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悲剧探源——铁流先生答客问（完整版）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作为，今天的各种评论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对他的品格都是肯定的，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众所周知，彭德怀个性倔强、孤傲。这种性情一方面表现为他在战争中的勇敢、无畏，以及后来的刚正和坚忍；而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则是骄横跋扈、心胸狭窄、目中无人和睚眦必报。使用这样的贬义词形容彭德怀这位悲剧英雄颇为不敬，但为了分析他这位历史人物的种种行为因果，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回避。一个普通人具有这种个性并没有多大麻烦，然而一个政治人物则会使得自身、他人以致历史风云因此而变换。事实上，由于彭德怀长期处于敏感、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个性就成为他给别人和他自己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对于彭德怀的人品有所保留，就是从这一角度而言的。
    我曾接触过一位从江西时代就与彭德怀很熟悉的老将军，他对彭的个人评价只有很无奈的一句话：“彭总这个人呐，他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尽管公开的史料中有彭与朱下棋的故事，而我还是相信这句无奈的话。至于看不起朱总司令在军内和党内意味着什么，就要牵涉到对朱总司令本人和许多高级将领的评价，那就扯远了，如有兴趣，另外讨论。在这里仅仅引用这句话让你我对彭德怀的个性从另一方面多了解一点。
    国内战争结束后，彭德怀在历史上的主要标志是三件大事：朝鲜战争，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全军和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不用说了，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前两件事其实给最后一件事埋下了不少伏笔，而公开的史料很多问题避而不谈，刻意维护人物的历史形象，但蛛丝马迹还是不少。下面我就说说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和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分析，以作茶余饭后的消遣。 

    说到正题之前，我还想分析一下朝鲜战争的人选决策，只是题外话而已。中国参战前，志愿军司令一职的人选不好决定。对方是战斗力很强的美军，我方拟第一批入朝的部队是当时为准备参战而调五个军组建的东北边防军，都是四野的部队。故而志愿军司令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人能力上必须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二、个人资历上必须能镇得住四野的骄兵悍将。符合这两点的人很少。后来的十个大将中仅粟裕一人具备这两个条件，而他当时在负责对台湾方面的军事行动无法脱身。四野出身的大将萧劲光、黄克诚缺乏第一条件。全军其他类似地位的几个人如萧克、李达、刘亚楼等等都不具备第二条件。人选只能在后来的十个元帅中产生，而其中半数以上也都不行。朱总司令不可能；贺龙、徐向前国内战争时只担任了兵团级指挥，没有骄人的业绩，徐更不具备第二个条件；聂荣臻军事上不行，且在北平市市长任上；罗荣桓是政治元帅；叶剑英一直是个总参谋长的角色，上战场差点儿；陈毅与荣臻一样，军事能力有限，且在上海市市长任上。人选只有彭德怀、林彪和刘伯承三人了。刘当时已经急流勇退，辞去本兼各职，由贺龙接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本人只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他年事已高，战伤累累，而且毛泽东对他素有看法，对此我也可另外分析，总之刘伯承是去不了朝鲜的。人选只剩下彭、林两位了，林本来最合适，四野是他的部队，他的军事能力绝对在彭之上。但他也确实有病，而更重要的一点你已提到，是他自己不愿意。当时政治局和军队高层不主张出国作战的是多数，建议在东北采取防御态势的大有人在，林彪也是其中之一。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历史没有给予它证明的机会；而彭德怀则是少数主张出国作战的人之一，因而由他担任志愿军司令是最后的选择了。人选的重大决策必然要顾及当事人本身的意见，否则强人所难也是不明智的。当然，决不能排除彭、林两人的个人因素，在此点上彭胜于林。但我认为目前流行的看法，完全是由于一人“怕死怯战”而另一人则“见义勇为、主动请缨”才会形成了这段历史的观念，多少也是要打点折扣的。
    朝鲜战争先后参加志愿军的部队，二、三、四野的部队都有，恰恰没有彭德怀一野的部队。入朝时，其总部机关只是一个兵团级指挥部，还不是彭德怀的部属，从文学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彭德怀是只身奔赴朝鲜前线的。而当时除三野有对台作战任务外，一野王震进军新疆是兵团级的行动，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上的军事意义，因为新疆已经和平解放，陶峙岳、鲍尔汉完全控制了局面；二野进藏也是兵团级的行动，主力已分散剿匪；四野的海南岛战役已结束，主力态势与二野相同。因此当时给彭德怀配备一个完整的野战军总部不是不可能的。我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准备时间过于仓促，同时最高决策层包括彭德怀本人对后来的战争规模估计不足。而彭德怀在指挥他所不熟悉的部队和将领时，他的个性又使他“树敌”过多，为日后他在党内军内造成了许多反对派。入朝作战准备仓促，作战方式生疏，初期某些部队作战不利在所难免。然而彭德怀对此处理得过分简单粗暴，伤人过甚。第一次战役时三十八军的行动迟缓，既有敌前侦察不利的因素，也有总部情报误导的因素。然而彭德怀却严厉斥责梁兴初“怕死”，威胁要“斩马谡”；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作战英勇，彭德怀便立即写下了名言“三十八军万岁！”。实际上，一次战役只是团级规模的遭遇战，二次战役各军均有战果，三十八军还不是战果最大的部队，彭的这种大起大落的带兵方式则对各军将领产生了不少负面效果。而到了三次战役后期，同样一个三十八军担任阻击，就有军级指挥官说出“如果由林总指挥，怎么也不会让我们主力与敌人拼消耗”这样的话来。另外，彭德怀一向对与他同级的将领持有蔑视的态度，“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而参加朝鲜战争的恰恰都是这些将领带过的部队，彭的个性使他在处理这些上下级关系时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矛盾。五次战役后彭与三兵团司令王近山等人检讨战役过程，对原属二野的三兵团他竟说出这样的话：“人家是专家，我是丘八，你们不都是刘伯承带出来的么？刘伯承不是挺讲战术么？你们怎么不讲战术啦？”如果朝鲜停战后，彭德怀的政治军事生涯到此为止，他的这些行为也无可厚非。傲慢骄横的将军并不鲜见，打胜仗才是真的。然而，历史却偏偏要把他再推到“政客”的位置上，而被他伤害过的将军们也将要在政治舞台有所表演，彭德怀的个性就完全失败了。
   

