印，宣布地委、专署必须在造反派监督下进行工作，致使地、专机关完全瘫痪。随后，专区各县（市）党政机关、各行各业的领导机关相继被夺权。

1月25日至2月2日，短短几天的时间，《人民日报》为各地夺权而发表的社论便有：肯定山西造反派夺权的《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青岛夺权发表的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为贵州省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而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成立，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全国人民都知道各地在夺权，热闹得很。

我当时只是个在精米厂按时上下班的临时工，因出身资产阶级而从小便挨整，就没敢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打定了主意只站在岸边观涛，决不下水弄潮。因未介入其中，就不知道外地大城市那些造反派夺权是否真是《人民日报》所述能使革命彻底、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

记得是在1月下旬，我上白班，厂里传说赤旗派（造反派学生组织）要在今天夺万县市委、市人委的权。我毕竟还年轻，对新奇的事儿自然有抑制不住的兴趣，在车间里拖着沉重的原粮袋子时，我就心痒难耐。从报纸上看到的事儿是一回事，真要在身边发生了，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地、专当局拥有军队、警察的“权”，就真会这么轻易地被手无寸铁的群众组织夺取？我很想去亲眼看看这旷古难遇的稀奇事。但这份工作我很珍惜，不敢旷工也不敢早退。

好不容易捱到下午4点，终于下班了。我连脸都没洗，穿着粘有米糠的工装就出了厂门。没用10分钟，我便跑到了环城路的万县市人民委员会（当时省地县乡各级政府都不叫政府，而称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的大院里。这古时的县衙门内冷冷清清，几幢解放后新建的大楼全都门窗大开，办公室里桌椅歪倒，满地的文件纸张。眼前场景，只在电影中那些仓皇撤退的镜头里见过。大院里，除了几个跟我一样跑来看稀奇的家伙外，就没再见到什么工作人员。可能这儿的权早就被夺了，我想。

我一路小跑，过了万安桥，登上大石梯上了东方红广场，直奔旁边的中国共产党万县市委员会。远远地便看见市委大门外围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人在吵吵嚷嚷。这儿的热闹还没完！我暗自庆幸，急忙跑了过去。由于我左臂上没有红袖章，便知趣地不敢挤进人堆里，只在旁边站得尽可能近点，听他们吵些什么。听了一会儿，好像都是几个组织内的矛盾，外人不明究里。

此时，便看见一个身材壮硕、穿一身旧军装的青年从大院里面朝外挤。他长满青春痘的圆脸胀得通红，双手护住怀里一个装得满满的军用挎包。我以前在好几个大会场上远远地见过主席台上的此人，知道他是一个国营大厂的造反派头头。

就听有人在喊：“各部委的公章全装在他包里了！”

有人就笑着伸手作抢夺状，还有人叫：“拿出来我们摸一下！”

但也有一批人保护着他，一番推搡，开出一条人巷，然后就拥着那一书包公章跑掉了。

这就是夺权么？我脑袋里怎么也想不出来，他一个青年工人，将那些木砣砣公章夺去能作什么用？手中有了那些木砣砣，他便有权发号施令了？别人都会听命于他么？

被主流媒体称为“一月风暴”的全国大夺权，我这个局外人亲眼目睹的仅此一幕。我以为不过是一场闹剧。

万县第一次大规模武斗“落凼事件”

2月14日，万县市又发生了一件影响运动进程的大事。

城里的赤旗派和红色派（官办学生组织“东方红”及各行业中与之同观点，均以“红色”为名的保守派组织）还可以闹个势均力敌，但在农村，由各级组织自上而下成立的“红色贫下中农战团”就占绝对优势了。据说，在万县市西北约十来公里有个叫落凼丘的乡村，那里的农民“主力军”（各行业中与学生组织“赤旗”同观点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受到压制，便要求城里的战友们去声援。这一天，市里的“主力军”就去了几十个人，在人民公社的院子里刷了些“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炮轰公社领导的大标语。那“红色贫下中农战团”本就是在公社武装部的领导下以各大队民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官办群众组织，此时见城里人来公社捣乱了，有人便下了命令，各大队的民兵就一队队地开过来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围住城里来的家伙们叫喊“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双方就开始大辩论，各说各的。然后，就有人动了手，乱成一锅粥。

“主力军”们眼看寡不敌众，就向市里求援。“主力军”司令部闻讯，立马组织援兵。当时汽车很少，群众组织还少有这类装备，性急的人一时找不到汽车，就只能徒步行军，计划抄近路赶往落凼丘。

