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篇节选自作者《良知的拷问》一书第八章第三节，原题为“毛泽东7·28召见讲话，我的解读和思考”。
大约是在1968年年底，我看到了一份手抄的毛泽东 7月28日召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的讲话稿。我把讲话稿抄在专门收录毛泽东未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稿、诗词等的专用笔记本上了，至今还在。这稿子比后来韩爱晶整理发表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要简单得多。不过，有关清华两派的谈话内容基本精神是一样的。
毛泽东的这次召见，非同寻常：
1、突然而定
“7月28日凌晨2时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严重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当时，毛泽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的湖南厅召集会议，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事件。”（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华夏文摘增刊614·文革博物馆通讯447）可以想象，那么多的中央首长在凌晨时分被红色电话机的铃声惊醒，揉着惺忪睡眼，带着睡意，心中不知道有多忐忑不安呢！
2、空前绝后
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召见五大领袖；毛泽东以下全部党政军首脑（除极个别如张春桥可能不在京的以外）悉数出席；召见时间比一般接见外宾还长许多的五个半小时；主要话题是清华的两派及其武斗以及由此引伸的教育革命等；对414这样一个群众组织明确的表态和对《必胜》的严厉批判。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此后也不再有的罕见举动。
3、意义巨大
这次召见，决定了团派和414的命运，也决定了全国造反派的命运。红卫兵、造反派走下了文革的舞台，文革初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束。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成为新的文革主力军。
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70）
当我看到这里，立时感到满腔的悲愤，犹如五雷轰顶、天旋地转一般的不能自已。我心里对着远方敬畏的神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一心一意用生命来捍卫您，捍卫您的伟大思想，捍卫您的革命路线。我们好几位414战士甚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您怎么能说我们414是反对您的呢？您要我们把火热的胸膛剖开让您看看我的心吗？那里面是一颗无限忠于您的红心啊！我们知道您对蒯大富是支持的，偏爱的。我们之所以成立414，是因为蒯大富他确实有错，他执行您的路线过左了呀！如果不是有人在您面前歪曲事实，搬弄是非，您一定会明白我们才是您最忠实的红卫兵！苍天啊……”
一想到在伟大领袖的眼里我们竟然是反对他的，他竟然那样的厌恶我们，我沮丧极了，难受极了，绝望极了！我甚至这样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悔不该拼死拼活地搞这个414！
这份讲话稿对我的刺激实在太深了。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多次研读过它。尤其是涉及到清华的，每隔几年读一次，都会有一些新的理解、新的感受。尽管我不是“七二七”的亲历者，更没有“七二七”的内幕秘闻可爆，我还是很想谈谈自己对这次召见讲话的看法和思考，其中也有一些主观的臆想和猜测，算是一家之言。
1、毛泽东为什么那样反感414
从这篇召见讲话中，可以明确看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他反感《必胜》所表达的“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
我在本书上一章中已经谈到了《必胜》本来的观点只是“414打天下，414坐天下”或“414为主打江山，414为主坐江山”。是毛泽东硬要上纲上线，把《必胜》的要害说成是“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他对“打天下者不能坐天下”的论调非常反感，说：“清华414说414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414！”（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4）
为什么毛泽东那么反感“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借召见之机，借《必胜》之题，要痛加批驳呢？那是因为这样的论调深深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触犯了他的忌讳。毛泽东本来就是农民造反派的头头，是他造了国民党的反才打下这座“共和国”的江山。毛泽东更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打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才坐上天下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论调岂不是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了他坐天下的合法性、正当性？对这样一种从根基上、理论上反对他、反对现政权的言论，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毛泽东看到《必胜》就龙颜大怒，一再声言“我不高兴”也就不奇怪了！
胜者为王败者寇。打天下者坐天下，这是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基本规律。一个敢于造反的首领，率领一群文武左右，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王朝。于是首领成了开国皇帝，文武左右成了开国元勋。他们打下了天下，也要世世代代坐天下。毛泽东（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等文臣武将）在“无产阶级”外衣下根深蒂固的“打天下坐天下”思想观念反映出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本质上依然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而已。
在我1967年批判《必胜》的时候，当时只担心《必胜》会传到江青那儿，没想到竟会传到毛泽东那儿。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召见讲话稿的时候，心里对周泉缨怨恨到了极点，以为是他让毛泽东对414产生了误判。实事求是地说，把毛泽东反感414的责任全部推到《必胜》、推到周泉缨头上，是有失公允的。毛泽东并非完全是因为《必胜》才反感414的。但是，因为《必胜》，无疑加重了毛泽东对414的反感。由于《必胜》貌似很有理论性，这让毛泽东认为414反对他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有理论支撑的。
其二：他反感414的“红线主导”论。
与团派提出的“彻底砸烂”论相对立的是，414提出了“红线主导”论。这是414思潮最基础的理论。
要是在文革前，尤其是毛泽东被政治上的对手攻击的时候，譬如像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刘少奇咄咄逼人的攻势搞得有点招架不住的时候，谁要是提出建国以来的成就是伟大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红线为主导方才取得的这样一番宏论，毛泽东一定是非常领情的。当年，林彪就是因为在大会上毫无保留地对“三面红旗”给予最坚决的支持，给毛泽东以最及时的援手，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当即把唯一一个“很好”的赞语给了林彪。414的“红线主导”论本意是为毛泽东解放以来的英明领导和伟大业绩歌功颂德的，但是在文革初期提，实在是提得不是时候。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由就是多条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文革初期，毛泽东对刘少奇正处于攻势，毛泽东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将刘少奇苦心经营的地盘彻底砸烂！而414提出的“红线主导”论，在毛泽东看来，既有为刘少奇评功摆好的嫌疑，又在否定他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妨碍他彻底摧毁刘少奇的势力。