    下回我将写给你彭德怀主持军委期间的一场运动和某些将军后来在文革之中对彭德怀进行报复的实例，都是不曾公开的。上述朝鲜战争的内容则在不少书籍中有迹可寻，都是支离破碎的，只是著者无心，而我读者有意罢了。
    为了让你对我将要写给你的事情有个更生动的了解，请你先考虑一下几个历史事件——
   

    刘伯承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到五五年，突然离任。继任院长的是宋时伦上将，学院的档次一下子差了两级，此后这所学院便默默无闻了，为什么？刘伯承从此再未担任过有实权的军职或政职，以他的能力和他对军队影响力，这不符合当时的惯例，为什么？五十年代初，解放军是五总部建制，除现在人们所熟悉的总参、总政、总后外，还有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察部。这些庞大的总部级机关为什么到五十年代末都没有了？那些干部到哪去了？叶剑英在国内战争时任总参谋长，地位在十个元帅中仅次于朱、彭，其在党内的资历甚至超过了彭。为什么在十个元帅中他竟列名“副班长”？萧克在七十六员上将中名列第一，为什么在五十年代末他竟然在国务院最小的一个部——农垦部担任副部长？五七年反右风潮席卷全国，而军内总部级的大机关好象却不见动静，为什么？他们当时在干什么？庐山会议后军内批彭进行得十分顺利，“九·一三后”军内批林可就很费了一番气力，两者为什么不一样？在具体探讨这些历史问题之前，我还想谈点别的题外话，对你提到的某些事说说我的看法。

    在此先说说彭德怀“功高震主”的事，也算是题外话。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分主持全军。当时中国体制学苏联，国防部长权力极大。注意这一点苏联军队是没有中央军委这级建制的。一九五六年一江山岛登陆战役时，战役发起命令就是由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而不是由中央 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而同时代国际上是冷战最激烈的时候，两大阵营互不相 让。由于彭德怀在朝鲜顶住了美军，苏联赫鲁晓夫在他访苏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他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钢铁卫士。而毛泽东一向对与苏联接近的人深恶痛 绝，国防部替代军委掌军的体制更不会让惯于独裁的他接受。彭德怀是个军人，不是熟练的政客，对毛泽东的心理不可能理解。无形中他已成了毛泽东反苏的牺牲品。顺带说一点，此前已有高岗受苏联支持的前车之鉴。最后是高岗上吊，陈光自焚，饶漱石终身监禁，可想而知后果之残酷。由于此次党内斗争是毛授意邓小平主持的，故而成了今天党史上最铁的铁案。彭德怀对此警惕不足，成为下一个牺牲品，也是他非政客的个性使然。至于“功高震主”，不过是后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在演义历史。你我都清楚，彭德怀从未有过能威胁毛泽东地位的言行，不象林彪，发过行动手令。毛泽东在庐山所说的“上山找红军去”的话，不过是他在极力地强调自己对事件的强硬态度。毛泽东是文学家，他一生之中类似这种夸张的、文学色彩极浓的话比比皆是，我认为不能由这些话去认定当时全党全军已经面临分裂的局面。事实上，毛泽东讲这些话之前，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在会议上已经有人持反对意见了。支持者主要是张闻天和周小舟；反对者主要是上海的柯庆施等人，在毛泽东直接表态之前，柯庆施就已称“意见书”为“毒草”了。而此时多数中央委员在静观风向，等待毛泽东表态，就是想要分裂也无从分裂起。彭德怀在毛泽东发言的会后也并未退让，他的“屈服”是在多数中央委员群起而攻之之后。所以我认为“庐山的这场斗争”远远没有危急到党军两方即 将分裂的地步。后人为了否定毛泽东，在彭德怀头上加了“为了全党全军不致分裂而牺牲自己”的光环，彭总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越扯越远了，干脆扯下去,说说黄克诚大将吧?
    黄克诚是上过井冈山的，堪称是毛泽东的嫡系将领。我听说过他在井冈山的一件事，结合庐山会议上的他，使我对他的人品极为敬佩。井冈山时期红军物资极为困乏，以至于有“朱军长挑粮上井冈”的故事。当时红军是不发军饷的，这在中国历代军队史没有先例，连土匪武装都要发饷呢，否则部队就要溃散。黄克诚当时很不理解这一点，认为如不发饷部队很难维持，他直接找毛泽东要求发饷。而毛泽东则以他特有的雄辩向黄克诚详细阐述了“人民军队”的构想和原则，使黄克诚心悦诚服。此事如果换一个人，很可能从此就对毛泽东产生迷信，实际上不少人对毛泽东的迷信就是从这样的一些事情上开始的。而黄克诚佩服毛泽东，却决不迷信于他。历史上他对毛泽东提出过多次不同意见，从未因毛是领袖而退缩。庐山会议时，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他上山是在毛泽东已经发出了“上山找红军去”的表态讲话之后。当时三个政治局常委一同约见他，即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向黄克诚通报了会议情况，给他看了彭德怀的那份“意见书”，希望他表态。三巨头共同到场，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见导向，足见对他的“恩宠”了。试想，彭德怀在提出意见时尽管出于公心，也绝未料到会演变成如此的结果。而黄克诚则是在一切都已明朗了之后，完全清楚后果如何的情况下上山的。而就是这位黄大将，在读过彭德怀的“意见书”之后，当着三巨头的面，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同意这封信里的意见。”在接下来与刘、周二人的辩论中，话题无意间涉及到了战争年代四平战役时的一件事，毛泽东插话打圆场说：“那是我决定的。”而黄克诚，就是在这种细节上也一步不让：“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壮哉，黄大将！自延安整风之后，敢对毛泽东当面说出这句话的，全党全军仅此一人！
   

