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驹：往日 军旅 性见闻

一

    1949年，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城市的社会秩序由我当时服役的12军实施军事管制。

    工商业很快得到恢复，山城的风貌依然花团锦簇，香风习习。从山沟沟里走来的老军们，一见重庆的女娃儿标致，心旌摇荡，物欲泛起，纷纷打发了小脚的，不识字的，脸上有皱纹的老妻，换得年轻貌美有文化的新妇。一时间，老干携少艾，双双出入商店、戏院、公园、餐馆，其乐融融。老百姓厌恶当今的陈世美。最为恼怒的是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他认为，抛弃糟糠之妻的干部是思想堕落，作风腐化，是资产阶级的俘虏。他把城市比作染缸，城里的女人比作糖衣炮弹。为了“防糖弹、拒腐蚀”，他抓住“张唐事件”做典型，向全区干部敲响了警钟。

    “张唐事件”的张，是张柯岗，12军宣传部长；唐是唐平铸，12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把自己的小脚老婆换成随军名记者曾克，唐把没文化的发妻休了，娶了个大学生。邓拿张唐开刀，是他俩都是表率军队的高级政工干部，警示全军最具有震慑力。与此同时，12军还有48位师团级干部给老婆换了届，都遭到了同样严厉的惩治。

    在12军召开的党委扩大会上批斗张唐，有人哼起刚在部队传唱的一首歌：“什么最可怕？享乐又腐化；什么最可怕？骄傲又自大；什么最可怕？功臣自居，自私自利，到处抓一把……”这首歌是柯岗写的词，时乐濛谱的曲。批判者哼罢，指着柯岗问：“歌词是不是你自己在批判自己？”柯岗辩解说：“我不是腐化，我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爱情观念。”当时，老军们对自己的婚姻离异，就像撤换战斗不力的部属，无须通过法律，仅向上一级的组织部门备个案，然后给女方所在的县、区、乡政府发封函，凭借军队的大章和本人职务，没人敢站出来说不。

    最不服气的是张柯岗，我是他的部属，见面就听他牢骚满腹，说毛泽东不要贺子珍找了江青，连组织手续都没有。邓小平找的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厂老板的女儿，成份那么高，自己就批准自己，我们为什么就该当刀头肉？

    柯岗的愤然遭到邓小平更为严厉的处置，脱下他的军装，打发到重庆市文联爬格子。

    邓小平还把“张唐事件”提到了巩固政权的高度。他责令军区所属的文工团队，大演“李自成进京”以教育部队。这出戏的剧情来自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闯王率大顺军攻进北京，不爱江山爱美人，仅因死活爱上陈圆圆，把刚到手的新政权很快丢失。邓的目的是借古喻今告诫部队，要是像李自成一样为女人而败落，就会退回太行山打游击。在他的倡导下，由中共中央作出部署，在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学习运动，从800万人民解放军中清理出数以千计“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干部。我记得，我们的一位副师长持不同“政”见，他在一次批判会上放声大骂：怎么怪“糖衣炮弹”呢？都是你偷鸡摸狗的，管不住自己的鸡巴，瞎戳乱戳，自作自受！

二

    无情斗争是我军教育人的一贯方式。我参加过好几次反腐批斗会。那时，我刚从军干校毕业，分配到师野战医院当文化教员，教导员很器重我，每次党支部开会批斗“腐化”干部，都要“扩大”我参加做记录。在我的记忆里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次批斗，是一对男女护士暗恋引发的（当时只有年满28岁的团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恋爱结婚，而他俩都是副连待遇）。一天晚上，他俩在护理值班室幽会，关了灯，一群好事捉奸的“志愿者”待机破门而入。亮灯一看，只见他俩在床沿上正襟危坐，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床上动作。捉奸的都是些老资格，绝不愿无功而退，为了取证，他们不由分说把女护士摁在床上，扒掉裤子，脱下裤衩，拿到批斗会上用手电筒照着给大家展示。一个很有成就感的老护士还喊着：“大家都好好看看，裤衩上有块精癍！”——是真是假谁也无法判定。此时，与会者群情激昂，口号声起，高呼：“要老实交待！”“回头是岸！”“不交待滑不过去！”上台批判的人无不破口大骂：“不要脸！”“丢人！”“破鞋！”……我的心灵震颤了，他俩的命运很可能是开除军籍、党籍或是降级降职（护士降下来做护理员）。幸运的是，掌握政策的教导员手下留情，别看他主持会批的调门高，处分却很轻，俩人都只给了党内警告处分。

