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共内最早研究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人，苏俄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第一个找到的人就是李大钊，并透过李大钊联系上了在上海的陈独秀，一起商讨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共诞生后，头号人物陈独秀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第二号人物李大钊在北京担任中共北方负责人。
在国共合作前，经过李大钊牵线，苏俄、中共与吴佩孚有过短暂合作，二七罢工遭到吴佩孚的镇压后，苏俄、中共才与吴佩孚分裂。实行国共合作后，由于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李大钊就成了国民党内共产党团的负责人，在国民党召开的一大上，李大钊还担任过主席团主席之一。
参加完国民党一大，李大钊又回到北京，负责中共北方事务。国民党北伐，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为讨伐对象，当吴佩孚和孙传芳被打败后，张作霖就成了北伐最主要的敌人。入主北京后的张作霖，拿国民党的同盟者苏俄和中共开刀，突袭了苏俄驻北京的大使馆，抓捕了李大钊，还搜出了苏俄在中国进行阴谋活动的大量机密文件。
被捕后的李大钊对自己从事的颠覆政府活动供认不讳，张作霖也毫不客气，在得到驻华使团的默许之后，就将带路党李大钊绞杀了。李大钊固然有错，但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对政治犯处以极刑。
李大钊生平
李大钊生于1888年，这数字很吉利，但却死得很惨。1907年，河北人李大钊进入袁世凯创办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2年，李大钊加入江亢虎、陈翼龙的中国社会党。曹百善回忆说：“李大钊先生加入社会党北京总部，是在一九一二年冬。他从天津来找我，说是应孙洪伊之约，要和白坚武筹办言治月刊，当时经我介绍与陈先生（翼龙）相见，畅谈以后，意见极洽，遂入党。”（张次溪《陈翼龙先生事迹汇录》）
1913年冬，汤化龙资助李大钊去日本留学。“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李大钊《狱中自述》）1914年，在日本发起组织神州学会。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我和守常（大钊）认识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期。因袁世凯背叛民国称帝，引起全国人民反对。那时东京留学生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一条’签定以前，反对是秘密进行的，守常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这个学会我参加过。”（《五四运动回忆录》）留日期间，李大钊加入同盟会，并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写稿。
1916年，回国的李大钊任进步党领袖汤化龙的秘书。1917年，《甲寅》日刊创刊，李大钊任编辑。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报》，约我们替他写社论。……我们在文章中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而章士钊是维护他们的，他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守常又只顾真理，不顾什么情面，不合心意的，他就要痛骂。……后来，彼此谈妥：不谈内政，只写国外新闻。”（《五四运动回忆录》）
1918年2月，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金毓黻《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章先生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李大钊继续他作图书馆主任，蔡先生就答应了，自是时起，大钊先生就作了北大图书馆主任，但是不兼教授。”（《五四运动回忆录》）期间，毛泽东经他准老丈人杨昌济介绍，在李大钊手下当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蒋梦麟《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便拿起笔来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
据毛泽东自己回忆，他月薪是八元，而不是蒋梦麟所说的十七元。也不知道是他们谁说谎，还是有人克扣了临时工毛的一半工资。“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斯诺《西行漫记》）
1918年10月，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其时在愚生家聚谈之会不过九八人，在十月中，才由守常介绍毛泽东加入，成为座上客。”（李璜《学钝室回忆录》）11月，李大钊公开宣扬俄国革命。“在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联餐席上，开始称道俄国的共产革命，认为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上，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民国）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去。”（胡适《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日在北京大学的讲演》）