    这些都是我那个主题之外的东西，可谓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

    让我们还是回到关于彭德怀的个性这个主题上，观察一下他在五十年代的作为。
    先谈谈刘伯承的事吧。这一部分的内容大多散见于公开的史料中，尤其在刘伯承的传记文字中有所涉及。但都刻意回避了彭德怀的名字，把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而实际上，毛泽东尽管对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负有责任，但在不少情况下他并不是具体事件的发起人和执行人，只因为作为最高领袖的态度对于事件的进程起着左右的作用，别的人则借助他而创造了历史。在毛泽东被否定的今天，墙倒众人推，鼓破乱人捶。功绩人人有份，“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历史罪过则全堆到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别人的历史责任得以解脱，结果是把本已混沌不堪的历史搅得更混。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回国主持全军，在军委中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此前他从未有过如此之大的权力。然而让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五三年到五九年的军队建设，实在可以说是乏善可陈。除了向苏军体制靠拢外，在正规化方面没多大进展。而就是向苏军体制靠拢这一条路，也因人为因素而倍受干扰。彭德怀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朝鲜尚未停战前，刘伯承就在南京开始对全军高级将领进行轮训。让这些不少是半文盲的老兵痞走上正规军人的轨道谈何容易？他们个个身经百战，军功显赫，军校的教官却只是国军的留用人员。“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轮训的艰难可想而知。而刘帅从红军时代起就是军队正规化的极力推行者，他的许多建军方案到今天还在执行。也正是由于他的学识、威望及努力，这场历时数年的轮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五五年时，连许世友、陈再道这样的老粗都已通过了毕业考试。可以说，南京军事学院在那几年里是中国军队正规化的一项成就。另一项成就则是到五五年时军队建成了五总部体制。这一体制完全是学苏联的，除去今天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之外，还有训练总监察部和总干部部。与中国建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其中的训练总监察部，这一体制是否能够适合中国军队的正规化进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终归是正规化的一步。我下面还会讲到训练总监察部的人员配备，从中可看出当时花费了多大的心血。 

    彭德怀本人的军事素养并不高，他的作战能力基本是依靠他身经百战的军事生涯积累的战争经验，而不是以指挥艺术见长。这一点结合了他孤傲偏激的个性，使得他对于那些学识丰富、理论全面的同行们以及军队正规化的行动有着本能的抵触。请注意，做为普通人的彭德怀，有此个性也顶多被人称为老粗，无伤大雅；然而做为政客和历史人物的彭德怀，他的个性就必然要影响到他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行为，无论他有意还是无意，善意还是恶意。特别是当他拥有权力之后，个性鲜明的行为就具体化了。
    首先受到彭德怀打击的就是刘伯承和他的南京军事学院，在此有必要多说几句刘伯承的背景。刘从来就不是毛泽东的嫡系将领。他虽是早年的川中名将，南昌暴动的参谋长，但未随朱老总上井冈山，而是去了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训后才于三十年代初到江西任红军总参谋长。他的正规化军事理念与毛泽东和 彭德怀的游击战观念历来有冲突。毛对刘一向是使用而不信任的态度。晚年的毛泽东在对张玉凤评价邓小平时，曾用蔑视的口吻说过“他只听两个半人的话，从不听我的话”。两个半人即是刘少奇、周恩来和刘伯承，刘伯承是残疾人，故毛称之为“半个人”，由此可见毛对刘的敌视态度。而彭德怀多年以来一直都是毛泽东在军中最主要的支持者，其作用有时甚至都要超过朱总司令，毛和彭在对刘伯承的态度上完全一致。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对林彪虽然一直是重用提拔，信任有加，但完全依靠他掌军则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了。所谓林彪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将领的说法是受了文革中“亲密战友”这一提法的误导。刘伯承对毛的意向很清楚，战争刚一结束的五零年便辞去本兼各职，埋头办学，以求急流勇退。然而这种古代名士的作法在中共党内是行不通的，可引用清末的一位老贵族讽刺慈禧的绝句形容一下五五年时的刘伯承，——“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