当援兵们列队步行到苎溪河上的红星桥时，却遇到了“红联站”手挽手组成的人墙，将这必经之路堵得水泄不通。双方就各背诵各的“语录”，打起了口水仗。两边都在背诵对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谁也不怕谁，都觉得自己是在伟大舵手指引的航道上奋勇前进，理直而气壮。在旁观者看来，这些人就像两个聋子吵架——只说不听。

吵了许久，解决不了问题，“主力军”就有人喊：“冲过去！”

要想过桥的人就变成了潮水，呐喊着一波一波地往前冲。堵桥的人就变成了堤坝，坚若磐石迎风斗浪。那天我上白班，下班后我到原先叫福星桥、当时更名为红星桥的附近去看过热闹，只见红色工人兵团的战士们列成四五十人的横排，这些清一色穿工作服的汉子们从桥中间密密匝匝地直排到东边的马路上，手挽着手，将不足15米宽的石桥堵塞得严严实实，别说人，连耗子都休想从桥上溜过。桥西的“主力军”则是男女老少都有，服装也不整齐，东一簇西一堆地聚在各自的旗帜下，也没见有个统一的指挥。突然哪一堆人发作了，就齐声高喊着诸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去冲击人墙。堵截的一方则高呼“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类最高指示，挺起胸膛进行阻挡。

冲一阵，过不去，就退回来。待一会儿，有一堆“主力军”发作了，又唱着语录歌去冲。此时对方早已将后队变成了前队，依然坚若磐石地抵挡着一波又一波的人潮。我看了一阵子，就发现“主力军”们非但没有统一的指挥，人们都是各自为政凭热情行动。而红色工人兵团则不光有人指挥，且下面的战士都听命令守纪律。这也是当年造反派与官办保守派的明显区别。

直到半夜两三点钟，我睡在苎溪河下游的家中，还能听到相距约一公里远的红星桥头传来的歌声和喊叫声。

就在当天下午，也有些人抄另外的小路绕过红星桥，三三两两地赶到了落凼。不光是去声援的“主力军”，也有许多是看热闹的人，其中就有我那刚小学毕业的小弟声远。但不管是去声援或看热闹，他们一进入落凼，便被严阵以待的“红色贫下中农”俘虏。小弟后来告诉我，他和几个少年一起，被押进一个真正的牛棚里关了起来。当地人根本不听他们分辩，农民们说凡是城里来的都是“翻天派”，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

直到天黑后，那两位手执扁担守在棚外的农民被吆喝去公社吃干饭了，小弟他们才连夜逃回了家。

当时，亲历过“落凼事件”的李森还是一个刚满18岁的高66级学生，他参加的组织是“红旗公社”（属赤旗派）。四十多年后，在市人民医院CT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休的李森，亲口对我讲过他在“落凼事件”中的经历。

1967年2月14日那天，李森和同学们安静地在学校写了一天的大字报，他们没听到任何有关落凼的信息。直到晚上7、8点钟，冬天的夜空早就漆黑了，他才和同学们一起步行离校回家。当这一群男女学生走到东方红广场时，就见到那里聚集了许多人和空汽车。有许多人在吵吵嚷嚷，说是有赤旗的战友到落凼宣传《十六条》，被当地走资派蒙蔽的农民扣押了，我们应该去将战友们解救出来。这十几个还饿着肚子的学生们一听，马上就跟着激动了，根本顾不上各自家里的父母还在等他们回去吃晚饭。李森和同学们便爬上了一辆带篷的大卡车。李森说，那车厢内除了一个空汽油桶外，连棍棒都没有一根，绝无半点武斗的准备，大家都以为只是去辩论一阵便解决问题。

不知道是几点钟了，直到每辆车都上了些李森这样临时凑合的人，就出发。浩浩荡荡地一共有23辆车，去的人多半都是赤手空拳。无组织无准备，碰上了就去了，纯粹一群乌合之众。

车队没走红色派设防的红星桥，经沙河镇上了那条又窄又烂的土路。颠簸着进了两边是山的落凼丘。清冷的月光下，就发现前面的路上横着许多条石，就判断对方早已严阵以待。车队正准备往后退，山坡上又滚下来很多大石头，将后面的土路截断。车上的人正慌乱间，两边山坡上便亮起了许多手电，响起了阵阵恐怖呐喊，无数石头从天而降，砸得车篷和车头噼噼叭叭响，中了埋伏的人们就惊惶失措地跳下车往回跑。

李森刚跳下车，左后脑上便挨了一石头，鲜血马上便流了出来。旁边一位姓柳的女同学将手绢递给李森，还没捂住伤口，李森右脑上又挨了一石头，他说只觉得脑袋里轰地一声，便倒在地上。后来听说，李森昏倒后，同学唐先觉曾背着他往包围圈外跑了一段路。有三个手持锄把的农民冲了过来，将唐先觉打倒在地，唐同学滚下了山沟，便顺着山沟跑了。被扔在地上的李森就落在了农民手中。