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之马克思主义观》，同时五四运动爆发。高一涵《五四运动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五四运动回忆录》）
在五四运动期间，自由派胡适与激进派李大钊论战，爆发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主张“少谈些主义”，少谈些马克思主义，反对通过革命手段把中国变为第二个苏俄；而主张“多研究些问题”，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反对激进革命。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主张激进革命，走苏俄之路，“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这次论战的结果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跟政府继续保持一定的距离，既批评也合作。而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派则走向了革命之路，组建了共产党，意图推翻现政府。说来挺悲哀的，胡适与李大钊的争论，过了近百年，到了今天还在持续。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牵线，与李大钊会面。维经斯基提议组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让他先去上海找陈独秀。与此同时，李大钊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主义）研究会。9月，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九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张国焘《我的回忆》）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李大钊没有出席。“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来中国，与他同来的还有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他们先到北京同李大钊、张国焘等会谈了几次，马林建议召集一个全国性的建党会议，北京方面的同志同意这个建议，李大钊同志因为工作关系，不能离开北京，即由张国焘同马林、李克诺斯基一路到上海与李汉俊等会商。”（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
在与南方的孙中山勾结之前，苏俄就与北方的吴佩孚、张作霖频繁接触，还跟吴佩孚有过一段亲密期，其中的牵线人就是李大钊，当时他的同学白坚武在吴佩孚手下当政务处长。“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荐去的共产党员）。”（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因此，而后酿成京汉工人大罢工。
1922年8月，李大钊出席西湖会议，赞成加入国民党。月底，与孙中山会晤，并加入国民党。“事在四、五年前，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亘数小时，当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钊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李大钊《狱中自述》）
1923年，吴佩孚镇压了共产党煽动的京汉工人大罢工（二七惨案），苏俄才与其分道扬镳。“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家里。”（张国焘《我的回忆》）
1923年6月，应孙中山之邀，李大钊南下广州，并出席党的三大。全力支持马林，赞同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李大钊经上海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一九二四年初，我偕同李大钊先生经由上海赴广州。停留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曾邀请我们两人参加中央会议，讨论我们去广州所应采取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正为国共合作在各地的发展表示乐观。李大钊先生在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声言北京中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陈独秀先生十分欣慰，提议由我们两人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钊先生手上。”（张国焘《我的回忆》）