    事件的起因是南京军校的授课内容中，讲授了不少苏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战例，苏军归纳为“十次打击”。彭德怀对此甚为不满，向毛泽东进言，并将毛的指示向军内的高层传达，核心即“专门讲人家的什么十次打击，而我们自己一百次打击都有过，却不肯讲。”彭德怀据此在军委内部开始对刘伯承进行批判，并迫令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检讨过关。当时刘伯承旧伤复发，被迫兼程进京，在怀仁堂的数百名高级将领面前，发着高烧作检讨，当场“独眼之中老泪纵横”。而对刘帅的检讨，数百名将军的态度却是惊人地一致：全场起立报以掌声，以示对他的尊敬！而从另一角度对这次批判表示强烈不满。刘伯承从红军时代就任瑞金红校校长，长征时任红军大学校长，可说是门生遍布全军。加上他对军队建设起过历史性的作用，本人又善于带兵且战功卓著，使得彭德怀对刘伯承的批判无形中起到了“伤众”的负面效果。这次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刘伯承被调离了南京军事学院，学院也因而降级；同年训练总监察部业已组建完成，人员到位。军委本已明令发布刘伯承任部长，而刘帅竟因此次事件没有到任，旋而由叶剑英接任了这一职务。从此，曾被白崇禧称为“共军第一号悍将”的刘伯承再未担任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军职。同时，这次事件也成为后来波及更大的军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前奏曲。

    再说点题外话吧，彭德怀“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与林彪对朱老总的攻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彭是长期以来人品与个性的自然表现，不是某些具体的行为，且“看不起”是对于朱德个人而言。林彪的讲话则是一起有准备的政治手段，本质上是针对朱德所代表的某种倾向或势力，个人只是牺牲品而已。彭从未有过攻击朱德的具体言行，林彪在没有到达那个位置时也不可能这么干。注意，那时距文革已没几年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对朱德不满，林彪便藉此巩固自己的地位。文革中林彪权倾朝野，他却从未提出过“打倒朱德”的口号，因为那时朱德已不再代表某种林彪要打击的倾向或势力了，即便是把朱德的扁担换上了林彪的名字，对朱德个人的褒贬已无任何实际政治意义了，何况毛泽东还要维护“朱毛”的历史形象呢。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任何的事物和言行都可以异化成为某种手段，与咱们普通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在我写给你的这段历史中，以及在中国现代政治斗争的每个章节中，你都可看到“手段”的变换无穷。 
    现在终于进入咱们讨论的正题的核心部分了，这部分历史如今对大众还是一个谜。而对于我们的彭总而言，这是他庐山会议之前在军内最后的一次大动作，几乎可以说是他在军内权力运用的顶峰，如果不计较历史评价的是与非，也可认为，是彭德怀除庐山会议之外在政坛上的最后一次辉煌。
    这场军内运动如果从刘伯承的检讨算起，到庐山会议彭德怀离任结束，历时近五年，正式阶段是五七年，与反右同步。运动范围以训练总监察部为主，几乎涉及所有五总部的高层机构。在此，我觉得有必要详细地介绍一下训练总监察部的种种背景，因为它是运动的主战场，也是所谓“灾情”最重的部门。
    训练总监察部存在的历史很短，五三年组建，五五年投入运转，五九年撤销，前后不过六年时间，以致今天没多少人知道军史上曾有过如此一个大机关。而当年它却是风光一时，人员配备之精良，在军史上都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五六年授衔，该部呈现一名元帅带六名上将的豪华阵容，其他四总部无法比拟。同时代总参的粟裕、黄克诚，总政的谭政都是大将，下属各部主官是中将；总干部部的规模不大，罗荣桓虽是元帅，下属基本都是后来总政干部部的人员，名气不大；总后多年来在编制级别上就比其他总部低，当时任部长的是洪学智上将。而训练总监察部部长是叶剑英，下属的五个部的部长全是上将，后来又调入一名上将。而这六名上将即使仅在那七十六员上将中比较也非等闲之辈，远不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三杨”等人可望其项背的。我再介绍得详细一点，你或
许会感到惊讶。
    陆军训练部部长萧克，曾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和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当年在红军中是与林彪齐名的青年将领，他的六军团拥有二方面军实力的三分之二。抗战时任一二零师副师长。他本是南昌暴动上井冈的老红四军成员，因他在长征中的那场斗争中支持了张国焘，被毛泽东视为叛徒，所以一直受压，授衔时屈居上将，但在所有上将中仍名列榜首。
    军事条令部部长周士第，黄埔一期毕业生，中共最早的武装铁甲车队队长，南昌暴动时任由叶挺独立团扩编的二十五师师长，当时的聂荣臻曾在该师七十五团即著名的铁军独立团任党代表；南昌暴动失败后，周士第对上山的方案有怀疑，未随朱德上山而赴上海找中央。在抗战时任一二零师参谋长。以上两人的共同点都是在历史上担当过与半数元帅和全部大将可一比高低的军职，但个人历史有短处，在最后三年战争中无个人的辉煌业绩。
    组织计划部部长李达，资历略浅，三一年宁都暴动才加入红军，但他的军事素养很高，长征时任红六军团及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时任一二九师参谋长，内战时任二野参谋长，是刘邓的得力副手。
    出版部部长张宗逊，黄埔五期毕业生，老红四军成员。个人的军事业绩不显著，但到内战时已任一野彭德怀的副司令，是彭在军中的主要干将，后来的运动中他几乎是彭德怀在训练总监察部的代表。
    院校部部长郭天民和后来接替这一职务的彭绍辉在军内影响不及上面三位，但也非比等闲。郭天民长征时已任红九军团参谋长，战争后期任陈赓、谢富治兵团的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绍辉是著名的“独臂将军”，在江西时代任过红三军团三师师长和著名的“少共国际师”师长。
    这六员上将除了资深功显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文化水准较高，六人均未参加南京军事学院的轮训，一者说明他们地位较高，二者也说明他们不是军事素质有缺陷的轮训对象。
    从我罗列的这一大堆简历中，你大概就能想见当年组建者对训练总监察部的重视程度和耗费的心血了吧，儒将风度的叶剑英带着这六员有文化的上将在彭德怀眼中是何种印象，我们可以揣测一下。 
    训练总监察部从一组建，就注定要风波不断。原因就在于其他各总部在战争中早就定型，有长期的工作传统和久经磨合的班底。而这个部门在军史上从未有过，又是完全从苏联学来的。党内、军内潜在的山头主义在此必然要较量一番。而对比刘伯承、叶剑英等“儒将”，粗犷的彭德怀也代表一个山头，因为这时候的他已经是一位政客，无论他自己愿不愿意，历史已注定了他的角色。
    叶剑英刚一但任这一敏感职务，就不断受到军委的批评。五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极为敏感，而中方所聘请的苏联顾问中，军事顾问多数集中在训练总监察部。军委的批评也多是就与苏军顾问合作的问题而来的。叶剑英本人也是主张正规化的人物，自然与刘伯承的结局异曲同工。不过叶剑英是军中最熟练的政客，他自然清楚以迂为直的道理。在彭德怀主持的军委压力下，叶剑英主动地做出了高姿态，检讨错误，退居二线，授衔时他名列十大元帅的“副班长”，就是主动认错的结果。从那时起叶在军委中的作用一直不明显，直至文革后期才重新崛起。