   “防糖弹”教育在全军上下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人人自危。医院的女同胞多，我和她们都熟识，低头不见抬头见，却从不敢单独和她们中的谁多说几句，若有事要交谈，一定要找个正直的党员陪着做见证。我处处注意那些监督男女作风的积极分子，她们都和我关系不错，经常如数家珍一样，告诉我一些女同胞中的风流轶闻，如谁有主了，谁正待字闺中等组织分配，谁曾因腐化受过什么处分，有多少干部住院是来点秋香的……

    战斗部队对男女之事的管理更是严格，授受不亲成了戒律。在城市，霓虹灯下的哨兵们拒绝女人身上散发的香风，硬要说那是资产阶级腐蚀军人的毒雾。执勤战士要是多看了女人几眼，在晚上的班务会上，准会受到大家的严厉批评。重庆街头有个战士巡逻，见一对男女勾腰搭背，他端枪上去用刺刀挑开两人依偎的身躯，还骂人家是资产阶级的腐化作风！

三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军入朝参战，“性”闻依然不断，并开始“国际化”。

    杀鸡儆猴是我军最令人生畏的纪律处分。比如，我们进入朝鲜作战之前，一个在解放战争中获得战斗英雄称号的连长，对他的房东妇女施以非礼，强奸未遂，在万人誓师大会上被当众枪毙。入朝行军，部队大都住宿朝鲜人家里，凡是对朝鲜妇女动手动脚的，一律就地处决。我还参与破获过一起案件，一个工兵连长来住院，趁月黑风高，奸杀了一个护士。临刑前，警卫连的战士让他自己挖好坑，并躺下试试长短宽窄，问他合不合适，枪毙时，让他跪在坑边，排长用20响点着他脑袋说，记住，二世为好人。枪响，脑浆像散花一样迸出，排长一脚把他蹬进坑里。

    军纪严酷无情，却难以制服人与生俱来的性本能。我们在朝鲜作战一年，常和朝鲜群众朝夕相处，男女之事，屡屡发生。军法不再用杀人警示，“犯罪”一词也更名为“生活作风错误”，处罚他们通常是放到机关的挑夫班，师的担架连，团的运输队，以苦力代刑惩。“当兵三年，老母猪当貂婵。”在朝鲜战场的第三个年头，军人的性饥渴如临大旱，全军腐化已逾千人（有的是班、排“集体作业”），法罚更难责众，凡属通奸的，都交给本单位组织和行政酌处。

    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失利，我所在的有五万人的军伤亡近半，很快从四川补来两万翻身农民。我们这些入伍已两年又经历战争考验的学生兵，从机关、后勤抽调到连队充当战斗骨干，我到炮团山炮连任见习排长。

    团长是用大刀片子杀出来的红军干部，外号“老捶子”，人正直无私，就是满口脏话，念念不忘女人。入朝前，因抛弃老妻从副师长的位置降下来，新婚的女孩惧怕战争，别他而去。团长三天两头向组织科要女人，组织科从医院给他找来个护理员小纪。小纪是重庆人，和我一起参军的。开初，组织科找她，以入党提干为饵，她一听说团长是犯错误的，又没文化，年纪已47岁，怎么也不答应。师政委动了大驾，左劝右说，要她“工农化”，压服了小纪。小纪提出交换条件，不干护理，政委马上拍板，调炮团当民运干事。

    婚后的小纪，心情老不快，见我就数落团长，说他动作粗野，张口就骂人，在全团大会上讲话都带性，什么“屌鸡巴”、“操他娘”之类的。团长还有个特点，开党委会也要讲荤故事。他讲的都会在全团流传，其中一个我记忆最为深刻——

    抗日战争中，他已是连长，他们连的卫生员，喜欢给住地的闺女、小媳妇看病，总说人家下身发臭是长了蛆。姑娘们不谙事，吓得要求他给治，他要女孩子把裤子脱了，说能把蛆给掏出来。他也脱了裤子，拔出他的宝贝就径直往里捅，捅了一阵，拔出来给女孩子看：我已经给你把蛆捣烂了……小媳妇都懂，有人报给了村的妇女主任，妇女主任要大家抓骗子。她们逮住卫生员，也扒下他的裤子，妇女主任找来把剪刀，正准备剪下他的宝贝，村长知道了，赶来制止，妇女们仍气不过，找来几条麻绳，把卫生员的小鸡子系上，提溜着送到了连里……故事有挑逗性，成了大家经久不衰的龙门阵。