1924年，国民党改组，确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政策。1月20日，李大钊在广州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月28日，国民党员方瑞麟提议在党章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发言反驳：“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同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
1924年4月20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李大钊任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5月，李大钊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2月，召集在京的共产党员开会。“李大钊接着谈到，国民党改组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促使许多旧式军队也发生变化，都希望和我们拉关系。国民二军胡景翼曾邀我们的同志去，成立了学生军。而西北军冯玉祥想让我们帮他仿照黄埔军校办所军校，聘请苏联军事顾问，遣派政工人员。”（彭健华《一九二四年秋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后对北方区工作的部署》）
1925年1月24日，在中共四大上，李大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3月11日，李大钊出席中国国民党为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举行的欢迎会。
1925年4月8日，李大钊反对国民党在京召开国民党“二大”。《国民党左右两派大争执、右派主张在京开会、左派主张回粤开会》：“国民党自孙文逝世后，其内部因反对唐继尧副元帅，及召集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之二问题，大起纷扰。对唐事件，因京中国民党员，多主张国民党各派大结合，故汪精卫、邹鲁等数次提议下令讨伐，均无结果。召集第二届代表大会事件，则因北京及广州之开会地点问题，争辩甚烈，亦未解决。前数日该会在帅府园开会，出席委员十一人，于右任主席。非共产派之邓家彦、谢持、石青阳、茅祖权等主张在北京开会。共产派之李大钊、王法勤、丁惟汾、于树德、邹鲁等主张在广州开会。”（1925年4月8日《晨报》，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
1925年5月10日，李大钊秘密前往冯玉祥部队，与冯玉祥会晤，筹建政治俱乐部。据冯玉祥的苏联军事顾问普里马科夫回忆：“李大钊忙于在军队里建立政治俱乐部。他使冯玉祥同意通过政治俱乐部在军队里宣传国民党纲领。”（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个志愿兵的札记》）
1925年夏秋，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北方区委书记。“1925年‘五卅’运动后，革命运动在北方各地都有发展，党中央决定成立以李大钊同志为书记的北方区党委，领导北方几省的革命工作，也兼北京市党的领导。”（夏之栩《片断的回忆——忆赵世炎》）
1926年1月16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3月18日，李大钊参与领导天安门国民大会并参加示威游行。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遭到段政府通缉。3月下旬，李大钊把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搬到苏俄大使馆内。
1926年7月，李大钊请于右任去苏俄做冯玉祥的工作，敦促冯玉祥回国策应北伐。马文彦《李大钊敦促冯玉祥回国策应北伐的经过》：“一九二五年十月，国民军第一、二军在华北、河南失败，……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冯玉祥）便暂时把军队交给了张之江统率，自己偕李德全赴苏联考察，并寻求军事援助。据说，冯到恰克图，苏联政府派鲍罗廷到边界欢迎。冯表示，他赴苏联考察的目的，是为了救中国，并愿考虑加入国民党，执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鲍表示，苏可按冯的方案，提供援助，他本人也可给冯当顾问，不到那边（广州）去了。”“冯、鲍恰克图谈话的内容，由苏联政府通知了驻北京大使馆；大使加拉罕告知了李大钊，李大钊便请于右任赴苏做冯的工作。”“于（右任）和冯就在冯的（莫斯科）住处进行秘密商谈。经过会谈，冯接受了李大钊先生提出的意见，即‘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并很快达成了协议。”（《党史资料通讯》第9期）
1926年8月，北伐军打到武汉，急需工作人员，中共中央拟迁往武汉，并调派李大钊等人去武汉工作，但李大钊认为：“北伐军很快要打到北京，应先做点安排，北方区委人少，他不放心。”（《罗章龙回忆》）
1926年夏，李大钊派陈毅回川做杨森的工作，策应北伐。陈毅《早年回忆》：“北伐军由广州出发，革命新形势出现了。四川军阀杨森慑于革命潮流的高涨，向革命方面投机，向李大钊表示，要求派代表去改造他的部队，以便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即派我去做这工作。我当时接受了任务，即离开北京，第二次回到四川。”（《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
