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分裂发生得比较早，内部的纷争和分裂行动在运动的初期就开始了。而这时当权派——西南局和省、市委，保守派——学生中的官办红卫兵和工人中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的势力还非常强大。
分裂的具体事例突出地表现在1966年的“一一·一三大会”上。这次大会是造反派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等为了排除阻力、打开局面、促进文革运动的开展召开的大会。会上将要安排“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作检查。
1966年11月13日，大会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有20万人参加。大会刚一开始，就被红成下属的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川大八二六）以红成的领导“右了”、“修了”为名造了反。主席台上一片混乱。李、廖的检查没有作成，李井泉在若干人员的保护下趁乱离开了现场。这次大会，正式拉开了成都造反派分裂的序幕——而在其他许多地方，造反派才刚开始形成，正在团结苦斗。
这以后，造反派分裂双方的矛盾和斗争愈演愈烈，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形成了两大派：一派以川大八二六和兵团为主要力量，组织了“解放大西南联合总指挥部”（解大联总），一般称之为八二六派。他们的口号和行为比较激进，指责红成派“右了”，“修了”，“反帝必先反修，要打倒李井泉，必须先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分裂活动中处于攻势。另一派以红成和工人造反派组织红卫东为主，组织了“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地区联总），简称红成派。这一派比较温和，反击八二六派是“极左”、“分裂主义”，处于守势。
当时外地来蓉串连的造反派，态度各不一样。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坚决支持八二六派，他们发出的宣言、文告等，观点与八二六派高度一致，在有的大字报上还与川大八二六等联名签署。
而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下称挺进纵队）对于这种局面，是非常不满意的。他们不赞成成都地区在产业军等保守组织活动还非常嚣张的情况下，偏离了文革运动的大方向，造反派内部自相残杀，放松对走资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让他们坐山观虎斗，继续阻碍运动的进展。挺进纵队先后发布了《给全市革命人民的第三封信》（公开信是挺进纵队对外发布宣传文告的主要形式。第一封信的内容是落实“十六条”，坚决支持造反派；第二封信主要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反对经济主义）、《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接待室答群众问》、《告全市革命人民的第四封信》等多篇文告。油印成几十份“铺盖传单”（中字报）贴在全城各处的大字报栏。在文告中坚决反对分裂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对北地东方红、川大八二六等宣扬的造反派“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进行了批驳。同时，也对红成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笔者当时是挺进纵队的笔杆子，这些文告都是笔者负责起草的。
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成都地区也开始了夺权。但这完全是单方面的，川大八二六等11个单位，抢走了省人委（政府）的大印。对此，挺进纵队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是抢权、偷权，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夺权。这时还发生了一起可笑而又滑稽的３个人夺西南局大权的闹剧。1月28日晚，解大联总的3个人去西南局办公厅要王同臻（办公厅干部）交出大印。挺进纵队队长郑全体及几个队员刚好在现场，郑立即通过西南局的机要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值班的钱某汇报，根据钱的指示，制止了这种荒唐闹剧。
基于造反派内部闹分裂的现状，挺进纵队的认识很清楚，要克服这种倾向，光靠自己一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组成一支联合队伍，共同来反对分裂，促进大联合。1967年2月10日，由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北航红旗驻成都联络站、清华井冈山雄关漫道战斗队、西安交大六六战斗团南下造反队、解放军空字028部队（空军十三航校）红色造反总团、新华社四川分社红色革命六一○造反队等发起，决定筹备成立“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简称促进会）。
2月10、11日，在桐梓街统战部召开了促进会筹备小型座谈会。发言十分踊跃，众多造反派代表对当前的分裂现状忧心如焚，希望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市总工会造反团发言说：“两派的分裂也影响到单位自身，好多造反组织内部都有一分为二的苗头。”省人民医院造反兵团代表说：“他们提出‘造反派始终是少数’，这样下去，造反派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左。这种论调的实质是形左实右。”省邮电工人革命造反团发言：“他们现在的夺权排斥对方参加，实际上是派性夺权。我们希望首先实现大联合，然后夺权。”
12日，大联合促进会成立大会在盐道街四川人民出版社（当时改名为东方红出版社）召开。参加的有：新都机械制造公司星火造反兵团、五冶燎原战斗团、成都贫下中农新四军、成都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团永丰分团、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兵团三系造反团、成都十三中红卫兵团、成都教职工革命造反兵团、四川省商业厅捍卫毛泽东思想造反团、四川省新华书店革命造反战斗团、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红色造反兵团、成都市人委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四川日报社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成都联络站、各省驻川办事处“一四”红色造反队、北京化工学院红旗造反队、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亚非拉战斗队、清华大学井冈山驻成都联络站、北师大井冈山驻蓉办、三司驻蓉联络站、重庆中学生红卫兵红岩革命造反司令部、雅安中学红卫兵风雷战斗队等216个造反派组织（多为两派的基层组织），宣布成都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正式成立，通过了《促进会宣言》。确定了参加促进会的基本条件：“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坚持联合，反对分裂。”组成了以上述发起单位的负责人为主的勤务组。促进会提出的口号是：“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建立‘成都人民公社’，把权力交给工、农。”
14日，召开了勤务组会议。会议议定，促进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四川人民出版社。鉴于北航、清华等外地院校在蓉都只有几个人，空字028部队提出不便过多涉足地方运动，决定由重大八一五挺进纵队负责促进会的日常事务，推举纵队队长郑全体为勤务组召集人。会后，郑带领挺进纵队的20多人住进了出版社。
促进会办了一份机关报（小报），报名为《征腐恶》，取自毛主席词句“六月天兵征腐恶”，报头用的是毛手迹。笔者是主编之一。创刊号刊登的内容是《促进会宣言》和主要参加单位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由出版社革命造反总部出面联系，在一家专门为省市委和政府印文件的小印刷厂印刷，质量相当好。当时这家印刷厂的保密规章还在严格地执行着，编辑人员需处理校对及排版事宜时，都只能在门口的专用接待室接谈，不允许进入厂内。可惜的是，这张小报只出了创刊号就完结了。
促进会阵容不小，也有几家知名的造反派组织参加，好像很像回事。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实质性的工作，恰逢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出《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由成都军区主导的四川“二月镇反”开始。文革运动迅即转入低潮，造反派普遍遭到打击，不少的头头被抓捕关押，大联合等问题就说不上了，促进会也就自动解散。《征腐恶》还被成都军区指为“黑报”。郑全体也在一次辩论会上被成都产业军的人抓捕扭送公安局，关押在临时监狱大慈寺。
在文革复杂的条件下，由于指导思想及多种因素的决定，造反派的分裂有其必然性。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为反对造反派分裂，做了不少的努力，精神是可嘉的，效果是徒劳的。它主导成立的大联合促进会，从磋商、筹备到结束，存在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当“二月镇反”遭到否定，造反派两派内战再起后，原参加“大联合促进会”的各组织也基本上都分别站到了一派立场上，被卷入了内战。
2013年7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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