四

    我在炮兵连还兼任团支部的副书记（书记是副指导员，他是党支部分工的青年委员），团支部经常要处理几个小鸡子不老实的人。

    我们连的驾驶员都是专业的，给他们组成了驾驶班，便于生活和思想的管理。班长是党员，没有驾车的技能，他手下五个兵，都是从俘虏的国民党兵中挑选出来的，在档案上称为“解放战士”，党的组织很难吸收他们，只发展了两名团员。他们日常生活自由散漫，由于经常出差拉物资弹药，一出去就是三、五天不归，沿途都住宿朝鲜老乡家。朝鲜人家的青壮男人大都上了前线，老人妇女就守家种地，我们这帮驾驶兵就乘虚而入（在朝鲜几乎所有的志愿军汽车兵都深知此道），他们先从车上取下些食品或日用小百货之类的，送给房东青年妇女博得欢心，仅一夜间就得手犯事。驾驶班每次出勤在外，班长负责捉奸，回来就报给副指导员，副指导员通常交给我处理。最初，我们把犯事的捆起来批斗，不认账的就吊在树上逼供，批判者说到动情时，还允许他上去挥动拳脚。后来师团明令禁止体罚，我们也不再捆绑打人。但批判如何严，处理如何宽，都由我掌握。如驾驶员小罗，屡抓屡犯，斗得他成了块橡皮，大家气不过，一致要开除他的团籍。我坚持留团察看，当时开除人举手就通过，人家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的宽容出现了成效，回国后处理他复员，我送他去车站，临别时，小罗流下了泪。他家在蚌埠，1967年我到安徽“支左”，专程去拜访他，他已是一家千人大厂的党委副书记，作为革命干部最先解放出来主持工作，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夫人是厂的制图员，热情贤慧。我们对往事都羞于提起，我感悟的是，用恩义焕发出的社会责任感正在回报社会。

    我当时的思想虽然是组织性高于一切，但对待这帮人还是一手软一手硬的，爱恨交织，带有几分人性。

    我们连的炊事员小陈，四川人，团员，是翻身农民参军的，他的女房东是朝鲜人民军排长的妻子，我们发现女房东的肚子大了，才知道是小陈搞的。我找小陈谈话，他认错，诚恳地表示，愿意接受团组织的任何处分，他要求我千万让女人把孩子生下来，复员了，他会来接他们到四川去。他天真又荒诞的愿望，我在批斗会上给截留了，讲开了对他极为不利。他犯的事，不但涉及到朝鲜地方，还牵动朝鲜人民军，必须会同双方相关的部门一起来处理。我到团机关找小纪，她是民运干事，专和地方打交道的。

    我来到她的办公室——朝鲜人家的炕，也是她夫妇睡觉的地方，团长也在，正坐在炕上抽烟，满屋烟气。他一见我就骂：“你们的破屌事，天天找上门，干脆把朝鲜女人都弄回四川慢慢搞去！”

   “四川人怎么啦？四川人得罪你啦？我不是给你搞了吗！”小纪肝火陡地升起，以团长惯用的粗话反击。

    团长不敢反抗，这是他在全团唯一惧怕的人，他灰灰地走开了。

    我在电话里已汇报过小陈的事，她让我坐下来，说，“按正常情况，搞一个朝鲜妇女应赔偿300斤高粱米（这是师的规定），可人家肚子里的也是人啊？我看应给600斤。再就是一定要让那个朝鲜女人离开你们住地，回她娘家去，一则是避开了小陈，也免得你们连的人闲言碎语。我还要去找里（村）的委员长，不能让她回去后受当地群众的歧视。”

    我告诉小纪：“小陈一直惦记着孩子下地，怎么办？”

    小纪说：“小陈像个男人，还有点情义，不过孩子生出来，他是带不走的。这事我去做工作，你回去要帮助小陈放下包袱，还要告诉连里，再增加200斤高粱米，一共800斤，就说给女的搬家用的。”