数十年后，李森还对当时的体验记忆犹新。他昏倒之后，并未“不省人事”。他说，清清楚楚地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漆黑的地方，突然就看不见天上的星月和闪烁的手电，也听不到喊打喊杀的呐喊了。他说，自己没感觉到伤痛，只是非常奇怪，就想，我到了什么地方，为何没一个人，没一点光亮，没一丝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李森醒过来了。发现自己背靠着一个谷草堆坐在地上。他不知道唐先觉曾背着他跑，也不知道农民怎么样将他拖上了山。此时，天上有一弯冰冷的明月，身边有同班男同学杨明富，女同学曾仁权。这时，他左脑上的伤口还在淌血。

第二天一早，据说是防止造反派来抢俘虏，李森和那两个同学被“红色贫下中农”用竹蔑条五花大绑，押着往大山深处转移。走出不远，走上一片冬水田的田埂时，他们见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壮年男子倒在田埂下面冰冷的冬水之中，这人的头被打破了，白色的脑浆和鲜红的血液还没有变色。想来才被打死不久。

三个什么坏事都没干的中学生，其中还有一个女生，就被竹蔑条五花大绑着“接力”转送，都不知道要被送到什么地方，受到怎样的处理。直到晚上，押送的“红色贫下中农”没给李森们松过一次绑，没让他们吃过一顿饭，还几乎将他们“处理”掉。好在当年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生命力正强盛，还能捱过去。

直到第三天下午，李森们被押到了开县白果大队一位姓张的队长家里。被竹蔑条五花大绑地捆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学生们甚至连大小便都没有。押送者走了，那位根本不了解万县市情况的农村干部才给他们解开捆绑，让这两男一女在冷水中洗了洗身上早已结痂的血，忠厚的张队长还请他们吃了一顿饭。17日一早，张队长对学生们指示了返回万县市的方向，就放他们各自逃命了。返程的路上也还有风险，这些我也就不说了。其中的困苦艰险，就留给写得一手好文章的退休李主任以后写回忆录时使用吧。但从李森和同学们的亲历，我也大体知道“落凼事件”是怎么一回事了。

所谓“落凼事件”是万县地区文化大革命史上的第一次武斗，双方的宣传机器都曾作过铺天盖地的宣传，指责对方制造了“惨案”“血案”，打死打伤了多少革命群众，烧毁了多少房屋，破坏了多少国家财产。就连在不久后进行的“镇反”运动中，官方的文书也将这作为“主力军”的主要罪行。后来的武斗越打越厉害，所谓的“惨案”越来越大，“落凼事件”就被抛在一边了。据我所知，没有人为这事件中的死伤者负过责。

第二天，我照常上白班。当我和王师傅干完活儿靠在粮垛上抽烟喝茶时，他就说起昨晚厂里的红色战团也奉总部的命令到红星桥去堵了半夜，他们如何纪律严明令行禁止，“主力军”如何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经历过多少次冲击而巍然屹立，过不了桥的“主力军”最后只得作鸟兽散。虽然没有参加组织，但我内心一直是站在造反的赤旗派一边的，便对他的夸耀不感兴趣。只是我严守着在厂里不表明观点的自律，闭着眼听他吹。他吹够了，我的气也歇得差不多了，便去帮女搬运工背米，搞我的“义务劳动”。

文革中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1967年“一月风暴”中，各级党政机关都被夺权后，除军队之外的国家机器几乎全部瘫痪。虽然上层建筑大半已经倒塌，但不少基层单位特别是企业，却在惯性地运转。在许多工厂里，生产活动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譬如我所在的精米厂。每天的任务没有减少，交接班正点准时。在乱七八糟的文革时期，如精米厂这样的国营小厂也并非特例。由于生产方式，再加上多年的严格管理，就有了“工人阶级特别守纪律”一说。

这年春节前，国务院发出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说是“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因此，当春节来临时，各单位都不放假休息，要“抓革命、促生产”。节日那几天，工厂的机器照常轰隆隆地响，人民公社的社员依旧顶风冒雪扛着锄头上坡，连肥皂火柴都需凭票购买的商店仍然开门营业……大家都在“促生产”。只有被夺了权的机关干部，停课闹革命的学校师生有时间去“抓革命”。