毛泽东说：“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414就不赞成，414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73）毛泽东既说要“彻底砸烂”，实际上他又承认并非完全“彻底砸烂”。究其清华团、四两派恶斗的原因，这种悖论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对团派“彻底砸烂”论表示赞赏和支持，实质上就是他对414“红线主导”论的反感和否定。他以为蒯大富只要把“彻底砸烂”的意思向414解释清楚了，414就驳不倒了。他把414看得忒弱智了！如果说，蒯大富的“彻底砸烂”是“彻底砸烂旧清华”，那么毛泽东通过文革要彻底砸烂的是“彻底砸烂旧中国”（十七年来被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把持的那部分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欣赏、支持蒯大富“彻底砸烂”的根本原因。
其三：他反感414搞抬尸游行、炸高压线。
沈如槐承认：“派人炸高压线的电线杆是我在武斗中最愚蠢、最缺乏理智的决策，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这次行动……导致清华园及中关村部分地区停电四个多小时，给国家财产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了损失。”（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390） 我能理解沈如槐当时的心情。为了营救科学馆被团派火力封锁的一百多名414人员，才出此下策的。但是，情有可原，法理难容啊！因为这，让毛泽东反感414，我认了，414错得无话可辨。
至于“抬尸游行”，这算什么错误？当4月29日谢晋澄（自9）被汽车辗压而死的时候，“414抬着谢晋澄的尸体在清华游行”（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P344）。那时，414还顾及毛泽东的一点颜面，没抬尸到天安门去游行。但是此后两个多月来，中央不仅没出面制止武斗，武斗反而不断升级。7月4日、5日、6日连着三天，都有老四被冷枪射杀，414才在万分悲愤和极度绝望之下抬尸到天安门游行。这说明414对中央还寄托着最后的希望，敦请中央快快出手制止清华武斗。是的，在毛泽东看来，在庄严神圣的天安门广场上搞抬尸游行，那是丢了社会主义中国的脸，丢了文化大革命的脸，丢了他这个伟大领袖的脸，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为此，他非常反感414。我要说，他反感414是没有道理的。要说丢脸，是他自己在丢自己的脸！他发动、领导的文革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是他丢了中华民族的脸，丢了中国人的脸。414的抬尸体游行，只不过是在无意中把丑陋的、残暴的文革之脸向世人、向外人展示了冰山一角而已。
得益于通天的《井冈山》报，领袖对414的恶行一清二楚。至于团派的恶行，领袖概不知情，偶尔从别的渠道知道一点也以小将犯错误宽宥之。团派有这样的领袖撑腰，怪不得能肆无忌惮了！
其四：他反感414反对中央。
当毛泽东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江青马上接着起哄说：“414是反对我的。”跟屁虫谢富治接着江青说：“414也是反对我的。”江青在别处插话时还说：“我说414，你们不是必胜吗？414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2）
一个小小的414，竟然反了毛泽东、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中央文革，还反了没吭声的陈伯达，差不多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414都反了，真够罪大恶极的。
这里，只有谢富治说414想反他，我们是认的，没冤枉我们。反康生、反陈伯达，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并不代表414。对江青，我们有不满，但是没反她。至于对周恩来，414对他一向是敬仰的、感激的，要说反总理，完全是江青别有用心的恶意中伤和挑拨！
其五：他反感414右倾保守。
早在1966年8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知道蒯大富其人了。那时，蒯大富是一个被王光美的工作组、被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迫害的典型。毛泽东用这颗炮弹狠狠地炮打了刘少奇，把刘少奇拉下了马。在张春桥的授意下，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这为毛泽东的文革大业又一次立下了大功！蒯大富是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是学生领袖，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这些在毛泽东的心里是已经定格了的。
414是1967年4月才产生的。作为革命左派的对立面，天生就注定了是个“右”派（好听一点叫“保守派”）的命运。江青说：“甚至414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70）蒯大富是革命左派，深得毛泽东的偏爱，正红得发紫，414右倾保守，既没有为毛泽东建立寸功，反而不断地找蒯大富的麻烦，414凭什么讨毛泽东的喜欢？凭什么让毛泽东不讨厌？
这次召见，这篇讲话，让我们第一次直接地听到了毛泽东对414有那么大的不满和反感、那么深的厌恶和怀恨。
相比较蒯大富做了好几件令毛泽东欣赏、开心的大事而得到他的宠爱，也因此，他对414越加反感。
是否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对414的反感，也就是他对全国造反派中温和、保守一翼反感的真情表露？
2、毛泽东认可的“四不”方针让两派都失望之极
从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爆发的那一天开始，团派和414都盼望着中央早日表态和干预。当然，双方所盼望的表态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从中央文件和公开讲话中看，他向来都是反对的。这次召见讲话中，他也说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他接着马上就说，“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5）因为他认为“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同上P368）
所以，毛泽东并不是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武斗都一贯地坚决地无条件地反对的。在他认为需要“治”的时候和地方，他强调反对武斗、不许武斗。在他认为需要“乱”的时候和地方，他是默许武斗、纵容武斗、甚至想法搅乱。乱与治，都出于他的政治需要。
清华的百日武斗，正好处于毛泽东希望文革全局由乱到治的过渡时期。因此可以看到中央在清华武斗的前期和后期，执行着两种不同的方针：
高校学习班结束前后，北京市的一些高校已经爆发了武斗。北大发生武斗后，中央迅速表态了。这一表态，积极意义是北大武斗表面上被制止了，而非常坏的负面影响是，为得到中央支持的强势派蓄意挑起武斗逼中央表态加速打垮弱势派起到了示范作用。
毛泽东在召见时说：“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3）我不知道得到他认可的“四不”方针，北京市是何时出台的。我估计出台时间是在北大武斗之后清华武斗之前。这从北京市对北大清华武斗的不同态度就能看出端倪。这一方针，起码一直持续到6月底。这也解释了，在武斗初起的5月上旬，北京市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一个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由韩爱晶、王大宾等来清华调查武斗，但是，“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等原因最终失败。”（孙怒涛《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
谢富治、吴德知道毛泽东同意他们提出的“四不”方针，所以不会违背毛泽东的意志去做强力制止清华武斗这样既不讨好又很吃力的傻事。
到1968年7月初，毛泽东对全国近似内战的武斗局面已经不能容忍了。再这样下去，文革就要失控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真的想“治”了，再也不想继续“乱”下去了。《七三布告》的发布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于是，7月15日，谢富治等北京市领导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上交枪支（“7月15日上午，蒯大富在市革委会开完会后，蒯大富要求接见。谢富治、吴德、丁国钰、温玉成、黄作珍等接见蒯大富。谢富治等要蒯大富(1)上交枪支；(2)要清华两派提出制止武斗方案；(3)要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1）逮捕罗、文、李、饶；(2)宣布沈、陈、张、刘等4头头为反革命；（3）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4)拆除414的工事。”（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0）蒯大富的建议明确地拒绝了谢富治的要求，也堵死了自己的最后一条生路）。这实际上是上层对蒯大富的严重警告，也是给蒯大富以最后的机会。