1926年9、10月，李大钊策动阎锡山参加北伐。“北伐战争革命军到武汉时，大钊同志给阎锡山写过一封长信，劝他参加北伐。阎锡山后来接受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这封信曾起了很大作用。”（《于树德谈话记录》）
1927年初，张作霖的部队控制了北京。与此同时，国民党在苏俄和中共的支持下，进行了北伐，在打败吴佩孚和孙传芳后，张作霖就成了讨伐对象。作为国民政府的同盟者、中共北方负责人，李大钊自然就成了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感觉不妙的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但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正在河南与苏俄扶植的国民革命军打仗，如果说张作霖突袭苏俄大使馆违背国际条约，那也是苏俄违背在先。
事先经公使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授权同意，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警察和宪兵进入租界，突袭了苏俄使馆，抓获了李大钊、路友于等人，并查获大量的文件档案。在搜查到的秘密文件档案里面，有很多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在中国进行阴谋活动的证据，张作霖找人将其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张作霖搜查苏俄大使馆之前，国务总理顾维钧就已将消息透露给杨度，杨度数次通知李大钊，要其离开北京，但李大钊仗着有苏俄大使馆这个庇护所而没走。
4月7日，苏俄中央政治局对李大钊事件作出反应。“（1）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就搜查我国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人员住所事件以斯塔社名义起草一份新闻公报。（2）成立由李可夫、斯大林、布哈林组成的委员会最后审定新闻公报稿，决定该公报的发表问题，以及就这一问题拟定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指示。（3）指示切尔内赫同志仅对逮捕和搜查享有豁免权者的住所提出正式抗议，未经莫斯科批准不要采取任何其他步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4月7日，苏俄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4月16日，北京外交部回复苏联，指责苏联大使馆“庇护乱党，图谋扰乱治安及推翻驻在政府”。（何汉文《中俄关系史》，赵佳楹《中国现代关系史》）
张作霖的北京当局不但把李大钊给抓了，还把苏俄大使馆给端掉了。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中俄两国宣战都是有可能的，但自知理亏的苏俄最后不了了之。为什么呢？因为苏俄大使馆不务正业，净干些阴谋勾当，积极大力支持革命分子推翻现政府。而李大钊等人呢，勾结国外反华势力，组建革命党，试图推翻现政权，属于典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李大钊自述
国共合作后，在苏俄的支持下，进行北伐，北伐的对象是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1927年初，北伐打倒了吴佩孚和孙传芳，只剩下了张作霖。面对势不可挡的北伐军，张作霖对国民党和中共采取报复，突袭了苏俄在北京的大使馆，抓获了李大钊等人，还获取了有关苏俄在中国进行阴谋活动的大量机密文件。
被捕后，李大钊在狱中写了一份自述，述说了苏俄、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情况。
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一九二七年四月）：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父年逾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恢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则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一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其时同被指认者，有：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为吴稚晖、李石曾、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去年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州遂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久已不能开会。近自石曾出京，只钊一人，更无从开会矣。钊所以仍留居北京者，实因不得稳妥出京之道路，否则久已南行。