不知道是哪些“广大革命群众”有春节不休息的要求？“广大革命群众”是否还有其它要求？上边按惯例是不说的，广大革命群众也不必知道。

我记得1967年春节那几天天气不好，天空阴霾密布，地上稀泥不干。时断时续的小雨淋淋漓漓，寒风冷嗖嗖地刮着，大批判专栏上破碎的大字报抖抖索索。户外行人稀少，没人开会游行，也无人在街头进行辩论，整座城市冷清沉闷得又像回到了文革之前。

这是由于前不久毛泽东主席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时称“公安六条”）造成的局面。这个在全国城乡到处张贴、家喻户晓的“公安六条”，其中第四条针对当时全社会风起云涌的群众组织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里所提出的一大批各种类型“分子”及“家属”，谁都可以被对方说成是“改造得不好”或“坚持反动立场”，就可以将那些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问题的人清除出群众组织并剥夺其“大民主”权利，直至“依法惩办”。

当时共和国还没有刑法、诉讼法之类，所谓“依法惩办”就是依随时都可能制定的文件惩办。这个文件一出来，便弄得两派都有点人人自危。试想，经过那么多次政治运动，每次运动都整过那么多人，这些人又牵连有多少亲属？不管你是什么人，真要收拾你时，肯定能在你的“九族”中找出一个有问题的人来，你就成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要受到“依法惩办”。这个圈子划得太大了！许多人都感到了压力，参与运动的情绪便有些低落，街市上就自然显出了冷清。

1967年2月初的春节，可能是有春节以来的第一个“史无前例”。我自然也在精米厂按时上下班，过了三天“革命化”的节日。

春节过后，天天在厂里挣表现想转为合同工的我，还是感觉到了政治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赤旗派的集会游行减少了，“一月风暴”中被搞得灰溜溜的红色派开始面带喜色。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关心政治运动的走向。文革开始几个月之后，因了造反派的闹腾，我的日子才好过了一点；如果没有造反派了，不管我如何夹着尾巴做人，“阶级斗争”定又会找到我头上来。当时有句流行语：你若不关心政治，政治就会关心你。事关切身利益，我便到处翻报纸寻传单，找参加了组织的同学朋友打听消息。

很快，我便从各种渠道知道了——

毛泽东主席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1967年第三期《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更以大量篇幅专门谈到“镇反”问题。这就令人想到了1957年“反右”时的“引蛇出洞”。不少相同内容的重要社论及报道，都由新华社向全国各大媒体发出，各大报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那些杀气腾腾的语句，实际上是发出了开展“镇反运动”的命令。

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中央文革小组这个“二四批示”，率先在湖南掀起了针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反运动”。很快，“镇压反革命”运动便在全国陆续开展起来了。虽然后来中央文革这一边又将“二月镇反”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反扑，被镇压的反革命都平反成了革命左派。但铁证如山，证明这不过是翻云覆雨。

这时，我就听说，由于城里面“主力军”人多势众，万县军分区要向重庆警备区借一支野战军来万县市进行镇反。2月中旬，果然就来了一支番号为7799的野战部队，许多人看见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乘坐数十辆军车，径直开进了军分区大院内，天天闭门学习。而军分区当时一直是公开支持红色派的。

向中雄最后的歌声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67年2月21日那个难忘的夜晚。

这一天轮到我上夜班，上班时间是22点至次日早晨6点。在家里吃过晚饭，又看了一会儿书之后，已近21点。我就不急不忙地步行去厂里接班。

连续好几天了，太阳就没露过脸。似雨似雾的东西时断时续，整座城市就像浸泡在愁云惨雾之中。大街上灯光暗淡，没有车辆经过，行人也很稀少。当我冒着寒风踏着泥泞走到环城路诊所门外时，突然迎面撞见了向中雄。

向中雄是我在一马路民办中学的同学，他中等个子，肩宽背厚，经常笑容可掬的方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当时初中学生戴眼镜的还很少，同学们都昵称他“向瞎子”。民办中学在“大饥荒”中解散后，向中雄进了一个街道搬运队作会计。他自幼爱好音乐，不光是笛子吹得好，一把普通的二胡在他手中发出的声音也格外让人陶醉，使得他在本地的业余音乐圈就小有名气。但由于他花了太多的精力在音乐上，难免对本职工作有些影响，在搬运队就不大得意，听说早已被下到工班劳动了。

我记得，那天向中雄没戴帽子，他头发乌黑蓬松，穿一套挺时髦的草绿色仿军装，肩上挎着一个用红布做的语录小包，左臂上有一个毛泽东思想什么文艺造反队的红袖章。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裤腿挽得老高，糊满稀泥的解放鞋上露出一截粗壮的小腿。我本想寒喧几句就走，但他却显得很兴奋，拦着我眉飞色舞地说他学会作曲了。他把我拉到街边物资局紧闭的大门前，借着门灯昏黄微弱的光线，庄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横格账簿纸来。纸上用钢笔写着岳飞那阕著名的《小重山》词及他给谱上的简谱。