对于上层在清华百日武斗期间前后期所采用的两种不同的方针（“四不”方针是只能感觉没有明示的），清华两派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团派方面
武斗爆发前的4月22日晚，新航空馆里“一场空前严肃的（团派）总部会议召开了，中心议题是清华要不要武斗。一些人坚持要打，他们列举了许多例子，指出，敌人已经磨刀霍霍，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会场议论纷纷，显然主战派占多数。……会上，也有人这样认为（在五柳村网站2011年2月15日发表的《陈继芳：1968年清华园“百日大战”亲历记》一文中，“鲍长康的见解很独特，他说”代替了此处的“也有人这样认为”）：‘中央对清华两派的斗争始终不表态，可我们不能总是这样与414僵持着，也许只有武斗才能迫使中央尽快对清华问题表态。’”（陈继芳、马小庄《潮起潮落》，P109）蒯大富说：“清华武斗之前，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蒯大富又说：“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同上）显然，挑起武斗，逼中央表态，用中央的表态压垮414，这就是团派挑起武斗的目的。
什么样的表态是团派期望的？我猜测：要是中央表态说414是挑起清华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已经由一个右倾保守的群众组织沦为被“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所操纵的反动组织，那么，把414彻底压垮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团派有这样的指望，并非是白日做梦。根据以往江青、谢富治等大人物对团派坚决支持的态度，参照北大的先例，不少团派人士估计武斗打起来以后，快则一二天，迟则三五天，中央就会表非常有利于团派的态了。对此，团派信心满怀。
事实上，团派可能得到的中央表态比他们所期望的要大得多。毛泽东在召见中讲了“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这是货真价实的最高指示啊！远非1967年4月蒯大富曾经拼凑“414上台，不行！”那样有水分的“最高指示”可比。这个“414是反对我的”最高指示，对414的杀伤力，犹如立即处斩、就地正法的死刑宣判一般，顷刻间，414会作鸟兽散。可惜的是，这一最高指示发表的时间晚了点，恰如马后炮，对团派已经没多大的帮助了。要是在武斗刚开始的时候，或者在武斗期间，甚至在“七二七”前的十几天发布这样的最高指示，团派发动武斗、求助于中央表态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
武斗挑起来了，令团派大失所望的是，中央也好，毛泽东也好，对清华的武斗一直没有表态。
可能蒯大富也不知道中央不表态是因为此时正在执行着“四不”方针，他没有认真地琢磨中央不表态意味着什么。团派既没有利用“不表态”不计后果地疯狂进攻414（各种条件所限也是重要原因），也没有因为“不表态”退而停息武斗（可能骑虎难下吧）。就这样，在占优的局面中与414打打停停地胶着着。
到了7月份，眼看414已经被逼上悬崖，这个时候，中央出台了《七三布告》，始终偏袒蒯大富的谢富治也开始叫停武斗。团派对此是极不情愿的（严格地说，此处应该是仅指团派中的鹰派。沈昆对笔者说过：“我记忆中并不知道有此谢富治叫停武斗之事，很可能是老蒯或团派头头贪污了。我以为，如果当时老蒯如实传达了谢的要求，在团派内充分民主讨论，团派可能达成某种停止武斗的解决办法，因为当时一线武斗人员绝大多数都已经感到厌倦了。”）。明摆着，这样做给414有喘息的机会，不让团派取得眼看就要到手的最后胜利。
总之，团派对中央在百日武斗中的前后两种方针和态度全都没看懂，全都不满意。
414方面
在武斗爆发之前，那时我还在学校里。414总部开会和头头们底下议论的时候，说的最多的都是“如何应对武斗”。也在如何应对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在科学馆内安装铁门，加强“李文忠学习班”的训练等。实事求是地说，414对于如何防止武斗想得很少，说得很少，做得很少。我与绝大多数头头一样，都感觉到武斗将一触即发，无法避免，应对武斗是当务之急。
414从来就没有讨论过“要不要武斗”的问题，因为“要不要武斗”的决定权不在414方面。414深知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都站在团派一边，414要是挑起武斗只能招来棍棒格杀，自取灭亡；只能引来包括414群众在内的广大师生员工的严重不满，众叛亲离；只能让团强四弱的局面更为不利，雪上加霜。要说414想维持分裂的现状，拖着，以求将来联合的时候筹码可以更重一些，这样的想法是有的。但是想从武斗中捞取政治上的好处的想法是没有的，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捞。414真的不想武斗，不能武斗。因为政治上打不得，实力上打不赢，武斗对414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一个小小的火星就会引爆炸药桶的敏感时刻，414做了一件错误的、不明智的事情：抓斗陶森。团派认为抓斗陶森触及了他们的底线，是引爆武斗的导火索。团派可能找其他借口甚至谣言（如414在大礼堂藏匿了“480根长矛”（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P340）来挑起武斗，但是抓斗陶森实在是414以自己的错误给了团派挑起武斗的口实。“四二三”武斗终于爆发，演变成百日大武斗。
414在武斗中对中央的态度，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些过程：
先是失望。
武斗爆发以后，以“救火大队长”著称的李钟奇副司令员不再来清华“救火”了。海军宣传队撤离清华了。北京市革委会就清华武斗发表了一纸无力的声明后再无实际下文了。种种迹象表明，清华爆发武斗以后，情况十分反常，负有责任的上层竟然都成了“围观者”，谁也不来管清华的死活了。414寄希望于中央和北京市出手制止清华武斗的希望落空，感到深深的失望。
继而丧失信心。
本来以为，这场武斗“发生在首都，发生在毛主席的身边，终究不会打大，打久，中央不会长期不闻不问”。（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367）但是，都打了一个多月了，经过“五三○”大战，双方都死了好几个人了，上层依旧不闻不问。414对上层干预武斗已经一点点地失去了信心，前途感到十分渺茫。
接着是愤慨。
等到武斗进行了两个多月，7月上旬，那几天，每天都有414的人被团派的冷枪射杀。这都是《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发生的惨案。414的情绪极度悲愤也是极度愤慨。抬尸游行是超乎常理的行为。但是，除了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向中央表达请求立即制止清华武斗的十万火急的心情以外，还能有什么样其他比这更合适更理智的方式呢？414是多么祈望《七三布告》能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啊！
最后是绝望。
当救援科学馆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以后，414陷于绝境。救又救不了，撤又撤不出，连一向意志坚定的沈如槐也产生了“只要科学馆的战友安全突围，我们就立即撤出清华”（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392）的念头。我相信，“七二七”前的最后几日，414在绝望中的坚守，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只好听天由命了！
如果414因为失望、绝望、愤慨而被激得完全丧失了理智，采用血债要用血来偿还的报复手段对付团派，那就正好应了毛泽东“暴露坏人”的预言，414肯定会落得个被当做土匪一样歼灭的下场。
所幸414在百日武斗中一直坚守防御的立场，而且是纯粹的消极防御。这明显与军事原则不相符的。在军事上，即使是防御，也应该是积极防御，在防御中抓住有利战机进行反击，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但这是派战，是武斗。既然被迫参加了武斗，唯一可行的就是以消极防御表达不愿武斗的意愿和不屈从团派挑起武斗的意志。
清华发生残酷、血腥、长达百日的大武斗，团、四两派都有责任，但最大、最主要的责任是在上层，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各地的武斗，究其总根子，全在于文革的理论和文革的发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宣扬的谁的拳头硬谁就有发言权的斗争哲学，以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革命经验都为武斗埋下了种子。他纵容暴力夺权，江青鼓吹“文攻武卫”，都造成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局面。其次，要不是他采用了令两派都失望都不满的“四不”政策放任清华武斗，近在他眼皮子底下的清华即使发生武斗，也是完全能制止得住的。
3、毛泽东为什么没把七二七行动预先告诉蒯大富
几十年来，令团派最想不通并且一直纠结着的疑团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把派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的决定预先告诉蒯大富。