    小纪的安排具体周到，我感到小纪成熟了，更感谢她对小陈的怜悯。我回到连，如数把800斤高粱米送到里委员会。

    大约三个月后，小纪打电话来，要我再带些吃的去慰问那个妇女。小纪说：“她已生了个男孩，丈夫不要她了，当地政府对她也不好，不给口粮配给。”

    我向指导员作了汇报，把小纪说的都说成是团长说的。

    第二天，我用车拉上500斤高粱米和200斤大米，还有几箱罐头和副食，跑了50多公里，到她娘家住的村子，见了她和孩子。孩子未足月，已没有奶水，靠吃苞米糊糊，瘦瘦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女人脸已清瘦，灰色，显得忧郁，有气无力地向我哭诉，说乡亲们疏远了她，骂她，政府不管，吃的粮食少，要配些薯叶和苞米茎。她要求见小陈一面，让小陈看看孩子，她现在不知该怎么生活生存。我无法回答她，只是安慰一阵，亲了一下“中朝友谊的结晶”就走了。回来的路上，心里老是沉沉的，一直在想，战争给了她的痛，男人又增添了她的痛苦，如今，亲人们又让她痛不欲生，她已面临生死存亡，谁还能说她是颗糖衣炮弹呢！

    我还要说一件司务长老冯的“异事”：他是山西人，老婆来信告诉他，说梦见他回家了，现在怀了孕。他拿着信给我看，问：你说说，我媳妇做个梦就肚子大了，这事可能吗？我不能跟老冯较真，他脾气躁，只说，可能，古时候，老子他妈就是做梦才有了老子的，给中国生出了大圣人。老冯听了半信半疑。过了几个月，她媳妇来信报喜说，生啦，是个男孩。老冯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管他妈谁的种，只要叫爸爸就行。

五

    战争让女人走开，我还用刺刀剥离过女人的爱。

    这事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后期。在我们和美二师对峙的日子里，营的兽医老丁留在后方看管牲口，有时，他跟随牲口送弹药来到我们连的阵地看望我，会亲热地聊上一阵。他知识面宽，懂英语，我们和美俘聊天，他当翻译，朝鲜话也流利，我们之间很有交情。

    留守处离阵地不到30公里，只需大半天的路程，他来阵地请示或办事，却要走上三四天。有人发现了秘密：在路途中，有户朝鲜母女，女儿是江原道（省）文工团的团员，老丁一来二去，都要在她家歇歇脚。女文工团员很有魅力，吸引了老丁，两人相识相知相爱，十天半月就相会。这事被营长知道了，把老丁臭骂了一顿。处理他却很难，老丁是起义军官，不是党员，把他撤了职，全营几十匹牲口的伤病谁来料理？女文工团员也知道老丁触动了红线，她是见过世面的女人，竟只身跑去见了我们的师政委，斗胆提出，她爱老丁至死不渝，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这连彭德怀总司令都不会答应的问题，终不能如她所愿。年底，我军换防，在撤出阵地之前，营长把我找去交代，要我带一个班，提前把老丁押到后方休整地再作处理。我到了留守处，收缴了老丁佩戴的可尔特手枪（这是我在战场上拾得送给他的），并通知他，部队马上转移，明天一早你跟随我先出发。老丁明白是领导的用意，坦然说，我不会违反纪律，更不会叛变革命，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和她见一面。尽管我同情老丁，在友情和纪律之间，当然要坚守我的职责。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劝你还是死了你的心吧，我不可能放走你。

    其实，我心中有数，那女人能量大，可能有了我们即将离开的信息。

    入夜，女文工团员果然来了。哨兵堵住了她，班长来向我报告，我思量再三，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不能把人情做绝，应给他网开一面。我告诉班长，要哨兵放行，一切责任我担承。最担心的是发生意外，我要全班通宵达旦地在全村巡视。

    战争改变了人的常态，恐惧会使人精神分裂，善良的会变得暴戾，有人自伤，有人逃逸，有人报复。我还想起在医院批斗的那两位老护士，入朝一上战场，就双双投向了敌人的营垒……这一夜，我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大早，老丁拎着背包来了，他脸色灰黄，两眼红红的，显得十分疲惫。我赶紧让战士把他的行装放到牲口驮上，给他一张热络络的大饼和一壶水，他没有接，没有言语，只迈动沉重的双腿。一路上，他耷拉着头行军，宿营任他独处，一日三餐，按病号饭做好送去。一天晚上，他刚睡下，我给他端去一盆洗脚水，还帮他挑了脚上的泡，涂上碘酒，他绷紧的脸上松驰了，还出现一丝笑意，我看到开导他的机会来了。我说：“老丁，我就睡在这里吧，说说话。”他没拒绝。