我坦率地告诉向瞎子，我不识谱，还要去厂里上夜班。他却拉着我说：“不忙不忙，这是我今天下午才谱好的，我唱给你听。”由于光线太暗，他只得将歌单举到鼻尖下，轻声唱了起来：“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嗓音低沉浑厚，站在冬夜的冷街上，借路灯的微光唱古词，还真有点苍凉。我真诚地赞了几句，向瞎子一高兴便将歌单递给了我：“送给你，这是我谱写的第一篇手稿，待以后我成了大作曲家，它就有价值了！”

我把那将来可能有价值的纸折好放进口袋，正欲告辞，向瞎子却神态严肃地说：“最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要反扑，你要当心点。”

我说：“我一个逍遥派，哪个会来整我？倒是你要小心点。”

他却马上昂起了头：“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头可断血可流……”

当年，像我们这样低工资的年青人都还买不起手表。我不知道时间，怕接班时间到了，就不敢再同向中雄闲聊，匆匆拉了一下他的手，说了句改天找时间到公园喝茶，转身便走。

刚走开没几步，身后便传来他的歌声：“……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我回过头去。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向中雄强健的身影在幽暗中越走越远。眼看他渐渐被夜色吞没，只有歌声在身后飘荡。没觉察到从什么时候开始，天空中又飘起了蒙蒙细雨。我心中突然就涌起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怆。

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到，每逢大事发生之前，必有各式各样的预兆出现。但人们往往都只能在事后才认识到这些“预警”的信号。

我参加了抬尸游行

精米厂当晚还在正常运转，工人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到得凌晨，我们那一道工序早已完工了，就听见围墙外隐约传来高音喇叭的叫声，隔得太远听不清楚。那年头这不是稀奇事儿，习惯于夜间工作的领袖说了一句什么话，全国人民就会连夜上街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那天，没人来向我们这些正在干活儿的人传达什么，我们也没在意，大家依然按部就班地完成着生产任务。

早晨6点，夜班下班了。但除了住在厂内宿舍的人之外，家在外面的人都没进厂来接班。我们不知原因，也不想问，劳累了一整晚，只想赶快回去睡觉。

不料我们才走到厂门口，便被两个端冲锋枪的士兵挡住了。他俩用枪口指着我们厉声吼道：“戒严了，不准出来，回去，回去！”

工人们都愣住了。马上便有红色派的小头目明白过来，兴奋地叫：“解放军镇反了，镇压‘主力军’了！”

我抬头一望，门外右侧的土岗上，有几个士兵如临大敌般蹲在那儿，身前架着一挺机枪。枪管和拉出的子弹带在路灯下闪着冰冷的寒光。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野战部队在城里戒严。后来听说，在凌晨刚开始戒严时，早已半瘫痪的公安局得到镇压“主力军”的消息后，一些警察欢声雷动。由于当年我们这种级别的城市里还没有专用的警车，几个兴奋的警察便爬上消防车，拉响警报出去协助军队镇压反革命。不料这响着警报挺能制造气氛的消防车还没开出一公里远，便被在大桥西头设置警戒线的士兵喝令停车。士兵们得到的命令是除执行镇反任务的部队外，不准任何人上街，警察和消防车自然也都在不准之列。后来有人说是开车的警察没听见停车的命令，开得太快来不及刹车；也有人说是兴奋的警察和紧张的士兵产生了误会。结果，反正是戒严士兵朝消防车开了枪。不知当场有多少伤亡，后来也从未公布过。我仅确切地知道，一个熟人当警察的亲戚就是在那时被从消防车上打下来，成了主动去帮忙镇反的“烈士”。

出不了厂，下夜班的人都被叫进了食堂，听红色派的小头头自发地宣传“主力军”的罪恶。老工人们都七嘴八舌地议论：

“自古以来，哪有政府不镇压造反的？”

“敢造反，就要杀头！”

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在食堂心不在焉地吃过早饭，还是不敢出去。过了一阵，有人进来说戒严的军人撤走了。大家便涌出了厂门。

天空中阴云密布，空气潮湿而寒冷。街边上绝大多数店铺都关着门，马路上虽然满地泥泞，行人却不少。时而有臂带红色派袖章满脸兴奋之色的汉子手提棕绳急步奔走，去捉拿本单位的反革命。