蒯大富说，“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来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此话，我完全相信。要是预先知会一声蒯大富，团派对工人宣传队所表现出来的欢迎程度，起码在表面上绝对不会逊于414。
蒯大富认为对他封锁如此重大的消息是一个阴谋，一个“可能是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同上）的阴谋。
就在几年前，我参加过一次团派头头和骨干的小型聚会，他们还在继续孜孜不倦地追寻这一历史的真相。“七二七”那天，团派遭遇了灭顶之灾，他们想弄明白团派究竟是“死”在谁的手里的。
由于“七二七”这一历史事件的全部真相还没有揭秘，对于毛泽东为什么没把派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的决定预先告诉蒯大富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猜测。我也是。
“七二七”这次行动的决策、实施过程，韩爱晶是这样说的：
1968年7月的某一天，“毛泽东问机要员谢静宜，怎样看待校园的武斗？谢静宜当即表示反对武斗。毛泽东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组织工人去清华大学宣传中央《七三布告》，制止武斗。谢静宜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分头做准备工作。还让原来在清华工作过的海军干部去团派总部要来清华总平面布置图。……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蹲在地上，俯视清华平面图，他用大手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7月22日、7月25日，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先后两次组织一些工厂群众专门去清华大学周围游行，呼口号。……7月26日晚，8341部队牵头，北京卫戍区配合，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集61个工矿企业负责人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8341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宣传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拆除工事。”（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1）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
1、这件事情的筹备过程有好多天，具体参与筹备的也有好几个人。“七二七”行动并非是心血来潮的临时决定，也非个别人知晓的秘密行动。
2、毛泽东是“七二七”行动的最高统帅。原则大事，如哪个单位牵头，哪些单位配合、派多少工人参加、怎么进清华、现场哪些人指挥，这些都是在毛泽东那里决定的。
3、毛泽东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对于区区三万工人进清华的一次行动，毛泽东没有掉以轻心。他蹲在地上指点地图的架势，不亚于他当年指挥百万雄师的三大战役。这不仅是为了过一把久违了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瘾，还因为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通过制止清华的武斗来达到平息全国武斗的目的。
4、为此，毛泽东打破惯例，反常行事：（1）派工人去制止武斗。往常北京市发生了武斗，都是由卫戍区派解放军去制止。如果仅仅为了制止清华的武斗，遵循常例就是。蒯大富既不会开枪抵抗解放军，清华武斗也一样能被制止。以往的经验告诉毛泽东，那样只能解决清华一时一地的武斗问题，不能解决清华武斗的根源问题，更不能解决北京和全国范围的武斗问题。毛泽东是着眼大局的。他派工人去制止武斗，这样的方式是过去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完全出人意料。（2）派出了三万之众。三万工人与五六百人的武斗人员，几乎是50:1的绝对优势。三万工人涌进清华，因为武斗而空旷的清华园里将满地都是工人，区区几百个武斗人员立即会陷入工人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架势，工人不是来论理的，而是以多压少硬做的。识时务的，和平解决；不识时务的，就强迫解决。无论团派还是414，只许服从，不许讨价还价。（3）由8341部队指挥，卫戍区参战，海军宣传队带路，主体是工人。军民一体，各自发挥优势。
一旦以这样的非常手段、非凡魄力解决了清华武斗的老大难问题，再通过大规模的舆论宣传，那么北京其他发生武斗的高校，全国还在发生武斗的地区，都能正确无误地接收到伟大领袖下决心要解决武斗的信息了。解决清华一个点，影响全国一大片。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非常规的手段，才会有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效应和震慑各地造反派的强劲威力。毛泽东确实想出了一着非凡的高招、妙招、绝招！
毛泽东拍板决定派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的时候，有没有嘱咐有关人员给蒯大富打一声招呼呢？有三种可能：
1、明确嘱咐通知蒯大富。
2、明确嘱咐不要通知蒯大富。
3、没有明确交代要不要通知蒯大富。
1、要是毛泽东明确向某人交代要预先通知蒯大富，我看没有哪个人吃了豹子胆敢贪污“最高指示”的。当迟到的蒯大富扑在毛泽东的怀里恶人先告状，对毛泽东哭诉“杨、余、傅黑后台操纵十万工人，严严实实地把我们清华包围起来了，分片包围，学生跟他们讲理，工人就把学生拉到卡车上带走了”（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5）的时候，毛泽东听了,马上就问谢富治、温玉成：“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同上P365）接着毛泽东又马上追问：“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同上P366）从这两个细节中可以看出，要是毛泽东事先交代过要通知蒯大富而该人有意或无意遗忘了的话，毛泽东肯定会追问个水落石出、责备此人的。即便是周恩来，我想毛泽东也不会放过。如果有人真的忘了通知蒯大富，看到事态发展到这样严重，龙颜已经震怒，即便不是吓得屁滚尿流，肯定早就心惊胆战，赶快坦白请罪的。所以，毛泽东明确交代了要通知蒯大富而经办人故意隐瞒不通知，故意要让蒯大富犯一个大错误，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样的“阴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2、毛泽东明确交代不要预先通知蒯大富的可能性也是极其微小的。难道毛泽东有意要测试蒯大富的应变能力？果真这样，当然是没有哪个人敢泄露天机偷偷通知蒯大富的。
3、最大的可能性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想到要不要通知蒯大富这码事。这非常符合毛泽东的办事风格。他向来是只抓大方向，不过问细节的。
尽管毛泽东没想到要通知蒯大富，但是他对蒯大富是有基本估计的。《井冈山》报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414挑起了清华武斗，蒯大富只是没有能力平息武斗而已。他相信蒯大富会欢迎工人制止武斗的。
毛泽东认为：“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4）“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同上P369）这样非同寻常的声势，以及通过各种形式给蒯大富“间接打了招呼”（同上P370） ，本来很聪明很机灵的蒯大富应该用不着费太多的脑筋就能想得到工人是谁派的。
毛泽东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同上P368）的蒯大富，已经蠢到失去了最起码的判断力，蠢到没一点智商了。毛泽东太相信蒯大富了，结果看走了眼了。毛泽东对自己也太自信了，以为三万工人一到，两派定会夹道欢迎，武斗立马停止，人们山呼万岁。所以，在策划“七二七”的时候，毛泽东根本就没有“万一蒯大富抗拒工人怎么办”的应对预案。
一方面毛泽东很想帮蒯大富，给他梯子下。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学生领袖、造反派头头，想通过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测试他们的政治智慧，考验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既锻炼他们，考验他们，也测试、甄别他们。这也不能完全排除的。
如果毛泽东是这样的态度，那些知道“七二七”行动的中央要员，在要不要通知蒯大富的问题上，就要大费脑筋细思量了。
8341部队的负责人，与“清华井冈山”素无交往，没有义务要预先告知蒯大富。8341是“御林军”，其地位是“清华井冈山”不可能相比的。谢静宜、迟群等人“根本不把蒯大富放在眼里。……（他们）有心防止意外泄露。他们怕蒯大富知道了会严加准备，搞名堂不好办。”（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9）像迟群这样喜欢出风头、有政治野心的人，对这次行动要绝对保密才可能做到一鸣惊人。