    我躺下来，还没开口，他却先敞开了心扉，像一股拥塞已久的山泉开始奔泄。

     “刘老弟，”这是他对我的尊称，“你才20岁，我在你这个年纪已混闯江湖，参加过青帮，贩过烟土，开过赌场。我有家传的兽医本事，胡宗南天下第一军炮团聘我当了兽医主任。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有的是难兄难弟，我的为人义气第一，谁犯了法，我给包住；动刀动枪打群架的，都听我调停；要开小差，我给出路费；有人要报复，我会帮助他杀人。老弟啊，我的事，我想通了，你仅是拦阻我的一张铁丝网，我不会责怪你，也不会伤害你，你还有明天，阴功积德，胜造七级浮屠。你别以为我是旧军人旧意识，人藏在心里的正义正气都是一样的……”

    这番话，我听得心都快跳出胸膛。他有丰富的世俗经历，人生哲学却是“反动”的，我崇信党的教育，无法接受他的观点，气得无语以对。

    到了谷山休整地，他很快被遣送回国。一去茫茫无消息，人消失了，他的爱也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我渐渐走出阶级斗争的围城，念及老丁，生发出一种深深的歉疚之情。

六

    我在部队几十年，听来的故事也不少，挑几个印象深刻的记在下面，是真是假，我没核实过。

    据说，军队男女艳事是有“传统”的，红军时期就有轶闻。比如，在中央苏区，某湘赣省委书记被怀疑是AB团主要成员，遭到保卫局的关押审讯。此时，一位刚上任的湘赣军区司令和一位赣西南特委委员，两人合谋，要在书记老婆身上寻欢一回。他俩翻墙进屋，书记的老婆不乐意，他俩硬是扒光她的衣服，轮流采花。书记解脱回来，闻听此事，不要老婆了。老婆闹到临时中央，中央与犯事的两人协商，用抓阄决定女人的归属，最后由特委委员抓到。

    还有，某司令的秘书告诉我，在解放战争中，该司令率领的纵队在中原某县稍事休整，司令有一双慧眼，看中地主房东秀色可餐的女儿，白天眉来眼去，夜里爬上绣楼和她睡在一起。警卫员急了，报告给政委，政委跑到楼下仰着脖子叫阵，骂司令败坏军纪。司令正在兴头上不睬不理，政委要警卫员搬走梯子。司令气呼呼地从楼上跳下来骂：“你当政委的，就会管我的屌事！”

    文革开始，军区文工团造反派抄了司令的家，把他藏在马桶里的避孕套抄出展览，有一千多只。

    曾领导我军驰骋中原的另一位司令的故事更传奇。该司令一生爱枪，爱马，爱女人。他收藏的十多支供把玩的小手枪，大都是德意日军工生产的精品；他从红军时期当连长起，就从战场缴获中挑选骏马，一匹阿拉伯的纯种马，从鄂豫皖一直伴随他走到大西南；他爱的女人谁也数不清，我是从多年跟随他的人那里记下了他几则花花故事。

    1948年 10月，他带领5个旅逐鹿中原。在炮火隆隆声中，他不忘亲近女人。攻下城池之后部队还在肃清残敌，诸事须他亲自处理，他却放手交给了参谋长，自己带上作战处长去访寻听人说书。他慕名的说书女人，很有几分姿色，嘴也巧，让司令入了迷。处长几次催他回去，他要处长买来烧饼，一直听到太阳落山，把爱慕之情释放完了，才返回驻地。

    他回师路过河南信阳，当地的豫剧团慰问部队，司令看中了三个俏美的女演员，坚持要她们参军。剧团团长死活不干，哀求司令高抬贵手，说，我的百十人的生存就靠这几根台柱子支撑，你们把人弄走了，我的一个团就散架了，老总啊，要钱我们给，人是我们的命，不能带走啊！后来，政委出面干预才罢休。

    1949年10月，我军正准备向大西南进军。一天，司令把军师两级干部召到一起，不是开会，而是要他们去逛窑子。30多位高干一听都傻了眼，咧开了嘴。司令说了就得照办，谁敢不遵？