我刚走上环城路，就见到几个“红色工人兵团”的壮汉推着一个穿旧军装的青年迎面而来。那青年中等身材，很精干的样子，他虽然被棕绳五花大绑捆住双臂，却一边走一边犟着脖子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扭送他的人一边骂：“狗日的翻天派，死到临头了还嚣张！”一边用拳头脚尖往他身上招呼。这便是当年时兴的“革命群众扭送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场面。

我与这被扭送者有过一面之缘，他是个退伍军人，转业到一家工厂作锻工，业余时间很爱唱歌。30多年后，他夫妻俩拥有了自己的工厂和一家宾馆。为改一部电视剧本，我和建成在他那郊外的宾馆住过几天。一次同他吃饭时，我提起了1967年2月22日清晨目睹他被扭送时的英勇表现。他却摇着头说：“那时年轻，喝了迷魂汤一般；不提了，不提了，喝酒喝酒！”

且说2月22号早晨，我走到电影院，门外的空地上正有一个胖胖的女学生在人群中演讲。臂戴赤旗袖章的女学生泣泪交流地说，凌晨，戒严部队冲进了设在天主教真原堂的“主力军司令部”，将里面的人全抓起来了。天亮后，解放路中学赤旗分团闻讯，就集合了学生出来游行，沿途有许多赤旗派的学生和职工自发地参加了进来。他们闯破了层层戒严线，最后想冲进真原堂去抢回被抓的战友。不料戒严部队就开了枪，打死了许多人……

她还没说完，就有几个“红色工人兵团”的汉子围了上去，指着女学生的鼻子骂：“你造谣，那些冲警戒线的家伙都是自已踩死的！你为反革命鸣冤叫屈，攻击戒严部队，现行反革命！”就要将那赤旗女生扭送专政机关。这时，便有许多可能是赤旗派残余的人涌上去拦阻，推推搡搡之际，那女学生便一溜烟跑了。

真死了许多人？我半信半疑，就想到二马路西头的天主教堂去亲眼看看。

不料刚走到万安桥东头，悲壮的《国际歌》声便飓风般卷了过来。此时天上下着小雨，伴着寒风密密麻麻地洒在人们的脸上身上。我看见有数十面高举的战旗从对面涌上了大桥，旗帜后面是“狂飚文艺造反团”的管乐队在愤怒地吹奏。紧接其后，是二三十块躺着尸体的木质语录牌。每块语录牌都由4个人放在肩膀上扛着，合着乐曲沉重的节奏，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再后面便是挤满了大街望不见尽头的人流，男女老少都紧挽着手臂，迎着风雨高唱着《国际歌》，跟在后面缓步行进。

我看见游行队伍里人人都昂首挺胸，双眼闪烁着悲愤的火花。在斜风细雨中，湿漉漉低垂不动的战旗，语录牌上那些被雨水冲洗得苍白的脸，万千人沉重的脚步声，再加上无数条喉咙中发出的低沉悲壮的歌声，突然就在天地间形成了一种异常庄严肃穆的气氛，连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人行道上围观的人们，不论是哪一派的，都停止了交谈，注目于语录牌上那些年轻僵硬的躯体。

我突然在抬尸的人里面发现了老友蛮子。语录牌的一角压在他的左肩，他边走边抽泣还大声唱着，雨水和泪水流了满脸。与蛮子并肩抬着尸体的是青年教师廖元善（25年后，热爱戏剧的廖兄作了万县市文联主席），他俩臂上都戴着“毛泽东思想呐喊文艺造反队”的袖章。他们抬的语录牌上躺着一具穿草绿色仿军服的青年遗体，胸前挎着一个装有语录本的红布包，头上的长发被雨水粘在脸上，看不清面孔。我大声问：“蛮子，抬的哪个？”

“向中雄。”

我脑袋里突然响起一个炸雷。向中雄？十多个小时之前，就在后面不到500米的街角，他还兴致勃勃地对我谈音乐。我胸前的衣袋里还放着他昨天亲笔谱成的第一首歌曲，现在他却已变成了一具冰凉僵硬的尸体，仰躺在阴霾的天空下任冷雨浇淋……

我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后面的游行队伍，马上便有人从两边挽住了我的双臂，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跟随大家一齐唱着《国际歌》，昂首挺胸往前走。

游行在东方红广场的影剧院大门外结束。面对着整齐摆放在地上的一排排年轻的尸体，苍天已用雨水将他们冲洗得得干干净净。我在向中雄的脚前久久地伫立。他面色苍白，浑身透湿，躯体好似也缩小了一圈。我希望他能突然爬起身来，继续同我大谈音乐。但耳边回响着的哀乐声告诉我，他再也起不来了！永远也起不来了！