北京市革委会的吴德、丁国钰，北京卫戍区的黄作珍、李钟奇等人，他们在这次行动中只是配角。而蒯大富“对于市革委会吴德、丁国钰根本不放在眼里；对卫戍区黄作珍的话不会听，更是藐视李钟奇等人”（同上P350）他们对蒯大富的张扬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他们心里巴不得蒯大富摔一个跟斗，哪会多嘴去通知蒯大富呢？
周恩来，从“七二七”行动的策划和操作过程来看，如果毛泽东完全绕过了他，他即使知道了这件事也绝不会插手，只会冷眼旁观。如果在“七二七”行动之前毛泽东告知了他，做事一向慎密的他对这样一件事情该涉足多深肯定把握得极有分寸。只要毛泽东没向他交代要给蒯大富打招呼，他是不会主动去通知的。何况他的内心对蒯大富也没多少好感。
估计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都没有参与策划此事。如果江青知道此事，即使毛泽东没有交代通知蒯大富，凭着江青对蒯大富的关爱，她是极有可能预先通知蒯大富的。即便事后毛泽东责怪江青多嘴多舌，江青倚着夫人的身份，或撒娇或撒泼，毛泽东对她也奈何不得。只因为江青没有参与此事，所以蒯大富这一最重要的援手没有发挥作用（《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杂志刊载了一篇在2004年7月对李传俊的访谈录《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文中提到江青事先知道“七二七”行动。若果如此，笔者认为江青没把“七二七”行动事先通知蒯大富是她的一时疏忽或对蒯的过于相信）。
至于林彪及中央军委的大员们，似乎更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与他们关系不大的这件事。
所有预先知道“七二七”行动的中央要员中，唯有谢富治的处境最为微妙也最难受。蒯大富与谢富治的交情最好，对这样一个与蒯大富有极大利害关系的重大行动，谢富治从心里说是非常想通知蒯大富的。但是，谢富治在这次行动中同样并不是主角，他也仅仅是被知会了配合一下这次行动而已。毛泽东又没有向他交代通知蒯大富，他猜摸不透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不敢擅自泄密。要是仅仅为了讨好蒯大富而泄露了天机，招致毛泽东的批评、猜忌甚至责骂，那样做是完全得不偿失的。另外，谢富治在7月中旬几次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解除对科学馆的封锁。一向对谢富治比较听话的蒯大富，这次连谢富治的话也不听了。这让谢富治在毛泽东的面前说不响话了，谢富治心里对蒯大富也是不很满意的。所以，我想谢富治在“七二七”前的那几个晚上反反复复地前思后想，一定在为要不要给蒯大富透露点口风而纠结着。最后，权衡再三，还是没有通知蒯大富。很可能谢富治有侥幸思想，以为不预先通知应该不会出大问题的。没想到蒯大富竟然头脑发热到会开枪抗拒。
在召见现场，表现最反常的也是谢富治。蒯大富还没有来的时候，谢富治在毛泽东面前两次都说是蒯大富“不肯来”，“（这连）韩爱晶（都）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3）蒯大富后来说：“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这样一个与他政治生命攸关的重大信息，有不少人（如吴德）可以告诉他，有一些人（如谢富治）应该告诉他，却都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这谜底蒯大富即使想一辈子恐怕都难以猜中了。
对于“七二七”这件事，蒯大富先后怀疑有两个阴谋。一开始怀疑的是黑手背着毛泽东操纵欺骗工人镇压团派的阴谋。这个阴谋在毛泽东对蒯大富前后说了四五次“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5）以后，蒯大富不得不打消了。紧接着他怀疑另一个阴谋，那就是工人确是毛泽东派出来的，但是在这过程中有黑手从中作梗，玩了花招，设下圈套“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 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这“阴谋说” 几十年来，始终困扰着蒯大富无以解脱，始终是一个“没想明白的疑惑”（同上）。
我想对至今还在钻研和破解“阴谋说”的那些团派朋友真诚地说一声，别钻这个牛角尖了。蒯大富的知心好朋友韩爱晶说：“知情者没人真心想帮蒯大富，也没人想告诉他内幕。……（这都是）由于蒯大富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恶性膨胀走向反动。”（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9）诚哉斯言！清醒的旁观者一语中的！“全身浮肿”的蒯大富首先是被自己打败的。骄横不可一世的团派也是被自己打垮的！
4、毛泽东对蒯大富、414、工人的态度迥然不同
先说对蒯大富的态度
在整个召见过程中，毛泽东对蒯大富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是震惊。毛泽东派出了三万工人去清华，并由他信得过的8341部队组织、指挥，对这次行动的结果肯定有过设想的。我想他认为两派在声势浩大的工人群众面前都会乖乖地服从。他绝对没有估计到对他一向敬仰，对中央文革惟命是从，对文革思想理解最透，对他的战略部署跟得最紧的蒯大富会武力抗拒，而且还打死了工人。所以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感到极度的震惊，他简直不相信造反派真的造反了。
接着是着急。深夜里，他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全叫起来，把五大领袖全都召过来。他要当面质问蒯大富，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召见一开始他就关心地问：“蒯大富没有来？”（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3）“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泽东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同上P363）后来的话题有点东拉西扯拖时间，显然是毛泽东在等着蒯大富的到来，那份迫切的心情流露得一览无遗。
痛惜得流泪。蒯大富来了，他“一下就扑到主席怀里，头靠着主席的胸口，嚎啕大哭，边哭边告状……毛泽东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同上P365）那情景，就像最疼爱的孙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一样，做爷爷的如万箭穿心般的难受。
解释和表白。毛泽东一边三番五次地向蒯大富解释“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同上P365）一边多次表白“今天（召见）没有邀请414（的人来）”（同上P369），“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同上P354）生怕蒯大富内心对他有怨恨情绪。
批评和责骂。闯了那么大的一场祸，当然要狠狠地敲打敲打蒯大富的。毛泽东批评蒯大富“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70）警告他“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同上P368）。最厉害的责骂是“蒯大富，你真蠢哪……你们井冈山很蠢……这一次你们很蠢”。（同上P370）连着用了三个“蠢”字，完全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口吻。
检讨和认错。要毛泽东做检讨是很难的。当着那么多中央要员的面，同时也当着几个年轻娃娃的面做检讨，更是难乎其难。但他十分罕见地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同上P370）毛泽东这样放低身段主动承认“错误”，唯一的目的，我想就是为了减轻一点蒯大富的犯罪感和心理压力。
肯定和鼓气。蒯大富栽了一个大跟斗，但是不能让他失去斗志和信心。毛泽东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同上P354）“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同上P370）这些都是对他的肯定。清华联合的时候，“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同上P370）退回到一年多前《四项协议》的基础上去。这都是对他的鼓气。对于蒯大富这样的学生领袖，毛泽东认为气可鼓而不可泄。
殷殷嘱托。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召见结束时刻。韩爱晶说：“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泽东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没想到，在他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泽东主席又回来了，大家又赶紧迎上去。毛泽东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泽东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毛泽东说了一会儿，五个头头又跟毛泽东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泽东主席走了。”（同上P373）毛泽东这般殷殷嘱托的护犊之心，我想蒯大富要是不感激涕零才怪呢！