    从五七年起，实际主持训练总监察部工作的是萧克。然而萧克历来与彭德怀不和，一方面他有文人气质，后来还曾写过小说呢；另一方面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也看不起彭德怀！于是，持续了几年的较量迅速表面化了。
    这场斗争实在是际近荒唐，荒唐程度比文革中的大辩论不在以下。无论彭德怀还是萧克，对正规化和向苏军靠拢都没有明确的观念，“正规化”本来是一种目的，却变成了双方进行争斗的手段，用来攻击对方，就像是我们今天在网上互相“扔板儿砖”一样！令人遗憾的是，主动发起攻击的一方是彭德怀，因为萧克在党内军内的权力和实力都无法令他有所主动。运动的导火索，是五七年陆军训练部一位上校副处长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当时苏军顾问机械地强求训练演习与苏军的标准一致，而中国的军队装备无法达到。因而在训练演习之中各级军官与苏军顾问均产生过矛盾，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就是主张不要照搬苏军条例。这位上校曾将大字报的梗概向萧克作过汇报，萧克未表示不同看法。实际上在此之前张宗逊已当面向苏军顾问的首脑表示过同样意见。然而，由于苏联对彭德怀有过高度评价，“反苏”就被异化成了“反彭”！原因就在于这张大字报不是出自代表彭德怀的张宗逊方面，而出自对立的萧克方面。结果原本据有同样意见的张宗逊秉承彭德怀的意见发起了“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开始直接批判萧克。这时军外已开始了“反右”，那么“反教条主义”正合其时。同时在彭德怀的授意下，总参、总政和当时的总干部部都派出要员到训练总监察部参加“调查组”，形成了对萧克和训练总监察部的围攻。按照我们局外人的思维，把发难的逻辑核心归纳一下：

    正规化是向苏军靠拢，反对照搬苏军那就是反对正规化；彭德怀的本意是反对正规化的，而此时的逻辑已走了样：苏联对彭德怀有高度评价，那么反对照搬苏军就是“反对彭总！”你看，目的变成了手段，以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至于手段本身原来是什么，没人在乎了。
    如果你细心观察一下中国历次政治斗争的细节，就会发现这一方式的采用是何等的普遍。直到今天，有人还在熟练运用。而再从反方向注意一下：一旦是手段转化成了目的，那么千万小心，已经离一败涂地不远了。

   我绝不敢说这种逻辑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在我党党史和我军军史上与之吻合的实例比比皆是。外国的政治史我不熟悉，而在战争史上相符的战例也数不胜数。