我突然明白，我们总有一天都一定会死去；但我们都不知道何时或如何死！21岁的我开始感觉到了死亡的恐怖。

当时我在向中雄身上确实没看到伤口。但在40多年之后，朋友李森对我说：向中雄的妹妹亲口讲，在为哥哥收殓时，发现向中雄左耳后面有一个子弹射进去的弹孔，但未找到弹头的出口。

后来，我学会了向中雄谱的第一首歌《小重山》。现在我已年过花甲，还唱得出来那首歌。早逝的向中雄谱写的第一首也是最后一首歌，这天底下怕就只我一人会唱了。但那歌单手稿，却因后来几次被抄家，失落了。

真原堂的枪声与血字

后来，我随许多人去已被取缔的“主力军”司令部看了现场。在真原堂大门外狭窄的巷道里和对面大街的墙壁上，都能清晰地看到密集的弹孔。在与真原堂有走廊相通的市招待所一间客房内，我们不光看到了墙上的弹孔，还看见有人用手指沾着鲜血写了“我是革命的”五个大字。白壁红字，分外耀眼。那些弹孔一直醒目地存在了十多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填补抹平。

当时的高67级学生、后来当了梁平县仁贤电器厂厂长的郑洪林，知道我在回忆“二月镇反”时，于2008年10月6日发来以下信件：

……67年2月21日晚，我住在与真原堂一墙之隔的市招待所，镇反时是被枪声和军队踢开门喝令举手弄醒的。对面房间没举手的一个学生被一枪打中肚子，后来，我看见他沾着血在墙上写下“我是革命的”几个字。另一房间的一个人被打穿手腕。墙上一副语录“八九点钟的太阳”被打出好几个枪眼……

写作此文时，我从收藏家王茂灿先生提供的资料上看到，这个被打伤腹部后再用鲜血在墙上写下“我是革命的”五个字的青年，不是学生，而是梁平农机排灌站的工人颜朝发，时年19岁。

事隔不到两个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里，对2月22日的事件是这样定的性：“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

但在30多年后出版的《万县市志•大事记》中是这样记录的：“1967年2月22日凌晨3时，万县军分区奉令镇反，宣布‘主力军战团’为反革命组织。上午10时许，发生部分学生和群众冲击驻军警戒线的骚乱，死亡33人。”

已任了两届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郑永松，当时是万县解放路中学高66级学生，解中赤旗分团的负责人。他对我讲：2月21日晚上，他和一些同学住在学校。22日凌晨，有人跑来说，军分区在镇压“主力军”，部队冲进了设在真原堂的“主力军”司令部，将熊道生（万县市东方红旅社服务员，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万县市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等头头全抓起来了。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马上激动起来，不是天天在喊“坚决同主力军团结战斗在一起”么？大家就决定冲进真原堂去抢回被抓的战友，就马上进行上街游行的准备，有人还跑出去通知住得近的同学。

天亮了，解放路中学赤旗分团就打着旗帜出来游行。出校门时，才几十个解中的学生，但沿途有许多赤旗派的学生和职工自发地参加了进来。走过二马路时，人越来越多，队伍就成了见头不见尾的人流了。他们高呼着口号，冲破了一道道戒严线，最后涌进了真原堂所在的那条约3米宽的巷子。郑永松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说，当时人太多，都在大声吼叫，场面很混乱，在那狭窄的巷子里，自己几乎是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跑，已经被推着冲过了真原堂的大门，也没停下来。

突然，枪响了。人们都没想到戒严部队会对红卫兵开枪。郑永松的后肩中了弹，他醒过来时已被士兵拖进了真原堂。屋子里有死伤的同学，军人替伤者进行了包扎，然后送到了专区医院。给郑永松动手术的丁院长对他说，根据伤口推断，你是被“撞弹”，也就是打到墙上撞回来的子弹打伤的。多年后，郑永松对我说，没有看到对准人群开枪，是射到墙上的“撞弹”伤的人。

监狱里“反革命”人满为患

据说，军队奉命镇反，原本只限定“主力军”这一个“反革命组织”和以熊道生为首的一批主要头目，大约也就十来个人。野战部队在2月22日凌晨执行了戒严和抓捕任务后，便离开万县市撤回了驻地。但既然开始了镇反，我们这社会便按照多年形成的习惯，将其视为一场“运动”，人人都要参与进来。受够了赤旗派欺压的红色派更是兴奋，不用发动便积极参与“镇反运动”。他们也不管自己单位的对立派是否“主力军”，只要对方与“主力军”有过联系，便将其大小头目和所谓“跳得高”的骨干分子视为“反革命”或“帮凶”，捆绑起来往公安局“扭送”。赤旗派的学生领袖钟嘉钰、应维忠等高中学生也纷纷被捕入狱。