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并且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于庚款委员会内，其原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员，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存其中，钊均径自润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人住居之所，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李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加。我等如有事与俄使接恰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时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曾与共同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山先生墨迹，关于其联俄计划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俄之外交关系，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确无何等秘约。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之可言？而且国民党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余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纷纷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费。数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续转交过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员会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役阎振，已经拘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除陆续还付前托李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在远东银行。历次汇款，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时，始更明显。其实，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部，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常识。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略有组织，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悟勿致轻信，社会之纷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诼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治主张，亦可有相当之谅解。苛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彼此间之误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
李大钊。
李大钊供词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李大钊1927年4月被捕后的口供笔录材料二件，是在京师高等检察厅档案中发现的。供词为抄件，是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被警察厅称为“李大钊供词全份”。
在两份供词里，李大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但在很关键的地方还是撒了谎，比如在苏俄向中共提供经费的问题上。
《李大钊狱中“供词”》（《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03月）：
李大钊供词之一
李大钊供：籍贯、年岁同前述。我在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执行委员，我的职任就是关于政治军事对中央党部报告，其市党部的组织另有部长管理，我不过代管党务。武汉有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北京是分会。从先政治委员李石曾、顾孟余等人，他们已先后离京，北京只有我一人。
问：特别市党部共有几处及其组织内容？
答：特别市党部共有四个：广州、上海、汉口、北京共四处。特别市党部有事直接报告中央。在市党部以下分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各部以下分设之组织部是专管介绍党员，宣传部专管宣传、各种印刷品类，如对于民众方面、学校内学生、工人、农民均有宣传的职任。各部以下有会务部，专管开会之事。党人对于各地宣传有调查军队及军械的任务，政治委员有训练党员知识及党内主义的责任，对中央党部有介绍、传达、接洽各项责任。
问：现在你北方区共设市党部若干处？
答：各省设立之市党部表面上有九十处，实际只有十三处。奉天省党部现已划归中央，该省党部执行委员原系朱纪清，系国会议员。后改王有仁，彼因逮捕，先逃至北京，现已逃赴汉口。如天津、太原、唐山、兰州，均有普通市党部。如陕北及三特别区均有县党部。在各处设立之宣传部，均含有调查的情形。政治委员会在北方的任务就是专门发展党务。