   “反教条主义”运动的规模扩大之后，各总部也多少都有所动作。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在一次会议上，曾表态认为那张大字报确实有问题，但在一位与他很熟悉的，于训练总监察部任职的少将当场提出反驳后，黄大将也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大概是他也搞不清楚“反对彭总”的确切涵义。而秉承上命参加“调查组”的各总部要员中，最活跃的是来自总干部部的刘其人中将，一方面他主动与训练总监察部的次一级将领单独见面，搞人人表态；另一方面他又在各次会议上当面指斥萧克“反对彭总”。他的活动形成了不小的运动声势，而萧克却没有提出有力的反驳，最后只是拍案而起，说“我萧克好汉做事好汉当！”，完全是意气用事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到了运动后期的一次会议上，还是这位刘其人中将，在台上声色俱厉，指责训练总监察部有不少人“竟敢反彭总！”。而在台下 ，曾支持过萧克，这时接替萧克代管陆军训练部，素来以耿直著称的郭天民上将竟然噤若寒蝉。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运动压力已大到了何种程度。当然“顶硬上”的人也不是没有，除萧克本人“好汉做事好汉当”外，最为强硬的是当时在陆军训练部任处长的蔡铁根大校，不但从始至终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大量的文字，而也就是由于他的这些文字“证据”，才造成他本人在这场运动中的下场最为悲惨。
    从这场运动的过程和涉及的观点来看，既没有什么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没有文革或者“九一·三”那样生死攸关的权力争夺，从一定的意义上简直可以说只是彭德怀和萧克两人个性的碰撞。运动的名称虽冠以“反教条主义”，而核心的命题却是模糊不清的“反对彭总”。运动中从没有人对这个命题加以界定，除少数几个人外，双方也没有形成明确的阵营。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彭德怀的一方提不出什么象样的证据来说明对方在“反对彭总”，萧克的一方也从未试图明确什么才是“反对彭总”，双方都简单纯朴到了让人觉得“可爱”的地步。由此可见，彭德怀和萧克都不是高明的政客。相形之下，后来的林彪或叶剑英才真正是高手。从事件前后的种种细节上看，很难说彭德怀早有预谋，也不能说萧克处心积虑。两个人都很象是老顽童，互相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一有机会，就要让对方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在彭德怀的个性面前，刘伯承肯屈服，叶剑英有谋略，而萧克则“铜盆碰上铁扫帚”。意气之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即使在军队的高级将领中也不新鲜。然而可悲的是，历史把彭德怀和萧克放到如此敏感的位置上，特别是彭德怀的位置。他本身的个性不是政客，却以这种个性当上了政客，并干了政客的勾当！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彭德怀非政客的个性给当了政客的他造成政客的悲剧，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开始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直接后果是，训练总监察部撤销建制，以陆军训练部为主缩编为总参军训部；军事条令部解散，人员转到军事科学院；组织计划部缩编为总参军训部的一个处；院校部改编成高等军事学院；出版部改编为总参战士出版社。如果你对后来的军队机关编制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六七十年代甚至到今天的机关编制中还有这场大整编的痕迹。在军事科学院之外还有叠床架屋的高等军事学院，完全是一个闲散部门，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完全并到军事科学院之中；军队出版业一向由总政负责，而到今天总参还拥有一家不合体制的战士出版社。
    训练总监察部被撤销还有一定的国际背景。五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趋向冷淡，苏军顾问撤走，向苏军靠拢的正规化已失去意义，军队的体制要进行大调整。在撤销训练总监察部的前后，总干部部也被撤销，军队恢复了五十年代初期的三总部建制，五总部体制在军史上成为昙花一现的过客。
    六员上将的豪华阵容不复存在，萧克被调离军界，派往与他素有介蒂的王震任部长的国务院农垦部任副部长，惩戒的意味昭然若揭；周士第不知为何降职安排，任命为空军副司令；郭天民到高等军事学院赋闲；李达、彭绍辉到总参“帮助工作”；只有张宗逊转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带有提升的意味。次一级的将领中，数名中、少将被调出了总部级机关，到省军区一级的单位任职；几位大校级的军官被调出了北京，降职安排。坚持不肯低头的蔡铁根大校，被开除军籍，解送黑龙江监视劳动。而这位蔡大校一直在不断撰写自己的种种理论见解及其他各种“黑材料”，到六十年代终于被指为“反革命分子”而遭关押。到文革的混乱岁月中，终因“现行反革命”罪名而被枪决！如果这些年江核心的反腐败中没有惩处过这一级别的军官，那么我们仍可认定，蔡铁根是在建国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军官。当然，他被处决跟彭德怀或萧克没一点关系了，那时彭德怀的处境比被处决好不了多少。
    

    罗列了这么多未经公开考证的史料，其中细节处必有问题，特别在年代上，大概会有些出入。我不过想据此来分析一下彭德怀的人品性格，不料还是越扯越远。下次让我们转入自己的分析吧。 
    我所写的那些内容，可说是在从反面描述彭德怀。很容易令人产生我把彭当成反面角色的印象。而我的本意是对当今把彭树为完美偶像的做法提出异议，并不是要把彭的形象彻底毁坏。从庐山会议来说，彭的确是英雄，战争年代的彭总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今天在为彭德怀树立形象的人，其实还是把这一行为当成了“手段”，推崇彭德怀不是他们的目的，目的在于否定毛泽东。毛泽东该否定的地方甚多，但用这种“手段”来否定则要矫枉过正，适得其反，对彭总本人的历史也不够客观和尊重，结果是为推翻一个神而造了另一个神。在我们最后的讨论中我将阐明我在用什么眼光观察这些近乎于神的历史人物。现在还是让我们把该结束的先结束吧，如你所希望的，这段历史还没完。
    顺带说一句，在对刘伯承的问题上，如你所言，毛泽东确实应负有责任，不能完全归到彭德怀的头上。历史如允许假设，那么即使没有彭德怀，毛泽东迟早也会给刘伯承来那么一下子的，可以说彭德怀让毛当枪使了。

    让我们回到五十年代末吧。
    那场运动的最后结局中，还有一件不合惯例但颇有讽刺意味的事：那张大字报的原始作者，时任陆军训练部某处副处长的张X X上校，居然没病没灾地继续当着他的上校副处长。此人在七十年代任X X部副部长直至离休。你能体会到我举出这个例证的意义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手段”本身是什么，当时没人在乎，运动的目的是打击对手，不是打击“手段”本身。在“反教条主义”的全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没有过问。至少是我到今天还没有见到或听到他对这件事具体表过什么态，发过什么具体指示。但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本人的个性中去设想一番，毛泽东最忌讳的事莫过于别人的权力和他比较大到了某种程度，军队是他的命根子，而彭德怀在军内有这么大的动作，想来毛泽东在内心不会无动于衷。毛泽东绝不可能喜欢萧克，但彭德怀的独断专行不会不令毛泽东产生某些别的念头。也许在庐山会议上，毛认为彭想“夺权”的看法，在上庐山之前就有苗头了?  