本已半瘫痪的公安局于一夜之间焕发生机，立即在旧轨道上高速运转起来。最初，凡是“革命群众”扭送来的家伙，问都不问统统收监。才不过几天，看守所里便人满为患，那些每间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囚室内，都塞了四五十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晚上，“反革命”们紧挤着躺下去后，谁都别想再翻动一下身体。几天后，再也塞不进人了，便将原来法院街早已搬迁的地区监狱重新起用，把一些“罪恶较轻”的家伙转过去关押。但对于像流水一般继续“扭送”着涌进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场地还是有限。不得已，才开始对各单位不断“扭送”来的人先行询问一番，凡是家庭出身没问题，仅是一般成员的，便只得遗憾地拒收，让各单位带回去自行关押批判斗争。

为了腾出场地关更多的人，专政机关对已抓进来的人便想要从快处理。但幸亏才一个多月后上面就下令放人平反，否则不知又要造成多少冤案。我那位后来作过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朋友蔡华义，当年不过是个青年教师，在赤旗派内也只是一般成员，仅因“家庭成分不好”，抓进去后未提审过一次，便被内定判处死缓。当华义在平反时看到那份未及执行的判决书时，自已都不敢相信神圣的法律竟会如此轻率。

在这“红色恐怖”期间，凡造反派都是人人自危。胆大者纷纷外逃，上京告状。就是现在所谓的“上访”。胆小者怕又添个“畏罪潜逃”的新罪，只能呆在家里等着挨整。其实，挨整的人都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都是奉命造反，要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呀！

我虽未参加过任何一个群众组织，但在镇反的当天因好友向中雄的死，冲动之下跨进了抬尸游行的队伍。在游行到东方红广场时，我见到路边人群中有几个精米厂的红色派在对我指指点点。我猜想他们在说，这家伙在厂里伪装是个逍遥派，原来也是个赤旗派！我就担心再去上班会被革命群众扭送。家庭出身不好，又确实被多人看见我参加了“对抗镇反的反革命大游行”。若真被抓进去，肯定是个“组织上虽未参加，但思想上参加了”的反革命。我就不敢再去上班了。那个月已经干了20多天的工钱也不敢去拿。

或许是厂里忙着收拾正式职工中的赤旗派，顾不上我这个临时工。也可能是看见我的那几位老工人宅心仁厚，没在厂里添油加醋出我的言语。反正，我虽然丢掉了这份十分珍惜的工作，厂里也没来找过我的麻烦。

那段日子，真是后来的大字报上形容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白天夜晚，处处都在游斗“反革命”，男男女女一串串被五花大绑着游街，或捆在街边的台阶上被批斗。入夜之后，城里更是异常冷清，偶尔有几个路人，无不是低头缩肩远避着灯光疾走。大街上“掀起一场红色恐怖”，“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大标语令人触目惊心。当局还印了一本宣传“主力军”罪行的小册子到处散发，小册子图文并茂，在首恶专栏里，我看到熊道生等“主力军”的头目，其中还有我在民中时的那位又高又胖的同学王达天，他竟是什么“五人核心小组”的成员。后来听说，他被内定判处死刑！

人人都尽可能地避免外出，更不敢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这种形势下，许多人虽然住在城里，却与孤身被扔在荒漠中一样孤独。人们不敢走动打听，朋友间都断了联系。当年莫说一般百姓，连市里部局长家里也没电话。都不知道谁被抓了，谁在单位挨批斗，谁又外逃了。

我在家里才潜伏了十多天，吃饭的问题就出来了。当时人年轻，挣得钱时先交生活费，然后就乱花，不知道积蓄，经常囊空如洗。我与大妈住在一起，她老人家只有每月父亲给的6块钱生活费，还替姐姐带着我那小甥女。文革开始后，姐姐一家日子难过，小甥女的几块钱生活费也不能按时寄来。大妈就是想让我吃闲饭也吃不起。没办法，为了有饭吃，我只得出门去找活儿干。

一上街，便见到赤旗派的学生列着整齐的方阵，高喊着“请罪、请罪，向毛主席请罪”的口号，一队队在街道上巡游。这些被迫上街请罪游行的学生队伍比以前得势时反而显得更整齐，人人都阴沉着脸。学生们虽然合着领呼者在高吼着“请罪”，但任何旁观者都感觉得到，愤怒和委屈在他们年轻的躯体内汹涌。当局对此也无计可施。学生中参加赤旗派的比例太大。如我二弟就读的商校，他们年级就只有一个男生是红色派，虽然造反的学生头头被抓了，但在校园内，那一个红色男同学领着一群女生，任何时候都镇不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