因为北方与南方情形不同。至由俄使馆内检出的各项文件我不甚详细，因为从先有国民军在内住过遗存的，亦有俄国人存留的。我对于区党部、区分部情形，我亦说不清。我知道区党部共分九区，学校内有区分部，人数不一定。市党部出席，在区党部召集区分部执行委员开联席会议。如党务有纠纷的事情，我可以解决。
今蒙讯问，所供是实。
李大钊供词之二
问：你的姓名、年岁及何处人？现住何处？是何职业？
答：我名叫李大钊，现年三十九岁，直隶乐亭县人，现住俄兵营内三十号房内。
问：你有亲属几人？
答：我妻李赵氏、我长女李新华、次女李宴华，与我同在俄兵营内居住，现已同时被捕。
问：你是何职业？
答：我前充北大教员。因党员资格，被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现在俄兵营内进行党务工作。
问：你是国民党何派？是何主义？
答：我是国民党左派。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最主要的是希望民族在世界上得一平等地位。
问：你们党中派别及分合情形？
答：国民党是完全信仰三民主义，共产党是共同生产主义。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在广州开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正式议决民党与共党联合。至民国十四年孙中山死后，民党分有左右两派。左右不同之点：右派不甚注重拥护工农利益，左派是拥护民众利益之外更兼拥护工农利益。当时京内设有两个机关：右派京党部设在南花园，左派京党部设在翠花胡同。现在右派京党部取消，左派因受压迫，迁入俄使馆进行一切工作，完成中国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即是打倒帝国主义，恢复平等地位。现在进行最要工作是发展党员，训练党员。训练之法是要使京内党员均有政治知识、外交知识。俟政局改变可以公开。我们左派与共产派是混合的，并非分立的。
问：你所抱之目的及近年经过情形？
答：我的目的在建设良好政府、恢复国权、定出新经济政策，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财力，使国民贫富阶级不至悬殊。我们党部中央政治委员会现在汉口，委员长先是谭廷闿，现在是汪精卫。当国民军在北京时代，因政治关系允许公开宣传党义，那时我与李石曾、吴稚晖、徐谦、于右任、顾孟余诸人均是委员，丁维汾是执行主任。我们宣传主义，使民众了解本党宗旨，改造军阀，与民众结合，以便一致对外抵抗。因俄国不是帝国主义者，故主张联俄。因军阀中国民军与本党接近，故主张联冯。前年群众示威运动，如天安门前、执政府门前、警察厅门前及晨报馆等役，皆由北京市党员诸人及民众团体代表会议决定，临时委员召集并亲临指挥，一面与冯军随时接洽请其勿加干涉。当时党中只议决参加游街示威运动，至于中途发生意外事故非始料所及。至冯军离京后，吴稚晖已先期赴沪，李石曾等与我避入俄使馆后，李石曾等亦相继离京，北方左派首领只我一人。因国民党之主脑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护工农利益之主脑亦为中央执行委员会。
问：你是左派首领，左派与共产混合，当然你就是北方共产首领？
答：我是左派首领。惟我所主张共产主义与一般人所主张不同。例如英国矿山事业极为发达，应用合法手续转移为国家管理，以免为一二人所垄断。并不是如外间所说，他人之产业即强为我之产业，我之产业他人强作自己产业。盖共产意义，原为共同生产。在手工业时代是个人生产，机器业时代即是共同生产，在机器工作之人即是无产阶级。我是拥护农工利益，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
问：你的革命步骤？
答：中国是世界上很大的一部分，世界上帝国主义认中国为半殖民地，把中国作为很大的市场，销售他们资本制度下所生产之物。其销售之法，恃有关税特权及领事裁判权。如中国国民革命完成，即将此项特权取消，他们国内资本制度受重大的打击，他们的社会上有发生革命之可能性。所以中国革命紧接着就是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完成即促进世界革命。例如英国，在中国他的经济势力最大，他从中国得去利益安稳他的国内工人，将来中国革命成功，他失却所得利益，使英国工人革命加快。此种结果，资本制度与工人发生冲突，在帝国主义国家即行（形）成无产阶级革命。
问：你对现政府是反对的了？
答：当然是反对的。
问：你党与苏俄如何接洽妥协？
答：苏联为反帝国主义同盟帮，替我们训练党军，军中用俄教员。
问：你们党部第一号通告簿所粘贴之十一月八日三十一号通告一纸，所载使馆方面特别戒严，由党部与使馆接洽，党员出入名单交与门房凭照查验放行，通知各党员知照，并附记此通告阅转后即应焚毁勿存等字样。此项证据是俄使馆包庇你们党人，当时是谁与俄馆商协？
答：十一月八日三十一号紧急通告，系用党部名义与俄代使方面接洽允可的。
问：你被捕时，由你屋内捡出之手枪是何处得来？
答：是俄国兵送给我自卫的，遇有必要时，俄馆亦可借给我们武器自卫。
问：这搜出之共产印刷品及宣传等项物件是谁制成的？
答：是我党中之物件。
问：你们党的组织？
答：北京市党部与政委会是两个组织。市党部委员是邓文辉、谭祖尧、杨景山、路友于、吴可、刘清扬等诸同志，分任部务。市党部与区党部、区分部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分体，为一贯之组织。
问：你党经费若干？你的薪金若干及经费之来源？
答：我的月薪是一百五十元。我党经费是舒启昌管理。经费议决案月支二千元，向由远东银行、中国银行自南方汇来，请查搜出帐簿便知。
问：你受俄人津贴若干？
答：我党中自有经费，不须俄人津贴。
问：这中苏福龙氏俱乐部部员证书，该部是何组织？