    从朝鲜战争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军内的种种作为，很难说是完全出于恶意，只不过是他军人的个性在政治舞台上的自然表现，与他在战争年代的作风是一脉相通的。我已说过，战场上的将军以胜败论英雄，彭的个性与他的偏激做法，比较他的战绩就无可厚非了。但到政坛上，他的个性就势必要给作为政客的他和别人带来悲剧性的结果了。彭德怀在这段历史时期的作为，无疑在军内起到了“伤众”的负面效果。这些被“伤”的“众”，在政治舞台上表演起来，也不可能是品格高洁的。而某些没被直接伤到的人，难免有“物伤其类”的情结，一旦有机会，也要乘机铲除对自己政治上有威胁的因素。这不同于军事指挥上的争执，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比战场上要来得普遍和残酷。庐山会议后在军内的批彭，进行得较为顺利，除去当时对毛泽东的迷信因素外，不少高级将领对彭的个人恩怨有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感到“物伤其类”而要自我保护的人。被彭德怀“看不起”的朱总司令，在庐山上因为“和稀泥”而招致毛泽东的不满。相比之下，握有实权的贺龙、罗瑞卿等人“一边倒”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注意，庐山会议后，贺龙任军委第二副主席，是文革前毛泽东牵制林彪的主要人物，取消军衔制就是他的杰作；罗瑞卿则接任了黄克诚下台后的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从军队的角度看，这两个人加上林彪，是彭德怀悲剧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林彪后来对这两个人的打击也是因为他们妨碍林彪取得最大权力。同时，在军内高层推行批彭阻力也不大，或许有个别将领发出过不同声音，但中央没有为此有专门的举动，可见其过程是顺利的。请注意，我所说的“顺利”，是指当事件被毛泽东定性之后在全军开始的批彭。在庐山上当然有人支持彭的意见，但在毛泽东讲话后能象黄克诚大将那样明确的就鲜如凤毛麟角了，在次一级的非中央委员的将领中更是如此。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彭德怀的肱股干将张宗逊的事，庐山会议后他依然如故当他的副总参谋长，未受任何冲击。以他和彭德怀的关系论，如此局面很难想象他在对批彭的态度上能够达到朱总司令“和稀泥”那样的程度，更别说黄克诚的程度了。张上将在文革中也被打倒，但林彪一倒他就出任邱会作空出的总后勤部部长一职，直到邓小平推倒华国锋为止。在毛泽东去世后那几天叫劲儿的日子里，又是这位张宗逊上将，给江青、张春桥发出了效忠信！当然，当时干这种勾当的在军内也不是他一个人，上将级的还有当时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和工程兵司令陈士榘。你感到惊讶么？ 
    对比批彭，“九·一三”之后军内批林的进展就不同了。林彪已经死于境外，四大金刚束手就擒，政变的证据确凿，批判死人及打落水狗的难度比较庐山会议应容易一些，事实却并非如此。林彪事件向下传达是当年的十一月，批林完全展开是七二年了。而军委在周恩来主持下，于七二年一月召开了一次高级的批林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员很少，在组织系统上很不合常规。十个元帅之中，林彪、罗荣桓、贺龙已死，彭德怀不可能翻案，刘伯承抱病。其他人除朱德外全部到会，大将之中，徐海东、陈赓、许光达已死，罗瑞卿、谭政、黄克诚尚未翻案，张云逸抱病，而粟裕、萧劲光和王树声三人也到会。从参加会议的人员结构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除去在文革中被明确打倒，未能参加“九大”的人之外，最高级将领几乎都到了。与会者除了叶剑英有明确的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的职务外，别人当时都只是有中央委员的虚衔而无实际职务。或者说都是在文革中处于“靠边站”的位置。更值得注意的是，萧克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从六十年代起，他直到七二年新年联欢会才以“参加联欢会的还有X X同志”的面貌重新在宣传媒介中出现，中央连“结论”都没给他做呢。但我们可看出，参加会议的人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全都具有对军队内部次一级将领的强大影响力。会议的内容完全是批判林彪在军史上如何反对毛泽东，特别集中在井冈山时期，而对于林彪在文革中的作为毫无涉及，当然各人的发言中都流露出对林彪个人的怨恨，而会议的详细内容作为中央文件的附本迅速向下传达到军内高层。相对于彭德怀，在军史上林彪的作用之大，我们都清楚得很。当时军内将领中对林彪还有着不小的崇敬，特别是四野出身的将领中有强烈的“林总”情结。林彪出逃的消息传达后，军内竟有不少人痛哭失声！如此状况对推动批林很不利，打蛇打七寸，要把林彪在军史上扳倒，老帅老将们的言论最有力。为什么批彭和批林如此不同呢？还是两人个性的不同。彭德怀在军内有“伤众”的举动，林彪则一向善于笼络人心。就一般将领而言，对彭是敬畏多于信服，惧怕多于尊重，对林彪则不同了。林彪带出的四野将领在数量上也远多于彭的一野，从上述的“四野”情结对比一下张宗逊的“一野”情结，军中一般将领对彭、林二人的态度，我们就有个大概的轮廓了。