不骂蒯大富，难解心头气。骂得太凶了，怕蒯大富泄了气，也怕414翘尾巴。毛泽东要把分寸拿捏到恰如其分，也真够难为他的。
再说对414的态度
毛泽东派工人进校制止武斗的时候，他估计两派都不会抵抗。当周恩来向他报告在清华大学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我猜想，毛泽东第一反应肯定是414在武力抗拒。通过江青、谢富治的不断进言，以及他经常阅读《井冈山》报，在他的脑海中早已烙下了414是闹分裂的，要夺蒯大富权的，竭力挑起武斗的深刻印象。在毛泽东看来，作恶多端的414进行垂死挣扎是很容易理解的。
真要是414抗拒，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泽东早就想好了：“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0）
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竟然是团派武力抗拒工人，414真心欢迎工人。这完全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也是他无法接受的一个尴尬事实。一个“搞抬尸游行”，“搞砸（炸）电线”，“也没有通知”的414，“为什么他们欢迎？”（同上P370）毛泽东可能到死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是414欢迎工人，而不是蒯大富欢迎工人。这让他的颜面往哪里搁啊？所以他恼怒地责骂蒯大富：“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同上P370）
因为团、四两派的表现截然不同，善恶分明，所以在召见中，毛泽东对如何评论414，如何对414定性，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我总结了一下，大致有三点：
不再公允：作为领袖，对于社会上已经普遍存在的造反派分裂成的两派，虽然他内心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极少公开点评，极少公开批评。他得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但是在这次召见中，他放弃了这样的立场，连表面上的公允也不再保持了。他一再对蒯大富表态说“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同上P369）“不管运动中（你们）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着）你们的。”（同上P363）
明确定性：毛泽东明白无误地对414做了“414是反对我的”（同上P370）这样的定性。我一直在琢磨，毛泽东对414的这个定性，在内心早在半年甚至一年以前就形成了，为什么一直不说出来呢？看来他是要选择最需要、最适当的时机。这一次，414与团派的表现，反差实在太大了。已经到了“现在414高兴了，井冈山（快要）垮台了”（同上P369）的危急关头。他必须一拉一打，才能挺住团派不垮台，才能把414的“高兴”劲儿打下去。
软硬兼施：毛泽东说，“对414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同上P369）“对414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及笔者1969年收藏资料《68.7.28召见讲话》）这种“争取群众、区别头头”的政策是分化瓦解的政策，是对待反动组织才采用的政策。一看到这样的政策，我的脊梁背就发凉！至于毛泽东说“沈如槐当副校长”（同上）这样一根胡萝卜，似乎只关乎沈如槐个人，与414的整体命运无关。
如果毛泽东当时只说“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这句话，那么414当天就会按反动组织被取缔的。但是他还说了一些与此有点矛盾的话。他说：“要消灭414也不行”，（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9）清华要搞大联合，“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同上P370）这样说来，414又好像是一个群众组织，而不是反动组织了。
这样一些可紧可松模棱两可的最高指示，如何贯彻执行，足以令在座的中央首长和学生领袖们反复猜测、绞尽脑汁的了！
现在再通读毛泽东这篇召见讲话，他说的“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这“反对”一词，可能并非是政治上“反党反毛主席”，性质是敌我矛盾的“反对”，而是与毛泽东文革思想、文革路线不一致，右倾保守，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对”。不管哪一种反对，在那个既极左又极端的年代，毛泽东钦定的“那个414是反对我的”罪名要多严重就有多严重。它足以把414压得顷刻间灰飞烟灭，足以把414的头头送入无产阶级的大牢！
最后说说对工人的态度
在“七二七”事件中，来清华制止武斗的三万工人，他们才是主角，是出了大力的，又是最大的牺牲者。
但是，这次召见，414没份儿，连工人也没份儿。
414没份儿的原因，毛泽东已经说了，因为他偏向蒯大富，所以尽管414会不高兴，他也不让414来。其实，414对领袖的安排哪敢有不高兴的胆量哦。不被召见，那是小事一桩。科学馆里的老四死里逃生了，武斗终于停止了，这些足以让414以手加额，欢天喜地的了。
倒是工人，他们挨了打，流了血，负了伤，死了人，这情况毛泽东是知情的。虽然召见中他也多次提到工人，但都是在叙事的过程中顺便提及的。只有一处，毛泽东算是比较正式地提到工人：“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5个工人，打伤工人”。（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9）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731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也没有对下属交代一句要他们高度负责地妥然做好善后工作的话。没有！统统没有！
当我听到他对蒯大富的全力支持，看到他对蒯大富落难时的流泪，觉察到他对蒯大富的一腔柔情的同时，我也痛感到了他对工人的薄情、寡情和无情，他的冷血和铁石心肠！要知道，这些工人，都是受他之命而受伤、而流血、而丧命的！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同上P368）妄想以威力强大的“精神原子弹”抵御土造的却是会致命的长矛手榴弹，是那个疯狂年代的荒唐！
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那五个死难工人的躯体还没有完全冰冷，他们的亡灵正游走在黄泉路上。五个破碎的家庭正在呼天抢地地哭喊着亲人的名字。那几百名伤员正在忍受着伤痛的煎熬，有些正在手术台上与死神搏斗。要是他们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在召见的时候对蒯大富与对工人是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死得其所吗？会觉得伤得值得吗？
因为毛泽东派出了工人，414得救了，所以，无论怎么说，414还是应当对毛泽东说一声谢的。但是，没必要感激涕零，跪拜叩谢。因为，毛泽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他的文革大局。他派工人来清华的本意是给蒯大富梯子下、替蒯大富解围的，并非是来救援414的。414所要万分感激的是参与这次行动的三万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尽管他们也是受毛泽东之命而来的，他们毕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的救命之恩！
死难的这五位工人，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牢牢记住他们：
王松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被手榴弹炸死；
张旭涛（北京541厂工人），被手榴弹炸死；
潘志洪（北京市供电局工人），被手榴弹炸死；
韩忠现（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被长矛刺死；
李文元（北京橡胶四厂工人），被开枪打死。（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为什么召见时毛泽东对蒯大富、对414、对工人的态度迥然不同？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明白：那就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蒯大富是他疼爱的亲孙子；414是招他嫌的野孩子；而工人，只不过是充当他“炮灰”（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3）的家丁而已。
5、蒯大富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
错误判断