答：福龙氏是苏联已故之陆军总长，现在使馆内仍用他的名字组织一个俱乐部，部员是中俄两国之人。内中有中国旧戏，如打大鼓之类。亦有新戏，所演者如“三一八惨案”之类。我非部员，我亦曾去看过戏，所扮演不甚良好。内中并有图书馆任部员阅览。这借书字单上所书的花木兰壹本字样是个小说，书下署文光社李具是个部员，并非是我。
问：这秘密稿簿上所教致冯焕章函稿报告军政情形，内有“本党接济西北革命军之六十万已经陆续汇上，闻本月尚可筹出百万并以附闻”等语。此款你如何过付？
答：上年九月、十月间，广州议决接济西北革命军费后，党军入湘顺利之时，李石曾等介绍冯玉祥代表刘骥、李鸣钟二人与广州方面接洽，当付接济洋十万元。最近该代表等两次得接济费洋二十万元，前后三次共三十万元。上年所议之六十万、百万之数实际上未能照数供给。又，冯玉祥由俄回国后，始由于右任等介绍正式入党，因而党政府议决予以财政上之援助。上年北京政治委员会传递消息于冯同志玉祥，将本党在北方最近之工作及北方军阀相互之关系作成书面，一并报与冯同志。函稿尾署名李大钊，是我自己写的。
问：南北军政各情如何传达？
答：南方军政各情由各党员报告，由南方送至北京党部，分转国民军及各方面。北方军政各情由北方党员报告，分转各方。
问：这件稿簿上载有致顾孟余函，所述用牛乳写密信法？
答：信的正面写些不相干的话，背面用牛乳书写，接到后用火烘烤，字迹即显。
问：据郑镜秋、舒启昌供言，他们在委员会只经管庶务及零星帐目，至于特别收入支出系你自己经管，这话不错么？
答：不错。
问：现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帐一册，你看是你自己登记的不是？
答：不是。但是我确知道其中收支情形。
问：该帐册一月份、三月份均有收外友洋贰千元，又，三月份有收外友补助洋贰百五十元。“外友”二字名义太觉宽泛，究何所指？
答：此款想是李石曾在外间张罗来的。
问：你素来光明磊落，不必说这不负责任的话，况此款系最近收入，你那有不知道呢？
答：我细看帐册上所登一月份收借外友洋贰千元，三月份收借外友洋贰千元，又，外友补助费洋二百五十元，此三项均系由俄使馆借来的，经俄使馆管理财务之俄国人米尼阔夫与我负责交付及接收。至补助费也是借贷性质，将来由会开帐寄到武汉党部与俄人鲍罗廷清结。在去年，我会也常向俄使馆挪用款项，但只是零用数，不过一二百元，系由俄使馆前管财务之俄国人沙士阔与我交接。
问：据抄出会议录所记历次开会及预会人名所议之事皆甚详，直至四月五号止，当然是按期开会？
答：此是政治委员之谈话会，无定期举行，即在政治委员会内所有政治委员、市党部人员、俄代使及其他俄人同志均可列席，惟俄人只列席过三四次。
问：会议录内车尔尼克、龙瓜、罗克确夫均有提议报告，此三人是何人？
答：车尔尼克是俄代使，龙瓜是俄赞参，罗克确夫是俄同志从广州来的。惟车尔尼克、龙瓜等，须与党会有互商或接洽的事方列席会议，不是每次列席。如第二十一次会议，车尔尼克、龙瓜参加发表意见，谓“军队宜集中、军需宜独立，国民政府应注意国民军、红枪会二大势力”；第二十五次会议是要请龙瓜、罗克确夫作一篇“关于广州事变”的论文；第三十一次会议车尔尼克借给我们党会经费问题；第三十八次会议车尔尼克发表“毕庶澄投降消息”；第四十二次会议车尔尼克批评“上海暴动时中央所持态度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对的”皆是。
问：列席的常、劼、乔、庄、南、谢、季、达都是何人？
答：常即是我自己，劼是范鸿劼，乔是史乔年，庄是杨伯庄，南是刘耀南，谢是谢承常。
问：列席的于方舟、胡茂公、粟泽皆是何人？
答：三人都是天津市党部的人。
问：你党在天津有何机关？
答：有直隶省党部、天津市党部。
问：所有派赴各县运动工人农人、调查、宣传、报告等工作，当然都是你政治委员会派出去的？
答：都是天津省党部派出去的，也有各县分部党员报告的，因为党章凡是党员皆负有宣传、调查、报告种种工作义务。
问：各文据中所云，军委、地委、北区、国委、工委等名，都是何解？
答：军委是军委代表大会，设在武汉，各处党部皆派员列席；地委、北区皆是指北京政治委员会；国委、工委是由党部指定同志分往各处运动国民及工人。
问：派人赴各县运动农人、工人，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及联络红枪会，如何办理？
答：是省党部及汉口经办的。
问：俄代使借给你党会办公费是如何情形？共数若干？
答：因为党会办公费不足，向俄代使借二千多元。
问：CP是何符号？
答：CP是我们共产派的符号。共产派即无产阶级主义，对于政治要达到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
问：延秉昊与你信，请你向俄人设法助军火在东北起事，你如何办的？
答：延秉昊是高丽人，我与他在俄款委员会见过一两次。十三年间他寄我信说此事，我未替他办。
问：国民军退却出京之时，有一电稿后署一常字，是寄张之江、鹿钟麟的，说联络各军队在后方起事请国民军不可退却的话，当然是你发的？
答：电是寄张、鹿的，我向来与张、鹿不通信电。且此电中所言皆系军事，与吾党无关，故事证明此电非我所发，似系国民军中人所发。又，当是时李石曾、易寅村、柏烈武皆在京，如我们发电，必共同署名不能由一人署名，且我发电向来不署常字。
问：北京左联会是何情形？
答：左联会是市党部此次改选以前成立的，系联合在京的左派各团体，如CP派、实践社、新军社、青年社、革新社、琼岛魂、协进会、中山学社、新中学会等，皆在其中。惟新右派不在内。
问：市党部是何时改选？
答：旧历年前。
问：文件内有分电上海、九江、汉口、宁夏、广州电稿二纸，大意是“劝告山西奉攻五原，即可以威胁山西，请晋阎与我军一致动作。晋阎回电历述困难情形，我方须统筹全局军事计划应如何准备，使晋阎与我军相策应。”云云。此电内幕如何？
答：此是冯玉祥自俄回国后，国民军已经退出包头尚未退出五原。北京党方不愿国民军再退，遂想托由晋阎设法与奉方交涉，请其不进兵五原。乃交涉无效，晋阎遂令其在京代表与李石曾及我商量。我们于往返电商后，将交涉情形电报中央党部，并未实行分电各处。惟实际上此时国民军业经退出五原，吾党中央亦主张冯暂行退出五原，冯玉祥此后即开往宁夏等处矣。此是过去之事，虽有计划并未实现。