    下面我再讲一件令人齿冷的事实，此事在彭德怀的某些传记文章中不点名地提到过，但我要进一步披露一下，以作参考。 
    文革中曾在北京军区举行过批斗彭德怀的大会。在大会休息时，有一个人冲进关押彭德怀的小休息室，恶狠狠地将彭一拳打倒在地，而且真的踏上了一只脚，并且还叫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同一次会上，还有一个人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德怀的头上……  你能想象得到这两个人是谁么？他们既不是当时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也不是投靠造反派的一般干部，两个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将，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你能相信么？为了让你相信，我点出这两个人的姓名，他们今天大概还“依然健在”：第一个人是当时任副司令的李X中将！第二个人是当时任XXXX副政委的王X中将！两人都曾在朝鲜战场上受过彭德怀的训斥和处分 。李后来在训练总监察部任职，”反教条主义”后被降职到了……这件触目惊心的事实，当然首先表明了这两位中将极其卑劣的人品。而我们站到历史旁观者的角度，就有理由思考一下，同样是雪山草地走过来的，何以对彭德怀的个人仇恨能达到如此的程度？文革中被批斗的高级将领为数不少，非人的当场迫害屡见不鲜，但充当打手角色的均是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大概也有下级的干部或军官。而高级将领如此恶毒的似乎只有这一例，恰恰又发生在彭德怀身上。对此我总在想，”积怨”何在呢？从彭德怀那一边思考是反常的，但也许能有启发。

    关于批林，再多说几句。
    所谓“四人帮”阻扰批林的说法，也是为了达到将这两个集团绑到一起的“目的”而提出的“手段”。其实“四人帮”在批林活动中捞到了不少好处。我所说的批林，不是人们一般所言的“批林批孔”，而是在此之前的“批林整风”。在这次批林运动中，核心是批林彪的政变行为、反毛泽东的行为以及那些荒唐的形式主义行为。由于毛泽东是始作俑者，批林就不可能批到极左路线上去，也伤不到“四人帮” 。林彪的行为证据确凿，“四人帮”正要极力洗清自己与林彪的关系，阻扰批林无异授人以柄。批林中传达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这是江青最大的政治资本。在结束“批林整风”的“十大”上，王洪文成为接班人的角色，“四人帮”的帮派最终形成，可见他们捞到的好处。实际上，“四人帮”对批林兴趣盎然，在后来的“批林批孔”中，把林彪和孔老二生拉硬拽绑到一起的也是他们。 
    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上，我罗列了这么多，就是想从各个角度去思考一下彭德怀的个性与他的历史行为之间的关系。历史人物和我们一样，都是有喜怒哀乐的凡人，毛泽东乐于人家投怀送抱，小克林顿碰上莱文斯基也找不着北。彭德怀也是凡人，他的个性类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不同的是当一个人处于政治的历史的特殊位置时，其个性的表现就必然异化为某种政治的历史的事物。彭德怀的个性有缺陷，这种缺陷不影响他成为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但却要极大地影响他成为合格的政客。彭德怀本人肯定是不愿意当政客的，但历史终归把他推到了那个地步。不但是他，几乎所有的元帅和将军们都被历史推上这条道路。那么，他们每个人的个性就都在政治舞台上对历史和他们本人的结局产生作用。比如，那两位中将对彭德怀的报复本身完全是私人间的怨恨，但实质上就构成了一种政治行为，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极为丑恶的一笔。彭德怀的个性不是政客的个性，但是他不得不成为了一个政客而且干了政客的事，“反教条主义”是如此，庐山会议也是如此。他对萧克的打击也很难说是历史错误，两人个性的冲突说不清谁是谁非，然而到了政治舞台上一切就异化了。彭德怀非政客的个性害了别人，也害了他自己。我对他的人品有所保留，就是从这一角度而来的。由军人转化为政客，彭德怀完成了悲剧，而叶剑英则完成了喜剧。林彪做为政客也有高明之处，他几乎完成了比叶剑英还要壮观的喜剧，结果却成了一场闹剧。

    说点题外话，再举例阐明一下“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林彪运用“手段”达到“目的”的政治行为最能说明两者的关系，庐山会议后军内批彭，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向苏军靠拢的“教条主义”帽子就扣到了本来对正规化很不感兴趣的彭德怀头上；而后来的“大比武”，林彪本是很赞成的，作为大军统帅出身的他肯定知道军训的意义。当时著名的神炮手，炮兵副司令赵章成少将下到基层连队传授他高超的迫击炮操作技术，林彪对此曾大加赞赏。甚至以他的元帅身份公开提出练兵标准是“象赵章成同志那样，使技术达到艺术的标准。”但到了文革，为打击罗瑞卿，同一个林彪就能把“大比武”说成是罪过；林彪在文革中还提出过荒谬的“军队骡马化”的方针，以标明他突出政治和走中国道路的姿态。其实富有战争经验的他何尝不知道机械化的威力？而中国最早的两个机械化军，三十八军和六十六军正是在林彪主政的六十年代末完成换装的。你看，在政客林彪那里，任何事物都可异化为“手段”，即便给后世留下笑柄也不在乎。如果我们清楚了这种政治游戏的规则，在观察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就迎刃而解了。
    在观察思考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等人物时，我更注重那些与他们地位相同或接近的人同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中更能发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个性所在。距离远了，形象必然失真。至于象李志绥、李银桥这样医生、卫士的角色，他们的回忆文章只能作为参考，因为他们尽管在形体上比任何人都更接近对象，但他们实际上并不能进入到对象内心重要的决策过程中去。在他们眼中，毛泽东还是一个神，只是个有血有肉的神。同样道理，残酷批斗彭德怀的红卫兵们，还有在贺龙囚室窗外唱“洪湖水，浪打浪……” 的哨兵，同样是在把他们当成了神，不过是善神和恶神两个极端罢了。而与这些历史人物共同创造过许多历史的人就不同了，在他们眼中，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才是具有复杂个性的人，也许可视为“人物”，但不可能是神。彭德怀与萧克之间老顽童式的争斗，那两位卑鄙的中将对彭德怀的报复，再结合庐山上的彭德怀，我们不是就得到了一个更生动的彭总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