蒯大富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在作出判断之前，他也是先做了一番调查的。打电话到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找不到江青和谢富治，工作人员都没明确告诉他工人是不是中央派来的。我猜想，蒯大富认为工人要是中央派来的话，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都会预先知道的，蒯大富所深信的江青、谢富治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他的。现在，江青、谢富治都没给他信息，从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那里都得不到明确的回答，于是蒯大富就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工人不是中央派来的，是414的黑后台伸出的黑手来镇压井冈山援救414来的。
另一些相反的信息并不支持是黑手操纵工人来镇压团派的判断。譬如，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并没有肯定工人不是中央派来的；蒯大富“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和我们是一派的。……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这些很关键的重要迹象都被蒯大富忽视了。蒯大富看到了他的好朋友鲁文阁，都没当面去问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信息矛盾、局面混乱的状况下，有点吓昏了头的蒯大富顺着根深蒂固的“414有黑后台”的思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有意思的是，韩爱晶一听到清华来了许多工人制止武斗，他在下午也跑到清华实地察看了一番。他一见人山人海的工人，马上就想到：“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及笔者1969年收藏资料《68.7.28召见讲话》）他的判断与蒯大富截然相反。韩爱晶的判断其实也是一个平常百姓的判断，用不着太高的政治智慧。蒯大富是当局者迷。
让蒯大富产生错误判断的还有下面几个原因：
1、首先，正如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的，是因为蒯大富“害浮肿病”了。他自恃是文革骄子，老子天下第一，除了毛泽东、江青，谁也管不了他，他也是谁的话都不听，谁都信不过。
2、在蒯大富的思想深处，一直坚信414是有后台的，而且这个后台身居要职、能量极大。这个后台平时支持414对抗团派。现在派几万工人进清华就是这个黑后台伸出的黑手，目的就是要拯救濒临绝境的414。
3、蒯大富亲眼见到的现实也印证了工人是被黑手操纵的：科学馆里的414都被工人解救出来了；一个个老团被工人抓走了；工人正在拆除团派的工事，收缴团派的武器，摧毁团派的战斗力。
4、联想到“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的一个群众组织。1967年8月4日，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血洗“上柴联司”，死伤惨重）的下场，蒯大富就像是遭遇了灭顶之灾，感到“很恐怖”、“非常恐怖”。（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蒯大富以及团派总部的委员们集体丧失了正常的思辨能力，连常识都没有了。
错误决策
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于是，蒯大富他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同上》、“必要时可使用武器”。（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我猜想，当他们做出这一决策的时候，面对“黑手”的血腥镇压，面对实力悬殊的强大敌手，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心中必定涌起了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悲壮豪情！
错误的判断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判断毕竟只停留在认识上，错误决策是一个性质更为严重的错误。错误决策一旦付诸行动，立即会造成重大的伤亡。可以这么说，当蒯大富作出这个错误决策的时候，蒯大富本人的命运，整个团派的命运，乃至全国造反派的命运都已无可挽回地决定了！他们的前程都要被葬送了！文革历史的轨迹又一次发生转折了！
错误的判断往往导致错误的决策。但是，错误的判断并不是必然会做出错误决策的。历史上歪打正着的事情很多，歪想正做的事情也并不鲜见。
假设一下，就算三万工人是被“黑手”操纵来镇压“井冈山”的，蒯大富也可以作出另一种决策：那就是不对抗，由着工人做。大不了工事被拆除了，武器被收走了，老团被带走了。即使这样，清华“井冈山”也变不了“上柴联司”。
因为，清华是在北京，离毛泽东近在咫尺，不是远在上海，更不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边陲。十万工人（这是蒯大富估计的）来清华这样的惊天大事，不出十二小时毛泽东肯定会知道，肯定会干预的。
因为，清华“井冈山”有蒯大富这样通天的学生领袖，有江青、谢富治这样靠得住的后台。“井冈山”、蒯大富，都是在毛泽东那里挂了号的。“上柴联司”怎么能与清华“井冈山”相比呢？
因为，蒯大富所看到的恐怖现象，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恐怖，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蒯大富看到工人“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呜的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康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季宏（后来高季宏声明他没有被抓，是老蒯看错了或记错了）也被抓走了。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工人见一个抓一个，必然会有一些肢体冲突，但是，没往死里打学生，也没打死一个学生。工人手里拿得最多的是红宝书，以及拆除工事用的铁镐之类，并没有用于武斗的武器。这与“上柴联司”被镇压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采用不抗拒的对策，蒯大富所损失的不过是工事、武器这些“身外之物”。人虽然被抓走了，但无性命之虞。只要毛泽东一句话，把人放出来，重振“井冈山”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
至于这只把清华“井冈山”整得如此惨的“黑手”，只要蒯大富一见到谢富治、江青、毛泽东，这只“黑手”马上就会原形毕露，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为伟大领袖除了一个隐患大害，为文革又立了一个旷世奇功，也可以出蒯大富心头的这口恶气。
即使最后知道“黑手”是自己错误的臆想，所谓“黑手”原来是一只巨无霸的红手，那也没多大关系。毛泽东向来是只注重结果，并不在意过程中的想法。蒯大富虽然没除大害，没出恶气，但是配合毛泽东停止了清华武斗，并为平息全国武斗做了贡献，这点功劳是跑不了的。
几个小时之后，已经是晚上了，蒯大富在广播台召开会议。面对“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的乱局，蒯大富坚决果断地说服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同上）这个时候的蒯大富，无疑是理智的，冷静的。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一个正确的决策。非常遗憾的是，太晚了，晚了三五个小时。现在惨案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的正确判断和正确决策，虽然避免了此后双方更大的伤亡，但是已经不能逆转历史的进程了。
不管蒯大富判断得是否正确，只要他应对的决策是正确的，那么形势的发展会怎么样呢？让我粗线条地畅想一下：
蒯大富配合毛泽东实现了平息武斗、转入“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毛泽东对蒯大富会高看一眼。“真蠢”的评语将会被“真聪明”、“真有政治智慧”、“真有应变能力”所代替。蒯大富将位列五大领袖之首成为首席领袖。
清华两派尽管会互相指责对方是挑动百日武斗的罪魁祸首，会要求惩办杀人凶手，但是在不可抗拒的潮流面前，即使面和人不和，也得实现大联合。团派与414这对欢喜冤家、情仇弟兄还得在清华园的同一片蓝天下共生共息。
清华将很快成立以《四项协议》为基础的革委会。414经过一年多的浴血抗争，仍旧回到414分裂时候的起点。有点进步的是，沈如槐将会是众多革委会副主任中的一个。
绝大多数工人被运动着到清华转了一圈，又会回到工厂里干活。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即使要发生，也是以后的事情。各地造反派只要紧跟形势，还能在文革的舞台上再蹦跶一段时间。
蒯大富做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和清华校长，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要做“九大”的中央委员，亦非梦想，完全有八九分的指望。虽然此刻他还不是党员，突击入党，只不过是一纸手续而已。
唉，可惜啊可惜！我真为蒯大富在影响到团派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没有选择正确的决策而扼腕感叹！要不，“七二七”的惨案可以避免，团派也不至于在此时覆没。一着错，全盘输。团派的锦绣前程并不是被“黑手”蓄意破坏的（如果“黑手论”成立的话），而是被蒯大富自己“很蠢”的决策所断送的。