问：文件内往来通信有署李瑞祥、白永泰、白芳渠、罗耿迪、柏桂等名者，均系何人？在党各任何务？现在各在何处？
答：以上各名全是北方区之代名，为与各地方党部通信之符号，因如此可以避免通信时之阻碍，实无其人。北方区（白芳渠）即是北京政治委员会，前已述明。
问：文件中有于永滋，是何人？现在何处？
答：于永滋名于树德，以前是北京执行部委员，现在武汉充当中央执行委员，他系左派。
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内幕如何？
答：中国共产青年团是我们党员中之青年所组织之团体，其性质略如青年会，其中亦有不入共产党者。团体中以学生为多数，工农人少。此团对于政治上之理想自然与党部相同，所异者，党部为实行种种政治上之工作，青年团仅在文化上为理论之传导。至其团体之组织及在京出版物我不接头。
问：既是同党当然知其详细。
答：实在不了然。
问：北京政治委员会之组织？
答：北京政治委员会分文书股、庶务股、宣传股，惟现在北京政治委员止（只）我一人，组织已不完备。办事之人大略分为英文、日文、法文、俄文、宣传、庶务等部分。舒启昌管庶务，陈乔年管俄文，杨景山、陶永立均管抄写，陶永立并充当俄人教读，范鸿劼管搜集材料及研究理论，陈乔年管俄文，杨善南管宣传，刘伯庄管国民运动，李一鸿即鸿一无一定责任，惟舒启昌是新近接手的。
问：你介绍高桂滋入党是何情形？
答：高桂滋原来是国民二军军人。当中山灵柩在西山停放之时，高之军队在彼照料，因此与我党感情甚好，自愿投入本党。经其同乡人于右任介绍入党，填写证书时，填入我的名作为介绍人。
问：每月支领款项及发给各员津贴总流水帐二本内，载有入款均由李、邓、顾三人经手。每月领取津贴最多者为彭、道、达三人，月各三百五十元。鲍姓百元、舒启昌等月六十元、五十元不等。以上所载入款经手及领取津贴均系何人？望逐一详答。
答：李姓即是我。邓即邓飞黄，他是湖南人，现在西安，他是党人，曾办国民新报。顾即顾孟余，他是本京人，现在武汉中央宣传部长及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彭即彭太太（彭若门夫人），美国人，当国民新报英文部编辑，此人现在武汉，应广州陈友仁之约，去办广州英文报去了。道即美国人，因国民报停版现亦到武汉去。道尔逊系接彭太太手，是以薪水与彭太太同。达即道之变名也。鲍姓系彭太太约同办报副手，我不知其名号。舒启昌原由顾孟余约在该报社办理庶务，现在政委会办庶务，他是接郑镜秋手。
问：党部常务处帐项收据内载所领生活费、津贴、交通、办公等费，望分晰言之。
答：我之生活费月一百五十元，由中央党部发给。谭祖尧、吴可、姚彦、张挹兰等，每人均不能超过三十元。至津贴、交通等费，系各个人赴各分部往来车费之类。办公费即各部办公费用。
问：延秉昊函内有公举史可轩为总司令，朱紫青为总指挥，公请先生为顾问，云云。所称朱、史究系何人？
答：史可轩想系国民二军将官，朱紫青或亦是河南方面军人。当时因这高丽人延秉昊很是无聊，故所来函皆置之不理。
问：七月份会议记录册内与会者有于树德，是何人？现在何处？
答：于树德即于永滋，直隶人，现在武汉任中央执行委员。
问：选定路友于、范鸿劼、郭春涛、李国瑄等为代表及刘清扬等为候补，所称代表是何代表？及郭、李等现在何处？
答：去年一月间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定路友于等充代表，所议事项是改选中央委员，有第二次宣言书可证。党员郭春涛，湖南人，现奉中央党部命令赴西安。李国瑄现在武汉。刘清扬现亦在武汉。
问：共产党会计帐册内多系范鸿劼、施英二人经手，施英系何人？现在何处？
答：施英湖南人，现在武汉，此人离京已一年有余。
问：杨景山、刘巨全是何职务？
答：他二人是前任市党部委员，所有领款证据自是前任时领据。现在杨景山在政委员（会）办事。刘巨全系女子，无事欲回家，前次被捕。
问：CP与国民党关系议决案，所议何事？
答：CP即共产派，所议之事即共产与民党连结。
问：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秘密通告第一号、第十四号所载运动方略，有发（双）十节运动大纲、北方区农村工作计划、联俄反奉等通告，农村工作计划，篇中有勾结哥老会，使其势力集中之计划，云云。此等计划是何人违议？如何实行？
答：此等报告原由翠花胡同党部移至使馆，内中所存之物甚为复杂，实记忆不清此项报告是何人违议。至勾结哥老会一节，我个人甚不赞同。
问：你党在北方工作应取的态度之宣言，是何人违议？
答：此种宣言是共产一部份所为。
问：青年团所宣传之五一劳动节一种，该团如何组织？分子多系何姓名？
答：青年团由学生结会，无定址，所出之印刷物是共产党人一部分之所为。
问：入党团登记簿所载之已入大学或民校等字样，是否系共产与民党之代名词？
答：大学即是共产之代名词，民校即国民党之代名词，亦均是共产党人所分晰。
问：报告中央文电稿内有邓文辉、刘巨全、杨景山、莫同荣等分担部务，云云。所担任何事？
答：此是上届市党部执行委员担任执行职务名单。
问：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之议事日程一本内，有共产党与各黄色的工团等问题，云云。是何解释？
答：第三国际是共产党全世界之组织，在中国有中国部，在英国有英国部。从历史上分晰，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所谓第一国际，是第一次全世界共产党人之结合，由马克斯（马克思）创起，十余年间归于消灭。后，又发起第二次全世界共产党人之组织，存在期至欧洲大战。盖共产党人之原则在反对战争，欧战时各国共党人有因本国之关系加入战争，违反党义，故俄人列宁发起第三国际共党之组织。所谓黄色者，即指第二国际党人不纯正也。工团即工会，如英国工会，多涉于第二国际以下，故谓黄色工团。
问：这陕西人李银连是否你的同党？
答：他在范鸿劼等屋内住，是在陕西某中学充当教员，此次来京系代表于右任。因于右任军中连鞋袜都没有穿，他来京，于右任令他亦（与）我商量请国民政府接济款项事。
摘自沈勇平《容共与分共：还原国民革命》一书