    这座城有条窑子街，那时记者对这种行业称之为无烟工业。做窑户的人家门前都挂有一盏红灯笼做标志，老嫖客一眼就能从灯笼的大小式样分辨出它的等级。当司令领着一大群军队的高干来到这条已经冷落多时的街道时，行人都停下来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共产党的老总们，以为他们是来“扫黄打非”的。

    司令领头，到一窑户的门前，一脚踹开房门，然后指着跟来的一位师干说：你进去。又走到第二家踢门，又呼叫“×××，你进去”。再到第三家踢开门，叫某人：该你了。几十家窑户都安排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两级将领。进去的人，绝不能蜻蜓点水应付了事，他们都得坐下来和窑姐攀谈，问问这，说说那，谁也不会上床试水。但他们都有共同的担心，从窑户出来要面对司令的考问，答不上答不好，都要受到训斥。

    司令站在大街中央，等待诸将出来说说心得体会，来一个就问一个：怎么样？领教了吗？回答是各式各样的，但绝没有一个正而八经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之类大词。谁要是把见到的女人说得俏皮逗人，表述得荤荤的，司令就最爱听。

    司令进四川后，暗恋自己属下的京剧团演员，每到礼拜天就要这位演员到他家洗澡。他让警卫员把水烧好，支上脚盆（四川人洗澡用的大木盆），倒上热水，女演员在里边洗浴，他在外边通过门缝窥视。警卫员火了，踢盆打墙地乱叫（那些年，警卫员很有党性，敢在党的小组会上批评首长的作风）。司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欣赏而已。后来他到了国家机关，权势炙人，性天地宽阔，两年间搞了几十个女人，最终被发配到河南的一家农场看管苹果园。

    战友的指责，严厉的处分，没有让司令放弃“爱”，他把年轻保姆带到农场。文革前，司令把他改良品种的苹果拉了几卡车上北京，让老部下给他推销。在小保姆的陪伴下，司令走家串户，谈笑风生，毫无赧颜，像永远生活在春天里。

    战争年代，对一般干部的性管制，只能是严防死守，对老军们，则是建立些有效的调解机制。

    部队一停下来休整，组织科的第一要务，是让家属连马不停蹄地赶到休整地，稍有怠慢，老军们就骂娘：老子大头没掉，小头就得享受！

    所谓家属连，不属部队的建制序列，它是由组织科把师团干部的家属编成班、排，进行集体管理，安全由警卫排保护，吃、住、行由后勤配大车，配粮配物，还有医护人员随同治疗伤病或接生。当年我们部队来来回回地在中原拉锯，她们就尾随大军流动，全部身心都是为自己男人提供性服务。

    有一回，部队在河南某县休整。家属连因洪水受阻，一个团参谋长的老婆只身先到，她是坐老乡的筏子过河徒步来的。参谋长不在，正下部队检查工作，几个团干心生妒意，商量，既然你等不及要先上炕，我们就先治治你的骚货。几个人把她诓到一间屋里，扒下她的裤子，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壶冷水，直往私处灌进去，每人轮流，嘴里还念说：我来敬你一壶。直到壶水灌完，几个老总像得到快感样的享受，才兴高采烈地撒手而去。参谋长回来怒火中烧，向师党委告状，师长说；谁教你老婆抢先到，人家高兴玩玩嘛，又没有用屌捅，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对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仗的干部，领导恩宠有加，性的管理更是松动，甚至是放纵。如某团葛团长就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性自由，他主张不娶老婆，说老命一丢，留下孤儿寡母的，不如自由自在的快活。他在中原战场进进出出16个县，都能找到女人陪他上炕。干部们编出歌谣：葛团长，老屌长，村村都有丈母娘。

    斗转星移，到了文革时期，几十万军队干部管制全国的机关学校企业，处处是芳草，权力寻春，唾手可得，宾馆饭店招待所成了逍遥宫，有人玩起过五关斩六将的性游戏，有人的小蜜以打计，性交往如同握手般容易……

    今天已是21世纪，人的“性”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2008年，国内一家著名的社会杂志与时俱进，倡导“快速性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军队会如何，就不是我这退役多年的老兵所能想象的了。     

   刘家驹，1931年出生，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副连长、副队长、副处长，《解放军文艺》副组长，《炎黄春秋》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