当然，即使蒯大富选择了正确的决策，团派、414、全国的造反派及其所有头头的命运可能会稍有不同，但是，造反派最终被逐出历史舞台，文革头头最终会被清算，文革最终必然走向失败的历史命运是不会改变的。
6、毛泽东真的一开始就将“七二七”定位成伟大战略部署吗？
挑起武斗以此逼中央表态的蒯大富，最终只把414逼上绝路并没把414打垮却引来了毛泽东的强力干预。在这一役中，团派输得精光。蒯大富这个红卫兵领袖也由中央首长的座上客，迅即失宠，两年后沦落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阶下囚。
414在武斗中死伤惨重，陷入“春秋无义战”、团错四也错的泥潭。即使在“七二七”那天的表现可圈可点，最终还是落得个同归于尽的下场。
至于毛泽东，也不是赢家。他玩团、四两派于股掌之中，要打要停全在于他的意志。但是局面渐渐失控。最后派工人进校制止武斗，说明了“四不”方针的破产。
毛泽东为什么要派三万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对这个问题，猜测很多，各执一词。对“七二七”的意义，有往小缩小的，有往大拔高的。
至今还有一些团派朋友认为毛泽东要制止清华武斗，没必要这样兴师动众。更有个别的认为“七二七”的目的就是要镇压团派，打垮蒯大富。他们想的仅仅是制止清华武斗、冲着团派来这样的细枝末节。
相当多的人认为毛泽东派工人来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想着为了让工人阶级取代造反派，登上上层建筑的舞台。
我认为，“七二七”事件本身，仅仅是毛泽东以别出心裁的举措，通过制止清华武斗以平息全国武斗局面的一次有重要意义的行动。“七二七”事件的策划过程，毛泽东召见讲话及召见以后最初几天的事态发展，都不支持毛泽东派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一开始就是为了实施“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这一战略部署的说法。
在策划过程中：毛泽东把这次行动看得如同买一包香烟那样简单，所以才会交给一个机要员去办。要是他当时认为这是实施一个战略部署，他应该走正常程序，由中央开会决定，由周恩来牵头督办，交由谢富治具体负责经办。“这次不是这样。这次是毛主席口头对机要员谢静宜布置的，由谢静宜贯彻落实。具体由谢静宜、迟群牵头，张荣温组织工人实施，8341部队起重要作用。”（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9）从这样的策划过程中，我们只能看到别出心裁的战术技巧，看不出为实施战略部署所必须的深谋远虑和稳妥郑重。
在召见过程中：从毛泽东对蒯大富的疼惜、庇护中丝毫看不到他即将抛弃这批学生领袖，从对工人的冷漠、冷血中也丝毫看不到他对即将登上上层建筑的工人阶级的热情和重视。
在召见结束后：我们看到谢富治为落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而奔波忙碌。7月30日，谢富治在北航接见团派时说：“（宣传队）制止武斗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收缴武器的任务也大部分都完成了，……他们可以减少一些”。（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425）武斗已经制止了，谢富治认为工人可以撤出清华了。8月2日，谢富治接见工宣队和蒯大富时说：“回到老路上来，那个《（四项）协议》和伟大领袖讲的一样么！人数配备上差不多。”（同上P426）谢富治有了“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的圣旨，实现清华两派大联合的底气更足了。
这说明，一切都沿着毛泽东在召见讲话中所确定的轨道上前进。
但是，工人不干了！工人死了人，受接见的却是蒯大富，这实在太不公平了。工人的极大义愤，不仅谢富治知道，想必毛泽东也知道了。因为，具体指挥“七二七”行动的8341部队负责人，也一样的窝火和愤慨。为了安抚工人和“御林军”的不满情绪，8月5日，毛泽东把巴基斯坦朋友赠给他的芒果转送给清华工宣队，以示慰问。这仅仅是姿态性的慰问，还是他对工人阶级即将赋予重任的预告，我们不得而知。8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工宣队的代表。到这一天，我们可以断言，毛泽东已经作出了让“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决断。
我猜想，当召见完毕，毛泽东回到他的书房，点上一支雪茄，再细细回味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再反复盘算文革大局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有些新的想法了。
早在1967年9月的时候，他就提醒、警告过造反派：“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一“最高指示”是1967年9月16日由江青传达的）。这次召见中，他不仅重申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也亲眼见到蒯大富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样屡犯错误的小将还能作为文革的主力军，还能完成文革的重大使命吗？
一边是自我膨胀、很不得力的造反派，一边是组织严密、怨气冲天的工人阶级。在鲜明的对照下，毛泽东抛弃造反派，启用工人阶级作为他的文革新主力军，继续完成他的文革大业，是一个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选择。于是，“七二七”被重新赋予新的重大历史意义，成为“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标志日。
本来是一次代价巨大的制止武斗的行动，成了文革新阶段的转折点。尽管毛泽东在策划“七二七”的时候并不那么高瞻远瞩，但是他把握时机，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将一个本来是通过解决清华武斗进而解决全国武斗的战术动作演变成开始文革新阶段、推出文革新主力的战略部署。他将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高超艺术发挥到炉火纯青、淋漓尽致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
不少团派朋友，不少造反派头头，有一种被毛泽东先利用再抛弃、“卸磨杀驴”的感觉。在这点上，我倒是要为毛泽东说几句公道话。
我认为，从“七二七”策划直到召见结束，毛泽东没有一点点“卸磨杀驴”的念头。后来事态的发展，倒是很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泪”是召见那天就流的；此后，蒯大富等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就被搁置起来了；至于“斩”，那是在二年以后的清查五一六中才痛下杀手、赶尽杀绝的。
因为造反派在反刘少奇的斗争中为毛泽东立下了大功，所以，他对造反派、特别是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是够宽容够忍让的了。其时，已经发布了好几个制止武斗的公告，也多次发布最高指示要求实现大联合。但是，蒯大富等学生领袖置若罔闻，以为都是说外地的，说别人的。如天之骄子，根本就听不进去。两次联合的机会，都没抓住。林彪在召见中有句插话，一针见血点到了问题的根本：“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华夏文摘增刊614·文革博物馆通讯447）林彪的意思，反过来就是说，你们这些五大领袖，现在已经是要大联合、成立红色政权的时候了，你们还在不识相地继续打派战、搞武斗，远远落伍了！尽管毛泽东对蒯大富恨铁不成钢，有心护犊，但是他毕竟是大政治家，不是心慈手软的小娘们儿。当他看到工人阶级比造反派更有力量更有使用价值的时候，他完全改变了召见时候的态度，把造反派如同敝屣一样地丢弃了。就算是“卸磨杀驴”，也是因为以清华“井冈山”为代表的这头造反派“驴”不识时务，狂妄嚣张，不再按毛泽东所规定的“磨道”上拉磨了，才招来了“杀驴”之灾。毛泽东没错，是造反派咎由自取，怨不得毛泽东抛弃的。像西安的李世英、北航的韩爱晶，在大联合方面都做得比蒯大富要好得多，也跟着倒了霉。蒯大富在“七二七”中的愚蠢举动，如一粒臭屎害了造反派一锅汤。如果清华两派的头头在两次联合的机会中抓住一次，我想红卫兵运动的命运可能会更长一点，不会只是二年的短命。历史发展的拐点，往往因偶发事件的突如其来而改变了既定的发展轨迹，这并不是罕见的。当然，总趋势还是不可扭转的。
“七二七”那天，团派在9003大楼打出了巨幅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有意思的是，最后上断头台并非是“井冈山人”，而是清华“井冈山”——它的政治生命就这样终结了。
借工人阶级名义登上上层建筑的，在清华是迟群、谢静宜这些近卫军人。他们执行了一条比蒯大富时期更左、危害比团派掌权时期更大的错误路线。如果说，团派要“彻底砸烂旧清华”是砸烂解放以前和文革前十七年的旧清华，那么，在两个“基本估计”的指导思想下，工宣队继承并发扬光大团派“彻底砸烂旧清华”的“事业”，砸烂的对象还包括了文革中的造反派，尤其是曾经伤害过工宣队的团派。毛泽东用他的后一批炮灰来整他的前一批炮灰，这对“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团派来说，真的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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